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经常思考的，是如何把伤害降到最低。将降低伤害作为真正的目标，处理所有的危机。因为一个完美、没有任何缺陷的制度，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摘自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14世纪前夕，威尼斯准备进行一次改革，以决定共和国未来的政治体制。通过改革确立起的这个政体一直持续了500年直到共和国瓦解为止。这是当时的人们，上至权贵下至百姓，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改革的推动者是一位刚满38岁的男人，名叫皮耶托·葛登尼哥（Pietro Gradenigo）。只有他和几位理念一致的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即将实施的改革的成败将决定威尼斯共和国未来的命运。

对威尼斯而言，那是一个危机四起的时代。

独占东地中海贸易的体制崩溃，已没有重建的希望。十字军的惨败，让教皇怒不可遏，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变得十分困难。

西欧的形势也不乐观。各国都开始走向中央集权化，民主政体停滞不前的意大利各个自治都市（Commune，又译为“城市共同体”），纷纷在摸索建立更为强势的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开始是自立为王的僭主制，之后因教皇、皇帝追认了事实，又演变成君主制。政治生态面临急剧变化。

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下，威尼斯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尤其与对手热那亚的战争状态，打打停停持续了50年，非但没有决出胜负，威尼斯一方还处于下风。威尼斯人也开始认识到需要一个有优秀治理能力的政府，即强权的政体。不过，素有中世纪最商业化国家的威尼斯，选择了与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不同的政体，准确地说是创立了一种新制度。

维持共和政体的辛劳

从外海经过利多外港进入威尼斯的潟湖，只要不是雾气笼罩，整个威尼斯城可以说是一览无余。宫殿、钟楼、元首官邸远远地浮在海面上，仿佛电影中的画面。

从利多去威尼斯，只需在海上直行便可抵达。一路所见，不禁令我想起去佛罗伦萨郊外别墅时的情景。大门口有一排柏木树，笔直地伸向别墅，沿着一棵棵大树往里走，大屋的正面渐渐地呈现在眼前。同样，当船接近威尼斯城时，首先看见的是清晰可数的宫殿的窗口，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宛如精致的蕾丝般的窗饰。待船继续前行，两岸一边是威尼斯城东的国有造船厂，另一边是圣乔治和朱代卡岛，那些站在玫瑰色元首官邸廊柱下的人们的表情似乎一目了然。此刻，大运河的河口就在眼前。

这里是威尼斯的大门玄关。海上之都的正面当然是向着大海。无论是从东方还是佛兰德斯返航的固定航线商船，都会经过这条水路回到祖国。担任科佩尔（Capodistria）总督的皮耶托·葛登尼哥在当选为共和国元首归国就任时，便是在祖国派出的12名特使和5艘加莱船的簇拥下通过这条水路，抵达圣马可码头的。那是1289年12月3日。

如今只剩下观光价值的威尼斯，在冬季相当冷清。然而，在700年前，12月却是一个充满了朝气的季节。为了赶在圣诞节前售出商品，急急返航的加莱船队接二连三地进入港口；那些在附近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做买卖的小帆船，也为了与家人共度这神圣的节日，纷纷回国，大小船只淹没了港口。位于正面玄关深处的里亚尔托一带，更是热闹非凡。那些希望在年终最后赚上一笔，然后赶回家乡的德国、米兰和佛罗伦萨的商人们都铆足了劲儿，吆喝不停。

国有、私营造船厂和船帆布纺织厂也没闲着。几乎所有的船只都回港的冬天，正是这些工厂赶工修理的旺季。

冬天的威尼斯，无论是船还是人，都比夏天要多得多，洋溢着一派蓬勃生机。新任元首坐船前往圣马可码头的途中，一定会听见从码头一带的造船厂内传出的修理工不停敲打榔锤的声音。

元首官邸正对着圣马可码头。政府各委员会的委员、元老院议员和豪门的代表们集聚一堂，在此恭候皮耶托·葛登尼哥下船。

在政府任职的男人们，穿着代表他们各自官位的紫红或朱色的宽大外套，衣长及地，拜占庭式的大袖口袖子。冬天，外套内会加一层毛皮的里衬，单边肩膀上一年四季挂着细长的黑丝绒的披肩。

元老院的议员们穿着同款黑色的外套，搭配红色的丝绒披肩。医生、律师等没有官职的人同样也是黑色长衣。所有人都戴着与外衣颜色相同的黑色的无檐帽。当时，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西欧，流行紧身裤配华丽短外套，威尼斯男人们的这身装束，在其他西欧人眼里，一定充满浓浓的拜占庭风味。在威尼斯，只有还没长出胡须的年轻人，才穿紧身裤和短外套。

说到胡子，这一点又很像拜占庭，即希腊式。威尼斯的男人们通常下颚都留着茂密的胡须，这让他们细长的脸显得庄严。

与其他意大利人相比，威尼斯人的个子较高，不知是不是因为长至地面的外套的影响，他们的动作也较缓慢，给人一种稳重的印象。外国使节应邀参加聚会时，常常会被同席的威尼斯人的气势所压倒。

从仅存的资料中显示，皮耶托·葛登尼哥似乎就是一位典型的威尼斯人。面对这些迎接他回国的威尼斯的权贵们，他应该发现大多数人的茂盛的胡须已经发白，比他年长许多。38岁的年轻元首，的确是一个特例。

为了庆祝新元首的到来，以圣马可教堂为首的威尼斯的各个教堂同时敲响了钟声。年轻的元首在钟声中，穿过面向码头的小广场（Piazzetta），被人领着进入了右侧的元首官邸。他登上中庭的台阶，准备宣誓就职。

就职典礼从宣誓仪式开始。元首面对政府的全体官员以及威尼斯的权贵们，宣读长长的誓词，保证恪尽职守，不辱使命。威尼斯共和国没有成文的宪法，誓词相当于宪法，内容繁多，其中包括不得与外国女子结婚的条例。这一条是为了消除共和国最高地位的领导人受其他国家影响的隐患。

宣誓结束后，元首由人协助脱去黑色的帽子和外套，换上金光闪闪的织锦缎长披风，戴上称为“角”（Corno）的元首专用冠帽，正式成为共和国元首。盛装的新元首，率领着参加仪式的全体成员，前往元首官邸边上的圣马可教堂，接受在那里等待的威尼斯市民（形式上的）的批准。

宽敞的圣马可教堂内人头攒动，连二楼的阶梯上都站满了人。可是，百姓们的反应却异常冷淡。无论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入场，还是到弥撒结束离去，虽然响起少许欢呼声，但很快就消失在四周冰冷的沉默里。年轻的元首肯定清楚其中的原委，已预料到市民的冷淡反应。

一个月前的11月2日，前任元首乔瓦尼·丹多洛去世。死讯传出后，市民们聚集圣马可教堂，召开市民大会，会上雅各布·蒂耶波洛（Jacopo Tiepolo）被推选为新元首。尽管没有立法，但是新元首由1172年成立的共和国国会选出，早就是持续了百年以上的惯例。因此，议员们对民众选出新元首颇感无趣。

雅各布·蒂耶波洛不想自己成为市民大会和国会对立的借口，主动离开威尼斯，回到家乡特雷维索（Treviso）蛰居。国会在对包括雅各布·蒂耶波洛在内的候选人做了慎重的审议之后，选出了新元首，他就是皮耶托·葛登尼哥。

共和国议员们并不是因为尊严受损，才故意选了一个与市民大会相左的人物。主要是因为议员们的判断基准和一般的市民有所不同。

其实，雅各布·蒂耶波洛并没有什么缺点，他大胆而慎重。从之后辞任的决定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着优良的政治平衡感和冷静性格的人物。议员们认为他不适合做元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因为雅各布·蒂耶波洛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出任元首；二是他作为军人的经历过于辉煌。

相反，市民们似乎对于出身名门、富有、经历辉煌的人物有莫名的憧憬。雅各布·蒂耶波洛之所以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就是因为他完全具备了这3项条件。可国会议员们偏偏认为这3条对共和国是一个危险。

另一位皮耶托·葛登尼哥，论出身，一点儿不输给蒂耶波洛。威尼斯人效仿十二使徒，将建国初期的一些著名家族称为“使徒”（Apostlica），其中葛登尼哥家族就是使徒之一。相比之下，蒂耶波洛家族只能算新贵。

尽管葛登尼哥的祖父曾做过克里特总督，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海军战将，但是这个家族从来没有出过一位元首。葛登尼哥本人和其他名门子弟一样，在十四五岁时去海外学习军事和商业，在海上度过了将近20年。回到陆地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科佩尔总督，除此之外，政治、军事上没有任何建树。只有官员们才知晓他沉着冷静的性格。

不知道推举他的议员中，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将引发一场改革进而决定共和国的命运？想来大多人只是希望意大利不要步其他国家的后尘走上君主制。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数次遭遇向君主制演变的危机，而制造这种危机的，一概是在政治军事上有不凡建树，为共和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元首们。所以，元首的人选才会让议员们煞费苦心。

下面举几个制造危机的元首的例子。

首先要说的，是在第二章中所介绍的建立起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为威尼斯商业发展奠定基础的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在统治的末期，他曾经试图将元首地位改为世袭制，任命自己的儿子为共同元首。然而，奥赛罗二世这个在其他国家可能被视为平常的心愿，在威尼斯却无法实现。

经过这件事情学聪明了的威尼斯人，将奥赛罗二世的子孙赶出威尼斯，在选出新元首的同时，另外又任命了两位元首辅佐官。没有这两人的同意，元首不能独自做出任何决定。

第二个例子是元首维塔·米迦勒二世（Vital II Michele）。自1096年至1172年的76年间，米迦勒家族有62年占据着元首的位置。这些人个个表现优秀，受到人民的尊敬。可是当米迦勒二世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儿子们担任要职的行径开始变得露骨时，依然引发了人们对他的不满。

其实米迦勒二世对威尼斯的经济做了不少贡献，但他犯下一个错误，没有和元首辅佐官商量便擅自与拜占庭皇帝签订了合约，这是明显的僭权行为。感觉到周围气氛异常的米迦勒二世，表示出隐退之意，可惜无济于事。他在准备退隐的圣萨卡利亚修道院（Chiesa di San Zaccaria）的门口，遭到了刺杀。

就在这一年，共和国国会（Maggior Consiglio）成立。在此之前，元首是由市民大会推举。实力雄厚又有知名度的人物往往容易当选。国会成立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候选人仅依靠人气胜出的可能。操控市民大会，将民众的意愿引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其实并非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只需事先做一点儿筹划，再找若干共鸣者声援，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便有机会成功。威尼斯以往不乏类似的例子。某个人登高一呼，边上立刻有些人跳出来表示赞成，乘着这股劲头儿获得了全民的拥戴。

但是从1172年开始，元首选举改为由共和国国会推举，再经市民大会获准的方式。那一年当选的元首，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塞巴斯蒂安·齐亚尼（Sebasttian Ziani），显然这是国会为了防止米迦勒等豪门专横而做出的选择。

凭借地中海贸易，一代创下财富的塞巴斯蒂安·齐亚尼，以他商人的直觉经营政治，治理国家，对讲求务实的改革派而言，那的确是一段硕果累累的太平时期。初建不久的共和国国会，首先选出4位代表，再由他们选出100名议员，任期一年。在葛登尼哥实施改革之前，这种选举方式尽管在细节上有些变动，由少数人选出全体议员的规矩基本没变。阶级问题没有成为矛盾的焦点，虽然市民大会对决议的事项只有事后承认通过的权利，但它仍然是当时最高的国家政治机构。

尽管元首改由国会选出，但不是每个议员都拥有投票权。基于过往的经验，威尼斯人再也不相信多数人的集会就能做出公正的选择，所以连投票者都需要经过挑选。他们采用的是威尼斯人独特的方法：抽签加选举。光凭抽签，或许会比较公平，但容易产生不当的人选。可如果仅靠选举，又无法回避选举运动所带来的弊端。

首先，从共和国国会的议员中以抽签的方式选出30人。这30个人再抽签淘汰，人数减至9人。

由这9个人选出40人。当选的40人抽签淘汰，留下12人。

由这12个人选出25人。当选的25人抽签淘汰，留下9人。

由这9个人选出45人。当选的45人抽签淘汰，留下11人。

由这11个人选出41人。最后的这41个人，才是有权选举元首的投票者。

元首候选人必须获得41票中的25票，才能当选。这种选举制度虽然极为复杂，但好在谨慎小心，而它真正的精髓是内含了败者复活的理论。

即便是如此严格选出来的元首，威尼斯人似乎还是认为有必要对其权力进行限制。在纯粹商人出身的齐亚尼元首时代，辅佐官的人数从两人增加到6人。六个行政区各推举一名代表，元首的家族成员一律不允许担任辅佐官。辅佐官任期为6个月，不得通过再选连任。元首未经辅佐官同意，不能做任何决定的约束，也明确地成了法律规定。

话说回来，纵使设置了层层关卡，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君主制的阴影。继塞巴斯蒂安·齐亚尼之后，奥里奥·马斯特罗皮耶罗（Orio Mastropiero）担任元首。从这两位的姓氏上判断，他们均来自新兴阶级。在他们两人以经营私人企业的方式治理国家的这个时期，的确是不用担心君主制的问题。可是，接下来的元首是恩里科·丹多洛。

如第三章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所述，恩里科·丹多洛利用十字军东征的机会，连本带利狠狠地赚回了投资。作为商人，他的手腕完全不输于齐亚尼、马斯特罗皮耶罗。但是他来自丹多洛家族，这是威尼斯名门中的名门。这位家世显赫的人物，在垂垂老矣之际，不仅征服了占庭帝国的首都、世界最大的都市君士坦丁堡，而且占有了克里特岛等地的领土，为威尼斯建立起独占东地中海的体制。毋庸置疑，他受到了威尼斯人民的爱戴。如果恩里科·丹多洛打算做君主国的君主，想来也会获得人民的支持。

就算是他本人不做君主，让儿子继任元首，估计也没多少人会有站出来反对的勇气。

民众喜欢英雄。恩里科·丹多洛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他在出征之前，委任儿子拉尼尔在其留守期间，代为行使元首的职责，而且明确地表示，没有人比儿子更适合托付大权。恩里科·丹多洛本人在赢得全面胜利的一年之后，来不及返回祖国便客死君士坦丁堡。拉尼尔·丹多洛（Ranier Dandolo）成为下任元首，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是拉尼尔·丹多洛比其他人想得更深更透。自己不仅来自名门，还有一位功名显赫的父亲，如果真的继任元首，沉寂许久的旧势力一定会重新抬头。因两位来自新兴阶级的元首的连续执政，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阶级对立，恐怕又会风云突起。

于是，拉尼尔推荐了性格谨慎、有做事能力的皮耶托·齐亚尼（Pietro Ziani），即塞巴斯蒂安·齐亚尼的儿子，作为下任元首的候选人。在皮耶托·齐亚尼当选元首后，拉尼尔作为舰队总司令率军出海镇压克里特岛的叛乱，战死沙场。像拉尼尔·丹多洛这样为了国家利益而甘居二线的人物，在之后的威尼斯历史上层出不穷。

最后一次危机，就是市民大会选出了雅各布·蒂耶波洛。明知当选元首却远走国外的雅各布·蒂耶波洛，想必是与拉尼尔·丹多洛有同样的考虑。

年仅38岁成为元首的皮耶托·葛登尼哥，面对摇摆不定的威尼斯共和国政体，决定做出改革，建立一个高效、强劲，同时又不会变成君主制的体制。

政教分离

在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世界，权力结构的定义有两种：由上至下和从下往上。

由上至下指的是：上帝、教皇、皇帝、领主，权力由上至下递减。教皇党与皇帝党为了教皇与皇帝的地位孰高孰低，相争不休的根源正在于此。这种权力结构形成的体制是君主制，因为这些人的地位都是以任命方式决定的。

另一种从下往上，则是由居民共同体选出代表，权力结构当然是由下往上递增，即民主政体。

两种体制都建立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之上，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两种权力结构也都有无法忽视的缺陷。

首先，从上至下的权力结构中，宗教被允许介入。耶稣的继承们完全忘记了“恺撒（皇帝）的归恺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的教诲，将皇帝的统治权与神的训诫相结合，情况因此变得复杂。

另一方面，从下往上的权力结构，同样也存在问题。它的问题是很难控制民众的欲望。正如前文所述，操控市民大会并非难事。

因此，务实的威尼斯人避开意识形态，将焦点锁在如何尽量减少实际危害这一个问题上，最终想出了两种类型混合的体制。

首先是防止宗教的介入。威尼斯是基督教国家。一国之长元首的权威，是上帝所赐予。国旗和货币上都印有圣马可之狮的图案，这一点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一国元首是由国民推举的代表以投票方式选出。何况，为新元首加冕的，是元首辅佐官中最年长的一位，而不是作为教皇代理人的主教，这一点又属于第二种。

圣马可大教堂可谓是威尼斯的主教座堂，但它是作为元首个人的礼拜堂而建的。在其他国家，必须是有主教座位的教堂才是主教座堂，而威尼斯的主教一直待在位于造船厂林立的城堡区，从没挪过地方，始终远离政治、经济的中心。

因为供奉守护圣人圣马可，圣马可教堂收到大量善款。这些钱并不是交给受教皇支配的主教，而是选出类似于圣马可财团理事的监察官，由他们负责打理。监察官有9位，没有薪酬，终身任职，与威尼斯共和国官员中唯一终身制的元首享受同等待遇。监察官终身任期的目的，在于排除罗马教廷的干扰。甚而有之，与民众有密切关系的教区的神父，也是由教区内居民推举，然后提交主教做象征性任命。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曾经感叹地说过：“我在任何国家都是教皇，唯独在威尼斯不是。”

对威尼斯人而言，政教分离不过是恪守了耶稣的教诲，让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这样做对神，对人类都有利。

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对威尼斯人的圣物信仰觉得匪夷所思。他们嘲笑打从骨子里就是精明商人的威尼斯人，竟然会崇拜不知是哪个人身上的骨头。威尼斯人圣物信仰的风俗的确受到拜占庭的影响，不过作为防止宗教介入政治的对策，还真是一个巧妙的办法。

信众需要信仰的对象通过信仰获得心灵的安慰，宛如在天堂预约下了位子。如果众人信仰的对象是传闻中的圣人的一块遗骨，或者钉过基督徒的十字架的碎片，哪怕是最虔诚的信徒，也不可能被物品所煽动，因此不会造成实际的伤害。尽管购买圣遗物需要用钱，但这绝对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而另一方自认为是理性的佛罗伦萨人，不信仰圣遗物，只信仰活生生的圣人，因此常常发生被宗教人士操控的事件。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如果要问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哪一种方式为民众带来安宁的信仰，降低了实际伤害，我想是威尼斯略胜一筹。

正因为政府有如此缜密的考虑，才让威尼斯人保持了自由，没有卷入十字军的狂热、宗教改革与反改革的偏激、猎杀巫女、异端审判等疯狂行径。中世纪的言论自由，只存在于罗马教廷威慑力不足的地方。在这方面，威尼斯可谓是自由的天堂，马丁·路德、伊拉斯谟、马基雅维利等的著作随处都能买到。

威尼斯人基本上成功地排除了因宗教介入所带来的弊害，可是如何抑制民主主义政体容易滋生的人的欲望和野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还是得小心从事。

我手里有一张用颜色区分的14世纪初和15世纪初的意大利势力分布图。在14世纪初，从中部向北的部分，有各种颜色的小型共同体、僭主国，色彩斑斓，仿佛打翻了水彩盒。到了15世纪初，独立的小型共同体完全消失，单色块的版图变大，可见，仅仅100年的时间，势力分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国纷纷统合为君主国或共和国，如同五彩缤纷的小花，变成了大瓣的花朵。

威尼斯以大运河为界，河岸两边各有三个行政区。在皮耶托·葛登尼哥进行改革前的国会议员的选举，如前文所述，是每三个行政区选出两位代表，由这4个人共同推选大约占国会议员总数一半的100位议员。这种方式，从理论上来说，保证了所有成年男子都有参选的权利，并且只要拥有威尼斯的市民权，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国会议员。

但实际上势力家族垄断的倾向非常严重。只要几个家族联手，很容易选出4位代表。这4个人自然是把票投给与自己利益相关的100人。以1292年的选举结果为例，仅孔塔里尼（Contarini）家族就有18人当选议员。另外的福斯卡里（Foscari）家族有10人，莫罗西尼（Morosini）家11人当选。

共和国国会的议席都这样被豪门瓜分，由国会指定的政府各委员会的情况当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对于必须极度防范个人权利集中才能成功的共和制而言，绝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除此之外，任期过短也是一个问题。人们往往会急着在任期内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难免草率。时间有限，在选拔人才上也容易优先考虑自己的内亲外戚，而不是那些经验丰富的适任者。对于一个要在对外竞争中胜出的国家而言，这种低效的人才运用方式并不是一个贤明的做法。

理论上是一个能够反映每一位市民心声的民主政体，事实上却是少数人、少数家族横断独行。当时的威尼斯人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

皮耶托·葛登尼哥一上任，就开始考虑如何减少这些弊害，但他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

首先，他不想刺激共和国最高决定机构的市民大会。大会推举雅各布·蒂耶波洛的余波未平，如果此时有不满政府的豪门与民众联手，便会上演西欧典型的反政府运动。葛登尼哥绝不想这种事情在威尼斯发生。

同时，他也不想无端地去刺激那些满足于现状的势力家族。他们在各方面都有民众拥戴，也不能让这些人有借口与平民势力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葛登尼哥担任元首的三年前，国会曾经提出过一次改革方案，建议只有其先祖在国会曾经拥有过席位的人才有资格当选议员。方案最终因以乔瓦尼·丹多洛元首为首的现状维持派的反对，遭到了否决。

所以，皮耶托·葛登尼哥在等待时机成熟，一等就是8年。好在元首是终身制，他有这个条件慢慢地等。

政治改革

1297年，已年届45岁的元首，向共和国国会提交了以下改革法案：

共和国国会所有现任议员，以及在之前的4年里拥有议员席位的人，若能获得“四十人委员会”的12张选票，即可当选终身议员。

提案自然受到了大多数现任议员的支持，现状维持派也没有提出反对。而那些视市民大会为国政最高机构的民主派们，因为提案将使议员的人数增加至目前的近两倍，有扩大民意的功效，所以同样没有表示异议。

元首皮耶托·葛登尼哥画像

两年之后，为了补充上述的内容，元首又提出了另一条法案：

经元首以及6位元首辅佐官推荐，并获得“四十人委员会”半数以上赞成票者，可成为共和国终身议员。

这条法案同样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立法。

如果补充法案没有被通过，葛登尼哥的改革目标，大概只能算达到了一半。因为通过这第二条法案，他成功地让那些非豪门出身的有识之士进入了国会。不少长年身居海外，与祖国关系疏远而无缘政治的人们，有了进入国会的机会。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巴勒斯坦阿卡地区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后因1291年阿卡被击败十字军的埃及所占领，不得已返回祖国的一批人。他们中间有12个家族成了共和国国会的新成员。

与其说这是对归国者的对策，倒不如说是葛登尼哥看中了这些在逆境中生存下来的男人们的能力。我认为这种能力可以帮助共和国在今后遭遇各种困难时摆脱困境。

后世曾有人批评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是让既有的贵族阶级独揽政治大权，把平民排除在外。我认为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

在此之前，我一直有意地回避使用“贵族”这个词语，以“豪门”或“势力家族”代替。因为在改革前的威尼斯，贵族与平民之间没有明显的划分，直到这项改革之后，拥有共和国国会议席的人，才开始被叫作贵族（Gentiluomo或Nobile）。所以，我们通常印象中的贵族，在改革前的威尼斯是不存在的。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有特权阶级存在的国家是不可能形成共和政体的。或许有人会以威尼斯共和国的例子来反驳我，因为在威尼斯，除了贵族之外，其他人都无法获得任何（政治上）的地位。

“但是威尼斯的这个现象，并不能攻破我的观点。因为威尼斯共和国所谓的贵族阶级，只有名义上的特权。他们并非依靠不动产的收入生活，庞大的资产来自贸易。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住在城堡里，也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司法权力。其他国家的贵族所享受的特权，威尼斯贵族完全没有享受到。”（摘自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雷恩教授，是研究威尼斯历史的最高权威。他甚至拒绝使用“关闭国会”（Serrata dell' Maggiore Consiglio）这个词汇。雷恩认为这个传统上被威尼斯历史研究学者们惯用的词汇，并没有传达出真正的历史事实。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根本不是关闭国会，而是对外开放。

的确如雷恩教授所言，改革增加了国会的议席，它非但没有向市民关上国会的大门，反而建立了从市民中选拔人才的机制。议员世袭制的制度是在皮耶托·葛登尼哥死去13年之后，到1323年才制定的。

议员任期的终身制，在强化了国会权限的同时，也使得市民大会变成了有名无实的机构。虽然市民大会正式失去国家最高机关的资格，要在很久之后，但它当时已经失去了权利。13年之后推出的议员世袭制，算是彻底完成了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

如今提到世袭制，肯定是人人喊打。但是请大家想想，在14世纪，有什么机构能够培养政治精英？又有什么公正的录用规则来招用这些人才？在那个时代，有关这方面的教育，唯有依靠父亲传授给儿子的方式。

国会议员的世袭制度，等于建立起了一个专业的政治阶级，成功地抑制了个人野心，以及容易与个人野心相勾结的民众的暴力。同时，它也防止了因由上之下的权力结构而无法避免的教皇或皇帝的介入，摆脱了趋向君主制的危机。从这个时期开始，威尼斯成了一个贵族制的共和国。

从现在开始，我会使用“贵族”一词。贵族的子弟，如果是嫡子，只要没有触犯过刑法，年满25岁时即可登记成为共和国国会的议员。到16世纪时，年龄规定降至20岁。

议员的人数，会根据人口的增减有所变化。1311年时，议员数为1071人；1340年是1212人；1437年是1300人；1490年是1570人；1510年则是1671人，占成年男子总数的3%左右。

国会每周日在元首官邸内的大会议厅举行。议长由元首及其6位辅佐官担任。会议不对外公开，与其说是为了保守秘密，不如说是杜绝议员对旁听席上的听众做出刻意的影响。若干年前，英国国会曾经就是否在议会内设置摄像机发生过争论。反对者的理由之一，就是摄像镜头会让议员有意识地感到观众的存在而失去平常心。至今仍有人坚持这个观点。

在之后的500年里，这个共和国的国会，成了官家“货仓”，包括元首在内的政府所有官员，都是从这里推举产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威尼斯的社会结构，从之前的势力阶层与一般市民的划分，变成了是否在国会拥有一席的区别。不过，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威尼斯贵族只拥有参与政治这一项特权。

在第四章中，我曾经介绍过1380年（即改革后80年）的被认定为资本家的一览表。如表所示，威尼斯的富豪，并非由贵族独占。不少贵族更不是马基雅维利口中的“靠贸易获得了庞大的资产”。与其他国家的贵族相比，这些人的经济状况只能用“朴素”来形容。反倒是经济型的中产阶级，属于安定稳健派。他们是支撑威尼斯国家制度的不容忽视的稳定要素。

法律也是一视同仁。不仅如此，为了保护市民权利不被贵族侵害，还设有专门的委员会。任何市民都可以向委员会提出告诉。相反，对贵族就没有什么保护委员会了。正可谓是“给贵族以正义，给国民以面包”。

同样，贵族在税制上也没有特殊的待遇。第四章中我曾经讲到过一种类似于直接税的长期国债的强制购买制度，资本家必须按其财产的总额，购买相应比例的国债，哪怕是贵族，也不能幸免。这就是威尼斯贵族与别国的贵族们的不同之处。他们在获得贵族的荣誉和享受参政这唯一特权的同时，必须承担带头守法、带头纳税、带头站在战斗第一线的义务。

奎里尼——蒂耶波洛之乱

皮耶托·葛登尼哥为了避免内部的对立，尽量地让统治阶层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可是就在他实施改革后的第十年，即1310年，爆发了威尼斯千年历史上最大的奎里尼——蒂耶波洛反政府叛乱。参加这场叛乱的几乎全部是在国会拥有议员席位的贵族们。

这场叛乱在500年后，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战士们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因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而失去权力的民众，为争取民主的一场义举。且不论事实如何，皮耶托·葛登尼哥是一个极力铲除独裁和多数人统治，建立少数精英体制的铁腕人物，对叛乱绝不会手下留情。话说回来，如果雅各宾派（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团体）知道这次叛乱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真相，肯定会改变他们对此的评价。

内乱往往是因外政的失利所引起的。这一次的叛乱也不例外。

威尼斯利用费拉拉（Ferrara）因僭主上位发生混乱之际，趁机军事介入。结果，不仅军事上没捞到便宜，政治上也输得一败涂地。

费拉拉是正式属于罗马教廷的领地。威尼斯为了确保自己在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利益，出兵进攻费拉拉，彻底惹恼了教皇。

当时位于阿维尼翁（Avignon）的罗马教廷，将全体威尼斯人赶出了教会。威尼斯人遭教会破门，已经不是第一次，宗教上的不自由忍一忍总会过去。可是这一次的破门，还包括不准其他基督徒与威尼斯人通商的禁止令。对于依靠贸易生存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国会上，马尔可·奎里尼（Marco Querini）对主战派的领袖皮耶托·葛登尼哥元首发出责难，并且提出了与教皇妥协的方案。元首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过一段时间便能熬过困境。元首的意见得到了朱斯蒂尼安、莫罗西尼等家族的支持，大多数议员也表示赞同。其实，葛登尼哥本人也承认出兵的失策，已经考虑向阿维尼翁派遣密使，收买教皇解除破门令，以不损伤名誉的方式从费拉拉撤军。但是正在筹划中的事情需要保密，不可能向超过千人的国会议员广而告之，知道内情的只有6位元首辅佐官和“四十人委员会”中的3位委员长。不了解情况的马尔可·奎里尼却一心认为葛登尼哥改革后的政府机制，缺乏治理能力。

皮耶托·葛登尼哥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男人。我在第四章中曾经讲述过当教皇颁布禁止与伊斯兰教教徒通商的法令时，威尼斯通过小亚美尼亚的基督徒，间接地与穆斯林继续来往，就是现代经济用语中称为虚拟（dummy）的钻漏洞方式。当初想出这个点子的就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可以说，他是一位能够面不改色地向教皇行贿的基督徒。

那时的教皇，是被但丁痛斥为缺乏法的观念、行为肮脏的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如果公开地向他表示屈服，还不知道会遭到多少刁难。大多的议员们即使不了解秘密交涉的内幕，至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对元首给予信赖。反倒是马尔可·奎里尼将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问题是他是名门一族的当家人，要网罗一定人数的党羽并非难事。

其实，马尔可·奎里尼与皮耶托·葛登尼哥还有个人恩怨。由于他是费拉拉战争的指挥官，因战败被追究责任，为此感到愤愤不平。他打算杀了元首，解散葛登尼哥一手建立的国会，将共和国体制改为君主制。而他心中最佳的君主人选，是其女婿贝雅蒙特·蒂耶波洛（Bajamonte Tiepolo）。

贝雅蒙特·蒂耶波洛的父亲就是那位获得了市民大会的推举，却因国会提名皮耶托·葛登尼哥而没能成为元首的雅各布·蒂耶波洛。当年雅各布为了避免国家分裂，选择了急流勇退，但他的儿子贝雅蒙特却恨透了葛登尼哥。

贝雅蒙特憎恨葛登尼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10年前，贝雅蒙特·蒂耶波洛担任莫东总督时，由于生活豪侈，其奢华程度不亚于君主，从而引起政府注意，派人去莫东调查，结果发现了他滥用公款的事实。贝雅蒙特因此受到罚款的处置。由于罚金数目巨大，他自己无法承担，最后靠向友人和妻子的娘家借款才算付清。贝雅蒙特认为对他的处罚就是葛登尼哥在幕后主使。话说回来，性格豪放、平易近人的贝雅蒙特并没有因此失去人气，每当他带着大批随从街上走过，总是获得到四周民众投来的赞许的目光。对葛登尼哥心怀不满的贝雅蒙特·蒂耶波洛决定参加马尔可·奎里尼的谋反行动。

还有一位主谋，名叫巴巴多·巴杜尔（Barbado Badoer），也是位贵族。巴杜尔7年前曾担任过元首辅佐官，与葛登尼哥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他负责与帕多瓦的教皇派打交道，当时意大利的皇帝派势力明显减弱，而葛登尼哥及其同伴又不肯屈服于教皇，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皇帝派。巴杜尔深感国家权力掌握在这帮势力日渐衰退的皇帝派手里，威尼斯的未来必有危险。他的反叛，完全是来自扭曲的爱国心。

他们制订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奎里尼、蒂耶波洛的大宅都在隔着大运河的圣马可教堂对岸、朝向里亚尔托桥的一侧，因此决定6月14日半夜在广场集合。等到第二天天亮时分，兵分两路出发。

蒂耶波洛率领的队伍，跨过里亚尔托桥，南下至圣马可广场的东侧，奎里尼的队伍则沿着几乎平行的路线抵达广场的西侧，双方在此汇合。

而巴杜尔则率军从帕多瓦沿布兰塔（Brenta）河南下，出亚得里亚海后，通过基奥贾港进入威尼斯潟湖，然后将船停泊在圣马可码头。待东、西、南三面的军队全部聚集之后，一举向元首官邸发起攻击。

行动差一点儿就如期进行了。

14日入夜后，里亚尔托桥上闪过一个人影，紧接着又有一个人匆匆地渡过大桥，没有人察觉到异样。

子夜前夕，两个男人敲响了元首官邸的大门。他们一位是平民，一位是这个男人居住地的负责人。正准备就寝的葛登尼哥，听见下人的呈报，又折回起居室。屋里除了下人之外，还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人吓得牙齿直打战，话也说不清楚。这位平民经常出入奎里尼府，原本也加入了反叛的行列，可事到临头又心生恐惧，向住区的负责人将此事全盘托出。

葛登尼哥处乱不惊、当机立断的性格，此刻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听完报告后立即部署了应敌之策。

首先，他火速向国有造船的工人家里发去了召集令。没有近卫军的威尼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由国有造船厂的工人负责警卫。

同时，又命令下人去向元首辅佐官等官员报信，让他们带上武器赶来官邸。这些官员都是确定无疑的亲元首派。

元首也没忘记向基奥贾的总督下达命令，严令他在当地阻击巴杜尔的船队，制服叛军。就在政府的快船驶向基奥贾之时，天空的颜色开始变得诡异起来。

当接到召集令的人们陆续到达官邸门前时，突然刮起了大风。手持武器的工人们在强风下坚守着圣马可广场，贵族们则负责官邸的警备。

叛军一方，此刻却发生了问题。蒂耶波洛率领的队伍，袭击位于里亚尔托桥附近的国库的行动，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因此延误了到达圣马可广场的时间。巴杜尔的船队也由于天气的缘故，没能按时出发，途中又是险象环生。结果，准时到达广场的，只有奎里尼的队伍。

严阵以待的工人们与奎里尼率领的反叛军展开了激战，比原定人数少了2/3的叛军明显处于下风。最终，奎里尼战死，他的一个儿子也被杀，侥幸逃生的只有奎里尼的弟弟皮耶托和另外几人，奎里尼的部队就这样被全数歼灭。

迟到的蒂耶波洛军队，还没赶到圣马可广场，便迎面遇上了政府军。两军在狭窄的巷中对峙，蒂耶波洛一方的人数同样寡不敌众。受到后面不断涌上来的人流推挤，政府军向叛军发起了进攻。在政府军的猛攻之下，蒂耶波洛一方节节败退。

碰巧这时，从小巷两边并排而立的民居的窗口，有一名妇女朝下扔出一个石臼（另有花盆一说），石臼不偏不倚地砸在了蒂耶波洛军的旗手头上，旗手应声倒地。不见了军旗的叛军士气大减各自抱头逃命。贝雅蒙特·蒂耶波洛也不得不带领残余暂时撤退。他们穿过里亚尔托桥后，破坏了桥梁，躲进蒂耶波洛的大宅死守。

坐镇元首官邸内的葛登尼哥，不断接到捷报，马尔可·奎里尼战死，巴杜尔就擒。曾经作为最年长的元首辅佐官，也担任过副元首的巴杜尔和他的队友们，身上绑着锁链从帕多瓦被押送至圣马可码头，随即被关进了监牢。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贝雅蒙特·蒂耶波洛。了解蒂耶波洛性格的元首知道，如果采取强硬的手段，势必会导致无谓的流血牺牲，于是以流放海外的条件，要求蒂耶波洛放弃抵抗。蒂耶波洛接受了协议。

以巴杜尔为首的被捕的叛军们，在接受正式的审判后，纷纷伏法。

巴杜尔在一周后被斩首，蒂耶波洛的家宅被拆毁，空地上竖起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叛国的罪行。

奎里尼的家宅则被拆了2/3，因为奎里尼家三兄弟之一的乔瓦尼没有参与这次叛乱。可剩下1/3的房子也无法再住，于是国家出钱买下这部分房产，拿到钱的乔瓦尼，在其他地方重新购置了住宅。

那位向蒂耶波洛军队的旗手扔石臼的妇女，获得了她所希望的政府的奖励。她提出的两个希望，一是节庆日时可以在家中的窗口悬挂威尼斯国旗，二是不得调涨房租。这位女子的房东是圣马可教堂的“财团”，也就是政府。根据1468年的记录，这间房子的租金在158年之后一直没变。

贝雅蒙特·蒂耶波洛及其余党虽然保住性命，流亡海外，却没能过上悠闲自得的日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并且被事无巨细地上报给威尼斯政府。查阅这些记录，仿佛在读一本精彩的间谍小说，其中甚至还有女间谍。

威尼斯政府就是根据这些情报，牢牢地监控着那些叛军。哪怕只有一个人有异常表现，威尼斯政府立刻会要求当地的政府将他们流放。在以蒂耶波洛为首的叛军中，仍然有不少人试图集结各地的皇帝派卷土重来，因此威尼斯政府始终绷紧着神经。

就这样，流亡者们被遣散到四处各地，渐渐地便成了一盘散沙。在此期间，威尼斯政府伺机派出杀手，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斩草除根。马尔可·奎里尼的一个弟弟就是这样被暗杀的。贝雅蒙特·蒂耶波洛最后不得不向其母亲一方的家族求援，逃往克罗地亚。他在事件发生的18年后死去，死因不明。

这就是在18、19世纪时被奉为民族主义先锋的事件真相。参与这场叛乱的平民，只有一位隶属于画家工会的男子。

十人委员会

除了改革国会，葛登尼哥遭到后世批判的另一项作品，就是在叛乱发生两个月之后创建的简称“C·D·X”的“十人委员会”。

以防止反国家阴谋为目的而建立的“十人委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权限逐渐增大，成了一个决定秘密事项和重大裁决的审议机关。

10位委员从由国会推举的30岁以上的元老院议员中选出，任期一年，不可兼任其他职务。任期届满后，至少休职一年以上，才有资格再次参选。

委员长有3位，每人轮值一个月。为了防止与外国人或者是有意影响裁决的人士做私下交流，委员长有避嫌的义务。因此，在担任委员长期间，宴会就不用说了，连在街上散步都不行。这种寡淡的生活不可能持续长久，所以任职期限定一个月。

每一位贵族都希望能够成为“十人委员会”的委员。有机会参与重大事项的审议和决定，权力对从政者是无法抗拒的魅力。当然，这个职务是没有俸禄的。

话说回来，也不是30岁以上的元老院议员都有资格参选“十人委员会”的委员。来自元首和6位辅佐官的家族成员，一开始便失去了资格。名为“10人的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元首及其辅佐官，再加10位委员，因此，根据一个家族一名委员的原则，家族其他成员必须被排除在外。

除此之外，与教廷有关联的也不能成为候选人。如果哪个家族中有人当上枢机主教（俗称“红衣主教”），或者说这位枢机主教成了教皇，在他驾崩之前，这个家族的成员别想进入“十人委员会”。

“十人委员会”是接触国家最高机密的机构，威尼斯人觉得有必要做谨慎的考虑。

虽然在启蒙主义风行的时代，“十人委员会”遭受恶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却并非如此，甚至受到了那些把政府的治理能力看得比意识形态更重的现实主义者的赞誉。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共和国推行政策的速度，往往是缓慢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通常都是共同商议。因此统一众人的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方式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了因应这种情况，共和国必须建立（类似古罗马的）临时独裁官制度。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相当强大的共和国。这个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不是交给共和国国会或元老院去讨论，而是由被授权的少数委员做出决策。

“若一个共和国的执政者无法体察这种制度的必要，只希望保持其既存之政体，则国家恐将走上亡国之道；若不想亡国，却又得面对破坏体制的难题。”（摘自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十人委员会”通常情况下是由10位委员、元首、6位元首辅佐官共17人组成。但如果面临重大事件，在保守机密和讲求效率的前提下，为了慎重地做出决定，也会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20位临时委员，组成37人的委员会。

促成37人委员会成立的首次大事件，发生于1355年。它的影响程度，与当年奎里尼——蒂耶波洛的叛乱不可同日而语。此次事件不仅震撼了意大利，整个欧洲都为之侧目。因为叛国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元首本人。

元首法利耶之乱

时间距离皮耶托·葛登尼哥死去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他是在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发生后的一年去世的。在这50年间，无论是威尼斯与热那亚陷入泥沼的关系，还是意大利各国君主制导致小国合并的形势，都没有任何改变。

阴谋的发生，大抵起因于芝麻绿豆的小事。

位于元首官邸一楼的海军部的一间屋子里，来自丹多洛家族的乔瓦尼，正对着一个叫伊沙内罗（Isarello）的人大发雷霆。原因是乔瓦尼推荐了一个船员，却遭到了水手长伊沙内罗的拒绝。

乔瓦尼·丹多洛怒不可遏地质问伊沙内罗：“你哪来的胆子，竟敢抗令！”

“哪怕是上头的命令，不合格的人就是不能上船。”伊沙内罗据理力争，完全没有让步的意思。

在威尼斯，类似这般事情，上级的命令并不是绝对的。因此，乔瓦尼除了暴跳如雷，无计可施。

然而，离开海军部的伊沙内罗，却咽不下这口气。他随即前往附近的海员集会所，向聚集在那里的同伴们大吐苦水。“毛头小伙一个，仗着贵族的身份指手画脚，他懂什么船上的事情！”边上的人你一句我一语地同诉愤怒之情。

不久之前，一群由市民组成的舰队被火速派往前线，接替好不容易才摆脱与热那亚的苦战回到威尼斯的国家海军出征，结果打了胜仗。参加了战斗的伊沙内罗及其伙伴们，自然是意气风发。

“就因为交给那帮贵族，威尼斯才被打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众人纷纷表示同意。

此时此刻，这群水手们的怒气仅仅是针对乔瓦尼·丹多洛，只想着好好教训一下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眼看就快到官厅关门的时间，他们十来个人来到元首官邸门前，来来回回地走着，等着丹多洛出来。乔瓦尼·丹多洛闻讯后惊慌失措，同僚们都下班走光了，他仍然躲在房间里不敢迈出大门。无奈之下，他向元首报告了此事。

元首马里诺·法利耶（Marino Falier）令人把伊沙内罗带来，呵斥他无论因为什么理由都不该做出如此莽撞的举动。伊沙内罗听从元首的命令，解散了聚集的伙伴，丹多洛这才平安地回了家。

当天晚上，元首悄悄地派人去伊沙内罗家，将他叫进官邸。席上，元首向伊沙内罗提出，希望平民们协助自己推翻贵族制，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威尼斯。

伊沙内罗即刻点头答应。还建议让他的好友、在平民阶级中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卡兰达里欧（Calendario）加入此事。卡兰达里欧是石匠工的总管，也是位拥有私人船舶的富豪。伊沙内罗估算，他本人和卡兰达里欧可以召集到20位小头目，他们每个人各自又能找到40个帮手。

元首法利耶表示一切交给伊沙内罗和卡兰达里欧处理，决定于4月15日的深夜在元首官邸集合。之所以将行动时间定在4月15日，是因为第二天星期四是元老院、“十人委员会”、各行政部门开会的日子。全体贵族集聚一堂的国会日是在星期天，元首存心避开这天，是考虑到800人的叛军，要对付超过千百人的贵族，肯定吃亏。

可是，这个阴谋在召集人马的阶段就出了麻烦，大多的受邀者都拒绝加入行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背后的主谋是元首。而且参加筹划的人比预想中的多出很多，消息不胫而走。

听到传言的几位贵族，向元首做了报告。法利耶却回答说不必大惊小怪，并没有下达追查的指示。但直属“十人委员会”的谍报网，掌握了确切的情报，参与阴谋的人，接二连三地遭到秘密逮捕，未酿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贵族们的声音开始变大，要求元首及其6位辅佐官召开会议讨论。既然有人提出了要求，元首只好召集开会，决定对此事展开调查。没料到结果竟然查出阴谋的核心人物是元首，他立即被禁闭在官邸的一间房里。

4月16日，“十人委员会”召开会议。由于要对重大事件做出裁决，因此又选出20位临时委员，加上6位元首辅佐官，共36人出席会议。当然，元首是不会出现了。

当天傍晚，委员会对已经被逮捕的伊沙内罗和卡兰达里欧做出了裁决，两人均处以绞刑，并且于深夜在元首官邸内执行。几天以后，被处以绞刑的增加到11人。

对于元首马里诺·法利耶的判决，委员们几乎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进行了讨论。17日，元首被带进“十人委员会”的会场，聆听了对他的判决。当日傍晚，在官邸内庭通往二楼回廊的宽敞的台阶上，71岁的元首接受斩首之刑。讽刺的是，仅6个月之前，他刚在这里宣誓就职。

在所有政府官员的见证之下，刽子手手起刀落，只见一股鲜血喷出，被摘下金线织花锦缎冠帽、露着苍苍白发的头颅，滚落在地。“十人委员会”中的一位委员用长矛挑起元首的头颅，从官邸的阳台上，对着外面聚集的民众大叫：“叛国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义得到了伸张！”

整个事件受到处罚的人数详细见下：

斩首1名，绞刑11名，终身刑3名，1年徒刑1名，流放5名，缓刑31名。马里诺·法利耶的财产遭没收，其妻同时也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孙女的露西亚，自愿隐居修道院。

“元首马里诺·法利耶的处刑”（部分画，德拉克洛瓦作品，1825年前后）

现在，如果去威尼斯参观元首官邸，会看见在官邸最大的一个房间，即共和国国会会议厅的墙上挂满了历代元首的肖像，只有一处画着黑幕，这里本该是马里诺·法利耶的肖像。黑幕上写着：“因他所犯叛国罪而被处死。”

由于事件的戏剧性，刺激了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法国画家）以画，拜伦以文，多尼采蒂（Donizetti）和罗西尼（Rossini）以曲……艺术家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描绘了这个故事。在大多的作品中，马里诺·法利耶的悲剧原因，缘起于其妻与年轻的贵族米伽勒·斯泰诺（MicheleSteno）之间的爱情。年轻人中伤了元首夫人，却只受到轻罚，元首对此愤愤不平，才挑起了事端。不过，这些都是民间传说，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而传说中的主角之一的米伽勒·斯泰诺，倒是在事件发生45年之后，当选为共和国元首。

如果威尼斯成为一个君主国，大概没有人比马里诺·法利耶更适合做君主。他的家族是在11世纪时已经出过两位元首的名门。他本人在壮年时期，曾经担任过负责君士坦丁堡周边警卫的海军司令，以及克里特岛的总督，并且数次作为大使，被派往各国的宫廷。当选元首时，他正被派往位于阿维尼翁的教廷，与热那亚进行困难的和平谈判。他与国外的重要人物们也交情甚深，当时被誉为最知性的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就是他的挚友。换言之，当时在国外最有名的威尼斯人便是马里诺·法利耶。

除此之外，法利耶还是一位不辱贵族之名的商业高手，在奔走于各国之间忙于公事的同时，仍然不忘操纵各地的代理人，兴隆生意。这样一位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样样出色的人物，自然有着极高的人气。当他被选为元首，从阿维尼翁赶回威尼斯的时候，受到了民众迎接凯旋将军一般的热烈欢迎。

如果是在意大利其他的国家，马里诺·法利耶或许早就成了君主。生在威尼斯，是他的不幸。

政治与行政

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与马里诺·法利耶阴谋，是威尼斯共和国所经历的仅有的两次反政府事件，而且都发生在14世纪前期。自此之后的500年，威尼斯的政局始终保证安定，与激烈的政治斗争不断的佛罗伦萨、热那亚两国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以“十人委员会”为首的机构的严厉监督，当然是起到了维安定功效，除此之外，威尼斯政体在为防止某一个人、某一个家族，甚至是某一个机构独揽大权方面，有精心的设计。

首先，元首由6位辅佐官负责监督。

元老院主管外交，“四十人委员会”主管财政，彼此监督。

总理府与内阁的事务，不做明确的划分，以便相互牵制。

即便是对大权在握的“十人委员会”，也在200年后的16世纪，增加了一个与其平级的“国家审问委员会”予以控制。审问委员会成员三名，从“十人委员会”与元首评议会选出，每个家族只限一人。

如下页图表所示，合议制渗透到威尼斯政体的方方面面。除元首之外，担任职务的人都在两名以上。哪怕贵为元首，如果事先没有与辅佐官们商量，甚至无法召开会议。这是一个连商船航线都不容船长独断而需要众议的国家，决定国家航线的政治，采用合议制，是再自然不过了。

威尼斯的任职期限也有独特的规定。任期届满后必须经过一定的休职期，才能申请再选。除了终身制的元首和国会议员之外，没有休职要求的只有任期为一年的元老院议员。元首辅佐官的任期为6个月至1年，休职两年；“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一年，休职一年。内阁的各个部门的任期均为6个月，休职6个月。

威尼斯共和国组织结构简略图

从政者的年龄也有所限制。国会议员的申请登记年龄，最初规定在25岁，后来降至20岁，但其他重要的职务，30岁以下是绝对没有资格的。

成为共和国国会一员的年轻贵族们，首先必须担任警察官，这个职位有一个优雅的名字叫“夜晚的统治者”（Signore di Notte）。6个大区，每区推选一人，任职一年。其目的大概是让这些年轻人在管理国政之前，先了解一点儿民间疾苦吧。有过两次“夜晚的统治者”的经历之后，便可“升官”成为海军部的官员。这也是内阁所有官职中，唯一不需要元老院议员资格的职位。

讲到这里，或许大家会产生质疑：这么频繁地更换官员，如何保证政策的一贯性呢？的确，“大臣”和“长官”们，一年或者6个月便做一次更换，而且，不休息一年半载，还不能重返岗位。

委员会的委员当然不能一次性同时更换，否则将影响公务正常进行。所以，采用一次更换一半的方式。即便如此，仍然没改变任期过短的事实。另一个让后人感到颇为不解的是，威尼斯人认为长官不能总待在一个地方，应该经常转换岗位。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执行的。其实，如果想想（日本常发生的）所谓“内阁改造”的闹剧，大抵能够理解。哪怕大臣、政务次官走马灯式地更换，只要事务次官以下的人员没有变化，行政上便不会出现障碍。

总之，在威尼斯人的概念中，政治家不能以专业划分，但行政官员必须是懂行的专家。威尼斯的官僚组织，就是这样从下至上地支撑着政体，尽量减少政权持续中所带来的各种伤害，是保证国家有效、合理运行的不可欠缺的要素，它的完整性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这些官员被称为“Cittadino”（非贵族市民）。作为行政专家，他们与政治专家的贵族不同，是终身雇佣制。总人数基本与贵族持平。虽然没有决定政策的权利，不过决策所需的情报是经他们之手分析、整理后，提供给贵族，即政治家。尽管无权参与讨论和决议，但每次委员会开会必定在场的，总是这些行政官，而不是贵族。

行政官员中级别最高的是政府秘书长（Gran Cancelliere）。凡元首出席的场合，他必定列席。即使是讨论开战、和谈等高度机密的事项也不例外。出席元老院会议的，通常是元老院议员、元首以及6位辅佐官，再加上秘书长及其手下的25位秘书和两位书记员。如果会议内容事关秘密，至少也有秘书长和两位书记员列席。

可见，除了元首，最了解政府所有事务的人物，就是秘书长。由于当选元首的人通常年龄较大，平均在位时间10年左右，因此，常常会出现同一位秘书长连续服务几届元首的现象。比如说被斩首的法利耶的前任，安德烈·丹多洛（Andrea Dandolo）元首的秘书长，在24岁时受到提拔担任此职，因为是终身制，所以到了晚年他简直就是一本活字典，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地拉拢他。话说回来，这种怀柔攻势从未成功过。想来这位秘书长本人也十分清楚，即使成了法国宫廷的贵族，也难逃“十人委员会”的穷追不舍。

据不少资料记载，那些拜访威尼斯接受元首及其相关委员接见的外国使节，在听说那位站在元首边上，身披金线织花的红色披风，穿着比贵族还富贵的人物竟然是平民的时候，都会感到惊诧不已。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国家的平民可以享受如此待遇。

如果这些外国使节看到祭祀时元首的队伍，恐怕就不只是惊诧，而是目瞪口呆了吧。元首一行由大主教负责“开道”，元首走在队伍的中间，在他的前面有两个人，一位是着正装的秘书长，另一位是负责计算投票用的布团数量的平民的孩子。如果那时有聚光灯的话，那么焦点一定是集中在这三个人的身上。因为他们正是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象征。

在威尼斯，约3%的成年男子是掌握政治的贵族，行政专家的“市民”人数大约与贵族相同，那么对于剩下的大多数人，又该怎样去满足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呢？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如果天性被长久地抑制，总有一天会爆发。为了中和民众的情绪，威尼斯有一种被称为“Scuol”的公会组织。同样的组织，在佛罗伦萨叫作“Arte”。

在佛罗伦萨，那些作为国家支柱的产业都有自己的公会，如毛织品公会、丝织品公会等。但是在威尼斯，则没有属于海外贸易商或海员的公会。可能是因为国家热心于海外贸易的养成，又有海商法保护海员们的权益，所以大家没有必要专门组建一个公会来确保自己的权利。同样，造船工人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公会。国有造船厂的工人，对于没有专门警卫队的政府而言，是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的“机动部队”，因此有相当高的信用度。何况，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从业人员，政府对他们的照顾一向周全。民间造船厂的工人，倒是以不同的工种，成立了各自的公会，如木工公会、油漆工公会等。小企业主、店主、画家也都有同业公会。不过，医生、律师都没有成立公会。

佛罗伦萨的公会是为了保护自身权利、要求政府妥协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组织。而威尼斯公会的性质类似于合作社，侧重于同业间的互帮互助。至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可以向常设的专门委员会申诉，这一点国家早有安排。

规模虽然不同，但每个公会都有专属的礼拜堂和集会场所。甚至有些公会还有医院和养老院，营运完全交由公会成员负责。虽然法律上没有禁止贵族入会，但有一条贵族不得担任公会要职的条文。

对于被称为“Popolano”的一般平民而言，公会就是他们的城堡。虽然14世纪以后，针对这些市民团体下达了反体制运动的禁止令，除此之外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请为元首官邸绘制壁画的画家替自己的会堂作画，作品完全不输于，甚至超过元首官邸。比如说圣洛可（San Rocco）公会的会堂，铺天盖地全是丁托列托（Tintoretto，16世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的杰作。这些事情政府是不会干预的。

祭祀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既然让非贵族市民（Cittadino）站在聚光灯之下，同样也要为一般平民们（Popolano）提供一个华丽的舞台。威尼斯的祭祀活动，每个公会都会列队参加。站在队伍最前端的是举着公会旗帜的旗手，后面的人们恭敬地捧着只有这一天才拿出来的珍贵的圣遗物，神采飞扬地地走在人海中。

“十人委员”的委员们是没有这样舞台的，祭奠活动的主角，不是贵族，也不是市民，而是一般的平民。

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家。如果是资源丰富的陆地型国家，哪怕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仍然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国家的完整。例如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不久后即将崛起成为威尼斯宿敌的土耳其帝国，都属于这类情况，持续的恶政，并没有立即引发帝国的崩溃。但是，像威尼斯这样没有资源的国家，恶政是不被允许的，稍有不慎便会导致国家灭亡。大多的海洋国家之所以短命，理由便在于此。

对于一个人口只有10万到15万的小国而言，哪怕是一次饥荒，都是致命的，威尼斯的统治阶级深知其理。负责国有小麦仓库的官员不仅每个月要呈报一次准确的库存数以及可维持全国人口口粮供给的天数，而且必须确保库存量不低于委员会规定的最低限量。威尼斯因此从未发生过饥荒。

在缺乏资源的海洋国家中，威尼斯算是成功地维持了国家长治久安的特例。其中最大的原因要归功于皮耶托·葛登尼哥发起的政体改革。对于威尼斯人而言，他们没有讲求意识形态的余闲，建立一个具有优秀治理能力的体制，是最为迫切的议题。

以人的良知为基础建立起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在1530年走向终结。而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是在不相信人的良知的前提下构建的。它在佛罗伦萨灭亡之后，又延续了300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