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修会的正式名称是“Ordo Santissima de Redemptione Captivorum”(以救济奴隶为目的而设立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修会)。

创始者是三位修士：生于法兰西普罗旺斯的约翰·杜·玛塔、法兰西王族成员菲利克斯·瓦卢瓦，以及瓦卢瓦的弟子、生于英格兰的约翰。

这个时代的欧洲，不仅热衷于十字军，各地也在竞相建造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并不缺乏宗教热情。可是，正如我在夺回圣地的章节中所述的那样，建造宏伟大教堂可以不惜重金，但救济可怜的基督教徒却并非如此。这三位修士建立修会后并没有立即行动。

时任罗马教皇的英诺森三世出手，使得资金有了着落。教皇不仅承认这个修会是基督教会的正式组织，还为其筹备了持续的财源，以便修会的活动今后能够持续下去。

教皇在罗马七山之一西里欧山的一角为修会本部提供了地点，教皇还将从罗马城墙11座城门中的4座所收关税直接交给修会。在中世纪，任何城市都要向进入市内的物产征收关税。在罗马，关税缴纳给教皇，而其中的十一分之四成为“拯救修会”活动资金的基础。拜其所赐，这个团体成立两年后便很快地开始了活动。这实属特例。

历史教科书只把教皇英诺森三世写成了一位把罗马教皇的权威和权力发挥到极致的人。其实，他还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人。他生长在罗马，成年后在全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修业，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动向极其敏感。

腓力二世3岁就成为孤儿，是这位教皇将他培养起来，尽管教皇没有料到这位腓力后来会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叛逆儿。

教皇很早就承认了圣方济各建立的方济各修会。刚建立的方济各会以贫与爱为座右铭，其会规在当时的基督教界是革命性的，如果教皇也参与反对大合唱，也许方济各和他的同志会被戴上异端的帽子，受到火刑。对全是年轻修士的方济各派而言，教皇的承认是比其他任何物质都更重要的帮助。

教皇英诺森三世也曾同意惹起争议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仅如此，他还把阿尔维翁派定为异端，甚至强行建立基督教徒攻击基督教徒的十字军。这些事都已成为教科书的内容。但是，也是这位教皇从现实的角度支持了玛塔及其同志的“修会”。

“拯救修会”的创始者是法兰西人玛塔和英吉利人约翰，从他们去世的年份推算，创建修会时当在30岁上下。这两位也和圣方济各一样，代表了天主教会的一种新潮。

他们于公元1199年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行动。年迈的瓦卢瓦留在本部，玛塔和约翰二人从奇维塔韦基亚港出发，目的地定为摩洛哥。有情报说那里的“浴场”中收容了很多法兰西人。

教皇要即将出发的两个人带去几个摩尔人。他们是伊斯兰教徒，在做海盗时当了俘虏，被投进教廷监狱，可以用他们交换奴隶。“拯救修会”的记录里没有记载摩尔人的人数。修士是带着赎买奴隶的钱出发的，那些摩尔人的数量大概不足以交换奴隶。

教皇还托两位修士带信，嘱咐他们见到摩洛哥的苏丹曼苏尔时转交给他。这封信的内容是教皇劝苏丹改信基督教。

玛塔怀里还揣着另一封信，这是西班牙阿拉贡国王写给摩洛哥苏丹的，要求保证修士在摩洛哥境内的通行安全。这是一张安全通行证，也就是今天的护照。两位修士带上了所有能够想到的“保障”出发了。

玛塔和约翰二人乘上雇来的船，离开了教廷领土上的主要港口奇维塔韦基亚港。从船长到船员都是老手，船箭也似地掠过摩洛哥的地中海沿海，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摩洛哥的大西洋一侧。他们登陆后直抵马拉喀什。在马拉喀什会见了统治当地的苏丹之子，通报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并请求协助，并递交了教皇的亲笔信。

苏丹年轻的儿子读完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来信立刻大笑起来。

在北非的伊斯兰世界，人们用希腊语直接称呼基督教神职人员，叫作“帕帕斯”。帕帕斯的头头罗马教皇就是“大帕帕斯”。英诺森三世的名声似乎也传到了摩洛哥，苏丹的儿子便没有把这位教皇劝诫改教的外交失礼行为当一回事，命令手下人为“大帕帕斯”要求的另一件事——赎买“拉基克”（raqiq）提供方便。

“拉基克”是北非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徒奴隶的称呼。

这是第一次行动，与对方交流不畅，对交涉的考虑和推进方式也都不同于基督教世界。此外，不仅要在马拉喀什，还要不辞辛劳地去内陆寻找奴隶。这次选择赎回奴隶的条件是须为法兰西人，且长期被迫为奴，体弱多病。

玛塔和约翰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赎买了186名奴隶。带去的资金只够赎回这些奴隶。

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这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186人弄上船，离开了摩洛哥，向马赛驶去。途中遇到大风，他们被风吹到了西班牙西岸，落到了正在与卡斯蒂利亚王交战的摩尔人手中。

难道要让刚刚解放的“拉基克”再次沦为“拉基克”吗？玛塔豁出去了。他拼命向摩尔军的队长解释，他们正带着经摩洛哥苏丹许可而获得自由的人回国。摩尔人对“帕帕斯”的解释不以为然，但他们对苏丹很敏感。苏丹曼苏尔是著名武将，在摩洛哥以外也广为人知。

两位修士和186人得以重新上船，这次颇得风助，几天后便抵达了马赛。这186人回到没有任何可以恐惧的地方了。

这件事显示了修士约翰·杜·玛塔是一位罕见的组织者。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可怜人的回归。

码头站满了群众，船在码头的正前方下锚。曾经的奴隶幽灵般地一个接一个下得船来。他们衰弱憔悴至极，头发胡须也从未修剪，手腕和脚踝上留着铁锁链勒出的红色印迹。这些人已被当作奴隶做牛做马十多年。

手里拿着打开的手铐的修士玛塔像

起初，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鸦雀无声。居住在以马赛为中心的法兰西南部的人没有亲人不被撒拉森海盗绑架的。群众中有几个人走近奴隶的队列问：在“浴场”有没有见到过名叫某某的人？有没有听说过名叫某某的人的消息？这时，全马赛教堂的钟声响起，接着挤满码头的群众欢声沸腾。

在玛塔和约翰的带领下，186名被解救的奴隶向马赛的大教堂走去，去感谢上帝。

过去的奴隶一定想尽早回到故乡拥抱亲人，但重要的仪式在等着他们。他们被带到巴黎，接受法兰西国王致辞欢迎，然后回家。

巴黎的夹道欢迎带来了巨大效果。这186名奴隶被绑架时没有成为“事件”，他们的回归却成为“事件”，这自然使得对“拯救基督教徒修会”的捐赠和志愿者人数激增。

5年后的1204年进行了第二次拯救行动。这5年的时间不是花在筹集资金上，而是用在了为提高拯救效率而进行的情报收集和完善组织的工作方面。

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逐渐成为合作者，以后长期在背后支持着这个组织。在“背后”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为了通商关系的顺利发展，已经与北非“酋长”缔结了协定，派驻了领事，运营着商馆，不便做损害这些关系的事情。

意大利人有着比当时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关于北非的情报。他们非公开地向进行拯救活动的修士提供这些情报。不论是在修士要去的“浴场”，还是在修士与奴隶管理者之间进行赎买交涉时，他们都不会在场。伊斯兰世界将这些事委托给第三方的犹太人。犹太教徒担任了基督教徒从伊斯兰教徒那里赎买基督教徒的中间人。

第二次拯救行动的目的地是突尼斯，目的是救出意大利人。

玛塔与苏格兰人威廉这两位修士春天从奇维塔韦基亚港出发，借着春天最后的北风南下，一路顺风。他们这次没有携带教皇的亲笔信。英诺森聪明机智，他肯定知道带信也不会有效果。从此以后，这些事就委托给了常驻北非主要港口的意大利领事和商人了。

这一时期的突尼斯处在摩洛哥苏丹的势力之下。修士认为，苏丹已同意解救奴隶，去突尼斯便可轻易成功。

的确，他们很容易地取得了突尼斯“酋长”的许可。然而，与摩洛哥苏丹的“同意”一起传来的还有修士为了赎买奴隶会不惜金钱的情报。

这样，带去了足够赎买200人的钱却只赎回了110人。以“酋长”为首，突尼斯“浴场”大幅提高了赎金。

两位修士不想空手而归，决定即便只能赎回110人也认了。但是，当他们二人为挑选这110人来到“浴场”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派惨景，恍若来到地狱。

蜷缩，不，被抛弃在坍塌墙壁下的全是已经年老不能再劳动的人，在劳役中因事故失去一只脚或一只手的划桨手，因长年的恶劣劳动条件和营养不良生病而不能劳动的人和长年在阳光强射下劳动丧失视力的盲人。年轻苏格兰人修士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几乎瘫软倒地。

只要不是相当狂热的基督教信徒谁都会发问：为什么在此之前不改信伊斯兰教呢？个中原因是伊斯兰教禁止让伊斯兰教徒当奴隶。改信了伊斯兰教，就不会做奴隶了。而且，伊斯兰教徒的使命在于扩大“伊斯兰之家”，如果基督教徒改教，不就等于扩大了他们自己的“家”吗？

因而，实情很简单，伊斯兰方面不但没有强迫他们改教，甚至连劝说都没有。

伊斯兰教强迫改教的，只是那些要送到伊比利亚半岛去当兵打仗的人，那里正在进行着与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势力的战役。站在扩大“伊斯兰之家”最前线的“伊斯兰士兵”必须是伊斯兰教徒。

此外，在做划桨手期间崭露头角，被提拔为船长或水手长的人也被强迫改教。向伊斯兰教徒下命令的人也必须是伊斯兰教徒。

其他的人不如让他们继续做基督教徒更好。即使向“浴场”管理者支付一点使用费，使用奴隶也比使用伊斯兰教徒绝对便宜。

在被绑架的基督教徒中，女人几乎全部被迫改教。海盗只绑架年轻女子。伊斯兰教禁止教徒与异教徒发生性关系。不管是不是正式结婚，想要把她们作为家奴使用，就必须让她们抛弃基督教而成为伊斯兰教徒。这是她们的命运。在“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的强制收容所“浴场”中，几乎没有女性收容者，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有一点必须明确说明。不论条件何等残酷，仍然有人坚持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会对中世纪老百姓的影响力，应该说是精神上的约束力非常之强，强大到我们这些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运动以后的人们所无法想象。

而且，在一神教中，改教本身即不简单。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在伊斯兰世界会被视为叛徒。而改教在基督教世界则并非如此就可了事。

公元1232年，罗马教廷设立了宗教裁判所，裁判信徒的信仰是否正确。这里不以异教徒为审判对象，审判对象是基督教徒，包括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教徒。宗教裁判所后来成为西班牙和北欧愈演愈烈的异端裁判和女巫裁判的地方。这是它的宿命。

在这个时代，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再改回基督教的大门事实上是关闭的。即使改回来也会被怀疑是否真心。这种怀疑与被视为异端是一样的。

多神教的古代与一神教的中世纪之间的不同，在改教难度上也可见一斑。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人能活下来，靠的是梦想终有一天会被救出的一线希望。我们不能责备这些人连改教这点智慧都没有。

面对伸出瘦骨嶙峋的手，哀求无论如何把自己带回家乡去死的可怜人，两位身着僧衣的修士要从中挑出110人，这比上帝的考验还要残酷。出生于普罗旺斯和苏格兰的这二位修士，硬是闭着眼睛做完了这项工作。他们要赶在“酋长”没有变卦之前让这些人上船，把他们带走。

从突尼斯到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归途奇迹般地顺利。两位修士和110个奴隶在奥斯提亚上岸后受到了与在马赛同样的欢迎。然后他们立即分船，溯台伯河而上，到了罗马。

在罗马，道路两旁以及沿途房屋的窗户里都挤满了摇铃的人。这一行人从欢迎的人群中走过，来到教廷。教皇英诺森三世也打破庄严肃穆的惯例，十分热情地欢迎他们。

后来，二位修士被招进另外的房间，接受了教皇的询问。英诺森三世想知道所有的一切。玛塔说的下面这件事使教皇最为关心。

两位修士懂拉丁语，自然会说与拉丁语最接近的意大利语。他们说，听懂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人所说的意大利语要花很大的力气。这些人都是意大利人，但不会说标准意大利语。他们所说的意大利语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证明几乎所有在“浴场”终其一生的不幸的基督教徒都是无权无钱的下层百姓。

教皇英诺森三世承诺，以后将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拯救修会”是超越国界的组织。罗马教廷也是超越国界的组织，其最高人物承诺继续支持，就保证有了强有力的支援者。

修士玛塔策划实施的先做出样子，再筹措资金的战略获得了完美成功。

亲眼看到同教教徒不幸身影的人们，发自内心地感到必须拯救这些人。捐款和志愿者申请纷至沓来。

玛塔认为钱多多益善。

伊斯兰方面已涨了价格。玛塔还想在各个“浴场”建立医院，其实是简单的治疗所。

“修会”决定在除罗马本部之外，在欧洲各地开设分部。按现代国别，开设分部的地方有如下国家和地区：

法国、西班牙、英格兰、爱尔兰、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在意大利只有总部设在罗马，而中部和南部以外的地方由海洋城邦国家暗中运作。

在欧洲历史上以十字军为代表的这个时代，“修会”以拯救基督教徒为目的，其活动这时走上了正轨。玛塔战术巧妙，他不仅依靠国王和君主的援助，也没有轻视所谓“草根”的支持。他在每座教堂里都放置了一个指针已坏无法使用的罗盘，哪怕只是直径只有10厘米的便携罗盘。弥撒结束后，信徒们总会向里面投入一些银币和铜币。这也是他让人们保持易逝的同情心的一种策略。

公元1209年发起了第三次拯救行动，目的地是突尼斯。约翰和托马斯两位修士前往，两人都出身于英格兰。

他们春天从奥斯提亚港出发，顺利抵达突尼斯，成功赎买了394名不幸者。尽管伊斯兰方面涨了价，他们还是赎买了这么多人，可见筹集了很多捐款。赎回的人几乎都是意大利南部各地的被绑架者。

然而，就在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他们却遇到了没有料到的障碍。

修士托马斯让全体人员上船后心里松懈下来，似乎忘记了“修会”对“酋长”的承诺，居然在突尼斯中央广场上布道，赞美基督教的教义。

“酋长”虽然许可修士花钱赎买基督教徒，但却没有认可他们向伊斯兰教徒布道，传教受到禁止。这在伊斯兰世界百姓皆知。于是“酋长”震怒，派兵前来。士兵尚未到达，广场上的人们就先动了手。托马斯饱尝了他们的老拳。

幸运的是他们未被投入监狱。两位修士赶紧走人，与394人一起离开了突尼斯港。归途一帆风顺。他们在奥斯提亚港上岸后去了罗马，照例在市民的夹道欢呼声中，列队来到位于西里欧山的修会本部，然后各自回自己的故乡。

这次的宣传效果也很大，“修会”随即筹集到了足够立即再赴北非的捐款。

当年实行了第四次拯救行动。这次仍从奥斯提亚出发去突尼斯。前往的修士也依然是上一次的约翰和托马斯。

他们航行顺利，但在突尼斯登陆后遇到了麻烦。两位修士甚至未被允许进入突尼斯城。在发誓严格遵守“酋长”提出的“不准向伊斯兰教徒说一句有关基督教的话”之后，他们才好不容易进入城内。

这次，他们用带来的钱赎回了240人。在带这些人去港口的路上，有个人告诉修士，突尼斯有一个可怜的意大利少年与父母一同被海盗绑架，不久父母去世，少年被拉到奴隶市场上出卖。一个撒拉森有钱人买了他，逼他改信伊斯兰教，做他的娈童。这事在“浴场”里尽人皆知。

修士约翰下决心救出这位少年。约翰身上英格兰人坚持原则的性格似乎久已形成。他把240人登船的事情交给同事托马斯，自己亲赴突尼斯“酋长”处，当面要求释放这位少年。

“酋长”没有拒绝，告诉他说，主人似乎很在意这位少年，赎回恐怕要花大价钱。有附加值的商品价格就高，这是市场的逻辑。出售奴隶收入的五分之一要进“酋长”的腰包。赎买奴隶价格的五分之一也要进“酋长”腰包。要求支付附加价值，自己的腰包也会相应增收。

然而，即使根据市场逻辑，修士也已一文不名。于是约翰说，先确定赎回少年的价格，把少年带回去。在罗马送来这笔钱之前，自己留在主人这里当人质。

“酋长”嘴上说“你疯啦”，但还是让人叫来少年的主人，对这个伊斯兰教徒问道：“你接受站在这里的这位‘帕帕斯’的建议吗？”他还说，如果听说“帕帕斯”在这里当人质，罗马的“大帕帕斯”不会弃之不顾，少年的赎金一定会付到。

修士约翰年纪轻轻，金发碧眼，是个英格兰帅哥。

但少年的主人看到约翰毫不动心，回答说不打算卖掉少年。

“酋长”听了他的话大发雷霆。他愤怒的是一个挣钱的机会将被毁掉。他命令少年的主人把少年带来。少年被带来后，他又严厉地命令交出少年，让“帕帕斯”带走。

修士约翰打算把一切托付给同僚托马斯，于是请求“酋长”给他做这些事的时间。他带着少年向港口走去。

然而，主人并没有断念。他企图夺回少年，埋伏在去港口的路上，向赶来的修士挥起了宝剑。如果没有人前来助阵，英格兰人会被杀死。在伊斯兰世界，杀死异教徒不算犯罪。

这时，碰巧有个伊斯兰教徒路过，单看外表就知道他是个富人。这人命令随从按住了冲动的主人。

修士很感激，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这个人听后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相当于“酋长”确定钱数的银币交给主人，并告诉修士，可以在下次来突尼斯时连本带利归还他这笔钱。

大概这位人物与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商人有生意关系。尽快且足额地付款是意大利商人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时的铁则。利息制度也已很完善。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债年利5%，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

船只载着连同少年在内的241人和两位修士启航。船在出港后遇到强风，漂向马耳他岛。不过，此后的航行顺利，他们在奥斯提亚平安上岸。他们照例列队接受欢迎，领到了足够的食物和衣物，伤病也得到了治疗，然后各自回故乡去。少年的故事似乎引起了同情，教皇英诺森三世把这位孤儿带进了教皇的宫殿，为他安排今后无忧的人生。

公元1210年5月，玛塔和苏格兰人修士威廉离开罗马来到奇维塔韦基亚，从那里乘船前往突尼斯。和以前一样，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带回不幸者。这次约翰·杜·玛塔还有一个新的任务，建设他念念不忘的“浴场”医院。为此，他只能去求突尼斯“酋长”。他们还带了两名医师同行。

哪里会有医师呢？说来令人感到意外。当时医术先进的地方是意大利南部，而撒拉森海盗在这里为害甚于其他任何地方。在意大利南部无论何事都会两极分化，在极尽奢华的大教堂旁边，麇集着穷人歪歪倒倒的房屋，这情景并不罕见。

意大利南部靠近拿波里的萨莱诺有欧洲最早创立的最古老的医学校。

该校创立的时期不详。研究者中有的说它创始于7世纪，也有的主张创始于9世纪。但该校10世纪时就确已存在，到11世纪已向整个欧洲的宫廷和修道院输送毕业生了。

人们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在萨莱诺创立医学校。不过，11世纪以后，萨莱诺医学校得到了统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诺曼和霍亨斯陶芬王朝历代国王的有力支持。萨莱诺是意大利南部的主要城市之一，位于王朝领土的北部。

萨莱诺也是一个濒临大海的海港城市。港口流通的不仅是物产，也有人员。一种新的文明，无论内部有多么强大的后援，如果没有外部的即异物的刺激是不会产生的。

另外，医学是一门科学。如果宗教的影响过于强大，就有可能阻碍它按其自身规律成长。萨莱诺医学校非常幸运，诺曼—霍亨斯陶芬的国王们采取了使其与罗马教皇保持距离的政策。与意大利南部的另一个培养医师的地方卡西诺山修道院相比，萨莱诺医学校宗教色彩不浓，很适合做俗世的医师培养机构。

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说，萨莱诺医学校当初是由意大利、希腊、阿拉伯和犹太的四位医学家联合创建的，因而教科书有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书籍。教师、学生当然不会同时懂得四门语言，但大概有不少人懂得两种语言，学校规模不大，互相翻译一下也足以应付。医学是实践科学，基本靠观察。教科书即使用阿拉伯语写成，也一定不会有太大障碍，因为这种阿拉伯语有着古希腊、古罗马、犹太以及吸收了这些精华的波斯而来的传承。萨莱诺医学校特别重视临床医学。

学生都是些什么人呢？

根据研究者的说法，毕业证书上有所有国家的人名。仅我所调查的范围，意大利人自不待言，有日耳曼人、法兰西人、匈牙利人，从名字上看，明显还有阿拉伯人、犹太人，甚至还流传着学校有女学生的说法。

卡西诺山的医师学校附属于修道院，仅限于与基督教有关的人。而同时代的萨莱诺医学校，则不分人种和宗教，至少在其鼎盛时期完全没有这种差别。

萨莱诺医学校难道不也像西西里—阿拉伯模式开花结果的诺曼—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一样，是地中海世界的奇迹吗？不正是这点点滴滴在各地萌芽的奇迹汇集起来，形成滚滚洪流，掀起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拉下了中世纪的帷幕吗？

地中海西部及其周边

修士玛塔为建医院可能招募了萨莱诺医学校的毕业生，这只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不过，要设立医院就需要医师。玛塔的“修会”所设立的“浴场”医院也并非只有突尼斯一家。

公元1210年春，玛塔肩负着开设这种医院的任务来到突尼斯。他到达后的第一件事是向那位好心的突尼斯人连本带利归还去年修士约翰所借的钱，然后立即前往“酋长”居住的城市，请求同意开设医院。

“酋长”同意开设医院，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他认为，基督教徒奴隶恢复了健康，就可以让他们劳动。于是，他们开始在“浴场”一角修建医院，被收容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帮忙。

玛塔从罗马带来了药品和器械，还带来了许多填充着麦秸的垫褥。他们从被收容者中选出合适的人，让这些人做助手和护士的工作。治疗和教育两项工作同时进行。

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人们表情逐渐开朗，恢复了元气。“酋长”可能了解了这些情况，还同意了玛塔在“浴场”内建教堂的请求。也许“酋长”认为，如果奴隶们精神安定，就可以更好地劳动。如果建了教堂就要派主教常驻。于是玛塔询问“酋长”是否可以派驻主教。“酋长”爽快地同意了。

就这样，在北非伊斯兰世界中，不仅有与宗教无关的医师常驻，甚至有基督教的主教常驻。在意大利城邦国家居留区的教堂，经常会有乘商船而来的神父举行弥撒。这便是后来在伊斯兰世界也经常有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渊源。

伊斯兰世界对此事的反应耐人寻味。扩大“伊斯兰之家”在信奉伊斯兰教义的人眼里是最重要的事业。“圣战”是实现的手段，同时被视为伊斯兰教徒的义务。然而对他们来说，经济也不能忽视，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实行贸易立国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成功地与伊斯兰世界维持着关系，大概只是因为经济这一点吧。在经济面前，教皇颁布的禁令不起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情并非一切顺利。在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并未停止南下，成为守势的伊斯兰势力对基督教的憎恶似乎也蔓延到了北非。这时，伊斯兰教徒就会把经济置于脑后，爆发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抗和敌意。

每当此时，“浴场”里“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的待遇就会恶化，对基督教徒居住地的海盗行为也会激化。气氛险恶，但修会的拯救行动仍在继续。

这种针对基督教徒的狂热敌意经常爆发，玛塔自己也体验过多次。有一年发生过这样的事。

玛塔和另一位修士像往常一样带着赎回的人去港口，遭到一伙手执半月刀的暴徒的袭击。已经赎回的奴隶又被扔进“浴场”。

玛塔手上负伤，脸上流着血。他就这样找到“酋长”控诉。“酋长”冷冷地答道，想带走他们就得支付双倍的钱。

玛塔已身无分文。半夜以后，有人轻轻敲响了玛塔住的房门。玛塔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身披黑色披风的男人，问道：“您是玛塔修士吗？”然后默不作声地递给玛塔一只皮囊，转身离去。皮囊里装着玛塔急需数量的银币！

玛塔用这些钱把不幸的人们再次带出“浴场”。暴徒们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改变了战术。

他们袭击了停靠在港口的船只，扯掉了所有的帆，折断了好几根桨。

奴隶们对茫然的玛塔说道：宁沉海底不回“浴场”，不论发生什么事，绝不回“浴场”。

玛塔和另一位修士脱下身上的披风，挂上桅杆。奴隶们用手紧紧拉住披风下端，做成了一张帆。甲板的木板也被拆下用作船桨。

满身疮痍的船出港了，把暴徒甩在码头，这些人在那里手舞半月刀，嘴里叫骂着“没有信仰的狗”。上帝吹来了顺风，披风做帆的船只顺利抵达了奥斯提亚。

教廷正式宣告，圣母马利亚深夜造访，留下了装有银币的皮囊。

不过，玛塔知道真相。那是意大利海洋国家的贸易商人知道玛塔的困境后，秘密筹集了银币。虽然只是寥寥数语，身穿黑色披风的人说的是意大利语。他拿来的不是金币，而是银币。金币流通有限，容易暴露出处，而银币流通广泛，暴露的危险较低。

约翰·杜·玛塔于公元1213年去世。他所创立的“拯救修会”从1199年第一次拯救行动到他去世前一年的1212年这13年间，成功救出的人数总计达到7 000人。有研究者认为，这个修会在存续的500年中，救出的人数达到50万人。创立者玛塔去世50年之后，1262年被罗马教皇列为圣人。想想法兰西国王路易，他的第六次、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两度失败，教皇给玛塔这个待遇就是极其当然的事了。

玛塔去世后,“拯救修会”也一直坚持活动。这意味着，北非海盗没有停止绑架基督教徒的行径。看一看仍在进行拯救行动的1480年，心情就会变得很复杂。这不是文艺复兴这朵文明之花在佛罗伦萨绽放的时代吗？一方面是波提切利描绘的《春》给人以生的欢乐，另一方面却有人在异教徒的国度当奴隶受苦受难。这也是一个例证，证明历史并不是平衡发展的。

既然现实如此，修会分支发展到遍布地中海沿岸港口，也是理所当然。在这些分支中，举其要者就有以下这些：

西班牙西部的巴塞罗那、托尔托萨；法兰西南部的马赛；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和中部的里窝那，它取代了衰退的比萨；还有撒丁岛的卡利亚里和西西里的巴勒莫。

在整个地中海拥有分支方便于出港前往北非。不仅突尼斯有“浴场”，阿尔及尔以及北非地中海沿海主要港口也都有。这些分支的任务不仅在于筹集捐款，还包括收集情报。关于北非“浴场”的情报，可以通过意大利城邦国家的领事和商人了解，但地中海此岸失踪者的情报只能靠各地的分支收集。

建在罗马西里欧山上的修会附属医院墙上，有一幅相传为玛塔让人制作的镶嵌画留存至今。画中的基督端坐中央，被铁锁链铐着双脚的白人和黑人分立两旁，感谢基督使他们恢复自由。

如果有人看了这幅画认为玛塔的“修会”致力于解放奴隶而不问肤色，因而是600多年后基于尊重人权理念的奴隶解放运动的先驱，那就错了。

中世纪与现代不同，非洲黑人是不能接受基督教洗礼的。被绑架的基督教女人与摩尔男人生下的混血儿肌肤黝黑，这些孩子几乎都被卖为奴隶。在“浴场”的收容者中混杂着看似欧洲人的黑皮肤男人。

描绘基督与两个奴隶的镶嵌画（1213年前后）

是否生为基督教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救被收容在“浴场”中，特别是那些能够判明身份，其家庭和亲属也无力支付赎金的人。这是玛塔及其“修会”拯救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方针，即使在玛塔死后也长期坚持未变。

“拯救修会”长年坚持，成功救出了为数众多的不幸者。这只是非国家规模的一个组织的活动，令人惊叹。然而，有得必有失。这样的活动使北非海盗认为绑架有利可图，不能用作奴隶的人也能转化为钱。

结果，海盗的袭击一如既往。西欧的海军力量比伊斯兰更占优势，但海盗仍未绝迹，其原因就在于此。不怕无物可抢，抢到人便可赚钱。

但是，在任何出于善意的活动中都会发生类似的矛盾。问题只是有矛盾还要不要坚持。玛塔“拯救修会”选择了坚持。另一个设立于20年之后的拯救团体，也面临同样的矛盾，他们也选择了坚持。这个组织不像玛塔和他的同志那样由神职人员组成，而是由骑士这一世俗身份的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