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春天，由乔治·契尼（Giorgio Cini）基金会主办的以“15世纪前的威尼斯和东地中海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威尼斯召开。当时我正在准备写《文艺复兴的故事04：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最后一位主角——从威尼斯贵族之女成为塞浦路斯王妃的卡特丽娜·科尔纳罗（Caterina Cornaro）。正好是一个机会，便去旁听了会议，在场的日本人就我一个。

记得是最后一天的集体研讨会，一位法国的女性学者，就威尼斯共和国第一夫人的社会地位发表了演讲，她用以下这段话作为结束语：

“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威尼斯没有出现一位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女性。作为女性，我对此深感遗憾。”

话音未落，台下立马有人大声叫道：“所以威尼斯的政体才能保持健全！”

会场内坐满了雷恩、洛佩兹等研究中世纪历史的世界级权威，众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我相信，这些笑声不是针对法国女学者，而是对调侃者的赞同。时至今日，我依然对此确信无疑。

那时我刚写完几位不让须眉的女性的故事，正在烦恼用怎样的视角，来讲述与伊莎贝拉·迪埃斯特（Isabella d'Este）、卡特丽娜·斯福尔札（Caterina Sforza）身处同一个时代，却任由祖国威尼斯政府操纵，枉费一国女王地位的威尼斯女子。那位听众的调侃，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除了在当代仍属于少数的男女平等的民主国家之外，纵观人类悠久历史，女性能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的场合，只有两种。一种是像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英女皇伊丽莎白一世那样，自己站在权力的顶峰，另一种是作为站在顶峰的男人的妻子或情人，近距离地接触权力。

那么，这种历史现象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会发生吗？倒也并非如此。事实上，披着共和国的外衣，一人独揽大权的国家，也为数不少。佛罗伦萨、热那亚、锡耶纳（Siena）、卢卡（Lucca）都号称共和国，实际上长期处于僭主统治。

因此，我认为与其用君主制或共和制来区分，不如以是否发生过暗杀权高位重者来判断。比如说著名的“帕齐阴谋”（Pazzi conspiracy），帕齐家族企图暗杀的不是佛罗伦萨的元首，而是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Lorenzo il Magnifico）。类似的事件，在威尼斯共和国就不曾发生。

16世纪初期，威尼斯共和国的“十人委员会”曾经秘密地向某位职业杀手询过价。杀手根据要求制作了清单，详细地列出了暗杀土耳其苏丹、西欧各国要人每一位所需的经费和报酬，提交给“十人委员会”。

既然是威尼斯政府要求的“报价单”，本国的重要人物当然不会榜上有名。不过，倘若是其他的国家找杀手，他们的名单上绝不会漏掉当时大国之一的威尼斯共和国。那么，威尼斯政府的哪位要人会成为暗杀的对象呢？

之所以会暗杀权力者，是因为预期到此人之死将会改变其国家的政治方向。可是，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设定非常之巧妙，从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近代，无论国内或国外，威尼斯都没有出现过如此举足轻重的标志性人物。

元首从当选到去世，可以终身保持其地位，向国民以及外国君主显示与其头衔相符的权威。然而，如果不能获得每6个月更换一次的6位元首辅佐官半数以上的同意，再贵为元首，还是无权提出任何一条议案。

议案从提出到通过，元首能够发挥影响力的机会，唯有在会场演说的时候。的确有不少例子证明，有说服力的演说会左右众人的决定。不过，和其他议员一样，元首只有一票的表决权。如果是在共和国国会表决，它是2000票中的一票，在元老院的话，则是0.5%。哪怕是决定最机密事项的“十人委员会”，元首的意志，也只占了1/17的分量。

连一国的元首，其权力都受到这般的限制，其他各委员会的委员，任期只有半年或一年，期满后必须经过与任职时间同样长短的休职期，才能再选。这些人就更没有大权在握的可能。最有权利的“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3位委员长则是每个月轮换。通常由10名委员加上元首，以及6名元首辅佐官组成的“十人委员”，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议案，为了慎重起见，会另外从元老院中特别选出20位议员，总共37个人共同商议决定。

对于这种组织机构的国家，政治暗杀完全丧失了意义。因为不管谁被杀，都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要想改变威尼斯的政治方向，如果不将共和国国会的所有议员，也就是掌管政治的威尼斯所有贵族杀个精光，阴谋就不算得逞。为了避免一人独揽大权，威尼斯共和国用尽了各种办法。其他国家经常发生的政治暗杀，从未在威尼斯出现的理由，正在于此。

在威尼斯，没有谁需要护卫或贴身保镖。元首因为其特殊的身份，有仪仗兵随从，但与当今君主们的随从相比，这些仪仗兵作为装饰的意味更为浓厚。威尼斯也有警察，但他们的任务是维持日常的治安。当危急事态发生时，则是由国有造船厂的工人负责警卫。

威尼斯是唯一一个国内没有军队驻守的国家。国民被禁止携带武器，因此政府也不例外，当然也没有必要。无论地位高下，人人都可以毫无防备地走在街上，这在那个时代实属罕见。

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女性怎么可能在政治发挥她们的影响力呢？首先在威尼斯国内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想做点儿什么，只能去国外发展。不过，4位身处异乡而且都有政治机会的威尼斯女性，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像引发“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的卡特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那般的人物。（卡特琳出生于佛罗伦萨，后嫁于法国王室，是法国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王后。）

数百年来没有机会出场的威尼斯女性，即使遇上施展本领的舞台，大概也不知道如何表现吧。事实上，威尼斯的男人也不喜欢他们的女人涉及政治。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464年，威尼斯贵族巴尔博（Balbo）家族中的一位成员当选为教皇。保罗二世是史上第一位成为教皇的威尼斯人。新教皇有一位妹妹名叫伊莉莎白（Elisabetta），嫁给了同为威尼斯名门的泽诺家族。

因为有一个权高位重的哥哥，伊莉莎白变得热衷于政治。按照威尼斯的规定，但凡有人成为教皇，他在世期间，家族中的其他男性即使当选为元老院议员，也不得担任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此重视政治自主性的威尼斯政府，对于伊莉莎白的表现，当然是很不高兴。

然而，与教廷对立，在政治上绝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何况当时还有大敌当前，花10年时间攻下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势不可挡，威尼斯正处于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因此，尽管恼怒万分，政府对锋芒毕露的伊莉莎白，始终找不到彻底解决的办法。

终于等到1472年。教皇保罗二世刚去世，“十人委员会”便立即决定将伊莉莎白·泽诺流放到伊斯特里亚。数年后，伊莉莎白总算从乡间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得以解放，却无法摆脱被放逐国外的命运。离开伊斯特里亚，去了罗马的她，一直到1480年死去，都没有机会再踏入祖国一步。

从伊莉莎白的经历，我们大抵可以理解为何与她同时期的卡特丽娜·科尔纳罗会那样顺从。

卡特丽娜·科尔纳罗以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高贵身份，与塞浦路斯国王结成政治婚姻。国王死后，唯一的儿子也先于她辞世，卡特丽娜·科尔纳罗因此成了统治塞浦路斯岛的女王。但她却按照威尼斯政府的旨意，乖乖地将塞浦路斯拱手让给了祖国。提笔至此，我一面感叹威尼斯政府令人咋舌的外交手腕，一面也不禁联想，如果换作是伊莎贝拉·迪埃斯特或者卡特丽娜·斯福尔札，她们大概不会就那么心甘情愿地任由祖国摆布。

16世纪，取代崩溃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兴起的托斯卡纳大公国有一位王后，名叫比安卡·卡佩洛（Bianca Cappello）。她是大公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Francesco I de Medici）的第二任妻子。有关比安卡·卡佩洛的故事，我在另一本书中已有所介绍，这里不再展开。我要说的是，被大公万般宠爱的比安卡，完全拥有影响大公的力量，可是作为大公夫人，她的能力只用在装饰打扮和耍小女人手段上了。

元首夫人的礼服

元首的礼服

贵族小姐的婚纱

贵族夫人正式场合的服装

同样，13世纪的匈牙利王妃托玛西娜·莫罗西尼（Thomasina Morosini）在政治上也是无所作为。

这3位女性都是以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身份，也就是说，是作为一国的公主嫁给异国之王。没有政治抱负，似乎是威尼斯女性共通的特性。

切齐利娅·巴福

不过，还是有一个例外，切齐利娅·巴福（Cecilia Baffo）就是一位有趣的女子。

切齐利娅与上述的3位女性一样，身上也流着威尼斯贵族的血液，但她没有公主的身份。更特别的是，她嫁入的不是基督教国家的王室，而是伊斯兰教国家，而且是威尼斯的宿敌土耳其。

切齐利娅12岁时，随父亲航行爱琴海。途中，他们乘坐的船遭遇海盗袭击。被土耳其海盗俘虏的基督徒，无一例外地全被当成奴隶贩卖，男人们戴上枷锁，被用作加莱船划桨手，女人们或为小妾，或为家奴。不过，海盗的头目留下了这位美丽的少女，但没有把她放在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竞卖，而是献给了苏丹的一位王子。

切齐利娅·巴福改信伊斯兰教后，有了一个土耳其的名字努尔·巴努（Nurbanu）。她在塞利姆王子（Selim）的后宫生活了29年，其间诞下一子。彼时，正值土耳其帝国咄咄逼人，给西欧造成极大威胁的时代。切齐利娅所生的孩子，是有“伟大的苏丹”之称的苏莱曼大帝（Sulayman I）的长孙。

威尼斯政府似乎很早就知道了切齐利娅的事情。在她入宫一年后的1538年，威尼斯元老院向土耳其宫廷送去了证明切齐利娅·巴福是威尼斯贵族之女的书信。

1566年，苏莱曼大帝死去。新苏丹由塞利姆王子继位，这意味切齐利娅终于熬出了头。

在君主专制国家，皇位继承人的地位意外的脆弱，生死全在君主的一念之间。因此，尽管贵为皇太子之母，但作为新苏丹的一个王妃，切齐利娅的地位还不能说是绝对安泰。

随着新苏丹塞利姆进驻君士坦丁堡，他的后宫佳丽们也成群结队地来到了托普卡普皇宫（Topkapi Palace）。切齐利娅走在队列的最前面，后面跟着150名宫女和众多的奴婢。见惯了苏丹宠妃出行场面的君士坦丁堡民众，也被这大阵仗惊得目瞪口呆。切齐利娅一行人的奢华气派远远压倒了其他3位王妃和众多的臣妾。

切齐利娅成了后宫的新主人。先帝的妃子们已经被她流放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这群人将过着清苦的生活，哀怨地度过余生。新苏丹的生母也早已不在人世。从今之后，切齐利娅再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看任何人的脸色了。当年的美少女，此时已经41岁。

说起苏丹的后宫，后世的人们大概会把它想象成一座香艳而华美的花园。事实并非如此。与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的男女关系相比，苏丹的后宫更是一个被命运和实力所操弄的残酷世界。

4位王妃的顺位，基本上以其所生的皇子的年龄排序。不过，这只是一个表面形式。在庞大的后宫中，有人到死都没见到过苏丹一面。无论是太子之母，还是干苦力的奴婢，归根结底都是奴隶。她们没有法律的保障，命运完全由着苏丹的性子。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切齐利娅尽管拥有皇太子母亲的身份，但年纪已过40的她，眼见着一个又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奴被送进后宫，心中肯定万般不是滋味。

对于来自威尼斯的她而言，后宫的生活条件应该并不舒服。如果看过按当年的模样建造的托普卡普皇宫的后宫就会发现，其豪华程度远不及同时代威尼斯贵族的宅邸。土耳其后宫贴满金箔的墙壁和开满郁金香的花园再美，也美不过由本土特雷维索的建筑师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负责建造、壁画出自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之手的威尼斯贵族家的别墅。

尽管土耳其是一个强劲的军事帝国，但在16世纪，西欧的文明程度显然高于东方，尤其是威尼斯，更是当时处于西欧最前端的文明之国。

话说回来，12岁开始就住在土耳其的切齐利娅，应该早已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托普卡普皇宫装饰得再怎么金碧辉煌，终究是游牧民族建造的东西，与西欧的宫殿有着根本的区别。换句话说，它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帐篷，而不是西欧人概念中的殿堂。

后宫的女人们是被禁止外出的。即便偶尔有出门游船的机会，也得坐在几乎看不见外面的栅栏里。西欧人把这种栅栏称为波斯式。如果是上街，则得乘坐四面遮掩得厚厚实实的轿子。

苏丹的宠妃

苏丹后宫的女人

这些既是对手又是“同僚”的女人们，尽管无趣之极，却个个貌美如花。尤其是素以美貌闻名的高加索女性，向来被视为瑰宝，因此苏丹的后宫里有很多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女奴。

不过，土耳其有一样东西，绝对可以傲视西欧，那就是珠宝。这是他们从被消灭的拜占庭文明中唯一继承的遗产，也许是因为珠宝正好符合土耳其人的趣味吧。托普卡普皇宫收藏展上所展示的那些美轮美奂的饰品，足以让当今的人们震撼不已。相信当年后宫的女人，唯一不缺的就是珠宝首饰。有意思的是，它还成了住在后宫里的切齐利娅与绝不可能见到苏丹王妃的威尼斯大使之间的媒介。

因为没有确切的史料，我们无法了解双方的秘密联络是从何时开始的。唯一清楚的是一位销售珠宝的名叫姬莱亚的犹太女子，帮忙替大使给宫里的切齐利娅送信。

土耳其的婚礼

刚开始可能都是送些小礼物。像是包在威尼斯特产的花边手绢里的威尼斯杏仁饼、来自穆拉诺（Murano）的镂金小香水瓶等。不管是什么礼物，通过珠宝商人的中介，威尼斯大使与切齐利娅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而且在塞利姆苏丹在世期间，这种联系从未暴露过。

大使的目的非常清楚，他希望通过切齐利娅，了解土耳其对东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在这一带通商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策。一旦察觉到苏丹有意采取敌对行动，可以尽早地将消息通报给祖国。

那个时期的切齐利娅究竟能派多大的用场，其实是一个疑问。苏丹塞利姆不仅违反《古兰经》的清规戒律喝酒，简直就是一个酒精中毒者。据说他最擅长的技艺，就是大口大口把葡萄酒当作啤酒似地灌下肚。因不理国政，甚至有传言说他根本不是苏莱曼大帝的儿子。尽管侍奉在君王身旁，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沉湎于酒色的丈夫，切齐利娅又能做些什么呢？强大的土耳其帝国的政权，全都掌握在从苏莱曼大帝世代起便担任宰相的索库鲁（Mehmed Sokollu）一个人的手里。

不过，切齐利娅似乎还是收集到了一些情报。她所提供的这些消息，对于想方设法收集情报的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而言极其重要。遗憾的是，它们没有能够阻止土耳其攻占威尼斯领地的军事行动。嗜酒成性的苏丹塞利姆突发奇想，决定将当时最好的葡萄酒产地塞浦路斯占为己有。

塞浦路斯归属威尼斯已经一个世纪。对于塞利姆的这个决定，宰相索库鲁并不赞成，无奈苏丹一意孤行。面对专制君王无穷无尽的欲望，区区一个王妃，更是无能为力。在土耳其大军的强攻下，威尼斯位于东地中海地区重要的军事及商业基地沦陷。

紧接着是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这是一场威尼斯期待的战争，结果轮到土耳其变成了输家。但在之后提议讲和的，反而是赢家威尼斯。

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苏丹去世了。这个酒鬼在狂饮之后去洗澡，结果滑倒在浴室，头部受到了撞击。

继位的新苏丹是切齐利娅的儿子穆拉德（Murad）。即将迎来49岁的她成了太后。

名副其实地成为后宫女主人的切齐利娅，首先做的就是巩固自己的地位。她把原本在后宫最深处的寝宫搬到了距离出口最近的位置，这里从此成了太后专区。

土耳其人的葬礼

从出口处往里，沿着长长的走廊是各妃子的房间。切齐利娅占据着好地形，监视着妃子们的一举一动。苏丹的寝宫就在后宫附近。如果他要从寝宫去后宫旁边被称为“迪旺”的房间与大臣们开会，必须经过切齐利娅的房间。这样，苏丹进出后宫，不得不出于礼节去母亲那里请安。因此，切齐利娅对土耳其帝国的各种事务了如指掌，甚至有传言说，太后其实就在隔壁的屋里旁听会议。

切齐利娅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对苏丹的影响力超过自己的女人出现。为了不让儿子专宠某人，她不停地将年轻貌美的女奴送进后宫。有着一半威尼斯血液的新苏丹，性格平稳，喜爱组装各种各样的钟表以及创作绘画。儿子的这般喜好，应该是母亲喜闻乐见的。苏丹穆拉德将他精心绘制的图画集册成书，这也是土耳其出版的第一本艺术书籍。

在那个时期，威尼斯大使与切齐利娅之间依然通过女珠宝商保持着联系。与之前不同的是，切齐利娅成了太后，外国大使可以堂而皇之地献上礼物。镶有精工雕刻镜框的威尼斯镜子，或者是当时连西欧男子的服装上都不可缺的威尼斯花边等。这些价值昂贵的礼物，简直就是完美的艺术品。

对于威尼斯和切齐利娅而言，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唯一碍眼的便是宰相索库鲁。自苏莱曼大帝起侍奉了三代苏丹的这位宰相，性格平和，少有狂热性，做事务实得力。尽管是众所周知的亲威尼斯派，可是当两国发生利益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维护土耳其的利益。勒班陀海战后，他对来访的威尼斯大使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从你们手中夺走塞浦路斯，等于是斩断了威尼斯的一只手臂。你们在勒班陀海战中消灭了土耳其的海军，那不过是剃了我们的胡子。被斩的手臂不会再生，但胡子会长得比以前更浓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太后常常在苏丹耳边嘀咕说宰相该死。要找个莫须有的理由，一般都是以背叛之类的罪名。不过这对索库鲁不见效，因为没有人会质疑辅佐了三代君王的宰相的忠诚度。于是，切齐利娅改口称宰相插手专属苏丹的火药买卖，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还拿出交易的清单作为证据。这让苏丹不得不相信太后所言属实。如此精细周到的布局，想来不是后宫内可以完成的，多半是有人在宫外筹划操办好之后，再将物证交给切齐利娅。这样一弄，宰相自然是难逃一死。

在例行的阁僚会议上，被蒙在鼓里的宰相正在和大臣们商议国事。突然大门被推开，一名黑人奴隶冲了进来。他举起手中的半月刀，朝着坐在中央的宰相直直地砍了下去。索库鲁来不及吭一声便一命呜呼。在座的大臣们被眼前的场景惊得呆若木鸡，等他们缓过神要抓捕杀人犯时，从隔壁房间走进来的苏丹，却命令他们不得动武。对苏丹的一番说辞，大臣们虽然半信半疑，也只能唯命是从。

之后，索库鲁的冤案得到了昭雪。君士坦丁堡的民众私底下纷传此事是太后欲掌大权所一手酿成的悲剧。不过，从出入托普卡普皇宫的大臣，到凡事都很敏感的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没有任何人怀疑威尼斯共和国与这件事情有干系。

威尼斯方面包括最机密的文件资料在内，自然不会出现任何相关的内容，只不过在1582年6月，威尼斯政府的“十人委员会”决定支出2000达克特，作为向苏丹的母后赠礼。“十人委员会”做出这个决定，似乎正好处于宰相被杀风波稍稍平息之后的微妙时期。当然，历史学家们绝不会据此就把威尼斯与索库鲁的死联系起来。但是在切齐利娅作为太后在世期间，以及她儿子在位期间，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也是历史事实。

1583年，切齐利娅·巴福去世，她是以努尔·巴努的土耳其名字去世的，享年57岁。在土耳其，无论是苏丹之母，还是后宫奴婢，奴隶就是奴隶。她墓碑的位置在当时就鲜为人知。然而，威尼斯的民众似乎没有忘记这位到死都没有能见到祖国的威尼斯女子。人们创作了一些民谣，唱着切齐利娅的故事。

威尼斯女性的日常

撰写人物传记，不管主人公是男或女，要么是人物本身极具魅力，要么是其周遭的环境有趣，否则无从下笔。对于作者而言，最理想的，当然是主人公这项两条件兼备。在我曾经写过的女性人物中，伊莎贝拉·迪埃斯特和卡特丽娜·斯福尔札，属于这种理想的类型。卢克雷齐娅·波吉亚（Lucrezia Borgia）属于第二类，来自威尼斯的卡特丽娜·科尔纳罗同样如此。

切齐利娅·巴福的生平事迹，则属于历史“秘话”，因此史料极少，不可能写成传记。仅靠这点儿资料，甚至无法将她归属于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型。在威尼斯共和国超过1000年的历史中，包括“秘话”在内，与政治相关的女性，也只能找出两位，而且她们都完全受制于威尼斯的男人们。正因为如此，在以雷恩教授为代表的威尼斯历史研究学家的学术著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微不足道的威尼斯女人们。

学者们写的威尼斯通史，如果用报纸的版面做比喻，就像第一版和第二版，再加上文化版，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的角度观察历史。之所以加上“文化版”，是因为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一个国家的文化，其分量与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可谓是旗鼓相当，同样属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这类历史著作中，没有家庭、社会的栏目。想看“家庭版”的威尼斯历史，得有人写一本诸如《从日常生活看威尼斯历史》般的书籍。至于“社会新闻”，更是需要耐下性子，从各类历史书籍中翻找散落的片段，将它们拼凑起来方能成文。

威尼斯贵族的服装

政府官员的官服

威尼斯上流社会的女性外出服

即将出嫁的贵族女子的服装

我以为，少了“家庭版”和“社会版”，就不算完整的历史。有关“社会版”，我会另找机会再述。这里写一些“家庭版”的事情。尽管威尼斯的女性上不了头版或第二版，在“家庭版”中，她们可是当之无愧的主人公。

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威尼斯女性，难道就只能足不出户，埋首家事吗？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她们虽然没有政治地位，但有社会地位。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女性相比，威尼斯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正式场合。因为威尼斯的男人们，无论地位高低，个个都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社交便成了女人们重要的工作。

翻看拥有共和国最高地位的元首们的经历，便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人从事过海外贸易。14世纪几乎是所有人，15世纪占4/5的比例，到了16世纪仍然有3/5的元首，曾经漂洋过海做过买卖。这说明男人们因生意关系，常常是数年不归家。他们一般要到40岁左右才返回陆地，如果出身名门，便会从政。

回到威尼斯的男人们，照样日理万机。贵族必须出席在每周日举行的共和国国会。如果当选为元老院议员，还得参加每周两到三次的定期会议。那些身居高位的“十人委员会”委员、各部委的负责人，除了以上活动之外，另外还有每周三次以上的会议。

光这些例会就足够让人应接不暇，倘若遇到紧急情况，更是无休无眠地连日出勤。按我们现代人的想法，似乎不必如此顶真，间中露个脸敷衍一下即可。可是当年的威尼斯人可没有那么自由。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缺席者将被课以高额的罚款。与其先相信议员们的良知，然后再抱怨低下的出席率，不如定出规矩来约束人们的行动。在威尼斯人的概念中，有从政权力的人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威尼斯贵族的妻子，与丈夫相处的时间，明显要少于其他国家的贵夫人。

再说，丈夫们回到陆地，并不代表会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也可能会作为大使被派驻海外。威尼斯是最早向重要的其他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国家。除此之外，也有人会担任军职，前往中东或北欧等散布在各个地区的威尼斯领事馆。通常情况下，赴任的男人们都是只身前往，用现代语言就是“单身赴任”。也有人带着儿子或侄子同行，但几乎没有人偕妻子或女儿赴任，除非是要在外面生活很久。在这一点上，各国情况比较相似，不过，威尼斯统治阶层出门在外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尽管丈夫们忙得不见人影，可是外国的王公诸侯、东方的商业伙伴等各路人马，却是络绎不绝地来到威尼斯。无论家宴还是元首主持的国宴，为宴会添色加彩的任务便落在了女人们的身上。没有哪个女性会因为丈夫不在而缺席，她们会请亲戚家的男性陪同前往，哪怕是女子一个人单身出席宴会，也不会遭人议论。在15世纪初兴起、16世纪后大为流行的由少年们组成的“裤子俱乐部”，有一项义务就是陪伴贵夫人出行。这为丈夫常常不在家的妻子提供了便利。

女性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机会越多，就越会打扮自己，人也的确会变得更美。威尼斯的女性向来以时尚著称，或许是因为她们有较多的机会受到男人们的赞美。即使是没有宴会的日子，她们也会和伴游的男子一起出门散步。黄昏时分，在圣马可广场、圣斯特凡诺广场（Campo Santo Stefano）、圣玛利亚福莫萨广场（Santa Maria Formosa）、圣保罗广场，到处都是身着华服的女人们。广场边的小路上，开着一间间精致的服饰店，摆放着的全是令女人们心动不已的东西。

据说在威尼斯没有买不到的高价布料。从产地来自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因而被意大利人称为大马士革织锦的缎子、来自叙利亚贝鲁特的贝鲁特天鹅绒，到绸缎薄纱、东方布料、威尼斯产的厚质金线织花锦、佛罗伦萨产的丝织品，应有尽有。

威尼斯产的丝织品的图案，出自圣马可教堂的彩绘玻璃的设计师之手，服饰人物画，由专业画家绘制。威尼斯最著名的产品当属风靡整个欧洲的花边。由于花边的成功，甚至有人按照其模样制成玻璃饰品，作为立在衣领上的装饰品。

珠宝商，当然也是时尚圈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从钻石、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到紫水晶、托帕石、玛瑙……各种宝石，琳琅满目，有求必应。其中波斯产的珍珠，尤其受到威尼斯女性的喜爱，她们所佩戴的珍珠项链，总是令其他国家的女性羡慕不已。

在威尼斯，宝石不仅用来制作项链、戒指，还常常直接缝在厚面料的衣服上。唯有耳环，要到很久之后才开始盛行。萨努多（Marin Sanudo）在《日记》1525年12月6日的这一篇中，曾经有关这样的记叙：

“真是可悲！金色的小环下面吊着大颗的珍珠，像黑人那样挂在耳朵上。所有的人里，只有我这位亲戚戴这种玩意儿，她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堪。”

看来与萨努多这位严谨的年代记作者来自同一个家族的女性，是一位最早尝试佩戴耳环的勇敢之人。萨努多的悲鸣，没能阻挡耳环的人气。不久后，这种原本属于黑人的饰品，在威尼斯呈爆发性地流行。

随着时代的变迁，威尼斯女性的发型也有所改变。15世纪时流行长发，以彩带或网罩束起。进入16世纪后，则流行把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配以镶嵌珠宝的发簪，装束益发趋向奢华。还时兴用各色的丝绸做成具有东方色彩的头巾，反映出威尼斯与东方的密切关系。

为了有一头梦想的金发，妇人们戴着无顶的宽边帽，坐在露台上忍受暴晒。晒过后的头发金中带红，被称为“威尼斯金发”。女人们为了美丽在所不惜的努力，是男人们绝对无法理解的。更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身边从来不缺天然金发美女的德国男人，对此也赞不绝口。也许是天然的金发容易给人一种金属般的冰冷感，而“威尼斯金发”则显得更为柔软妩媚。

当时的化妆术与当今极其相似，这里就不展开了。每当读到年代记的作者们指责那时的女性化妆过浓，我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威尼斯女人们不管男人们说三道四，一心不乱地坐在镜子前，为一个美妆用尽心思的画面。这个场景与现在是何等相似。

比较特殊的，是威尼斯女性热衷于对乳房的装饰。她们向来以大胆敞露胸口而闻名。哪怕是到了露无可露的极限，也不过是用薄纱或蕾丝，象征性地遮掩一下。这种举止，自然会引来那些性格保守的男人们的非难，女人们自然也没把他们的指责当成一回事。

话说回来，男人们的非难，的确情有可原，因为露胸是模仿妓女的装扮。据说是出于防止同性恋行为的考虑，政府当局允许妓女裸露上身站在妓院的窗边。这般姿态吸引男人的目光实属正常，没想到的是贵妇们也乐于效仿。

未订婚的女子外出服

“裤子俱乐部”的制服（威尼斯年轻人服装）

底层娼妇的服装

将头发晒成金色的威尼斯妇人

正如提香（Tiziano）、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等画家笔下的人物，威尼斯女性个子虽然不高，但丰满圆润，风情万种，穿低胸的衣服应该是很美的。那种能让乳房显得丰满、坚挺的紧身胸衣，最早就是威尼斯女性发明的。而将香水抹在胸口，更是她们最极致的美丽表现。

从妇女们的趣向中，也可以看出威尼斯凭借海外贸易，成了东西文化融合之地。豪华的服饰、宝石、香水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薄纱、头巾则是取代拜占庭成为东方霸主的土耳其帝国的特色。对金发的憧憬，可能是与北欧交流的结果。锦上添花的威尼斯特产的花边，竟然参考了娼妓的风俗。在18世纪巴黎时尚兴起之前，威尼斯的时尚不仅是对意大利，也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女性。对于女人们的这种狂热，男人们时而眉头紧蹙，时而展颜欢笑，终究还是由着她们的性子。毕竟，威尼斯的女人们，是重要的公众人物。

萨努多在《日记》中，曾经有关这样的记述：1526年1月17日，元老院就“取缔奢侈委员会”的提案进行了讨论。提案内容有关妇人们过长的裙子，希望通过法律来规定裙长。由于威尼斯妇女个子不高，所以喜欢穿长裙，好让自己显得高大一些，结果变得有点儿走火入魔，裙子长得离谱。

擅长政治的威尼斯贵族们，在这个议题上绝对是门外汉。有人主张裙边拖地的长度应该是半个布拉乔奥（braccio，90厘米；古意大利长度单位），又有人认为1/4布拉乔奥（45厘米）已经足够。议员们忍俊不禁，在笑声中投票表决。最终，1/4布拉乔奥胜出。想来开完会回家的议员们，势必会遭到太太们的横眉冷对。当然，女人们是不会屈服的，她们垫高了鞋跟，对抗法律。

威尼斯的女人们气宇轩昂地引领着欧洲时尚潮流，那男人们又如何呢？适逢文艺复兴鲜花盛开的时代，同一个时期的佛罗伦萨、米兰等地的男人们流行穿紧身裤和丝绸上衣，外搭宽松的短披风，须眉们的争奇斗艳，不输红粉。但是在威尼斯，流行似乎只属于女人和年轻男子。除了元首和年轻人，男人们的穿着依旧很保守。1497年，一位德国人在参观威尼斯共和国国会之后，留下这样的记录：“议员们个个身高体壮，身着及地的黑色长袍（toga），头戴黑色无檐小帽，短发，长须。”

与个头娇小的女性不同，威尼斯男性身材比较高大，长年的海上生活又让他们练出一身健壮的体格，带有拜占庭色彩的长袍，想来是很适合他们。

长袍是威尼斯贵族的官服，根据官职，以不同的颜色区分。元首在正式场合穿的是金线织花的长袍和大斗篷。冬天时外面再披一件被称为皮草之王的白色水貂（ermellino）的小披风。根据每个元首的喜好，元首服在质地、图案或纽扣的位置有所不同，但基本形状从1473年以后，300年间没有改变。元首戴的帽子，称为Corno（角），它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之冠，代代相传，款式更是经久不变。

元首的服饰之所以特别豪华，是因为他象征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权力和财富。出于同样理由，政府要求驻外大使们，必须穿得比其他国家的大使更加考究。当时威尼斯的大使在国外，与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以及西班牙的大使，几乎享有同等的地位。

除了元首之外，唯一享有终身任职的是圣马可监督官（Procurator di San Marco），尽管这是一个有威信没有实权的无薪名誉职位，但他们的官服是最高级的紫色。

另一方，位居权利中枢的“十人委员会”的3位委员长、国家监察官（Procurator di Comune），以及非贵族出身的行政部门最高负责人秘书长（Cancelliere Grandee）的制服是红色的长袍。各部会大臣的官服是紫红色，元老院议员则是黑色。黑色长袍不限于议员们，其他贵族，以及那些并非是贵族的医生、律师、官僚们都能穿。大学的教授和大商人们在工作场合，更是清一色的黑色长袍。

夏天时长袍只有一层塔夫绸的内衬，天冷了就在里面加一层皮毛，束上腰带。长袍的面料种类繁多，有毛织品、天鹅绒或是绸缎。不过，对于意大利其他地方流行的诸如插着羽毛的帽子或带花边的领子等，威尼斯男人们则是完全没有兴趣。在服装方面，他们还是相当保守。

话说回来，那些名字尚未出现在共和国国会议员登记名单上的不足20岁的年轻男子倒是一点儿不保守。“Compagnie della Calza”直译为“裤子俱乐部”或“紧身裤俱乐部”，名称来自他们作为制服的紧身裤。紧身裤的左右腿或者是上下两截的颜色不同。这些俱乐部的年轻人们留着齐肩的长发，戴着黑色的无檐帽，穿紧身的小马甲，模仿妇人的打扮，刻意地露出里面白色的丝绸衬衣，单边的肩膀上神气地披着内衬白色丝绸的朱色长披肩。少年的风流调侃，丝毫不逊色于美第奇家族的男孩或教皇的侄子们。与其他国家不同，威尼斯共和国的似乎是权力越大，穿着越朴素。

威尼斯人子女的教育和婚配

在威尼斯，成年男性就不用说了，连已婚的女性以及年轻男子都拥有充足的社会活动场所。不可随意抛头露面的，唯有未婚的女性。在威尼斯，未婚的女人，在公共场所基本上等同于不存在一样。

女孩们在家中接受教育。所谓的教育，不过是学一些简单的读书写字，其余就是刺绣和乐器，只有舞蹈是请专门的老师上门指导。学习舞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优雅的姿态。

有些家族雇用优秀的家庭教师为男孩授课时，允许女孩们同席。不过这种情况属于特例，并非一般的现象。总体而言，威尼斯女性的教育程度似乎不高，像曼托瓦（Mantova）公爵夫人伊莎贝拉·迪埃斯特那样拥有极好教养的女性，即使在历代元首夫人中，也难找出一位。

要在威尼斯寻找有教养的女性，大概只有被称为“政妓”（Cortigiana）的高级妓女。“Cortigiana”原意指宫廷的女人，可见，仅是肉体之美是远远不够的。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还要能吟诗作赋，才配得上“政妓”这个称号。换言之，她们的首要工作，是与绅士们做精神层面的交流，而那些只求肉身的男人，则会被视为不懂风雅，没有资格与“政妓”交往的粗人。

美第奇家族中深具学识教养的“豪华者洛伦佐”曾经对能够熟练使用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的卡桑德拉·费代莱（Cassandra Fedele）赞不绝口。除了她之外，韦罗妮卡·弗兰卡（Veronica Franca）、加斯帕拉·斯坦帕（Gaspara Stampa）等女诗人，都是这门风雅行业中的翘楚。

在已婚的妇女和政妓都能堂而皇之出入公共场所的威尼斯，唯有未婚女子没有这个权利。而且阶层越高，越受拘束。反倒是平民百姓，无论在哪一个时代，行动都相对自由。

贵族家的女儿，甚至不能轻易地出门。唯一外出的机会，就是去教堂。不过这种时候，也必须有仆人陪同，还得戴上不知能否看见外面的厚重的白色面纱遮住面孔，直到在教堂的祭坛前跪下，方能掀开面纱的一角。年轻男子见到姑娘，萌生爱意的机会，要么是在教堂惊鸿一瞥，要么是偶然望见躲在姑娘家窗帘后面的倩影。

尽管极少相遇，年轻男女还是会产生恋情。或许正因为是这种状态，才更加浓情蜜意。然而，要成全一段感情，却相当不易。因为婚姻被视为两个家族间的事情，通常都是经第三方介绍，或者是由双方的父亲决定。如果双方的家长能爽快答应，当然是皆大欢喜。就算是姑娘家因子女众多，家长无法为女儿准备充足的嫁妆，问题也相对容易解决。只要男方能够说服双亲，准许他迎娶与自己阶级不同、嫁妆不足的姑娘。麻烦的是女方家长反对这门亲事。遇到这种情形，不管是在东方或西方，年轻男子都会采取非常的手段。在威尼斯，非常的手段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大街上，也就是众目睽睽之下，扯下心爱的姑娘的面纱，拥抱、亲吻她。第二种办法是在教堂中抢走她的手帕。

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丢了手帕的苔丝狄蒙娜遭到奥赛罗愤怒的谴责。如果有人认为奥赛罗不应该为一条手帕大动干戈，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威尼斯贵族妇女的手帕，是用精美蕾丝编制而成的美丽的艺术品，有些甚至会在角落绣上姓名的缩写。洒着香水的手帕，宛如贴身之物，如果丢失，落到其他男人的手上，等于是对此君情有所钟，事情非同小可。

话说回来，采取非常手段，毕竟是违法行为，必须要有足够的胆量。1489年，曾经发生过一位坠入爱河的男子在他友人的协助下，在教堂抢走了心仪姑娘手帕的事件。尽管这6位年轻人都是名门、豪绅之子，结果还是没有躲过两个月的牢狱之灾。类似事件在1530年也曾发生，肇事的两位年轻人最终被处以流放国外4年的刑罚。抢手帕容易，之后的麻烦却不小。

不管间中经历怎样的波折，能够结婚的女子总是幸运的。当时结不了婚的姑娘的归宿只有一条，进修道院。有不少姑娘的确是心甘情愿地加入修道院，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可是，因家里节省嫁妆而被牺牲掉的女孩也为数不少。她们哭哭啼啼的，连同微薄的捐款一起，被送进修道院。当时在威尼斯以及欧洲各地，不断传出令人蹙眉的修道院内部风纪紊乱的丑闻，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群被强迫做了修女的姑娘们的反抗行为。

上文提及的托斯卡纳大公夫人比安卡·卡佩洛，因为与继母的关系不和，家里打算把她送进修道院。当她察觉此事后，在恋人的帮助下，离家出走逃到了佛罗伦萨。在那里，她遇见了对她迷恋不已的大公，成为大公的情人，最终修成正果，在大公妻子死后，当上了第二任大公夫人。比安卡有着不凡的美貌和刚硬的性格，因此她的经历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大多数的姑娘，在刚被送进修道院时，也曾尝试抗拒，但终究无法逃离修道院的深墙高院，在此终了一生。

贵族阶层的男人们，可以和任何一个威尼斯共和国的女子结婚，无论她父亲是穆拉诺玻璃厂的工匠，还是国有造船厂的职工，因为贵族的血统取决于父系。但凡是正式结婚后所生的男孩，哪怕其母是平民，只要他本人没有触犯过刑法，年满20岁时便能无条件成为共和国国会的议员，加入威尼斯贵族的行列。在历代共和国元首中，就有好几位娶平民之女为妻的例子。

贵族家的女儿，也没有规定非得嫁给贵族。不过让女儿下嫁，实际上还是挺困难的，选择余地因此变得更小。

以文化灿烂的15、16世纪为分水岭，随着已婚女性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修道院内的丑闻也呈正比例地增加。在那个教皇都有私生子的时代，教皇、枢机主教们的侄子、侄女们都在罗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然而，1551年曝光的丑闻，却让连称不上虔诚信徒的威尼斯人也为之震惊不已。

在朱代卡岛的众多修道院中，有一处聚集了大约400名修女，她们大多出身于上流社会，因此也是一个经济势力雄厚的修道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位神父几乎每天都出入此地，他是来聆听修女们忏悔的。由于告诫从来都是神父的职责，所以，谁也不会对进出修道院的神父说三道四。痛恨修道院丑闻的威尼斯政府，立法规定禁止年轻英俊的神父担任此职，而负责朱代卡岛修道院的神父既不年轻，也不是美男子，因此，风纪委员会并没有特别留意。

渐渐地，神父成功地俘获了前来忏悔的修女们的心灵和身体。在全体女性的集体中，最初只要搞定几个听话的，之后便易如反掌。修女们争先恐后地投怀送抱，包括修道院长在内，这些原本应该是圣洁的处子们，全都变身为任凭男人玩弄的世俗女子。

以往修女们用来打发时间的刺绣和编织蕾丝，如今成了她们乐此不倦的工作。卖掉这些东西赚来的钱，可以购买美酒佳肴，取悦男人。昂贵的塞浦路斯葡萄酒出现在每晚的餐桌上，山雉肉、生蚝、明虾等山珍海味摆满了餐盘。

修女们像奴隶般地侍奉着神父。准确地说，她们比奴隶还低下。因为奴隶只会做被命令的事情，而她们却争先恐后地主动地奉献自己。如果神父命令某位修女裸露身体，她会非常自豪地脱去黑色长袍，在一旁看着的其他修女们，不用命令，便纷纷地宽衣解带。倘若令她们一丝不挂地跳舞，每个人都会像喝醉了一般狂舞起来。反抗的修女则在神父命令之下，被剥光衣服捆绑住身体，用苦行用的粗重的草绳狠狠地抽打。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除了那位神父，修道院中又出现了其他几个男人。这些人都是经神父介绍而来。院内的淫乱变本加厉。怀孕的修女，按照神父的指示堕胎，将死婴埋在庭院的深处。不堪忍受的几位修女，逃离修道院，回到了父母亲的身边，但没有人站出来揭发此事。修道院对外界的来访采取了非常小心的态度，即便是经常来探望的修女们的近亲，也没有觉察到任何异样。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神父和修女们度过了19年的快乐时光。

此事最终是怎样被警察发现的，法院的审判记录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是有人密告，也许是出入修道院的哪个男人泄露了口风。总之，事情暴露之后，震惊朝野，政府甚至为此召开了紧急的内阁会议。

神父立即遭到逮捕，修道院长以及几位年长的修女也被关进监狱，受到严格的审讯。神父被处于绞刑并焚尸。在圣马可小广场的两根圆柱间接受行刑的神父，一直到死都不停地大叫着说修道院院长是清白无辜的。然而，出身高贵的修道院院长还是不得不在牢狱中度过余生。其他的修女们则离开威尼斯，分别被送往各地的修道院，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异地终老。从此之后，威尼斯警察自然是对修道院采取了更为严密的监视，修道院内的丑闻虽然有所收敛，却没有被杜绝。

与女孩相比，男孩从小就有很多机会与外界接触。他们在5岁之前，由母亲照顾，这个时期的孩子，不分性别都是以玩耍为主。过了5岁之后，则会由父亲或家庭教师，负责进行初级的教育，这个时候的男孩和女孩依然是同样的待遇。7岁时，男孩子开始上学，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从13世纪中叶开始，威尼斯的学校已经用阿拉伯数字教授算术。这些子弟们将来都会从事海外贸易，因此除了文法，算术当然也属于必修科目。

孩子们在14岁前上的这种类似于现在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学校都是私立的，这些由贵族或大商人资助建成的私塾，任何人都可以入学，至于要付多少学费，因没有史料无法得知。学生们用的“作业本”不是纸制的，而是铺上蜡的木板，因为纸张实在是太昂贵了。如今我们从美术书上看见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素描画都是经过放大的，其实真正的原作都是精密地画在一张小小的纸上，缝隙中密密麻麻地写着细小的文字，可见纸张在当时是多么精贵。

孩子们到14岁为止的教育，用现代语言说，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科目除了文法、算术之外，还包括修辞学、几何学、天文学以及拉丁语，教育程度相当高。由于没有阶级之差，贵族子弟与平民子弟同处一堂，校园内的热闹景象非同一般。当时的人曾经有过以下的记录：

“老师刚离开，教室里顿时骚动了起来。班上的优等生此刻成了攻击的对象，饱受拳打脚踢。他们在书桌间追逐不停，也有人躲在一旁吃着栗子。蜡板成了游戏画板，先前写在板上的维吉尔（Vergilius）、西塞罗（Cicero）的文章消失无影。有人用纸片折成小船；有人抓了苍蝇把它关进小箱子里。有人跑到在外面抓了只鸡，让它在教室里不停地啼叫。偷偷带来学校的铅弹珠，这时候也正大光明地在教室中丢来丢去。有人把从家里拿来的口红涂在脸上，有人扭打在一起，咬着对方的脚不肯松口。

“老师在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老实。有人每隔一小时，便要去一趟厕所，考验着老师的耐性；有人在老师坐的椅子中间黏上无花果的叶子；有人算准老师来教室的时间，躲在门后面，拿棒子敲打推门而入的老师。老师要求朗读阿里奥斯托（Ariost）的作品，有人却存心背诵奥维德（Ovidius）的诗歌。

“下课后走出教室的学生们，仿佛是一群被释放的恶魔。他们像码头卸货工人般地大声争吵，狂野的模样令人难以想象。要等彻底疯过之后，才会返家……”

到了14岁，孩子们的成长方向开始发生不同的改变，主要由父亲的职业所决定。也就是说，14岁之后他们接受的是实地训练。如果少年的父亲是大使或领事，他会伴随父亲前往赴任之地；如果父亲是商人，他就会像马可·波罗一样，跟着父亲踏上商业之旅。如果是造船工或玻璃工的儿子，则会在父亲的工房当助手。随便提一句，造船和制作玻璃，是在威尼斯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两种职业。

就算是那些没有特别机遇的贵族子弟，也可以利用国家制度，担任海外商船的石弓手，实地学习航海以及商业技能。如前文所述，威尼斯商船从船长到划桨手，每个人都有权利携带与地位级别相应的货品上船，等货品在目的地被销售后，再用赚来的钱购买其他商品带回威尼斯销售。年轻人就是以这种方式逐渐学习商业技巧。

对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年轻人而言，去海外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通过实地的训练，他们掌握了外交、航海以及经商的技能，同时也培养了对世间动态冷静的观察以及分析综合的能力。

威尼斯的大学

不过，也有一些年轻人没有参加实地训练。他们进入专门学校和大学继续深造。所谓的专门学校，是威尼斯共和国以培养官僚为目的而建的国立学校。在第五章中曾经提及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大权掌握在贵族手中，而行政事务则由被称为“Cittadino”的非贵族市民担任。除了最高阶的秘书长之外，各个部委都会有秘书官、书记官等各种事务官员。这些官僚，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国家公务员。

掌管政治的贵族，除非担任特别任务，否则通常都是没有工资的。但是行政官员不仅有薪资保障，而且是终身雇用，他们是共和国中拥有最稳定职业的一群人。行政官职多为世袭，而且必须在学校接受严格的训练。

政府用高薪从国外聘请教授教学，每天学习的时间是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有时候还会临时增加特别的课程，学业相当繁重。学生的学费全免，但必须完全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因为拉丁语在当时是世界共通的国际语言，共和国国会、元老院以及各部委的正式记录均以拉丁文写成。会议内容首先用威尼斯方言的意大利语速记，随即便翻译成拉丁语留档保存。因此，如果没有非常优秀的拉丁语能力，根本无法担任书记官。除此之外，发给外国的公文也是用拉丁语书写。

以贸易立国的威尼斯，还必须有一些懂得希腊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以及英语的人才，因为这些国家及地区都是与威尼斯有商贸关系的。这些人不仅要会说流利的外语，而且还必须熟悉那个国家的情况。在某个外国人的记叙中曾经提及，威尼斯派到国外的使节团中有一位平民同行，指的就是有这类相关知识故担任辅佐官的人。

16世纪中期，有一位将人们的旅行记录汇集成书的人物，名叫赖麦锡（Ramusio），属于官僚阶级。负责出版此书的，是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马努提乌是威尼斯著名的出版商，名声享誉欧洲。与他合作的大多数写手，都是官僚出身，可见，当时行政官僚的平均知识水平高于贵族。

在一个任何人都可能培养出对学问的热情，而且也有机会学有所用的社会，进大学深造的目的就变得非常之明确。中世纪的大学，是学习法学、神学和医学的地方，因此只有立志成为律师、神职者和医生的人才会去那里读书。虽然从事这3种职业并不一定要具备大学毕业的资格，但实际上拥有学历还是非常有利。

直到15世纪初为止，威尼斯都没有大学。想进大学的年轻人，就得去意大利本土帕多瓦留学。从14世纪到15世纪，继本土的维罗纳、特雷维索成为威尼斯的领地之后，帕多瓦也归属于威尼斯。威尼斯政府决定，将帕多瓦大学——这所与世界上最古老的的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齐名的学校打造成威尼斯的最高学府。

大学崇尚学术自由，不受任何来自宗教或世俗的权力机构的影响。从全国招聘而来的优秀教授中，包括遭受宗教界打压的伽利略·伽利雷。而像他这般有争议的人物，在大学教师中并非特例。

有优秀的教师，就会聚集优秀的学生。除了威尼斯之外，还有很多从意大利其他地区，以及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波兰等外国来的留学生。

那么威尼斯政府的要职，是否都被这些“大学毕业生”占满了呢？倒也不尽然。1343年当选为元首的安德烈·丹多洛，作为威尼斯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大学学历的元首，的确造成了一时的轰动。在他之后的元首中，虽然也有一些人上过大学，但毕竟属于少数。元首的情况如此，贵族的升学状况想来也相差不远。或许这正体现了威尼斯人重视实地教育的理念。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双璧，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但凡造访过这两座城市的人，大多都能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除了佛罗伦萨建于阿诺河畔，而威尼斯是建于海上，两座城市在其他方面的迥异风格都会让很多人颇感不可思议。即使是不懂建筑史或美术史的人，也能轻易地看出其中的差异。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两个都市出于同样目的而建的建筑物，便能立刻看出威尼斯与佛罗伦萨风格的不同。威尼斯的元首官邸与佛罗伦萨的韦奇奥宫（Palazzo Vecchio）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兴建的共和国的市政厅。威尼斯的元首官邸内设有元首的住所、各部委厅、国会议事堂、法院，甚至还有监狱。而在佛罗伦萨，除了法院和监设在附近的巴杰罗宫（Bargello），可以说共和国几乎所有的中枢都在韦奇奥宫内。

威尼斯元首官邸

佛罗伦萨韦奇奥宫（旧宫）

那么，两者究竟有怎样的不同呢？佛罗伦萨的市政厅，简直就像一座堡垒要塞。它一楼的窗口的位置造得很高，而且很小，装有铁栅栏，给人一种拒之千里的感觉。顶层建着很有堡垒特色的守护围墙，如果用中世纪的战术，从护墙的洞口往下倒热油或射箭，没有人能够靠近楼房。从防卫的角度来看，这种建造方式可谓是万无一失。

我并不是说韦奇奥宫不美，尽管有戒备森严之感，它仍然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在政治斗争不断的佛罗伦萨，唯有教堂能够讲究美观的造型。所以，除了市政厅之外，包括美第奇家族在内的那些分布在旧城各处的豪门大宅，虽然非常气派，但在建造时都添加了堡垒的功能。佛罗伦萨人在防御外敌之前，首先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内敌的侵害。

另一方的威尼斯市政厅又是怎样的情形呢？相对于佛罗伦萨市政厅的外墙不加任何修饰的原石，威尼斯元首官邸的外墙上，则贴着玫瑰色和白色的大理石。

除了外观，两者内部的设计也迥然不同。

威尼斯元首官邸的一楼是长长的回廊。如今这里聚集了卖明信片等各种旅游产品的小店，原来是帮人代笔的地方。墙边还设置了石头长椅供市民休闲之用。不过也有一些人曲解了政府的好意，竟然在此聚众赌博，曾一度让官员们伤透了脑筋。

官邸的二楼也看不到一整排紧闭的窗户，同样是通透的回廊。葱球花般造型的威尼斯哥特式拱门，接连不断，宛如精美的蕾丝花边。

官邸的最高之处没有护围墙，只有一种被称为梅里特（蕾丝）的装饰。这种装饰似乎受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由于梅里特纯粹出于美观，因此从这里往下倒热油，只会洒在二楼或一楼的拱门上，完全起不到防御的作用。

威尼斯的市政厅并不是为了防御而建。其松散的结构，大概连小偷都能轻易地入内。而这正恰恰呈现了威尼斯人无须防范内敌的幸运。

威尼斯作为政治权力中枢的元首官邸都如此开放，统治阶级的居所，更不用造得铜墙铁壁，肯定是以美观和舒适优先。大运河两岸林立的豪宅，便是最好的证明。从最古老的月牙形拱门，到葱球花造型的窗口，还有模仿文艺复兴风格的设计，虽然房屋的风格随着时代的变迁多少有所变化，但每一座建筑所呈现的开放感和优雅的造型却始终不变。如果有人质疑说房屋临河而建，所以才安全，那么不妨观察一下面向小巷的地方，在那里也不会找到一处类似于堡垒般的建筑。

两地大宅的内部设计装潢，同样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天花板高高垂下的烛台，佛罗伦萨是用黑铁制的，威尼斯则采用本地特产的玻璃。由几种淡颜色的玻璃拼制的烛台呈花束状，烛火透过玻璃，散发出彩色的光亮。

佛罗伦萨人家的地板，是在石砖里渗入油脂，而威尼斯人却是铺上色彩缤纷的东方大理石，漂亮到令人不忍盖上地毯。威尼斯的房屋多窗，阳光充足，显得明亮有朝气。墙上到处挂着威尼斯特产的镜子，想来是为了让房间看上去更加宽敞明亮。

威尼斯人对庭院的讲究远远超过了佛罗伦萨人。在佛罗伦萨，人们只要走几步到城外，便能享受大片的绿意。他们的庭院虽然有美丽的长廊围绕，可是院中只是随便铺几块不起眼的石板。周遭不缺草木，才会有这种漫不经心的奢侈。

相反，水上人家的威尼斯，就没有那么幸运。因此，他们非常热衷于布置自家的庭院，再小的地方，也会植草养花，再摆些小石雕用以点缀。这样，家中的每一间房子都能望见葱葱的绿色。如果从上空鸟瞰佛罗伦萨的旧城，会发现它少有绿荫，反倒是海上之城的威尼斯，绿色点点，让人不由得对他们的努力敬佩不已。

当今的威尼斯，依然是一座雅致的城市。在400年前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这种其他都市少有的优雅、宁静的气氛，势必让到此的外国人倍感珍贵，他们把威尼斯称作“魅力之岛”。从东方来的旅人，会从威尼斯的街景中看见自己国家的影子，从而产生一种亲近感。与此同时，这些东方元素与欧洲文化的水乳交融，让这座城市又带有别样的异国风情。

话说回来，最能感受到威尼斯异国情调的，恐怕还是那些来自西欧的人们。街头巷尾，绑着各色头巾的阿拉伯、土耳其的商人们，仿佛在自己的国土一般，从容且专注地谈着生意。如果身处商业中心里亚尔托桥一带，耳边会充满了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希腊语等奇妙的外国语言。运河上划着贡多拉的黑奴，布料店、珠宝店堆着的绚丽多彩的东方商品，还有那一排排细长的圆柱撑起的轻巧、秀气的住家窗口等，都让外来的西欧人啧啧称奇。当然，还有那些赏心悦目、甜美性感的威尼斯女人。

提供服务的骑士

威尼斯女性甜美性感的形象，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要感谢她们自己发明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在18世纪时，因喜剧剧作家卡洛·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的作品而闻名欧洲，但在此之前已经在威尼斯出现，只不过那时尚未成风而已。这个制度叫“Cavaliere Servente”，直译就是“提供服务的骑士”。

但凡女人，都希望有一个能干的丈夫。然而，能干的男人，大多没有时间。这似乎是古今中外共通的事实。因此，那些与能干的男人结婚的妻子们，常常是还来不及细细享受幸福的时光，就不得不忍受独守空房的寂寞。有不少女人就此认命，乖乖待在家里，养儿育女，操持家务。她们也许是值得称赞的贤妻良母，可是过度温顺的表现往往会令丈夫感到无趣。有才华的男人娶乏味女子为妻的例子，不胜枚举。

那么，丈夫去哪儿妻子都形影相随，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这样做，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因为了解丈夫工作的女人，大多会以此为傲。要让她们放弃炫耀的机会保持沉默，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威尼斯贵族的工作是政治与经商，无论哪一项，都必须以保守秘密为前提。如果有个多嘴的妻子同行，难保不会影响丈夫的信誉。

可是，妻子独守空房的问题也不能被忽视。向来对人性有着深刻、敏锐洞察力的威尼斯男人们，不会相信女性在不接触异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十足的女人味，因此大大方方地认可了“提供服务的骑士”的制度。如果没有丈夫们的认可，这种风俗根本不可能在那么大的范围内持续那么长久。

根据威尼斯的记录，“提供服务的骑士”的工作如下。不过，这是18世纪制度已成熟定型后的记录。

“早上，估算着夫人们起床的时间，前往她的房间问候。一面与夫人商量着她今天所穿的衣服和佩戴的珠宝，一面等着她打扮收拾妥当。如果夫人要去教堂做弥撒，骑士便陪她前往，一路上小心地呵护。夫人想去购物，骑士也会一同前往，从男人的角度给出建议，让她尽快地拿定主意。（骑士们）也常常陪夫人们用餐，在沙龙的聚会上表现得从善如流。陪夫人们打牌、下棋，一起去舞会、剧场，直到夜里夫人回房就寝，才告辞离去。

“总之，提供服务的骑士们，必须想尽所有的办法，以最温柔的态度去对待夫人，替她们的丈夫尽责尽力。当夫人因家中琐事而心烦不已时，耐心地聆听她的倾诉，为她打气，时而给出诚恳的意见，时而谈些轻松的话题，让她尽量忘记烦忧。这不是一份轻松、简单的工作。”

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制度啊。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一个十分忙碌的丈夫的妻子，想解忧消闷，要么是去教堂向神父忏悔，照他的指示祈祷10次，要么就是和其他女人一起家长里短，除此之外，别无途径。即便是那些有社交机会的女性，想连日里受到男性无微不至的关怀，就算女王也办不到。可是，在威尼斯，数以千计的女性享受着这等待遇。

对她们的丈夫而言，这一定也是个理想的制度。他们不但可以安心地将妻子留在家中，而且不必向这些骑士们支付报酬。对于这些担任骑士角色的年轻贵族而言，这份工作也不是一份纯粹的无薪服务。每天近距离地接触女性，势必会让这些年轻人早早地打消对异性所抱有的无谓的憧憬。

的确，很多情况下，骑士与情人的界限难以划清，因此产生的爱情悲喜剧，势必接连不断。不过，只有那些不懂女人心的人们才会对此忧心忡忡。对女人而言，有没有肉体关系都不算什么大事。要保持美丽和活力，靠的不是偶尔的肉体接触，而是来自男性不间断的赞美之词和细心的呵护。

中世纪的法国骑士精神，最为著名的就是无私地向上帝和贵妇奉献。然而，遥远的爱意，又能够对女人起到多少实质的帮助呢？相比之下，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骑士精神，不仅让女人幸福，连其丈夫也一并受惠，同时又让年轻男人接受了人生教育。作为女人，我对世间只谈法国骑士精神，不提威尼斯骑士，深感不平。

话说这么有趣的制度，竟然成为喜剧嘲讽的主题，甚至将之视为男女伦理的堕落而饱受非难。喜剧往往放大了现实。的确，在18世纪，男人也流行戴假发，化妆，往脸上点痣，但是这并不等于所有“提供服务的骑士”都像剧作家笔下的人物那样滑稽可笑。如果把一种流行看作整体的话，那么若干年前的我们人人都得成为嬉皮士。18世纪时的威尼斯男人虽大多戴假发，但不化妆，更不点痣。

观看佛罗伦萨派画家的作品，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远近法、解剖学等理论知识。而威尼斯派的画作，却让人忘却一切深奥的问题，单纯地享受赏画的乐趣。威尼斯的女人，犹如她们国家的绘画，浑身上下皆是活色生香。

我想，以后大概不会再论及威尼斯的女性。因为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中，她们从未改变。在城邦国家走向终结的时代，当威尼斯的男人们面对法国、西班牙、英国、土耳其等大国的纷纷崛起，为保卫共和国而誓死奋斗之际，女人们仿佛置身事外般地，依然保持着她们一贯的美艳和妩媚。对于威尼斯男人而言，相比那些关心政治、经济的聪明女子，这样的女人或许才是理想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