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有过如此不同的民族书写同一段历史的先例。

波斯人和希腊人几乎都在公元前6世纪崛起。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波斯人和希腊人一直关系密切。到了公元前333年，时任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三世完败于马其顿年轻的国王亚历山大，波斯走向了灭亡。

在此5年前，在与马其顿的交战中，雅典和底比斯联军败北，希腊城邦国家时代宣告结束。

长达200多年的岁月里，专制君主国家波斯和民主政体下的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同生共死。

在公元前6世纪，没有人想到波斯帝国会在25年的短暂时间里迅速崛起，将辽阔的土地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其疆域之大打破历史纪录。

公元前539年，尊称为“大王”的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从此，中东全域进入波斯统治之下。

继居鲁士之后，冈比西斯尽管在位时间只有短短7年，但是他只需要继承居鲁士的方针即可。

中近东最先沦陷。于是，以陆地军队见长的国家波斯有了船只——腓尼基人的船只。腓尼基是一个以贸易立国的民族，有较长的海运历史。

公元前525年，埃及沦陷，也被纳入波斯的统治之下。波斯征服中东、中近东以及从埃及到利比亚的北非东半部分后，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它发展成一个伟大的帝国。在东方君主中，波斯国王赢得了“王中之王”的赞誉。

同一时期，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下，正处于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

第三代国王大流士一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86年，共计36年。因其在位时间长，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王中之王”。也是他将帝国首都定在帕塞波里斯。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统治者虽然实行专制君主制，但他们是现实而精明的统治者。

征服，依靠的是军事力量。被军事力量征服的人是否接受胜利者的统治，要看统治者的政治才能。

波斯统治者首先将辽阔的波斯帝国划分成20个行省，分别任命行省总督（satrape），由他们管理各个行省。担任总督的，则是被征服者中的权贵。

这个职位为世袭，总督的后代可以继承总督之位。当然，他能否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则取决于国王的意愿，毕竟波斯是一个君主专制国。

行省总督享有极大的自治权，但是他们要尽三项义务：

一、参加一年一度在苏萨召开的、由国王主持的最高会议时，必须携带符合臣服之礼的贡礼。

二、各行省用金或银缴纳年贡。没有史料显示年贡具体是多少，想必数额一定不低。

三、“王中之王”御驾亲征之时，按要求提供兵力，由总督本人或行省高官指挥随同作战。

就这样，“王中之王”在实施宽松的专制统治的同时，确保了帝国运行所需的资金来源。也确保了主要战斗力波斯军队以外的军事力量的来源。

波斯帝国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也是宽容的。他们的宗教是拜火教。拜火教是一神教，但不强制异教徒改教。因此在波斯帝国，无论是一神教信徒犹太人，还是多神教信徒希腊人，在信仰上都享有充分的自由。

到了大流士一世时代，波斯帝国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

首先，它将临近小亚细亚西岸的萨迪斯收入囊中。萨迪斯是内陆城市，不靠爱琴海。接着，它开通了从苏萨到萨迪斯的公路。

这条路取名为“王之道”，全线用石头铺就，相当于当时的高速公路。每隔一天行程建有一个驿馆，人们可以在驿馆换马。200年后，罗马铺设亚壁古道时就模仿了这条路。只是，波斯人建成这一条公路以后就心满意足了，而罗马人却建起了密密麻麻的公路网。两者如此不同，也颇有些意思。大概是因为前者只注重“王中之王”的权威，而后者更看重效率吧。

尽管如此，这条“王之道”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波斯人并不重视这类基础设施，希腊人更无兴趣。对于这条公路，希腊人除了感慨一番，自然不会留下任何记录。

感慨不等同于关心。大多数希腊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条“王之道”的真正意义，而这条路的终点就在爱琴海的不远处。

也许他们认为，波斯国王既然已经拥有如此辽阔又肥沃的土地，不可能会觊觎希腊和爱琴海吧。毕竟希腊的土地不仅贫瘠而且狭窄，而爱琴海又遍布小岛。

但是，对领土有强烈霸占欲的人不会在意土地是否贫瘠，也不会在意海上的岛屿是大还是小，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掌控所有的土地，否则绝不会罢手。

波斯国王出征时通常会给被征伐国送去一个通告，要求献上“土地和水”。这一要求也充分说明波斯是一个领土控制型国家。

接受这一要求，该国自然成为波斯属国；拒绝这一要求，那就准备迎战波斯军队的进攻吧。

送别公元前6世纪，刚迎来公元前5世纪的这个时期，希腊各城邦国家开始陆续收到通告。此时的雅典在公民的支持下，正在不断巩固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成果。

波斯帝国领土和“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