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萨曾经血红着双眼寻找的海盗穆塞托终于以北非的博纳港为根据地东山再起，又开始出没于撒丁岛的近海。此时的比萨已明确了成为海洋城邦国家的生存方针。这样，穆塞托就不再是单纯的复仇对象了。

放任海盗穆塞托，就等于允许其他众多的海盗横行。对穆塞托采取断然措施，就等于对整个撒拉森海盗采取断然措施。

一支舰队从比萨港出发南下第勒尼安海，直驶北非的博纳港，袭击穆塞托的根据地，掐住他的咽喉。

突袭作战以穆塞托一个人为目标，获得了成功。好强的比萨汉子对胆大无敌的海盗、当时已经84岁的穆塞托毫不留情，砍下了他的头颅。比萨从长年的噩梦中解放了出来。

这件事并不是一场单纯复仇剧的落幕。它让撒拉森人注意到了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成长。海盗们不得不明白，对手已经不再是“胆小的狗”了。西西里不再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这对地中海西部的基督教世界而言怎么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对以后地中海世界的力量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拉丁语里有一个词“consul”（领事、执政官之意）。这个词在欧美各国语言中发音不同，但在日本不知为何是按照拉丁语发音，翻译成“执政官”的。古罗马从王政过渡到共和政体时，以前由国王一人处理的国政成为由两个执政官担当的工作，日语这样翻译是正确的。不过，执政官由皇帝兼任，共和政体时代的意义便淡薄了。这种现象在从共和政体过渡到帝政后也一直存在。

进入近代以后，“consul”这个词仍在使用，但意义与古代不同，变为“领事”之意，不再指国家政治、军事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而指以保护居住、常驻在国外的本国公民为己任的国家公务员。有些词语虽然词形没有变化，但意义发生了变化，“consul”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那么，是何时、为何而发生变化的呢？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始于少数人领导制的共和国，作为国家的一种形式，类似于古代共和政体下的罗马。不同之处在于，拉动共和政体的罗马的“少数人”是在土地上拥有经济基础的元老院议员，而中世纪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少数人”则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这些人也一定懂得“consul”这个词所具有的意义，刚开始时会在“少数人”中选出了一位有实力的人物来做“consul”。在四个海洋城邦国家的领头羊阿马尔菲，“consul”做的工作类似于首相。

可是不久，人们开始把派出去负责保护从事海外贸易的本国公民的人称为“console”（意大利语发音与consul类似）。既然决定贸易立国，保护海外经济权益的重要性必然上升。

“Consul”最早演变为“领事”意义的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最早把共和国的最高负责人称为“总督”（doge），把海外通商基地的负责人称为“领事”（consul）也许与此并无抵牾。对把贸易作为主要产业的国家而言，与海外的关系是生死问题。这样一来，古代的“执政官”到了中世纪便成了“领事”。同时，“领事”还被赋予了一项“执政官”所没有的任务。

这项任务用现代的话语说，就是“intelligence”，即情报收集工作。

但这却并非是由于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才把这项工作交给领事的。保护在海外工作的本国国民自不必说，如果想积极开拓新的进出口产品，大量而且正确的情报不可或缺，收集情报的工作便很自然地受到重视。后来，威尼斯共和国甚至被认为是情报立国，并因此颇受后来自诩以情报立国的英国人的尊重。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贸易立国到情报立国极自然且身不由己的转变而已。记账如果不准确，店铺早晚得关门大吉。

海洋城邦国家都在北非主要港口设置了常驻领事。这件事改变的不仅是在当地工作的意大利商人的环境。北非“浴场”的情况终于传遍了欧洲，而不仅是意大利。世人终于知道了基督教徒被绑架到北非，投进被称作“浴场”的强制收容所，每有工作便被带出做奴隶的悲惨状况。

此前，地中海的北面也并非完全不了解这些具有相同信仰的人们的不幸状态。首先，有贸易商人带回的情报。其次，还有海盗船划桨手因海盗船被基督教徒捕获而成为自由人，他们回到家乡后透露的情报。各教区祭司记录撒拉森海盗带来损害的信件也送给主教甚至教皇。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不幸人们的遭遇并非广为人知，因为他（她）们都是无名百姓。我们这样说的证据是，撒拉森海盗在8世纪、9世纪和10世纪连续制造了数量庞大的牺牲者，其中有名的人物只有一人。这就是在从法兰西赴罗马的途中遭到海盗袭击，被抢个精光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当时法兰西国王不仅派军队救出了这位院长及其一行，还把从圣特罗佩附近的撒拉森基地法尔西内特到海盗的老巢统统扫荡了一遍。因为受害者是重要人物，国王才出面干预。而如果是不知名的寻常百姓被掳走，不要说国王，就连“割据”的“群雄”也都会无动于衷。

我认为，所有受害者几乎是无名百姓，加之情报时断时续，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的实情没有充分传到欧洲的原因。连续也是一种力量。海洋城邦国家的领事通常好像两三年轮换一次。但是由于任务重要，替换的人必定赴任。这样，他们得以向各自的国家传送连续的情报。

领事们热心收集基督教徒奴隶的情报，目的也在于拯救那些在航行中被抓或被海盗登陆绑架的本国公民。这已是领事最大的任务——保护本国公民的分内之事了，热心于此当属自然。

在寻求本国公民消息的过程中，虽为其他国家公民但同为基督教徒的不幸实情也越来越清楚。

在这些海洋城邦国家领事们送来的情报中，那些有关伊斯兰世界中基督教徒奴隶的情报，也极为自然地集中到了罗马教廷。为了生意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与伊斯兰教徒来往，但在宗教上他们仍是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悲惨遭遇这样多地传到了罗马，教皇再不积极，也会感觉到自己寻找失踪“羔羊”的“牧羊人”身份。公元1087年，时任教皇维克多三世号召建立以拯救可怜的基督教徒为目的的十字军。

他似乎从开始就没有指望欧洲的皇帝和国王们，“卡诺莎之行”以来教廷与他们一直关系险恶。他号召的是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

西西里王罗杰好像以诺曼人刚刚夺回西西里，尚无余力为由表示不参加行动。真实原因在于他与凯鲁万“酋长”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但仅仅坦率成就不了外交。威尼斯共和国不参加的理由不为人知。但如前述，尽可能回避和本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务，是这个“海洋之都”一贯的国策。

不过，不独威尼斯不参与和本国无关的事务。10年之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大张旗鼓的展开，目标是进军巴勒斯坦，夺回圣地。人类也许是这样一种动物，对于没有强烈触及自己内心的事物，即使同情也不会积极地付诸行动。

响应教皇号召的都是认为这事与己有关的国家，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以及自认为基督教世界精神导师的罗马教廷。人们可以从派来军队的国家惊讶地看到11世纪开始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崛起之势。当时，只能从大海上来的阿马尔菲自不必说，就连比萨、热那亚这些人口不多的国家，也已成长为这样的强国，一次战斗就能投入众多的战船和战士。

迄今为止一直在为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增添色彩的是举着绿底白色月牙旗的伊斯兰势力，而从公元1000年到1100年的11世纪，在历史上是“基督教世界开始反击伊斯兰攻势”的世纪。从地中海世界的范围来看，担任这次“反击”带头人的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他们因为贸易关系而更加了解伊斯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