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以威尼斯为舞台的有两部作品。相信大家都有印象，那就是《奥赛罗》和《威尼斯商人》。

由著名的莎士比亚创作的这两部作品的确让威尼斯在世界上闻名遐迩。但不得不承认，它们给想真正了解威尼斯的人，多少带来了一些障碍。当然艺术家不必完全忠实于历史，只要作品足够赏心悦目，便是圆满。

我们先说说《奥赛罗》。把海军视为关乎国家存亡的威尼斯，连商船的船员都由本国人担任，像海军将官或海外基地的司令官这样的要职，不消说黑人，就是其他国家的白人，也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然而，明知有违史实，仍然用黑人来表现一个饱受嫉妒心之苦的伟岸英雄，不仅能够反映当时威尼斯的国际性，同时也有强烈的舞台效果，莎士比亚的创作手法让人敬服。

《威尼斯商人》讲述的是一位叫安东尼奥的商人，为了帮助窘困的朋友，以自己身上的一磅肉做担保，向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夏洛克借下巨款，却因所持有的商船沉入海中而还不出钱的故事。

威尼斯商人对于分散风险，做得相当彻底。像剧中人物因为几艘船沉没，就变得身无分文的事情，不会在现实中发生。而且能够完全拥有一艘船的人，尤其是远洋船，在威尼斯唯屈指可数的富豪才有这个实力。拥有整艘船，船上满载的都是自家商品的情形，可以说几乎是不成立的。

再说安东尼奥向夏洛克借的3000达克特（Ducat，旧时流通于某些欧洲国家的金币）。即便是高利贷，这么一笔大钱也不可能找一个人借，势必会分散数目向数人借款，尽量减少借款抵押的额度。

当然，在为数众多的威尼斯商人中，一定会有失败者，所以，我不能像评论《奥赛罗》那样说得那么决绝。不过，就算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位安东尼奥确有其人，也肯定会让其他的商人避而远之。这种拿人肉做担保的危险男人，没有人会愿意与他一起做生意。当然，正因为是一磅肉，才有戏剧性，如果做担保的是国债或土地，这戏就没法看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正是完全没有戏剧效果的史实，或者说尽量能接近史实的威尼斯商人们的形象。他们的故事完全没有戏剧性，我甚至可以将本篇的题目改为“威尼斯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群非常务实且近代化的男人们。

我要讲的是12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初，近300年间发生的事情，分成以下4个时期来讲述：

第一时期——12世纪后半叶——1204年

第二时期——1205年——1260年

第三时期——1261年——1300年

第四时期——14世纪初——15世纪初中期

如此划分，不过是为了方便论述而已。历史进程中的各种事物，不仅按照各自的轨迹向前发展，有时还会倒退，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要清楚、简单地切割历史，终究是徒劳。之所以勉为其难地做时间上的划分，主要是有以下原因：

第一个时期讲述的是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止的历史。

第二个时期是从拉丁帝国建立，到拜占庭佩利奥格洛（Palaeologue）王朝复辟，从而导致拉丁帝国瓦解为止。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流域，处于威尼斯独占体制之下。

第三个时期是威尼斯独占体制崩溃，同时也是十字军势力因1291年阿卡沦陷，彻底退出东地中海的时期。马可·波罗就是生活在威尼斯这一最为艰难的时代的人物。

第四个时期是度过艰难岁月后，威尼斯的经济达到顶峰的时期。

一个贸易商的故事

生活在第一时期的威尼斯商人中，有一位名叫罗马诺·马伊拉诺（Romano Mairano）的男人。用历史学家们的话来说，他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威尼斯商人。

从马伊拉诺这个姓氏可以判断，他不属于威尼斯的上层阶级。而且，从他妻子结婚时带来的嫁妆，也能看出他不是出身于小康家庭，估计没有什么做生意的本钱。

他出生年月不详，不过从其死亡的时间倒算，他开始从事东方贸易的年龄，大概是在25岁前后。

1155年，马伊拉诺拿着通过“海上融资”所获得的资金，加入了专门为采购商品和运输提供资金的“有限合资公司”，从威尼斯出发去君士坦丁堡。他负责销售木材。在平安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马伊拉诺卖了木材，从获益中拿出一部分归还了“海上融资”的借款，支付了“有限合资公司”的费用。

不过，他没有立即返回威尼斯。像当时许多同行一样，马伊拉诺以君士坦丁堡为根据地，奔走于小亚细亚沿岸的士麦那（Smyrna）、巴勒斯坦的阿卡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之间。至于资金的周转，也是和其他商人一样，利用海上融资和有限合资公司。

而且，马伊拉诺并不只是商人，他还是一位旅行者。1156年，他担任了从士麦那到亚历山大之间的航船的船长。当然他仍然会按照行规，除了担任船长之外，也靠从上述两处融来的资金购买商品，然后在亚历山大转手卖掉。

商人兼旅行者又是水手，这就是13世纪初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商人形象。

马伊拉诺在离开祖国去东方打拼了9年之后，于1164年回到了威尼斯。那一年，他妻子去世了。

没想到，第二年他又航海去了东方。这一次，他既是船的主要出资人又是船长，船上自然也有他自己的商品。商船从威尼斯出发，经由君士坦丁堡，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

对一个经商10年的商人来说，仅这点儿生意是远远不够的。经商有了信用，更容易融资。因此，马伊拉诺扩大了他的事业，成了走另外航线的商船的共同出资人，在船上寄放了一些适合于当地的商品，委托他人销售。相信这条船的船长和马伊拉诺一样也是商人，他应该也有商品放在马伊拉诺的船上。

可是，三年后的1168年，威尼斯共和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元首下令禁止所有的威尼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从事商业活动。马伊拉诺和同行们一样，只有返回威尼斯。那一年他再婚，估计这只是巧合，他也不是有心利用回国的机会才结的婚。不过，两年后，他就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即将恢复之际用自己和妻子带来的钱，再加上从前面提到的两个地方融来的资金购买了船和商品，再次前往君士坦丁堡。

从那个时期到1204年，威尼斯和拜占庭的关系非常微妙，每年都有变化。第二章中对此已有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总之，威尼斯政府为了保护国家的贸易历尽艰辛，商人们更是拼上了性命。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马伊拉诺勇敢地奔赴东方的第二年。

对于把君士坦丁堡当作自己家一般来去自如的威尼斯人，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平素就带着一种被伙计抢了店铺的店主一般的愤懑之感。1171年，在皇帝的煽动之下，这些心怀不满的人们，发起了排斥威尼斯人的暴动。威尼斯人的居住地遭到袭击，货仓被烧成灰烬。还有很多不幸恰巧在那时滞留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不仅遭到殴打，更因皇帝的命令被关进了大牢。

停泊在港口的威尼斯商船也无一幸免地被暴徒烧毁。商人们用湿布盖在甲板上，心想保不住船，至少想保住船上的货品。可这些努力到底还是杯水车薪。马伊拉诺的船也在受害之中。不过，他比很多同行要幸运，总算保住了性命。他先逃到阿卡，之后搭上开往威尼斯的船，侥幸地回到了祖国。这次事件让他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足足用了12年时间才还清借债。至于威尼斯商人整体所受到的损失，就无法估量了。

不过，那时年纪应该已经过了40的马伊拉诺，就像他不屈的祖国一样，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既然君士坦丁堡不行了，威尼斯政府便改变策略，将贸易重点转移至亚历山大。马伊拉诺依照国家的方针，决定将根据地设在亚历山大。资金则来自元首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Sebastiano Ziani）的儿子彼得罗。彼得罗在父亲当选元首后，代父亲管理家族的财产。他投资马伊拉诺，也许是威尼斯的大富豪们为了让那些在君士坦丁堡深受打击的中小商人们重新振作所采取的救济措施。齐亚尼家族是当时公认的威尼斯首屈一指的豪门。

于是，马伊拉诺再次开启了他的东方之旅。他这次仍然负责销售木材，目的地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马伊拉诺在他熟悉的亚历山大卖了木材之后，购买了胡椒。用胡椒而不是用现金向齐亚尼在亚历山大的代理人偿还了欠款。

之后，马伊拉诺并没有回国。他将剩余的胡椒卖给了回威尼斯的商人，用这笔收益开始了北方沿岸和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当然，他再次利用海上融资和有限合资公司增加了资本。

他出资建造了新船，航向北非。按照威尼斯商人惯用的方式，请与他一样既是商人又兼船员的同行担任船长，委托此人销售商品。而他本人则担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航线的船长，除了自己的货物，也代销别人的商品。就这样，他东奔西走，20年从未返回过祖国。在这期间，他彻底还清了因君士坦丁堡暴动而欠下的巨款。

在威尼斯政府以克制的态度，采用海军力量与外交手段双管齐下的政策之下，1190年，威尼斯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终于得以改善。威尼斯商人在20年之后重新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的经商权。然而，就在这一年，或许是因为年龄已近60，罗马诺·马伊拉诺决定退居二线。可以说，他已经无懈可击地完成了船长的职责。

马伊拉诺退休后回到祖国的那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10年后，即1201年，马伊拉诺离开了人间。那是威尼斯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投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前一年。马伊拉诺这位威尼斯商人，终究没等到祖国威尼斯成为东地中海女王的时代。

像马伊拉诺那样，总是在外商业旅行，几乎不回祖国的商人，并非都是中小商人。包括上层阶级在内的商人兼船员的经商模式，在12世纪到13世纪之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模式对威尼斯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为即使是没有资本的人，只要有心就能参与海外贸易，获得致富的机会。而支持这种经商模式运转的，正是“海上融资”和“有限合资公司”的制度。

集资方式

海上融资的原文为Prestito Marittimo，是一种在短时间内融资的制度，年利率两成。虽然利息看上去很高，但在当时的欧洲实属平常。如果借款人能满载货物平安地返航，卖出商品，归还利息和本金之后，盈余全归自己。尽管利息高得让人咋舌，倘若经商手法适当，还是有利可图。

另一种融资制度叫有限合资公司，我将它翻译为“有限合资公司”（也可译为“联合股份公司”）。

在日本，除了美术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威尼斯的著作。由于没有先例参考，我只好自己从单词开始翻译。不过，“有限合资公司”我自认译得相当糟糕，所以以后的叙述中还是使用意大利原文。Colleganz本意指“连带”，与之相同的制度，在热那亚称为“Commenda”（介绍，推荐）。

这个制度并非是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国家的首创，自古以来，就被犹太人、希腊人以及阿拉伯等商人们所采用。不过，他们只限用于家人、亲戚之间；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但只要是同国人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融资，的确是意大利的海洋国家最早启用的。

一直到14世纪中叶为止，不仅是威尼斯，在热那亚、比萨等海洋国家，有限合资公司始终是最主要的融资制度。它根据合约的不同分成两种融资方式。不管是哪一种类型，都适用于建造新船、投标租借国有船只，以及采购商品。

第一种方式是投资人出资2/3，剩下的1/3由经营者，即船员兼商人负担。所获利润，在扣除必要开销后，由投资人与经营者对分。

第二种方式是由投资人全额出资。经营者没本钱也无妨。归航后销售商品所得利润的3/4归投资人，1/4归经营者。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经营者要冒着海上的危险，在外地售卖商品，然后再购买本国需要的商品带回去。要成交生意，买与卖都是难度极大的工作，实际操作人虽然没有出资，但只能获得1/4的利润，未免有欠公平。

这里，我请大家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假设有4块糖果，母亲拿1块，3块给孩子。如果我们把数字扩大10倍，有40块糖、10个孩子，每人还是拿3块，母亲手中就有了10块糖果。

有限合资公司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此。经营者并不是只能同一位投资人结成“连带”关系。虽然一次航海，只获得1/4的利润，但倘若同时和10位资本家结成“连带”，那么利润就是4/10。反正出一趟海做每笔买卖所耗费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劳力是相同的，一位经营者连带10个投资人的合约完全可以成立。通常，有限合资公司仅限于建造一艘船，或一趟航行。航海结束之后，“连带”也随之结束。再因其他目的，结成新的“连带”。

这种方式，不仅给没有资本的人提供了方便，也因为能分散航海以及商业上风险，受到出资人的欢迎。在保险制度尚未确立的当时，这是减少损害的唯一方法。

有限合资公司之所以长期被威尼斯人所采用，是因为这个制度在各个方面都非常有利。

首先，对于投资人而言，不仅分散了风险，而且凭借与去向不同目的的人结成“连带”，开启多元化的经营。同样的木材，装在航线不同的船上，既可以从亚历山大换取香料，又可以从叙利亚得到丝织品。投资人要做的工作，一是提供资金，二是将从东方带回的货品在威尼斯市场上转手卖给从欧洲来的商人。

这个制度对于经营者也十分有利。他们可以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创业，并且靠与若干位投资人“连带”，增加收益。

还有一点，是投资人和经营者都无法忽视的益处。这种精细的分散投资方式，让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在国内或国外直接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尤其是有一点儿小钱的人，有了投资的机会。向这些普通人集资，即便每个人能拿出的金额不多，但汇总起来也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这种集资方式，为威尼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运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威尼斯人能够募集到资金，与阿拉伯、犹太人只限于血缘关系间的融资，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1267年去世的威尼斯元首雷涅罗·泽诺（Reniero Zeno）留下的遗产明细，从而了解被威尼斯人叫作Colleganz的这种融资方式，从12、13世纪到14世纪中叶，在威尼斯经济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动产——10000里拉

现金——3388里拉

贵金属——3868里拉

各种债券——2264里拉

国债——6500里拉

有限合资公司（132种）——22935里拉

在威尼斯，像元首这般身份地位的人，其遗产的大部分都会捐赠给修道院等宗教团体属下的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福利机构。可见，有限合资公司、国债等也是福利机构运营的重要经济来源。威尼斯商人生意做得越好，不仅是资本家或经营者获利丰厚，也让那些需要依靠福利机构生活的人们受惠。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在以上的叙述中，我使用了投资人和经营者两个单词来说明。那么，现实中真的存在投资人和经营者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吗？答案是否定的。

从上文的罗马诺·马伊拉诺的例子便可以知道，至少到14世纪中叶为止，是不可能清晰地划分两个阶级的。A商人将资金投到B商人所搭乘的开往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船，而A自己却乘坐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船，船上载有B商人投资的商品。这种既是投资人又是经营者的情况，在当时极为常见。那些人在威尼斯不出海的投资人，指的是壮年后从事政府工作的人，或者是普通的投资人。即便那些有参政机会的名家子弟，大多数人在40岁之前，也是在海上度过的。换言之，只要是做生意，无论在陆地或海上，都没有阶级之分。

那么，这些贸易商是怎样航海的呢？有关船的部分，已在第二章中说明，就不再赘言。在12、13世纪，航海技术唯一依靠的就是经验和直觉。至今保存的最古老的航海图是13世纪后半叶制作的。不过它不是威尼斯人，而是比萨人制作的。

尽管当今的航海技术高度发达，但仍然每年都会发行提供游艇、摩托艇使用的叫作Portolano的航海指南，着重介绍具有导航意义的特征地形和地物，比如说某地入港前的海峡的外观等。可见，眼睛所见对航海有多么重要。在13世纪，航海人的经验自然占了更大的比例。像罗马诺·马伊拉诺这样常年往返于同样航线的商人们，他们的脑海中势必深深地印刻着一张准确无比的航海图。

当时商船上乘坐的就是这样一批既是航海专家又是商人的人物，他们中有人担任船长，有人是乘客，所以并非是船长特别优秀。同一条船上，一般会有几条船员的航海技术不亚于船长。正因为是这种情况，船上的事情，自然不会是船长独断专行。比方说，遇到暴风雨来袭，需要变更停靠港等决定，通常都会由船长、一位船的所有人（也是商人）以及两位从其他商人中选出的代表，4个人共同协商决定。哪怕船上有人来自豪门，倘若缺乏经验，同样无权参与决策。

另外，包括划桨手、见习水手在内，全体乘务人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地位携带不同数量的商品上船，无须支付运费，当船长的好处正在于此。这样的规定，使得从船长、乘客到下级水手，所有人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利害关系。

指挥权交由谙熟此道的专家们，不让一人独断专行，其他人则在自己的岗位上谨守职责。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共同体的利益，最终也将回馈给个人。这种充分展现于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威尼斯精神，或许就是在商船航海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其实，把从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半个世纪说成是威尼斯独占东地中海的时代，我是有相当抵触的。

当然，威尼斯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所获得的“投资”收益的确是非常丰厚，完成了一条连接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的“高速公路”。从此以后，威尼斯商人航行时，可以逐一停靠这些领地或友好国家的基地。然而，在威尼斯超过1000年的历史上，它从未享受过像古罗马“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般的太平盛世。

古罗马帝国是陆地型国家。它不仅拥有富饶的天然资源，除了帝国末期之外，人力资源也从未匮乏过。

另一方的威尼斯，虽然因为其公正的法律和人民的爱国心常常被称为“中世纪的罗马”，但它终究是海洋城邦国家。它唯一的天然资源是海盐，人力资源虽然略胜于竞争对手热那亚，但那个时期也只有10万人上下。1338年时，人口数量曾经达到了13.3万，可是10年后黑死病爆发又立减了2/3。即使是被认为人口最多的1483年，也不过在19万左右。在14世纪上半叶，威尼斯的人口数量仅次于巴黎和那不勒斯被称为西欧第三大城市。不过作为陆地型国家的首都巴黎和那不勒斯，周边地区有足够的人力，而威尼斯城的人口就等于整个国家的人口。就算可以从亚得里亚海东岸各地召集水手，但这些人只是下等船员，主要的军事力量还是得依靠威尼斯的市民。

威尼斯的领土就像庭院中铺设的踏脚石，一块块分散相隔，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与内格罗蓬特等海外领土加在一起，面积远远超过了本国。单是守住那些地方，便需要耗费巨大的政治和军事资源。

再加上拉丁帝国统治无能，从建国的当初起，国力便始终处于弱势。如果不是威尼斯海军的保护，国家安全早就陷入危机。虽然海岸地区靠威尼斯海军的力量，还算安泰，但内陆地区却相当薄弱。看准了这一点，各自势力从四面八方向拉丁帝国逼近。北方有新兴的保加利亚，东方有拜占庭帝国残余势力建立的尼西亚帝国（Νίκαια），西面有伊庇鲁斯（Epirus）的僭主。南面之所以能成为唯一的安全地带，是因为它面朝威尼斯统治下的爱琴海。

不得不承认人力资源匮乏的威尼斯，为了避免与这些陆地型国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拉丁帝国建国12年后，不顾西欧人指责他们没有节操，与伊庇鲁斯的僭主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三年之后，又与尼西亚帝国的皇帝签下了同样的条约。伊庇鲁斯的僭主控制了从都拉佐到帕特雷斯（Patras）一带，这里是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而尼西亚皇帝则掌握小亚细亚沿岸和黑海沿岸。

陆地上危机四伏。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海上就安全呢？我觉得在安全的前面有必要加上一个副词“比较”。威尼斯在海上的强敌，是同为海洋国家的热那亚。

有关热那亚，我将会在第六章中详细叙述，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论及热那亚人的特质，只需要几行话就能概括。

首先，他们与威尼斯人不同，倾向于个人主义，不太考虑共同体的利益。由于与国家的关联淡薄，单枪匹马型的人居多，行事作风偏向孤注一掷。

热那亚人不仅有商业头脑，也是行船的天才。这样说绝不是因为他们中间出了一个哥伦布。就是这样一群人向威尼斯的独占体制发起了挑战。当然，真正的大反攻，是从13世纪中叶开始。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是让威尼斯麻烦不断的头号对手了。

这些拥有航海天赋的独行侠们，虽然大多是个人行动，但他们赌徒般的冒险作风却很难让人承受。换句话说，他们形同海盗。

如果在海上遇到交战国的商船船队，先开战，然后赢家拿走输家的所有货物、船只甚至船员。船员和乘客必须交赎金才能换回自由。这种方式的抢夺，威尼斯商人从来不逊于他人，不过纯粹在海上寻找猎物的海盗行为，在很早之前便消失了，首先政府就不允许。

但热那亚人则不同。生意好的时候他们是商人，一旦遇到不顺利，立马变身为海盗。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有一个生意失败，却成功转型为海盗的热那亚人的故事。话说回来，像热那亚人这种行为在当时较为普遍，反倒是威尼斯人的行事风格比较罕见。

尽管威尼斯以细长型的快速加莱船组成的船队经常巡逻于海上，但面对独狼般出没的对手，仍然感到相当棘手。

更何况威尼斯当初在拉丁帝国建立时的条约中，明确写明了被威尼斯视为敌国的商人，不得在拉丁帝国境内行商。这实际上就是将竞争对手的热那亚和比萨踢出了局。尽管拉丁帝国国力软弱，但毕竟掌握着君士坦丁堡及其通往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热那亚人竟然不能在这个东方贸易的重镇经商，难怪他们会热衷于游击战，对此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一点儿同情。

而威尼斯方面，后来也对独占君士坦丁堡所获得的利益，与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所遭受的损失，做了一番衡量，最终得出了继续封杀对手不见得有利的结论。于是，威尼斯在1206年，首先对比萨的商人开放了君士坦丁堡，又在1218年解除了对热那亚的禁令。威尼斯人优待比萨人，倒不是对他们有什么好感，只不过与热那亚商人相比，比萨人容易相处一些。

交易市场

君士坦丁堡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落入西欧人之手后，在贸易面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西欧商人首次进入了黑海沿岸。

在此之前，尽管拜占庭帝国给予了威尼斯诸多的特权，允许西欧的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自由行商，但唯独不准他们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沿岸的诸城市直接贸易。西欧的商人们只能待在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庭商人采购运来的商品，然后再卖到埃及或西欧去。现在，这个禁令被解除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四处飘扬着意大利海洋国家的旗帜，各国的商船船队争先恐后地涌向黑海。可见，与黑海沿岸城市的直接贸易对商人们来说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

首先，黑岸沿岸有丰富的小麦、盐、盐渍鱼、皮草和奴隶。其中，最受香料集结地的埃及、叙利亚人欢迎的商品是奴隶。商人们卖掉奴隶，购买香料、高价布料带回西欧销售。少了拜占庭人的倒手，意味着采购价格变得更低。意大利商人们干劲十足，的确是有道理的。

其次，与黑海沿岸的城市直接贸易，不仅是采购其周边的物产，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购买波斯的丝绸、香料、珍珠、织锦缎、蓝色染料等这些让西欧人爱不释手的商品。此时的君士坦丁堡，相比其作为拜占庭首都的时代，的确是光华不再，但是单凭作为通往黑海的中继站这一点，它仍然保持着十足的商业活力。

尤其是买卖奴隶更是一笔好生意。以塔那（Tana）为首的黑海地方诸城市的奴隶集散地，有来自各地的奴隶。黄种人是来自中亚的鞑靼人，白种人有俄罗斯、高加索人等。这些奴隶们被运上帆船，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下，销往东地中海地区。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岛，他们被当作农奴；在埃及充当士兵；在北非等伊斯兰世界作为划桨手……需求量有增无减。奴隶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大多是帮忙干些家务，基本上就是有钱人家的装饰品，因此具有异国风情的黑人奴隶较受欢迎。相反，在伊斯兰教的国家，白人奴隶的价格则会高一些。

由于基督教的普及，欧洲地方的奴隶供给越来越少。如今增加了黑海这个新市场，对西欧商人而言实在是收获颇丰。特别是威尼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这个绝佳的中继站里有治外法权的居住区和专用的码头，充分地利用了这些优势的威尼斯人，获利肯定比他国商人多得多。

对于威尼斯这样的海洋型国家而言，即使是形势对自己有利的时期，有利的前面也必须加上一个“比较”。同样，当形势不利的时候，不利的前面也得加上“比较”二字。

之所以说“比较”，将这个时期与前期相比，以及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

1261年到1300年，是我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划分的第三段时期。期间发生了以下三件政治大事：

1261年，拉丁帝国崩溃；

1268年，安条克沦陷；

1291年，阿卡沦陷。

对于西欧商人，尤其是对威尼斯商人而言，这是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光是考虑如何将生意维持下去就够他们苦恼不已。可见，经济与政治无法分割的情况不是现代才有的。

1261年佩利奥格洛击败拉丁帝国，重建拜占庭帝国，这对威尼斯是一个打击。而且这一切源自竞争对手热那亚的背后支持，打击因此更为沉重。

暗地里与热那亚签下密约的佩利奥格洛，利用所在位置最靠近君士坦丁堡的优势，趁威尼斯舰队去遥远外海的间隙，与城内的支持者里应外合，一举拿下了君士坦丁堡。闻讯急速返航的威尼斯舰队，面对大局已定的事实，也无回天之力。他们能做的，只有保护城内居住地的同胞上船避难，将这些人运到内格罗蓬特的基地。

佩利奥格洛皇帝与热那亚签订的合约内容主要是：热那亚负责对抗威尼斯，不让威尼斯舰队接近君士坦丁堡。作为交换，迄今为止属于威尼斯商人的地盘，除了君士坦丁堡，还有遏制着金角湾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加拉太（亦称佩拉），全数转给热那亚。威尼斯人不仅在君士坦丁堡的生意无望，甚至被踢出了拜占庭帝国的整个疆域。

虽然威尼斯仍然掌控着大半个爱琴海，但彼时正值占领巴格达的蒙古人改变政策的时期。蒙古人自1258年攻下巴格达后，从初期的热衷破坏逐渐转向和平，欢迎西欧人来经商，因此不能通过拜占庭参与黑海沿岸的贸易，对威尼斯实在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形势发生了“比较性”的变化。或许是因为轻易地就拿下了君士坦丁堡，佩利奥格洛对热那亚似乎没什么感激之情，他开始后悔不该把好处都给了热那亚商人。当然，威尼斯政府暗地里采取得机智、柔软的外交手段也起到了成效。

7年后的1268年，威尼斯商人又一次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经商的许可，不过丧失了以前那样的特权。而在加拉太，热那亚人的商业活动已颇具规模，威尼斯人想从中介入，并非易事。更何况，从1255年开始，威尼斯与热那亚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战争。交战国双方的百姓，就在彼此的眼皮子底下做生意，虽然对那时的商人而言，这种情形属于家常便饭，但终究是令人胆战心惊。

要想知道热那亚人对黑海贸易的重视程度，我们只需看一看如今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多个城堡要塞。至今保存下来的遗址中，除了两处是土耳其人后来建造的之外，其余全部出自热那亚人之手。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就是从黑海出发的。彼时正值佩利奥格洛击败拉丁帝国的前夕。返程时他们避开了黑海，从波斯穿过地中海，回到威尼斯。1271年带上马可·波罗同行的第二次旅程，他们是从威尼斯出发，绕过黑海，从地中海的东岸进入波斯。回程因为是在20年之后，所以是从波斯经由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Trebizond）先抵达君士坦丁堡，然后再从那里返回威尼斯。

围绕黑海沿岸城市的贸易权，威尼斯与热那亚展开了百年的战争。从马可·波罗一行的身上，我们仿佛看见了那些一边避开战火，一边继续行商的商人们的影子。

不仅有马可·波罗

有关马可·波罗的事迹，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我这里无须再做详细的叙述。撇开先行者的伟大这一条，如果说离国多年这件事情，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他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像上文中提及的罗马诺·马伊拉诺那样，20多年在海外经商没有回过祖国的，大有人在。

波罗家的男人们，尤其是马可，无疑比他的同代人们多了一份好奇心，更喜欢旅行，更希望与其他民族交流。当然，第一个到大都（现北京）的西方人是马可的父亲和叔叔，他本人则是首位在（中国）宫廷担任官员的西方人。不过，在他们之后，有不少威尼斯、热那亚的商人也去了大都。

马可·波罗的幸运之处，是遇到了一位将他的见闻记录下来的人。马可在结束漫长旅行之后，卷入了当时不断爆发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成了热那亚的俘虏。在牢中，为打发时间，他向狱友讲述了在亚洲的所见所闻，而狱友将这些内容汇集成文。托此人的福，世界知道了很多东方国家，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他才是。

这里讲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去未知的土地做商业旅行，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并非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要讲的是继波罗一家旅行不到半个世纪之后，一群名字在威尼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男人们的旅行。

1338年，乔瓦尼·洛雷肖（Giovanni Loredan），和其他5位与他同样出身豪门的商人，出发前往印度德里（Delhi）。他本人刚从大都回来。由于在波罗一家之后，又有若干人去过中国，已经开辟了道路，因此他们可以从黑海深处的塔那走陆地到达萨拉伊（Sarai）。

不过，当时的西欧商人们还不知道顺着伏尔加河航行至河口，再沿着里海南下，翻越帕米尔高原边上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进入印度的这条路线。

为了和印度国王达成交易，洛雷肖一行5人共同出资，购买了当时新型的工业产品钟表和喷水器。洛雷肖个人还带上了佛罗伦萨产的羊毛织物，以便途中变卖换得旅费。

或许因为是首次来访的西方人，平安抵达德里的一行人受到了印度苏丹热烈的欢迎。他们立刻献上钟表和喷水器，苏丹大悦，赐给他们价值高过礼品十几倍的贵重的印度特产。他们带来的其他商品，也在转眼间便销售一空，第一次的印度商旅似乎大获成功。洛雷肖一行在归途中经过波斯时，卖掉了印度苏丹的赏赐品，用这些钱买了波斯的特产珍珠。

在东方经商的威尼斯商人的装束

如果这些人能平安无事地返回祖国，将缝在衣角里的珍珠哗啦啦倒在桌子上的话，他们会和马可·波罗一样出名。可惜洛雷肖一行没有那么幸运。洛雷肖和另外两位伙伴因病死在了途中，只剩下三个人回到了威尼斯。在坚守法律的威尼斯政府的严格监督之下，死者的权益由遗属继承，那些投资在死者身上的投资人的权益，当然也不会血本无归。

像马可·波罗、乔瓦尼·洛雷肖这样的商人，与大多的同行相比，多多少少算是一个异数。如果是热那亚，一定会对这些与众不同的人寄予莫大的希望，将他们的大胆作风视作国家的发展方向。

然而，威尼斯却没有这样做。

威尼斯并不是否定或压制本国商人勇敢的探险行为，而是将马伊拉诺这样的普通商人当作国家发展的栋梁。威尼斯人，特别是控制政府的大商人阶级，对于国家的统治，有着与当时其他的国家（现在也一样）不同的见解。

按照字典的解释：

统治——治理国家及其国民。

经营——从事经济型事业。

那么，威尼斯人究竟是如何进行国家统治的呢？我想，用“经营”这个词会比“统治”更加适合。中世纪经济史权威、耶鲁大学的洛佩兹教授曾经指出：“威尼斯共和国，犹如现代私人企业一样经营国家。”也就是说，经济利益是首要目的。与热那亚、佛罗伦萨相比，威尼斯更倾向于稳定成长，因为这样更符合经济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使用“行政指导”，特别是在海外局势动荡的这个时期，手段愈发地强硬。

固定航线的确立

被叫作“幕达”（Muda）的商船固定航线制度，建立于1255年。那正是威尼斯长期以来（比较）享受的独占东地中海的体制开始动摇，与对手热那亚的对决公开化的时期。其他海洋国家也有相同航线的船只集结在一起的“幕达”制度，不过，它仅仅是为了防止商船遭到海战或敌对国舰船袭击这单一目的。而威尼斯的“幕达”航线中除了这个目的之外，还加入了提高海外贸易效率的元素，凝结着威尼斯人智慧的结晶。

“幕达”一词原指昆虫等动物在春天褪去外壳，蜕变，意译是“航海的解禁”，后被用来形容解禁期间出港的商船的固定航线。

最初，组成船队的是私人的加莱船，没过多久，都变成了国有船。数量通常是5艘，有时候也会是10艘。进入14世纪以后，由于加莱船趋向大型化，船队大约由2—3艘组成。船队的首领称作船队长，由政府任命。即使是私人船组成船队的时期，队长也是国家指定的。在战争期间航海时，常常会派加莱军船护卫，不过商用加莱船，包括划桨手在内，有战斗能力的人为数众多，所以它本身就具有足够的防卫能力。

船队的航线、目的地，甚至是中途停靠港，全部由国家决定。有时候政府会应因形势，对每一个船队做出不同的决策。船队在春天出港，秋天归来，如果是8月出港，则在海外度过冬天，直至第二年春天再返回。这份航海行程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期。

航线有时会因为海外的形势而中断，或是更换目的地，如果用河流来形容的话，以下4条航线属于大河级的航线：

一、希腊航线——船队不仅去君士坦丁堡，常常会有部分船只中途脱离大部队，前往黑海。

二、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

三、亚历山大航线。

四、佛兰德斯航线——大多的船队会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然后北上前往欧洲北部，中间停靠英国的南安普顿港（Southampton）。

这些“幕达”，即由数艘加莱商船组成的船队，等到航海期解禁之后，便纷纷离开威尼斯港。每一季出港的船舶数量大约在30—50艘左右。除了佛兰德斯航线之外，所有的船队在通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马塔帕洛角（Matapalo）之前，走的都是同样的航线。马塔帕洛海角附近的海面风向多变，被视为危险之地。闯过这个难关后，“幕达”们分道扬镳，各自向北、东或南航行。由于“高速公路”的完成，每一条航线上都设有领事馆、商馆、修船厂等完善的设施，保证航海和通商在途中不受阻碍。

要解释这些“幕达”为什么如此规划，我必须列出每一条航线的船队负责的不同的进出口商品。

首先是希腊航线，出口的是佛兰德斯的毛织品、佛罗伦萨的纺织品、德国的金属制品和威尼斯的玻璃制品。进口产品包括葡萄酒、橄榄油、果实、丝绸、砂糖、蜂蜜、蜡和染料等。虽然黑海地区盛产小麦、毛皮和皮革，但由于这些产品的单价较低，因此被禁止用加莱船运输。它们只能使用往返于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帆船运输。

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的出口产品也差不多，就是多了一个木材。进口产品以香料为主，再加上大马士革产的丝绸织物、果实、染料等典型的东方物产。

亚历山大航线则清一色是东洋特产的香料。而威尼斯出口的是金属制品、毛织物、木材和奴隶。

佛兰德斯航线是在14世纪初才开辟的最晚的一条航线，出口商品有香料、砂糖、希腊产的葡萄酒（这是英国人的最爱）、高级布料，进口的全是羊毛。这些羊毛，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纺织成高级布料后，销回西欧，可见威尼斯的商业具有中介的特性。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船都沿着这些“幕达”航行。正如我在上文中将“幕达”比喻成河流，很多小帆船就像流入大河的支流，将船队不去的地方的特产，运到固定航线船队停靠的每一个港口。还有一些大型帆船因为主要运载盐、小麦、木材、腌渍鱼、奴隶等商品，所以会沿固定航线航行。

15世纪威尼斯的固定航线

由加莱船组成“幕达”的船队，虽然在准时和安全性上有优势，但由于需要众多的划桨手，所以运输成本很高。因此，加莱船通常规定优先装运重量轻、价格高的诸如香料、染料、高级纺织品等商品。那些分量虽轻但价格便宜的棉花则要看加莱船是否有空间存放，如果没有，便改用帆船运输。而分量最重的盐和木材，则完全依靠帆船。不过，那些来往于支流的小船，甚至是沿着固定航线行驶的帆船，除了运载商品的期间之外，是不受政府的“行政指导”的。

如果我们在脑海中勾勒一张地中海全域的地图，那么整个图面上会有4条以威尼斯为据点的横贯东西的粗线，周围有多条细长的纵横短线与主干合流，无数条长短不一的航线，就像血管分布图一样。

在冰箱尚未问世的年代，肉类的保存方法只有盐腌或风干。能吃到没有臭味的鲜肉着实需要好运气。香料是除去肉的臭味，改善味道的唯一办法。自从发现了香料的妙用后，西欧人便无“香”不欢。

香料类似于日本的调料，以鱼为主的日本料理，靠葱、姜、芥末提味，同样胡椒、肉桂、丁香、肉豆蔻、生姜能够让肉变得更为鲜美。其他如月桂树的叶子也是香料的一种，不过这种西欧可以出产。

对胡椒，我想就不用再做什么说明了。肉桂在日本叫作“Niki”，使用方法与胡椒相同。丁香是将花蕊晒干后直接使用。肉豆蔻是一种差不多圆粒糖果大小的树木的果实，用研磨机磨碎后使用。至于生姜，没有日本产的那么饱满，干干的没有水分，看上去像骨头的碎片，要泡过水后才能使用，用途与日本料理一样。

以上这些统称为调味料的各种香料，在中世纪的地中海贸易中，可谓是炙手可热的商品。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西欧的肉类料理必不可缺的元素，在意大利随处可见。虽然这时的欧洲人对香料，不像有些国家的人那样视之为珍贵的异国物品，不过也是放在小小的袋子里一包包出售。直到16世纪为止，君士坦丁堡有一个叫作“香料集市”的地方，因为生意几乎全部由威尼斯人操控，所以又被称为“威尼斯人的集市”。集市热闹非凡，景象堪为壮观。

正如中世纪的绘画或雕刻中所描绘的那样，装满香料的大麻袋放在店铺的门口，店主随手铲上一勺卖给客户，和日本卖黄豆的情景颇为相似。麻袋口随意张开着，里面的货少了，店主就将袋口朝外翻折，让袋子看起来始终是满满当当的。集市周围弥漫着强烈的香味，味道之浓郁会让人感到头疼。曾经是西欧香料集散地的威尼斯，想必也是这般光景。

印度、锡兰出产的香料，是通过以下4条路线，越过印度洋，被运到威尼斯固定船队抵达的东方港口：

一、黑海通商路线：渡过印度洋，在波斯登陆。穿过波斯，从里海附近的大不里士（Tabriz）前往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

二、小亚美尼亚通商路线：这一条是马可·波罗走过的路线。抵达大不里士的路线，与上述相同。之后取道往西，前往濒临地中海的小亚美尼亚的拉亚佐（Laiazzo）。

三、阿卡通商路线：渡过印度洋，进入红海。从红海东岸的吉达（Jidda）登陆，经由麦加（Mecca）、麦地那抵达大马士革。这一段陆地的运输是靠“沙漠之舟”的骆驼。从大马士革到地中海沿岸的阿卡，大约是三四天的路程。

第四条通商路线则是沿着红海继续北上，抵达苏黎世，或是途中在西岸登陆，顺着尼罗河南下至开罗、亚历山大。也有些船队在到达开罗后，不去亚历山大，而是转向阿卡。

来往于以上这些商路的有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些人都是在战火等危险状态下，依然能够继续做生意的老手。哪怕是十字军的存在，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增加了途中被掠夺的风险，沙漠中的通商，从来没有因此中断。

香料之路

除了军火买卖之外，一般都是形势越稳定，生意越兴隆。不管是那些穿越沙漠卖商品的商人，还是乘船来买商品的商人，就算他们本身不是和平主义者，也是打心眼里期望天下太平的。然而，现实形势往往不能如他们所愿。从1268年重开君士坦丁堡至黑海的航线，直到1343年重开亚历山大航线的75年中，威尼斯就不得不频繁地更改“幕达”的航线。

撇开1314年建立的佛兰德斯航线不谈，从1268年重新开启君士坦丁堡至黑海的航线之后，黑海航线、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以及亚历山大这3条航线，真正能做到通行无阻的，只有23年的时间。1291年，作为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叙利亚最后堡垒的阿卡被马穆鲁克王朝攻破。

威尼斯在阿卡不仅设有领事馆，从专门的教堂到面包房一应俱全。对于把此地当家乡的威尼斯人而言，阿卡的沦陷，实在是一记沉重的打击。除了不能继续在这里做生意，也同时失去了已经成为马穆鲁克王朝大本营的埃及的生意。亚历山大的航线因此关闭。另外一条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也只能走到塞浦路斯便折回返航。因为罗马教皇对十字军的败北十分恼火，严禁与穆斯林做任何商品的交易，哪怕是非军需物质。

不过，从教皇接二连三地颁布禁令可以想象，多少还是有些生意在暗中进行。1302年，威尼斯与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秘密签订了通商条约。

从那以后的20年间，威尼斯与教皇仿佛在玩“捉迷藏”游戏。威尼斯人偷偷去某个城市做生意，等事情快要暴露，便逃到另外的城市。想到从沙漠里来的骆驼也得配合威尼斯人忙着东躲西藏，便让人忍俊不禁。

终于，教皇忍无可忍，于1322年派特使前往威尼斯，将十几名与穆斯林做买卖的商人逐出了教会。这些人都在威尼斯政府担任要职，其中还有一位是圣马可教堂的监察官，这是一个除了元首之外唯一能够享受终身制的职位，虽然权力不很大，却拥有崇高的威信。把这些商人逐出教会在威尼斯一下子成了社会问题。

那些被破门的人们，死后不能埋葬在基督徒的墓地，他们的孩子们受洗、结婚都不得以基督教方式进行，社会伤害极大。尽管威尼斯政府提出了抗议，教皇对此还是置若罔闻。无计可施的威尼斯不得不向教皇低头，在之后的23年里，亚历山大港再也没出现过一艘威尼斯的船。

我这样写，似乎会让大家感觉威尼斯忍气吞声地放弃了与穆斯林通商的丰厚利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发明了一种在现代经济术语中叫作“dummy”（挂名，虚拟）的办法，将目标锁定在东方的基督徒身上。与西方的教徒相比，这些人受教皇的影响较小。

不能和穆斯林做生意？好吧，那就换成东方的基督徒。事情就那么简单。

威尼斯人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东藏西躲地做生意了，交易地就定在塞浦路斯岛和拉亚佐，尤其以后者为重镇。拉亚佐位于塞浦路斯岛的对岸，是一个四周被伊斯兰世界包围着的东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小国。它属于亚美尼亚的一个城镇，原本就是东方物产的集散地。拉亚佐集市上销售的香料，自然是途经穆斯林统治的地区运来的。早在教皇大发雷霆的10年之前，威尼斯每年就有船只来往于拉亚佐。或许是为了不让教皇觉察到他们的意图，威尼斯派出的都是私人船只组成的船队。在如今的形势下，他们不过是将所有的航线都换成了拉亚佐航线而已。

就这样，小亚美尼亚的拉亚佐，成了来自波斯、红海的商品集散地。埃及的苏丹在赶走十字军之后没多久，便与威尼缔结了通商条约。由此可见，与西欧人的贸易对埃及来说多么有利。通商条约规定：威尼斯以向埃及苏丹交付年贡的形式，支付商品通过小亚美尼亚国境时的关税。作为交换条件，苏丹不会攻击属于基督教国家的小亚美尼亚。虽然不清楚威尼斯暗地里做了些什么，但从条约精细的内容来看，这非常像威尼斯人的思考方式。

与东方的基督徒通商，教皇也无话可说。于是，威尼斯共和国将亚历山大和阿卡这两个中断的生意的缺口，用黑海和拉亚佐给补上了。这样的贸易维持了21年。

1343年，据有说一位住在塔那的威尼斯人杀了一个原住民，激怒了当地的领主。他下令袭击了威尼斯商人的居住区，烧毁了货品。同时受害的还有热那亚商人。威尼斯人不得不放弃黑海地区主要商业基地之一的塔那。虽然除了塔那之外，威尼斯在附近另外还有如特拉布松等基地，黑海地区的通商并没有因此完全中断，但全面依赖这条航线过于危险。

就像前文所述的有限合资公司的特点，威尼斯的个体商人对分散危险都做得非常彻底。作为整个国家，更不会冒险将筹码全押在一处。于是，他们决定向教皇行贿。

1344年，即一年之后，教皇向威尼斯政府传达了允许他们与伊斯兰人通商的指令。理由是威尼斯对于小亚细亚的士麦那脱离土耳其海盗的统治，做出了贡献。事实上，真正的功臣是圣约翰的骑士团，威尼斯不过是派出了五六艘加莱战船而已。

不管怎么说，亚历山大的航线得以重新开启。而维持了30年以上繁荣的拉亚佐，也因为失去了其存在的主要价值，沦为东地中海沿岸一个不起眼的城市。因为对威尼斯商人而言，货物通过小亚美尼亚商人的中介，无疑是增加了一道流通环节。既然现在可以与伊斯兰世界直接通商，这个环节则可以省去。同样，埃及的苏丹也没了再对小亚美尼亚保持温和的必要，不久后便占领了此地。威尼斯对此也没有强烈的理由反对，反正就算以后形势有变，他们还有塞浦路斯。

那么，另外一条与伊斯兰世界完全没有关系的佛兰德斯航线又怎样呢？是不是顺风顺水毫无障碍呢？事实上完全不是。航线自1314年开启后才4年，由于威尼斯船员卷入南安普顿住民的纷争，导致英国与威尼斯一时断绝了两国的关系。虽然威尼斯在商业基地布鲁日设有领事馆，商船不至于全面停航，但20年后英法百年战争爆发，使得这条航线再也无法继续。

大约就在同一个时期，热那亚照例又发生了内斗，教皇派的热那亚人与那不勒斯王勾结，皇帝派的背后有西西里王支持，两派相斗日益激烈，西地中海地区被搅得鸡犬不宁。三艘脱离船队抵达西西里港的威尼斯商船，遭到热那亚人的袭击，货物被抢劫一空。如前文所述，热那亚人无论是教皇派或皇帝派，一旦有机会，就会变成海盗，非常难对付。

威尼斯政府评估形势在短时期不会改善，于是决定关闭佛兰德斯航线。即使关闭了航线，威尼斯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其实并不是很大。因为正好在那个时候，欧洲西北部与威尼斯之间的陆地交通状况有所改善，通行的安全得到了保证。从那之后的40年间，威尼斯完全依靠陆地，与欧洲西北部进行贸易来往。不过，最爱希腊葡萄酒的英国人不知道是如何熬过这段岁月的。葡萄酒经受得住海浪，可受不了马车的颠簸。沿途停靠英国南安普顿港的佛兰德斯航线，一直要到1380年以后才重新开启。

尽管经历了种种磨难，威尼斯政府依然坚持采用国有船队行驶固定航线“幕达”，因为这种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第一、船队由加莱船组成，这种船型适合作为军船。遇到不测时，可以随时成为舰队。

第二、船舶一般在使用六七年后就必须重新打造，其间还有损坏、维护等问题。使用国有船可以让商人们摆脱这些精神及物质上的负担，集中精力做生意。

第三、通过运载香料等高价物品，抵消加莱船高额的人工费所产生的运输成本。此外，固定的航线可以保持出海频率稳定，从而加快资本运转的速度，增加利润。

第四、正因为是国有船，只要支付运输费，任何人都可以装载自己的商品。当政局稳定、航海安全有所保障的时期，政府会采用竞标的方式向私人出借船只。为了防止得标者哄抬价格，排除异己，独占仓位，法律规定了得标者可收取的运输费的上下限。而负责监视各条船的船队长，则是政府任命的官员。

这种制度对于防止财力雄厚的大商人独占商船相当有效，向所有希望参与海外贸易的商人们，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没有哪个国家会像威尼斯那样用心地去培育、保护中小商人。关于这一点儿我会在下文中展开论述。

大企业的独占行为，最终会导致国家的整体经济僵化。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耐人寻味的是，看到这一点并付诸行动的，竟然是掌控威尼斯政权的大商人们。这与任由巨贾独占市场的热那亚、佛罗伦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五、航线的定期化对确保海外市场有利。交易的另一方可以事先做好准备，安排骆驼商队到达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受益的威尼斯人基本上独占了香料市场，即使是那些大胆、精明的热那亚商人们也几乎没有插足之地。

第六、政府经过准确的情报分析制定的“幕达”制度，因为是以安全、可靠为首要目的，所以无论是在资本或人力方面，对于促使威尼斯国民广泛地参与海外贸易有所贡献。

第七、强势的行政指导往往容易扼杀个人的积极性。威尼斯政府很明白这一问题，所以政府只负责管理固定航线。此外的航线完全交由私人打理，新商品及新市场的开发几乎全部出自那些商人之手。但如果贸易地区的形势发生突变，政府判断有必要介入之时，会毫不迟疑地对私营者们发出行政指令。

最后一点好处是，国有商船的固定航线制度使威尼斯共和国的基本方针“国家利益等于私人利益”得到了具体的落实。或许应该说，由于这项制度符合威尼斯人的民族性格，所以才能高效地实施。

海商法

在实施“幕达”的同一年，威尼斯政府颁布了《海商法》（Leggi Marittime，亦译为“海上法”），把所有固定航线有关的事项法制化，以促进“幕达”更有效地运作。

《海商法》的内容包括船队中加莱船的吨位、运载量、运输费的上下限，采用竞标制度时承租人对船只的损伤、修理或沉没所需负担的额度。无论货物大小，必须记录在案，目的是为了在保护货物的同时监管超载的问题。

此外，《海商法》还规定了船长与船员之间的相互义务。船长有义务给予船员规定的待遇，同时船员必须遵守指示，不得擅自行动。不过，即使真有船员不听指挥，船长也不能当场给予处罚，必须在返港后，向专门负责《海商法》的“海上法庭”（Curiaedel Mare）提出上诉，由法官根据法律在听取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证词之后做出裁决。不仅是船长可以向法庭提出上诉，船员同样也有权利控告船长。

与违反规定的船员要受到惩罚一样，在遇到突发状态时，没有进行合议擅自变更航线的船长同样会受到惩处。如果船长收取了商人的贿赂，按照商人的希望更改停靠港的话，一旦查证属实，则将被处以几乎要倾家荡产的巨额罚金。如果不能让当事人感到受贿是件极不划算的事情，这个问题是无法杜绝的。

当然，《海商法》也针对航海中死亡或受伤的船员规定了相应的赔偿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船员等级最低的划桨手的权利的保证。除了对他们伙食的质量、薪水和损害赔偿有所规定之外，还明确地注明了他们同样有商品买卖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携带货物上船，在东方卖掉后，再用赚来的钱买商品带回威尼斯销售。当然，这原本就属于从船长到船员人人都有的权利，划桨手不过是与他们同享而已。

威尼斯政府如此用心良苦地考虑到划桨手的权利，并非是尊重人道主义精神，在中世纪还没有哪个民族有保护人权的观念。

正如第二章所述，划桨手之于加莱船，犹如马达之于游艇。而且发生战事时，这些数量最多的人员是作战的主力。对于以加莱船为核心的威尼斯国家而言，划桨手们是一群不可或缺的男人。因此，保证这些人的权利，只是政府精心规划的经济运营中的一项必要措施。

当年为划桨手专门设计的防弹衣（准确地说是防箭衣），至今仍然保存。正因为将他们视为战斗的主力，才会出现这样的装备。如果是奴隶，才不会有人在乎他们的死活。

这些威尼斯的划桨手们有一个习俗。每次用餐时，会邀请他们的守护神圣佛卡（Foca）同桌共食。当然圣人是不会现身的，他的那一份食物就多了出来。于是，大家每个人都出一份钱，以圣人餐费的名义存起来。等船靠港后，再将这份钱捐给当地的贫民。在中世纪，相同职业的人通常都有共同的守护圣人，以增加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的荣誉感。

为了说明“有限合资公司”和“幕达”，这里涉及很多与14世纪有关的内容。本章叙述的是12世纪后期到15世纪前期的“威尼斯商人”，我把14世纪以后的事情放在最后一段讲，其实是有理由的。

以1300年前后为界，首先航海技术发生了革命，紧接着是船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商业技术出现划时代的变革，也是在这个时期。在这种形势之下，商人的类型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指南针与航海图

首先，由于指南针、航海图以及被称为“Tavoladi Marteloio”的航线一览表出现，引发了航海技术的改变。这3样东西逐渐成为航海的必需工具。

据说早在9世纪之前，中国人已经发明了指南针。后来，它被阿拉伯人带到地中海，在1302年经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之一阿马尔菲（Amalfi）的商人改造，提高了性能，从而在地中海地区的船员中迅速普及。之后（14世纪中），它又经过了数次改良。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古老的航海图（portolano），是1270年绘制的，通常称为“Carta Pisana”。它是意大利另一个海洋城邦国家比萨的商人所制作的。而现在能够考证的威尼斯人最古老的航海图制作于1300年，而威尼斯人可能在此之前就开始使用航海图了。

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海图已经绘制得相当准确。特别是他们活跃的主要舞台地中海流域的精确度，甚至当今仍然适用。不过，那时的海图上北欧一片海域的情况就不怎么准确了。

“Tavoladi Marteloio”是一种将东西南北分为32个区的图表。但船员们对它的依赖度不如指南针和航海图。

计算航线与目的地间的距离，一般是根据风向，再利用指南针和航海图，用三角法测量法计算而出。但这种方法唯有航海经验丰富的人才能很快得出答案。毕竟海上风云多变，不可能把时间都花在计算上。可是，如果使用了航线一览表，就算没有快速读懂航海图的能力，或者不擅长三角法计算，只要能使用指南针、航海图，并懂得一些简单的计算，便可以很快地算出航线。换言之，即使不是航海老手，也可以追随着不断变化的风向，迅速决定航线。

这种方法在威尼斯人中得到广泛使用，却不怎么被热那亚人重视。或许他们自认为是航海的天才（事实亦如此），对这种给门外汉使用的道具不屑一顾。相反，威尼斯是一个喜欢机械化和合理化的民族，能让越多的人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准，就越能提高经济效益。

这些技术革新，大幅度地延长了航海的周期。无论是下雨、起雾、阴天，甚至因受制于肉眼能见度而无法出海的冬天，都能航行。技术革新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以往3月末才开启港口，如今可以提前到2月甚至1月。固定航线也做了日程上的调整，冬天出港的船队5月末返航；夏天出发的，则在秋天或初冬归来。一年只有一次的航海机会，变成了两次，也就是说一年会有两次收益。

与此同时，英国、佛兰德斯的毛纺业，以及德国的金属工业也蓬勃发展，销往西欧的货物随之增加，大大提升了当地的购买意愿。对于东西方贸易中介的威尼斯而言，这是一个经济飞跃发展的大好时机。他们抓住这个好机会，对船舶做了结构上的改造。

船的变化

1300年前后，北欧的圆形船，传到了地中海流域。它是一种吃水线较高的四角帆船，叫“柯克船”（Cocca）。由于它节省人工，即运输成本，因此受到了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注目。

首先，帆船与加莱船相比，原本人工费就比较低，另外，四角帆还可以根据风力的强弱，随意调整风帆的面积大小。而三角帆则需要卸下帆桁换上其他的风帆，或者是推着帆桁变换方向。操作的简单化，意味着减少了劳力。

如第二章中所述，地中海流域风向多变，仅靠四角帆航行，会浪费不少时间，于是出现了三角帆和四角帆并用的方式。

北欧帆船的另一长处是船舵的位置。由于加莱船的船尾呈锐角，因此必须左右各设一个舵。圆形船的船尾是直线型的，所以只需要一个船舵，便于操作。很快，两个舵的大型帆船就在地中海消失了。原本意指北欧船的“柯克船”，成了圆形帆船的统称。

就在这个时期，作为地中海海洋国家代表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不得不面临船舶结构的选择。

热那亚最终决定全力投入大型帆船，甚至建造了千吨以上的船只。热那亚港口水深，而且他们的主要商业航线是从西地中海跨越大西洋，再加上无法确保划桨手的数量，因此使用大型帆船对他们来说比较便利。说实话，大型帆船非常适合热那亚人那孤注一掷的独行侠气质。

而另一方的威尼斯，尽管也追赶船舶大型化的风潮，但依然坚持以加莱船为主的一贯方针。一直要到15世纪初，他们才开始建造作为军船用的大型帆船，最大的排水量在720吨左右。

威尼斯港口的水位浅，大型帆船在亚得里亚海无用武之地。当然最大的理由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在东地中海一带，与不得不越过大洋的热那亚相比，大型帆船的使用率很低。另外，威尼斯可以从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招募划桨手，与人口只有威尼斯的一半，而且周边没有类似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这样的劳力供给地的热那亚相比，威尼斯减少船员数量并非是特别迫切的问题。

以往的加莱船称“GaleaSottile”（细身加莱船），大型化之后叫作“GaleaGrossa”（宽身加莱船），由于是为商船而开发，所以又称加莱商船。两者的差异不仅是船体的宽度。

“细身”船的桅杆是一到两根，“宽身”船一般都是三根。而划桨也从原本两人并排的“布雷米”（Bireme），变成了三人并排的“特雷米”（Trireme）。大型化后，船的受风阻力变大导致速度减慢，因此需要通过增加船帆和划桨手的数量来加强动力（速度甚至超过以前）。船大了运载量自然提高，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

15摘自弗雷德里克·C.莱恩（Frederic C. Lane）的《威尼斯的历史》（Storia di Venezia）

节省人工意味着成本降低，利润增加，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相对于热那亚大型帆船一个船员可拥有10吨货物的运载量，威尼斯的加莱商船每个人只有一吨的份额。威尼斯是如何弥补这之间的差距的呢？

首先，作为威尼斯固定航线主力的加莱商船，必须优先运载香料等高价货物，因此缩减了不少差距。不过，真正让威尼斯能与热那亚抗衡的武器，是航线的安全性和定期性。威尼斯人凭借航行安全、航期稳定这两个优势，不仅可以和东方的卖家讨价还价，压低产品的价格，而且快速的资金运转，也增添了高利润的可能性。虽然在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海上保险制度，但没有哪个威尼斯商人会为走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上的货物去购买保险，因为他们对固定航线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有绝对的信心。

其次，热那亚虽然有大型帆船，但千吨级的毕竟数量极少。哪怕普通级别的大型帆船，仍然需要保证一定数量的人员以便船只正常运转，不可能过分精简。此外，为了航行的安全，还必须配备一些专门的战斗人员。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使到了17世纪，英国的商船仍然规定每位船员只有5吨货物的运载量。因此，除了极少数的例子之外，热那亚大多数船只的情况应该也是这样。

再次，如果帆船的大小不一，也就是说船只速度不同，是无法组成船队的。而热那亚人又是最受不了步调一致的，他们的船大大小小，按照不同的船速，各走各的路。这样，自然会增大风险。热那亚的保险制度之所以发达，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每一次航海，他们要支付大约是货物总额的两成的保险金。

综合以上两个竞争对手的各自利弊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威尼斯选择加莱商船作为规定航线的主力，是没有错的，他们绝对有能力对抗换成了大型帆船的热那亚。

中世纪的“金融区”

作为改革的第三项，同时又是中世纪特色之一的商业技术的进步，首先是从簿记（bookkeeping）的普及开始的。

传说簿记是由威尼斯人发明的。实际上，它应该是托斯卡纳（Toscana）地区普拉托（Prato）的一位商人想出来的，不过，将它改良为复式簿记的是威尼斯人。这种可以让交易内容一目了然的复式簿记法，很快地就在威尼斯、热那亚乃至西欧的商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人们称复式簿记为“Venziana”——威尼斯式。

簿记不可欠缺的阿拉伯数字，要归功于13世纪将它引进欧洲的比萨人。最初，因为它是异教徒的产物，多少受到了来自教会等方面的阻挠。不过，阿拉伯数字的便利性，是罗马数字无法相比的。它不易写错、看错，还有0的概念。所以，纵有教会的妨碍，它还是在讲求实惠的商人们之间广为流传，威尼斯甚至还设立了专门教孩子学习阿拉伯数字的学校。

商人们通过使用阿拉伯数字记录的复式簿记，不仅清楚地知道自己直接参与的生意的全貌，而且还可以了解通过海外代理人进行的贸易明细，全盘掌握商业的进展。这对威尼斯商人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簿记的发明和阿拉伯数字的引进功劳不归威尼斯人，但近代意义上的银行的创立，却百分之百是他们的功绩。

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种叫作“Banco”的银行。店铺的桌子上到处堆着金币银币，主要从事的是汇兑或借款业务。而威尼斯人创建的银行，因为店铺的桌上只有账簿，所以又称“书写的银行”（Banco di Scritta）。

在里亚尔托桥的桥端有一座里奥多圣雅各伯教堂（San Giacomo di Rialto）。教堂的入口前是一条建有屋檐的长廊，这里成了“银行街”，总有四五位银行家坐在那里，桌上放着账簿。在教堂门口公然地做金钱交易，这实在是太像威尼斯人的作风了。不过话说回来，里亚尔托桥下的大运河两岸，原本就是贸易的中心，把银行设在此合情合理。再说银行家与东奔西走的贸易商不同，大多时候都是坐着的，找个有屋檐的地方也无可厚非。

教堂的钟楼后来装上了挂钟。不知是不是巧合，如今去银行，在最醒目的地方都能看见挂钟。

随着这些银行的开业，当时的里亚尔托，给人一种不同寻常之感。从北（伦敦）到南（开罗）的商人们对它的印象，大概与现在我们听到金融区、华尔街时的感觉相似。

虽然没有《华尔街日报》那么高端，当时的里亚尔托也有类似的商业小报，我们不妨称之为“里亚尔托日报”。报纸的内容主要是前一日交易的收盘价，按商品种类分开，派发给顾客。

商人们会参考报纸上的价格进行交易，成交后便去银行办手续。他们在银行都有账户，只要告诉银行家向某某人的账户汇入多少钱，银行家依嘱登记在册，钱就这样过了户。商人们再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提着装着金币银币的袋子去做生意了。

受托将钱汇入他人的账户，银行家并不会提供收据证明。银行有账本的副本，始终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因此没有开具票证的必要。

威尼斯的商人们通常会同时和数家银行来往，想与威尼斯做生意的其他国家的商人们基本也都在威尼斯的银行开设了账户，所以账户之间的金钱流动非常方便。即使在威尼斯银行没有账户的人也可以通过威尼斯银行和自己的银行间的操作，即汇票形式，进行异地付款。这样，除了能够降低随身携带钱币的危险，商人们不必非得将卖货的收益，用来购买商品。

汇票使得商贸活动更具有灵活性。它不仅用于商业，对于那些编制舰队、设立大使馆等需要大笔资金流动的国家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创新。

距今800年之前，威尼斯已经建立起了具有近代规模的银行。那么，他们是怎样处理银行业务之一的融资呢？

涉及这个问题，不得不说威尼斯人实在太精明。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竟然是国家。那个时期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百年战争，正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政府为了筹集军费煞费苦心。

当然，银行也针对个人进行融资，但仅限于贷款，不做投资。也就是说银行不会利用债权人的身份，参与企业的经营。在威尼斯开设银行，需要事先向国家交3000里拉的保证金，其中也有付了保证金，却因为过度贷款而倒闭的例子。不过像佛罗伦萨那样借钱给外国的国王，结果因国王战败，导致银行收不回本钱破产的情况，在威尼斯从来没有发生过。

因为在威尼斯，经济界的主角不是银行，而是从事实业的商人。银行只是一个从侧面协助的配角，帮助商人们的经营活动更为合理化和效率化。曾经有人提出疑问：作为中世纪经济一大中心的威尼斯，为什么没有像同时期的佛罗伦萨那样，出现巴尔迪（Bardi）、贝鲁奇（Peruzzi）以及后世的美第奇家族等以银行为中心的大企业集团？我想答案就在于此。同样，这也是日后控制热那亚政治、经济的圣乔治银行，不会在威尼斯出现的原因。

如果将美第奇家族所代表的企业比作财阀的话，威尼斯商人们选择的就是商社模式（贸易公司）。

对于经济，我是个外行。写簿记、汇票这些专用名词时，一点儿实际的感受都没有。之所以要提出我个人的观点，是因为如果不做这些非科学的假设，很多事情就无法说清道明。

首先，财阀型代表了大企业优先的经济，最终必然走向垄断。在优先发展大企业的前提之下，金融业纯粹是一个依靠贷款收取利息和本金的机构，自然是选择条件良好的企业作为融资的对象。因此，不会产生扶植弱势的中小企业的概念。

而商社则是销售他人生产的商品。卖方越多，对买方就越有利。相反，买方越多，卖方不用出手也能削价，同样有利。习惯于这种经营模式的人，不太会产生独占市场的想法，对他们而言，这是个不利于经营的概念。

当自己处于买方立场时，如果竞争对手过多，可以组成企业联盟共同采购。例如对埃及香料的采购，威尼斯政府就经常下令，指示在当地的威尼斯商人们组成“卡特尔”。

反之，如果作为卖方企图独占市场的话，威尼斯的“公平竞争委员会”会立即介入，严惩不贷。曾经有商人采购了大量的住宅用建材，打算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政府迅速出手干涉，没收了货物，改用竞标方式销售。按照威尼斯政府的规定，买家的购买量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而且在出售必须依循市场价。

靠塞浦路斯的甘蔗栽培和开发盐田发迹的威尼斯当时的首富费德里柯·科纳（Federico Corner）被中小商人们控告违反禁止垄断条例时，政府并没有因为他是首富而改变一贯的立场，针对科纳要求购买砂糖或盐时必须同时购买棉花的销售手段，对他发出了违背国家方针的警告，命令他在塞浦路斯不能硬性搭卖商品。除此之外，政府还对科纳进行了严格的监控，以防他利用雄厚的资本在威尼斯建立垄断体制。

从上述的内容，以及固定航线全部使用国有加莱船，给予没有能力拥有商船的人们参与海外贸易的机会等措施，可以看出威尼斯政府对于保护、培养中小商人的政策执行得相当彻底。这一切并不是中小商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向政府争取而来，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正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大商人们。

威尼斯共和国通过执行全力支援中小商人健全、活跃的商业活动这一贯的经济政策，有效地防止了国家经济僵硬化。这样的构想，也是它有别于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特别之处。换言之，唯有非金融资本主导的威尼斯，才会制定禁止大企业垄断的政策，政策才能够得到公正、彻底的实施。

虽然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企业，但我对日本商社的运营情况一无所知。不过，从商社的本质来看，威尼斯人所持有的那些观念，只有从商社式思维中才能产生，在日本应该没有得到高效的实施。因为相比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去扶植中小企业，反而是威尼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做法，更能彰显中小企业存在的价值，而且地位更为稳固。说到底，威尼斯人是被称为将自己的国家当作私营企业来运营的国民。

要论述14世纪以后威尼斯商业技术的革新，就不能不谈及货币与税制的问题。

在我以前写的有关15—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传记中，出现的货币就是威尼斯金币达克特。文中出现的不管是威尼斯人，还是罗马人、米兰人、费拉拉人（Ferrara），甚至是法国国王，大家要的都是达克特。可见威尼斯的货币是当时的国际货币，而且一直到某个时期为止，主要以银币为主。它是1202年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为了筹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经费而铸造的，称为“格罗索”的（Grosso de Argento）的大额银币。大银币直径23毫米，重量2.18克，纯度高达0.968，几乎就是纯银，在之后的300年间始终保持同一标准。这种大额银币的“格罗索”很快地就成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流通货币。

“里拉”也是常常出现的货币单位，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货币存在，它只是一种记载单位。“1里拉的格罗索”等于240个大银币。我觉得它和英国的几尼（guinea）相似。

市内流通的货币是叫作“皮可洛”（piccolo）的小银币。直径14毫米，重量0.362克，纯度25%。“1里拉的皮可洛”是240个小银币的意思。制作银币的原料，从德国、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矿山进口。

西欧最早的金币，不是威尼斯所制，而是1251年热那亚铸造的“热那维诺”（genovino）。第二年，佛罗伦萨也铸造起著名的“弗罗林”（florin）金币。因为正好从那个时期开始，欧洲从北非进口黄金。

威尼斯铸造金币是在1284年，比它的两个竞争对手晚了30年。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大银币”在国际上十分通行，没有立刻铸造金币的急迫性。第二是威尼斯支持的拉丁帝国的金币，因国体衰退而纯度降低。这个时候，如果威尼斯发行本国金币，势必会引发拉丁帝国的经济走向最终的崩溃。

虽然被对手抢先了一步，但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彻底的威尼斯人的特质，同样也反映在金币铸造上。

称为“达克特”的威尼斯金币，重3.56克，和“弗罗林”重量相同。不过与18K金的“弗罗林”相比，“达克特”是24K金，纯度达到99.7%，几乎等同于纯金。“达克特”自1284年发行以来，直到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始终保持了相同的纯度。

虽然发行了金币，不过在10多年时间里，贸易结算、银行账户乃至国债，使用的仍然是“大银币”。直到14世纪初期，由于白银的供给量减少，金币与银币的关系才出现变化。1328年，政府介入，制定了1达克特等于24个大银币的固定汇率，原本由银币主导的货币市场转向以金币为主。

为了保证本国币值的稳定，威尼斯政府常常出手“行政指导”，比任何国家都付出了更多的、不懈的努力。如果说威尼斯国库的收入基础依靠国债，大家大概更能理解这番努力。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世纪的威尼斯人没有什么所得税、地产税、直接税等概念。所谓的税金就是间接税。

绝大部分间接税来自以里亚尔托为中心的交易所，以及德国商馆等的交易税，税率只有交易额的1%。由于交易总额庞大，累积的交易税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除此之外，还有消费税，主要针对葡萄酒、肉、盐、橄榄油等产品。税金包含在价格中，购买商品时等于自动交付了消费税。

另外，因筹集军费等目的，政府会发行国债。这种短期的临时国债，利息高达12%——20%。中世纪时很多城市都发行类似的短期国债，利息通常都会达到20%。

如果依靠税收来填满国库，不仅会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而且会削弱国家或城市的财政。于是，威尼斯想到了发行长期国债。利息虽然只有5%，但由国家负责每年派发两次利息。根据记录，威尼斯政府持续支付利息的时间长达百年。

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回报稳定的长期国债，受到相当的好评。由于它的安定性，作为保证财产的投资手段之一，稳健形的投资人首先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也有人是鉴于它价格稳定，容易转手的理由。银行也会购买国债，甚至是威尼斯近邻的一些专制君王们，因担心自身的地位不稳，也会去买威尼斯的国债以防万一。这种做法与现代的独裁者把钱存在瑞士银行，算是同工异曲。

威尼斯是欧洲第一个发行长期国债，同时也是最早拥有直接税概念的国家。

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国债，不是全部销售给希望购买的人，还有一部分属于强制购买。被强迫购买国债的人，都是高收入者，其中包括拥有威尼斯市民权的外国人。

1379年到1380年正是威尼斯与热那亚交战时期。为了筹集军费，威尼斯做了一次资产调查。根据保存下来的调查记录，被认定为资本家的有2128人。虽然不清楚当年确切的人口数字，不过从前后关系推算，估计在1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大约有1.4%左右的人成为课税的对象。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主的数量。

在这些人之中，因14世纪初期的政治改革获得参政权的贵族有1211人，可以说贵族阶级几乎全部榜上有名。其余的917位市民来自各行各业，甚至有蔬果商人。（详见下表）

摘自：G.Luzzatto的"Storia Economica di Venezia dall'XI al XVI secolo"

个人财产申报按家庭住址在各个区域同时进行。或许我们会立即想到是否会有虚报，不过威尼斯的管理不是靠人的良知，而是巨额罚款，所以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超过了人们预想。

政府根据这些富人的财产数量，按比例分配国债，强制他们购买。前文提到的元首雷涅罗·泽诺留下的遗产中有大量的债券，就是这样买下的。

以上例子很好地显示了由大商人组成的威尼斯统治阶级以“给执政者需要的正义，给人民需要的面包”统治国家，应该说经营国家的理念。

我想写的《威尼斯商人》既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主人公，也不是马可·波罗般的冒险家。他们是一群非常平凡的商人。与12世纪后期的自己带着商品出海，一生从事海外贸易的罗马诺·马伊拉诺等商人相比，这些人多少有所改变。航海技术的进步，船舶构造的变化以及商业技术的革新，是促使他们转型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以及威尼斯政府的扶植中小商人的政策，就不会有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Andrea Barbarigo）这般的男人出现。

又一位贸易商

从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的姓氏判断，他属于威尼斯的贵族阶级。但作为商人，他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他的生辰年月不详，根据其他资料推测，1418年时他应该是18岁。

就在前一年，担任固定航线船队队长的安德烈亚的父亲，由于在亚历山大航线的回程中违反了航海规则被处以一万达克特的巨额罚金，全家因此破产。第二年的1418年，安德烈亚拿着母亲给他的200达克特，开始了商人的生涯。这是一笔绝对不用担心会被强制购买国债的小本钱。

首先，他担任了加莱商船负责战斗的弓弩手，这是国家为没落的贵族子弟提供的职位之一。担任这项职务首先可以学习航海技术，同时因为船员全体都被允许携带商品上船，所以可以学习如何在东方销售商品，然后再用赚来的钱买下其他商品带回威尼斯出售的经商技巧。

按当时的惯例，贵族子弟在学完文法和算术后，十四五岁时作为加莱船的弓弩手出海，进行实地学习。因此安德烈亚在18岁之前应该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不过，在亲人照顾下的学习，与既要自食其力又要学本领的情况还是很不同。纵使18岁之前的安德烈亚有过做弓弩手的经验，那也是在他父亲的保护之下。

不管怎么说，年轻人在反复的航海过程中，慢慢地成长为船员、战士和商人。通常，在结束这段实地学习之后，他们会被派驻海外，负责父亲在海外的事业，同时也接受其他人委托的海外派驻员的工作。代人买卖所收取的手续费，代销是商品总额的2%，代买是1%。

可是，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没有那么幸运。他作为弓弩手积累了航海经验之后，又做了海上法庭的书记员。虽然这也是国家为救济没落贵族子弟安排的一种工作，但这个地方是学习法律的最佳场所。

1431年，安德烈亚31岁，持有的资金已经增加到1600达克特。他将所有的资金，再加上借来的钱，全部投入了贸易。这个时期的安德烈亚，究竟是在威尼斯还是海外，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我认为，他应该身在海外，而且担任海外派驻员，奔波于多国之间。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日后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同时指挥20位各地的代理人呢。

39岁时安德烈亚结了婚。身为巴尔巴里戈家族的成员，他的妻子当然也是威尼斯的贵族卡佩洛（Capello）家的女儿。新娘带来了4000达克特的嫁妆，这些钱也全部给安德烈亚拿去做了投资。他十分热衷于此道，曾经因为投资过度，为了10达克特，而不得不典当戒指。

威尼斯的商人似乎都有把妻子的嫁妆拿去投资的习惯。其中更有像之前提到的罗马诺·马伊拉诺那样，还是新婚便带着新娘的嫁妆出国行商，20年未归的鲁莽汉子。好在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婚后决定安心留在威尼斯。与其说是他的决定，不如说是形势所趋。距离马伊拉诺的时代，时间已经过去了200年，此时的威尼斯商人即使留在本国，仍然可以活跃在海外贸易的第一线。

之后的10年，安德烈亚一直待在威尼斯。按照威尼斯的惯例，贵族到了40岁左右的成熟年龄，有参与国家政治、军事的义务。尽管安德烈亚经历曲折，估计还是尽了贵族应尽的义务。他涉入政治究竟有多深，不得而知，不过他积极经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他的簿记被完整地保留至今。

根据这本簿记的记录，他与巴勒斯坦、叙利亚、西班牙、佛兰德斯、英国等将近20位海外驻员签下代理人合同，让他们负责海外的业务。安德烈亚指挥代理人，向东方出口西欧各地生产的羊毛织物，从埃及进口香料，从叙利亚进口棉花，从君士坦丁堡进口金饰品，从黑海的塔那进口小麦，然后再将这些进口商品转手销往西欧各地。货款的支付或收取，都通过银行汇票的方式。可见，他很明白使用汇票能够更有效地运用资金。

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解决了所有货物的运输问题，因此尽管进出口量很大，安德烈亚本人却没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船只。他只需要每天来往于里亚尔托，便能从事海外贸易。（参照上册“香料之路”图）

像他这样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必须了解很多事情。特别是以下几项，需要每日学习。

一、政府（实际上是元老院）决定的各船队的停靠港以及装载货物的种类和数量的规定。

二、埃及苏丹和拜占庭皇帝对威尼斯商人的待遇。那些君主们的态度宛如猫眼般善变，必须时刻掌握最新的动态。

三、准确预测海盗或敌对国的行动对航海安全的影响程度，然后再根据商品的种类，决定是使用安全系数高但运费昂贵的加莱商船，还是安全系数较低但运费便宜的帆船运送。

四、尽早获取各地物产当年的产量、品质以及价格波动的准确信息。

五、了解各地的局势。一旦发现当地有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事先抢购商品。

这些消息的来源，有些是与安德烈亚同等阶级的元老院议员提供，有些来自海外驻扎人员的报告，或是在里亚尔托和同行们交流中所得。

安德烈亚根据这些情报做出决定后，用限时派送的方式，迅速将信件发给海外各地的人员。所谓的限时派送，不是用一艘船投递信件，而是在各个停靠港换船派送。有重要的交易时，为了确保对方能够收到自己的指令，安德烈亚会写7封同样内容的信件。比如说要寄到巴勒斯坦的阿卡，三封经由克里特，三封经由亚历山大，还有一封自己留底。那是没有电话、传真和互联网的时代，中世纪的商人们非常勤于写信。

海外驻在员中有些人是安德烈亚的亲戚，有些则是外人，他们都不是仅受雇于安德烈亚一人。驻在员们可以同时成为数位雇主的代理人，依照合同，收取相应的手续费。所以对安德烈亚这样的商人而言，必须尽快地将指令送到驻在员的手中。

在这10年里，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似乎收获颇丰。1443年，他买了新房子；1449年去世时，他留下了1.5万达克特的资产。虽然算不上是大富豪，但肯定属于被政府强迫购买国债的富裕阶层。

以上描述的就是威尼斯商人的身影。尽管这些生平事迹无法让他们成为影视剧中的主人公，但他们是支撑威尼斯经济的栋梁。当这些商人们从政时，会出现怎样一个政治形态呢？我将在接下来的第五章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