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跸阿克的耶路撒冷牧首，以激烈的言辞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辩解说，和议的达成，收回了原来一直在异教徒手中的耶路撒冷，朝圣者也就因此可以方便地前往圣城了。牧首对此充耳不闻。

在即刻写成的书信中，耶路撒冷牧首向教皇做了如下的汇报：

这位皇帝完全不配做基督徒的皇帝，以无能二字概括绝不为过。在撒拉森人面前，他完全不敢强硬起来，只是不停地感谢对方。对这种毫无信仰之徒，我只想表达自己的轻蔑。

对牧首杰拉德来说，无论是议和，还是腓特烈二世对异教徒的尊重，以及与穆斯林共存的观念，都是无法接受的。

教皇读罢牧首的来信，对腓特烈的评价更加负面。至于解除对皇帝的绝罚，此时看来是不大可能了。

对教皇和耶路撒冷牧首来说，皇帝与异教徒的谈判，对于皇帝的基督徒身份来说，是极大的错误。他们坚持认为，圣城耶路撒冷的“解放”，决不能通过与异教徒的协商解决，而必须以基督徒的流血牺牲为代价实现。

除了神职人员以外，在中近东的基督徒中间，反对此次和议的主要是圣殿骑士团的团员。自创立以来，圣殿骑士团就以没收的阿克萨清真寺作为总部。自从萨拉丁夺回耶路撒冷以后，圣殿骑士团就一直处在没有总部的状况下。腓特烈二世此次将包括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区域交给穆斯林，使圣殿骑士团在其创建42年之后回归总部的愿望化为泡影。

当然，也有许多基督徒为和议的达成感到高兴。专程从欧洲远道而来的朝圣者，首先为和议达成而欢呼。当腓特烈的军队放行之后，他们从各个城市一齐涌向耶路撒冷。

此外，除皇帝直属的条顿骑士团之外，中近东本地的医院骑士团也与腓特烈通力合作。当和议达成之后，皇帝从雅法出发去周边的城堡视察时，医院骑士团的团长常常陪伴在他左右。

还有长期居住在巴勒斯坦海港城市的商人，由于和议的达成极大便利了他们的经营活动，也对来之不易的和平极为赞同。

但总的来说，比起声势浩大的反对者来说，赞成的声音还是要弱得多。腓特烈在反对声浪的面前，只得低调行事。从2月到3月之间，他都一直专注于视察各地城堡和防御工事的加固事宜。

回顾历史，从基督徒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的萨拉丁，曾经对狮心王理查庄严承诺，保证前往圣城朝圣的基督徒的自由和安全。继承其兄王朝的阿拉迪尔，也奉行相同的路线。但这两位领导人都没有将耶路撒冷拱手相让。

在萨拉丁和阿拉迪尔统治的岁月里，同为基督徒和穆斯林圣城的耶路撒冷，作为穆斯林控制下的城市向基督徒开放。从理查与萨拉丁之间和议到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尔之间和议的37年间，即便是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也保持着这一状态。

之所以阿尔·卡米尔要冒险选择完全让渡耶路撒冷，只是因为这一冒险对苏丹有利。

毕竟，时间是对苏丹最为有利的因素。因为无人不知，腓特烈二世并不会长久滞留在东方。

我的思绪直飘到十字军东征1000年前罗马皇帝哈德良统治的时期。当时尚没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哈德良面对的是生活在当地的犹太人。

镇压罗马帝国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犹太人起义的哈德良皇帝，流放了耶路撒冷城内的犹太教徒。犹太人可以在帝国境内各处居住，但唯一被禁止进入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哈德良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认为犹太人在其他地方能够与各民族共生，而在耶路撒冷城内却会愤而起义。

哈德良皇帝不仅流放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还将这座城市改名为埃利亚·卡比托利那（Aelia Capitolina）。他还下令重建城内半个世纪前罗马皇帝提图斯破坏的大神殿，并将其变为祭祀罗马诸神的万神殿。

埃利亚这一名称，得自哈德良的家族名（nomen）埃利乌斯（Aelius）。而“卡比托利那”则得自罗马城的七座山丘之一卡比托利诺山（Capitolinus），相传是神居住的区域。因此，埃利亚·卡比托利那的名字，带有“哈德良所建神殿”的意味。

至于古罗马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为什么对耶路撒冷改名，并未得到史家的记载。作为一神教圣地象征的耶路撒冷，在其他民族看来，总有别的名字可以替代。罗马人自己的信仰是多神教，因此希望以多神的信仰，来取代当地的一神教。

然而，埃利亚·卡比托利那不过是个短命的名字。随着4世纪初基督教势力抬头，基督徒将圣城的名字改回了耶路撒冷，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基督徒成为城市的主人。

又过了300多年，当东罗马帝国的领土被新生的伊斯兰征服运动席卷之时，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从此以后直到十字军东征的时代，耶路撒冷再次易手。

对比哈德良皇帝这位多神教时代的罗马公民，苏丹阿尔·卡米尔则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如果不考虑宗教和时代的差别，作为一国之君的阿尔·卡米尔做出的决定，是否有如下的考虑呢——

如果耶路撒冷一直处于伊斯兰世界的控制之下，欧洲的基督徒会一直不停地保持对圣地的亢奋和觊觎，新的十字军会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涌来，并导致一次次的战争……

恐怕腓特烈二世在和谈期间也会明示这一点吧。比十字军更亢奋的罗马教皇和整个天主教会，给皇帝带来巨大的麻烦。他直白的建议，也会促使阿尔·卡米尔做出让渡圣城的决定。

不过，与腓特烈谈判的苏丹，并非除了让步以外别无选择。在和约签署之前，阿尔·卡米尔自然会预料到，自己的决定将会带来整个伊斯兰世界暴风骤雨般的反对。毕竟自己的伯父和父亲都不曾冒这样的政治风险。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当初迎击第五次十字军时，阿尔·卡米尔刚刚取得自己的基地埃及的领导权，实力还不够强大。对他来说，十字军如潮水一般一次次涌来，跟中近东当地的基督教徒不断合流，并非难以预见的事情。为了防止十字军再次入侵，把耶路撒冷交给基督徒，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

以上的种种，不过是我个人的想象罢了。我只是觉得，无论双方的宗教信仰有多么不同，理解与协调的余地总是存在的。

想象归想象，我们还是应该探究一下阿尔·卡米尔做出决定的真实原因。

有些研究者从50岁的阿尔·卡米尔对比自己年少15岁的腓特烈二世的好感入手。由于同情腓特烈两次遭绝罚的命运，苏丹对他网开一面。但如此的理由显然并不充分。

将除了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伊斯兰区”之外的整个耶路撒冷拱手让给基督徒的决定，使阿尔·卡米尔这位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冒着巨大的风险。他不仅遭到同时代人的反对，直到800年后的今天，这一事件还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被当作“屈辱”对待。

“腓特烈-阿尔·卡米尔和约”在苏丹冒着巨大风险的前提下完成。而且，腓特烈二世自己也面临着相当的风险。与苏丹不同，年轻15岁的皇帝，将带着这一风险所导致的结果终其一生。

回想狮心王理查也曾经与异教徒签署和约。但理查一世是在与萨拉丁进行了一番殊死搏斗之后，握手言和的。腓特烈二世却一次也没有跟异教徒作战，就签订了和约。

因此，对未能夺回圣城的理查，教皇选择了正面的评价和宽容的态度，倒是成功得到耶路撒冷的腓特烈，却遭到了教皇的抨击。

追根究底，在教廷看来，无论是圣地巴勒斯坦还是圣城耶路撒冷，都是必须依靠基督徒流血牺牲才能得到“解放”的。正因为如此，全体参加十字军的基督徒，才能一次性地得到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