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权力游戏的世纪 海盗“红胡子”

哈依尔丁(Khair-ad-Din)是出生在爱琴海岛屿莱斯博斯的希腊人,人们只知道他改信伊斯兰教以后的这个名字。他生在以海盗为业的家庭,自幼只知道海盗。他年轻时曾与哥哥结伙祸害东地中海,奥斯曼统治埃及以后,东地中海成为帝国庭院,不再有事可干。骑士团从罗得岛撤走后越发如此。像其他海盗一样,他和哥哥把活动地点转移到了西地中海。哥哥被杀后,他当上了头目,他们当时还是一个只有4艘“福斯塔”的小海盗团伙。

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意大利的历史记载中,意大利语写作“barba rossa”(红胡子)。法语和西班牙语也这样写,只是发音有所不同。头巾盖住了头发,他的头发颜色不得而知。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他那恣意生长的胡须是红色的。在东地中海活动的时候,他曾被圣约翰骑士团俘虏过,有在罗得岛监狱生活的经历。他原先没有深谋远虑,一心干着以基督教各国船只为劫掠对象的海盗营生。这种被俘体验使他成了一个发自内心憎恨基督教的人。不少海盗骂“犹太人西纳姆”怯懦,但只有红胡子决定要取而代之。


海盗红胡子

1526年,保罗·维托里去世。虽然死得突然,但却是病故。对于他的死,居民比他的任命者教皇克莱蒙特还要悲痛。据说在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方,教堂丧钟长鸣,人们排着长队前往吊唁。维托里的海军将领才能不得不说卓越非凡,但更重要的是,他只要听到海盗船到来,就会放下一切立即出动,甚至席不暇暖。大家都知道,第勒尼安海沿岸地方免遭海盗祸害是托了他的福。

安德烈亚·多里亚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不,与其说教皇任命了这位热那亚人,不如说是与他签订了合同。

“雇佣兵队长”在中世纪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它指的是带着手下士兵,为雇主打仗的人。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城邦国家是中世纪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城邦国家也有弱点。这些城邦国家人口较少,很多人一心一意从事经济活动,形成一种对国家有利的共同体。与其摆弄使不惯的武器,不如全力以赴投身贸易更能提高整个城邦国家的生产力。战事不常有,打起仗来再雇佣军队更加便宜。这种合理主义成为滋生雇佣兵制度的土壤。

佣兵制度的盛行与中世纪成长起来并成为文艺复兴原动力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陆军战将人数众多,甚至可以写一本《雇佣兵队长列传》。就连海军绝对使用本国公民的威尼斯共和国,陆战时也采用雇佣兵制度。至于佛罗伦萨共和国,即使在鼎盛时期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只使用雇佣兵。

包打陆战的人很多,而海上的同业者却很少。这是因为在海上,雇佣兵队长是一个比在陆地需要更多投资的职业。

首先,雇佣士兵,要保证其吃饭和所用武器装备,有时还需要马匹。

陆军的雇佣兵队长做到这一步就基本可以,而海上雇佣兵队长却还要有船。

平时维持一支海军需要巨大的费用支出。威尼斯是唯一拥有海军的国家,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奥斯曼、西班牙,领土再大也没有常备海军,而是选择使用雇佣兵。奥斯曼使用的“海上雇佣兵队长”毋庸置疑就是海盗头目。可见,海上雇佣兵队长花费更多。队长要把一切理顺,跟雇主签合同。队长报酬也要根据业绩另付,自然会很高。

中世纪几乎没有海上雇佣兵队长,到了文艺复兴巅峰期,也只有热那亚人安德烈亚·多里亚。其中原因在于,中世纪时,阿马尔菲、热那亚、比萨、威尼斯等国的海军均由本国公民组成。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只有威尼斯保留了这个传统。衰退后被其他国家吞并的阿马尔菲、比萨另当别论,就连热那亚也没能继续维持一支纯粹由本国公民组成的海军。

这并非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这源于热那亚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安德烈亚·多里亚作为海军将领再有才能,一旦反对他所出身的多里亚家族的派别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不但会失业,还得流亡国外。与教皇签订雇佣合同的那年,多里亚便是在流亡中。热那亚政局的不稳定,是首屈一指的海军将领多里亚走上雇佣兵队长道路的主要原因,因为在自己的国家里找不到地方施展才华。威尼斯人中没有一个海上雇佣兵队长的事实便是证明。

安德烈亚·多里亚与教皇签订的雇佣兵合同金额不详,但我们知道以下情况。

安德烈亚·多里亚带着自己的6艘军用加莱船开进了奇维塔韦基亚港。这6艘船加上教廷的2艘加莱船和4艘帆船,组成了教廷海军,多里亚担任司令。多里亚认为这点儿战斗力不够,请求教廷增加2艘船。教廷作为突击工程也满足了他。多里亚进而要求把停靠在奇维塔韦基亚的3艘圣约翰骑士团的加莱船也完全由自己指挥。他的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满足。教皇克莱蒙特能够想象得出保罗·维托里死后,“红胡子”率领海盗船队出现在眼前的样子。以前曾经有海盗甚至要绑架他的堂兄利奥教皇。

保罗·维托里于1526年5月底去世,安德烈亚·多里亚于6月中旬开进奇维塔韦基亚港。7月初,多里亚便率领麾下船队全体出动,离开奇维塔韦基亚。他们频频接到“红胡子”的船队正在靠近的报告。

安德烈亚·多里亚那年已经60岁,如前所述,他起步很晚,要比同时代人减去20岁去看待他。他一贯的做法是主动出击,而绝不守株待兔。

根据最新情报,超过30艘的红胡子船队正在厄尔巴岛与皮翁比诺岛之间的海域南下。这片海域位于奇维塔韦基亚西北偏北的方向,要去迎敌必须逆风航行。若是平庸的海军将领,大概会采取在已经建成城堡的奇维塔韦基亚港内,等待顺风南下的敌人通过,等到自己也顺风时再去追击的战术。这样做的风险是敌人随时随地会改变航向,有可能逃脱。多里亚自己船上的水手、划桨手都长于逆风前进的技能。他们的老板多里亚头脑灵活,会把有利于敌人的条件变为不利于敌人的条件。多里亚命令船队跟随自己乘坐的旗舰,全体北上。

船队顶着逆风北上,高高的桅杆上飞扬着白底金丝绣着圣保罗钥匙的教廷旗帜。红胡子见状大惊,他原来以为保罗·维托里死了,教廷海军会瘫痪一段时间,正是教训无信之狗的大好机会。对海盗而言,海战不是大胜就得不到任何好处。红胡子决定逃走,可是这时他却必须逆风而行。

三角帆逆风也可前进,但“人工马达”划桨手必须开足马力。海盗船的划桨手是被迫进行重体力劳动的基督徒。他们内心认同越靠越近的教廷海军的船队。

没有什么人号召,划桨动作慢了下来。监视他们的海盗立即发现,开始疯狂地挥舞鞭子。基督徒划桨手咬紧牙关,继续怠工。

同是逆风行船,在多里亚军与红胡子军之间,操帆技术有着巨大差距。而且,多里亚的划桨手全力以赴。两军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追来的多里亚船队赶上了红胡子船队的尾部。这是开始战斗的信号。

多里亚似乎事先已经下过命令。多里亚的6艘船与圣约翰骑士团的3艘船兵分两路,从左右两侧逼近敌人的15艘船,教廷的4艘船殿后。红胡子船队的后半部三面被围。

多里亚知道这种战术会使红胡子逃掉,但他还是选择这样做,以取得实实在在的战果。也许红胡子在想下次还有机会。在战场上,目标明确才会胜利。基督教方面的13艘船面对伊斯兰方面的15艘船毫不含糊。而海盗船的划桨手也从怠工进入了罢工阶段。

这场战斗称不上是一场海战。敌人的15艘船全部被缴获,船上的海盗也悉数被俘。不用说,人们砸断了海盗船划桨台上锁住划桨手的铁锁链。划桨的这些人几乎都是羊倌儿、牛倌儿,是意大利社会的下层百姓,他们放牧的地方远离村镇,最容易受到以抢劳动力为目的的绑架。

正是他们这样的社会下层百姓,才是伊斯兰海盗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从来不知道只要改信伊斯兰教,就会被解除奴隶身份,得到解放。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却信仰笃深,也许认为如果改变了信仰,等待自己的只有下地狱。进入到这个时代之后,本书上卷最后详述的志愿团体“修会”和“骑士团”仍在进行拯救活动。这两个团体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没有社会地位,绑架他们不会成为问题,当然也没有能力支付赎金的人从伊斯兰的“浴场”里拯救出来。

被俘的大量海盗当然要被送进监狱,但在如何送进监狱的问题上,多里亚和圣约翰骑士团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骑士团主张剃光胡须,剃成光头,而多里亚却认为可以直接关进监狱。不过,多里亚的嘴里没有说过一句尊重异文化之类现在的时髦话语,而只是说裹着头巾的胡须面孔辨认方便。多里亚认为红胡子仍然在海上横行,不能放任不管,于是命令再度出海,都未做休整。

但是当年并没有再次发生多里亚与红胡子的对决。丧失了一半军力的红胡子选择了回到北非的策略。这两个人也许在不为感情左右这点上很相似。

他们还有一点很相像。即使有着自己的军队,也会以使用这些军队的人即雇主的意志为转移。雇佣他们的是奥斯曼和西班牙、法兰西等国,当时都是16世纪以后兴起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