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7年东西方历史教科书上以“卡诺萨之辱”而著名，此事令西欧的善男信女为之惊愕。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反对皇帝亨利四世的人事任命而发端，教皇最终对无视教皇反对意见的皇帝处以开除出教会的绝罚。

绝罚的威力在于，受绝罚者所有的社会关系必须从此将其视为基督徒的敌人。由于中世纪西欧人信仰的深刻，家臣和兵士自然就离开了受到绝罚的主人。因此，绝罚就意味着被整个社会全面地流放。

即使是年轻气盛的亨利四世，也在绝罚的重压之下最终屈服了。

从德意志秘密进入意大利的亨利四世，一个人来到教皇驻跸的卡诺萨城堡门前。身穿粗布服装、赤裸双脚的亨利四世，伫立在连续下了一个月的大雪中，只为了乞求教皇原谅自己的罪过。

卡诺萨城堡是在意大利中部拥有广大领地的玛蒂尔达伯爵夫人居住的城堡，夫人以同情改革派而广为人知。城堡中的广场上遍布着熊熊燃烧的火炉，把城堡炙烤得温暖怡人。城中寓居着洋洋得意的57岁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此同时，城堡内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窗外雪地中一个人站立着的27岁的年轻皇帝。

这次“卡诺萨之辱”是将教皇的权威与权力展现在西欧全体基督徒面前的一次大事。事件最终以教皇同意解除绝罚而告终，成为教皇在世俗权力面前的一次大胜利。

然而，之后的事件在历史教科书中就没有记载了。此后的8年是亨利四世不断清除格列高利七世权势的8年。对于一名年轻气盛的男子来说，虽然在众人面前受辱不能说是聪明的做法，却也表现了他在格列高利七世面前坚强的意志和政治手腕。

虽然后来格列高利七世被罗马教会列为圣人，他却在匆忙逃离梵蒂冈宝座之后孤独地客死在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

至死之时，这位教皇留下了“我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因此遭到流放而死”的话。然而，格列高利口中的“正义”，不过是凌驾于整个天主教会之上的罗马教皇宝座而已。

继格列高利之后成为罗马教皇的维克多三世尽管性格温厚，仍不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改善关系，上任两年之后郁郁而终。此后选出的教皇就是乌尔班二世。公元1088年春天，这位当选教皇的修士年仅46岁。

身为整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罗马教皇，在中世纪时并没有现在的教皇每星期日到聚集着信徒的梵蒂冈圣彼得广场，宣讲如何和平而正直生活的那种安逸。

所谓中世纪，说好一点儿是群雄割据，而实际上则是完全凭实力说话的没有秩序的时代。作为上帝在人间代理人的罗马教皇，并无法保证自己过上安逸的日子。

格列高利七世死在南意大利的萨勒诺，而乌尔班二世被选举为教皇的地点，也在萨勒诺附近的小城特拉齐那。在那个特殊时期，教皇的死也好，通过选举成为教皇也好，都只能在罗马之外了。当时亨利四世只有38岁。这位不能忘记卡诺萨之辱的神圣马罗帝国皇帝，在依靠军事力量驱逐格列高利七世的同时，为了造成教会内部的分裂而选出了与之对立的教皇，并自此制定了瓦解罗马教皇权威的策略。

然而，经过考虑之后，乌尔班二世公然自称为格列高利七世的继承者，他采取的对策可谓巧妙。与亨利四世以在雪中伫立而取胜相比，乌尔班让对手很容易就陷入无法出手的状态，最终战胜了对方。而他的策略就是去拥有对手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军队。

罗马教皇是不允许拥有军队的，因此他们只有利用他人的军事力量。而乌尔班二世利用的这个“他人”，就是一直试图驱逐亨利四世、救援格列高利七世的南意大利的诺曼王朝。附带说一句，格列高利七世去世之地萨勒诺和乌尔班二世被选为教皇的特拉齐那，都位于统治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诺曼人统治下的地区。

即位教皇的乌尔班二世与200年前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西西里地区的诺曼王朝关系非常紧密。而枢机主教群集的公会议也并没有在亨利四世支持的对立教皇克力门三世所在的罗马召开，却选择了诺曼人控制下的特拉齐那。

此外，乌尔班二世在上任之后8个月才得以在诺曼兵士的簇拥下进入罗马。而这时他还只能在罗马城外的台伯河中的小岛上短期居住，不能接近圣彼得大教堂和教皇的宫殿拉特兰宫。因为当时这些天主教会最重要的设施还处在亨利四世和对立教皇克力门三世的控制下。

罗马教皇从四世纪开始，就一直居住在率先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所赠送的拉特兰宫中。而乌尔班二世成为了第一位无法踏足拉特兰宫的教皇。这就是天主教会最高领袖在法国号召十字军东征之前的实际处境。因此，教皇所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是如何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强大实力面前维持自己的权威。

然而若论起在此时的政治迷局中生存，无论是皇帝、国王还是诸侯，都比不上教皇的消息灵通。毕竟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教士遍布，而主教则在各个教区有效统率着他们。在君主近前必然活跃着他们的忏悔神父。因此，教皇可以通过联络各个地区枢机主教，直接控制修道院。而各地的修道院又是当地经济生产的枢纽。

神圣罗马帝国、罗马教皇国和意大利诺曼王朝的领土（11世纪末）

如果枢机主教不驻在罗马，而在各个教区往复移驻，从这些地区产生的各种信息就可以通过他们逐渐汇集到教皇身边。为主教收集信息的人包括商人和僧侣，而在中世纪，这两种人的信息是最为可靠的。而商人和僧侣之间又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两者往往是同一商业行为的买方和卖方。由于存在这种情况，从大范围的策略运用来看，谁也不如教皇的位置有利。而且与世俗君主相比，教皇身边拥有更多博学之士。

乌尔班二世在从就任教皇到在法国发起十字军东征的7年间，完全不曾踏入罗马一步。这段时间内，38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进入了不惑之年的45岁，但他丝毫没有改变对乌尔班二世的敌对策略。尽管此间教皇在意大利各地辗转往来，这位头脑明晰的基督教世界改革者却因为情报不足，始终未回到罗马。毕竟，与世俗君主仅仅关心自己领土的情况相反，教皇的心中并非只有罗马一城一池，而是心怀天下。因此，影响此后整个世界的大事件在当时的欧洲接踵而至。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1066年。

由此引起了欧洲西北部全境的大变动。

另一部分诺曼人则将穆斯林赶出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1072年。

由于伊斯兰教势力曾经迫近到距离基督教大本营罗马一周路程的地区，诺曼人收复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对世界历史有着很大的影响。此事在欧洲被称为“解放”而不是征服，是因为诺曼人将原信奉基督教的地区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格列高利七世、乌尔班二世等人最终都依靠在南意大利建立政权的诺曼王朝，并不仅仅是因为该王朝是附近具有军事力量的君主，还因为他们承认诺曼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击败穆斯林的功绩。

“卡诺萨之辱”——1077年。

对教皇和皇帝权限范围的争议，并未随着这一事件的结束而解决。而乌尔班二世在此后陷入了在法国与皇帝亨利四世斗争的居无定所的15年流亡岁月。改革派教皇在卡诺萨所采取的强硬政策，使自身吞下了恶果。根据学者的研究，乌尔班比格列高利更善使政治手腕。他不仅通过借助诺曼人的军队，使用了其对手亨利四世所拥有的力量——军事力量，还通过施展仅为教皇自己拥有而皇帝不具备的力量来削弱皇帝。毕竟，无论拥有再强的军事力量，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无法自称拥有上帝授予的君权。

收复托莱多——1085年。

当亚平宁半岛南部受到8世纪伊斯兰教势力急剧扩张影响的同时，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分也被穆斯林占领。随着此后200多年间伊比利亚半岛上基督教国家的“再征服”（Reconquista）过程，到11世纪末，基督教势力重新占据了西班牙中部地区。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这条西班牙战线是抵御伊斯兰的“圣战”。毕竟，西班牙的基督徒在进行着为守卫朝圣者数量不亚于耶路撒冷与罗马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圣城的斗争。在200年历史的十字军东征中，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前往东方。毕竟，先在自己家门口完成“圣战”，才有到此外的地区参加“圣战”的空闲。

基督徒在意大利成功驱逐穆斯林，无疑令罗马教皇喜出望外。而西班牙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响应教皇提出的十字军东征。伊比利亚半岛“再征服”运动带来的热忱，在西班牙人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一部分法国人心中涌动。而欧洲全体基督徒心中的热情，也就由此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