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局接近尾声时，弗朗茨一心想着必须尽快回到主君身边，便下令召集起了城里的预备部队继续作战。君士坦丁堡陷落时，他和身边的希腊兵被蜂拥而来的土耳其兵包围，一起成为俘虏。他的身材毫不起眼，一如他那直爽朴素的性格。他也没有配备与其身份相称的武器。土耳其兵似乎完全没有发现刚刚抓到的这个人不仅是拜占庭帝国的财政大臣，还是皇帝的第一亲信。

弗朗茨被当成了一介士兵，同其他俘虏绑成一串，排成两列后被带到城外土耳其大营分配给了士兵。之后，他们就像一群牲口一样，在成了他新主人的土耳其士兵的帐篷外过了一个月。穆罕默德二世把管理这座刚刚征服的城市的工作交给一位重臣，自己则于6月22日离开君士坦丁堡回到阿德里安堡。弗朗茨也在长长的俘虏队伍中随胜利者去了阿德里安堡。据说因为囚犯太多，苏丹的白马消失在地平线以后，俘虏队伍的尾巴还没出君士坦丁堡的城门。

在这段时间里，弗朗茨满脑子想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皇帝遗体的下落。皇帝英勇作战，最后战死的情况也像风一样在囚犯中间流传，没人置疑，但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准皇帝遗体的下落。弗朗茨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被捧到苏丹面前经希腊重臣们亲眼鉴定的头颅就是皇帝的。他自己已和其他俘虏被绑成一串，不可能去悬在圆柱上的那颗头颅前确认。弗朗茨心想，自己忠心侍奉的皇帝以这样的方式迎来了符合一国之君身份的死亡，君士坦丁十一世无愧为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只此一件事自己也足可欣慰了。

还有一件事情他放心不下，那就是寻找自己的妻子、儿子和女儿的下落。这几乎是所有当了土耳其囚犯的希腊人的心事。有心人不缺消息，他很快就了解到，妻子已经为其他土耳其人霸占。到达阿德里安堡后，他很快又知道了儿子和女儿的情况，他们在苏丹亲自选定的宫廷用奴隶之列。

弗朗茨成了苏丹马夫头目的奴隶之后，最先要做的事就是赎回自己的自由。居住在仍由希腊人统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以及已经处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人，都在尽力救援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成为奴隶的同胞。在开始奴隶生活的第18个月，弗朗茨从他们中间的一个人那里借了钱赎回了自己的自由。接着，在了解弗朗茨长年献身工作的人们的大力帮助下，他的妻子也被赎回。

可是，关于儿子和女儿，弗朗茨却得到了悲伤的消息。女儿被送进了苏丹的后宫，不久便死在了那里。他还被告知，14岁的儿子也因拒绝苏丹的命令而被杀害。

弗朗茨已经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土耳其人的国度了。他与妻子相伴，投靠了领有伯罗奔尼撒半岛部分领土的拜占庭皇帝的弟弟托马斯·帕里奥洛加斯。他在那里被授予官职，定居下来。1460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这个地方，他便随托马斯逃亡到了威尼斯领土科孚岛。后来几年，他作为帕里奥洛加斯流亡政权的一员，被派往罗马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各国担任使节。1468年妻子去世后，他便进了修道院，过起了修道士的生活，动笔写作《回忆录》直到1477年去世。由于弗朗茨的地位，这份回忆录一直是了解拜占庭帝国最后时日的希腊方面最重要的史料。

弗朗茨认为宰相诺塔拉斯是让自己无比敬爱的皇帝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心中窃恨。可诺塔拉斯后来的命运却极具别种意义上的戏剧性。

诺塔拉斯率重臣倒戈投降，他的身份，在谁的眼里都是明明白白的。人们传说，拜占庭宰相捧着金币和财宝跪在征服者面前。且不论这是否是事实，当时穆罕默德二世的确厚待了诺塔拉斯和其他投降的重臣，还探望了病中的诺塔拉斯夫人，因此使得诺塔拉斯这名身份高贵的囚犯对自己的命运抱有光明的希望。可是，似乎有人在苏丹的耳边嘀咕，说诺塔拉斯的儿子是世上罕见的美少年。苏丹很快就派使者前来，命他把儿子交出来。

诺塔拉斯宰相也是皇族，事既至此，他身上流淌着的拜占庭帝国贵族的血液觉醒了。宰相断然拒绝了胜利者的命令。这当即引起了苏丹的不快：全家斩首！为了不让儿子看见父亲死在眼前而产生动摇，诺塔拉斯让前来行刑的土耳其兵先处死儿子。见儿子和同龄的堂表兄弟被斩首后，他自己也把头伸了过去。其他重臣也因此尽皆被杀。不过，穆罕默德二世早已经有根绝帝国统治阶级的想法，这个结局的来临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皇帝是单身，在其母去世以后，诺塔拉斯夫人就贵为拜占庭宫廷的第一夫人，她病死于被押往阿德里安堡的途中。诺塔拉斯家族幸存下来的只有早在围城开始前就带着财产逃去威尼斯的女儿一人而已。

伊斯多尔枢机主教遭到反对东西教会联合派的憎恨，即使一同参加作战会议，诺塔拉斯也根本不曾理睬过他。他在城破时也成了一名土耳其兵的俘虏。他头部受伤，为疗伤，眼睛以上全都裹着绷带，而且他把自己华丽的装束换成了乞丐的衣服，没有一个敌人注意到他就是苏丹继拜占庭皇帝之后最想知道行踪的罗马教皇的代理人。据传说，那个不幸换上他的华丽的服装的乞丐当即就被砍了头。

事实证明，伊斯多尔后来也很命大。因为土耳其兵希望尽快得到现金，所以他们把包括伊斯多尔在内的一群俘虏押到加拉塔的热那亚居留区去卖掉，因而主教没有被押去阿德里安堡。热那亚人买下这批俘虏后便立即给了他们自由，虽然这些热那亚人似乎并不知道这其中有伊斯多尔。在此后8天的时间里，伊斯多尔一直在热那亚居留区里辗转躲藏。但是，苏丹要求居留区投降，居留区归土耳其统治后，主教再次身处险境。

枢机主教装扮成下层希腊人，乘上前往小亚细亚的土耳其船逃了出去。抵达小亚细亚的港口后，一路艰苦旅行，他终于走到了热那亚殖民地福恰。可就在这里，有几个居民认出了他。这地方虽说是热那亚领土，但却是一座漂浮在土耳其领土上的陆地孤岛，这足以让伊斯多尔产生恐惧。他决心逃出去，好不容易雇到一条小船，成功地逃到了热那亚领土希俄斯岛。可是这里认识他的人太多，他仍放心不下，于是向一艘即将起航的威尼斯船求助，搭着这艘船抵达了克里特岛。此时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克里特远离土耳其，还是明确高举反土耳其大旗的威尼斯的殖民地。

伊斯多尔在克里特一直逗留到6月底左右。他在这里一共写了五封信，向各方通报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情况。其中，两封信是给教皇的，一封信是给盟友贝萨里翁枢机主教的，一封信是给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最后一封信像是给全体天主教徒的。

一般认为，他于当年11月底经威尼斯回到罗马。在罗马，他为组建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而奔走，可惜没能等到实现便去世了，那正是君士坦丁堡陷落10年后的1463年。

格奥尔基奥斯不像诺塔拉斯宰相那样消极地反对东西教会联合，而是公开而积极地反对。君士坦丁堡陷落时，他也成了俘虏。每个土耳其兵都知道，教堂和修道院都是财富的所在，所以格奥尔基奥斯所在的修道院也遭到了彻底的洗劫。修道士们忠实执行了格奥尔基奥斯不得抵抗的命令，乖乖地成了土耳其兵的战利品。

在被押往阿德里安堡的途中，格奥尔基奥斯全心全意地激励已经成为囚犯的同胞们，为这些不幸的人祷告。格奥尔基奥斯尽管身上裹着粗糙的教衣，但体格健硕，仪表堂堂，洋溢着高贵的风格，连土耳其兵心里都莫名地感到自己矮了一截，甚至为了满足他要给途中走不动的人和即将迎来死亡的人做临终祷告的请求，解开了他手腕上的绳子。

不过，穆罕默德二世并不知道格奥尔基奥斯究竟是什么立场。他派人四处打探他的下落，却一直没能了解到这个修道士的所在。直到查出格奥尔基奥斯正在阿德里安堡一个富裕的土耳其人家中做奴隶后，苏丹立即派人把他召到面前。

穆罕默德二世想要夺取君士坦丁堡并不是仅因为自己年轻气盛而盲目地想完成其父也未曾有的功绩。这位21岁的土耳其年轻人认为，如果想把拜占庭帝国的原有领土即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全部据为己有，就必须把既是第一交通要塞又是首都的君士坦丁堡弄到手。因而他最想要的就是“那座城市”。

年轻的苏丹已经决定，要把自己缔造的大帝国的首都放在君士坦丁堡，而不是阿德里安堡。因此，只把不善经营大城市的土耳其人移居到君士坦丁堡并不够。无论如何他都需要希腊人，那些在东地中海世界经验丰富的希腊人。

但是，希腊人要进入这座城市，就必须成为苏丹的臣下。苏丹可以承认他们希腊正教的信仰，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作为交换，他们必须最终承认土耳其人的统治。穆罕默德二世确信，能协助自己实现这个想法的合作者除格奥尔基奥斯之外别无他人。

苏丹召见了格奥尔基奥斯，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恳请他担任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如果当上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就会成为整个希腊人世界的最高精神领袖。格奥尔基奥斯起初似乎相当犹豫，但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这项艰难的任务。他与苏丹达成了协议：君士坦丁堡人将享有已经处在土耳其统治之下的各国希腊正教徒所享有的权利，承认土耳其的统治，尊重土耳其定期征召年幼的希腊少年进新军军团当兵的习惯；苏丹则保证君士坦丁堡人包括宗教仪式上的自治在内的信仰自由和人身安全。

格奥尔基奥斯自1454年1月至1456年春担任大主教。在此期间，教堂不断地被改造成清真寺，就连大主教的主教堂也得不断辗转迁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但为维护被强制迁到君士坦丁堡来的希腊人操碎了心，还不断给那些身处土耳其统治之下却依然信奉希腊正教的人写信，提出了很多建议和诉求。穆罕默德二世对格奥尔基奥斯的深厚学识心怀敬意，经常造访他。据说，每次造访时大主教向苏丹说教的基督教信仰原理很快就会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向外传播。

格奥尔基奥斯在1456年夏到1457年辞去大主教职务，进了阿托斯山的修道院。可是他无法拒绝穆罕默德二世的邀请，在1460年到1464年再度担任了大主教。在此期间，他内心仍然一直向往毫无牵挂的修道院生活。自1465年起，他又过上了修士的生活。他于1472年去世，去世时只是一介普通的修士。而在成为土耳其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城中林立的清真寺宣礼塔取代了钟楼。

格奥尔基奥斯还写下了不朽名篇《论攻占君士坦丁堡——写给有信仰者的一封信》。

时至19世纪，以希腊人为主体的希腊正教徒摆脱了过去长达400年的土耳其人统治，获得了独立。他们的坚韧不拔证明，格奥尔基奥斯为维护信仰的纯洁和统一不惜亡国的思想要比伊斯多尔为救国而在宗教方面做出妥协亦属无奈的思想更加长久。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排除了宗教狂热，人们的信仰之情就会变得平淡。但有时宗教狂热反倒比理智在持续维持坚强的信仰方面更为有效。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不过，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正教徒与更加重视殉教愉悦而成为猛兽饵食的早期基督教徒以及因拒绝“绘踏”而被迫赴死的日本基督教徒并不一样。他们会在对信仰不重要的事情上做出妥协，而在其他方面不断忍受，以此坚守自己的信仰。土耳其民族虽是伊斯兰教徒，但在宗教方面他们还是宽容的。格奥尔基奥斯应该敏锐地洞悉了这一点。

乌贝尔蒂诺生于布莱西亚，是格奥尔基奥斯的弟子。尽管他敬重格奥尔基奥斯，但最终还是按西欧人的方式在行动。破城时，他也成了俘虏。从他守卫的佩格门到金角湾距离很远，他如果能走到那里，上了等候的威尼斯船，便能得救。可是在途中，他被一群土耳其兵团团围住。抓到他的土耳其兵是一群一心只想早早地把钱弄到手的家伙，于是把他卖到了热那亚居留区。一个佛罗伦萨商人买了他，两人约定好买他的钱以后由他的父母偿还。

再度获得自由的乌贝尔蒂诺乘船回意大利。但他运气不好，途中遭到伊斯兰海盗的袭击，不是要被卖身为奴，就是要戴着枷锁在加莱舰上当一辈子划桨手。就在这时，圣约翰骑士团突击了海盗船，使他又一次得救。他在骑士团的根据地罗得岛短暂停留，便经克里特回到了威尼斯。他在故乡布莱西亚只作短暂停留便去了罗马，因为卡布拉尼卡枢机主教招他去做秘书。

他似乎在罗马逗留了3年。在这期间，他创作了题为“君士坦丁堡”的长篇叙事诗。乌贝尔蒂诺亲眼见到了一个帝国、一个文明的灭亡，这给学习古典文化的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不能不以某种形式留下些什么。后来他回到了故乡，教授和翻译希腊哲学，创作诗歌，过着恬静的生活。一般认为，他卒于1470年。

商人特达尔蒂对古典文明之类的话题毫无兴趣，也不特别关心天主教和希腊正教是否联合。但他参与了君士坦丁堡陷落这样的大事件，在希望把情况传播出去这点上，他与其他的“现场证人”并无二致。

城市陷落时，这个佛罗伦萨人惊恐得忘记了自己不会游泳，跳进了大海，反倒因此获救。6天后，他乘船来到威尼斯海军基地所在地内格罗蓬特的港口。威尼斯人在这里协商今后的对策，想回到祖国本土的他不得不等着，便和恰巧逗留于此的一个法兰西人聊起了君士坦丁堡攻防战。

这个法兰西人很快把特达尔蒂讲的故事翻译成了法语，寄给了阿维尼翁的大主教。转瞬之间，这篇文章在法兰西人中间广为流传，成为一篇檄文，号召各国以原本有着旺盛十字军精神的法兰西为核心，组成十字军。文章甚至受到教皇尼古拉五世的推荐，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佛罗伦萨商人特达尔蒂在法兰西要比在祖国意大利更为有名。15年后的1468年，特达尔蒂那简洁且缺乏文学味道的故事经过提炼加工，成为法兰西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最权威的史料。

我们还能找到特达尔蒂自6月4日抵达威尼斯至7月5日离开那里去佛罗伦萨的消息，但没有任何史料能让我们知道他此后的情况。他大概苦笑着在故乡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余生，虽然他在法兰西已成了名人。

威尼斯和克里特的船队离开已经不再是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之后，顺着正好刮来的北风满帆全速南下，于第六天早晨进入了内格罗蓬特港口，自此才完全摆脱了被土耳其舰队追击的恐怖。按照总指挥狄多的判断，他们没有去增援准备并不充分的最前线基地特内多斯岛，而是径直来到了安全的内格罗蓬特。狄多并不知道，从威尼斯出发，原计划支援君士坦丁堡的隆戈指挥的15艘船就在特内多斯岛上。

人们把内格罗蓬特视为与科孚岛、莫顿和克里特并列的威尼斯为维持其在东地中海制海权而设的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但特内多斯岛却是抗击土耳其的最前线基地。本该前去救援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舰队停泊在港内，像是只等出港命令似的。

此时传来了首都陷落的消息。驻内格罗蓬特舰队总司令洛莱丹接到狄多这些生还者的详细报告后，立即派出快船向威尼斯政府发出了通报。

几天后，逃出来的船把重伤员留在内格罗蓬特。克里特船继续南下回克里特，而只有两艘乘员能经得住至少20天航程的威尼斯船出发回祖国。狄多担任指挥，尼科洛在狄多的船上，特达尔蒂则在另一艘船上。

两艘威尼斯加莱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基地莫顿靠港一天，正遇到从勃兰登堡前往巴勒斯坦的朝圣者乘坐的船只。估计这些人一定会把拜占庭帝国这个基督教徒在伊斯兰教徒大海上的最后堡垒灭亡的消息带去圣地。

6月29日，洛莱丹派出的快船在威尼斯靠港。西欧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一个月后首次得到了这个重大消息。威尼斯政府当即向各国派出紧急使节，将这则“特别新闻”通报给罗马教皇、那波利国王、热那亚首脑、佛罗伦萨首脑、法兰西国王、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匈牙利国王等。需要保护商业权益的热那亚和威尼斯，以及出于宗教原因维护拜占庭的罗马教皇都刚刚决定批准正式的财政支出去救援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没有人会料到那道最坚固的城墙会被攻破得如此迅速。

5天后，狄多、尼科洛，还有特达尔蒂等“现场证人”来到了威尼斯。狄多当即被内阁会议召去做了详细报告。在随后立即召开的元老院会议上，他又做了同样的报告，还回答了议员们的提问。不过在这个阶段，人员的伤亡情况还只局限于攻防战中的战死者人数。在威尼斯，即使是商船的一个船长，在遇到这种情况回国后，如有要求都有义务做报告。狄多在长达20天的航程中，也一定已经写好了详细的报告，事先做了准备。威尼斯政府在收到他的报告后才开始正式研究对策。

威尼斯在这种时候也还是会选择软硬兼施的对策。硬的一手是立即派出紧急使节去内格罗蓬特，命洛莱丹总司令让其舰队保持战备状态，同时命令特内多斯的隆戈指挥15艘舰船返航爱琴海，希望用此举表明一旦土耳其有南下的迹象，威尼斯将为维护其在爱琴海的制海权而不惜一战的坚定决心。进入临战状态的命令也飞一般地传到了科孚岛、莫顿、克里特各海军基地。国内的造船厂正在建造17艘加莱舰，但元老院认为这还不够，又决定再新造50艘船，并为此通过了决议，为造船临时拨出52 500达克特。

然而，威尼斯是以商立国，靠与别国进行贸易而生存，不能一味采取强硬的态度。政府把过去派去洛莱丹身边的特使马尔切洛的谈判对手从拜占庭帝国换成了土耳其，并给马尔切洛加了一道命令，命他立即去见身在阿德里安堡的苏丹，并授予他1 200达克特的经费，让他用这笔钱送礼。同时，政府还给了他一道指令，让他告诉苏丹，参加君士坦丁堡攻防战的威尼斯市民均以个人身份参战；作为国家，威尼斯从未想过要破坏与土耳其的友好关系，政府为他们的行为深感遗憾。

威尼斯的当务之急是通过特使恢复与土耳其一贯友好的通商关系。为此，政府甚至允许马尔切洛特使不追讨任何损失，在战斗中战死的人自不必说，威尼斯居留区内的仓库、会馆、滞留在金角湾内被俘获的商船上的货物以及因君士坦丁堡陷落而蒙受的总额高达40万达克特的损失，如果能重启通商关系，连这笔巨额损失都可以不必再提。

正如身在国外的每个威尼斯人都确信的那样，即使他们的牺牲因为国家的利益而被湮没于黑暗之中，祖国的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威尼斯眼下虽然优先考虑了国家的利益，但并未疏于对他们所付出的牺牲做出回报。

就在拨款给苏丹送礼的决议通过5天后，元老院决定让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米诺托的儿子乘坐计划最近起航的阿里蒙达号前往君士坦丁堡，打探大使的消息，如果大使被俘就尽一切可能为其恢复自由。这说明在7月7日之前，威尼斯政府并未有米诺托的确切消息。

翌日，元老院同样又通过了一个决议，向作为夜袭敢死队队长战死的科科船长的儿子们支付年金，为其女儿支付嫁妆钱，这些均从国库支出。

在8月28日的元老院决议事项中还能看到这样的决议：米诺托大使的女儿结婚时，国家将支付1 000达克特嫁妆钱；如其不出嫁而进修道院，则支付300达克特的慰问金。元老院同时决定，每年向陷落时乘威尼斯船逃出来的大使妻子和一个儿子各支付25达克特年金。

这说明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两个月之后，威尼斯政府终于确认了米诺托大使已经与他的一个儿子一同被斩首的消息。同时被斩首的还有威尼斯居留区的另外7位实权人物。穆罕默德二世没有原谅堂而皇之地打着国旗抵抗土耳其的威尼斯居留区。

不过，元老院并没有做出决议要向除米诺托以外的7个牺牲者的遗属支付终身年金。这是因为，米诺托虽是贵族却不属于富裕阶级，而其他7人既是贵族，同时也是有名的富翁，元老院将这两者做了区分。在威尼斯共和国，担当国政这一阶层的人被称为贵族，但伴随着这种权利的义务则是必须时刻站在第一线，奋不顾身地为国家而战。

既已形成这种体制，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元老院不会忘记保证那些船员遗属的生活，因为他们既非贵族，亦非富人。单从得知君士坦丁堡陷落当年年底以前元老院的决议事项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那里面写满了每当消息确认便做出的支出决定、为遗属支出的年金和为赎回被俘人员支出的赎金。也正是根据12月10日元老院的决议事项，后世得以了解到加布里·特莱维森司令的确切消息。

特莱维森在破城时被捕，由于家属支付不起350达克特的赎金，于是元老院在那天决定，从国库中支出这部分赎金。

没有史料显示特莱维森何时回到祖国。但是在第二年秋天站在最前线抗击土耳其的海军将领名单中，我们又见到了他的名字，我猜他应该又重操旧业了，只是“加布里”这个名字是特莱维森家族中男子常用的名字，这位加布里是其他人也未可知。

再说说跟着狄多的船早早回到祖国的尼科洛医生。没有史料显示他此后的经历，也许他会重操医生的旧业。在威尼斯，远距离航行的船只即使只是商船也必须配备船医。在高级船员的名单中，尼科洛·巴尔巴罗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并非那么低。巴尔巴罗家族的男性多用“尼科洛”这个名字，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这是其他人的可能性，还应考虑到用这名字的人并非船医的情况。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跟随特莱维森一起去过君士坦丁堡的这位尼科洛·巴尔巴罗撰写的《君士坦丁堡攻防战日记》（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留传了下来。

这篇日记从进入攻防战前的情况开始写起，记录了攻防战过程中几乎每天发生的事情和作者的观察，甚至记有他回到威尼斯国内后才判明真相的事实。从这点上看，这部日记是在回国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根据在君士坦丁堡每天写下的备忘录写成的。正因为有了这部日记，后世的人才得以了解君士坦丁堡攻防战每天的进展情况。如果只读尼科洛以外其他“现场证人”的记录，即使我们可以了解攻防战中发生的许多事件，但恐怕连同时代的人也无法准确知晓那些事件发生于哪一天，更遑论我们这些后世之人了。

而且，尼科洛的记述十分准确，这使得他的记录在历史重要性这点上相比其他人的记录格外出色。例如，后世的研究已经证明，尽管这位威尼斯医生并未直接守卫陆墙，但他所记录的有关土耳其军队战斗力的数字却最接近真实。

然而，这份关于君士坦丁堡攻防战最准确、最冷静的记录在当时的普及度似乎非常低，不及震惊了罗马教廷的伊斯多尔所写的信，也不及在罗马知识阶层获得好评的乌贝尔蒂诺的长诗，更不及在法兰西为鼓舞十字军精神而用于宣传的特达尔蒂的故事。在1837年作为重要史料被收进威尼斯马尔恰那图书馆以前，这部记录一直躺在巴尔巴罗家族的史料室里睡大觉。因此，于1783年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创作，并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结束全书的史学家吉本虽然充分利用了希腊方面的史料，却并不知道尼科洛这部日记的存在。

据说狄多在元老院所做的报告的底本现在已经失传。不过，根据破城时尼科洛陪同狄多一起去过加拉塔的热那亚居留区，以及船医在威尼斯船上有较高地位的惯例，我有充分理由认为，狄多的“报告”应该是在从内格罗蓬特到威尼斯的20天航程之中准备的，而同船的尼科洛在报告编写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果若如此，便可推测，至少威尼斯的当政者们读过尼科洛冷静且准确的观察记录。除了两三处可以认为是想法不同的错误和时而爆发出来的反热那亚情感以外，威尼斯的这位船医所写的《君士坦丁堡攻防战日记》是有关拜占庭帝国最后时日可信度最高的史料。考虑到攻防战中热那亚人的暧昧行动，尼科洛的愤慨也并没有超出一份客观的记录所能允许的范围。非但如此，我们还可以说，这反倒有助于生动地传递感情。

朱斯提尼阿尼一直坚持站在攻防战第一线。他虽然年轻，虽然是被金钱雇来工作的佣兵队长，但他却是唯一一个受到一贯反感热那亚人的希腊人和竞争对手威尼斯人确确实实尊敬的热那亚人。然而到了最后时刻，他却因瞬间的迷茫而前功尽弃。

他放弃了战场，被抬回了自己的船上得到救治。他的船逃出金角湾后，与那些决定在海湾外等到日落以救出可能晚到的热那亚难民的船共同行动。在此期间，对于君士坦丁堡陷落时传来的异样气氛，对于海湾里失去逃出机会的友船逐一遭到土耳其兵袭击抢掠的场景，他无法做到充耳不闻，闭目不见。

虽然一直在朱斯提尼阿尼手下打拼的佣兵们并未对自己的队长失去敬爱之心，可是，其他的船员虽也是热那亚人，却对这位著名同胞最后的行为表示出毫不掩饰的困惑。这种态度可比大量失血对自信满满的年轻将领造成的伤害更大。扬帆离开君士坦丁堡3天之后，朱斯提尼阿尼在船上离世。

同样是热那亚人，陷落后的不安和无助交相袭来，每天都使加拉塔居留区的长官洛梅利诺痛苦不堪，仿佛跌进了地狱。

5月29日，闻报城墙已被土耳其军突破，他当即向苏丹的阵营派去使节，陈诉热那亚居留区一直保持中立的事实。那天，穆罕默德二世接见了使者，却没有说什么。可是两天以后，穆罕默德二世对应传唤前去的居留区代表下令，命令居留区投降。在形式上，居留区与扎加诺斯帕夏之间缔结媾和协议，以后居留区的行政由居民选出的长老们管理，但一切都须得到土耳其的许可。这只能说是事实上的投降。第二天，洛梅利诺亲自前往，完成了与扎加诺斯帕夏之间媾和协议的签署。第三天，一队土耳其兵跑过来，拆毁了居留区周围的城墙，居留区的人们只能一声不响地看着。200年来，加拉塔的热那亚居留区一直享有比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进行通商活动的其他西欧人更加有利的地位，城墙是居留区繁荣的象征。现在，这座城墙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残留下最高的那座塔楼。

据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给威尼斯居留区造成的损失总额达40万达克特，而热那亚的损失少算也得有50万，如果包括不动产，轻易就会超过百万。威尼斯早已把在东地中海贸易的主阵地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以避开与竞争对手热那亚的抗争。但热那亚却不一样，它把通商的全部力量都投到了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方面。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使热那亚的商业活动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穆罕默德二世于1475年成功攻占了卡法。到了1566年，土耳其又占领了希俄斯岛。这相当于把热那亚从东地中海贸易中彻底赶了出去。不过，热那亚船员的航海技术极其优秀，他们的眼光从此转向了西地中海，进而转向了大西洋。这也不能不说是拜土耳其年轻人非凡的征服欲所赐。

虽不能说洛梅利诺富于决断力，但他却是一个坦诚的长官。从此以后，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便都是一些丧气事。他没有子嗣，原本指望外甥继承家业，可外甥被土耳其俘虏后改信了伊斯兰教。事实上，在居留区里的热那亚人中，不少商人为了活命而改信了伊斯兰教。洛梅利诺与居留区里有心的同胞一道，为使被抓去做了奴隶的基督教徒们早日恢复自由而绞尽脑汁地筹措赎金。正当其时，自己看走眼的外甥改信伊斯兰教后获得了自由，洛梅利诺不得不放弃这个继承人。洛梅利诺早已超过60岁，而加拉塔已经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留下来了。

本应在攻防战开始前到任的新任长官终于到了希俄斯岛。消息传来，洛梅利诺便离开加拉塔，来到希俄斯，向新任说清诸事，9月底完成了交接。未久，他便搭船回了国内。没有确切的史料显示他回到国内后的情况。不过，还在希俄斯的时候，他给住在国内的弟弟写的一封长信被保存了下来。信中从居留区的视角叙述了攻防战的情况，讲述了加拉塔的热那亚居留区处境如何困难，以及在这样的困境中居留区里的许多热那亚人为帮助被包围的君士坦丁堡如何尽可能地提供援助。然而结果却是洛梅利诺以及居留区的其他热那亚人和西欧各国一样，都不得不为自己对穆罕默德二世的错误估计而付出代价。

塞尔维亚的骑兵尽管是希腊正教徒，却不得不加入土耳其军参加攻占君士坦丁堡的战斗。可是两年不到的岁月就让他们明白，自己的牺牲全属徒劳。

塞尔维亚按照苏丹的要求提供了1 500名骑兵，换来的回报却是1455年穆罕默德二世对塞尔维亚的进攻。这一年，被派到塞尔维亚南部诺沃布罗多的米哈伊尔被打来的土耳其军俘虏，跟两个弟弟一起被押送至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军团。在那里，他们也许是为了生存而改信伊斯兰教，被编入了新军军团。他才25岁，尚年轻，成了军务奴隶，在此后的8年中一直过着新军军团士兵的生活。这个时期，借着灭亡拜占庭帝国的余威，穆罕默德二世的领土扩张政策所向无敌，进展顺利。米哈伊尔也随着土耳其战线的推进每日南征北战。

时间到了1463年，他和军团一起驻扎在波斯尼亚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当时，匈牙利国王马加什一世以基督教国家陆军中唯一能与土耳其作战的勇将之名而名声大噪，土耳其军在与其对垒时陷入劣势，米哈伊尔所在的队伍被匈牙利兵包围。米哈伊尔判断这是恢复自由的好机会，便向匈牙利军投降。他也在这一年恢复了基督教徒的身份。

此后他仍旧过着士兵的生活。作为一个塞尔维亚人，他已经没有祖国可回。于是他听从劝告，决定加入匈牙利军队作战，转战于匈牙利、波斯尼亚、摩拉维亚和波兰。1490年至1498年，他在波兰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其时，曾经的塞尔维亚年轻骑士也已经年过花甲。由于作者的特殊经历，米哈伊尔的《回忆录》被称为《波兰新军日记》。

人们常常会以某件事为契机，把以往对某个人物的评价做180度的翻转。人们常说穆罕默德二世不够成熟，沉湎于狂妄不羁的野心，充其量能只守住父亲遗下的领土。然而，攻陷君士坦丁堡使他成为一代枭雄。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威尼斯共和国为了与这个年轻的胜利者改善关系，当即派去了特使马尔切洛。随行的副官兰古斯奇记录了在长达8个月的交涉中留下的印象。

“穆罕默德苏丹22岁，个子高于一般人，身材匀称。他长于带兵，不苟言笑，给人以威严而非亲切的感觉。他谨慎而不为任何偏见所惑，言而必行，行必大胆。

“他渴望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荣耀，每天让奇里亚科·德·安科纳和另一位意大利人为他读罗马史。他喜好希罗多德、李维、库尔提乌斯等人的历史著作以及教皇传记、皇帝评传、法兰西国王和伦巴第国王们的故事。他会说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斯拉夫语，并熟悉意大利地理。他有一份地图，从埃涅阿斯居住的地方到教皇居住的都城、皇帝宫殿所在的城市、全部的欧洲国家等等，都分别着色，标有记号。

“他对统治有特别的欲望，对地理和军事技术表现出最强烈的关注。他会非常巧妙地对我们这样的欧洲人进行诱导式的提问。

“如此棘手的人物是我们基督教徒今后必须面对的对手。”

不仅如此，这位富于才华的年轻人还经常率领人数超过10万的军队。在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征召如此数量的士兵。

大炮的威力也让西欧的君主们不得不睁眼正视。西欧不是没有大炮。早在150多年前，威尼斯就已经为船只装备了大炮。但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个关注到大炮的真正威力并充分加以利用的君主。大炮摧毁了号称当时最坚固的君士坦丁堡的三道城墙，没有比这效果更好的示威了。实际上，由于兵力不足，守军只顾得上防守防御栅栏和外城墙，而最为坚固的内城墙却几乎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不过，当时对情况了解到如此程度的人数有限，大炮这种兵器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三道城墙的说法传遍了欧洲的各个角落。翌年，威尼斯元老院迅速通过预算大量生产大炮。以威尼斯为首的各国竞相行动，开发这种新式兵器。当然，筑城技术也同时发生了革命。

到欧洲和中近东旅行，无论走到何处，你所见到的城墙和城堡可大致分为大炮广泛使用以前或以后建成的这两类，一眼便能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城墙比较单薄，高高直立在地面上的属于前者；而城墙比较厚实，高度不很高，建造扎实，像在地上扎根，下半部分向上缓缓倾斜的属于后者。从半腰往下建成缓坡是考虑遭到炮弹直射时能够多少减缓冲击。不用说，罗得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和威尼斯共和国最早引进了这种城墙构筑法，它们将会正面迎接土耳其的攻势。

大炮这种新兵器的出现，让从头顶到脚尖裹着钢铁铠甲、靠职业战士的荣誉生存的中世纪骑士阶级彻底跌落到毫无用处的境地。任何人都能学会操作大炮，完全不需要御马、操枪等只有通过长年训练或是有天生特权才能掌握的能力。在组成队形靠人数冲锋的步兵和操纵大炮的炮兵这两种业余团队面前，中世纪战场之花——骑士不得不走向衰亡。

中世纪和近代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兵器方面。在对君士坦丁堡是采取进攻还是采取怀柔政策方面，穆罕默德二世与宰相哈利勒帕夏有着对立的态度。但事实证明，对未来的土耳其来说，穆罕默德二世的选择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握有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意味着可以对曾经的帝国全境主张领有权。对征服者来说，这就如同掌握了恰到好处的大义名分。此外在战略上，拿到既是交通要塞又是主轴的君士坦丁堡也就构筑了把横跨巴尔干和亚细亚的土耳其连成一个国家并加以运作的基础。

前苏丹的左右手、出身于土耳其名门中的名门的哈利勒帕夏在君士坦丁堡陷落3天后突然被捕入狱。后与希腊囚犯们一起被押解到阿德里安堡。他在那里又蹲了20天的监狱，最后被处以斩首，罪名是私通拜占庭。

由于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得到了从陆海两面发起进攻的关键据点。他没有浪费时间，让人把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一座座地改造成为清真寺，并下令建造托普卡帕宫。他不但让土耳其人，还强迫希腊人和犹太人也都移居城里。为把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从阿德里安堡迁到已经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的君士坦丁堡来，他在扎扎实实地做着各项准备。同时，在军事方面穆罕默德二世也没有给敌人从打击中重新站起来的时间。

君士坦丁堡陷落2年后，穆罕默德二世成功占领了塞尔维亚。第二年，即1456年，波斯尼亚也归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这样，波兰和匈牙利成为抗击土耳其的最前沿。

1460年，帕里奥洛加斯家族的皇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好不容易保住的地盘也在土耳其大军面前屈服了。

1461年，又一个有着拜占庭帝国皇统的国家特拉布宗陷落了。至此，黑海南岸完全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

1463年，以前只打陆战的土耳其军打到了海上，目标是爱琴海上的莱斯沃斯岛。土耳其大军登陆，从陆上发起了进攻，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热那亚领土旋即陷落。

接着，土耳其于1470年继续沿爱琴海南下，挑战威尼斯的海军基地内格罗蓬特。此战成为土耳其与威尼斯之间战争的开端。这场战争，自第一年土耳其占领内格罗蓬特开始一直打了10多年。

1473年，远征波斯的土耳其军战胜波斯军队后凯旋，企图东西夹击土耳其的威尼斯战略也以失败而告终。

1475年，土耳其派大军进入黑海，攻占了卡法，使黑海成为土耳其的内海。以卡法为通商根据地的热那亚再度遭到了不可恢复的打击。相反，土耳其打开了通向克里米亚地区的通道。

1479年，穆罕默德二世挥兵西南，终于把因擅长山地游击战而一直难以对付的阿尔巴尼亚成功地据为己有。除了沿希腊海岸星星点点分布的威尼斯基地以外，巴尔干已完全屈从于土耳其的统治。

到了1480年，意大利首遭土耳其进攻。土耳其军在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登陆。罗马教皇想象着圣彼得广场马上就会挤满伊斯兰教徒的情形，夜夜不能合眼。不过，第二年苏丹猝死，大军撤走，欧洲人的噩梦结束了。

穆罕默德二世于1481年5月3日率领大军来到亚洲后随即去世，享年49岁。据说那次远征着眼于攻占叙利亚、阿拉伯半岛的麦加以及埃及。在欧洲，人们点起火把，放起焰火来庆祝这个“基督教徒的敌人”之死，教堂里挤满了感谢神的人。

穆罕默德二世被形容为“征服者”，但其战绩也并非全部带着成功的光环。他进攻贝尔格莱德遭遇了失败，他也没有攻下罗得岛。然而这一切以及进攻叙利亚和埃及，都在他打下的基础上在他的孙子塞利姆的时代和后面的苏莱曼大帝时代实现了。土耳其帝国并没有在“征服者”死后迅速崩溃。穆罕默德二世比亚历山大大帝多活了将近20年，这使他不仅忙于征服，而且还有时间为把征服的地方实实在在地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去完善社会机构。土耳其帝国在16世纪中叶的苏莱曼大帝时代迎来了鼎盛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不占领君士坦丁堡便不可能完成这项事业。

侍童图尔桑一直伺候穆罕默德二世到1460年。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政府内阁——枢密院（divan）的秘书官，接着受命担任土耳其帝国亚洲地区的财政长官，后来又调任欧洲地区的财政长官，再后来他似乎进入了平稳的隐退生活。他的卒年不详，可能在1499年前后。穆罕默德二世已在18年前去世，土耳其进入了“征服者”的儿子巴耶济德的时代。

这位被冠以尊称“贝格”的侍童写过一部《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的历史》，并留传下来，写作时间大约是在他进入隐退生活之后。文章的记述止于1487年。这是土耳其人所写的最早的历史记述中的一份。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欧洲人，尤其是对认为自己出自古罗马的西欧人来说，冲击难以言表。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罗马教廷以及巴尔干等东欧各国的人们与拜占庭帝国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都了解帝国末期的实际情况。但其他国家的人们也都知道几百年来东罗马帝国一直在缓慢衰落的情况。自十字军时代以来，帝国面对伊斯兰教徒的入侵只能采取守势，这一事实通过十字军的幸存者之口在欧洲已广为人知。近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抛弃帝国去西欧定居，帝国皇帝们每次公会议时都要前来向西欧君主们请求援军，这些已经成为西欧人司空见惯的一道风景。

然而，拜占庭帝国终于从地球上消失的事实不能不让这些人的内心充满无法释怀的郁暗心情。

自古罗马皇帝不复存在以来，西欧不乏自称皇帝之人。但是，他们中间有的人是被古罗马人称为高卢人的法兰克人，其他也都是出自比高卢更加野蛮的地方的日耳曼人。即使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名号，即使以黑色双头鹰作为纹章，他们也不再拥有古罗马帝国曾经的权威，不再拥有那样的权力。西欧人懂得这一点。正因为懂得这点，西欧人才会在紧迫时与这些皇帝站在一起，而一有机会便毫不犹豫地站到拜占庭的对立面去。对于有如此感觉的人而言，只有拜占庭帝国能够传承古罗马人创造的帝国，虽然其骨子里是希腊。拜占庭皇帝与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同为基督教徒，而古罗马皇帝却不是基督教徒。在西欧人看来，只有东罗马帝国皇帝才配得上完全意义上的皇帝之名。

拜占庭帝国现在消亡了。帕里奥洛加斯的一位皇族公主嫁给了莫斯科大公，自此以后俄罗斯便自称“第三罗马”。如果说希腊正教的大本营向俄罗斯迁移，西欧人尚可理解，可他们连法兰西人和德意志人做皇帝时的权威都不认可，又怎么会仅凭与公主结婚、仅凭把双头白鹰定为家徽这种理由就愿意承认俄罗斯人拥有皇帝的权威呢？由于拜占庭帝国的灭亡，西欧人第一次感觉到了与母文明古罗马分割开来的痛楚。

关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与冷静且准确的记录相比，当时的人们更加愿意接受富于感情的诗篇和口述经历，因为他们不是要思考变革由何引起，而是选择了沉浸于对失去事物的悲哀痛惜之中。

双头白鹰已被伊斯兰教的半月刀斩杀。

对西欧人来说，罗马帝国最后的皇帝穿着迎风飘舞的大红披风，骑着白马，永远地消逝在了遥远天空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