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1年，地米斯托克利遭陶片放逐，流亡到了国外。

这是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的第9年。

是普拉塔亚战役之后的第8年。

是雅典与比雷埃夫斯实现一体化之后的第7年。

也是提洛同盟成立后的第6年。

我们只能认为，至少在提洛同盟成立后的6年间，雅典与斯巴达从未停止过合谋。

“合谋”一词是后来才有的，希罗多德撰写的《历史》和以后修昔底德所著的《战争史》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个词。但是仔细阅读他们描述的各部分细节，人们很容易想到“合谋”这个词。

为了将地米斯托克利和帕萨尼亚斯彻底赶下台，合谋的一方是斯巴达的5个监察官，另一方是雅典的阿里斯泰德和他那一派人。

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如此轻易地将地米斯托克利和帕萨尼亚斯赶下台呢？

在当事人强大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很难把他拉下台。

因为这个时候，危机已经远离希腊全境。

也许你会说，危机离去不正是那两个人的功劳吗？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此一时彼一时”。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只记得住别人的坏而记不住别人的好。容易忘记别人的好是人类的特性之一，于是有人展现出了人性中的这一特点。

这6年间，雅典一帆风顺。

来自波斯的威胁解除了。

比雷埃夫斯与雅典一体化以后，一跃成为爱琴海最大的港口。另外两个港口的造船所周边渐渐集中了从事造船相关工作的技师和匠人。

地米斯托克利提议雅典每年新建20艘三层加莱船下水，公民大会予以通过。于是，与造船业相关的人群有了长期稳定的工作。提洛同盟成立以后，雅典又开始接受其他中小同盟国的订单，因为这些中小城邦国家没有造船能力。

既然提洛同盟以雅典为主导，那么由雅典人担任同盟海上军队总指挥官一事自然无人反对。于是，不到40岁的客蒙年纪轻轻就连任了这个职位。

客蒙是“马拉松英雄”米提亚德的儿子。他很像他父亲，有非常敏锐的战略天赋。在这位年轻将领的指挥下，爱琴海作为“希腊人之海”越来越安全，大多数雅典公民甚至认为，只要交给客蒙就可以高枕无忧。

客蒙之所以深受雅典人的爱戴，不仅因为他是“马拉松英雄”的后代。萨拉米斯海战中，根据地米斯托克利的要求，客蒙担任了其中一艘战船的指挥员。当时这位年仅31岁的年轻人表现出势不可当的英勇气概，不禁让人联想起那位被处以巨额罚款、最终不治身亡的“马拉松英雄”。人们惊叹，他原来是米提亚德的儿子。

当时客蒙并未引起阿里斯泰德的注意，因为此时年长客蒙10岁的克桑提普斯尚在，完全可以与地米斯托克利较量。

然而第二年，克桑提普斯在米卡勒和西斯托两场战役中大显身手以后，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不清楚真实的原因，只能推测他因病去世。阿里斯泰德注意到客蒙正是在此之后。

为了实现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建设，雅典开始建造带有城墙的道路。斯巴达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为说明建造此工程的目的，阿里斯泰德继地米斯托克利之后去了斯巴达，客蒙随行前往。正是在这个时候，阿里斯泰德决定培养客蒙，让他成为自己抗衡地米斯托克利的帮手。

因为父亲被判50塔兰特的罚款，年轻的客蒙负担很重。尽管已经支付了一部分，但那仅仅是一小部分，距离还清还差很多。

当时，雅典有一个大富翁叫卡里乌斯。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是阿里斯泰德给客蒙和卡里乌斯牵的线。但是阿里斯泰德领导的雅典政界的稳健派毕竟与地米斯托克利领导的激进派不同，它是集中了富裕阶层人士的一个圈子。

卡里乌斯是这一富裕阶层的一员，他提出如果客蒙同意将妹妹嫁给自己，他愿意替客蒙交清罚款。

客蒙长得很魁梧，可以想象他妹妹很可能是个米洛斯的维纳斯式的美女。不管怎样，客蒙肩上的重担因此卸下去了。

其次是客蒙自己的婚姻。这一次，是阿里斯泰德主动提出的。

嫁给他的是出身名门望族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女孩儿，还是统帅麦加克勒斯的孙女。在这个闻名全希腊的名门中，她绝对是血统纯正的直系后代。也许你会认为在民主政体国家，这样做会不会不利于他的发展。但是，普通百姓总是向往“高贵的血统”。

把客蒙拉进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后，阿里斯泰德总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客蒙成了他抗衡地米斯托克利的有力帮手。

但是，客蒙不是一个满足于做豪门女婿的人。

此时，像萨拉米斯海战、普拉塔亚战役这样关乎生死存亡的战斗已不存在。但是，提洛同盟有存在的必要性，这是为保障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各城邦国家的安全而建立的集体防守体系。如果止步于制定制度而懈怠于管理，那么很难指望这个同盟会长久发挥有效作用。

维持提洛同盟，有低调的做法，也有高调的做法。

客蒙很有战略天赋，但行事一向高调。为了得到金矿而攻占萨索斯岛后，客蒙得到了据称是雅典建国始祖忒修斯的遗骨。不管真假，他把遗骨当作真迹带回雅典，让雅典公民为之疯狂。这就是客蒙。

客蒙是战略天才，却不是谋士。阿里斯泰德与斯巴达的5个监察官关系很好，却从不表现出来，而客蒙公开与斯巴达交好。他为儿子取名“Lakedaimonias”，意思是“斯巴达之子”，完全不掩饰自己对斯巴达的好感。因此，雅典公民认为他是一个坦诚的人。

就这样，客蒙不仅成了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一员，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回到国内后他的声望日益高涨。与此相反，地米斯托克利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同39岁的客蒙相比，地米斯托克利已经53岁了。

公元前471年，在决定陶片放逐的公民大会上，正是客蒙强烈要求放逐地米斯托克利。

以修昔底德为首的同时代史学家没有一个人明确记载陶片放逐地米斯托克利的理由。

尽管如此，流放国外长达10年，一定有一个能让人接受的理由，只是究竟是什么理由，至今尚不清楚。

也许正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暗示的那样，萨拉米斯海战之后，参战的各指挥官瓜分了波斯国王遗弃的财宝。10年后旧事被重提。当然，没有证据证明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是因为此事。

现代学者从卫城山上发掘的陶片中找出所有刻有“尼奥克勒斯之子地米斯托克利”的陶片，进行了仔细比对，结果发现大多出自一人之手，因为刻在上面的字不仅字形相同，甚至出错的位置都一样。

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有关阿里斯泰德的章节中有这样的描述：雅典公民并非人人识字，其中也有文盲。所以，不排除有人事先将“尼奥克勒斯之子地米斯托克利”的字样刻在陶片上，然后交到既不会刻字也不认字的公民手中，让他们投进投票箱的可能性。当然，上面刻了谁的名字他们自然不会如实相告。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雅典人就不仅仅是民主政体的发明者，同时也是弄虚作假的始作俑者。

不管怎样，“萨拉米斯英雄”在海战之后的第9个年头遭到了陶片放逐。

53岁时突遭此变故，地米斯托克利却好像没事人一样，完全看不出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我被流放了？哦，知道了。”好像这就是他的反应。他把家人留在雅典，一个人痛痛快快地离开雅典，移居去了阿尔戈斯。

现代学者认为，此时的他本该小心行事，却选择了阿尔戈斯作为流放地，实非明智之举。

也许地米斯托克利根本没想过自己应该表现得谨慎一些。作为排挤政敌的手段，他自己就利用过陶片放逐制度。而且，目的达到以后，他又在必要的时候召回政敌，让他们担任要职，给了他们大显身手的机会。在他眼里，陶片放逐不过是权宜之策。也许他认为，一旦需要，公民大会随时可能召他回国。

然而，阿里斯泰德不是地米斯托克利。

陶片放逐制度只规定被放逐者要在国外待上10年，并没有规定只能去何处。所以，只要在雅典国境以外，选择任何地方都可以。那么，地米斯托克利为什么会选择阿尔戈斯呢？理由尚不清楚。

阿尔戈斯是希腊城邦国家之一，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其南侧与拉科尼亚地区接壤。拉科尼亚的首都就是斯巴达。但是，不，也许应该说正因为如此，历史上阿尔戈斯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一向紧张，阿尔戈斯甚至仅仅因为总指挥官是斯巴达人而拒绝加入共同抵抗波斯的希腊城邦国家联军。

走陆路，只要穿过伊斯米亚狭窄的地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再向东横穿迈加拉即可从阿尔戈斯到达雅典。如果走海路就更容易了。坐船绕过埃皮道鲁斯，经过埃伊纳、萨拉米斯，一路北上，当天即可到达雅典。

得知地米斯托克利移居阿尔戈斯后，年届六旬的阿里斯泰德会有什么想法呢？他知道，要让长期以来的政敌彻底威信扫地，仅靠陶片放逐是不够的，因为他本人仅流放一年就被召回国了。而且此时雅典支持地米斯托克利的势力依然强大。

另一方面，总是疑神疑鬼的斯巴达监察官们知道地米斯托克利被流放国外之后，大概觉得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吧。

也许他们认为“萨拉米斯英雄”倒台了，那么推翻“普拉塔亚英雄”也就不难了。带着这样的想法，5个监察官命令帕萨尼亚斯即刻回国。此时，帕萨尼亚斯就在特洛伊古战场附近的克罗奈伊过着隐居的生活。

这位“普拉塔亚英雄”已经43岁，作为普通人，他已经过了6年隐居生活。

事实上，因与监察官不和而主动选择流亡的斯巴达人并非只有帕萨尼亚斯一人。主动选择流亡的斯巴达人大多出身王室，他们或逃往波斯，或去了意大利半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监察官主宰的斯巴达体制的叛逆者。但是，监察官从来没有向那些人发出过召回令，也没有派刺客暗杀过他们。也许他们认为，只要这些人离开斯巴达，就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了吧。

但是，帕萨尼亚斯不同，他是“普拉塔亚英雄”，即使他离开了祖国，在监察官眼中依然有害。也就是说，他们认定帕萨尼亚斯会给肩负斯巴达未来的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

斯巴达的监察官制度的弊端就在于监察官除了多疑猜忌之外，还有所谓的使命感。

不要忘了，帕萨尼亚斯有50%是斯巴达性格，还有50%不是斯巴达性格。

正因帕萨尼亚斯采用了非常规的策略，他才能在普拉塔亚战役中歼灭波斯军队。而“战必胜”的信念是典型的斯巴达式的想法，因为这是斯巴达男人们最看重的事。

监察官只有当士兵的经历，他们从未担任过总指挥官。总指挥官需要一人承担全部责任。帕萨尼亚斯认为没有指挥官经历的监察官没有资格审判自己。

而且6年前，对他的审判结果是无罪。因此，他以为这次召回令只是上一次的重复。然而这一年，5名监察官从一开始就认定他有罪，甚至还准备了物证。

认定帕萨尼亚斯有罪的依据可能是以下两点：

第一个罪名是，与波斯国王暗中勾结，企图利用波斯的军事力量征服希腊。

第二个罪名是，为达到以上目的，煽动斯巴达国内的希洛人揭竿而起反对斯巴达。

认定他与波斯国王暗中勾结的证据是他写给波斯国王的信，发信地是拜占庭。因为帕萨尼亚斯攻下拜占庭后不久就被勒令离开，所以通信事件应该是在公元前477年，即7年前的事。

关于这件事情，起诉内容与上一次大同小异。煽动希洛人起义的罪名是这次新增的，这是叛国罪。这一次，审判权不在“长老会议”而到了5个监察官的手中。

关于信件这一“物证”，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它是可信的。

斯巴达指挥官帕萨尼亚斯写给波斯国王薛西斯

我有一个想法，可能合您的心意。

我想娶您女儿为妻。作为交换条件，我可以将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全域献给您。

至于具体如何实施，我愿意听从您的忠告和建议。

如果您对我的要求感兴趣，请速派可靠的使者前来。

薛西斯看到这封信后非常高兴。他马上指示萨迪斯总督阿尔塔巴兹前往拜占庭，将国王写的回信亲手交到帕萨尼亚斯手中。

波斯国王的家臣见到帕萨尼亚斯后，将国王的信交给了他。

国王写给帕萨尼亚斯

我非常愿意接受你的请求，无论白昼还是黑夜，我都希望没有障碍能够阻挡你兑现你的承诺。

如果需要组编强大的军队，无论需要多少钱我都愿意提供。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差遣阿尔塔巴兹。他是个有能力的人，可以帮助你实现你我二人的愿望。

这就是所谓的勾结波斯国王、背叛希腊的确凿“物证”。

那么，斯巴达5名监察官是如何得到这件物证的呢？帕萨尼亚斯有一位好友叫艾尔基尼奥斯。据说他看到这封信后非常害怕，于是将它交给了监察官。

关于帕萨尼亚斯煽动斯巴达农奴起义的证据是否真实存在，尚不清楚，至少修昔底德没有提及。

为了证明所谓的物证纯属伪造，人们竟然用了2300多年的时间，只能说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影响力太过强大。

2300多年里，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甚至从中世到近世再到近代的欧洲人都相信帕萨尼亚斯是一位杰出的将帅，同时也是一个可恨的卖国贼。

直到20世纪以后，一位德国学者首先提出物证是伪造的。他认为要证明此物证系伪造甚至无须高深的学问。

第一，当时抗击波斯的战斗刚刚结束，波斯高官不可能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拜占庭街头。

第二，帕萨尼亚斯成功拿下拜占庭的这一年，波斯国王薛西斯已经回到波斯首都苏萨。

苏萨位于中东，阿尔塔巴兹统治下的萨迪斯位于小亚细亚西部。其间虽有一条全线铺设的大道——王之道，但是，这条路从头走到尾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

假设帕萨尼亚斯真的给波斯国王送去了信，那么，送信人必须从拜占庭到萨迪斯，再从萨迪斯前往苏萨。

第三，假设波斯国王看到这封信后，指示萨迪斯总督阿尔塔巴兹带着回信去拜占庭。从帕萨尼亚斯写信过去到国王送来回信，一个往返最快也需要6个月时间。

而帕萨尼亚斯攻取拜占庭以后不久就被召回斯巴达。他应该没有这么多时间完成此事。

进入20世纪以后，德国学者最先提出的伪证说主要依据的就是这条线索。以此为开端，欧洲出现了帕萨尼亚斯冤案说。现在普遍认为这才是真相。

希罗多德记录此事时，心中多少是怀有几分疑惑的，而认为自己书写的历史比希罗多德更加真实的修昔底德却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怀疑。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修昔底德不喜欢帕萨尼亚斯。

只要是关于帕萨尼亚斯的负面消息，甚至比街头巷议更具有杀伤力的逸闻，他都会不加分析拿来就用。

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写的不是波斯与希腊之间的战争，是其后不久发生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

修昔底德是雅典人。对他来说，帕萨尼亚斯是一个时代之前的重要人物，更是敌国斯巴达的人。

帕萨尼亚斯指挥的军队在普拉塔亚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他承认这一战的胜利非常重要。但是对于雅典人修昔底德来说，那只是敌国斯巴达取得的一场胜利而已。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公正叙述历史，不应该以一己之好恶来书写历史人物。

但是这样一来，人类行为的集大成——历史就会失去光彩。

历史学家有好恶之分，他们会在写作过程中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有助于读者阅读。

不管怎样，因为修昔底德，帕萨尼亚斯不仅被斯巴达监察官当成了“卖国贼”，在其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也一直被看成“卖国贼”。

也许正因为如此，希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留下了他们的雕像，唯独看不到帕萨尼亚斯的雕像。

古希腊人的雕像能够保留至今要归功于古代罗马人，他们仿制的雕像多到不计其数。罗马人对希腊的崇拜之情无以复加，无论在公共图书馆还是在自家书房里，他们都喜欢摆放古希腊伟人的雕像。

没有帕萨尼亚斯的雕像只能说明无往不胜的罗马人也认为帕萨尼亚斯是一个“卖国贼”。

正因如此，关于“普拉塔亚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后世的评价截然不同，尽管希腊军在普拉塔亚也将波斯军打得落花流水。

以斯巴达人为主导的战斗中，流传至今的只有列奥尼达和300名斯巴达勇士壮烈牺牲的温泉关之战。

没有人想过，在战斗中活着取得胜利远比牺牲生命以致失败难得多。

帕萨尼亚斯接到命令后回到国内去了一个朋友家。他甚至没有时间好好看一眼离开6年的祖国，5个监察官就出现在他面前，宣布他被捕了。

他听后大吃一惊，仓皇从后门逃了出去。因为事发突然，他甚至连短剑也没带，一路逃进附近的神庙正殿，锁上了门。

见此情形，5个监察官下令彻底封锁神庙。他们用泥土封住通往正殿的门，揭去屋顶瓦片，把帕萨尼亚斯困在了里面。

没有食物，也没有水。白天，强烈的太阳光暴晒；夜里，寒气逼人。在这样的环境中，43岁的帕萨尼亚斯想到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他坚持了多少天。在没有屋顶、除了并不雄伟的神像没有任何东西的空荡荡的正殿里，在来自神庙缝隙的窥探和监视中，“普拉塔亚英雄”走向了死亡。

没有人验证过在这种状态下，人可以存活多少天。因此我找到了一位相识的日本医生。他的专业是脑神经外科，他为我咨询了法医。下面就是他给我的答案：

在完全没有食物和水补充的情况下，通常人三四天就会死亡。考虑到最大的可能性，生存一周已是极限。

没有食物但是有水分补充的话，生存1—2个月是有可能的。

斯巴达战士藏匿的神庙绝不可能有食物，而补充水分却是可能的，因为可以利用降雨。因此，降雨情况如何成了决定其生存时间长短的主要因素。

一个人通过呼吸，每天每公斤体重会令其蒸发掉15毫升（气温为28度以下）的水分（叫无感蒸发）。

如果一个人的体重为80公斤，那么一天就会从体内流失1200毫升无感蒸发的水分。如果在阳光下，水分流失会更多。

为了生存，一个人一天至少需要摄入2000毫升甚至更多的水分。如果不能保证这个量，绝无可能存活1—2个月。

因此，是否有可能依靠降雨来补充水分是关键。但是，考虑到地中海性气候，再加上他经受过斯巴达战士必须经历的严酷训练以及尚不满45岁等因素，从逃进神庙到死亡，生存时间最长一周左右。

由于没来得及带短剑，他甚至没办法自尽。揭去屋顶上的瓦片说明此时很可能是夏季，而不是冬春季。也就是说，按照地中海气候，此时不是雨季。

他躲在神庙中。这是神圣之地，即便是一只小虫也要在一口气尚存时赶出神殿，否则很不吉利。因此，监察官对外正式发布的说法是，帕萨尼亚斯被拖出神圣场所不久就死了。

同时公布的还有所谓的“物证”——信件。斯巴达方面的解释是，因阴谋暴露，帕萨尼亚斯选择了绝食而亡。

帕萨尼亚斯一死，斯巴达监察官宣告此事尘埃落定，他的朋友、近亲和孩子都没有受到牵连。

帕萨尼亚斯的儿子顺利长大成人，继列奥尼达的儿子之后登上了斯巴达的王位。他为自己的儿子，也就是为帕萨尼亚斯的孙子取名帕萨尼亚斯。60多年之后，这位帕萨尼亚斯登上斯巴达王位。

帕萨尼亚斯的孙子成为国王以后，曾尝试改革监察官制度，但终究没能撼动早已植根斯巴达社会的这个牢固的壁垒。

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将生杀大权交给所谓有使命感的人。

中世纪的异端审判官单凭捕风捉影就能判决男女通奸，他们用火刑烧死了无数无辜男女。古代人从未接触过基督教，他们没有感受过中世纪异端审判官的恐怖行径。因此，在他们描述的历史中，对监察官制度的弊端缺少切身感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斯巴达的监察官逼死了帕萨尼亚斯之后，决定不追究与他相关的人。这好像也是斯巴达人的行事风格。

斯巴达派特使前往雅典，正式向雅典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们的要求是，帕萨尼亚斯煽动斯巴达国内的希洛人发起反政府运动一事，身在邻国阿尔戈斯的地米斯托克利不可能不知晓。因此，雅典必须调查此事，并在此基础上对地米斯托克利进行审判。

陶片放逐地米斯托克利之后，雅典政府把客蒙推到了前面，但实际掌握权力的却是阿里斯泰德。

阿里斯泰德认为，地米斯托克利在公民中的支持率依然居高不下，仅靠陶片放逐将其逐出雅典还不够彻底。因此，斯巴达的要求正中他的下怀。我们不清楚他具体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总之，雅典政府向居住在阿尔戈斯的地米斯托克利发出了即刻回国的命令。理由是根据斯巴达的要求，他必须回国接受讯问，并根据讯问结果接受审判。

身在阿尔戈斯的地米斯托克利大概知道了帕萨尼亚斯的死讯，而且也一定知道所谓的罪状。因为帕萨尼亚斯死后，斯巴达监察官公布了这一切。

地米斯托克利也知道要求自己立即回国的雅典权力机构现在掌握在阿里斯泰德的手中，知道他还没有消除对自己的敌意。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决定无视回国命令。

随即，雅典政府和斯巴达政府同时发出了逮捕令，执行这一命令的部队分别从雅典和斯巴达向阿尔戈斯扑来。

已经5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被流放国外，现在又遭到了“国际通缉”。

他决定逃跑。有人为他提供了船只。他坐船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入爱奥尼亚海继续北上，最后逃到了科孚岛。

在科孚岛上，上至国王下至普通岛民，都对这位逃亡者表现出异常的热情。他们没有忘记这位“萨拉米斯英雄”。

但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使节很快来到科孚岛，他们要求引渡地米斯托克利。他们威胁说，如果拒不交人，两国的海上军队将联合攻打此岛。

如果雅典和斯巴达真的打过来，科孚岛是不堪一击的。看到国王左右为难，地米斯托克利决定离开此地。

按照地米斯托克利的要求，科孚岛国王为他准备了前往希腊本土的船，同时还送给他数额不小的金币。

如果只是陶片放逐，地米斯托克利可以保全所有资产，亲朋可以从国内送钱给他。但是一旦遭到通缉，国内的所有资产就被没收了。地米斯托克利没有海外资产，因此逃难用的资金只能依靠他人资助。

他离开科孚岛，到了相距不远的伊庇鲁斯。这里的国王同样热情地迎接了他。然而很快，他又被雅典和斯巴达找到了。

于是，他逃到了马其顿王国。马其顿国王为他安排了住处等。但是，不久他又不得不离开此地。

后世的我们之所以可以追踪到地米斯托克利的逃亡之行，是因为每次他的避难之地被发现后，雅典和斯巴达都会派军队前去抓他。

从54岁到60岁，他是在逃亡中度过的。但是他的逃亡之行并不孤单，也不是惶惶不可终日。

不管逃到哪里，他都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当然他不会让帮助他的人为难，而帮助他的人个个心甘情愿，甚至为能够帮到他而深感荣幸。他的逃亡之行与其说是逃亡，不如说是冒险。

当然，逃亡的日子不会过得舒心，因为他必须时时注意不让雅典和斯巴达发现。

色雷斯地区集中了雅典公民的海外资产，这里他从未踏足过。

除了追缉令，还有悬赏令。

悬赏令是萨拉米斯海战以后波斯国王薛西斯发出的。只要抓到地米斯托克利，不论死活，赏金200塔兰特。在当时，200塔兰特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如果地米斯托克利还是希腊最受尊敬的人，他完全不必在意这个悬赏令。但现在他是两个国家的通缉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逃亡之行同时也是冒险之旅。

也许是因为厌倦了逃亡生活，被通缉的第二年，地米斯托克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个雅典政府绝对想不到的地方。

那就是以弗所，爱奥尼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雅典海上军队的基地萨摩斯岛就在这个城市附近。

俗话说得好，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以米卡勒海角为中心，雅典人在以弗所、萨摩斯岛、米利都一带常来常往。雅典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人会将这里作为避难之地，而地米斯托克利就选择了此地。

以弗所面临大海。站在以弗所，看着雅典战船从眼前的海面上驶向萨摩斯岛，地米斯托克利会是怎样一种感受呢？想到这些，我曾经为他感到难过，但现在我不再为他伤感了。

海军士兵没有忘记雅典海军船队的创始人是地米斯托克利。

雅典海上军队颇有些自负，后来他们经常违抗本国政府的命令，因为他们认为是海军保证了城邦国家雅典的安全。

让他们如此自信的是率领他们取得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指挥官地米斯托克利。

因此我猜想，正因为相距较近，海军中一定有人频频从萨摩斯岛来到以弗所，秘密资助在此避难的地米斯托克利。

接下来长达4年的时间里，雅典政府一直没有找到地米斯托克利。

其间，在朋友的帮助下，地米斯托克利还与家人团聚，在以弗所当地一位有权势的人提供的住宅里悠然度日。

但是，地米斯托克利不是一个甘于平淡生活的人。

这座房子的主人是希腊人，与波斯人有往来。有一次，地米斯托克利在和房子主人的聊天中得知薛西斯已于前一年去世，继任的新国王已登上王位。

尽管此时已年过六旬，地米斯托克利依然决定赌一把。他请此人帮忙安排他和刚继任王位的波斯国王见面。

此人是个商人，经营范围极广。他在波斯宫廷上下活动，成功说服了新国王同意见面。

不清楚他们在何处见面。总之，两人面对面坐到了一起。担任翻译的大概就是安排此次会面的那位房主。

60岁的雅典人对31岁的波斯国王说：

“我是地米斯托克利，打败你父亲的人就是我。现在，我来到了你的面前。”

据说刚刚登上波斯帝国王位的31岁的国王这一天甚至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他是国王的次子，参加过对希腊的远征。当时除了把长子留在首都，薛西斯带上了其他所有儿子。

因此，刚登上王位的阿尔塔·薛西斯曾经与父亲一起在悬崖上目睹了发生在16年前的萨拉米斯海战。

对于年轻的国王来说，15岁那年的那一天是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一个秋日”。

那一天，正是此时此刻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在父王的眼皮底下将波斯海上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也因此将父王推入了绝望的深渊。我完全理解他说不出话来的心情。

两人决定第二天再见。就在这天夜里，国王寝室中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我的想象是：

卧室里只剩下31岁的年轻国王一人。他一件件脱去象征国王威严的衣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房间里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

“地米斯托克利来了，哈哈哈！来了，来了，来了，哈哈哈。”

第二天，两人的对话很有意思。

年轻的国王说：“我们有一个悬赏令，是悬赏捉拿你的，赏金是200塔兰特。现在既然你自己找上门来了，这份赏金是不是应该给你？”

地米斯托克利没有理会他的话，他说：

“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求您的庇护，我愿意为国王您统治下的波斯效力。只是在此之前，我需要一年时间学习波斯语，同时我要想想我能做些什么。”

波斯国王一口答应。他不仅答应了地米斯托克利的请求，还任命他担任马格尼西亚和另外两地的总督，出自这三个地方的收入全部归他支配。

不清楚波斯国王为什么选择马格尼西亚，但这绝对是一个妙不可言的选择。

首先，年轻的国王没有怨恨地米斯托克利的个人理由。

他的父王在征服希腊的野心被地米斯托克利彻底打碎后，精神出现异常，以致最终遭家臣暗杀，甚至连累本该继承王位的长子也遭杀害。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变故，这位年轻的国王将无缘波斯王位。

在波斯，长子继承王位天经地义。他是次子，本无缘登上王位，现在却当上了国王，细想想，不能不说与“萨拉米斯海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波斯帝国版图辽阔，除了中东还包括中近东、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中东境内还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拥有如此庞大的帝国，国王阿尔塔·薛西斯如果只是单纯地“恩赐”地米斯托克利，有的是可赠予的城市。但是他却选择了位于小亚细亚西端的马格尼西亚。这又是为什么呢？

波斯曾经企图占领希腊，最后大败而回。因此，也许有人认为他有“穷鸟入怀”，仁人所悯的心理。但是，我认为对于现任国王阿尔塔来说，这个理由并不成立。

打败波斯军队的希腊军队主力来自雅典和斯巴达。也许他想，地米斯托克利此时被雅典和斯巴达追得四处藏匿，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恶心恶心这两个国家。

因此他才安排地米斯托克利去统治马格尼西亚。

马格尼西亚距离以弗所30公里，距离萨摩斯岛60公里，距离米利都40公里。也就是说，这里与爱奥尼亚地区的任何一个主要城市相距都不远。

这些城市曾经都在波斯的统治之下，萨拉米斯海战之后回归希腊，现在是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的成员国。

爱奥尼亚地区已经彻底回归希腊。波斯国王交给地米斯托克利统治的地方，以马格尼西亚为首，都在波斯帝国境内，与爱奥尼亚地区近在咫尺。

这一次，先不论斯巴达原本就对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的地方漠不关心，就连雅典也不能轻易出手，尽管雅典认为爱琴海现在已经完全属于希腊人。

而且，知道地米斯托克利一定会迎战前来追捕自己的人，雅典的指挥官中谁还胆敢前去攻打那个地方？

马格尼西亚与爱奥尼亚地区接壤，但是在这里，对地米斯托克利的通缉令彻底失效。只要地米斯托克利移居到此地，就有充分的自由，他可以随时与希腊人交流，住在雅典的朋友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拜访他了。

另外，马格尼西亚和另外两个地方保证了地米斯托克利的年收入绝不亚于雅典的那些大富豪。

不知道是不是对“入怀的穷鸟”充满了同情，总之，31岁的波斯国王对待年已六旬的地米斯托克利相当慷慨。

年轻的波斯国王似乎有点儿心急，没等到一年，就邀请地米斯托克利一同外出狩猎。

允许他一同前去狩猎意味着允许他携带武器。

一年后，波斯国王依然屡次邀请地米斯托克利同去狩猎。

每一次，年轻的国王都会带着问题请教地米斯托克利，地米斯托克利也会给出合理的意见、忠告或解决办法。

位于苏萨的波斯宫廷内，地米斯托克利成了“最能影响国王的人”。

波斯国王从不要求地米斯托克利做这做那。

对于年轻的国王来说，也许把地米斯托克利留在身边就已足够。至少他不必再担心这位出色的将领会率领雅典的海上军队与波斯作战了。

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来说，掌管马格尼西亚和另外两个地方易如反掌。只要捋顺了各机构的工作内容，在各个位置安排好合适的人选，他只需要掌握大方向即可，这远比指挥海上作战容易多了。

作为外国人，他施行善政，深得管辖地内住民的欢迎。他去世后，当地住民不仅在马格尼西亚中央广场为他修建了宏伟的墓地，还坚持每年给他的遗属送去当年的收益。可见，地米斯托克利还有做地方行政官的才能。

那么，地米斯托克利有没有担心的事呢？他会不会担心波斯国王有一天要求他担任总指挥，入侵希腊呢？

我想应该没有。

为了征服希腊，从祖父大流士到父亲薛西斯都发动过入侵希腊的战争，结果节节败退，不得不撤回亚细亚。对于这一事实，现任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铭记于心。他不会忘记每次攻打希腊最后遍体鳞伤的总是波斯。

与希腊军作战，波斯不只会损失兵力，还要面对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例如辽阔的帝国境内各地纷纷揭竿而起。阿尔塔·薛西斯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为镇压各地叛乱而心力交瘁。至于父亲，更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希波战争的失败使父亲国王的威严尽失，遭到家臣的暗杀。

阿尔塔·薛西斯是看着父亲的变化长大的，他在心里早就下定决心，绝不再挑衅希腊。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他这样想完全可以理解。

年轻的国王心中藏着这样的打算。地米斯托克利一定也认为波斯与希腊之间不会再有大规模战争。狩猎时，他一定细心观察过国王的言行，而且越观察越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吧。

这一时期，雅典在战争天才客蒙的指挥下向波斯发起了进攻。但是波斯方面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反击。

到了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之间签署了和平条约。

此条约被命名为“卡里阿斯和约”，和约规定两国互不侵犯。卡里阿斯是雅典的代表，此和约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那时地米斯托克利已去世10年。和平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互相承认既成事实，既往不咎。

提出签订和平条约的是波斯当时46岁的国王阿尔塔·薛西斯，雅典积极响应并极力促成此事的是同样46岁的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是地米斯托克利思想的拥趸，他继承和发展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思想。

比地米斯托克利小30岁的波斯人和希腊人实现了波斯与雅典之间的和平。

有一种人，肉体死了，但“灵魂”不灭。

公元前459年，地米斯托克利在马格尼西亚的家中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65年生涯。

有一个说法是，波斯国王要求他率军攻打雅典，地米斯托克利不愿意接受这个命令，于是选择了服毒自杀。但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明确否定了这一说法，指出他的确是病故。

我完全相信修昔底德的说法。我还认为他不是单纯的“病死”，而是“厌倦了舒适的生活，终至病故”。

他不再遭人迫害，生活稳定富足。这样的舒适生活，他过了5年。

修昔底德出生在地米斯托克利去世的前一年。我想介绍一下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地米斯托克利的评价，而不是生平概要。

地米斯托克利的横空出世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一旦需要，他那无与伦比的坚强信念就会随时被激发出来。

还有那随机应变的灵活性、独创性。他的独创性也许只能用天赋二字来解释。

他的大脑充满了智慧，他可以自如地运用学过的知识以及实践中得来的经验。

他的洞察力既敏锐又深刻，只需一看就能把握状况。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哪怕是用阴谋，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无论是眼前的问题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他都能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于他做过的事情，他深知付诸实施的所有行为的意义，同时为了便于他人理解，他能做出最简洁、最明了的解释。

关于他不曾做过的事情，他所下的判断和提出的对策从不曾出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很有先见之明。别人尚未看出端倪，他已经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态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他的洞察力不仅停留在眼前，还可以达到遥远的将来。

不得不说，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天赋异禀、才华盖世的天才。

他有着超人的精神集中力和瞬间爆发力。每当遇到问题，他瞬间就能找出解决方案。这样的才能令人惊叹。这就是地米斯托克利。

这是地米斯托克利时代之后的雅典人对他做的评价。而地米斯托克利在选择长眠之地时，宁愿放弃宏伟的墓穴，也要回到祖国。

为了实现他的遗愿，朋友们悄悄将他的骨灰带回雅典秘密埋了起来。

由于对他的通缉仍然有效，所以即使已化成骨灰，城邦国家雅典也不会允许一个罪人回到国内。

当然，雅典当局者即使知道也会睁一眼闭一眼。

写完对地米斯托克利的评价和他的死亡之后，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样结束对这个时代的描述：

就这样，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和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走完了他们各自的人生。

两人都为希腊争了光。他们的光辉不仅留在他们大有作为的时代，也留给了此后的希腊。

人可以成就伟大，同样难免做出愚蠢的行为。

人总是充满矛盾。为了让矛盾的人类觉醒，为了让矛盾的人类充满理性，“哲学”应运而生。

而对人类智慧和愚蠢等所有事件做出的描述，就是“历史”。

创造“哲学”和“历史”的都是希腊人，这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