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陷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一时间没有了基督徒的踪影。但这一状态很快发生了变化。基督徒重新出现，并不是因为西欧天主教会希望他们回去，而是胜利者——穆斯林们的要求。

阿克之战后10年，1302年，马木路克王朝苏丹和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签订了友好通商协定。

虽然发动“吉哈德”时苏丹号召过，要把“不信仰者”一扫而光，他却无法忽视本国生意人希望与“不信仰者”通商的愿望。

以阿拉伯人为中心的穆斯林商人，在十字军东征的200年间，已经离不开与西欧的贸易了。

地中海东岸盛产各种高级的奢侈品，普遍价格很高，就连穆斯林也只有上层才买得起。而此时的西欧雨后春笋般崛起了许多城邦国家。西欧国家内以自己的才智和技能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阶层逐渐发展起来。伊斯兰世界生产的著名的大马士革毛纺品，只有埃米尔级别的高级官员才能穿着。然而这类纺织品已经成为意大利各邦国上流社会的主要服饰。

阿拉伯商人自然不愿失去潜力无限的意大利市场。同样，在双方贸易中获得巨大利润的意大利商人，也并未因为阿克失陷而放弃贸易的企图。

此时回到地中海东岸的意大利商人，在自己的居留区内不再有十字军东征时代享有的治外法权。但随着商馆的建造，当地埃米尔承认其以此为贸易据点的贸易自由。于是，意大利商人陆续回到了中近东各地。

但无论是威尼斯人还是热那亚人，与中东当地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点在积极进取的威尼斯人那里尤为明显。

意大利人不再以一城一地集中的方式进行贸易，而是完全分散开来，跟穆斯林进行贸易活动。

虽然威尼斯人跟马木路克王朝的苏丹签订了双边通商协定，威尼斯商人实际活动的地区却并不仅仅在埃及的开罗和亚历山大。无论是君士坦丁堡、叙利亚还是巴勒斯坦，到处都有威尼斯商船活动的据点。对于彼此不能建立完全信用的贸易对象，最好的贸易方式，大概就是完全分散活动吧。

况且对商人来说，如果要分散风险，同时又获取较高的利润，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资本尽可能多地分散投资。

此时的威尼斯人，进一步加强了原有的“有限责任股份”（Colleganza）制度。这一词汇的直译是“连带”，是将与贸易和运输无关的威尼斯共和国公民变为个人投资者的股份制。

于是，当威尼斯商人的资本汇集起来之后，他们的购买力就大大超过了以血缘为资本组织方式的阿拉伯人和犹太商人。热那亚人也采取了和威尼斯人相同的制度（称为Commenda）——这些意大利的商人将“信用”从血缘者之间扩大到了其他人，为追求利润迈出了第一步。商业的目的是将劳动所得作为私有资本而积累起来，而不是建立信赖关系。

积累资本的威尼斯共和国，在出口利润丰厚的高级产品的同时，也为了遵守合约期限而进行投资。威尼斯商船队的主力，是拥有为数众多划桨手的桨帆船，其人力成本远高于一般的帆船。桨帆船的划桨手，就是船只的发动机，船队受风向变化的影响很小，航海的变数不大。因此，威尼斯人商业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与贸易对象的关系。

无论是分散风险，还是严守合约期限，准确的商业情报收集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一时期的威尼斯共和国以情报立国，令后世大英帝国的谍报人员由衷赞叹。

而基于商业情报做出迅速决断的必要性，则通过高效的政策决定过程而实现。这一决策过程是在阿克陷落之后6年成为现实的。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除了提高统治能力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此外，威尼斯共和国还不断提升本国的海军力量。这样一来，它就能安然度过十字军东征失败所带来的危机。

十字军东征以后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贸易网络

十字军东征以后热那亚在东地中海的贸易网络

威尼斯共和国由此跻身经济大国的行列。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逐渐取代了拜占庭金币和伊斯兰世界的各种第纳尔货币，成为地中海世界和西欧的国际通用货币。杜卡特这种世界货币充斥于各大城市——从开罗、君士坦丁堡以至巴黎、伦敦，莫不如此。

商业的繁荣为意大利各个城邦国家的市民走向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文艺复兴，正是这一阶段崛起的中产阶层自己生产的文化与文明。

十字军东征以后比萨在东地中海的贸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