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期，外交官兼历史学家的保罗·帕鲁塔（Paolo Paruta）在其著作《论成熟的政治生活》（Della perfezione della vita politica）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品尝甘美的和平果实，是一切政治与军事活动的终极目标。因此，无论君主国或共和国将国家目标锁定于军事活动，不断重复战争，热衷扩大版图的行为，绝不是达成目标的途径。通往和平的道路并非靠征服众多的他国国民，而在于能否以正义统治自己的国家，确保国民的和平与安全。”

完全是无懈可击的论述！

比保罗·帕鲁塔早一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政治生活的终极目标，在于个人、国家和权力。”短短的百年之后，人们对于政治的认知，发展“成熟”至此，真是不可思议。而那些通过与大海结婚的祭典，将海洋占为己有的威尼斯人，在17世纪时变身为家庭主义者，更是让人始料未及。如果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于威尼斯人保罗·帕鲁塔的想法，那么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然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之所以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而且能成为超越时代的政治哲学的经典，是因为他不是在论述理想，而是要揭开现实的真面目。17世纪的威尼斯，也许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到达了期望品尝甘美的和平果实的心境，然而，其他国家正处于勃勃成长、一心一意向成熟迈进的状态，这对威尼斯何其不幸。单方面提出和平宣言，和平是不会到来的，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17世纪是巴洛克时代，也是西欧君主制国家全盛的世纪。虽然西班牙进入了衰退期，法国却迎来了路易十四的时代。英国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之后，王权统治不断强化，奥地利帝国控制了匈牙利。俄罗斯起步稍晚，但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出现，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打下了根基。

巴洛克时代的欧洲是树立王权统治的时代，也是战争不绝的世纪。尽管西欧的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向大陆，但是在这样一个硝烟弥漫的时代，提出和平宣言的威尼斯终究无法逃避战争。17世纪的威尼斯人被迫在战争中度过了一个世纪。

对抗教廷

威尼斯在17世纪经历的第一场战争，是与罗马进行的。虽然双方并没有动刀动枪，却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独立息息相关，因此对于威尼斯人而言，这就是一场战争。

进入17世纪之后，在前一个世纪因宗教改革运动而处于守势的反宗教改革以西班牙为中心掀起了收回失地的反攻，展开了近乎疯狂猛烈攻击。监狱里充斥着被视为异端的囚犯，女巫审判的恶行让那些虔诚无比的基督徒们都心生厌恶。

在以耶稣会（Societas Iesu）为首的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的观念里，那些与他们信仰迥异的人们的灵魂是迷失的。要将这些不幸的灵魂从恶魔的手掌中解救出来，靠近上帝，只有鞭挞他们的肉体，让他们得到精神上的解放。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相信，这正是自己作为基督教战士的使命。

然而，这种身负使命感的人们的残暴行为往往比普通人来得更彻底，更持久。为了防止卷入这场肆虐西欧的危险风暴，威尼斯共和国必须做出慎重且强韧的对策。

威尼斯原本就是一个有着政教分离传统的国家。尽管同属天主教，但与其他国家不同，宗教界最高权威的大主教所在的主教座堂长期以来一直位于潟湖边缘的格拉多。从那里行船到威尼斯本岛，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虽然1451年主教座堂迁移至本岛，但被禁止设在象征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的附近，而是在远离市中心的国有造船厂、帆布工厂林立的城堡区，即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会场（Biennale di Venezia）的所在地。

像佛罗伦萨或者其他地方，掌管祭祀活动的大主教从其主教宫殿至城中的主教堂，大抵只需要走几步路，但威尼斯的大主教，每次举行活动都得像出差一样，从大老远的郊外进城。圣马可教堂作为祭典威尼斯守护圣人的第一教堂，在法律上属于元首个人的礼拜堂，实际上则是威尼斯全体市民的教堂，而不是罗马教皇掌控下的主教座堂。由此可见，威尼斯人是多么不乐意让教会势力的大本营放在国家政治中心的元首官邸附近。

威尼斯还有一项异于其他国家的规定，但凡威尼斯出身的人，哪怕是神职人员，教皇也不能随意任命。主教或枢机主教的人选都是由威尼斯共和国向教皇提交一份4位候选人名单，教皇只能从这4人中挑选一位。这是为了防止威尼斯出身的神职人员利用天主教会的威信和权力做出背叛祖国的行动。威尼斯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在中世纪时巧妙地躲过了席卷欧洲的教皇派与皇帝派的斗争，并且从中获得了利益。

谨慎小心挑选高级神职者的威尼斯政府，当然是更不会让教皇插手任命那些直接接触民众的神父了。在被称为“Parrocchia”的教区中每区都有一位神父，他们是由教区所在地的居民投票选举出来的。罗马教廷时常会以信仰的虔诚度不可信为由，对这种选举神父的方式提出抗议，威尼斯政府对此向来是置若罔闻。自12世纪开始启用的行政区（Contrada）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出任行政区的长官均为世俗界人士。以行政区至代替教区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神父影响力的扩大，使得居民的生活也做到政教分离。

在当时，宗教界人士参与政治相当普遍，枢机主教黎塞留出任法国宰相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在威尼斯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哪怕再名门豪族，只要家族中有人当选为主教或枢机主教，在其去世之前，其他家族成员绝对无法靠近权力的核心。这项硬性规定因此也出现了副产物，有些政客故意提名政敌为枢机主教的获选人，如果运气好恰巧被教皇选中，便可以不动声色地将对手赶出政府的核心组织。

威尼斯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教会财产不免税，必须缴纳税金。顺便提一句，如今梵蒂冈在意大利境内的不动产依然需要缴税。

威尼斯共和国不仅将教会财产立为课税的对象，而且用法律来限制教会财产的不断增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论是神父或修道士，宗教团体中擅长经营的人似乎不少。他们既懂得运用现有的资源，又会开拓新渠道，教会财产始终能保持有增无减的状态。除此之外，信徒的捐赠也是很大一笔收入。

教会财产的不断增长，往往是一个令各国统治者头痛的问题。向帮助穷人的教会捐献善款当然是值得尊敬的事情，可是站在政教分离的立场，一个过于富足的教会，并不是当权者所喜闻乐见的。经济实力越强，对政治的影响力就越大，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对于仅靠课税无法解决的这个难题，威尼斯共和国通过信仰圣马可或圣洛可等被称为“大会堂”的6个慈善团体，以及各自拥有守护圣人的职业工会，吸纳了大部分的捐款。为了进一步抑制教会的经济增长，威尼斯本国很早便出台了限制教会扩大不动产的法律。

不过这条法律并没有在意大利内陆本土的行省实施。也许是因为与浮在海上的本国相比，行省的土地面积相对宽裕，所以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采取严厉的管制。既然没有必要性，这类刺激教廷的神经的事情自然是不做为好。

然而，以17世纪为界，行省教会的土地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16世纪初期开始，威尼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往海上贸易一边倒的模式逐渐转向手工业、农业等多元化发展。到17世纪时，农业已经成为威尼斯经济中重要的一环。

包括国政在内，威尼斯人从事任何事业，向来是秉持着经营私人企业的精神，最大化地利用资源。农庄经营也不例外，他们在行省的那些农庄有着很高的生产量，即使到了17世纪，威尼斯人在企业化上的天赋丝毫也没有衰退。

眼看着威尼斯人的农庄办得红红火火，那些修道院和教会所属的农庄自然不甘落后。这些教士们原本就有经营的头脑，依样模仿对他们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不用多久，他们的农庄便发展到与威尼斯人相媲美的水平。而且，教会还有一个威尼斯人无法比的优势，他们可以信徒捐献的形式进行“增资”。

出现这么一个强势的对手，仅从经济面考虑，威尼斯政府就不得不严肃对待，更何况还有影响政治的问题。于是，威尼斯政府决定，在行省也执行与本国同样的法律，行省教会扩大不动产的行动因此受限。然而，这条法律挑动了罗马教廷的神经。这就是1606年教廷对威尼斯所发动的“战争”的真正原因。

想要彻底的贯彻政教分离，司法独立是不可欠缺的前提。威尼斯法律规定，哪怕是神职者，只要是在共和国领土上犯下罪行，必须由威尼斯法庭审判，而不是教廷的法庭。除了宗教罪之外，神职人员即使隶属教皇，也不能享受治外法权。1603年，威尼斯政府审判行省两名犯罪的神职人员的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索。

既然神职界的犯罪都在本国裁定，世俗界的审判，当然是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哪怕罪名涉及宗教。当时肆虐整个欧洲的异端审判，也存在于威尼斯。不过与其他国家审判员全部来自神职界不同，他们的宗教裁判所另外增加了三位世俗界的人士，并且规定未经帕多瓦大学法学部的答辩，判决结果一律无效。帕多瓦大学向来以学风自由著称，甚至聘请伽利略等受教廷排挤的人物担任教授。以这种形式进行审判，结果自然不会让主宰异端审判的西班牙和罗马教廷满意。在威尼斯从未出现过女巫审判，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必等到下一个世纪启蒙主义者发出赞赏，威尼斯人的信仰自由从来都是存在的。它不是经过大脑思考出来的主义或主张，而是1000年来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体质”而已。

威尼斯人自古以来就是依靠与他人交易而生存，所以深谙与信仰不同的人们共存共荣的必要性。在威尼斯国内，无论是出入德国商馆的威尼斯老主顾德国人，还是来帕多瓦大学留学的外国学生，大多数人信仰的是新教，而作为威尼斯水手主力的希腊人则是东正教徒。在那个时期犹太商人也为威尼斯的经济带来了活力。他们被准许在威尼斯境内居住，参与威尼斯企业的经营，在新旧犹太人隔离区内（Ghetto）自由地举行犹太教仪式。即使是那些以土耳其商馆为大本营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商人们在威尼斯也从来出现过因信仰不同而遭受迫害的案例。威尼斯人的这种“体质”，不仅给当政者们建立政教分离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地基，也成就了威尼斯出版业的兴隆。因为只有在包容异己的大环境中，才会产生言论的自由。

威尼斯画派的画家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等笔下那些丰腴的裸体画，在威尼斯深得人心，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对它们去做什么修饰。而在同时期的罗马，米开朗基罗的耶稣裸体画的局部被水蓝色颜料遮掩，甚至古代雕像的私处都被刻意地盖上一片无花果的叶子。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绚丽多彩、自由奔放的罗马，如今笼罩在非黑即白、严酷苛刻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下。威尼斯自然成了那些人眼中的一个异数。

威尼斯人并非是天生宗教心淡薄。即使不以航海为业，但凡坐过帆船或渔船遭遇过风浪的人也能理解，人在狂涛怒海中的无助和渺小，唯有祈求上帝、神明等超自然力量的庇护。时至今日，教堂中依然保存着许多朴素的画作，它们都是人们在平安渡过灾难之后，为感谢上帝而捐献的，名为“感谢恩赐”。在捐画人中，渔夫、水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农民，这显现了陆地上的人们与海上之民在信仰上的不同风貌。

威尼斯人对宗教界最高领袖的教皇其实并不缺乏尊崇之心，只是他们一贯反对教皇涉入政治。即使在17世纪大多威尼斯人的生活重心已经从海上改为陆地，但这个立场依然不改。然而，当时的罗马大权掌握在以耶稣会为首的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的手中，教廷内部也到处是坚决排斥异己的人物。

有一次，罗马的枢机主教卡米洛·博尔盖塞（Camillo Borghese）曾经对威尼斯大使莱昂纳多·多纳（Leonardo Donà）说：“如果我是教皇的话，一定将威尼斯逐出教会。”大使回答道：“如果我是威尼斯元首的话，会对这个处置一笑了之。”

1605年，枢机主教卡米洛·博尔盖塞成了教皇保罗五世。翌年，大使莱昂纳多·多纳当选为威尼斯共和国元首。这两位都不是轻易改变想法的男人。

在多纳就任元首三个月之后的1606年4月，罗马教皇保罗五世向威尼斯共和国下达了全面禁止圣务的教皇敕令，理由是威尼斯违反天主教会的法律，自作主张地审判了两位神职者，以及颁布法令限制境内的教会增长财产。

“禁止圣务”（Interdett）是破门前的一种处罚，教皇禁止辖下的神父主持弥撒、洗礼、婚礼、葬礼等所有仪式。

接到禁令的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坚持主张世俗间的事情，除了神的指示之外，不应服从于任何权威，反而向教廷提交了禁止圣务有违教会法的抗议信。威尼斯人观念中的神的指示，就是《圣经》中耶稣所说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他们相信政教分离绝对没有有违背耶稣的旨意。政府命令境内的所有教会照常进行圣务，违抗者一律驱逐出境。

在威尼斯本国，除了所属耶稣会的教士之外，其他神父都遵守政府的命令，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在内陆本土却遭到了较大的阻力，有些教堂甚者要出动警察来强行举行弥撒。耶稣会被赶出了威尼斯境内，所属人员禁止从事传教活动，直到半世纪之后的1657年，他们才被准许回到威尼斯，但传教活动则是整整等了170年，到1773年才得以恢复。

强势的罗马教廷似乎也没料到威尼斯会做出如此顽强的抵抗。1509年威尼斯的屈服让他们以为可以再一次组成康布雷同盟，西欧各国齐心协力以军事行动对付威尼斯。然而，经历过宗教改革的1606年，与1509年当时的形势已不能同日而语。

首先是各国对此的反应不同。西班牙是反宗教改革的根据地，当仁不让地站在教廷的一边，但英国、荷兰表示支持威尼斯。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却始终保持着暧昧的态度。威尼斯非常清楚，正在走下坡路的西班牙嘴巴上叫嚷着要派遣军队远征威尼斯，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武的能力。

针对教皇禁止圣务的惩罚，威尼斯在采取形而下的应对的同时，也堂堂正正地展开了形而上的神学理论论战。主持辩论的代表人物是有着前启蒙主义者之称的威尼斯修道士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在其稍后出版的著作《特兰托宗教会议的历史》中，他对1545—1564年在意大利北部特兰托召开的引发反宗教改革派卷土重来的宗教会议进行了批判。

威尼斯政府正式任命萨尔皮为共和国顾问，并支付定额的薪水，让他负责神学论战。政治上的交涉政治家足以应付，神学上的问题还是请这个领域的专家出马比较有利。保罗·萨尔皮是当时威尼斯革新派聚集的“里多托·莫罗西尼”的常客。“里多托”是威尼斯方言，意为沙龙，设在威尼斯的贵族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安德烈亚·莫罗西尼的宅邸，因此称得名。“沙龙”的聚会上，经常能见到元首多纳和伽利略·伽利雷的身影。

持续了一年的禁止圣务的处罚，在1607年4月被解除。也许是因为呼应了下一个世纪发生的启蒙主义运动，欧洲诸国的知识分子们都非常关注这场威尼斯与教廷的“战争”，对它的解决办法怀着浓厚的兴趣。大多数人都认为威尼斯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全面的胜利。

教廷不仅没有能够让威尼斯给神职人员予治外法权和撤回教会财产增长限制令，就连恢复耶稣会在威尼斯境内的宗教活动以及免除保罗·萨尔皮职务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威尼斯唯一的让步是在对限制教会财产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手法。只要教会的敛财手段不太过分，政府便不会去深究。事实上，在之后的10年中，这条法律一次也未曾执行过。

时至今日，在西欧依然会经常听到“anticlericalism”一词，如果要翻译的话，大概叫作“反教权主义”。不过，它的含义不同于新教所提倡的信徒应当直接与上帝沟通，废除奉教皇为至高无上的教廷的主张，当然也有别于反宗教改革派的世俗所有事情都受到神的支配的观点。

在反教权主义者的观念中，无论信仰新教或天主教都属于个人的自由。但政治与宗教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促进双方的活动。因此，在反对教廷支配世俗界的问题上，他们与新教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面对新教徒介入政治时，他们立刻又变身为反新教主义。站在反教权主义的角度，这种变化并不矛盾，是首尾一贯的。

耶稣基督在其短暂的生涯里，留下了一些经典的话语。其中最富有洞察力，同时也最不被后人遵守的，就是那句：“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

任何社会的改革都无法拯救人的灵魂。这个早在2000年前就被指出的真相，直到20世纪的今日，依然有许多人浑然不觉。也许是耶稣的继承者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教诲，才会出现这种令人叹息的结果。

说到问题的起源，得追溯到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合法化。如果大帝的后人不是将基督教奉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只是承认它与其他宗教拥有平等的地位，也许就不会发生问题。可是，原本处于反体制立场的基督教会，一旦被纳入体制内，立刻从被害者摇身一变成加害者，耶稣主张的政教分离的深刻寓意，被彻底地抛在脑后。从罗马帝国的末期到中世纪，不知道有多少鲜血以神的名义而白白流淌。消灭异端的公会议、十字军运动以及教皇派与保皇（帝）派之间的恶斗等，均是不容他者的狭隘精神的体现。而自诩拥有上帝“专利权”的教廷，在每一次的斗争中，都会不失时机地强化其对世俗的影响力。宗教最强大的地方，就是握有地狱这个无人能反证的武器。尤其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非常懂得巧妙地运用这个利器来增强对善男信女们的控制。在影响民众这一点上，教会是名副其实的专家老手。

将人们从这种窒息状态中解救出来的，是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是“人的复兴”。马基雅维利曾经指出，个人的成就靠的是本人的才华和运气，但他从来没说过是靠“神的意志”。他的朋友，同样也是出生于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圭契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列举他死前最想看到的三件事情的其中之一就是不插手政治的神职者。主张政治从宗教中独立，认为教廷应该迁往瑞士的马基雅维利，虽然是文艺复兴的精神象征，但在稍后的反宗教改革时期，却因为无视神意的最高权威，其著作被视为恶魔之书。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在那些偏激、狂热的地区都禁止出现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罗马教廷也在1552年，正式将其作品列为禁书。圭契尔迪尼的书籍由于是写给子孙，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逃过了与马基雅维利齐名榜上的一劫。

虽然没有威尼斯人被教廷直接点名，但作为国家，威尼斯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至近世，在教廷的黑名单上始终“名列榜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政教分离等反教权主义的基本要素，早在法国启蒙主义运动兴起之前，便存在于威尼斯。在拿破仑拒绝大主教加冕，自己亲手戴上皇冠的1000年以前，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就职典礼就是由来自世俗界最年长的元首辅助官主持。

在常驻威尼斯的教廷所属机构写给罗马的报告书上，罗列着长长的书名和人名，那些书都是被教皇定为禁书却在威尼斯公开销售，那些人都是在自己国家被怀疑为异端分子而逃到威尼斯避难。

启蒙主义旗手之一的伏尔泰曾经说过：“威尼斯存在着与其独断、专制的政治形态（寡头政治）理应毫不相容的对于个人自由的绝对自信。”

也许威尼斯无法孕育出莱昂纳多·达·芬奇、马基雅维利这般的人物，但这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一以贯之的保持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保障，乃尊重个人自由”的姿态，这是不是很像一位没有留下著作的伟大的思想家呢？

讨伐海盗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个人认为不能算不幸），治国终究不能只靠自由等高尚的精神来支撑。威尼斯与教廷之间因信仰自由而起的“战争”虽然引来了西欧诸国知识界的关注，但当事情解决之后，威尼斯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知识分子们完全没有兴趣的低次元的问题——海盗。

被称为Uskok（难民）的这些海盗，原本并非以此为生。他们是在土耳其攻占匈牙利时逃离家园，躲到亚得里亚海东岸山区的。那里是一片没有耕地、树林和淡水的荒蛮之地。

海盗们的根据地在一个叫作西尼亚的贫穷村落，位于威尼斯航船必经的补给港波拉和波雷奇所在的伊斯特拉半岛东部，西望威尼斯。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逃过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为生死大事的威尼斯的严密监控，是因为威尼斯的航船在波拉或波雷奇补给之后，下一站会在扎拉或斯帕拉托停靠，位于港湾深处的西尼亚正好成了航线上的一个死角。再加上移居那里的难民多为基督徒，威尼斯因此对他们比较客气。

不过向来对难民、亡命者采取理解态度的威尼斯，却被这群难民海盗弄得有些焦头烂额。这些人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由于找不到其他的生计，索性打着消灭异端的旗号干上了海盗的行当，对于同为天主教徒的威尼斯商船一样毫不手软。和异教徒有生意往来的威尼斯商船，给了海盗充足的理由。

当然，他们也不放过土耳其的商船。由于商船频频受害，土耳其的苏丹特地知会威尼斯政府，称要派舰队前往亚得里亚海为商船护航。

勒班陀海战后威尼斯与土耳其签署了和平协议，其中有一条规定：两国各自的近海，由各自的舰队负责防护，并保证对方国家的船只在此海域的航行安全。亚得里亚海可谓是威尼斯的前庭，绝对不能让土耳其有任何理由派舰队进入。因此，为了向土耳其保证亚得里亚海航线的安全，威尼斯必须对海盗采取行动。

然而，这群难民出身的海盗由于是打着反异端、异教徒旗号的天主教徒，所以从不缺后援。首先是企图合并匈牙利因而与土耳其帝国相争的奥地利，其次是主导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国王辖下的那不勒斯王国。他们对海盗除了袭击异教徒的土耳其船只之外，还对被教廷视为异端的英国、荷兰，以及虽然是天主教国家但与教廷保持距离的威尼斯商船下手的行径，丝毫没有谴责的意思。因此，威尼斯要击退海盗，首先得从断绝这些国家对海盗的援助下手。

1615年，以雇佣兵为主力的威尼斯陆军，越过的里雅斯特（Trieste）附近的威尼斯和奥地利之间的国境线，侵入奥地利领地。紧接着，威尼斯舰队向那不勒斯王国控制下的意大利南部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发起攻击，以优秀的航海技术在当时逐渐崭露头角的来自英国、荷兰等国的水手也参与了这场战斗，成功地打败了海盗。

1617年，奥地利、西班牙与威尼斯讲和，保证不再向海盗提供支援。那时候奥地利和西班牙两国都面临着其他重大问题，没工夫与威尼斯动真格。而另一方的罗马教廷，也在海盗袭击了教廷辖内的安科纳港的船只之后，不再公然支持海盗。教廷无论在经济或军事上，势力都不比奥地利和西班牙，因此只要它保持沉默，威尼斯就无须担心。

不过，断了后援，并不等于能一网打尽海盗。这群最多不超过千人的海盗集团利用巧妙的战术弥补了力量上的不足。他们手上只有一些小船，通常只配有6到8支船桨，最大不超过12支，极少有16支船桨的船只。每支船桨配一名划桨手，唯一的一张船帆几乎不用，除非是遇到特别好的顺风。尽管船只落后，但乘船的人数大约是船桨数的3到4倍，每划一小时便做一次人员交替，船速远远快于威尼斯的加莱船，并且长距离航行中也不需要停船休息，据称一昼夜可行驶百海里。而威尼斯的船只，只有在顺风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速度。

小船不仅受风浪的阻力较小，再加上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形错综复杂，还可以自由地穿梭于悬崖峭壁的狭缝之间。遇到情况时，能轻易地撤退至附近的小沙滩上，弃船逃进山中，威尼斯舰船再怎么紧追不舍，也无济于事。负责消灭海盗的威尼斯近海警备舰队的司令官，在向元老院报告时指出，即使在最适合航海的季节也很难阻挡海盗们的行动，在冬季更是一筹莫展。

非常了解自己力量薄弱的海盗们，绝不进行正面海战。因为一旦开打，威尼斯海军大型加莱战船或帆船上的大炮会把他们轰个稀巴烂。所以，他们始终利用大炮打不到的船身低矮的小船打游击战。那些散落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出海口或小岛边上，等待顺风或补充淡水的商船都是海盗们最好的攻击目标。还有那些虽然没到沉没的地步，但在陆地附近发生海难的船只也十分之危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冒出15艘左右的小船，像蚁群围攻受伤的甲虫一般，从货物到人员，抢得一干二净。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总会有唯利是图的商人，海盗们不愁掠夺品没有销路。

威尼斯意识到传统的加莱军船打击海盗的效果欠佳，他们改用一种称为“fregata”的小型军舰组成舰队，战斗力明显有所提高。顺便提一句，巡洋舰（frigate）的词源就是来自fregata。

在小型舰队的打击之下，海盗的气焰有所收敛。但他们杀害威尼斯舰队的司令后煮食其心脏的行为激怒了威尼斯。威尼斯人将活捉的海盗全数斩首，把他们的首级一排排挂在圣马可广场的回廊上示众。然而，没过多久，海盗的人数又回到之前的规模。他们是从哪里补充力量的呢？的确有不少罪犯为了逃避威尼斯、达尔马提亚等地方的法律制裁而加入海盗，但数量还是不够，难民特有的多子现象，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奉上帝为独一无二的权威，视海盗业为奉献之正业，并将此作为唯一目的的命运共同体。

那些被海盗俘虏交付赎金后得以回到祖国的威尼斯人，以及直接负责打击海盗的近海警备舰队的司令官的报告，可以让我们一窥这“难民”海盗集团的独特生活形态。

抢劫后回到西尼亚港的海盗们，按照皈依上帝时的方式，一路从码头跪到教堂，拖着血肉模糊盖的膝盖进行弥撒，感谢上帝保佑他们平安完成了抢夺无信仰者的工作，神父让这些海盗像虔诚的骑士一样膜拜圣体。待仪式结束之后，才各自散去。

在西尼亚有圣方济派和多明尼哥派两座修道院。海盗们将他们收入的1/10归为修道院，在卖掉抢来的货物后，会主动捐钱给修道院，而这些大部分的捐款，都忠实地履行了当时什一税的惯例，将1/10的收入上交给罗马教廷。

山贼或海盗在大肆掠夺归来之后，通常会彻夜狂欢，但这种景象不会出现在“难民”海盗的生活中。他们将那些死于海上，或者被俘处死的人们的家庭奉为荣誉家庭，遗属在共同体的帮助下生活不至于陷入困境。为了防止战斗力的减少，失去丈夫的女人立刻会有其他男人迎娶。孩子们从很小便开始接受海盗技能的训练，大人们甚者会往刚学会走路的幼孩身上丢掷石头，让他们习惯于忍耐疼痛和流血。

在这个以海盗为唯一生活手段和唯一信仰的共同体中，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各司其职，没有谁游手好闲。共同体对那些外国过来的逃亡者一律不问经历，统统欢迎。因此，任凭威尼斯海军再怎么围剿，共同体的战斗力不曾减少到600人以下。

这些难民海盗的抢夺范围，曾经一时扩张到300海里外的海域。尽管威尼斯的海运业还不至于因此被摧毁，但在顺风时航行两天就能抵达的海域，竟然有海盗在大肆抢劫，威尼斯人自然是义愤难平。

在成功地阻断了奥地利、西班牙和罗马教廷对海盗在精神以及物质上的支援后，为对付这群数量不足1000的敌人，威尼斯派出了17艘加莱战舰，对海盗的根据地西尼亚进行了封锁。其实以前威尼斯也有过类似的封锁行动，但因为做得不彻底，每次都让对手突破了防线。然而，这一次威尼斯是下定决心，誓将海盗一网打尽。面对威尼斯的重拳出击，难民海盗再狡猾终究难敌，共同体因此一蹶不振。从1618年到1619年，威尼斯用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成功地夺回了一度曾岌岌可危的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

可是，地中海方面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1645年，威尼斯再次投入了对土耳其的战争。为了尽量延长1571年勒班陀海战后与土耳其签订的停战协议，威尼斯做了许多被西欧诸国视为屈辱的外交工作。但他们煞费苦心换来的不过是70年的和平。

克里特岛攻防战

地中海世界史上时间最长、战况最为惨烈、牺牲最多的著名的克里特岛战役，从1645年开始至1669年结束，整整持续了25年。然而，在战争爆发的起初，交战双方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预计到这场仗竟然会打得如此漫长。

25年说来简单，但它是1/4的世纪。一个25岁的青年，25年后变成50岁的中年，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几乎都在此期间度过。17世纪之后，威尼斯的经济进入了缓慢的下降阶段，15年前黑死病爆发减少了1/3人口的重创尚未被平复，如果可能的话，威尼斯共和国一定愿意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这场战争。

当然，对于满足于当下生活的威尼斯人的和平愿望，其对手是不会在乎的。匈牙利战线不顺，北边又面临新兴崛起的俄国威胁的土耳其，如今还能像全盛时期时那样确保统治地位的疆土只剩下地中海世界。

土耳其向来把东地中海当作自家的庭院，而属于威尼斯的克里特岛，宛如坐在庭院中央的唯一异类。更何况克里特岛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它就不能完全掌握东地中海的制海权，因此土耳其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轻易地放过这位“外人”。

对于另一方的威尼斯共和国而言，克里特岛是其作为海洋国家的象征，是他们在地中海剩下的最后一块堡垒。

自1204年威尼斯通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获得克里特岛后，400多年来为保护这块海军及贸易的重要基地，威尼斯付出了无以数计的金钱和鲜血。土耳其在15世纪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去了内格罗蓬特，16世纪又抢占了塞浦路斯岛，但对威尼斯人誓死捍卫的克里特岛，始终不曾表露出征服之意。17世纪中叶之后，威尼斯的反天主教态度和经济上的衰退，让土耳其判断它既得不到教廷或西班牙等国的支持，也没有单独防御的军事能力，所以，他们相信这个时候拿下克里特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开战的起因是一件偶发的事件。1644年秋，从圣城麦加朝圣归来，经埃及亚历山大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商船在航行至罗德岛附近的海域时，遭到圣约翰骑士团的袭击，连人带货被洗劫一空。圣约翰骑士抢劫异教徒船只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他们以罗德岛为根据地的年代，其累累战绩远非那些“难民”海盗能及。根据地移到马耳他岛之后，骑士团依然初衷不改，这一次他们袭击的土耳其商船上包括由黑人宦官长带领的苏丹后宫女眷。

带着意外收获返回马耳他岛的骑士们，为了补给淡水和释放土耳其船上克里特岛出身的划桨手，途中停靠克里特岛南面的小渔港。由于威尼斯不想刺激土耳其，对骑士团停靠克里特岛并不欢迎，所以骑士们也避开威尼斯警备舰队的监视，停靠在岛的南边。克里特岛的主要城镇，都集中于自然条件良好的北边一侧，因此当威尼斯人发现马耳他骑士团时，已经是船入港20天之后了。威尼斯方面要求骑士团立即离开，对方也很配合。然而，看着马耳他船远去而松了一口气的威尼斯舰队长，并不知道那船舱里藏着苏丹后宫的女眷一行。

苏丹易卜拉欣闻讯后大为震怒。去麦加朝圣的后宫妃子被掳走，不仅是他个人，伊斯兰教的尊严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被召进托普卡帕皇宫，集体聆听苏丹的抗议。刚开始时，苏丹的怒火直对马耳他，并没有殃及池鱼。威尼斯驻土耳其的大使乔瓦尼·索拉佐（Giovanni Sollazzo）在1644年12月20日的报告中，详细地描述了各国大使面临怒火中烧的苏丹时做出的不同反应。

首先，法国大使表示第一次耳闻，荷兰大使随即应声附和。苏丹大声呵斥说他非常清楚马耳他骑士团受到西欧各国的保护，并且做出斩首的手势，以至于法国大使的翻译吓得差点儿晕倒过去。不过法国大使由始至终保持冷静，回答苏丹说马耳他距离法国遥远，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瓜葛。威尼斯大使也表示马耳他是独立的国家，从未接受过威尼斯的支援。而荷兰大使更是以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称，荷兰人不是天主教徒，与马耳他骑士没有半点儿关系。

众人相互推卸责任，说着说着，矛头竟指向了威尼斯。苏丹指责威尼斯让马耳他船连日停靠克里特岛，完全是背叛土耳其的行径。

索拉佐大使觉察到对方是在为开战找借口，于是想尽办法补救。他向苏丹呈上克里特岛总督送来的公文，证明威尼斯当局除了向马耳他船提供淡水补给，以及解放了船上48名克里特人奴隶之外，其他事情一律不知。但土耳其方面不相信在岛上停靠了20天马耳他船，能躲过威尼斯的监视。他们坚持认为威尼斯人非常清楚马耳他骑士们犯下的有辱苏丹的罪行，是存心包庇。

12月27日，威尼斯、法国、英国的大使们达成共识，确认土耳其意在克里特岛。1645年1月3日，土耳其宰相对几次要求见面进行辩解的威尼斯大使，干脆地回了一句话：“事已明了，无须再谈。”

尽管威尼斯以渎职之罪处死了没有发现马耳他船靠港的舰队长，但面对土耳其不为所动的态度，一切努力都是徒然。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里，每天都会出现苏丹的身影，大量的舰船正在紧锣密鼓地制造中。但直到这个时候，土耳其仍然公称他们的攻击目标是马耳他。

威尼斯政府也没闲着。在驻君士坦丁堡的乔瓦尼·索拉佐大使以及克里特岛实质的总督（本国派往的行政长官）安德烈亚·柯纳（Andrea Corner）接二连三的催促之下，拟定了克里特防守策略。元老院向柯纳发出指令，要他在加固现有要塞的同时，在战略要地建造新的堡垒。1645年1月4日，装满小麦和大米的船开往克里特岛，同船载有2500名士兵和技术人员。紧接着在2月10日，又向克里特送去了10万达克特的军用资金。

然而，政府的这些动作，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克里特岛当地深感战争迫在眉睫的人们看来，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对事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相较于索拉佐、柯纳的紧急报告，威尼斯国内的大多数人宁愿相信土耳其人攻打马耳他的说辞。但凡愿望越是强烈，就越会把所有的问题往好的方面解释，希冀和平的威尼斯人，选择相信他们这种状态可以持续下去。

2月和3月转眼过去，土耳其依然不改对马耳他的宣战。克里特岛的行政长官安德烈亚·柯纳，从来没相信过土耳其人的这套，他巡视全岛，检查要塞的装备和粮仓储存量，向各个据点分配包括希腊雇佣兵在内的士兵，马不停蹄地做着战斗的准备。

1645年4月30日，载有80艘加莱军船和250艘运输船，加上5万士兵所组成的土耳其大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港，朝着达达尼尔海峡方向南下。由于土耳其声明是去攻打马耳他，作为友好国家，威尼斯大使也不得不出于礼节上的需要参加出征仪式，以示致意。

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的土耳其舰队，除了土耳其领地的岛屿之外，还停靠了威尼斯所属的蒂诺斯岛，在当地补充淡水、粮食，表现出友好的姿态。在蒂诺斯岛充分休息后，一路不疾不徐行驶的土耳其舰队，在6月13日早晨，突然出现在克里特岛的外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和德军也在此决一死战的克里特岛，位于东地中海的中央，岛屿呈横条状地由西向东延伸，宛如一艘停泊在海中的航空母舰。从达达尼尔海峡穿过爱琴海的土耳其舰队，一直往南便能抵达这里。不过，号称目的地是马耳他的土耳其舰队为掩盖其真正的意图，特地绕到远离克里特岛的外海，然后才改往西航行，经过克里特岛，驶向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端的纳瓦里诺（Navarino），并在那里停泊了数日。从纳瓦里诺再往西行驶5天便是马耳他，所以也难怪威尼斯人侥幸地以为克里特岛逃过了一劫。

中央、东地中海及其周边

但土耳其舰队离开纳瓦里诺后，一路往东南方，即调头往回走，三天后，出现在克里特岛西部干尼亚的外海。

在现代仍被称为“威尼斯港”的干尼亚，是威尼斯一个重要的要塞城市，港口还建有14座船坞的造船厂。城墙上四处安装着大炮，正好对准船腹的位置。虽然土耳其拥有大量的战舰，但从颠簸的海面上开炮，命中率终究不如陆地。土耳其人并不笨，他们没有从海上发起正面攻击，而是利用众多陆军的优势，从距离干尼亚15公里的海滩登陆，从陆地向干尼亚进攻。

与宿敌有长年战争经验的威尼斯人也预料到这一点，在土耳其军队可能会登陆的地点建起了要塞。土耳其军登陆的这一天，守卫这座要塞的是指挥官维亚焦·朱利亚尼（Viaggio Giuliani）及其手下的60名士兵。5万大军的土耳其人根本没把区区60人防守的要塞放在眼里，他们连大炮都没用，派了2000士兵带着短枪便发起了冲锋，其余部队则留在原地等着看好戏。

眼见着敌人围攻过来，维亚焦·朱利亚尼没有犹豫，立刻下令取出要塞中所有的火药埋在各处，60位守军连同靠近城墙的500名土耳其士兵，与要塞一起被炸得灰飞烟灭。朱利亚尼迅速地做出自爆决定的原因，在全体官兵牺牲的情况下，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他不想让完整的要塞落入敌人手中吧。

土耳其的目标确确实实是威尼斯属地克里特岛的首发情报，加上圣托德欧岛（St. Todero）守城官兵壮烈自爆的事迹，给威尼斯本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1000年漫长的历史中，威尼斯人曾经几度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再次被唤醒。

政府一改之前温吞的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元老院向各国君主发出救援的请求，富裕阶层被征收特别税，造船厂日夜赶工，60艘加莱战船接二连三地下水。同时，在内陆本土行省募集士兵，达尔马提亚的水手们也纷纷来到威尼斯集合。

不过，威尼斯在外交上努力却没有见效。奥地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这些收到威尼斯求援的国家，都在交战中，再加上17世纪以后地中海的重要性骤然下降，没有一个国家有意派兵支援。不过，宰相黎塞留去世后，刚进入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答应提供军舰和10万达克特的经济援助，结果钱到了船却没有到。

最终，威尼斯得到的实际支援是教廷派来的5艘加莱战船及其士兵、马耳他骑士团的数艘战船，以及那不勒斯国王和托斯卡纳大公派来的士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英国、荷兰人的基督徒海盗志愿加入抗击穆斯林的队伍，但由于人数有限又不定时，所以很难算作真正的战斗力。

威尼斯海军每年投入保护克里特岛的军力是，60—70艘加莱战船，5—6艘加莱赛战船，30—40艘帆船。由于海军另外还有负责亚得里亚海的警卫和为商船护航的任务，因此这个数字已经是威尼斯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尽管威尼斯能派出的军力不大，但与其他国家派来的援军数量相比，实际上几乎就是威尼斯一国孤军奋战。

其他国家的将官们参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在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在克里特岛防守战的最初阶段，之所以会常常产生不统一的步调，就是因为威尼斯寄希望于其他国家会派来支援，因此难以拒绝教廷派来的武将所主张的战法。

而另一方登陆克里特岛的土耳其大军，越过圣托德欧岛要塞的废墟瓦砾，沿着陆路逐渐向干尼亚逼近。守军部队由威尼斯贵族那瓦吉罗（Navagero）指挥，加上行政长官柯纳的儿子带来的300援军，总共也不到1000人。所幸，军队得到了希腊原住民的帮助，再加上干尼亚原本就是要塞，所以还是挺过了一段时间。

可是，土耳其军队在城墙脚下挖坑埋火药炸开了城墙，而守军唯一可依靠的海上援军由于战术的不统一，迟迟不见踪影。在城墙被炸得几乎体无完肤，城内弹尽粮绝的情况下，8月22日，威尼斯军队以保证士兵生命的唯一条件，向土耳其军队开城投降。历经两个月的攻防战，守军等于全灭，土耳其一方也损失惨重，有两万人战死。但不管怎么说，土耳其还是拿下了攻占克里特全岛的前线基地，接下来就是一路向东进军。

继干尼亚之后，土耳其的第二个目标，是干尼亚以东20公里处的斯达。斯达是东地中海流域最好的港口，时至今日，希腊海军仍然在使用，四周禁止摄影。

干尼亚与斯达之间有个半岛挡住了大风大浪，形成了一个宽阔、宁静的港湾。港湾的中央碰巧有一个小岛，威尼斯就地取材将它建成了防守要塞。

作为防守克里特岛的威尼斯海军基地，斯达平时就有加莱战船驻守。可是，在港湾内待命的舰队司令卡佩罗，为了和抵达赞特岛的教廷舰队会合竟然带着一半的舰队出了港。

卡佩罗的行动激怒了行政长官柯纳，之后将卡佩罗送上了审判台。结果，斯达靠剩下的40艘加莱船、4艘加莱赛战船和10艘帆船，击退了来犯的敌军。在没有飞机的年代，孤立于海上的要塞有着绝对的优势，即便四周的陆地都被占领，只要守住要塞，威尼斯舰队在宽阔的海湾中的行动就不会受到威胁。正因为如此，斯达和位于克里特岛东端的另一个孤立于海上的要塞史宾纳隆加，共同坚守了25年。

时间来到了1646年，克里特岛攻防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威尼斯意识到仅靠防守各个要塞城市，保不住克里特岛。虽然每次攻城都会让土耳其军遭受损失，但他们终究还是可以各个击破的方法，拿下一座座城市，最后留给威尼斯的只有海上要塞。于是，威尼斯决定改变战术，利用海军的优势，切断土耳其的补给线。

克里特岛

采取人海战术的土耳其军队，人多粮食的需求也多。克里特岛虽然有丰富的橄榄树和葡萄酒，却不盛产小麦。除了食物，军队还得补充弹药，登陆克里特岛的土耳其军队必须依靠本国送来的军火补给才能继续作战。

3月，22艘战船组成的威尼斯舰队，埋伏在特内多斯岛附近，等待着准备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运输船队。那一次由于遇上黑海海流和强劲的北风，没能够封锁住海峡，放走了大部分土耳其船只，但之后成功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多，因此土耳其不得不将补给线从君士坦丁堡分散至希俄斯岛、罗德岛、伯罗奔尼撒的玛尔维萨、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地。

此时的威尼斯仿佛重新回到了贵为东地中海女王的黄金时代。那些已经在陆地上安身立命，经营手工业和农庄的贵族们，似乎想起了祖先的荣光，争先恐后地加入了海军的队伍。士气高涨的景象，不禁让人以为威尼斯暌违200年重新拿回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1651年、1655年、1666年，威尼斯不仅赢得了与土耳其正面交锋的海战，连那些小规模的零星战事也没让对手捞到便宜。如今，偷偷摸摸遁入港口，海上相遇立马逃跑的竟然是土耳其舰队，这情景放在150年前绝对是不能想象的。

克里特岛攻防战中对峙的威尼斯和土耳其舰队（17世纪的绘画）

威尼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长达25年的克里特岛攻防战，前后10任海军总司令有5位战死，牺牲的士兵更是不计其数，几乎耗尽了全国之力。

攻防战打到第三年的10月，雷提莫陷落。第四年，即1648年初夏，土耳其向位于克里特岛中央的首都的干地亚〔如今称伊拉克利翁（Heraklion）〕发起了总攻。6000名守军，对阵4万土耳其大军。土耳其史的权威哈马曾经评价称“不要说在土耳其帝国境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干地亚反复那么多次的战斗，流淌了那么多的鲜血，耗费了那么多的金钱”。干地亚攻防战持续了22年。威尼斯之所以能长久抵抗，在于他们掌控着制海权，而土耳其却因为军粮补给的不足，无法连续地实施包围。

也就是从1648年开始，土耳其改用扩大战场的策略以分散威尼斯投入在克里特岛的军力。他们袭击了亚得里亚海东岸所属威尼斯的达尔马提亚地区。所幸，在克里特岛没怎么获得岛民帮助的威尼斯，在达尔马提亚得到了当地居民不遗余力的支持，战事发展颇为顺利，不仅击退了土耳其的攻击，甚至扩张了领土。

另一方的干地亚攻防战仍在持续中。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签订，宣告了席卷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的终结。然而，恢复了和平的欧洲，仍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站出来支援几乎是孤军奋战的威尼斯。可见欧洲的中心已移至北方，威尼斯倾全国之力投入的这场战争，对那些大国而言，只是一场对其不构成威胁的局部战役。

10年过去了，干地亚仍在苦苦支撑。克里特岛攻防战一直打到第15个年头，欧洲这才如梦初醒般地对威尼斯发出了赞赏。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在结束了长年交战之后总算是腾出精力开始关注在东地中海与穆斯林奋战的威尼斯。

威尼斯在15世纪饱受各国的嫉妒和憎恶，16世纪时夹在大国之间，缝隙中苦求生存发展成经济大国，却因为与土耳其缔结和约而遭到变节之唾弃。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它的经济完全进入衰退期的17世纪，却受到了来自欧洲各国的赞誉。威尼斯迄今为止所得到的正面评价，大抵鉴于政治安定、与宗教的关系，或者经济强大等客观的事实，但收获如此大规模的发自肺腑的喝彩，还是史上第一次。

加入威尼斯军队去克里特打仗，成了欧洲的年轻贵族、骑士们的一种流行，尤其是自诩为骑士精神起源地的法国人特别踊跃。也许在这些年轻贵族的心目中，这是展现勇气的一个绝好机会。不过，这些义勇兵的加入对威尼斯而言，未必都是好事。

克里特攻防战中的威尼斯军力，是由威尼斯人与雇佣兵混合组成。罗马教廷每年都会派四五艘的军舰来支援，威尼斯由于在战争最初阶段因双方意见的不合而吃尽了苦头，所以这次决定教廷的舰队也必须和雇佣军一样，听从威尼斯将官的指挥。

正因为威尼斯人掌握了克里特战役的指挥系统，持久战方针才能够彻底地得到贯彻。对于三面都被敌人包围，只剩下靠海一边的干地亚，威尼斯也绝不贸然出击，一切以防守为上。由于靠海的一边出入自由，因此不管是威尼斯人，还是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雇佣兵们，不少人都会在没有战事的冬季回国做短暂的休息。

话说回来，持久战的作战方式非常沉闷，需要无比的耐心。打得酣畅淋漓的是纵横东地中海的海军，他们接到命令，但凡见到敌舰必定出击。而陆军需要的则是坚忍的耐力。这让那些来自欧洲的义勇兵们大为不满。他们原以为每天都能挥舞着刀剑，与伊斯兰教教徒做英勇的搏斗，没想到天天不是修复被破坏的城墙，就是赶走来袭的敌军。对一些地位高贵的义勇兵的抗议，威尼斯指挥官们也只能成全他们的心愿。

那些威风凛凛出城的义勇兵们，几乎还来不及在敌人面前发挥基督骑士的精神，便被凶猛的土耳其大炮轰得逃回了城里。他们大部分人都会在冬季返乡，基本上都再也没有回到克里特。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数百名义勇兵来到克里特，其中还包括千里迢迢从瑞典来的骑士。可见当时威尼斯悲怆的战况传遍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在漫长的战争期间，敌对的双方也曾经努力尝试停战。在1653年之前，威尼斯曾两次呼吁停战，土耳其也在1656年提出过一次，每一次交涉都是由驻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大使充当调停者。威尼斯的条件是每年支付使用费，但克里特岛必须留给威尼斯，而土耳其却决不让步地要求威尼斯完全放弃克里特岛，三次和谈，每每以破裂收场。

威尼斯还企图暗杀苏丹易卜拉欣。这件事情比秘密和谈更不能被外人所知，因此有关计划只出现在“十人委员会”的机密文件中。不知道是不是和威尼斯有关，1648年，易卜拉欣在后宫被杀。但由于继位的皇太子年纪太小，实际掌握大权的大臣们坚持在克里特岛问题上必须遵照先帝的遗志，于是，战争便成了克里特的宿命。

1677年，克里特攻防战迎来第二十三个年头。迄今为止对人员死伤不计血本的土耳其，似乎终于痛感要做一个了断，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击。

在该年的5月至11月之间，土耳其发起32次总攻，威尼斯守军出击17次。埋在城墙下的地雷，不包括未爆弹，仅爆炸的就高达613颗。威尼斯一方3600人战死，其中400名是指挥官，而土耳其的死者人数超过了两万，城墙沾满了浓稠的鲜血。守卫军用过的手榴弹，时至今日仍陈列于伊拉克利翁（干地亚现称）的博物馆。这些用黏土烧制成的弹丸直径在17厘米左右，里面塞满火药，上面开了一个小口引出导火线，原理和炸药是一样的。

无论如何，干地亚再次挺住了狂轰滥炸。仗打到冬季，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自然地进入了休战期。

1668年春，攻防战再度开始。威尼斯港每个月都有满载着补给物资的船队开往干地亚，但召集士兵却不是威尼斯人的强项。法国贵族率领的500名援军的到来，对于好不容易才凑齐5000人的干地亚守军，仿佛久旱逢甘霖。可是这些高贵的骑士们期待的是华丽的战斗，对持久战完全没有兴趣。12月16日，骑士们在高扬的喇叭声中冲出城外，虽然表现得英勇顽强，可惜死伤惨重，犹如昙花一现。

要塞城市干地亚

1668年年底，威尼斯驻罗马大使安东尼奥·格里马尼（Antonio Grimani）拜见教皇克雷芒九世（Clement IX），向教皇提交了一份当年威尼斯送往克里特岛物资清单，详细见下：

974000达克特现金

最新派往干地亚的士兵8700人，工兵2000人

加莱船划桨手1000人

火炮手222人

修理城墙、船舶、大炮等技工60人

小麦及其他粮食16万司泰亚（1司泰亚=80升）

大炮41门、枪支、火药2879000磅（libra，古罗马重量单位）

导火线73万根

铅弹9万颗

铁、木材、军装（包括内衣、鞋子等）

以上是1668年一年威尼斯为防守干地亚所消耗的军费，合计总金额为4392000达克特。据说教皇看到这个数目时，惊愕到说不出话来。当时威尼斯的年收入大约在300多万达克特，虽然欧洲各地的义勇兵源源不断，各国的国王、王妃、贵族等响应教皇的号召，也提供了不少援助，但威尼斯已经到了极限。

第二年秋天，法国、德国、马耳他的骑士，以及教廷派来的援军照例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战斗之后，离开了克里特，守卫干地亚的只剩下区区3000名威尼斯军人。面对这群势单力薄的士兵们不屈抵抗，城外的土耳其阵营中流言四起，称“那些不是人，是25年来死去的威尼斯人的幽灵在打仗”，以至于将官们忧心忡忡生怕影响士气。自春天起便没有停止的战斗的守城威尼斯官兵们，衣衫褴褛、胡子拉碴、肮脏不堪，看上去的确是更像一群鬼。

正因为这惨不忍睹的现状，促使干地亚守军总指挥、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做出了投降的决定。莫罗西尼25岁即克里特战役刚开始时便参加了战斗，之后的25年一直在克里特战场上度过。如今已经50岁的他，仍然独身，大概实在是没有时间结婚吧。

停泊在干地亚港的旗舰上，聚集了全体指挥官。海军总司令莫罗西尼向众人表明了决定，指出继续战斗对威尼斯造成的伤害会比给敌人的更多。这一番话让在场的将官们心中五味杂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莫罗西尼一样，把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奉献给了克里特战场。在听完每个人的意见之后，莫罗西尼派人去向土耳其军总司令传达了终战谈判的要求。

和谈交涉向来是由政府主导，但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心意已决，一人承担下了全部的责任。军人直接进行停战谈判，还是威尼斯史上头一遭。待元老院接到报告时，莫罗西尼与土耳其已经就降服达成了协议。协议的具体内容见下：

威尼斯共和国放弃克里特，但仍拥有克里特岛上斯达、史宾纳隆加和卡拉布扎三座要塞，以及三港口的免费使用权。

土耳其不向威尼斯索求战争赔款。

土耳其承认威尼斯所获得的亚得里亚海东岸达尔马提亚地区的领土。

土耳其准许守军带走国旗、武器及其他所有东西，并保证全体人员安全撤退。

1669年9月26日，在撤退的莫罗西尼一行队伍中，还夹杂着很多不想做土耳其臣民而离开故乡的克里特岛难民。直至今日，伊拉克利翁的中央广场还看得见威尼斯式的喷水池，水池边上有一间供奉圣马可的教堂。圣马可是威尼斯的守护神，可见当年的威尼斯人将克里特当视为祖国的一部分。

在守军撤退的同时，威尼斯政府向北、西、南方向派出特使，给诸国的君主送去克里特陷落的消息。在这份以威尼斯元老院名义发出的公文中，威尼斯表示国力已至极限，无法再继续维持战争。以往威尼斯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每每被斥责为叛徒、唯利是图的商人，唯有这次，从教皇到各国君王，不仅没有责难威尼斯人的屈服，反而为他们高声喝彩。

经历了克里特攻防战之后的威尼斯，满目疮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悲惨状态，他们只获得了名誉，而这也是不再遭受妒忌、憎恶和责难的17世纪的威尼斯人，唯一的回报。

14年之后的1683年，因事先没有与政府商议便擅自开城投降而遭到抨击降至闲职的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再次当选为威尼斯海军总司令。

同年，奥地利、波兰联军击退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土耳其军队之后，鼓动教皇转守为攻，加上与土耳其争夺黑海的俄国，组织反土耳其同盟，威尼斯也收到了特使送来的参加同盟的邀请。

威尼斯人决定加入同盟。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这次保持中立，下一次土耳其人来犯时，不会有任何基督教国家会伸出援手。应俄国的要求，威尼斯派出了13名国有造船厂的工头，为俄罗斯打造舰队担任技术指导。

在西有奥地利——波兰联军，北有俄国、南有威尼斯同时攻击的形势之下，土耳其作为陆军国家，自然是将军队的主力放在北面和西面，南面临海的防守相对薄弱。于是，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率领的威尼斯舰队，利用敌人的这个弱点，收复了圣塔莫拉岛、纳瓦里诺等丧失多年的领土。在开战第二年的1685年，他们又成功地收复了莫东和科伦。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的这两个基地是威尼斯商船队途中必经的停靠港，16世纪初期被土耳其攻占。暌违两个世纪，威尼斯总算失而复得。同年被收复的地区还包括阿尔戈斯、纳夫普里翁。紧接着，威尼斯海军在第二年又夺回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所有曾经的基地。

加入同盟军的其他国家也战绩斐然，将土耳其赶出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和波斯尼亚。威尼斯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乐观者，认为照这个势头，收复内格罗蓬特和克里特指日可待。

之后，莫罗西尼率领的威尼斯军队在海陆两面继续进攻，先后攻下了帕特雷斯、勒班陀和科林斯。

1687年8月11日，正在审议议案的共和国国会，听说带着捷报的船只已进入外港利多，破天荒地决定暂停会议，全体人员前往圣马可港口迎接胜利消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喜悦之情。元老院之后又做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为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制作铜像，周围以土耳其军旗装饰，放置在“十人委员会”的会议室。

莫罗西尼的军队势如破竹，攻陷了米斯特拉（Mistra），拿下斯巴达，征服了雅典。遗憾的是，在进攻雅典时威尼斯军队击毁了被土耳其军当作火药库使用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与那些优秀的祖先们相比，莫罗西尼的英勇气概毫不逊色，但缺少了些美学意识。17世纪的威尼斯人似乎还忘记了他们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壮大，是因为反英雄主义。

1688年3月，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在希腊战场，得知自己以全票当选为共和国元首的消息。两年后他回到祖国，尽了三年的元首职责之后，再次披甲上阵。一年后的1694年，他于纳夫普里翁附近的战场死去，享年75岁。

除了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的恩里科·丹多洛之外，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是第一位同时担任共和国元首和海军总司令的人物。威尼斯政府授予这位英雄连恩里科·丹多洛都不曾享有的荣誉，在元首官邸被称为“投票之门”的大厅中，建了献给他的凯旋门。

元首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

同盟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于1699年终结。奥地利帝国因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欲将重心转回欧洲，不想和土耳其再纠缠下去。交战双方签署了被称为“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的停战协议，威尼斯几乎得到了莫罗西尼收复的所有失地。

必须承认，莫罗西尼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土耳其时运不济。18世纪以后的威尼斯，已经没有充分的人力以及经济资源，继续运用和发挥这份好运。当土耳其完成对奥地利的军事报复、与俄国的讲和，再度将触角伸向爱琴海时，威尼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1714年，硝烟再起。科林斯、阿尔戈斯、纳夫普里翁、莫东、科伦、圣塔莫拉，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甚者连克里特岛的两个基地斯达和史宾纳隆加也不得不拱手相让。在希腊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的威尼斯，最终靠死守科孚岛，总算保住了亚得里亚海被称为“威尼斯湾”之声誉。那场激烈的科孚岛保卫战，是威尼斯共和国打的最后一场最像样的战争。

纳夫普里翁城塞

盛者必衰之理

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将国家的衰退归结于国民精神的衰退。然而，他们并没有对为何会精神衰退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当我们在阅读完各种有关古罗马兴衰的历史书籍之后，脑海里总是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那句“骄奢者不长久，犹似春夜一梦”。而像我这样的人，更会生发疑问：为何会变得骄纵？事实真是如此吗？

盛者必衰，不只适用于平家，此乃历史之规律。

“远者，求考异国史例，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此等人皆因悖逆旧主先皇之政，穷奢极欲，又不听贤人良言规谏，不悟天下兵革将起之警兆，不恤民间愁苦，遂致骤亡旋灭。”

出现上述的问题，那么走向末路也是必然。不过对于威尼斯，我实在不能赞同仅以精神上的不振或堕落来评断其衰败的观点。因为威尼斯人尊重先祖，乐而不淫，接纳善言，悟察警兆，体恤民情，但他们终究还是不能逆转盛极必衰之规律。威尼斯的衰败应该另有原因。

善于见机行事是威尼斯人的特质。根据周边的形势，充分有效地运用手中的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威尼斯能强大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其走向没落的理由。

直到15世纪为止，威尼斯是一个海运国，以海上贸易为生。进入16世纪后，随着土耳其在地中海世界的势力扩张，以及新航线、新大陆的发现，地中海贸易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威尼斯的经济不能再继续贸易独大。

向来注重资本配置效率化的威尼斯人应因形势转向工业投资，从而促使以毛纺织为中心的威尼斯手工业，在16世纪达到了顶峰。

当然，海上贸易在当时还是获利不薄的行业，所以威尼斯并没有从海运一股脑倒向工业，但经济结构转为多元化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到了17世纪，荷兰、英国日益活跃，新大陆以及亚洲不断的殖民化，导致地中海世界越来越被边缘化。靠海上贸易已经不能生存的威尼斯人摒弃了男孩子满14岁之后便作为商船的石弓手，进行实地学习的传统，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航海技能也因此不断退化。

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和荷兰的水手。尤其是荷兰人，在整个17世纪拥有世界一流的航海水平。如果商船上的船员全是荷兰人的话，船主只需要支付最低的保险费，即货物总价的5%。但船员如果是威尼斯人，至少需要支付货价8%——10%的金额，保险公司才肯受理。在13至15世纪，威尼斯通过定期商船队的方式彻底分散了风险，海上航行的安全性之高以至于无须保险制度。与那些年代相比，17世纪的威尼在海运和贸易上的竞争力明显下降，商人们对这两项事业的投资也越来越迟疑。

对于国人传统技能的退化，威尼斯政府倒也没有袖手旁观。为振兴和提高航海技术，威尼斯在1683年创立了国立商船学校。然而，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已经丧失了必要性的行业，国家再怎么鼓励支持，总归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最终只能以西欧最早的商船学校这一点自我满足一下。

另外，威尼斯政府也曾经采用保护主义政策，力图使海运和贸易起死回生。1602年，刚刚开始出入亚得里亚海的荷兰以及英国的商船，向威尼斯政府要求，希望以威尼斯作为他们商业活动的基地，但威尼斯政府却以商品必须在威尼斯进行交易和必须使用威尼斯国籍的船只运输为条件，拒之千里。结果，当时海上贸易最为活跃的荷兰、英国的商船在亚得里亚海流域的主要港口，转至独立国家拉古萨、教廷属地安科纳，以及奥地利帝国领地的的里雅斯特，而在第勒尼安海流域，热心于贸易振兴的托斯卡纳大公，将其辖下的里窝那作为自由港提供给荷、英两国的商船。威尼斯的关税收入因此在10年里减少了40%。这个事实再次证明，在经济活力减退时采取保护主义，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政策。

继海运业之后，从1620年左右开始，威尼斯的工业竞争力也呈现出下降的势头。1602年时年产量曾经达到3万匹的毛纺织业，到1631年只有8000匹。产量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导致神圣罗马帝国丧失了1/3的人口，而德国人向来是威尼斯传统上最大的客户。

另一方面，在经历了1620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欧洲社会消费趋向大众化，手工精细但价格昂贵的威尼斯制品，不敌廉价的英国毛织品。即使在高级面料的领域，也被法国人迎头赶上，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女装的时尚中心从威尼斯转向巴黎。

当然，16世纪有惊人发展的威尼斯工业，也不是到了17世纪就统统变得一蹶不振。它的出版业依然首屈一指，玻璃以及丝绸工业，依然保持着最高级的制造品质。

不过，当竞争对手们利用来自殖民地的金、银原料铸造成金银货币，直接用货币与土耳其交易时，不产金、银的威尼斯，只能维持传统的商业模式，卖出自己的商品，再买进其他商品。在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的形势下，原本就剩余不多的商机因此一次次与威尼斯人擦肩而过。一旦人们对竞争力低下的工业失去了投资的信心，哪怕是政府也无回天之力。

所幸，威尼斯人优秀的企业化能力经久不衰。在农业逐渐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命脉之时，他们再次将此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通过完善灌溉系统，根据土质选择适合的农作物并不断进行改良等一系列的努力，威尼斯在内陆行省的农庄，变身为经营状态良好的企业。除了小麦、大米之外，威内托（Veneto）地区大面积地种植从新大陆引进的玉米，以玉米粉原材料的玉米糊成了民众的主食。粮食长期依靠进口的威尼斯不仅能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出口。

1630年爆发的黑死病，使得威尼斯国内的人口从15万减少至10万，直至1700年代的中期，仍然只有14万左右，之后则呈现负增长。相反，内陆本土属地却从1600年代中期时的150万增长至200万。促使人口增长的原因，除了手工业逐渐转移到本土之外，主要是由于农业变成了威尼斯的经济支柱。唯有石头和海水的威尼斯岛内缺乏先天条件，农业只能放在内陆发展。

本土特雷维索、帕多瓦的近郊，有不少威尼斯贵族们的“villa”，将它们译作“别墅”其实有点儿词不达意。这些美丽的建筑，由大师帕拉第奥设计，屋内的壁画出自委罗内塞之手，显然主人没有将这里只当作休闲使用。距离大屋不远处是农庄雇工的住家，从那里可以听见主人客厅中传出的维瓦尔第（Vivaldi）的乐曲。庄园内还有家畜的小屋和化肥棚，宅邸的最上层往往是空荡荡一片，用来晾晒农作物。

威尼斯人以合理性的经济思维模式，不断地转换投资配置，国家经济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富裕。然而威尼斯人这种随机应变的性格，也给他们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副产品。

投资标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投资方在精神层面的改变。威尼斯人的确是与以往不同了。但他们并不是变得骄奢，而是随着投资对象的不同，精神上发生了变化。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比所谓导致亡国的民族精神的堕落更为可怕。如果是骄奢淫逸，那么还是有办法做到防患于未然。可一旦民族的灵魂染上疾患，便无药可救，盛者，必然衰败。威尼斯共和国的衰败与投资标的转变，大有关系。

在以海为生的时代，威尼斯社会并不存在贫富差别固定化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有差距存在，也是有流动性。

“有限合资公司”和“海上融资”制度的有效运作，让那些资本不足，或者是完全没有资本的人，也有机会参与海运或经营贸易。贫家子弟可以在商船上担任石弓手，在获得收入的同时，学习航海和商业技术。只要稍稍积攒点儿本钱，便可以购买商品带到停靠港销售，再用卖货的所得买进胡椒等商品，这类商品在威尼斯是不愁销路的。很多身无分文的人，就是靠这种方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有关这一点，在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已做了表述。主要的商船都属于国有，没有能力购买船只的个人也享有平等机会。那个时代的威尼斯，对“败者复活”提供了最理想的社会制度。

然而，当经济重心转向工业，继而变为农业之后，没有资产的人便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无论是发展手工业还是农庄，留给无产者的唯一机会就是当一名雇员。“败者复活战”的消失，意味着富人将变得更富，而穷人脱贫的机会则越来越少。在海洋时代十分遭到排斥的垄断行为，正不断地侵蚀威尼斯社会。

垄断的危害在于它限制了竞争，社会的上下流动性变得迟缓，贫富差距因此固定，最终导致国家活力的下降。当这种状态形成之后，任何改革和福利政策都难起到良好的效果。尽管威尼斯当时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完善的福利制度，但由于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贫民的数量不减反增。本国14万的人口中，有两万人的生活需要靠社会救济。

这种动脉硬化般的现象，突出地表现在既不会务工也不会种田的贵族阶层。这些人属于管理国家政治的统治阶级，是共和国的大脑。然而威尼斯的政体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换言之，必须拥有经济能力才能从政。所以，除了元首等少数在正式场合需要维持体面的职务有报酬之外，大多数人都是无偿奉献。

这些穷困潦倒的贵族，大多居住于圣巴尔纳巴（San Barnaba），因此被称为“Barnabotti”。这群人中包括不少从克里特岛撤退来的贵族。遗憾的是，17、18世纪的威尼斯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让他们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统治阶级内部的贫富差别固定化，会带来政治的僵化和腐败。穷贵族靠卖选票应付窘迫，富贵族靠买选票集中权力。而那些通过金钱获得权力的人，首先做的就是收回成本。在这一点上，威尼斯和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区别。

经济结构的变化，也造成了领导层人员数量的绝对减少。17、18世纪的威尼斯，因黑死病和战争而失去的男性数量，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充分的补充。在过去，一个家庭有10个孩子并不稀奇，哪怕没有足够的财产分给每个孩子，只能留给长子一人，需要自谋生路的孩子们，还是能够找到各种机会。然而，经济重心转向农业之后，谋生的机会不如从前那么多，出生率自然随之降低。社会上不仅出现了不生孩子的夫妻，更有甚者根本不打算结婚。人们对于未来甚少期待，更关注于眼前的所有，难免会变得消极和保守。普通人即使在衰退期，多少还是能保持苦中作乐的庶民力量，可怕的是统治阶级的活力不再。

兼任海军总司令和元首的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正是威尼斯在17世纪以后精神构造转移的一个体现。尤其这并非出于他个人的愿望，因此更具有象征的意义。

在威尼斯共和国漫长的历史上，元首兼任海军总司令并非没有先例。由于陆军靠的是雇佣军，所以国家最高的军队长官是被称为“Capitano Generale da Mar”的海军总司令。在这个头衔尚未出现的年代，就有元首亲自带兵，冲锋陷阵的例子。比如说10世纪时征服亚得里亚海、取得制海权奥赛罗二世，以及13世纪初率领威尼斯军队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由此建立起东地中海流域威尼斯基地网的恩里科·丹多洛。然而，正如当时没有“海军总司令”的官衔一样，这些都是在共和国在形成期才有的现象。

当威尼斯独特的政体稳定之后，元首与海军总司令不可一人兼任的这条不成文规定沿用了500年。因为威尼斯人相信，要保证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就必须尽量地分散权力和权威。不过，元首中曾经担任过海军总司令的倒是不在少数。海军司令的职责除了指挥打仗之外，还包括确保补给线、与基地所在国保持良好关系等非军事性任务，唯全能型人才，才能胜任。因此，在出任过驻外大使和海军总司令之后当选为元首，是最理想的形式。但成为元首之后，就不能率军打仗了。

虽然长年累月的战争带来大量牺牲，但威尼斯应该还是有足够的人才去分担权力及权威。哪怕是战功显赫的英雄，也未必一定能成为元首，事实上更多人因为奔赴战场反而错失了当选的机会。

威尼斯人反个人英雄主义的态度向来是旗帜鲜明的。他们始终禁止公开展示缴获的战利品、敌人的各类军旗，刻意淡化率军打仗的武将在民众心目中的印象，以防共和制精神遭到破坏。在当时的欧洲，唯一没有在重要的广场建立英雄铜像的只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然而，到了17世纪末期，威尼斯不仅允许元首兼任海军总司令，甚至为其塑像歌功颂德。铜像边上装饰着缴获的土耳其军旗，下面的台座上，还特地用拉丁语铭刻“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伯罗奔尼撒人健在。元老院敬上”一行字，唯恐天下人不知。或许这只是仿效古罗马共和时代元老院向打败汉尼拔的西庇阿赠予“Africanvs”（非洲者征服）称号的一种褒奖形式，但在威尼斯超过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人获此殊荣，而且当时莫罗西尼还在人世。在他死后，更是为他建立了一座凯旋门。在这一连串动作中，唯一还显现威尼斯人原本特性的，就是铜像和凯旋门均放置于元首官邸内，并不有建在圣马可广场，或者威尼斯共和国玄关的船码头。

17世纪末期的威尼斯人，始终不能忘记克里特岛防守战的那段心酸记忆。之后莫罗西尼率军横扫仇敌土耳其的战绩，的确让众人一泄心头之愤，以纪念碑的方式记住胜利的心情，其实也可以理解，不过以前的威尼斯人也没有享受过绝对优势，同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拿着简单的会话帖，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努力寻找商机，与那些完全不尊重外交官身份或旅行证件的异族打交道，真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一不小心就丢了性命。遇上战争，更是死伤无数，造多少纪念碑都不够用。对于非贵族出身的牺牲者，威尼斯共和国会向其遗属发放“遗属年金”作为补偿。而那些掌握国家权力，被尊称为Nobile的贵族们，牺牲则是他们的义务之一。

尽管没有纪念碑，也没有牺牲的补偿，然而威尼斯依然可以像布尔克哈特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道德力量可远及遥远的海外公民”。

在威尼斯为贵族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塑像、建凯旋门的百年之后，也就是共和国终结的10年前，造访威尼斯的歌德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围绕着我的所有事物，都充满了高贵。它们是在众人齐心协力的创造下诞生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作品。这座宏伟的纪念牌，不是为某一位君主，而是全民族的丰牌。”

反英雄主义的国家，在颂扬英雄时将走向没落。因为英雄主义只是那些不甘心做出无偿奉献的人们的一种自我陶醉。

17世纪初期，威尼斯学者帕鲁塔提出了政治的目的不在于权力，而是追求和平的主张。然而，与愿望相悖，威尼斯人为了保护硕果仅存的利益，几乎打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仗。

当威尼斯人失去地中海最后的堡垒，丧失西欧经济的主导权，甚者连反个人英雄主义气概都不复存在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品尝和平果实的境界。18世纪的威尼斯，宛如一位前半生深受男人宠爱，过了盛开的花季迎来岁月静好的女子，从容、优雅，只留华美不取奢靡。

我打算将这个时代命名为“维瓦尔第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