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强国，可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战争或和平。我们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共和国不再有这个能力。”

16世纪的威尼斯外交官弗朗契斯科·索拉佐在任期届满的归国报告中留下了以上这段话。在经济上，威尼斯凭借着特有的商才及组织化的运作，经受住了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但在政治和军事面却无力挽狂澜。威尼斯必须承认，时代变了。

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辉煌灿烂的城邦国家，不以拥有土地为根基，而是通过手工业交易，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可以说，那是一个重质胜于量的时代。城邦国家的个人生产力非常高，以人口10万到20万左右的威尼斯为例，他们创造的国民总收入，相当于人口1600万的土耳其的国民总收入。再看佛罗伦萨，如果他们不借钱给法国、英国的国王，那些国家连仗都打不起来。

相比之下，文艺复兴时代的土耳其、西班牙、法国，还不懂得如何充分运用自己的优势。

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

然而，时代已经转变，重量级的国家开始苏醒。这些大国都是君主制，一旦遇上贤能的君主，便会迅速地发展壮大。16世纪之所以被认为是近代国家的开端，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贤君。

1516年——哈布斯堡家族卡洛斯（Carlos I）即位成为西班牙国王。

1519年——卡洛斯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基督教世界世俗领袖。拥有德意志、西班牙、尼德兰（The Netherlands）、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西西里、米兰，以及东洋和新大陆，被称为史上首位国际领袖。

1556年至1598年，在卡洛斯之子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之下，西班牙帝国迎来了顶峰时代。

另一方，东方大国土耳其，自1517年占有麦加之后，便名正言顺地成了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在红底白色新月五角星国旗之外，又添了一面象征伊斯兰教的绿色底新月五角星旗。在1520年至1566年苏莱曼大帝的统治时代，土耳其的领土西起蒙古，东至波斯湾西岸，北自克里米亚，南延伸至维也纳城墙，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

法国在那个时期虽然没有出现能与上述两国媲美的英明君主，但由于中央集权日益增强，国家实力雄厚，是西欧国家中唯一一个全国土地都适宜耕种，在非常时期，可以保持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它高达1600万的人口数量在欧洲也是首屈一指。卡洛斯时代的德国与西班牙两国人口总和，才能与之匹敌。尽管内乱不断，但在西欧能与日不落帝国西班牙抗衡的国家唯有法国。

16世纪的欧洲势力图

这些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实施君主专制成了强国。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摘下有色眼镜，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之后，君主专制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万恶的制度。不可否认，君主制的确存在许多弊端，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它还是有不少优点，尤其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是最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首先，事情由一个人说了算，决策时间短。实施政策时，只要命令控制系统组织得当，指令可以传输至末端，并且具有共和制所欠缺的高度的权威性。此外，君主以下的人各司其职，无须太多的政治全才，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新兴国家，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以16世纪为界，共和制色彩浓厚的城邦国家不断消失。其中原因不仅在于它们无法对抗逐渐壮大的周边国家，还因为其政府的执政能力不如君主制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意味着国家资源的浪费增加，而浪费又将导致国力的衰退。原本就没有土地基础的城邦国家，本就欠缺浪费资源的本钱。这些小国，一旦开始出现衰退，国力就会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落。不消说阻挡，甚至连减缓跌落的速度都极其困难。

佛罗伦萨共和国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佛罗伦萨在共同体合议制遭遇挫折之后，改为美第奇家族僭主制，之后又进行了种种尝试，试图找到一种高效的政治体制。终于在1530年，共和国体制如夜空中一瞬绽放的烟花，消失无影，变身为一个以美第奇家族为王的君主制国家。

佛罗伦萨从城邦国转变为领土型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之后，其地位降至一个中等国家的首都。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如果威尼斯也沦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外港，想来人们不会感到惊讶。但威尼斯并没有沉沦。

兰克曾经指出，16世纪的威尼斯政治体制，得到了与18世纪的英国政体同等的赞赏。18世纪的大英帝国的政治体制，因其高效受到了各国的赞誉和关注，那么16世纪的威尼斯政治体制，应该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获得了他国的肯定。

然而，与18世纪的英国不同，16世纪的威尼斯面对既有优秀的君主，又有高效体制的君主制大国的崛起，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了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这个得到褒奖的体制，并不是威尼斯人有心而为之。

期待提高执政能力

与寻求他国保护的热那亚共和国，或者是变为君主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同，威尼斯共和国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共和政体。倒不是因为威尼斯人在意识形态上信仰共和，而是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对自己最合适。想要在政体不变，国家实力又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抗衡急速壮大的君主国，至少可以在提高行政效率上寻找对策。

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中，我曾引用了马基雅维利《论李维》中的部分章节。这里，请容我再重复一次。

“共和国推行政策的速度，往往是缓慢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通常都是共同商议。因此统一众人的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方式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了因应这种情况，共和国必须建立（类似古罗马的）临时独裁官制度。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相当强大的共和国。这个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不是交给共和国国会或元老院去讨论，而是由被授权的少数委员做出决策。

“若一个共和国无法体察这种制度的必要，只希望保持其既存之政体，则国家恐将走上亡国之道；若不想亡国，却又得面对破坏体制的难题。”

在这段文章中，马基雅维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6世纪的共和国所直面的困境。在他去世的三年之后，其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命运果然应验了他最后一段的预言。

那么，既没有改变政治体制，又没有亡国的威尼斯，是如何应对这个难题的呢？

正如“政治的技术”一章中所述，威尼斯共和国早在城邦国家全盛时期已经针对在共和制前提下提高执政能力，推出了最初的方案。那是在13到14世纪由元首皮耶托·葛登尼哥主导的行政改革。通过这场循序渐进、稳步实施的改革，确立了日后掌管政治的统治阶级，这些人被称为贵族。

不过，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威尼斯的贵族，既不是土地所有者，也没有对臣下的审判权，甚至与平民之间都没有特别明显的资产差异，所以贵族只是一个从政者的代名词。这次改革对确立威尼斯国内的统治阶级，即建立起一支政治专家的队伍，贡献不菲。这些政治专家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由20岁以上的男性贵族组成。由于贵族是世袭，因此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对保持政策的一贯性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威尼斯贵族注入大量新鲜血液，是在1381年对热那亚战争的最后决战之后。很多为这场举国战争做出贡献的人晋升为贵族，获得了共和国国会的席位。不过从那以后，除了极少数功勋显赫的人物之外，很少再有新血输入。在威尼斯推行本土扩张的15世纪上半叶，维罗纳、帕多瓦等新属地的地方名士们，虽然能享受自治权，却鲜有机会进入威尼斯共和国的国会。

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在这种状态之下，仍然完好地运作了200年。也许是因为从30岁以上的国会议员中选举产生的、成员不足200人的元老院适当地弥补了国会决议速度迟缓的缺陷。国会由1500到2000名议员组成，做决定的时间自然会慢一些。

事实上，一直到15世纪为止，元老院始终拥有极大的权力，国家的重要事项，几乎都是由元老院审议和决定。虽然那时也有总理府、内阁以及“十人委员会”，不过总理府和内阁主要负责提案，而“十人委员会”在那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从事谍报工作和调查重大犯罪。

进入16世纪之后，这种运作模式的效率明显不足。相较于专制君主在听完大臣们的意见后，即刻拍板决定的速度，200人的元老院决议，还是消耗了太多的时间。

何况，做决定时决策者以及知情者越少，就越能保守秘密。在讲求秘密和速度的16世纪，威尼斯需要的正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若想维护政体，就必须拿出违反政体精神的勇气。对于威尼斯而言，这是让他们有机会将能力发挥至最大的一条途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动荡，引来他国的监视，威尼斯的改革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他们只是对原来的机构进行了重新整编，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元首：1人

元首辅佐官：6人

“六人委员会”：6人

“十人委员会”的委员长：3人

共计：16人

“六人委员会”是在1400年新设立的机构，由内阁中几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由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的部长们组成的工作小组。除了元首是终身制之外，元首辅佐官任期是6个月（以前是一年任期，16世纪后缩短至半年），六人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同样也是6个月，“十人委员会”的委员长则是3个月做一次交替。由这16个人组成的权力中心叫作“内圈”，在它的外部，另外还设有“外圈”机构。

“十人委员会”的委员：7人

内陆部：5人

“四十人委员会”委员长：3人

国家监察官：3人

共计：18人

任期均为一年。内陆部主要负责内陆本土属地的管理。四十人委员自古就有，以制衡元老院为目的，主管财政和司法。每一个委员中会安插一名国家监察官，负责监视委员会权限过大的问题。这是为了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或某一个委员会，威尼斯共和国独有的官职，任期一年，人选由共和国国会选出。

除了“内圈”和“外圈”的34个人之外，再算上军队最高司令官、派遣去外国交涉重要事项的特使，约40个人组成了16世纪后威尼斯共和国的实际政府。也就是说，200人的元老院精简至约40人。

威尼斯这次政治改革，将权力集中，手段非常之巧妙。外国的间谍们很久都没注意到这个变化，而是将精力全部用在打探元老院审议的方案上。当然这也是因为政改后元老院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开会时仍然有众多的议案需要讨论，因此也比较容易转移外人的视线。

讲到这里，大家如果还记得第五章“政治的技术”的内容，一定会提出质疑：无论任期是6个月或一年，这些人核心人物原本不都是有职在身的吗？而且不是要经过与任期时间相同的休职期之后，才能再选吗？

没有错，这次政改并没有触及这条共和制最根本的制度。

那么，6个月或一年就必须人选交替的规定，如何维持政策的一贯性？又怎么能达到这次改革所指向的迅速决策和保守秘密的目的呢？其实，法律上还是有空子可钻的。

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除了元老院议员之外，其他所有的官职都不允连任，必须经过休职期。但它并没有规定在卸任后，不许担任其他部门的职务。

事实上，元首辅助官在结束6个月的任期之后，随即当选为六人委员会委员，卸任后又成为“十人委员会”委员长的情况，并不少见。也就是所谓的权力传递。

在一个委员会中，并不是所有的委员都在相同的时间结束任期。因此，根据职务的任期长短，有人可能会离开“内圈”一两个月，但几乎不会发生连“外圈”的职位都轮不到的事情。所以，威尼斯政府始终能够在同批人马的情况下，保持运作。

这种模式，既能避免政局陷入危机，又防止了一人权力独大的弊端。与此同时，通过经验成熟的少数人执掌政权，建立起一个高效且保密的组织机构。

曾著书讨论威尼斯政体的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本人的经历，就是一个进入40人核心集团的很好的仕途范例。

加斯帕罗于1483年出生于曾经出过元首的孔塔里尼家族。在30岁之前，他做过学问，也帮忙过家族的生意。他在精神层面上倾向于路德派，其两位好友都进入了修道院，然而，他却选择了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政治。加斯帕罗独身，进入政界时并没有什么大的政治抱负。

在担任了几个不怎么重要的职务之后，36岁的加斯帕罗被选为波河灌溉事业的负责人，因工作表现优秀受到了嘉许。翌年，他作为特使被派往神圣罗马帝国刚即位的年轻皇帝卡洛斯身边。那次的沃尔姆斯（Worms）之行，使加斯帕罗成功地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归国后随即当选为内陆部的委员，进入“外圈”。

紧接着，加斯帕罗再度作为特使前往罗马。待完成任务归来时，六人委员会已经为他准备好位子，加斯帕罗正式成为“内圈”的一员。

在那之后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加斯帕罗的经历就是最典的型权力更迭。“十人委员会”委员长卸任之后，随即当选为元首辅佐官，基本一直处于“内圈”。虽然有暂时离开“内圈”的情形，却从来没有脱离过“外圈”。以这个仕途往前走，只要再出任过海军司令和陆军参谋，之后十有八九会当选共和国元首。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他的仕途突然中断了。

原来，加斯帕罗受到了来自罗马教廷的召唤。教廷看中他的原因有二：一是深受皇帝的信赖，二是独身。成为枢机主教的加斯帕，因此不得不离开共和国的中枢。与任命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为首相的法国，或者是常常聘请高级神职人员作为政治顾问的西班牙不同，威尼斯政府决不允许与教廷有关的人员兼任政府官职。对于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离去，一位隶属“内圈”的成员，曾经叹息称是威尼斯的损失。

不过，人在罗马教廷的加斯帕枢机主教仍然以不同的形式继续为祖国做着贡献。他受教皇的委托处理天主教与新教（Protestant）的冲突，成功地缓和了两派间的矛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那些反宗教改革派的狂热信徒对威尼斯的憎恶情绪。威尼斯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伊斯兰教教徒和平相处。然而，这种行径却遭到了宗教改革派以及反改革派同仇敌忾的抨击。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这番努力，对于祖国威尼斯是一份难得的珍贵帮助。

说回掌握威尼斯实权的40位威尼斯男人。除了元首和“十人委员会”的三位委员长之外，其他人的着装完全没有特殊性。

元首因为代表着威尼斯的富贵和权威，所以在正式的场合，必须穿戴华丽的服装，另外三位委员长由于负责重大的审判，为了方便在街头请愿、申诉的民众辨认，所以有穿红色长袍的义务。其他委员们则清一色地穿黑色长袍。这种黑色的托加（Toga）不仅是贵族，商人、律师和医师通常也穿，外观上丝毫看不出差异。我在第七章“威尼斯的女人们”曾经提及，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情况相反，在威尼斯往往是权位越高，装饰越朴素。而且除了元首有置装费之外，其他人都是不拿薪酬的。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请大家不要以为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为了对抗高效运作的君主国，就把所有的重要事项都交由30到40个人处理。正如威尼斯极其排斥一人独揽大权，他们也几近神经质地预防权力集中于单一机构的危险。因此，针对这个大约40人组成的实际政府，他们又另外设立了一个成员也在40人以下的“十人委员会”机构。

在威尼斯超过1000年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反政府的叛乱。“十人委员会”就是在其中一次的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平定之后设立的，时间是1310年。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与反政府阴谋有关的情报，并以此为据对叛国者进行审判和裁决。可是在元首法利耶之乱后，威尼斯很幸运地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重大事件，“十人委员会”似乎可以关门歇业。但建立起的机构，不能轻易地将它废除。“十人委员会”收集情报的高超能力和优秀的实绩，越来越凸显了其重要性。在政府做出重大决策时，这些情报成了必不可少的参考。这和CIA（中央情报局）长官必定列席美国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是一样的道理。

“十人委员会”虽然名称里有“十人”，其实成员除了10名委员之外，还有元首及其6名辅佐官，再加上一名国家监察官，总共是18人。监察官只有列席权，没有投票权，实际上是一个“十七人”的委员会。

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事项，除了18位委员之外，还必须另外加入“Zonta”。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来翻译“Zonta”这个威尼斯词语，总之就是从元老院中特别选出15到20个人，他们大多是有过大使、特使或者军队司令等经验丰富的议员，共同商议决定。这是为了维持公平公正，避免将决定权交给极少数人而产生的制度。如果是外交上的问题，“六人委员会”的委员也必须到场。上述“Zonta”的成员人数从15到20人，就是看“六人委员会”是否需要出席。16世纪的威尼斯的公文中，常常会出现“十人委员会”“Zonta”的字眼，实际成员大约是40人，都是30岁以上的男性。

简单地说，前述的“内圈”和“外圈”的40人主要负责国家内政，而“十人委员”和“Zonta”加起来也差不多是40人的集团，主管外交。但现实中，负责内政和负责外交的最高领导，不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因此这两个机构的成员，其实也多有交叉重叠。

威尼斯的内政和外交

元首、元首辅佐官、“十人委员会”的10名委员，通常都同时隶属两个机构，“六人委员会”也经常参与其中，因此，属于“内圈”的委员，几乎参与了所有涉及国家最高机密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内圈”和“外圈”的分别，主要是在发生紧急事态时，基本上是由“内圈”单独拍板定案。总而言之，威尼斯政府的中枢是由重叠部分占2/3的两个机构组成的。

“十人委员会”可以说是16世纪威尼斯政体的头脑。威尼斯的贵族同时也是元老院议员的马可·多纳托（Marco Donato），当时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十人委员会’，因此不敢妄言自己接触过国家的核心。”

接下来我介绍几个16世纪时的“十人委员会”和“Zonta”，灵活机动地展开外交工作的实例。

例一：

事情发生在1525年帕维亚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也是西班牙国王的卡洛斯率领德意志、西班牙联军，进攻教皇的属地帕维亚。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契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以罗马涅总督的身份，在前线指挥守军防御，奋勇善战。欧洲诸国眼看着卡洛斯势力不断膨胀，个个显得忧心忡忡。同样，威尼斯也不乐见皇帝的权力过于强大。

当时的教皇，是来自美第奇家族的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手下亲信自然是以佛罗伦萨人居多。某日，教皇身边第一红人的雅各布·萨尔维亚蒂（Jacopo Salviati）找来驻罗马的威尼斯大使，询问威尼斯是否有可能不通过元老院审议，直接与教皇结成反皇帝同盟。大使火速派特使回国汇报此事，威尼斯政府“内圈”即刻做出了答复，给大使的文书上只写了一个字：“可。”

事不宜迟。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和“Zonta”迅速展开活动。3月3日，帕维亚战役刚结束，威尼斯便派特使秘密前往法国，向日后被称为“科涅克（Cognac）同盟”的缔结，迈出了第一步。3月8日，带着同样使命的特使，秘密出访英国。3月9日，驻米兰的威尼斯大使收到政府指令，要他去向米兰大公打探是否有加入同盟的意愿。同样的指示，也发给了驻守其他相关国家的大使们。

4月，在公开承认米兰属于斯福尔扎（Sforza）大公的条件下，双方进入了正式的谈判。5月、6月，在米兰、巴黎、君士坦丁堡，秘密的谈判同时进行。之所以会有君士坦丁堡，主要是与土耳其结盟的法国要求土耳其加入。元老院一直到7月才得知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例二：

1540年8月18日，“十人委员会”以元首的名义，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了绝密指示。两年前，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基督教诸国的联合舰队在普雷韦扎（Preveza）海战中，败给了土耳其，威尼斯因此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进行和谈。

给大使的密令是这样的：

相信阁下已经收到元老院的决议。如果苏丹接受元老院的条件缔结和约，是最好不过的结果。这里，“十人委员会”和“Zonta”决定附加以下条件。

如果拥有最高权威和权力的苏丹向负责谈判的阁下要求割让纳夫普利亚（Nauplia）和玛尔维萨，我们赋予阁下放弃两城其中之一的权力。倘若苏丹坚持两城都要，否则不签约，我们允许阁下全都放弃。

和谈成功了，不过是以最后放弃两城的条件换来的。“十人委员会”在没有与元老院以及国会进行任何商议的情况下，便做出了放弃两块海外基地的决定。

例三：

这也是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有关。威尼斯、西班牙等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联合舰队，在勒班陀海战中取得胜利之后，战情似乎朝着威尼斯有利的方向发展，但他们并没有彻底断了和谈的念头。1572年3月，即勒班陀海战胜利的5个月之后，威尼斯以元首的名义，要求教皇批准威尼斯处决俘虏，以打垮土耳其人的士气。可是刚到6月，他们便通过驻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大使，打探土耳其谈和的可能性。对西班牙怀有敌意的法国，对此事颇为积极。

可过了一阵子之后，“十人委员会”又决定维持现状，暂缓和谈事宜。原来，打赢勒班陀海战后，西班牙信心大增，正积极准备再组联合舰队挑战土耳其。不料，这个希望终成了泡影。1572年的9月19日，“十人委员会”和“Zonta”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正式与土耳其开始谈判的命令。同意大使可自由购买价值5万泽其诺金币（Zecchino）的礼品，赠送给对方负责谈判的官员帕夏；可以提高塞浦路斯的年贡金的条件，要求对方归还塞浦路斯岛。

土耳其虽然败了海战，但他们对威尼斯的处境却了如指掌。谈判进行得异常困难。“十人委员会”和“Zonta”的内部出现了应该把事情转交元老院商议的声音。尽管塞浦路斯岛已经被土耳其占领，但威尼斯实在是不情愿正式表示放弃。毕竟塞浦路斯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有的重要地位，与纳夫普利亚、玛尔维萨不能同日而语。一些委员因此认为塞浦路斯岛的命运不能交给不足40人的小集团，于是，委员会就决定权是否交给元老院做投票表决，结果只有两票赞成。

和谈毫无进展。11月19日，“十人委员会”和“Zonta”向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指示，可以不考虑归还塞浦路斯岛。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委员们又一次就决定权是否移交元老院做表决，这一次也只有三票赞成。

元老院被告知此事，是在1573年的3月，那是签订和约之后的事了。在塞浦路斯岛正式成土耳其领土的消息公开之前，威尼斯造船厂几乎天天都有新军舰下水，水手的招募也没有停止，不要说其他国家，就连威尼斯的市民也都以为仗会继续打下去。

以上三例都是与威尼斯有直接关系的事件。不过，对那些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十人委员会”和“Zonta”也常常不通过元老院及国会，擅自处理。

威尼斯共和国收集情报的能力，在当时首屈一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消息源源不断。教廷收买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女就是其中一例。“十人委员会”决定向元老院隐瞒这个消息。文件之所以不公开，并非是威尼斯人担心风声走漏会影响英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而是在关键时刻，此文件可以作为牵制教廷的工具。

按规定，任期届满归国的大使会在元老院做例行报告，但事前必须将报告的草稿提交“十人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时会立即指出不能公开的内容，有时候则将整张报告搁置一段时间。11月份写的报告，一直到第二年3月才公开的情况并不少见。

比如说，驻法国大使在归国报告中，提及法国存在反国王的势力。“十人委员会”禁止公开这段内容，一直到这股势力掌握了法国的大权之后，才同意向元老院报告。曾经的反对势力主政后，自然是不会忘记威尼斯当初为他们保守秘密，这对日后两国关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元老院看似被架空，但像其他国家经常出现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在元老院和“十人委员会”之间发生。这也许是和“十人委员会”和“Zonta”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来自元老院有关。大概是议员们想到自己将来也有进入委员会的可能，所以就不争一时意气了。当然最主要的是，威尼斯的政治家们对于保守秘密在政治及外交上的重要性有着一致的共识。

虽然马可·多纳托说“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十人委员会’，因此不敢妄言自己接触过国家的核心”，但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废除“十人委员会”。

由于负责内政的“内圈”“外圈”和负责外交的“十人委员会”“Zonta”的成员有2/3重合，所以，国家最高决策层的人数大约在60人左右。人员精简至此，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对行政效率的影响势必增大。成员轮流换岗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每个部门都由经验成熟者运作，因此与以往相比，不仅是对每一位人选的审核，而且对机构整体能力低下的防范也更为严格。

岗位轮流制使得一个人可能长期处于权力的核心。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威尼斯通过任职期短以及强制休职的规定，将风险成功地减至最低。然而，为了对抗高效的君主集权制，这项制度在执行时，就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正因为如此，人才的选拔，便成了共和体制的生命线。在威尼斯，既设有专门监管贵族阶层的贵族监察委员会，同时还有国家监察官制度，可是，仅仅监视是远远不够的。

有关威尼斯选举元首的程序，已经在第五章中做了介绍，这里就其他议员、委员们的选举，做些说明。正如选元首一般，威尼斯的选举方式不是单纯地从数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而是首先要选出拟定候选人名单的成员。威尼斯人认为，首先要有客观的候选人提名，才可能实现最终选举的公平公正。

威尼斯选举的第二个特色是，不仅可以投赞成票，也能投反对票。这点和现代的选举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获得赞成票最多的人，要在反对票不高于赞成票的前提之下，才算当选。否则，哪怕赞成票第一也是白搭。

由于可以投反对票，所以不可能起立或举手表决，威尼斯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为投票者保密。

我们以共和国国会为例，来看看选举的具体流程。包括元首在内，元老院议员、国家监察官、“四十人委员会”、元首辅助官、海外殖民地总督以及基地的城主、陆军参谋、海军总司令、参谋等官员，都是通过国会选举产生的。因此，一年中至少有20次选举，多时更高达40次。每周的星期天定期召开会议。

首先，在会议日的前一天，即星期六，在里亚尔托桥周边张贴公告。

星期天，会议在元首官邸内最大的共和国国会议事厅举行。待全体议员到齐之后，大家按顺序走向元首及其辅佐官就座的议长席前，那里摆着一个大箱子，每个人将手伸进箱子里拿一颗小球，如果球是金色的，代表此人成为候选人提名小组的成员。如果摸到的球是银色的，表示没有资格提名。为防止有人作假，金球上巧妙地刻有印记。

拿到金球的人在议长席前面的一排位子依次坐下，直到满36人为止。由36个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再以座位的顺序分成4个小组，在4个房间内进行候选人提名。等4份候选人名单出炉后，便开始选举。

议长报上一位候选人的名字，超过千名以上的议员，便要离席一次去投票箱投票。白色的球代表赞成，绿色的表示反对。除了投票者本人之外，没有人会知道他投的是白色还是绿色。整个投票过程反复多次，直到所有候选人的表决票投完为止。实际上，候选名单不只4份，另外还要加上元老院和“核心小组”的提名。如果是改选半数以上的元老院议员，投票的次数多到令人眼花缭乱。复杂但迅速有序的威尼斯国会选举场面，每每让外国来的参观者惊叹不已。

国会的普通议员有提名权，代表所有贵族皆平等这个共和体制最根本的理念。但是像元首辅助官、总督、舰队司令等重要的官职，实际上大多是以元老院、“核心小组”的提名决定人选。

选举过程中，禁止任何发言。为了杜绝拉票活动，拟定候选人名单和投票都必须同一天内完成。

赞成及反对票一并作为当选标准的威尼斯特有的选举方式，常常会产生有趣的结果。比如说，在1500年和1509年，当元老院议员进行半数改选时，由于反对票数高于赞成票，元老院提名的候选人几乎全体落选。政治和军事的失策，通常会是导致议员们落选的原因。1500年是因为前一年与土耳其开战，而1509年则是由于外交上的失误而引发康布雷同盟战争。编年史的作者普留利和萨努多都将当时的状况比喻成政权交替。

在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根据规定，一个家族中只能有一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有资格参选元老院议员，不过，它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连续再选的职务。在候选人几乎全部落选的那两次，取而代之的，基本上都是经验不足，但家族中有人战死，或者是本人骁勇善战的新人。想来当时的情形，如同现在议会制国家的内阁不信任投票。

这样对比之下，我们不难看出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政体正因为凭借着高效的运作，才能够与当时的君主国抗衡。正如加斯帕罗·孔塔里尼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威尼斯的政体可以说是最接近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理想政体，即民主制、贵族制以及君主制混合的政体。

根据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理论，威尼斯共和国的国会代表了民主制，元老院和“十人委员会”等核心机构代表了贵族政治，而元首，则是在保留了终身制这个优势的同时，又剔除了世袭这个缺陷的改良型君主制。这三种体制相融相合形成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无论是加斯帕罗的理论，还是在现实中都证明了这个政体，多数不会恃众横行，少数不会滥用特权，元首不会利用其地位和名声推动君主专制。

威尼斯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源自他们一贯秉持的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就像“十人委员会”的某一位委员所说的：“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徒。”

尽管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包括庶民在内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起来抗争。其理由是威尼斯的法律保障了人人平等的权利，利益分配上更趋于公正。在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浪潮中，威尼斯人所享有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无法比拟的。类似异端审判这种极端的现象从未在威尼斯出现过。

威尼斯的医疗水平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对黑死病的预防处理措施，便可证明这一点。虽然医院经常会用“不治”等讽刺词来作为院名，实际上医术还是相当高明。曾经在日本传道的沙勿略，在远赴东方之前，就是和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一起在威尼斯的医院学习过医术。

威尼斯也是第一个将外科医生和理发师做明确区分的国家。当时其他的国家，外科与内科的区别，就是外科医生兼任理发师，或者更准确地说外科医生是理发师兼任的。而在威尼斯则没有外科内科之分，医师都属于同一个行会。理发师另有行会，除了拔牙之外，禁止任何医疗行为。威尼斯的医生们除了在毕业时需要通过国家考试之外，另外每年还要接受一次鉴定考试。

根据法律规定，威尼斯的远航船，必须要有懂内科的随船医师。而同时期的英国船，还处于剃头匠充当船医的水平。帕多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不少教授都有过船医的经历。他们从医学院毕业后，先在医院进行实习，然后随船走四方。和威尼斯的商业、外交一样，远航船也是非常重要的实地教育场所。船长的餐桌上常常会看见船医的身影。

威尼斯派驻海外基地或内陆本土行省的官员，以公正清廉著名。在中饱私囊的贪官无处不在的那个时代，威尼斯统治下的属地民众，在面临可能其他国家统治的抉择时，大多都愿意归属威尼斯。这种倾向在同属天主教的意大利行省尤其明显。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后，那些抛弃败北的威尼斯向法国、德国敞开城门的城镇，不到10年又纷纷转投回威尼斯的怀抱。其中理由除了厌烦了大国间的争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大多民众比较喜欢威尼斯的管理体制。在威尼斯，官员一旦受贿，便是死罪。

外交向来是与经济技术齐量等观的威尼斯另一项重要的资源。在主要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做法，便是威尼斯首开先河。这些大使们卸任归国后，按照规定必须向元老院做情况汇报。报告通常都写的很长，内容包括对驻在国各方面情势的分析及总结，以及对未来走向的预测。听取报告的元老院议员们也十分投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过大使的经验，哪怕是那些尚未经历的人，日后基本上都有成为大使的可能性，因此大家都很珍惜这种获得宝贵情报的好机会。

同样，写报告的人也相当认真。因为元老院对归国报告的评价会影响他们今后的仕途。像加斯帕罗·孔塔里尼那样在归国后随即被提拔进入核心的例子，并不少见。

如今，这些报告经过整理编辑成10多卷，陆续在出版中。虽然19世纪中期佛罗伦萨曾经出版过一次，不过眼下正在出版的才是完整版。目前（1980年）已经出版的9本包括有关英国、德意志、法国、西班牙的报告，之后还会有土耳其、意大利诸国的篇章问世。这些报告是了解当时欧洲和中东地区可信度最高的史料。

总而言之，在那些不拘泥于单一的意识形态，将政治视为可行性技术的人们看来，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制运作效率可圈可点。然而，这种威尼斯式的体制，虽然有利于培养具有宏观视野的全能型政治家，却不如君主专制统治下能够造就专业型行政官僚。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才华与艺术相通，主要靠天赋。因此，对于那些成不了优秀政治家的人们，至少要让他们在某个领域有所作为。可惜的是，威尼斯的政体，在这方面的安排相当欠缺。威尼斯共和国不仅缺少产业或行政上的专家，就连专业的海军人才都没有。

不过，在威尼斯贵族阶级，即培养政治家的机构还能充分发挥实力的16世纪，上述的问题尚未成为明显的缺陷。为威尼斯共和制投下阴影的，是其他两个问题，一是血缘，二是贵族阶级内部贫富差距的固定化。

威尼斯的光与影

首先从第二个固定化问题说起。

如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所述，在威尼斯，即使没有资本的人也有机会从事买卖，并借此积累本钱。政府为没落的贵族子弟安排了作为商船弓弩手的位置，通过海上锻炼获得商业和航海的技术。这些人不仅有薪水的保证，还可以利用经商的权利逐渐储蓄资本，如果在海上工作4年以上，甚至有机会晋升为船长。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东山再起、败者复活的机会。这项措施对与促进贫富之间的相互流通，防止贫富差距固定化有着很大的贡献。

然而，进入16世纪后，威尼斯为了面对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不得不改变以往的模式，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和以海上贸易为主的15世纪相比，16世纪是一个国内手工业蓬勃成长壮大的时代。对那些没落贵族而言，工业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就业机会，只有做技工。可是，工人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而且都有着靠技艺为生的自尊，贵族不可能也不愿意融入其间。在贵族与工人之间，还有一个被称为中产阶级顶梁柱的事务官的职务。但是在贵族负责政治决策，平民负责行政事务的体制之下，贵族再怎么迫切地希望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也没有资格做事务官。

“无地自容的乞丐”

唯有贵族阶级在精神、物质两面都不匮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共和政体正常的运作。深谙于此的威尼斯政府，积极地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没落贵族的救济政策。可是，由于经济结构所制，东山再起的机会逐渐减少，这类救济政策，在现实面前显得有心无力，最终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慈善福利。这些被称为“Barnabotti”的没落贵族，只能在有钱贵族经营的工厂或农庄担任管理员，甚至还有人沦为乞丐。不同于一般的乞丐，这些人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用黑衣遮住脸，只在眼睛的地方开两个小洞，人们称他们为“无地自容的乞丐”。

适者生存，基本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威尼斯，这些贵族还要负责国政。如果是贵族的嫡子，必须从事繁忙而且无薪的政务。在败者复活的可能性减少，没落贵族的弱势地位固定化的同时，投票中“买票”“卖票”的迹象逐渐明显起来。

不过，所谓的“买票”“卖票”，不存在金钱交易，“卖票”者在元老院议员选举时给某人投赞成票，只是为了获得进入收入多、支出少的宗教界的推荐。正因为程度不算严重，所以还不至于动摇体制根基。威尼斯境内的神职，不允许大主教、教皇自作主张，向来是由政府提出4位候选人，然后再让教皇选择其中之一。

在当时，神职收入丰厚，足以养活整个家族。帕多瓦大主教的年收入几乎与威尼斯共和国拿最高薪酬的元首持平。其实，元首的薪水相当于活动经费，按规定必须全部用于公事消费，但神职人员却没有这个义务。尽管法律规定，只要家族中有人担任与罗马教廷有关的神职，整个家族的男性都不能参与相关教廷的决议，不过相较于沦为乞丐，这点儿损失根本不算什么。

有人因为是贵族家的嫡子而吃尽苦头，也有人因为成不了贵族而愤愤不平。威尼斯的贵族只看父系血统，母亲一方的家族哪怕是穆拉诺岛的玻璃工人或者造船工、商人都不受影响。但是，如果男女双方不是正式结婚，生下的孩子就没有资格作为贵族进入政界。

在这一点上，同时期的意大利其他国家就相对宽松许多。作为私生子，仍然能凭借能力和幸运，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私生子遍地的教廷就不用说了，哪怕是那些君主国家，对庶出子也没有严苛的限制。但是威尼斯为了统治阶级的稳定化，坚持采用嫡子世袭制。虽说贵族的利益不如从前，可是被这项制度排除在外的人，完全没有任何挽回失地的机会。

元首安德烈·古利提（Andrea Gritti）和他儿子的经历，就是威尼斯这个制度下产生的光与影的对照。

元首古利提

经提香之妙笔，其肖像画流芳百世的古利提，出生于1455年。在家中完成基础教育之后，他被送往帕多瓦大学学习哲学。由于父亲早逝，古利提由祖父养大，曾经跟随担任大使的祖父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生活过。他是一位语言专家，除了生活过的三个国家的语言之外，还懂拉丁、希腊和土耳其语。

1480年，25岁左右的古利提开始频繁出入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通过将当地的小麦销往本国的转手贸易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他的妻子是威尼斯名门之一的文德拉明（Vendramin）家的女儿，两人诞下一男二女。除此之外，他与在君士坦丁堡行商时结识的希腊女子还生了三个儿子。

古利提和土耳其宫廷的重臣们交情不错，更与宰相结为好友。但是在1499年，土耳其与威尼斯爆发战争时，古利提因间谍嫌疑而遭到土耳其方面的逮捕，罪名是一手制造了不久前发生的土耳其造船厂火灾。事实究竟如何，没有史料记载，不过古利提被判了死刑。

安德烈·古利提不仅头脑聪慧，有良好的教养，还是一位相貌堂堂的美男子，魅力十足的性格甚者连男人都为之倾倒。除了其好友宰相艾哈迈德（Ahmed），苏丹巴耶济德也十分喜欢他。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土耳其一批有头有脸的人物求情，古利提终于逃过一死。

苏丹不仅释放了古利提，为了尽早开始两国的和平谈判，还将他送回了威尼斯。1503年签订的土耳其与威尼斯的和平条约，就是古利提一个人几度往来于威尼斯、君士坦丁堡之间，从中斡旋达成的。缔结和约之后，他当选为“中枢集团”的成员，之后一直留在威尼斯，轮流在多个岗位上任职。

1508年，康布雷同盟战争爆发。古利提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由于威尼斯的陆军总司令是由外国雇佣军的将领担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便成了威尼斯一方的最高长官，掌管战斗总指挥以外的一切事务，主要工作是控制金钱的流向，以及监督雇佣军是否履行契约等。如果总司令发生意外，参谋长必须负起代理之责任，指挥战斗。

康布雷同盟战争中威尼斯出师不利，首战阿尼亚德洛（Agnadello）战役便一败涂地，威尼斯的陆军部队简直溃不成军。之后又因为雇佣军队长们之间意见不合，使得对手更是势如破竹。他们占领了帕多瓦，烧毁了梅斯特雷（Mestre），威尼斯只剩下海水这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参谋长的安德烈·古利提根本顾不上制定什么防守策略，当务之急是要重新整编因战败而军心涣散的陆军队伍。

首先，他组织打游击战，借此重建士兵们的信心。当这个战术逐渐出现成果时，他强烈要求政府发送军费。钱一旦到位，立即打响了夺回帕多瓦的战役，不仅成功地收复了失地，还收回了被占领的维琴察和布雷西亚（Brescia）。军队以及当地的市民因此士气大振，当皇帝军队对帕多瓦发起总攻时，经过安德烈·古利提重整之后的陆军部队彻底改头换面，奋勇抗敌。

话说回来，防御战打得还是相当辛苦，古利提甚至一度被法国军的大将捕获。不过他很快就与这位特里武尔齐奥（Trivulzio）将军打成一片，待对方放下警戒心后，骑马逃出了敌营。后来他又成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的俘虏，结果不仅获得国王的青睐，竟然还受邀成为刚出生的公主的教父，见证洗礼。就这样在磕磕碰碰、时好时坏的状态下，古利提逐渐练就了掌控军队的本领。他与士兵们睡同一个帐篷，吃同样的伙食，成功地抓住了那些原本认钱不认人的雇佣兵的心。

战争结束之后，古利提继续留在内陆，因为他被选为本土的总督。就在那个时期，原先被占领的内陆领土，陆陆续续地重新归属威尼斯，不久之后，局面便完全恢复到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前的状态。

或许是因为本土局势逐渐稳定，1514年，古利提当选为海军总司令。由于在他任职期间威尼斯海军没有打仗，所以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他指挥战斗的能力。和平时期海军统帅的主要任务，一是强化与同盟国海军的共同作战体系，二是负责从威尼斯延伸至塞浦路斯前线的海军人员和物质的调配，有效地运用平常开支高达10万达克特军费等。这些工作都不是一介武将能胜任的。

1517年，古利提当选为陆海两军最高统帅，两年后，再次出任海军总司令。1521年，他出任本土属地的最高领导（当时本土已经完全回到了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前的状态），然后在1523年，68岁时当选为元首。

安德烈·古利提当选元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很多人对他高傲的态度颇为反感，更愿意选择另一位性格谦和的候选人安东尼奥·特隆。他们拉帮结派，以古利提在土耳其有三名私生子，不适合担任共和国元首为由，千方百计地阻止他当选。然而，认可古利提能力的人也不少，经过三次反复投票，安德烈·古利提总算是获得当选所需的25票，成了元首。

在担任元首的15年间，古利提汲取君主制的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树立起一个威尼斯共和制理想的元首形象尽心竭力。即使为了在下文中即将讲述的他最心爱的儿子，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歪曲法律；发生粮荒时，他将自家库存的小麦粉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投放市场，缓解了国库的压力。

古利提一向认为，威尼斯的独立是建立在列强势力均衡的基础之上，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位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看来，为了所谓的尊严而发起的战争是最没有意义的，因此，无论是对土耳其、西班牙还是法国，他都尽量采取协调路线，避免战争。他的才能不仅表现在处理对外问题，处理内政古利提也是一位老手。当他判断需要内部正反两派相互牵制时，会存心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鼓励反对的声音。

有才华的人，往往都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安德烈·古利提也不例外，表现之一就是喜好华服。作为共和国富裕和权力的象征，威尼斯对元首的服装原本就有所要求，在他的影响下，之后300年的元首服基本上都是以豪华风格为主。

古利提的服装款式种类多样，以应对不同的场合。比如说圣母玛利亚祭日时，是一袭纯白绸缎绣银色图案的披风，在招待西班牙大使的宴会上，又以金线织花的及地长袍现身，豪华绚烂的装扮，每每让外国使节们赞叹不已。古利提身材高大，蓄雪白胡须，器宇轩昂的气度想来是压得住任何锦衣华服。提香虽然也为当时基督教世界最强的君主卡洛斯画过肖像，不过应该没有人会比安德烈·古利提更适合成为这位巨匠笔下的主人公。

元首安德烈·古利提肖像（提香绘）

这里再介绍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法国输给德意志、西班牙联军，法王被卡洛斯一世监禁后，西班牙大使带着这个消息去见古利提，并且大力宣扬神圣罗马帝国势不可挡，要威尼斯抛弃距离亡国不远的法国，与哈布斯堡王家签署同盟协定。对此，安德烈·古利提答道：“我与两位国王都私交匪浅，着实左右为难。请容我为胜利的国王庆贺，为不幸的国王流泪。”古利提舌绽莲花般的托词，简直堪称外交辞令的杰作。不仅卡洛斯皇帝没有找过威尼斯的麻烦，在狱中闻讯此事的弗朗索瓦一世在被释放之后，终身不忘这句箴言。

1538年12月，83岁的安德烈·古利提辞世。他是在得知威尼斯输给土耳其不久之后去世的。生前极力想回避这场战争的这位元首，终究还是没能了却心愿。

古利提在去世前数日，召见了伯纳多·纳瓦吉洛（Bernarudo Navagero）。受政府委托正在执笔共和国历史的纳瓦吉洛，也常常为重要人物撰写悼词。听说元首要听一下自己葬礼上的悼文，纳瓦吉洛急忙起草了一份，在元首的枕边一字一句读给他听。听完之后，古利提只说了一句：“差不多就这样吧。”5天后，他离开了人世。

儿子

阿尔维塞·古利提（Alvise Gritti）是元首古利提的庶出子。安德烈·古利提与在君士坦丁堡结识的希腊女子之间生有三子。性格温和的长子乔治，以经商为业，在出生地土耳其平稳地度过了一生。次子洛伦佐作为父亲的私人特使，负责土耳其与威尼斯之间的沟通，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阿尔维塞是小儿子，与其两位兄长同样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他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前期教育之后来到意大利，在帕多瓦大学继续深造。据说父亲安德烈最疼爱这位与自己性格相近的聪明好强的小儿子。安德烈与正妻所生的儿子，早在安德烈因帕多瓦防守战而一举成名为“威尼斯的古利提”之前，便不在人世了。

阿尔维塞·古利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即使是反个人英雄主义的威尼斯，也可以像他父亲那样大有作为，而在意大利其他国家，庶出子成为一国之君的例子更是不计其数。阿尔维塞具备了所有的条件，唯一阻挡他实现抱负的，就是威尼斯法律不承认非婚子女的贵族身份。

贵族的庶出子，哪怕才华横溢，也只能在政府机构做个书记官之类的事务官。而阿尔维塞却不能忍受这种拿一份固定收入，终日坐在书桌前的工作。他决定回君士坦丁堡寻找其他机会。作为父亲，安德烈贵为共和国最高之长，对儿子的处境束手无策，而阿尔维塞本人的政治信仰，也不接受为一己私利而践踏共和国体制的事情。

回到君士坦丁堡定居后的阿尔维塞，从事威尼斯和土耳其两国贸易。他向威尼斯出口土耳其的小麦，又向土耳其进口威尼斯物产，后来还做了土耳其军队的御用军火商，很快便成为土耳其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富商。在商才上，他似乎也深得父亲的真传。阿尔维塞与宰相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结为好友，甚至苏丹苏尔曼大帝也非常喜欢与这位年轻人同餐共饮。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期的阿尔维塞·古利提身份近似双重间谍。但他不是游走于两国之间，以绝密情报换取金钱的那种间谍，反倒像一个情报交换中心，让两国彼此了解对方的情况。像他这类人物对于预防战争的爆发，其实是挺有帮助的，因为无知往往比熟悉更加危险。

当然，情报交换中心要起到作用，当事国双方的领袖必须都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当时土耳其的苏丹是苏尔曼大帝，而威尼斯则是信奉势力均衡政策的安德烈·古利提元首及其“核心小组”。

1528年，苏尔曼大帝攻打维也纳时，阿尔维塞·古利提与之同行。这场战争，唤醒了阿尔维塞沉睡多时的政治野心，发掘了他的军事才能。翌年，阿尔维塞受苏丹之托，作为指挥官率军队攻打匈牙利。他不负众望地成了战场上的英雄，并且在战事结束后，再次接到苏丹的任命，负责处理刚占领下的匈牙利战后工作。

威尼斯人肖像（提香绘）

1531年，一个传闻令威尼斯人震惊，现任元首的儿子改宗信奉了伊斯兰教！虽然那时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没有发生战事，但对于威尼斯而言，土耳其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假想敌。尽管威尼斯向来有独立于天主教会之外的传统，但这只是国家制定的政教分离的方针，从个人信仰的角度而言，威尼斯人都是天主教徒。阿尔维塞·古利提改信伊斯兰教，成了威尼斯一大丑闻。

安德烈元首似乎在事前就接到了儿子的报告。他在信中规劝儿子打消改宗的念头，不要过分涉入土耳其宫廷。这些信件的副本时至今日依然保存。话说回来，父亲除了忠告几句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要说在选拔人才上讲求实力主义，当时的土耳其的确比威尼斯更适合阿尔维塞。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整个土耳其帝国只有苏丹一个主人，其他人皆是奴隶。苏丹本人也是后宫女奴所生，再加上土耳其禁止本国人为奴，可见他至少有一半的血液不是来自土耳其。

苏丹的家臣们几乎也都是奴隶。苏丹每隔几年就会从土耳其统治下的基督教国家定期征召10岁左右的男孩。这些离开父母的孩子们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那些身体健康、心智聪慧的孩子会留在宫内，继续接受精英式教育。剩下的则去军队锻炼。那支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土耳其精锐陆军部队耶尼切里军团就是由这批人组成的。他们禁止结婚成家，只效忠于苏丹一人。这些狂热的反基督教的战士们，原来都是来自基督徒家庭。

可以说，土耳其帝国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由非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家。土耳其民族的起源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之所以会不时地出现反苏丹的动乱，主要就是因为纯种土耳其人对混血或非土耳其人的统治，感到不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既然除了一个主人其余都是奴隶，则意味着奴隶们拥有平等的机会。虽然生死大权捏在苏丹的手里，但没有像威尼斯那种非嫡子不可的规矩。话说回来，再怎么机会平等，土耳其毕竟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阿尔维塞·古利提以基督徒的身份出任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改宗后的阿尔维塞似乎有心获取匈牙利的王位。

没过4年，阿尔维塞·古利提突遭斩首，消息很快传到了威尼斯。他究竟为何而死，至今也没有找到真相。但是儿子的早逝的确让做元首的父亲深深地陷入悲痛之中。据说，那些对傲慢不逊的安德烈·古利提一向没有好感的人们，在那段日子也都尽量避免在会议上发表刺激的言论。

当然，阿尔维塞·古利提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例子。不过，即使没有他那般的政治野心，却因为庶出子的身份而无法施展才华的年轻人在威尼斯应该为数不少。也许很多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才，可惜就是这样被埋没了。

16世纪下半叶，曾经针对威尼斯统治阶级的世袭制度有过两次提案，希望能够向那些非嫡子敞开大门，广纳贤才。两次建议，都是由原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提出，可见是暗有所指。可惜，提案终究还是不了了之。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世袭制平稳地运作了200年，才孕育出安德烈·古利提这般的杰出领袖。改变一个绩效相对不错的制度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16世纪的威尼斯并不缺乏政治、外交、军事上的人选，那些以共同体为先、个人私利在后的“嫡子”们大有人在。

大国崛起

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是《君主论》和《论李维》。《君主论》主要讲君主的治国之道和兴邦之术，而《论李维》则是有关共和体制下的政治运作。《论李维》全名“论蒂托·李维《罗马史》的最初10年”，有的译本将它翻译成“政略论”，不仅与原名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实际的内容。我认为意译成“共和国论”会更贴切一些。

面对当时祖国混乱的政治局面，以及整个意大利的分裂状态，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人，大概是深感仅一种政体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才就君主国与共和国做了分别的论述。

地中海及其周边

然而，同时代的威尼斯历史学家加斯帕罗·孔塔里尼、马林·萨努多，甚至是以批判政府著称的吉罗拉谟·普留利，都不像以马基雅维利为首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们那样，尝试去探索理想的政治体制。他们只针对威尼斯的共和制进行论述，对自己国家政体的正确性，似乎没有丝毫怀疑。当然也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的作品能成为政治学的经典之作，而这些威尼斯历史学家的作品只剩下作为史料的价值。

但是当佛罗伦萨共和国灭亡时，同时期的威尼斯，虽然出现过很不受人民拥护的元首，却鲜有人对共和政体感到绝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哪怕是那些远离政治的普通市民也没有类似的诉求。在城邦国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潮流之下，威尼斯坚守共和政体的优秀执政能力，得到了包括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们在内的其他国家人们的赞许。

那么，威尼斯是如何以此作为武器，展开对外政治的呢？关键点就是元首安德烈·古利提提出的——均衡列强的势力。

在这场艰难的政治游戏中，威尼斯用了法国这张王牌。法国虽然已经成为欧洲的大国，但它和威尼斯在地中海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利害冲突，而且对统领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急速势力扩张倍感威胁。因此，威尼斯才将目标锁定于法国。不依附强国的荫庇，而是与更弱的国家联手，防止强国不断壮大是外交的基本原则，也是威尼斯一向奉行的传统政策。

然而，这场均衡势力游戏，对威尼斯而言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威尼斯需要西班牙来共同抵抗土耳其，同时又需要借法国之力抗衡西班牙。可是威尼斯又无法效仿法国为对抗西班牙与土耳其结盟，因为威尼斯与土耳其在地中海世界有着太多的利益纠葛。这样，威尼斯在与列强们同桌玩角力游戏时就不得不比别国背上更多的包袱。

马基雅维利曾经写过一段他与法国首相同时也是枢机主教乔治·昂布瓦兹（Georges d'Amboise）的对话。两人因外交谈判而相识。

枢机主教说：“你们意大利人不懂战争。”

马基雅维利反驳说：“你们法国人不懂政治。”

马基雅维利口中懂政治的意大利，那时除了威尼斯之外的土地正遭受着法国、德国、西班牙的蹂躏。决定战争还是和平，最终靠的不是政治能力，而是军事能力，是资源的储备。从这一点上来说，威尼斯共和国尽管守住了国家的独立性，但还是深切体会到缺乏资源的悲哀。

各种船型长度比较图

从15世纪到16世纪，威尼斯的商船，按照合理化原则，逐渐将主力的加莱船改成称为“盖伦”（Galleon）的大帆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降低运输成本，解决战舰不能随时护航等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应因不断发展的火炮等武器。在那个时代，威尼斯的商船依然保持着首屈一指的实力，威尼斯的军船还是以传统的加莱船为主力。自1460年之后，加莱军船在船尾安装了大炮。由于火器在海战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为装载更多的武器，又出现了一种船身与帆船等高的大型加莱赛战船（Galleasse）。从15世纪后期开始至整个16世纪的威尼斯舰队便是由加莱军船和运载军粮的帆船，以及加莱赛战船所组成的。

不过，当时的大炮命中率较低，而且换炮弹所用时间过长，不像铁炮可以三列并排轮番轰击。但将铁炮搬上战船又很不现实。所以当时战船上的大炮与其说是用来击沉敌船，不如说靠发出的巨响声和激起的水柱，给对方造成心理上的打击。

发射距离短是大炮威力不足的另一问题。英国纳尔逊将军时代的作战方式在当时尚未出现，所谓的海战，仍然是近距离的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最有优势的还是依靠划桨控制船只的传统加莱船。因此，如果纯粹比较海军战力的话，主要是看舰队中加莱战船的数量。威尼斯海军除了传统的加莱军船，又增加了加莱赛战船。

根据1423年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著名的以“遗言”形式留下的史料，当年威尼斯所拥有的加莱战船是45艘。到1499年与土耳其发生战争时，加莱战船的数量增加至60艘。

虽说威尼斯采取了以防守海外基地为主的战略，可是80年的时间，仅增加了15艘军舰，增长速度还是相当缓慢。同时也证明靠这些数量的战船数量已经足以对付当时的土耳其海军。

可是，1538年威尼斯与土耳其第三次战争时，威尼斯虽然派出了82艘军舰，还是无法凭一国之力对抗土耳其海军。因为土耳其势力范围已经扩张至埃及、北非一带，他们收编了那些以阿尔及尔、突尼斯为中心的海盗，因此海军力量无论在质或量上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那一年，威尼斯海军是与罗马教廷派出的27艘战船，以及西班牙的49艘战船组成联合舰队，勉强与土耳其海军打了一仗。

1571年发生的著名的勒班陀海战，威尼斯派出了104艘加莱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共计110艘军舰。加上西班牙、教廷以及其他基督教诸国派出的98艘军舰，总共208艘，才差不多与土耳其海军的规模持平。

威尼斯海军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实力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继续保持着位居基督教世界海军国之首。然而，在地中海世界却只能属于二流。为什么威尼斯在与之息息相关的地中海地区，不能成为海上军事强国呢？

难道是财政的问题吗？答案是，也不完全是。

首先，威尼斯战船的武装化成本很高。武装指的不是大炮等武器，而是人力所需的费用。包括划桨手在内，全体成员都是通过募集而来的自由人，所以必须支付薪水。而土耳其可以用奴隶或者是从占领地强征而来的划桨手，西班牙同样也是无视民意，强行要求其占领下的南意大利地区的居民充当水手。与它们相比，威尼斯既没有这个权威，也没有这个权力。

威尼斯海军在地中海的分布图

第二，威尼斯与土耳其、西班牙的最大区别在于通商贸易在国家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换言之，海上悬挂着威尼斯国旗的商船，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因此，为了保护这些商船的航行安全，威尼斯必须付出庞大的军费来维护从本国到塞浦路斯岛的基地网络。

负责亚得里亚海警卫的舰队，不包括传令船和补给用的货船，仅常驻的加莱战船就有8艘。其中的6艘驻守科孚岛，另外两艘则以达尔马提亚的莱西纳为据点，执行海上巡逻的任务。

负责希腊警卫的战船有一艘驻守莫东岛。1499年，威尼斯一度失去莫东岛时，这艘战船并没有因此撤离，而是编入了驻守科孚岛的舰队。

除此之外，克里特岛近海有4艘战船，塞浦路斯岛也有4艘战船常驻。

以上只是平常时期的军舰数量，一旦发生战争，不管哪片海域都会同时增强兵力。1538年以后，平时的军船数量也达到了战时的规模。威尼斯的造船厂始终有40艘加莱战船待命，一旦出现战情，随时可以出动。这些没有冬休期的常驻舰队的船员，包括划桨手在内个个都是彪悍的海上高手，因此，他们的薪资也比较高。

威尼斯在军费上的高昂支出，对于打仗时才组舰队的土耳其和西班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大国本身的存在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不必常设舰队，但威尼斯为了保护航线的安全，却不得不由始至终地绷紧神经。与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时，穆斯林海盗袭击威尼斯商船，完全是合情合理，两国一旦签订和约，威尼斯又会被基督教一方视为叛徒，遭到反伊斯兰先锋的圣约翰骑士团近似海盗般的掠夺。

除了舰队之外，海外殖民地以及基地的维持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基地日常的费用需要靠本国的支援，连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和盛产葡萄干的赞特岛，也都无法完全保证自给自足，耕地面积稀少的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就更加困难。以小麦产量为例，各地区能保持自给自足的时间情况如下：

斯帕拉托——5个月

卡塔罗——6个月

希贝尼克——以当地产海盐交换，勉强维持自足

科尔丘拉——4个月

这些作为威尼斯“高速公路”中间站的港口城镇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威尼斯除了要负担城塞、守军的日常开销以及港口的维护费之处，每年还必须向这些地区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具体金额是：

卡塔罗

斯帕拉托——3000达克特

卡塔罗——3900达克特

科尔丘拉——2000达克特

扎拉——8000达克特

像威尼斯这样既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靠山，又必须为了经济与他国维系友好关系的国家，唯有不断地向这些地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好处。

威尼斯的国库每年必须花费庞大的费用来保证航线的安全。除了常规海军舰队以及基地费用之外，还要加上发生战争时的额外资产，也亏得威尼斯人有这个能力。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威尼斯才能长期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换言之，威尼斯是通过高额的军费以及人工费用，换取了经济的繁荣。所以说，威尼斯沦为二流海军国的原因，既和财政有关，又不是完全有关系。

如果不完全是财政上的问题的话，难道是造船的能力不如土耳其吗？对于这个质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不是”。16世纪的威尼斯国有造船厂的供给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国家海军的任何需要。

假若从海上去威尼斯的话，进入港口之后，右手边就是国有造船厂。自1473年扩建了第三造船厂之后，整个生产规模，比但丁在《神曲》中咏叹的13世纪时期的工厂增加了两倍。

船厂的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平时的员工人数维持在2000人左右，非常时期则会增加至3000人。就算在最和平的时期，人员也没有低于1000以下，是16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工厂。由于船厂还兼有武器库的功能，火药库也设在其中，因此四周筑有高墙，是四面环海没有城墙的威尼斯岛上唯一的城壁。工厂采用类似于现代的流水线作业，将大量的人员集中在一个地方，同时进行不同类别的操作，以提高生产效率。

工厂的经营管理由共和国国会选出的贵族们担任，主要负责监管从各地采购来的原材料的质量和数量，确保船只的库存数，以及支付工人的薪水等。造船技术人员则由平民担任，被称为“造船厂总督”的技师长相当于统领整个生产过程的总指挥。总督手下有数位工头，他们每人各承包一艘船的生产，这些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工程师。战事发生时，他们大多会在自己建造的船上负责航行中的船体维修。

国有造船厂（17世纪绘制）

造船技工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以与贵族的女儿通婚。在不设近卫军的威尼斯，根据情况需要，他们还充当元首的仪仗队，发生紧急事态时，负责警卫共和国政治中心元首官邸的，也是这群在“造船厂总督”率领下的工程师们。

工程师们对自己的技术充满自信、引以为傲，收入始终可以保持在中流以上的水平。他们处于国有造船厂的金字塔顶尖，下面分别是熟练工和学徒，这些平民构成了一个有别于贵族经营者的组织。

船身在第二、第三造船厂生产，最后送到历史最悠久的第一造船厂进行组装。第一造船厂内分门别类地设有几个仓库，可以推着船身从它们前面移动。首先去绳索仓库，装上所需的绳索之后，继续将船身推往大炮仓库，在那里装上大炮，然后再去石弓库、火药库。待组装完船帆，船锚搬上船后，整个“流水线”作业就算是大功告成。所有的零部件都有统一的规格，连划桨手坐的长木条板凳也是一模一样的。除了帆布是由附近的国有工厂提供之外，其余零部件全都在船厂内生产，通过这种拼装方式提高整个制造过程的生产效率。

完工后的船存放在工厂的船坞内，上有屋檐遮盖。这些随时可以下水的船只，在土耳其海军尚未发展强大的15世纪中叶，常有25艘在库，15世纪末期增至50艘，在1538年普雷韦扎海战之后，备用数高达100艘。

这100艘全部是用于军事的加莱战船，除此之外，还有4到10艘的大型加莱船、8艘小型加莱船，以及16艘快速传令船，共计134艘船。其中的25艘在船坞内处于下水状态，只要水手们到齐上船，即可起航出港。其余的船只在干船坞中待命，但也必须保持10天之内能够出港的机动状态。

可是，现实总不如设想中的那么完美。16世纪的威尼斯为了对抗土耳其和西班牙海军，以及保护商船免遭穆斯林海盗的袭击，每年需要有40到60艘的新船下水出海。战情吃紧时，比如像勒班陀海战的前夕，威尼斯在两个月之内建造了100多艘加莱军船。

威尼斯缺乏的不是造船的能力，他们缺的是水手。

16世纪中叶，主要国家的人口数量如下：

西班牙——800万

葡萄牙——100万

德国——1000万

法国——1600万

意大利（威尼斯除外）——1100万

威尼斯（包括内陆本土）——145万

英国——300万

土耳其（埃及、北非除外）——1600万

很明显，威尼斯的人口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威尼斯也不像土耳其船有奴隶可用，威尼斯的奴隶最多不超过数十人，而且担任的是装饰性大于实际性的贡多拉的划船手。当时，罪犯也可以充当划桨手。不过由于威尼斯社会安定、信仰自由，这方面的人力供给数量也很有限。当时欧洲的罪犯以宗教犯居多，作为反宗教改革中心的西班牙，因此受惠不浅。当然，西班牙本身的领土面积，就不是威尼斯所能比拟的。

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国家，君主可以凭借其权威和权力从众多的属国强制征召水手，而威尼斯共和国只能依靠志愿者。

海军与陆军不同。陆军只要指挥官一声冲锋令下，士兵们大抵上都能成为战斗力。而海军就连划桨手都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最好的划桨手来自达尔马提亚地区和希腊诸岛，他们熟悉水性、体魄强壮，能够胜任这项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些地区向来是威尼斯招募水手的主要市场，可是自从土耳其频频在陆地上发起攻击之后，水手的供给规模日益缩减。

内陆本土属地的居民也是人力资源之一。不过这些意大利北部的男子大多不太熟悉水性，因此他们无法胜任冬天也要在海上巡逻的军舰上的工作，只能作为在国有造船厂的船坞内待命的预备船的船员。

当然，如果事态紧急，也就顾不上挑三拣四。这些不熟悉水性的男人们会按照出身地，分配在同一条船上，指挥官也是由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豪绅名士担任。这种编制方法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那些来自加尔达湖地区（Garda）的水手，他们操控船只以及作战的能力，可以与那些出身于威尼斯但没有什么海上经验的工匠们媲美。

1576年黑死病暴发之后，人手不足的问题日益恶化。原本船的两侧各有三人一排的划桨手，每人手持一桨，整个船上总共有25到28排划桨手。现在不得不改为三名划桨手共持一桨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会影响船速，但因为是生手与老手搭配共同作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新人技术不稳的问题。

不足的还有打仗的战士。自从战船上安装了大炮，武器从石弓变成火枪之后，威尼斯战船的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发射武器的命中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不过，加莱战船打的是肉搏战，基本上靠人多取胜。西班牙战船除了划桨手之外，另有百名战士，相比之下，威尼斯战船最多才60人，有时候连这个人数也凑不齐。

缺乏人力一直是威尼斯海军的“阿喀琉斯之踵”。即便如此，为了维护商船航行的安全，不得不战。威尼斯的一位大使曾经说过：“没有贸易传统的国家，不会诞生海军。土耳其完全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如果按照这位大使的思路，不要说土耳其，就连西班牙也不是传统的贸易国。可事实上，16世纪时争夺地中海霸主地位的，正是这两个非传统海运国的陆地国家。

在16世纪初期，土耳其的苏丹曾经对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听说贵国曾经与大海结婚。如今，能娶海为妻的应该是我们土耳其吧。毕竟地中海上的土耳其人远多于威尼斯人。”

威尼斯不得不承认，以一国之力注定无法对抗土耳其。就在同一时期，统领西方大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卡洛斯正在摧毁海盗盘踞的巢穴，力图将势力扩张至北非。而在罗马教廷内部，不能再放任异教徒土耳其肆意妄为的意见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普雷韦扎海战

1538年，罗马教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威尼斯共和国，三方商议组成联合舰队对抗土耳其。三方各自派出的军力如下：

皇帝——82艘

威尼斯——82艘

罗马教廷——36艘

按照以上的协定，地中海世界将出现一支前所未有的超级舰队，当时的土耳其海军也无法与之匹敌。然而，从制定战略目标开始，同盟国之间便产生分歧，差一点儿连同盟都结不成。

卡洛斯皇帝主张进攻北非，另一方的威尼斯则主张目标锁定东地中海。最后在教皇调停之下，双方同意先歼灭土耳其海军再决定目标。

在舰队总司令的人选上，也是一波三折。西班牙力推自己的海军总司令热那亚人安德烈亚·多里亚，威尼斯对此坚决反对，因为此君是海军雇佣兵。多里亚先受雇于法国国王，之后又被西班牙挖角，为当时完全欠缺海军战术的西班牙导入了热内亚海军的传统和丰富经验，使得西班牙海军初具规模。他是一位能干的将领，但雇佣军首领说到底是以自己的船及其船员为资本赚取金钱，不可能为雇佣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战力。在这方面，陆军部队不得不使用雇佣军的威尼斯深有体会。

当时一心想对付西班牙的法国，不仅与土耳其结盟，甚者与北非的海盗也结下密约。卡洛斯为了封杀法国，暗中策划拉拢绰号为巴巴罗萨（Baba Aruç，红胡子）的海盗头目。这位巴巴罗萨是希腊出生的原基督徒，当时还担任土耳其的海军总司令。情势如此错综复杂，威尼斯当然是不肯冒风险把自己国家的海军命运交给缺乏信用度的雇佣兵队长，他们希望由威尼斯海军统帅出任联合舰队的总司令。

然而，形势不等人。土耳其吞并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的意图越来越露骨，那些被编入土耳其海军从此有了正当身份的穆斯林海盗的行径日益猖狂，而威尼斯又无力独自对抗土耳其。如果按照教皇提出的折中方案，让完全不懂海战的陆军将领乌尔比诺（Urbino）公爵担任总司令的话，更是百害无一利。处于弱势立场的威尼斯，最后不得不接受西班牙的建议。不管怎么说，安德烈·多里亚至少是名一流的海将。

威尼斯舰队如约在6月中旬抵达集合地点的科孚岛。军力同样是依照当初的约定，仅加莱战船便派出了82艘。教廷麾下的舰队，在威尼斯、安科纳、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各港口完成武装之后也陆续抵达。这些船大部分是威尼斯提供的，因为教廷几乎没有自己的海军。以基督教对抗异教徒的名义组成的舰队，不能没有教廷的参与，所以当初双方约定威尼斯提供战船，教廷负责提供士兵。不过，教廷在征召人员方面似乎也能力有限，最终只有27艘抵达科孚岛的舰队，而不是说好的36艘。

希贝尼克

另一方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的西班牙舰队却迟迟不见踪影。甚者有一度总司令多里亚去向不明。舰队就这样在科孚岛度过了6月，眼看着7月也将过去。

土耳其当然不会不知道基督教诸国正在组成联合舰队。由海盗头目巴巴罗萨率领的土耳其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港，一路攻下位于爱琴海流域的所属威尼斯的岛屿，克里特岛的干地亚、斯达（Souda）、干尼亚遭到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土耳其的5万大军从陆地上也展开了军事行动，他们不仅袭击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威尼斯基地，而且进攻波斯尼亚，攻打了希贝尼克。面对土耳其海陆双管齐下的攻击，在科孚岛苦等的威尼斯舰队，束手无策，此时又出现了皇帝卡洛斯打算明年再出兵的传言，威尼斯人心中对西班牙的满腔怒火变得一触即发。

就在这个时候，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舰队终于抵达科孚岛。可是他只带来了49艘军舰，远少于约定的82艘。舰队只需要一周的时间便能整装出港，可是多里亚却按兵不动，在那儿胡乱消磨时间。原来，海盗巴巴罗萨和卡洛斯皇帝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可是威尼斯并不清楚其中的详情，他们只是隐约听说皇帝有这样一个计划，但海盗对皇帝给出的条件并不满意，而皇帝也不肯答应他们交出突尼斯的要求。因此，威尼斯判断海盗依然会留在土耳其，不会和皇帝合作。

在威尼斯和罗马教廷强大的压力之下，安德烈亚·多里亚总算是下定决心出兵。可是就在联合舰队离开科孚岛的9月25日，总司令接到皇帝的密令，指示他不能打一场只让威尼斯获利的仗，而且如果没有胜算，就不要开战。

离开科孚岛的联合舰队，摆出战斗阵型。走在最前面的是71艘帆船。这是因为帆船不用船桨，速度受海风影响较大，在时间上难以掌握，所以，地中海上有帆船先行的惯例。帆船舰队由威尼斯、西班牙混合组成，因此两国各有一名将领负责指挥。

排在帆船后面大约两海里左右的，是担任前锋的教皇舰队，指挥这支27艘加莱战船舰队的将官是受雇于教廷的热那亚人格里马尼。

紧跟其后的便是主力的西班牙舰队。它们包括了热那亚、西西里、那不勒斯、马耳他、摩纳哥等国的25艘战船，以及安德烈·多里亚带来的22艘战船，指挥官自然是安德烈亚·多里亚。

后卫舰队是清一色的威尼斯加莱战船，总共65艘，由威尼斯舰队总司令卡佩洛率领，所有战舰的舰长也都是威尼斯人。

排在最后面的是17艘威尼斯战船和两艘西班牙战船。它们不是预备舰队，而是负责监视亚得里亚海的入海口，因此出海航行没多久，便与大部队分开行动。

139艘加莱船加上71艘帆船，完全是基督教世界史无前例的阵容。威尼斯旗舰上斗志昂扬，从舰长到厨子人人摩拳擦掌，终于可以向土耳其报一箭之仇。

舰队在接到侦查船传来的土耳其海军出现在普雷韦扎近海的报告之后，决定向南航行。

普雷韦扎位于希腊西海岸，入口狭窄，从边上经过很少会有人注意。一旦进入其中，眼前豁然开朗，宛如蓝色湖泊般的大海，无边无际，似乎容得下1000艘船畅游其中。难怪当初沿岸航行的威尼斯船只会把这里当作重要的避风港。威尼斯人在狭窄的入港口两侧建起碉堡，以防海盗抢占这块风水宝地。

不过，普雷韦扎也有缺点，它的四周皆为平原。威尼斯人之所以会选择在同样位于港湾深处但面积小于普雷韦扎的卡塔罗建造要塞，就是因为卡塔罗背靠陡峭的山崖，易守难攻。相反，一旦土耳其大军从陆地发起攻击，普雷韦扎便成了网中之鱼。只因为如此，这里早就脱离了威尼斯的掌控。

南下追击土耳其海军的联合舰队接到报告，得知对方已经进入普雷韦扎。可当他们到达附近海域时，土耳其舰队躲在港湾，完全没有出来迎战的意思。联军舰队的几艘战船更是逼近入口，还是没能诱敌出动。土耳其一方从港口两侧的碉堡中发射大炮企图击沉战舰，结果也以失败告终。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多里亚下令全军继续南下，前往圣塔莫拉岛（Santa Maur），而且是在夜间航行。谁也搞不清楚他目的究竟是为了引蛇出洞，还是避而不战。

圣塔莫拉岛要塞

基督教诸国的联合舰队离开了普雷韦扎，可在那里按兵不动的土耳其舰队却出现了异情。土耳其的派来督战的大臣们，逼着总司令巴巴罗萨开战，否则就向苏丹报告。于是，巴巴罗萨带着舰队离开海湾，紧追南下的联合舰队。

土耳其舰队的前锋，由巴巴罗萨的左右手多拉格指挥，巴巴罗萨本人坐镇中央，后卫则由阿尔及尔的船队担任。所有的指挥官都是海盗，战斗力也稍逊于联合舰队。他们在圣塔莫拉岛附近追上了联合舰队。

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多里亚将前、后卫的指挥官叫上旗舰，说附近没有避难的港湾，在此海战相当危险，还是走为上策。然而，格里马尼和卡佩洛两位将领一致主张迎战。威尼斯舰队的总司令卡佩洛的态度更是强硬，表示即使其他舰队不打，威尼斯舰队也会自己开战。

见说服不成，多里亚只好下令升起战旗。可是，眼见着敌人舰队已经出现在水平线上，他却命令改变阵型，让实力强大的威尼斯舰队从后卫绕到与敌人相接的左翼，弱势的教廷舰队转到右翼。就在换阵型的当口，风向突然改变，这下帆船舰队彻底被孤立开来。

土耳其舰队见势立即扑向帆船舰队。威尼斯帆船多为大型帆船，面对好像大群蚂蚁般袭来的土耳其船舰，多少还能抵一阵，但这孤军奋战的情景却让威尼斯加莱战船上的官兵怒火中烧。卡佩洛和格里马尼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总司令多里亚出击的命令，可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音讯。就在这时，总司令指挥的主力舰队突然做出一个奇怪的举动，他们绕到帆船队的后方，朝着敌军的方向驶去，结果什么也没做，就这么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卡佩洛换乘传令船拦下多里亚的旗舰，责问他为何还不展开行动，多里亚一语不发，带着他的舰队又绕了一大圈。终于，有两艘威尼斯加莱战船忍无可忍，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冲向正在围攻帆船的敌阵中，但随即陷入包围，激烈的肉搏战之后，全体官兵阵亡。

直到这时，总司令多里亚才发出了命令，但是命令的内容却是撤退，下令后他随即带着主力舰队撤离。由于土耳其舰队是从右侧包抄帆船舰队，他们便从敌军的左侧往北逃离，紧跟其后的是教廷舰队。威尼斯舰队见大势已去，也只好一同撤出了战场。逃离中，5艘西班牙帆船和威尼斯的帆船舰队受到敌军的追击，不得不边打边撤，最后威尼斯的帆船舰队和西班牙的一艘帆船成功地逃出重围，在科孚岛与大部队会合。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一场败仗。尽管船和人损失都不太严重，可是威尼斯和罗马教廷自然是不肯放过总司令多里亚，最后还是卡洛斯皇帝出面为其辩护。据说，安德烈亚·多里亚从此以后只要听到普雷韦扎的名字，便火冒三丈。

威尼斯对西班牙彻底失去了信任，他们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谈和。由于威尼斯舰队没有遭受到多少伤害，莫契尼哥随即代替生病的卡佩洛出任海军司令。国有造船厂还是全线开工，照常生产，因此其他国家都相信威尼斯会继续和土耳其打下去。

然而，威尼斯比谁都清楚，靠自己一国之力斗不过土耳其。“十人委员”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密令，以放弃纳夫普利亚和玛尔维萨两个基地为条件，势必与苏丹签下和平条约。

1540年，两国秘结和约之事公开化，基督教诸国异口同声地谴责威尼斯离经叛道。然而，威尼斯和之前法国与土耳其结盟的动机并不相同，那些责骂威尼斯缺乏宗教心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居高临下，是因为他们不像威尼斯需要担心商船航线的安全。

实际上，在普雷韦扎海战中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威尼斯。大获全胜的土耳其海军天下无敌的神武名号威震地中海，从此以后穆斯林海盗更加所向披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沿海地带饱受他们的肆虐，无一幸免。以往只有4到6艘加莱战船负责沿岸的警卫，普雷韦扎海战之后，巡逻船若少于10到12艘根本抵挡不住土耳其的攻击。大多数船只见到土耳其船便仓皇逃走，直到1571年为止，基督教诸国有30年以上的时间都不敢再跟土耳其人在海上交锋。在这30年里，飘扬着土耳其帝国国旗的船只俨然是地中海的主人。

无力单独对抗土耳其的已经不再是威尼斯一国，就连西班牙也不例外。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皇帝的卡洛斯，面对海盗的横行霸道终于忍无可忍，决定打击穆斯林海盗的根据地——阿尔及尔。

1539年，在安德烈·多里亚率领下，65艘加莱战船、100艘帆船和300艘小船组成的西班牙舰队，运载了2.5万名陆军，从阿尔及尔附近的港口登陆，卡洛斯亲任陆军指挥。不料，超级大国的皇帝竟然铩羽而归。对此，法国人拍手叫好，伊斯兰方面更是意气风发。

姑且不论陆军的人数，皇帝御驾亲征只派出65艘加莱战船的西班牙已经算不上一流的海军国家。之后由卡洛斯之子菲利普二世建立的那支闻名天下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其实是因为一次实战也没打过才“无敌”。1588年，终于开战，遇上海盗出身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率领的英女王伊丽莎白舰队，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在西班牙战败、穆斯林海盗旁若无人般地横行地中海的形势下，威尼斯一如既往地保证着中立。他们既没有跟随卡洛斯去攻打阿尔及尔，也没有介入圣约翰骑士团守卫马耳他的战役。威尼斯人靠严密的军事防守、对海外基地的援助，以及被强国视为屈辱的谨慎且柔软的外交，维持了国家的和平。当时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和土耳其人谈判，有如二人互掷玻璃球游戏。当对方猛力掷球过来时，我们非但不能还以同等力量，还得小心失手砸碎了玻璃球。”“我们必须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同时保持友好的关系，让土耳其相信，我们有难时，菲利普和马克西米利安一定会予以援助。同时，与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对于抗衡西班牙、德意志也有助益。”

然而，苏莱曼大帝并非等闲之辈。他非常了解威尼斯在西欧的地位，知道自认为天主教世界世俗最高领袖的卡洛斯一世及其儿子菲利普二世对威尼斯保持中立的态度并不满意。

苏莱曼大帝本人虽然不是狂热的伊斯兰教教徒，但也不能说就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当然，像他那般拥有绝对权力和权威的人，也没有这个必要。只要自身利益没有受到直接的伤害，他可以超然地尊重理想主义者，蔑视现实主义者。当土耳其攻下罗德岛，面对浴血奋战后放下武器的圣约翰骑士团，苏莱曼大帝准许他们离开，尽管这些以基督骑士之名的战士们对异教徒从不留情。但是对那些为了本国利益而战的威尼斯人，苏丹却下了格杀勿论的命令。所谓的骑士精神，难道只存在于骑士之间吗？

不管怎么说，苏莱曼在世期间，威尼斯的“玻璃球游戏”虽然玩得惊险环生，总算是没有露出太大的破绽。然而，自1566年开始，这场玩了46年的游戏，换了对手，新苏丹是以酗酒而闻名的塞利姆二世。为了争取他的信任，其手下的宰相、大臣们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这些人原本都是基督徒，赤手空拳地好不容易在伊斯兰世界打出一片天下，谁也不想因改朝换代而失去原有的权力。是享受荣华富贵还是人头落地，全在苏丹一念之间，臣子们都急于做点儿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吸引这位除了能饮酒之外鲜有建树的苏丹的注意。

当时的土耳其虽然国土辽阔，但内部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换言之，没有什么为了保卫帝国而战的需要性。而那时的西欧却是烽火连天，西班牙与尼德兰地区在打仗，法国国内新旧教徒之间爆发宗教战争。土耳其人因此判断，现在出手攻打威尼斯，欧洲诸国不会有余力相助。苏丹对大臣们的提案也很有兴趣。不过，他对塞浦路斯的关注主要是因为那里是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产地。

威尼斯很快便察觉到土耳其方面的异动，但他们无法自己解决，于是向教皇庇护五世（Pius V）提出了组建对抗土耳其联合舰队的请求。在天主教会为对抗宗教改革而进行内部调整的大形势之下，庇护五世却满腔热情地要保卫和振兴传统的天主教精神，坚决反对教会的敌人——新教徒和伊斯兰教。据说，他因此还拒绝吃肉只吃鸡蛋。这样一位教皇自然是不会反对结盟的。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因匈牙利问题刚和土耳其达成协议，鲜有出兵的可能；法国由卡特琳·德·美第奇摄政，整个国家血雨腥风，正处于两年后爆发“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的前夕。环顾四周。最后能依靠的，只有普雷韦扎海战中让威尼斯尝尽苦果的西班牙。不管怎么说，在地中海世界，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利害关系还是一致的。

进军勒班陀

在教皇的积极推动之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答应参战。不过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由威尼斯担任主力，二是由吉安德烈亚·多里亚出任联合舰队总司令。这位吉安德烈亚·多里亚是指挥普雷韦扎海战的舰队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的侄子。和其伯父一样，吉安德烈亚也是以海军雇佣兵为业，担任西班牙舰队的总司令。

对于菲利普二世的提案，威尼斯无法接受，尤其是舰队总司令的人选，如果是吉安德烈亚·多利亚，势必会遭到整个共和国议会的反对。谈判因此触礁。

可是就在1570年6月，土耳其向塞浦路斯发起了猛烈的攻击。160艘加莱战船，再加上满载着陆军的大帆船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塞浦路斯岛的海面，登陆的士兵高达10万人，总指挥是苏丹的大臣穆斯塔法·帕夏（Mustapha Pasha）被迫迎战的塞浦路斯守军，包括500希腊兵在内总共才4000人，剩下就是当地的居民。威尼斯派出先遣舰队携带补给物资，成功在法马古斯塔（Famagusta）登陆。与此同时，政府下令130艘加莱战船在副帅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Sebastiano Venier）的率领下，从威尼斯出港。驻扎克里特岛的舰队指挥官马可·奎里尼（Marco Querini）也接令，率军火速前往科孚与韦尼耶的舰队会合，共同商议作战计划。

8月4日，两支舰队在科孚岛汇合。然而在南下亚得里亚海的途中，感染上传染病的船员们不断死去，根本不可能前往塞浦路斯岛和土耳其大军作战。

这时候，同盟结成的谈判一拖再拖，迟迟未有结果。教皇频频催促西班牙赶紧出兵，教廷舰队总司令马坎多尼奥·柯隆纳（Marcantonio Colonna）亲自前往威尼斯做说服工作。但菲利普二世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威尼斯一方也坚决不答应吉安德烈亚·多里亚出任联合舰队总司令。

塞浦路斯岛首都尼科西亚

面对意志坚定的教皇，不能再敷衍的菲利普终于下令让吉安德烈亚·多里亚率舰队往东。可是当他们抵达克里特岛斯达港，与威尼斯舰队会合之后，吉安德烈亚对教皇任命马坎多尼奥·柯隆纳为联合舰队总司令，大为不满，并且以威尼斯舰队目前状况无法在月底前行动为由，不肯继续东行。

包括西班牙舰队在内，当时的斯达港聚集了180艘加莱战船、12艘加莱赛战船，足以对付正在包围塞浦路斯岛的土耳其海军。或许是接到了菲利普二世的密令，吉安德烈亚按兵不动，而另一方的威尼斯舰队的确也因为传染病的蔓延大大削弱了战斗力。

千方百计找到克里特岛居民充当划桨手，总算凑齐了人数的联合舰队，在出发前往塞浦路斯岛不久，便闻讯塞浦路斯岛的首都尼科西亚沦陷。从9月8日土耳其大军登陆算起，尼科西亚苦苦支撑了三个月，参加护城战的所有威尼斯贵族都壮烈战死。威尼斯统治塞浦路斯岛近百年，如今除了最大港的法马古斯塔之外，全部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

尼科西亚沦陷的消息，使得原本就互不信任的联合舰队成员间的矛盾变得公开化。威尼斯的指挥官们主张哪怕塞浦路斯不保也必须狠狠教训土耳其，而另一方的吉安德烈亚却表示不会为了所谓的荣誉而战。至10月，相持不下的双方终于决定，由马可·奎里尼率领21艘加莱战船，再加上2500名士兵，前往法马古斯塔救援，其余舰队向西返航。马可·奎里尼的援军，途中受到海盗乌鲁齐·阿里（Uluj Ali）指挥下的土耳其机动舰队的阻击，终究没能接近法马古斯塔。

1570到1571年的冬天，联合舰队的三方轮流在威尼斯、罗马、马德里，进行着艰难的谈判。主要争论的问题有以下4点：

一、总司令的人选

二、副帅的人选

三、同盟军的战略目标

四、经费中各国的负担比例

威尼斯坚决反对西班牙推荐的吉安德烈亚·多里亚，西班牙也不接受威尼斯提出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而对于教皇提出的折中人选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威尼斯和西班牙又异口同声地表示不行。

让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出任副手，威尼斯和西班牙倒是没有特别的异议。不过，考虑到万一总司令有个三长两短，副总司令会立即补缺，两国对这位誉满天下但没有海战经验的陆军将领还是不放心。于是增加了一条补充条件，如果柯隆纳代任总司令一职，所有作战计划都必须和另外两国的指挥官协商后才能决定。

在选定战略目标上，情形又回到普雷韦扎海战的当初，西班牙依然主张进攻北非，威尼斯还是不肯让步地坚持重心应该放在东地中海。威尼斯政府的代表表示，如果无法在东地中海狠狠打击土耳其，威尼斯舰队绝不前往北非。西班牙国王的代表也不示弱，回应说那年内就不可能组成联合舰队。

威尼斯国内一致认为，既然国家已经承担下同盟军的主力，就没有理由帮助菲利普二世去和法国国王争夺领土。因为那个时期，法国也很露骨地表现出他们对阿尔及尔的野心。

同盟迟迟无法达成共识。对手土耳其反倒通过法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打探威尼斯和谈的可能性。威尼斯政府中也有不少人主张放弃没有信誉的西班牙，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才是上策。“十人委员会”为此专门派遣密使去君士坦丁堡，探究土耳其宫廷的真意。怀疑威尼斯政府的态度摇摆不定的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急速赶往威尼斯，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极力宣扬威尼斯与土耳其谈和的种种不利。其实，没有柯隆纳的劝说，威尼斯政府的核心领导层也很清楚，解决国家危机，最终只能依靠基督教世界。进入5月之后，同盟谈判的各项条款终于出炉。

总司令人选最终由西班牙推荐的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出任。时年26岁的唐·胡安是卡洛斯皇帝的庶子，即菲利普二世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的战场经验仅限于镇压西班牙境内摩尔人的反叛，对海战更是白纸一张。威尼斯之所以做出让步，是因为再坚持下去，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吉安德烈亚·多里亚。无论如何，唐·胡安好过吉安德烈亚·多里亚。

在前述的附加条件之下，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担任副司令。他还兼任教廷舰队的总司令。

威尼斯舰队的统帅是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参谋长由生性冷静的海将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Agostino Barbarigo）担任。另一方的西班牙舰队，司令官是吉安德烈亚·多里亚，参谋本部也全是菲利普二世的心腹。

战略目标最终没有确定。不管是东地中海还是西地中海，土耳其主力海军出现在哪，就在哪交战，后续行动待海战后商议。联军集结地决定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Messina），那里位于地中海的中心。

西班牙负担经费的11/18，威尼斯负担7/18。1571年5月25日，盟约签订。

此时的法马古斯塔，依然在苦苦支撑。但威尼斯的补给船因为遭到土耳其舰队的封锁，始终无法靠近。乌鲁齐·阿里指挥的土耳其舰队甚至还袭击了克里特岛的各个港口，不仅塞浦路斯，克里特岛也危在旦夕。另一边，土耳其陆军向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等威尼斯的基地不断地发起攻击，联合舰队的出征，成了威尼斯眼前唯一的希望。

勒班陀海战

威尼斯舰队最早抵达墨西拿。教廷旗下的战船也在6月初完成了准备，等总司令柯隆纳到达后，即可出发前往集合地。

根据协议，教廷旗下的战船应该由威尼斯提供，了解威尼斯窘迫的教皇庇护五世改向托斯卡纳大公提出要求，希望他提供12艘加莱战船。在美第奇家族统治下，作为君主国再生的佛罗伦萨认为这是一个向教皇卖人情的绝好时机，于是答应提供舰队所需的船只和士兵。这支满载着身穿华丽骑士服的罗马和佛罗伦萨名门子弟的船队，从里窝那（Livorno）出发，经奇维塔韦基亚、那不勒斯港之后，于7月初到达墨西拿。

一直令威尼斯人忐忑不安，不知会不会出现的舰队总司令唐·胡安并没有爽约。他跟随多里亚指挥的舰队从西班牙出发，先在热那亚稍作停留，然后前往那不勒斯，从那里走海路到达了墨西拿，时间是8月23日。

各国舰队全体到齐。地中海夏末阳光照耀下的墨西拿港湾，布满了威风凛凛的战舰。除去非纯粹用于战斗的帆船，各国的加莱战船数量如下：

西班牙舰队：西班牙、马耳他——17艘

那不勒斯、西西里——36艘

热那亚——22艘

共计75艘

罗马教廷舰队（包括非属西班牙的意大利诸国）：23艘

威尼斯舰队（包括6艘加莱赛战船）：110艘

共计：208艘

即使扣除了托斯卡纳大公援助教廷的那一部分，数量还是与当初西班牙负担11/18，威尼斯负担7/18的约定相差甚远。这一次，照章办事的依然是威尼斯，违反协定的依然是西班牙。

话说回来，威尼斯也没资格指责西班牙。威尼斯船虽多，兵力却不够。除了大批人死于传染病之外，也没办法动用留在本国待命的5000人，因为土耳其舰队已经进入亚得里亚海，正不断地攻击达尔马提亚沿岸的港口，靠少量的船舰去接人，恐怕不敌土耳其海军，但倘若抽出大量的战船，又会耽误联合舰队从墨西拿出港的时间，反倒成全了菲利普二世的心意。

左右为难的威尼斯舰队司令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不得不接受唐·胡安的建议，允许西班牙的战士登上他的舰船。其实，威尼斯很担心士气不协调，不要说是西班牙人，就是那些西班牙旗下的意大利士兵，威尼斯都不愿意接受。然而，要武装起110艘加莱战船和体积更庞大的加莱赛战船，光靠不足1万的自己人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他们只能和4000多外国兵同舟共济。

包括划桨手在内，据称有5万兵力的联合舰队中，西班牙人占了两万，威尼斯人一万，其余都是外国军团，其中包括880名德国人，以及多名法国出身的马耳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员。

出发前必须决定阵型，为此联合舰队在墨西拿岛上连日举行作战会议。如果舰队不按照既定的阵型航行，等遇上敌情再布阵，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

总司令唐·胡安一反传统按国籍划分阵型的做法，将各国的战船混编在一起。这是为了防止相互猜疑和憎恨的威尼斯与西班牙士兵之间爆发纷争，让各国并肩作战有助于加强凝聚力。

按惯例帆船队先行，6艘载有大炮的威尼斯加莱赛战船紧跟其后。全军分为三个编队，右翼前锋是西班牙舰队总司令多里亚旗下的53艘加莱船，另外再加上24艘威尼斯加莱船、两艘萨伏依公国（Ducato di Savoia）的船以及数艘教廷的战船。位于阵型中央的当然是联合舰队总司令唐·胡安的旗舰，右边是教廷舰队司令马坎多尼奥·柯隆纳的舰队，左边是威尼斯舰队司令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的舰队。主力舰队的后面，是由那不勒斯圣·克罗齐侯爵（Santa Croce）指挥的35艘战舰。这支由威尼斯、教廷、西班牙混合组成的机动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当某一个侧战线出现问题时，可以随即赶去增援。

最后出港的是位于阵型左翼的后卫舰队。由威尼斯舰队参谋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指挥，除了两艘那不勒斯船之外，其余的51艘均为威尼斯的战船。

所有战船于9月28日离开了墨西拿港。

从8月23日唐·胡安抵达墨西拿直到出发的这1个多月里，其实也是风波不断。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们一直主张出征应该延长至翌年的春天，因为冬季即将来临，不适合航行。威尼斯人对此当然是坚决反对，教廷舰队也不答应。最后，还是唐·胡安在9月12日一锤定音，下令出发。得知此事的菲利普二世急忙写信给兄弟要他谨慎行事，但国王的信抵达墨西拿时，舰队已经出海。威尼斯就是从那时候才发现，唐·胡安这位对大海一无所知的年轻贵公子，其实是一个意外之宝。

激战

从墨西拿港出发的联合舰队绕过位于长靴型意大利靴尖处的卡普利亚地区，进入伊奥尼亚海。之后，沿着意大利海岸航行，穿过亚得里亚海的出口，经科孚岛，到达希腊的西海岸。在这里，他们听说法马古斯塔于8月18日陷落。

塞浦路斯岛最大的港口，在拼死苦战4个多月后，终究还是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守城军指挥官马可·安东尼奥·布拉加丁（Marco Antonio Bragadin）被活生生剥皮，再浸泡到海水中，惨绝人寰，其余的威尼斯贵族也全部死于酷刑。噩耗不仅让威尼斯人义愤填膺，整个舰队都燃烧着向土耳其复仇的怒火。

没过多久，侦查船便送来报告称，土耳其舰队停泊在勒班陀。闻讯后联合舰队随即向南航行，经普雷韦扎海湾，穿过凯法罗尼亚岛与奥德赛岛（Odysseus）之间的狭窄海域，来到通往勒班陀的帕特雷斯湾的入口处。

联合舰队在此举行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由于报告称敌军的船舰数量多于他们，多里亚以及其他西班牙的参谋们再次提议撤退返航，但柯隆纳和威尼斯的将官们主张开战。延期派与主战派各持三票，最终，总唐·胡安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

1571年10月7日。黎明之前，联合舰队的战舰堵在帕特雷斯湾入口，开始排兵布阵。前锋在右翼，主力在中央，后卫在左翼。呈半月形的阵型左右侧分别由两位最富经验的战将把守，左翼是巴尔巴里戈，右翼是吉安德烈亚·多里亚。6艘加莱赛战船，平均两艘分给三组编队，位于加莱战船的前方。一旦加莱赛战船上的大炮喷出火焰，便是战争开始之时。

另一方的土耳其舰队，此刻正离开勒班陀，转向帕特雷斯湾的出口。统帅阿里·帕夏决战到底的决心一点儿不输给联合舰队的唐·胡安总司令。土耳其舰队的右翼，是由绰号为“热风”的海盗夏拉克指挥的53艘战船，对阵联合舰队的左翼；中央是统帅阿里·帕夏率领的94艘主力舰，意大利出身的海盗乌鲁齐·阿里指挥65艘战舰位于左翼，对阵多里亚指挥的联合舰队的右翼。

相较于联合舰队的208艘战舰，总共有212艘战舰的土耳其舰队在数量上处于优势。这正是阿里·帕夏敢从安全的勒班陀离开的原因。当然，战无不胜的土耳其舰队也没把基督徒放在眼里。

就在联合舰队布完阵型，土耳其舰队出现在水平线上之际，唐·胡安走下旗舰，换乘快速船，从一排排列队的舰船经过，大声鼓舞着将士们的斗志。贵公子一身华丽的铠甲，在秋日的阳光下光彩夺目，军心为之振奋。

临近正午，当两军接近到炮弹射击范围时，所有的战船都降下旗帜，唐·胡安的旗舰上高高地升起了带着耶稣画像的旗帜，不用说，这是教皇赐予的祝福。紧接着，各艘船都升起了十字架，全体士兵跪在甲板上祈祷，在胸前画着十字，向上帝忏悔曾经犯下的罪行。

这也算是一支十字军。教皇许诺将给全体讨伐异教徒的战士特别的赦免。也许这个瞬间，正是反抗宗教改革运动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所有人都放下了心中的杂念，唯有满腔的斗志。

当两军接近到只有一海里的距离时，6艘加莱赛战船上的大炮同时开火，历史上加莱战船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战役，勒班陀海战正式打响。

400艘加莱战船激烈冲撞的海战，最终由基督教联合舰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巴尔巴里戈率领的左翼舰队，一直将海盗夏拉克指挥的右翼逼到浅海，经过几轮激战，成功地全歼敌军。

总司令唐·胡安指挥的主力舰队，虽然是借了预备军之力，才打乱了敌人的阵型，但最终还是成功抢占下对方的旗舰，统帅阿里·帕夏战死。惨烈的战斗持续了4个小时之后，从左翼到中军纷纷升起了胜利的基督教旗帜。

然而，吉安德里亚·多里亚的表现，给原本完全的胜利抹上了一道败笔。他的舰队应该从右侧封杀敌军左翼，不知为何却绕到对方的背后，土耳其舰队的左翼在指挥官乌鲁齐·阿里巧妙的指挥之下，成功地撤离了战场。不过，乌鲁齐旗下的65艘战船也没能完好无损地全身而退。多里亚舰队中的24艘威尼斯战舰和另外几艘意大利船，无视指挥官的命令，冲进了撤退中的敌舰群，打算和他们同归于尽。不管怎么说，多里亚的错误，使得联合舰队最终未能获得全面胜利。一些历史学家将此解释是菲利普二世一直在暗中策反乌鲁齐·阿里倒戈，接收国王密令的多里亚，存心放了他一条生路。

当然，基督教联合舰队无疑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总共捕获敌舰117艘，70艘损失严重的战船被烧毁，俘虏超过万名。土耳其舰队阵亡者高达8000人。

在战死的土耳其人中包括统帅阿里·帕夏、身负重伤两天后死亡的右翼指挥官“热风”、苏丹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的团长，以及希俄斯岛、内格罗蓬特、罗德岛、纳夫普里翁、莱斯博斯岛的诸位总督。海盗同样死伤惨重，“红胡子”巴巴罗萨的儿子也难逃一死。除此之外，统帅阿里·帕夏的两个儿子和多名土耳其宫廷的高官被捕。大量在土耳其船上带着锁链划桨的基督徒奴隶也因为勒班陀海战的胜利而重获自由。

话说回来，基督教一方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阵亡者超过了7500人，仅威尼斯人就有2500。包括因重伤不治在翌日身亡的左翼舰队指挥将官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在内，有26位威尼斯贵族战死，他们几乎都是战船上的船长。在这次战争中，威尼斯人可谓是全力以赴、鞠躬尽瘁。当带着捷报的船只拖着土耳其海军的战旗，进入威尼斯港口时，掀起一片欢呼的声浪，这是威尼斯市民久违的欢呼。

虽然威尼斯人既不是狂热的教徒，也没有种族歧视，但政府仍然担心人们控制不住情绪而去袭击土耳其人，于是特地把土耳其人收容在一个宫殿内，外加警卫防守，结果这成了日后建立土耳其商馆的契机。

勒班陀海战的胜利带给欧洲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有史学家认为，这场战役非但没有彻底消灭土耳其海军，他们反而在乌鲁齐·阿里的指挥下大干快上，在翌年又重新组建起一支超过160艘战船的大舰队。但勒班陀的胜利，用事实证明无敌的土耳其海军，并非战无不胜，基督教世界一扫长期以来面对土耳其的自卑感。这种心理上的正面影响，绝对不能小觑。

如果是土耳其赢得勒班陀海战，或者联合舰队像普雷韦扎战役时那样未战先散，欧洲人势必会输掉整个地中海。总司令唐·胡安的不辱使命和成千上万壮士们的热血，阻挡下了土耳其的步伐。

勒班陀以后

一旦形势有所转机，通常人们都会想到乘胜追击，取得更大的胜利。与海战前结盟的困难相比，海战后大多争执不下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盟内的整合相对容易。

首先，所有人都认定唐·胡安是总司令的不二人选。对马坎多尼奥·柯隆纳继续担任副总司令，也没有异议。

由于各国均分到了缴获的土耳其战船，经费短缺的问题迎也刃而解。在缴获的117艘船舰中，西班牙获得59艘，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各有27艘，剩下的则分给了萨伏依公国、马耳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等。当年的冬天，各国都忙着修理缴获的战船，既没有造新船的时间，也没有这个必要。海战前手头窘迫，不得不找托斯卡纳大公帮忙的罗马教廷，如今也成了拥有27艘战船的海军国家。

威尼斯因为有大批土耳其俘虏，人手不足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用过戴着锁链的奴隶划桨手之后，威尼斯人发现他们的效率极高。根据当时一位舰长的记录，最好的划桨手是达尔马提亚和希腊人，其次就是奴隶，这些人比不习水性的北意大利志愿兵好用很多。

面对海战后的种种良机，威尼斯人是绝不会放过的。他们向唐·胡安许诺了摩里亚（Morea）的王位，打算以实质性的东西，继续激发这位贵公子的才能和热情。摩里亚是当时伯罗奔尼撒的名称，其大半的领土都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把敌人的国土当作礼物听似荒唐，不过只要有一支像样的陆军队伍，以当时威尼斯的实力倒也不是不可能。唐·胡安对此相当心动。

唐·胡安作为勒班陀海战的英雄，尽管声名大噪，但毕竟是寄人篱下的身份。与同父异母的兄长菲利普二世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海战之后明显变得紧张起来。威尼斯提出的摩里亚的王位，对唐·胡安应该是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时间刚转到1572年，他就立即通知同盟军开往墨西拿。

只是一谈起舰队的目的地，威尼斯和西班牙又像之前一样势不两立。西班牙主张前往北非打击海盗，威尼斯则坚持应该去东地中海歼灭土耳其舰队。唐·胡安向西班牙国王建议先帮助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占领据点，替代失去的塞浦路斯，但没得到菲利普二世的首肯。紧接着，唐·胡安又提出第二个方案：首先在春季由西班牙舰队单独进攻阿尔及尔，5月之后再转向东地中海。结果国王那里还是没有回音。

此时，威尼斯已经在科孚岛集结了100艘加莱战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做好了出征的准备。新任参谋长索兰佐（Soranz）率领25艘加莱船前往墨西拿去迎接总司令唐·胡安。与此同时，马坎多尼奥·柯隆纳书率领13艘教廷战船正南下墨西拿；圣·克罗齐侯爵指挥的36艘所属西班牙的那不勒斯的舰队，也从那不勒斯出发驶向墨西拿。前往集结地的另外还有两艘马耳他的战船。

一切似乎都进行得非常顺利。麻烦比前一年少了许多，没有人对联合舰队的第二次出征提出质疑。

在作战会议上，唐·胡安、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圣·克罗齐，以及代替在科孚岛待命的司令官福斯卡里尼（Foscarini）出席的威尼斯参谋长索兰佐等各国将领，决定将出港日定在6月14日。可是，5月1日教皇庇护五世的去世，却在这时给同盟国的军事行动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在舰队出发的两天前，唐·胡安突然宣布战事无限期延期。大为震惊的柯隆纳和索兰佐向其追问理由，刚开始唐·胡安不肯作答，后来架不住众人的相逼，含含糊糊地承认是菲利普二世的指示。

唐·胡安本人似乎也不是很了解菲利普二世在此时叫停战争的真意。唐·胡安答应提供9艘西班牙战舰，由柯隆纳带领威尼斯等舰队前往东地中海，自己则留在墨西拿，为攻打阿尔及尔做准备。柯隆纳嫌9艘船不够，希望唐·胡安能借给25艘。他很清楚，新上任的教皇对西班牙国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只能靠他们自己争取。在与西班牙的参谋们协商之后，唐·胡安最后同意提供22艘加莱战船、1000名西班牙士兵和4000名意大利士兵。

22艘西班牙战船、12艘教廷战船（扣除1艘坏船）、索兰佐带来的25艘威尼斯战船，以及在科孚岛待命的75艘威尼斯战船，总共有134艘，再加上从克里特过来汇合的船队，就是一支超过140艘的加莱军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组成的舰队。虽然规模不比勒班陀，但足以对付土耳其海军。最后，众人决定留下调集士兵上船比较耗时的15艘西班牙战船，其他船只前往东地中海寻找斗敌的机会。

7月15日到达科孚岛的舰队，与在那里待命的75艘威尼斯战船会合之后，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下，绕过半岛的前端，改向东航行。这时，传令船赶来报告称，唐·胡安率领剩余的船只已经离开了墨西拿，原来菲利普二世撤销了先前的命令。柯隆纳与将军们商量，该返回科孚岛等待唐·胡安还是继续前行。

威尼斯方面担心已经出发的舰队再折回根据地，军心有可能涣散。毕竟科孚岛在设施和安全上都好过西西里岛墨西拿。不想错过机会的威尼斯海军主张继续东行，柯隆纳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决定让传令船去给唐·胡安送信，让其追赶大部队。

8月4日，舰队抵达威尼斯属地的开俄斯群岛。在那里，他们闻讯乌鲁齐·阿里指挥的160艘土耳其战舰出现在北面的玛尔维萨港附近。从开俄斯群岛开往玛尔维萨港，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基督教联合舰队迅速决定下开战的阵型。这一次还是采取了勒班陀海战时的混合阵型，由于威尼斯战船占多数，所以以三艘威尼船和一艘西班牙、一艘教廷船相配的形式。位于中央的主力舰队是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威尼斯舰队司令福斯卡里尼和西班牙舰队司令唐·安德烈亚德，左右翼的指挥官分别是威尼斯舰队的参谋长卡纳莱和索兰佐。

科孚岛要塞

乌鲁齐·阿里似乎觉察到基督教联军的动静，躲在玛尔维萨港里久久不肯出来，一直到8月10日才出港。但他们很明显地采取了消极避战的策略，零星打斗之后，乌鲁齐·阿里再次带着舰队撤回了玛尔维萨。这次冲突，土耳其损失较大，失去了7艘加莱战船。

这时候，一直是主战派的柯隆纳突然改变了主意，称唐·胡安应该已经抵达科孚岛，舰队也该撤回那里或者附近的海域。乌鲁齐·阿里从事海盗业多年，对地中海了如指掌。如果他想避开联合舰队的监视，带着56艘战舰抢先一步去攻打唐·胡安一行，实在是易如反掌。因此，舰队得赶紧撤回与总司令会合。虽然威尼斯的将官们极力反对，但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是罗马的贵族，像他那样习惯于君主专制统治的人而言，所谓的合议制，不过是君主在拿不定主意时征求一下意见用的。一旦主子心意已定，下人唯有服从。威尼斯不得不听从柯隆纳的命令，往科孚岛方向撤离。

离开开俄斯群岛的舰队，绕过伯罗奔尼撒群岛北上，一直返航至赞特岛也没见到唐·胡安的影子。无奈之下，舰队只好继续北上，在快到达科孚岛时，总算是与唐·胡安及其舰队相遇。

唐·胡安暴跳如雷，责怪舰队没有在科孚岛等他，扬言要治西班牙舰队的司令官唐·安德烈亚德于死罪，甚而要求威尼斯像勒班陀海战时一样，让西班牙士兵登船。威尼斯方面不肯从命，辩解说勒班陀时因为人手不足，才允许西班牙士兵登船，情有可原，现在则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威尼斯的拒绝是有充分理由的。勒班陀海战时，总司令官唐·胡安与时任威尼斯舰队总司令的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而且因为某次事件两人公开翻脸。

当时，威尼斯因为战斗力不足，不得不允许一部分西班牙士兵登上他们的舰船作战。但这些西班牙士兵并不买威尼斯舰长的账，韦尼耶担心影响战斗，于是杀一儆百，将6名最不听话的西班牙士兵吊死在桅杆上。唐·胡安对事前没有报告便自作主张杀了自己手下的韦尼耶大为光火，下令禁止他出席作战会议，换由后来在海战中战死的指挥左翼的参谋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代替。

虽然韦尼耶的举动遭来司令官的勃然大怒，但事实证明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自打那次事件以后，西班牙士兵便对威尼斯舰长唯命是从，再也不敢胡闹了。

由于威尼斯政府当时希望乘勒班陀胜利之势，一举歼灭土耳其海军，最终还是换下唐·胡安不喜欢的韦尼耶，改由性格温和的福斯卡里尼出任司令官。司令官可以换人，但军心不能被搅乱。为了防止两国士兵间再出现冲突，威尼斯方面这一次坚决拒绝了唐·胡安的要求。

唐·胡安这一次完全没有道理，纯粹是为了彰显尊严而感情用事。司令官和威尼斯之间的矛盾，让夹在中间的柯隆纳左右为难。为了避免双方决裂，他最后提出了让其麾下教廷的士兵移到威尼斯战船上，再让西班牙士兵登上教廷的舰船的折中方案。就这样，因士兵大移动，白白地浪费了10天的时间。之后虽然舰队出征前往希腊海，但由于乌鲁齐·阿里的巧妙躲避和天候不佳，他们没有遇见大战的好机会。在零星地打了几场小仗之后，舰队又重新返回科孚岛。

10月20日，联合舰队正式解散。唐·胡安率领西班牙舰队返回墨西拿，柯隆纳带着教廷舰队也离开科孚岛前往罗马。尽管菲利普二世向教皇承若，下一年会派出更强大的舰队，但威尼斯完全不相信西班牙国王的保证。

无力回天的威尼斯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谈和。“十人委员会”向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发出指令，正式开始谈判。1573年3月7日，停战协定签订。在此之前一直相信威尼斯会继续抗战的西欧诸国同声谴责威尼斯的背叛行径。

就在差不多的时期，巴黎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谈判也正在进行。然而，热衷于结盟的法国并没有像威尼斯那般遭到千夫所指。法国和土耳其约定，在法国陆军向佛兰德斯地区发起进攻的同时，西班牙将会派遣300艘加莱战船组成的大舰队前往地中海，从陆海两地夹攻西班牙。和西班牙一样，法国也看中了阿尔及尔。为了达到目的，法国人不惜使用离间计，让威尼斯与西班牙反目。法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赴任途中，竟然在威尼斯停留了两个月，引发西班牙的不信。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也受政府指示，积极地拉拢威尼斯加入对抗西班牙的阵营。

但地中海世界的形势容不得威尼斯与西班牙为敌。他们不会愚蠢到自掘坟墓，去加入这个看似无比强大实则高度危险的同盟。威尼斯人只希望与土耳其谈和，他们以半年前发生的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为理由，巧妙地躲过了法国人执拗的劝诱。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对于法国人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

结果证明，威尼斯的判断是正确的。以夹攻西班牙为目的而结成的土耳其——法国联盟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法国侥幸避开了来自基督教世界的非难。而威尼斯由于想法与行动过于实际，反而遭到各国的厌恶。

正如前文“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中所述，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虽然在经济面经受住挑战，获得了成功，然而，在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君主制大国纷纷崛起，国家外交及军事靠力量和数量说话的大背景之下，威尼斯饱受了资源贫乏者的无奈和悲哀。

“所谓强国，可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战争或和平。我们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共和国不再有这个能力。”

本章节开头引用的索拉佐大使的这段话，道尽了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所直面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