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公民就是战士，就是吕库古规定的要将终身奉献给保卫国家事业的人。在他们的认识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庇里阿西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希洛人不是公民，虽然我们认为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存续离不开他们。正因如此，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没有公民权，也没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

另一方面，在雅典，梭伦改革后，匠人、商人和农民都是公民。虽然根据收入的不同，他们可能没有被选举权，但是，既然他们是公民，就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既然承认他们有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他们就是堂堂正正的、享有公民权的公民。

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帮助克里斯提尼赶走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不是为了感谢克里斯提尼在德尔斐重建了阿波罗神庙。

“民粹主义”是现代人的说法，当时尚无此词。斯巴达人因为雅典的“民粹主义”，即“庇西特拉图体制”，早已对雅典充满了戒心。在雅典，庇西特拉图致力于提高农民、匠人和商人的经济实力；而在斯巴达，享有公民权的人绝不允许身为商人、匠人和农民的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进入公民社会。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民粹主义的危险，担心民粹主义给自己国家的下层人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赶走“庇西特拉图体制”的继承者希庇亚斯，斯巴达自有斯巴达的理由。

在赶走希庇亚斯之后，斯巴达人并没有打算帮助克里斯提尼上位。

克里斯提尼出身超级名门，属于既得利益者。他的势力范围在阿提卡地区的沿海地区，当地住民大多是匠人和商人。在斯巴达人看来，领导这一新兴阶层的克里斯提尼同样是一个危险分子。不要忘了，掌握斯巴达国家政权的不是两个国王，而是每年在公民大会上选举产生的5个监察官。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维护吕库古确立的斯巴达国体。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顽固的保守派。

用军事力量推翻“庇西特拉图体制”后，斯巴达人考虑在雅典建立一个与斯巴达相似的政体，也就是在雅典引入“寡头政治”（少数人统治的政体）。

斯巴达看上了一位名叫伊萨哥拉斯的男人。此人以前常去斯巴达，父母是亲斯巴达的雅典人。

两年后，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率领一支小规模部队进驻雅典，成功使伊萨哥拉斯当选执政官。因为9人执政官的被选举权只属于富裕阶层，即资产达到第一等级或第二等级的公民，因此，伊萨哥拉斯很可能出身富裕阶层。

当选执政官后，伊萨哥拉斯因为有斯巴达国王这一靠山，在公民大会上十分专横。他向公民公布了三个决定：

一、开除所有亲庇西特拉图派的公民的公职。

二、将克里斯提尼及其家族赶出雅典。

三、解散公民大会，新的机构将由新当选的执政官，也就是伊萨哥拉斯决定。

伊萨哥拉斯的言行极大地激怒了雅典公民。他们联合起来围住斯巴达国王和伊萨哥拉斯居住的卫城城堡。尽管斯巴达国王带来的斯巴达士兵英勇无比，无奈对方人数太多，又正逢群情激愤之时。斯巴达国王坚持了两天，最后，他未征求身在国内的监察官的意见就选择了让步。

国王克里昂米尼接受公民提出的所有要求，然后带着士兵安全撤退。伊萨哥拉斯和他的追随者将交由雅典公民处死。不知道伊萨哥拉斯是怎么做到的，据说他一人成功出逃，去了斯巴达避难，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这场混乱结束之后，雅典公民终于想到接克里斯提尼回来了。

公元前508年，从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的那一年开始，历经38年，克里斯提尼终于结束流亡生活回到雅典，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归祖国。他19岁开始流亡，此时已经57岁。步入暮年的克里斯提尼非常清楚，公民之所以把他请回雅典并非心甘情愿，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出别的人选。

在半个多世纪里，我写过西方史上的文艺复兴、中世和古罗马。我深切地感受到，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人、开创新时代的人，只能出自既得利益阶层。

属于既得利益阶层的人，并非只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都是单纯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当中总有人敢于正视自己所属阶层的弊端。

进行改革，首先必须向既得利益者开刀。执刀之人，必须对症结了然于心。如何对症下药，用罗马人的话说，只能从“餐桌杂谈”中体会。这种“经验”非一朝一夕所能得到，即便出身新兴阶层的杰出人物也是一样。那个时代没有相应的教育机构，获取这类经验只能依靠在家庭中耳濡目染。

接下来我要介绍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乍一看，克里斯提尼改革似乎从根本上动摇了他本人所属的特权阶层赖以存在的基础，将国家大事交给了公民。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绝对是否定的。

如果真的将国家大事交给公民处理，就不可能有40年后的伯里克利，他是雅典改革接力赛的最后一位选手。伯里克利与克里斯提尼同出一门——雅典的名门望族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直至今日依然如雷贯耳的“雅典民主政体”就是由这些超级精英创立起来的。

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是“公民掌控国家政治方向”，而是“精英构思并提出国家政治方向，交由公民决定”。

克里斯提尼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自己所属的特权阶层。不仅如此，他还力图保留这个阶层。他只是要重新分配当时的雅典社会力量，以此彻底切除特权阶层的毒瘤。

雅典的民主政体不是产生于高深的意识形态思考，而是产生于现实的需要，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有领袖人物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雅典的民主主义才会在这个时代发挥巨大的作用。当民主政体转为意识形态的时候，等待城邦国家雅典的就只剩下衰败了。

出人意料的是，鼎盛时期的雅典，几乎所有领袖人物都出自名门，只有一个例外。看看雅典改革接力赛的选手名单——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他们都出身世袭名门。这甚至让人不得不三缄其口，告诫自己绝不能说世袭的弊端。

雅典的统治者虽然使用的统治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都热爱女神雅典娜。他们不是单纯的、置人性于不顾的理想主义者，只是以意识形态为名追求自身的理想罢了。

克里斯提尼是典型的雅典人，有那么一点儿狡诈。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大刀阔斧打破自己所属阶层的基础，从而建立起新型政体的。这种政体可以进一步激发特权阶层的潜力。

众所周知，“克里斯提尼改革”内容相当复杂。我曾经为此绞尽脑汁，冥思苦想。

让我苦苦思索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方案，绝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一定是克里斯提尼在长达30多年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结果。

对于生活在后世的我们来说，理解这极其复杂的改革内容并不困难，这要归功于亚里士多德。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哲学家，用《诗学》论述悲剧。在《雅典的政体》（Athenaion Politeia）中，他又分析了雅典政体的变迁。

这本讲述雅典政体的书通俗易懂，直到2000多年以后的公元1891年才被发现并第一次出版。这意味着城邦国家雅典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被彻底遗忘，甚至连法国大革命时代、拿破仑时代的欧洲人对这本书也一无所知。如果他们了解雅典，了解雅典的政体，就一定能体会到仅靠一知半解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

在这里，我也想介绍一下“克里斯提尼改革”，比亚里士多德的讲述更简单明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生活的那个时代，比克里斯提尼晚150年，当时城邦国家雅典尚存，而我们生活的当今世界距离那个时代已过去了2300多年，城邦国家雅典早已杳无踪迹。因此，要了解2500多年前的雅典，做进一步的简化是必要的。

不管内容多么复杂，克里斯提尼的真实意图是明确的：

一、绝不允许僭主政治在雅典死灰复燃。因为不管让人多么舒服，僭主政治终究不是一个全体公民平等参与国家政事的体制。

二、必须建立一个可无限激发人力资源——雅典公民活力的体制。

第一个内容继承了梭伦改革的精神，第二个内容继承了庇西特拉图的政治。由此可见，克里斯提尼不是彻头彻尾颠覆改革之人。

前面已经介绍过，城邦国家雅典的领土阿提卡地区分3个部分，即首都所在的城区、朝海的沿岸地区和内陆山区。

克里斯提尼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划分，把每个部分再分成10个区：

城区——从1区到10区。

沿海地区——也是从1区到10区。

内陆山区——同样从1区到10区。

如果区域划分到此为止，那么雅典一共划分成30个区。但是，克里斯提尼的设想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真正的意图是，让土地分成小块，同时还要防止过度分散。

他对30个区进行了重组。3个地区的各区之间进行合并，产生了10个“部落”，拉丁语叫“tribus”。这是后世的人还在使用的一个词语的词源。

例如，城区的第一区和沿海地区的第一区、内陆山区的第一区进行合并，构成“第一部落”。

第二区以下照此进行合并，共产生10个“部落”。

无论是在克里斯提尼之前的雅典，还是在现代的伊斯兰国家，“tribus”的意思都是“部落”。无论是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抑或是利害关系联系在一起，都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人类群体，其核心是当地权贵。

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核心就在于此。首先划分出30个小区，再对其进行重组建成10个“部落”。曾经“tribus”的最佳译词是“部落”，但在这里，“部落”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部落。因为自然形成的部落变成了人为建立起来的住民共同体“行政区”。因此，说到城邦国家雅典的部落，只能用“tribus”而不能用部落一词。

无论领导人叫国王还是叫僭主，抑或称君主，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的政治体制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防止属下各“部落”轻举妄动。

克里斯提尼构思的改革，目的是要在雅典建立起这样一个政体：尽管没有国王或僭主，却能防止各“部落”肆意妄为，以确保国内统一。一直以来，让雅典伤透脑筋的内部对立都是由权贵家族所属“部落”的争斗引起的。

阿提卡地区被划成了若干小片区，因此权贵人家分布于各地的土地也被碎片化了，他们不敢再说这是自己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也不能在那些地盘上耀武扬威了。首当其冲成为解体对象的“部落”，自然是克里斯提尼所属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有此先例，我想公民大会一定会以多数赞成的结果通过克里斯提尼的提案。

当然，克里斯提尼并没有满足于解体旧势力。在完成这一改革后，他没有停下改革的脚步。

城区的第一区和沿海地区的第一区、内陆山区的第一区合并成为“第一行政区”后，其余区照此进行合并，共产生了10个行政区。接着，他又将每个行政区划分成3个“特里提姆”（trittium），各特里提姆再分成5个“德谟区”（demos）。

至此，城邦国家雅典的阿提卡地区全域划分终于完成，共产生了10个“部落”、30个特里提姆和150个德谟区。德谟区的数量后来又增加到170个。可以认为德谟区就是现代国家“城镇”或“村落”的雏形。

距今2500多年前，克里斯提尼就为全体雅典公民建立了“户籍”，即英语中的“identity card”。

通过实施户籍制度，城邦国家雅典的安全保障基础得以确保。可见，他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之人。

在现代国家，正确掌握户籍和住民票所在地，通常是出于税收的需要。但是，古代只有间接税，没有直接税。古代的直接税是兵役，也叫“血税”。公民是符合兵役条件的、20岁以上的成年男人，他们又是享有城邦国家公民权的人。

还有一个说法，据说克里斯提尼要求10个“部落”分别上报3000个满足兵役条件的人名，共计3万人。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雅典，公民总人数不过4万人左右，却有3万人作为现役军人被登记在册。尽管有骑兵、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之分，但是，仅在人员数量上，雅典超过了公认陆战实力最强的斯巴达两倍之多。

克里斯提尼一定还记得庇西特拉图时代末期，由斯巴达牵头成功缔结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雅典发展迅速，让斯巴达产生了危机感。于是，斯巴达号召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国家结成同盟，这就是伯罗奔尼撒同盟。随后，斯巴达的霸权政策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

结盟以前，斯巴达会剥夺被征服者的一切权利，剥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沦为底层人，犹如奴隶。若允许被征服国继续维持城邦国家的状态，则要求高额的贡税。结盟之后，斯巴达改变了这种做法。

斯巴达对伯罗奔尼撒同盟国的唯一要求是，斯巴达发动战争时为其提供兵力支援。斯巴达重装步兵之强众所周知。除了阿尔戈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多数城邦国家都表示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阿尔戈斯未加入同盟是因为历史上一直与斯巴达交恶。而伯罗奔尼撒同盟是留在克里斯提尼心里的一件事。

斯巴达人一旦确定目标，就会勇往直前。雅典人与他们不同，确定目标以后并不一定勇往直前。斯巴达人只觉得雅典的户籍制度非同寻常，却找不出可以提出抗议或质疑的理由。雅典通过明确户籍所在地，有效地保障了兵源。当然，除此之外，户籍制度还有其他不少好处。

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雅典公民的名字发生了变化。一个人的名字中必须包括其户籍所在的德谟区名、父名和本人的名字。例如：

“户籍在阿洛裴盖德谟区的苏弗洛尼斯科之子苏格拉底。”

“户籍在克拉尔戈斯德谟区的克桑提普斯之子伯里克利。”

名字中不再出现代表出身阶层的家族名称。因此，克里斯提尼的名字中也删去了雅典众所周知的阿尔克迈尼翁之称。

如此一来，是不是重视个人才华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呢？

正如亚里士多德评价的那样，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并没有止步于“极大地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

不断推进建立民主政体，是为了推动雅典向实力主义（meritocracy）发展的进程。

25年后雅典出现了统治者中唯一一个“非名门出身”的人。他就是地米斯托克利。

“meritocracy”是后世造的词，融合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它在古代希腊和罗马都不存在。尽管当时没有这个词，却不表示没有这个意思。在我的理解中，“民主政治”和“meritocracy”的意思惊人地相似。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雅典公民拥有了户籍。只是，当时的户籍只显示一个人的户籍所在地，并不表示他必须居住在此地。

例如，出生于内陆山区的人可以去沿海地区从事贸易活动，也可以租住在城区学习在壶上绘图。也就是说，雅典允许公民自由选择居住地，这种自由是雅典不同于斯巴达的又一个方面。

当然，雅典和斯巴达相同的一点是，两国都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一到18岁，雅典的年轻人必须回自己的德谟区申请参加兵役训练。毕竟，一旦敌军入侵、国家沦陷，原本享有最高平等权利的全体公民就会变得一无所有。

因此，介绍兵役也就是介绍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新政体。

克里斯提尼保留了梭伦改革中建立起来的政体，但他没有全盘照搬。

梭伦的政体在历史上叫作“财权政治”，它根据收入的多少，将其划分为从富裕阶层到无资产者四个等级。也许你会以为，土地划分成小片，富裕阶层的富裕程度会大打折扣。然而贫富差距终究存在。而且富裕阶层还有海外资产，这部分资产并不包括在梭伦改革中。在没有直接税的时代，自然没有累进税。我想在那个时代，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骑兵义务，恐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累进税吧。

第三等级的兵役是担任重装步兵，除了盾和长矛之外，其余装备由个人负担。到了庇西特拉图时代，重装步兵的所有武装改由国库提供。既然如此，属于第四等级的无产者匠人和商人，是不是也可以成为重装步兵呢？

事实确实如此。属于第四等级的公民，尽管不是所有人都从轻装步兵升为重装步兵，但至少有一部分人升为重装步兵了。

有研究显示，克里斯提尼时代的城邦国家雅典，享有公民权的人数在4万人左右，即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有4万人。当然，这个数字包括了50岁以上已经退役的预备兵和已无力参加预备役的老年人。

15年之后发生在马拉松平原的战斗中，雅典总共投入了9000名重装步兵，占全体成年男性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后来雅典成年男性人数不断增加，但是相对于成年男性总数，城邦国家雅典可以送往前线的重装步兵数的比例并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在雅典，虽然男性人数增加了，但是重装步兵的人数始终保持在斯巴达的2倍左右。

地米斯托克利创建海军之前，陆地上两军交战，主要战斗力是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只是辅助力量。因此，在地米斯托克利创建海军的15年之前，克里斯提尼在雅典改革的过程中致力于扩充重装步兵力量是有充分理由的。

尽管克里斯提尼保留了梭伦改革后的政体，但是根据庇西特拉图时代的状况和划分小片区后出现的改变来看，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执政官的被选举权只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以前是9人，此时增加到10人。原因是每个“tribus”都要选出1个执政官，10个“tribus”就有10个执政官。人数增加，每个人的权限却大大缩小了。执政官成了一种名誉，而不再是决策者，因此他们的组织也不能称为内阁了。与此相应的司法机构亚略巴古的权限也缩小了。这个机构由担任过执政官的人构成。也就是说，富裕阶层的权限因为他们中的一人——克里斯提尼的缘故大为缩水。

克里斯提尼像（现收藏于美国俄亥俄州事像堂）

美国俄亥俄州议事堂藏品（哥伦布），© The Ohio Statehouse

执政官的权力弱化了，10位“将军”（strategos）组成的机构取而代之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机构成了“内阁”，不仅负责政治事务，也负责军事行动。古代国家大多军政不分，明确有文武官之分的只有斯巴达。斯巴达人的语言中一定不存在“strategos”一词，尽管它是“战略”（strategy）一词的词源。

10位将军均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只有1年，每年改选，可以连任。只要是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不论什么等级都可参与投票。

法治国家的政策一定是用法律制定的。法律虽然重要，但如果拘泥于法律，就会成为欧洲人口中的“法律的奴隶”，其后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克里斯提尼虽然重视法律，却没有固执到不知变通的地步。

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的雅典政体（公元前508年—公元前322年）

梭伦改革以后的雅典政体（公元前594年—公元前508年）

克里斯提尼还创设了一个机构，叫“布列”（bule），由500人组成。雅典是直接民主政体的国家，如果把公民大会看作下院的话，我认为“布列”就相当于上院，当然它与近现代国家的上院并不相同。我想，它更像是梭伦改革中的事务官僚机构。

构成500人委员会的布列成员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是通过抽签的方式，从10个“部落”满30岁以上的居住者中分别抽取50人构成。

如果你觉得抽签随意性太强，那只能说明你没有真正了解古代雅典人。对于他们来说，抽签意味着神意，是诸神的决定。可以想象，克里斯提尼引入抽签的方法，其目的大概是给所有雅典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吧。

雅典全面负责国家政治和军事的是“将军”，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不是凭抽签。雅典人在灵活运用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方面，也很有天赋。直接民主政体之所以能在雅典长期存在，应该缘于雅典人的灵活机敏，毕竟直接民主政体是一个容易出现麻烦的政体。

亚略巴古作为司法机构，长期被富裕阶层独霸。随着这一机构权力的弱化，梭伦改革中业已存在的“陪审法庭”（eliaia）的作用得以大大提高。“陪审法庭”相当于法院，全体公民都有被选举权。于是，与雅典公民相关的民事案件都转到此机构进行审理了。

就这样，人类史上诞生了普通公民也有权参与政治的政体。

“公民大会”（ecclesia）成了国家政治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公民大会上，20岁以上的所有成年男性都有投票权。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开始改革，经过几年时间得以最终完成。这一政体持续了170多年，直到公元前322年。其间虽有过小的变动，但是基本形式保持不变。

公元前322年是亚历山大大帝在波斯去世的第二年。亚历山大大帝生前为了东征，曾经对雅典的国家政治不闻不问，任由城邦国家雅典自生自灭。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帝国遭肢解分割，雅典最终沦为马其顿国王的属国，告别了独立城邦国家的历史。

在克里斯提尼实施的改革中，也有昙花一现的内容，那就是陶片放逐。

读者们即使不知道克里斯提尼的名字，对陶片放逐也一定有所耳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