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阿克之后，腓特烈二世再次派出了密使，与阿尔·卡米尔交涉。两位密使都是长期居住在中近东的封建领主，能够自由运用阿拉伯语交谈。两人前往苏丹当时的驻跸地纳布卢斯。腓特烈的外交努力，在刚刚来到阿克接受人群欢迎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阿尔·卡米尔之所以来到纳布卢斯，是因为一年前穆阿扎姆之死引发的叙利亚的群龙无首，使埃及苏丹有了将整个叙利亚据为己有的机会。腓特烈来到之前，阿尔·卡米尔已经成功兼并了叙利亚。

阿尔·卡米尔还有一名兄弟，与穆阿扎姆同龄的阿尔·阿斯拉夫，从亡父阿拉迪尔那里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统治权。这位兄弟对长兄占领叙利亚的行为无法容忍，正准备与阿尔·卡米尔对抗。

腓特烈进入巴勒斯坦时，阿尔·卡米尔正在与阿尔·阿斯拉夫协商，希望能够化解矛盾。此时的埃及苏丹，正处在两难的境地。

阿尤布王朝的苏丹一直墨守创始人萨拉丁的策略，与哈里发保持较远的距离。当时穆斯林眼中的哈里发形象，可以从他们流传的一句“罗马教皇就是基督徒中的哈里发”中窥见一斑。做为最高的宗教领袖，在萨拉丁以前，巴格达和开罗各有一位哈里发。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属于逊尼派，而开罗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则是什叶派。

萨拉丁在开罗哈里发死后，终止了法蒂玛王朝，并未指定新的哈里发。这一状态在阿尤布王朝的后两位苏丹阿拉迪尔和阿尔·卡米尔在位期间一直持续。

阿拉迪尔临终时将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权委托给自己的儿子阿尔·阿斯拉夫。他的驻跸地摩苏尔，处在距离巴格达不远的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带。这就使他比远在开罗的长兄离哈里发更近，也因此更容易和哈里发及其周围的伊玛目们相互影响。

阿尔·卡米尔深知，在与阿尔·阿斯拉夫争夺的时刻，自己在与腓特烈二世的谈判中并不处于有利的位置。因此，早在一年前腓特烈未曾出发时，苏丹就提出了“返还耶路撒冷”的和谈条件。然而耶路撒冷毕竟也是穆斯林的圣城。将圣城拱手让给基督徒，自然会遭到拥有哈里发支持的阿尔·阿斯拉夫强烈的反对。

但以埃及为基地的阿尔·卡米尔又不能无视腓特烈二世的军事力量。

一直所向披靡的青年皇帝所率的精锐集团，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带着可以在尼罗河上通行无阻的舰队造访中近东。如果这支舰队满载骑兵和步兵沿尼罗河上溯，出现在开罗的市中心，对阿尔·卡米尔来说不啻是一场噩梦。苏丹刚刚取得叙利亚，又在努力改善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关系，此时如果大本营出了闪失，就相当于前功尽弃。

于是，阿尔·卡米尔接受了腓特烈二世再次和谈的请求。他再次任命曾经面见皇帝的埃米尔法拉丁全权负责。法拉丁的上次出使，已经在腓特烈面前完整表达了苏丹的意思。

但此时阿尔·卡米尔同意和谈，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苏丹完全知悉皇帝在西欧的现状。教皇对皇帝的绝罚尽人皆知，而腓特烈所在的阿克也已经分裂为教皇派和皇帝派。

苏丹还知道，皇帝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地跟教廷直辖领地接壤。如果深深憎恶皇帝的格列高利九世出兵进攻意大利南部，腓特烈二世一定会归国抵抗的。

作为书写历史的我们，总能深深地感到一点，那就是无论什么信息，信息只对认识到它重要性的人重要。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对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来说，都是一样的。同是基督徒，有善于利用信息的教皇和王侯，也有不善于利用信息的。而对于同在基督教世界从事贸易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来说，前者就比后者更为善于利用信息。

正如古罗马伟人恺撒所说的：“没有人可以认识到事实的全部。大多数人只看得到自己想看到的事实。”

而能够充分利用信息的人，则是能直视自己不愿看到的事实的。

巴格达的哈里发和周围的伊玛目们也好，美索不达米亚的领主阿尔·阿斯拉夫也好，他们都知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已经率领大军来到了巴勒斯坦。他们也知道皇帝受到了教皇的绝罚，迟早会有一天不得不返回欧洲去。

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位皇帝拥有能直捣开罗的强大军事力量。只有阿尔·卡米尔注意到，次年春天，马耳他出生的海军将领恩里科又率领20艘船来到了巴勒斯坦。

1228年秋天再次开始的谈判，在阿克城外皇帝的营帐内进行。全权代表苏丹的年轻埃米尔法拉丁，以务实的态度与腓特烈二世积极沟通着。二人一边下棋，一边亲切地交换着意见，谈判桌旁洋溢着轻松的气氛。

手拿着棋子的腓特烈抛出一个个重要问题，法拉丁无法完全确知苏丹的决意，因此只能闪烁其词，见招拆招，小心翼翼地回答。双方这样的反诘，往来了好几次。

由于这次谈判完全以阿拉伯语进行，在十字军一方并没有关于谈话内容的记载。完全不理解对话内容的书记官，只留下了一句“双方一直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