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说，历史不会因为个别人而改变。这个说法我赞成一半。至于另外一半，我认为历史存在着因个别人而改变的可能性。我至今忘不掉以前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在他著作中说的一句话。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构想出所有的政体形式。王政、亦被称为贵族政体的寡头政体、民主政体，还有共产主义体制，但是人类未能构想出没有领袖的政体。”

至今各国仍在采取措施应对针对政要的暗杀行动。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作为个体的某些人，他的想法或许会决定国家的走向。

黎凡特海战之后，奥斯曼在地中海的阵容很耐人寻味。

奥斯曼苏丹穆拉德的母亲是威尼斯人。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乌尔齐·阿里尽管已经理所当然地改信了伊斯兰教，但原本却是出生在意大利南部布里亚的意大利人。他年老退休后，在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静静地安度余生。苏丹穆拉德任命了新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负责地中海世界。这个人也是生于西西里的意大利人。

西纳姆帕夏本名为西庇阿·齐卡拉，在奥斯曼帝国改名。他原本是热那亚人，在热那亚的国内权力斗争失败后移居西西里，成为一个僻野的领主。既是领主，就有义务保护属民的安全。这个家族拥有两三艘自己的加莱船。与来袭的北非海盗作战是齐卡拉家族男人的传统。

在马耳他攻防战前4年、黎凡特海战前10年的1561年，齐卡拉家族的主人照例出海，迎战海盗。长子西庇阿同行，当时他才10岁。

那年的对手是臭名昭著的图尔古特。齐卡拉的船队吃了败仗，家族的主人当了俘虏。也许是图尔古特心情不好，他被投进了监狱，死在狱中。但图尔古特把同时被俘的儿子西庇阿送到伊斯坦布尔，献给了苏丹。

这个时期的苏丹还是被人称为大帝的苏莱曼。大概是苏莱曼对这个少年源自良好出身的高雅品位产生了深刻印象，把他的名字改为西纳姆，放在托卡比皇宫自己的身边养育。当然，让他改信了伊斯兰教。

西纳姆成长为一个苏莱曼所希望的青年。金发碧眼的西纳姆在黑发黑眼的奥斯曼宫廷中非常醒目。奥斯曼人都会因为他是地位崇高者的儿子而多看他一眼。苏莱曼给这个年轻人的待遇也与其他许多孩提时代就被掳来的原基督徒不一样。既没有让他做奥斯曼宫廷官僚，也没让他当奥斯曼新军士兵，一把他送进奥斯曼新军后，就让他当了队长，就像是顶尖候补生。

西纳姆顺利地出人头地，成了奥斯曼新军的军团长。他的名字成为西纳姆·阿加。阿加（aga）是“顶尖”的意思。

他后来青云直上，当上了分管波斯的大臣。苏丹把整个波斯地方的统治都交给了他。巴格达作为伊斯兰阿拉伯的圣都建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由于奥斯曼奥斯曼帝国的昌盛，伊斯兰世界的首都移到了伊斯坦布尔。但至今仍有许多伊斯兰教徒认为，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应该是巴格达。这里经常发生叛乱。可见波斯全境统治的好坏将给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带来直接的影响。因此，派遣苏丹最信任的人管理波斯已成惯例。

从这时起，昔日的西庇阿·齐卡拉开始被尊称为“西纳姆帕夏”了。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任。威尼斯政府得知酒鬼苏丹塞利姆野心勃勃地要占领塞浦路斯，便设计在东波斯发动叛乱，试图打击塞利姆对西方的野心。但是，西纳姆帕夏统治时期的波斯是那样的稳固，叛乱被扼杀在摇篮中。

西纳姆帕夏出色地完成任务，回到伊斯坦布尔。紧接着他又被派往多瑙河，全权统治奥斯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征服的匈牙利。我们不清楚他统治了多少年。这位西纳姆帕夏从1594年开始进入欧洲历史。那一年，苏丹穆拉德任命他取代退休的乌尔齐·阿里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9月，西纳姆帕夏统率着一支由70艘加莱船和30艘运输船组成的大型舰队，出现在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海域。从他还叫西庇阿·齐卡拉的时候算起，33年的岁月已经流逝了。

舰队春天离开伊斯坦布尔港，首先去了埃及。西纳姆首先要再次确认东地中海是奥斯曼帝国之海。然后再向西调转船头，船队驶过伊奥尼亚海出现在西西里海面，已经进入9月。到手的一份情报使他没有东去。

以“副王”名义统治西西里的时任总督只考虑按照上司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意志行事。当他得知西纳姆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后，立即把西纳姆尚在世的母亲鲁克蕾齐亚和继承了齐卡拉家族的弟弟及其一家投进了监狱。尽管监狱环境并非像地牢那般严酷，但毕竟还是监狱。如果总督认为此举能够牵制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行动，那就只能说他太幼稚了。

西纳姆帕夏和100艘舰船一起驶进了墨西拿海峡，从那里给身在叙拉古的“副王”送去一封信。亲笔信用意大利语写就。

内容委实简单明了，只有一句话：我想见母亲和家人，如果遭到拒绝，将把西西里各个港口城市变成火海。他让出生在西西里后改信伊斯兰教的原基督徒将信送给“副王”。

不要说拒绝，西班牙国王的家臣所能做的只有同意，以保持体面。西西里总督要求，齐卡拉一家人在西纳姆船上度过的那一天里，要扣押两名西纳姆的部下在总督官邸作为人质。西纳姆当即答应。

两位奥斯曼武将先从西纳姆派来的小型加莱船上登陆。然后，如今已经年迈的母亲和弟弟一家人上船。小型加莱船靠上了停泊在海面上的奥斯曼海军旗舰。一位中年汉子从旗舰放下的梯子上跳下来，和船上的母亲紧紧拥抱在一起。母子时隔33年后重逢。

那天，夕阳就要落入西西里群山背后，旗舰上又放下了梯子。儿子搀扶着母亲下了梯子，让老母亲在船上坐稳，然后返回旗舰。西纳姆只当了一天西庇阿·齐卡拉，在旗舰上目送着小型加莱船渐渐远离自己的视线。

继承了齐卡拉家族的弟弟受西纳姆之托给“副王”又捎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母亲鲁克蕾齐亚和齐卡拉一家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立时就让西西里化为焦土。

西纳姆帕夏就地向东调转船头。奥斯曼舰队离去了。

乌尔齐·阿里也在其他地方干着海盗勾当，但从来没有祸害过自己出生的故乡卡斯泰拉周边地区。在西纳姆帕夏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时期，西西里也没有明显受害的记录。这就是黎凡特海战之后开始笼罩地中海的气氛。

也许有人抱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乌尔齐·阿里和西纳姆帕夏都不曾想再次改做基督教徒呢？

的确，基督教方面曾经劝诱过他们。任何国家、任何组织都想把有能力的人才挖过来。

但这种劝诱从未成功过。如果我是他们的母亲，也会让他们千万别回来。

这是一个以反宗教改革先锋自许的宗教裁判发威的时代。这种宗教裁判是一种异端裁判，其目的不是审判原本就是异教徒的人。基督徒的信仰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且，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后，其信仰是否出自真心也有问题。这才是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inquisizione”的异端裁判所的目的所在。在意大利，首当其冲的是伽利略·伽利莱。在西班牙，镇压集中在被称为“Marannos”的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身上。

这个机构得到了罗马教皇的认可，称呼它的时候经常要加上“圣”（santa），叫作“圣异端裁判所”。自认为行为正义的人在裁判所内进行的特有的残酷拷问，遭到了有良心的人们的厌恶和忌讳。

然而，不论怎样厌恶忌讳，这个时代的意大利除了威尼斯共和国之外都处在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西班牙在被拿破仑征服前，一直在不停地搜寻异端。拿破仑下台后立即重新开始这一行为。这是一个信仰偏激的国度。在西班牙统治的时代，意大利对改信伊斯兰教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可以改回信仰的地方。

研究专家们也说，生为基督徒而改信伊斯兰教的人，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在伊斯兰海盗横行的千年中肯定有数百万之多。

乌尔齐·阿里和西纳姆帕夏二人作为这些人中的代表留名史册。众多的人默默无闻地融入了伊斯兰社会，在历史上没有留下痕迹。

但是，“伊斯兰的宽容”与“恺撒的宽容”不是一回事，后者并不要求个人信仰。伊斯兰世界的“宽容”只是容忍基督徒在伊斯兰社会生存，而绝对不能容忍他们以基督徒的身份统率阿拉伯和奥斯曼的伊斯兰教徒。伊斯兰社会的要职最终只向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开放。这意味着，如果一直保有伊斯兰教以外的信仰，就必须做好精神准备，在伊斯兰世界只能做二等公民。既然一神教存在的前提在于不承认其他诸神，这种做法在逻辑上便是合理的。不过这与不允许伊斯兰教徒居住的基督教世界以及中世纪、近代的基督教世界相比，虽说有附加条件，却也相当宽容了。

黎凡特海战之后的地中海世界与不断发生激烈冲突的战前相比，实际上已变得安定起来，尽管这种安定微不足道。

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不能归于奥斯曼方面三个拥有意大利血统的人。形成这种状态的真正原因是，东方的奥斯曼帝国西进的兴趣降低，西欧各国的兴趣已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冲突总是在当事双方都有兴趣的时候才会发生。

所以，并非因为没有了冲突，被视为已经没有记载价值的绑架老百姓事件就会全部消失。

“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创建于中世纪，目的是拯救被绑架到伊斯兰世界强制劳动而吃尽苦头的人们。他们在这期间也一直在坚持活动。不论在任何社会，总有人被国家和组织的保护所遗漏。人们不能安居在海边的时代此后又延续了150年。这些组织出于拯救被绑架而付不起赎金的人们的愿望而设立，一直到1799年以后才解散。这时，离法兰西爆发大革命已经过去了10年。

即便如此，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居住条件已经有了些许改善。这一点反映在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瞭望塔的建设方面。

在内地建塔，要能看得见耸立在海边的塔上升起的白烟。再往内地去建第三座塔时，所隔的距离要能看到第二座塔的白烟。按这样的方法建起第四座、第五座塔的地方，在海盗袭击频繁的时代都是人们隐居的地方。随着海盗袭击的减少，这个系统不再只用于逃跑，也开始用于通知大家何时可以返回海边。

居住在海边的人们就这样，从在山里寻求安居之地变为往返于海边与山地之间：夏天住在山里，从秋天到第二年春天住在海边。如果在以前，要想在海边建造住所，除非领主，其他人不可能做到。领主可以建造坚固城堡，四周安排大量士兵保护。而现在，老百姓也渐渐开始可以拥有海边居所了。

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叫“borgo”，源于罗马帝国末期拉丁语中的“burgus”，意思是位于城墙围绕的城镇之外的村庄。这个词似乎起源于原本是北方蛮族语言的凯尔特语。

但是进入中世纪，对居住在濒临地中海的人们而言，“borgo”一词的意义已经演变为躲避北非海盗而隐居的村庄。

17世纪起，人们开始渐渐从“borgo”返回海边，尽管随着适航季节的变换，还会往返于海边与山地之间。如果是现在，来回往返可以避暑避寒，多么惬意。但在当时却生死攸关，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如今，意大利南部、西西里、撒丁海域附近的很多村庄还会在盛夏时节举行村祭。全体居民一道欢度村祭，连移居海外的人们都会回来参加。

在村祭仪式上，祭祀队伍在安放于村镇教堂中的、多为拯救人们逃脱海盗之难的圣人圣女像的引领下，沿着山路从村镇前往“borgo”，在那里做弥撒，然后再回到海边村镇。这种祭祀游行在整个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如今已经不再有海盗来袭，这种形式已经失去了意义，只保留在夏天地中海沿岸的村祭活动中。

即使在遥远的过去，有出海历史的城镇一定都会充分利用海盗开始转攻为守的时机。

阿马尔菲是活跃在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意大利四大海洋城邦国家的领头羊。尽管沿海美丽的小城镇现在已经完全用于观光，但如果留心观察旧市街，一种回到抗击海盗时代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撒拉森塔耸立在大海附近和悬崖半腰。主教教堂（duomo）外观富丽堂皇，令人缅怀往返东方广做贸易的富裕时代，主教教堂有多条用于逃跑的路径。曲折蜿蜒的小路让人想起卡斯巴城，但却不是阿尔及尔那样的卡斯巴城。沿着各家各户门前的昏暗狭窄的小路前行，眼前会突然出现一小片空地。小空地只与另外一条小路相连，周围被墙高窗小的房屋包围。如果放下铁门封死这两条小路的入口，入侵者即刻就会变成口袋里的老鼠。

这里多条小路可以通往城外，穿过葡萄地就能逃进深山。

阿马尔菲自从被挤出拥有自己的海军积极打出去的海洋城邦国家的行列以后，其城镇建设不得不以防御伊斯兰海盗为第一目的。阿马尔菲曾经的对手比萨也是如此。这样的建设格局延续到现在，是今天阿马尔菲的魅力之一。

阿马尔菲也有几个称得上“borgo”的地方，我认为其中最为理想的是今天仍不失为最高级避暑胜地的拉韦洛。

作曲家瓦格纳造访的时代，只能骑在驴背上晃晃悠悠地在山路上前行。现在，山路已通了汽车。不过，一看城镇式样马上就会明白，凿山通隧道之前的拉韦洛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地方。与防御第一的阿马尔菲不同，拉韦洛的房屋和小路都造得很开放。

传说，帝国末期的罗马人为躲避北方蛮族逃到此地，隐居在拉韦洛，这就是拉韦洛的起源。进入中世纪后，拉韦洛很快归于阿马尔菲的统治之下，成了阿马尔菲人躲避外敌的避难之所。

拉韦洛位于崎岖山路尽头的临海高崖之上，是躲避海盗的理想隐蔽之所。从海上绝对看不出有人居住，但站在悬崖边上向下看，阿马尔菲的港口和近海尽收眼底，仿佛触手可及。如果从拉韦洛观察，不用依靠撒拉森塔传递消息便可知道海盗是否离去。这样的“borgo”安全隐蔽，海上根本看不到，这就是拉韦洛在迷倒北欧艺术家之前存在的理由。

乘游艇或者客轮游览地中海便可一目了然。从西班牙东岸出发，经过法兰西南部，到达亚平宁半岛，再沿意大利西岸南下，如果还能看到科西嘉、撒丁、西西里等岛屿，你就会感到今昔差别甚至会感到冲击。

地中海波涛冲刷的所有地方如今都成了旅游观光地。人们也许想象不到，这些地方曾经都是深受海盗祸害而无人居住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建筑最早也是建于巴洛克时代，一般都是19世纪以后建造的。了解了这一点，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很少有更早以前的建筑呢？

巴塞罗那、马赛、热那亚、比萨、拿波里、叙拉古、巴勒莫等地留下了很多古建筑，其原因是这些海港城市拥有自卫能力。其他城镇村庄的建筑都建于不用再担心海盗危害的时代。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如果撇开自北非来袭的伊斯兰海盗，地中海世界从7世纪开始到18世纪这1 000多年岁月的历史便无从谈起。

每次从海上眺望这些观光地时，每次见到如今已经用作餐厅和夜间俱乐部的撒拉森塔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所谓“和平”（Pax）首先是保障普通百姓的安全。我还会带着不由自主泛出的苦笑去想，人只是一种只要能保障安全就会自己活得很好的动物。

1740年，奥斯曼以国家的名义签署了全面禁止海盗行为的《海盗禁令》。

这时，海盗再也不是受到官方支持的“corsair”了，又成为只为私利的“pirate”了。

1816年，北非的主要城市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尔，即曾经的海盗三大基地也实施了禁止海盗的法律。

1830年，法兰西开始对阿尔及尔进行殖民化统治。

西欧各国对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进行殖民的帝国主义时代来到了。

1856年，《巴黎海战宣言》（Paris Declaration on Naval War）公布，宣告严禁一切海盗行为，不论是“corsair”，还是“pirate”。

禁止海盗行为成为国际间的协议。

这样一来，至少在地中海世界，海盗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