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4年，正是这一年开启了之后15年间卡泰丽娜短暂的幸福统治。通过武力介入镇压了法马古斯塔之乱的威尼斯共和国，终于朝着合并塞浦路斯王国的野心开始推进实际的步伐。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军事上，塞浦路斯已经彻头彻尾地被殖民化了。将王后卡泰丽娜推在前面，只是为了维持独立国家的外观，实际的目的是利用她而已。后代的历史学家们甚至将这15年视为威尼斯统治塞浦路斯的第一个时期。

在协助本国的养女王后执政的大义名分之下，威尼斯共和国对塞浦路斯实施的内政干涉，在其冷酷性、彻底的现实主义的周全性上，可以说是体现文艺复兴时期最强盛国家之一的威尼斯政治外交本质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威尼斯出色地维持了政治与武力的均衡，有效地灵活运用，一旦察觉到异常情况，就立刻派遣大舰队，凭借其威力摆脱困境。所以，以其威力为背景展开的威尼斯政治外交，足以作为一个大国对待小国的政治的案例——历史上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的大国凭借武力对小国进行内政干涉的艺术佳例。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法律上的正当性或是出于对人性的考虑，都不是什么难题，难的只是将敏捷果断的军事行动与政治进行巧妙的调和而已。这是在所有的时代里被人们称为“智慧”的东西，在所有的时代里可以操纵历史现实的东西。

法马古斯塔之乱中，威尼斯的武力介入并非出自王后卡泰丽娜的援军请求，塞浦路斯王国的家臣中也没有一个人向威尼斯请求援军。这是威尼斯方面以王后结婚时签订的契约之一——守卫塞浦路斯王国不受外敌侵犯——为盾牌进行的擅自介入。

在法马古斯塔之乱被镇压之后的15年中，对于不具备任何正当法律性的威尼斯的做法，当时的舆论完全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威尼斯受到了以罗马教廷为首的责难攻击。尽管如此，威尼斯还是将塞浦路斯殖民地化了。支撑威尼斯这一做法的最大原因在于，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异教徒土耳其的威胁。诚然，地中海上最大的敌人是土耳其。但是，当时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兴趣。等到土耳其正式表现出兴趣时，已经是从此时起百年以后的事情了，塞浦路斯戏剧性地在法马古斯塔进行了最后的攻防战，落入了土耳其的手中。所以，所谓针对土耳其的这一理由，在15世纪下半叶的这个节点上，不过是威尼斯所高举的大义名分罢了。

而且，当时威尼斯的年代记作者们，例如至今依旧被高度评价为冷静而正确记述的萨努多、马利皮埃罗、拿巴杰洛等人，以及其他各种威尼斯政府的公文书里都确信，威尼斯合并塞浦路斯是共和国出于深思熟虑的政治考虑后对他国实施的恩惠之一，因而塞浦路斯是非常幸运的。但在其他事情上，他们都公然责难本国威尼斯的做法。根据他们对塞浦路斯合并的记载，可以认为他们自己也是这么相信的吧。这是大国国民的局限性，似乎无论在什么时代也不会改变。此处不过是抹杀了王后卡泰丽娜一个人的存在罢了。

威尼斯一边让武装的排桨船舰队停留于港内，一边对塞浦路斯王国进行彻底的内政干涉。3月28日，威尼斯政府发布了以下布告：

内政　此后，塞浦路斯王国除了王室之外，与威尼斯的其他殖民地一样接受相同的政治机构。即，在幼王与王后之下，为协助王后执政设置两个行政官，名为“顾问”。他们每人每两年进行一次轮换。另外，设置担任实际行政的行政官与领事各一人，任期也是两年。财政上，设置了两个财务官。军事上，塞浦路斯国内的最高决定由一个参谋长执行。另外，设置一个队长担任塞浦路斯第一港口法马古斯塔的警卫。如此，总计8人的官员都由威尼斯派遣，由威尼斯人担任，塞浦路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完全处于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制度与克里特岛等其他威尼斯殖民地的行政机构几乎完全相同。威尼斯政府对派遣至塞浦路斯的这8人严令，无论对岛民发出何等布告，都要以王后的名义进行。

军事　威尼斯政府对接任莫切尼格之职的新任提督格里蒂（Andrea Gritti）给予了以下指示：从摩德纳、克里特两个海军基地时刻注意塞浦路斯的形势，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以防在出现万一的情况时能够立刻开往塞浦路斯。当察觉有异常情况时，不需要向本国政府报告；全权授予提督处理，可以依据提督的判断展开行动。

外交　在格里蒂接受指示的同时，威尼斯驻那不勒斯大使也接到了本国政府的文件：“关于法马古斯塔的阴谋，威尼斯的解释是，这是在尼科西亚大主教个人意见之下实施的事件。根据那不勒斯与我国的友好关系，也完全明白那不勒斯王国是绝对不会介入这般事情的。请如此转告给那不勒斯国王。”转达这样的话虽然只是表面上的外交辞令，但是因为两国毕竟没有开战，所以那不勒斯国王当然也不会说自己参与了阴谋。国王回复如下：“那不勒斯王国只想为塞浦路斯王国的平安发挥作用。”共和国政府即刻回应：“如果那么担心塞浦路斯的话，那么从今以后，除了那不勒斯国王之外，请不要向塞浦路斯开进一艘船。”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对于塞浦路斯的野心就此被遏止。威尼斯对米兰公国也进行了同样的交涉。如此，威尼斯遏制了意大利之中对塞浦路斯野心最大的两个大国的行动，两国在海军实力上来说都不是威尼斯的敌手。法马古斯塔之乱时威尼斯敏捷的武力介入，使得背后的两国刚一开始行动就被打击了回去。罗马教廷以教皇西斯都四世的名义对威尼斯这一强制做法表示了不满。但是，这对一直以来就明智地与教会划清界限的威尼斯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如此一来，所有的方向都被威尼斯进行了加固，王后卡泰丽娜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要说在法马古斯塔之乱时，威尼斯对她有救命之恩，而且无论如何，她也是一个威尼斯人。当时，控制威尼斯人的思想，正如“十人委员会”中某一无名委员的发言显示的那样——“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徒。”至少威尼斯政府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在15年之后，她变得不再那么想了。

威尼斯将刚刚出生的年幼的国王雅克三世及其母亲卡泰丽娜推在前面，强行统治塞浦路斯尚不足一年，就遇到了巨大的障碍。1474年8月26日，在迎来了一岁生日的两天后，卡泰丽娜的儿子、年幼的国王夭折了。按照先王雅克二世的遗嘱，接下来的王位继承权将传给先王留下来的庶子中7岁的儿子。如果这个孩子也夭折的话，那么将传给另一个儿子。如果这个孩子也夭折了的话，则从吕西尼昂王室中选择亲缘关系最近的那个。无论如何，王位都由吕西尼昂家族的人继承。先王虽然确保了自己的妻子王后卡泰丽娜在其生涯中贵为塞浦路斯第一女性的地位，但是没有提及一句王后继承王位。因此，威尼斯就此失去了统治塞浦路斯的名义。可是，在土耳其帝国的强势崛起下，威尼斯几乎失去了全部的希腊殖民地。而现在，塞浦路斯作为莱万特海的最前线，军事、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对于目前以莱万特海上贸易为生的威尼斯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塞浦路斯。

另一方面，当年幼的国王夭折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塞浦路斯岛内四处引起了骚动。大部分岛民出于对美丽而不幸的王后卡泰丽娜的同情，对失去了独子的王后宣誓忠诚；但也有一些岛民因为塞浦路斯的独立受到了侵犯而不安，对威尼斯的反抗情绪日益加剧。再加上一些少数派，虽然人数少，但问题是他们是反卡泰丽娜派的岛民。塞浦路斯宫廷中的重臣们大多属于此派。他们处于威尼斯人王后之下，害怕那越来越强大的威尼斯势力，担心一步步朝着威尼斯殖民地化方向发展的塞浦路斯的将来。可是，他们的力量是分散的。其原因也与一年前法马古斯塔之乱失败的原因相同。塞浦路斯王室的世袭家臣们构成的一派，乘此机会再次向前女王夏洛特献计复归王位。曾经直属于先王雅克的新进家臣一派则打算推戴先王留下的庶子们。

在这种分散的反卡泰丽娜势力与反威尼斯势力的状态下，是不可能采取统一行动的。岛内四处接连不断地发生着小规模冲突事件。

岛内的这些动静被威尼斯驻塞浦路斯行政官逐一汇报给本国政府。9月，威尼斯政府向他们下达了如下指示：“对于反威尼斯派与在王后的统治之下依旧热衷于谈论塞浦路斯独立的岛民，绝密制作这两派的所有塞浦路斯人名单，火速送至本国政府。”不久，塞浦路斯宫廷中的一个重臣在王后的名义下被押送去威尼斯，还有一人被驱逐到国外。

因此事件，塞浦路斯宫廷内发生了动摇，在尚未平息的10月末的时候，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向那不勒斯、米兰与罗马派遣特使，在正式告知雅克三世死亡的同时，递交了如下通知：“国王死后，威尼斯共和国决定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埃及等异教徒势力的威胁以及其他一切叛逆行为的危害。”

与其说这是一个请求了解的通知，不如说是领土宣告。对塞浦路斯没有直接野心的罗马教廷，表面上给出了赞成的回答，但是内心并不希望将塞浦路斯交给教会不能指挥的威尼斯之手，而是希望塞浦路斯接受与教会有良好关系的个人或者国家的统治。所以，虽然给威尼斯大使回复赞成的意见，但背地里又秘密地联系那不勒斯与罗马两大国家，意图推进反威尼斯同盟。

威尼斯很快就察觉到这一动向，对驻塞浦路斯参谋长索朗佐下达了严令：“由威尼斯排桨船舰队封锁塞浦路斯岛周边海域，任命两个驻扎塞浦路斯的参谋长一直待在王后的身边不许离开，掌管塞浦路斯的全部政务。另外，塞浦路斯全岛的城塞只交给完全忠诚于威尼斯的人之手。”按照这一指令，塞浦路斯近海的海上警备又追加了4艘排桨船，总计15艘威尼斯排桨船在平常监视着塞浦路斯的周边情况。此后，进入塞浦路斯港的船只几乎只有威尼斯的军舰或商船了。

可是，希望彻底将塞浦路斯殖民地化的威尼斯共和国，对这样的行动乐此不疲。同年11月，决定派王后卡泰丽娜的父亲马克·科尔纳罗到王后的身边，不过，只冠以个人名义。虽说如此，威尼斯驻塞浦路斯的行政官们除了王后父亲到来的消息之外，同以往一样，还接到了按本国政府的决定方针对塞浦路斯进行管辖的指令。

翌年2月，马克·科尔纳罗到达塞浦路斯。马克虽然清楚本国政府派遣他的任务——协助确立威尼斯在塞浦路斯的势力，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父亲。他首先想做的是改善女儿卡泰丽娜的艰难处境。卡泰丽娜也因为父亲的到来打起了精神。她第一次想对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表述自己的想法。以下录入的三封相同日期撰写的书信，显示了先是由养父威尼斯共和国赐予了王冠，而后又被剥夺了王冠的王后卡泰丽娜对于自己仅仅作为一个傀儡的苦闷心情。

第一封信是1475年4月14日王后致威尼斯总督的，这封拉丁语长信看起来是书记官做的笔记，内容概括如下：“我本来祈祷，父亲的到来可以改善一些我作为王后的地位待遇，可是依旧同从前一样。不仅如此，威尼斯行政官们甚至拒绝修改以往的方针。所谓以往的状态，就是说对塞浦路斯岛民发布的通告都是他们制定的，我只是在送给我的文件上签名罢了。而送到我这边来的公文书也是先送给他们的，之后理应再还到我这里的，却连一次都没有执行过。对于塞浦路斯人的赏罚也是如此，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他们本是被派来协助我这个王后的，可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协助者，简直就是凌驾于我这个王后之上的执政者。可以说，塞浦路斯的现状就是由他们实行了统治。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如此。我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由两个仆人服侍着饮食，根本就没有王后该有的公开宴会；在去做弥撒时，也没有像样的队列。我就算想要做这些事，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来说也没有条件。我本来应该有每年一万达克特的养老金，但是他们连那个都不给我。我恳求总督阁下安排他们回到作为王后建议者的立场吧。”

第二封信也是王后致总督的。在用威尼斯方言亲笔书写的这封信中，她首先解释了自己另外亲笔写信的原因。因为考虑到书记官好像与威尼斯行政官们串通，所以第一封信在送给总督之前可能就已经被他们撕掉了。接着，她同第一封信里表现的一样，继续进行了申诉，最后说到威尼斯人行政官们在执政之际中饱私囊，并举了一个例子：以将塞浦路斯的自由民众卖给奴隶商人为名目，将其逮捕。他们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支付高额的赎金，这不仅让岛民感到人心惶惶，还导致塞浦路斯王国的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另外，她还控诉连王后自己都不能自由地在岛内行动，这不仅仅损害了王后的尊严，而且完全将王后置于奴隶同等的地位。

上述两封信的结尾都署名为“您的女儿、王后卡泰丽娜”。卡泰丽娜并没有理解将她作为养女的共和国的真意。她单纯且毫不怀疑地认为，通过署名“您的女儿”，共和国就会听取她的诉说。相比之下，身为威尼斯贵族也曾经从事过共和国政治的父亲马克·科尔纳罗，虽说也是想要通过申诉改善女儿的处境，但作为一个大商人所具有的现实视野令他采用了另外一种书写方式。

第三封信是马克·科尔纳罗致总督的：“这封信大概与王后的两封信同时到达威尼斯了吧。如果您认为她的两封信是在我的忠告下所写，那真出乎我的意料。尽管如此，我作为威尼斯的国民，作为对威尼斯共和国最忠诚的自己，证明信中所述的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这块土地上的王后实在是境遇悲惨，只有4名仆人和2位女官服侍。她的衣食起居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只有胳膊长的桌子上吃饭。她每天被分发当日的费用，窘困得连10达克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使用。我的其他几个女儿虽然嫁的不是王室，只是威尼斯的贵族之家，但她们的生活都比王后的现状要好很多。我自己在到达这块土地后，向威尼斯行政官们请求改善王后的困境，但是他们只声称前任并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也做不了。我看不下去王后的困境，甚至拿出了自己带来的300达克特。我担心将王后置于这般现状之中，将会引起敬爱王后的塞浦路斯人对威尼斯的敌对感情，甚至在威尼斯共和国推进对塞浦路斯王国的政策上可能产生重大的阻碍。因此，我才斗胆决定写信给您。”署名为“威尼斯人、马克·科尔纳罗”。

对于来自这对父女的申诉，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只是对塞浦路斯的威尼斯行政官下达了每年保证支付给王后8000达克特年金的指示，至于其他申诉的事项都不予理睬。不仅如此，还继续下达了其他的指示，吩咐王后身边的人注意，为避免年轻遗孀的王后犯错误，包括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在内，任何男人都不得与王后有特别亲密的关系。尽管像这般将塞浦路斯全岛设置于严密监控之下，威尼斯依旧不能放心。正因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及其政体，是在对“人”本身根本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在意大利其他诸国逐渐没落的时代，威尼斯以其现实主义的政体获得了与罗马教廷相同的坚如磐石的势力。

1476年10月30日，威尼斯的总督府内举行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这是由十人委员会的10个委员及总督、6个总督代理组成的17人“十人委员会”，与以往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一样，又增加了23个长老的秘密会议。议题是将已故雅克二世的生母及庶出的三个孩子，再加上法马古斯塔之乱时败北而流亡的托利波利伯爵、利佐·德·马林，以及其他塞浦路斯的8个重臣的家属带到威尼斯来居住。被称为行动危险的重臣家族一开始列出了25个，最后集中于8个家族。这俨然成了人质。要将至少在表面上是独立国家的人民的塞浦路斯人设置为人质而带到威尼斯来，为了做出这样的决定，自然需要召开重要的秘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投票的结果是：赞成15票，反对14票，弃权11票。因为差距太小而重复了两次投票，但结果都与第一次相同。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重大决议延期了一个月才实施。一个月后，提督洛雷当（Lorédan）接受了“十人委员会”名义的极其秘密的指示。所示如下：“让已故雅克二世的生母马里耶特·帕特拉斯及庶出的王子与公主，再加上托利波利伯爵、利佐·德·马林等8个重臣的家属，乘坐排桨船至本国。在船上给予客人的待遇。但是，必须时刻监视着，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者死亡。”这使得塞浦路斯全岛陷入了恐怖的深渊。对于惊恐的王后卡泰丽娜的恳求，带着本国政府的命令抵达塞浦路斯的提督洛雷当也只回答说这是履行任务。

次年一月，感慨着不幸的塞浦路斯人抵达威尼斯。塞浦路斯将他们在威尼斯经营的砂糖贸易销售额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费提供给已故雅克二世的生母及遗孤，让他们住在威尼斯市内的修道院里。重臣的家属们则自理生活费，也住在威尼斯的市内，被禁止私自出城。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威尼斯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逃脱，尤其是受到岛民爱戴的正统王位继承人国王雅克的两个遗孤与跟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阿方索订婚的雅克的女儿，等待他们的命运是残酷的。两个王子后来与婢女成亲，只是在威尼斯的下层百姓中间终其天年；但是，在那不勒斯国王再三请求之下获得自由的公主，在两年后，被公布死于帕多瓦的修女院，死因不明。

可是，通过将主张王冠之权的人远远地隔离塞浦路斯，将反威尼斯的重臣们的家属控制为人质，威尼斯掐掉了塞浦路斯王国内可能引起骚乱的苗头。塞浦路斯在威尼斯这般强制政策下，虽然暂时保持了平静，但是岛外的动静却并非如此轻易就能压制住的。幼王死后，威尼斯强行让王后卡泰丽娜坐上了王位，在之后的15年中，也不得不持续实施了武力威压。另一方面，与土耳其之间也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战斗与讲和，威尼斯一共有8次将它的大舰队停满了塞浦路斯的港口。正因为果断地实施了这些措施，那些反威尼斯的阴谋都破产了。

1475年8月，获悉前女王夏洛特与那不勒斯的4艘船开往亚历山大。共和国政府立即派遣数艘排桨船，乘载了150名克里特士兵前往塞浦路斯。

1476年6月，获悉那不勒斯国王派给儿子阿方索一艘大船及500名士兵，命其前往埃及；夏洛特则在罗兹岛等待时机。共和国政府在命令克里特岛海军基地的所有舰队火速开往塞浦路斯的同时，对罗兹岛的主权者罗兹骑士团递交了如下警告：“倘若骑士团对夏洛特采取协助行动，那么共和国以后就会将骑士团视为敌人。”对于深感近旁的土耳其威胁的罗兹岛来说，除了屈服于威尼斯的胁迫外别无他法。

1477年8月，获悉夏洛特与埃及的苏丹之间频频联络。提督洛雷当从摩德纳海军基地率领全舰队开往塞浦路斯。

同年12月，获悉夏洛特到达埃及，受到苏丹的热烈欢迎。提督洛雷当率领24艘排桨船前往塞浦路斯。同时，停泊于莱万特海上的所有威尼斯国籍的船只，不论是商用还是军用都接受了全副武装的命令，被编入洛雷当指挥的舰队。

此前两个月前，共和国元老院通过议案，认为威尼斯的100家贵族具有承担保卫塞浦路斯的义务，命其移居塞浦路斯，但由于塞浦路斯的财政困难而暂时搁置。

1479年，获悉夏洛特与岛内数名家臣联系，计划在岛内掀起叛乱。共和国政府立即从克里特基地派遣舰队开往塞浦路斯，同时全权委派提督洛雷当处置全体阴谋者。阴谋者们在洛雷当的拷问及审讯之下全盘托出。在预定叛乱的那个日子里，全体被处以绞刑。18年以来，被剥夺王位的前女王夏洛特辗转于罗兹岛、罗马及意大利各地，最后甚至流落到埃及。为了夺回王位，她精力充沛地持续行动着，可这次失败彻底浇灭了她最后的热情。现在，连那不勒斯国王、埃及的苏丹也对她置之不理。离开埃及的她，在穷困潦倒之中，8年后死于罗马，一个人孤独地死去，享年43岁。不过，这位获得了所有人的同情而没能拥有王国的女王的坟墓，被安置于梵蒂冈内。

1479年秋天，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获得了这样一个情报：抛弃夏洛特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正在悄悄地接近王后卡泰丽娜，策划着王后与他那身在埃及的儿子阿方索的婚事。王后虽然是威尼斯人，但没有尊严与实权，卡泰丽娜对此抱怨不满的情况已经尽人皆知。可是，当察知那不勒斯国王的这一动向之后，威尼斯并没有通知王后任何消息，只是在岛的周围加强了舰队，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王后身边一举一动的监视。然后，将他们认为参与了策划的总理大臣费卡尔德传唤至威尼斯进行会谈，总理大臣自此再也没有回到塞浦路斯。

1483年1月，获悉两艘大船及500名士兵从那不勒斯出发开往莱万特，因遇到了恶劣天气，漂流至希腊海岸。共和国挑选了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年代记的著者）为海军将领，委派他掌管摩德纳与群岛之间的爱琴海海域。但是，马利皮埃罗海军将领的真正任务是监视希腊海岸上的那不勒斯船队的动向。

当时的服装

威尼斯共和国海军提督

土耳其的苏丹

土耳其士兵

《土耳其的苏丹》《土耳其士兵》，凯撒·韦切利奥画，选自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巴黎，1860年版）

1487年1月，威尼斯虽然以前就知道土耳其与埃及的苏丹之间可能要发起战争，但是直到那一年才终于确证——土耳其海军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发了。接着，似乎要证明这个行动似的，威尼斯接到土耳其军队提出为补给饮水及食物而要将船队停靠于塞浦路斯的申请。威尼斯立即下令，除了将两艘排桨船停留在亚得里亚海作为警备之外，全舰队在海军将领托莱比桑的指挥下直达塞浦路斯。托莱比桑还接到了以下命令：“为补给饮水及食物，每次只允许8至10名非武装的土耳其士兵登上塞浦路斯。对于土耳其军官，无论何种方式，都禁止登岸。”可是，威尼斯政府的这一担心幸亏是多余的，因为土耳其在当年及次年，都没有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动由8万名士兵及120艘船只组成的大舰队。

但是，土耳其大舰队的动向成为迫使威尼斯共和国改变对塞浦路斯政策的事件。虽然同以往一样，继续维持着王后表面统治独立王国的外观，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能够安心地将其作为殖民地了。威尼斯共和国打算扔掉其长年使用的伪装——迈向“塞浦路斯合并”之路。

1487年2月21日，全体元老院议员被召集于威尼斯总督府。当然，这是秘密会议。议题说明如下：“要解除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威尼斯共和国合并。这是我们得出的结论。如果圣马可的狮子旗飘扬在塞浦路斯的上空，明确塞浦路斯成为威尼斯的领土，那么，根据现有的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的协议中尊重相互领土主权一项，可以保护塞浦路斯的安全。”对于塞浦路斯合并的决议，大多数议员都持赞成态度，通过了议案。可是，尽管只是维持了表面上的独立王国，要强制推行塞浦路斯的合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态度，尤其是不能忽视自古以来就与塞浦路斯保持密切关系的埃及苏丹的意向，不能采取强制政策。虽然通过了塞浦路斯合并决议，但是下定决心命令提督执行却拖延了很久。他们在等待一个不会给人以强烈的合并印象而能付诸实施的机会。

在秘密地举行决议的同时，威尼斯政府首先做好了三个布局。第一，通过大使向埃及苏丹透露，与其将塞浦路斯交给我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不如归属于威尼斯，这对双方更为有利。第二，在从威尼斯派到塞浦路斯的行政官之中，让王后卡泰丽娜的亲戚、尼科洛·莫切尼格与乔凡尼·康塔利尼两个人回到本国的任地。第三，同以往一样，即派遣舰队。元老院通过了在塞浦路斯增强大规模军备的议案，选举弗朗切斯科·普利乌利为新提督，对新提督下达指示：为了防备塞浦路斯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而能够立即、迅速采取行动，时刻预备好40艘排桨船。威尼斯就这样等待着实施合并塞浦路斯这一重大事件的时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