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霸权国家战败后有另一个国家代替它掌握霸权，或许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

问题是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人认为多极化的状态才是理想状态，但实际上这种状态也许只是混乱而已。

这种混乱不只祸害当事国，还会殃及其他国家。因而，它不会止步于暂时的混乱，而会成为一种可确切地称为“混沌”的长期现象。

伯罗奔尼撒战争绵延30年之久，它导致城邦国家雅典的凋败，在接下来的42年中又进而导致了希腊城邦国家的终结。

“霸权”一词的词源是古希腊语的“hegemonia”（英语为“hegemony”），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其他国家有强有力的影响。

在古希腊，这种意义上的霸权国家只有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虽然在陆战方面堪称希腊第一，但斯巴达战士的国家只有军事力量。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跌落下来。

研究者们认为，从这一年开始到马其顿雄起的半个世纪间，先是斯巴达的霸权时代，接着是底比斯称霸。

果若如此，希腊世界的霸权便只是从雅典转移到斯巴达，再转移到底比斯而已。即便霸权转移时存在一定弊害，造成的混乱也应该会控制在一定程度内。

可是，希腊世界却走向了“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

论及政治制度，这些城邦国家有民主政治、寡头政治以及两者的混合，情况各不相同。可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终归都是城邦国家。与之相对，马其顿是王权国家。

我阅读学者的研究著作时感到，学者必须读懂文字记载背后的东西，即所谓的真话。

虽然书上写的是“霸权时代”，但必须理解为带引号的所谓的霸权时代。

本卷第一部讲述的是真正的霸权国家雅典存在80年之后，带引号的霸权时代42年的历史。

公元前404年战败的只是雅典，半个世纪之后败下阵来的却是希腊的所有城邦国家。

自信的丧失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抛弃了民主政体（demokratia），转向寡头政体（oligarkhia），而这并非战胜国斯巴达的逼迫所致。

真正的原因在于，绵延近30年的战争以雅典空前屈辱的失败告终，雅典市民对自己沿用百年的民主政体失去了信任。

的确，公元前404年的雅典丧失了80年来一直拥有的所有“力量”。

作为主战力的海军舰船从200艘减少到12艘，只能完成近海警备。

连接首都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的7.5公里的“长墙”也多处被毁，“长墙”给予本国防卫和国民粮食两方面的安全保障也化为乌有。

此外，延续了七十多年的提洛同盟遭到瓦解。与本国政府的意见相比，斯巴达的吕山德将军更热衷于听取支持他的波斯的意见。拜他所赐，在脱离雅典获得独立的美名下，爱琴海周边城邦和岛屿全都从提洛同盟分离出去。

雅典及其周边

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只是一个军事同盟，而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不同，它不仅是军事同盟，还是经济同盟。提洛同盟是雅典人的“作品”，而雅典人在希腊民族中具有格外出色的经济敏感性。正因如此，这件“作品”甚至促成了当时任何国家都没有想到的广域经济圈。

很多雅典人因此选择在加入同盟的城邦和海岛定居，就像雅典在那里开分公司或分店一样。这些人因吕山德的强制回国令撤回雅典，环绕爱琴海的广域经济圈因此崩溃。由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雅典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连经济大国的地位也不保。

大家原本觉得一旦有事可以相互帮忙才加入同盟。雅典本来有200艘战舰，确实有事可以前去相帮。可现在它仅有12艘战船，不可能再帮上忙了。雅典已不是海军大国，所以不论以什么名义都不可能继续担任盟主了。

雅典被夺走长期享受的霸权，跌落到与其他城邦国家平起平坐的境地。但雅典人并不是因为对这样的现状感到绝望，才主动抛弃民主政体，选择寡头政体的。

大多数市民面对天翻地覆的现状还处在茫然的状态。恰在此时，坚信雅典也应建立寡头政体的一小部分人回国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胜方斯巴达甩给雅典的媾和条件中有这样一条：允许逃往他国的反民主派人士回国。作为战败者的雅典不能对此提出异议。

于是，在市民尚未找出反对理由也无力反对的时候，一个称作“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权在雅典成立。彼时的雅典充斥着从海外基地撤回的人士，嘈杂而混乱。

这“三十人”中，除了奔走于斯巴达进行媾和的塞拉门尼斯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跟随斯巴达将军吕山德率领的所谓进驻军一同回到雅典的。

这些人的领袖克里提阿（Kritias）这时已经56岁，是当时年仅24岁的哲学家柏拉图的舅舅。克里提阿出身于雅典名门，按梭伦提出的财产等级制划分，他是属于第一等的不折不扣的富人。

据说他还是一位非常俊美的男子。不过，他与小他10岁但仍属同代人的美男子阿基比亚德不同。阿基比亚德性格开朗，而克里提阿性格阴沉；阿基比亚德遇事不抱怨、不发怒，而克里提阿的内心总是燃烧着一团强烈的愤怒之火。

克里提阿很有才华。尽管他的诗歌、悲剧、喜剧和以哀歌形式撰写的政治论文只有一些片段留存下来，但我们仍可从中窥见他敏锐的认知和纤细的情感。他一生中没有一部可以算得上扛鼎之作的作品，但这在博学多才的人中并不罕见。

他对哲学饶有兴趣，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件事广为流传。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饮鸩而亡。把苏格拉底送上被告席的人列出的罪状之一是苏格拉底给雅典青年造成了恶劣影响。被指受其影响为害雅典的最重要的两个人正是阿基比亚德和克里提阿。

在雅典，担任国家要职的年龄底线是30岁。阿基比亚德刚满这个年龄便跃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而克里提阿49岁以后才在政界登场。

当时雅典人记录、称呼某人时习惯说成“某某之子某某”。和3岁丧父的阿基比亚德不同，克里提阿年届五十父亲还精神矍铄，因此他很晚才当上一家之长。

公元前411年，寡头政权在雅典建立。那时雅典人刚刚得知远征叙拉古的军队惨烈的结局，尚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老卡莱斯库劳斯成了核心人物，其子克里提阿就在他身边。这个寡头政体被称为“四百人会议”，是雅典反民主派的集大成者。

这个政权很短命，仅4个月便走向终结。紧随其后的是“五千人会议”，虽然执政人数增加了，但它仍是寡头政治。该政权寿命虽比前面的“四百人会议”长，但同样短命。不到两年工夫，雅典的民主政体便杀了回马枪。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虽未发生流血事件，但与建立寡头政权有关的许多人都逃往了其他国家。克里提阿也逃离了雅典，他的父亲似乎就死于这一时期。克里提阿的这段流亡生活持续了6年之久。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克里提阿率领同党回到雅典。这次他随战胜方斯巴达的军队归来。

已经56岁的克里提阿在逃亡中信念更加坚定，更起劲地反民主并亲斯巴达。时隔6年，他回国的目的是复兴寡头政权。他决心不让新政权重蹈上一次的覆辙。

“三十僭主”政权建立不久，就被人们叫作“三十暴君”。他们决定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反对派——即民主派人士，并开始付诸行动，执政方针从“不流血”转向了流血的暴力镇压。

不论执政者有无意识，镇压举措总会自然地走向扩大化。

很多有威望的市民被告发并被处以死刑，理由是他们虽然不支持民主派，但也没有积极向寡头派靠拢。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整个雅典被笼罩在恐怖政治之中。

尽管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不算雅典公民，本可置身事外，但如果他们是有钱人便可能会成为镇压的目标，理由是他们抢了海外归来者的工作。这让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一落千丈的雅典经济遭受到第二波打击。

雅典经济因提洛同盟广域经济圈的解体而遭到沉重打击。对这时的雅典而言，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实际起着重新与海外建立经济关系的“连线”作用。

恐怖政治不断升级，遭到肃清的牺牲者已多达1500人。这在“三十僭主”内部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三十人中的实力派人物塞拉门尼斯就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克里提阿。

塞拉门尼斯在年龄上是克里提阿的同辈，他曾代表战败的雅典与斯巴达完成媾和，因此声名鹊起。从心态上讲，他即使属于寡头派，也不是一个顽固的寡头派。在“四百人会议”时代，他被派往不支持“四百人会议”而一直支持民主派的萨摩斯岛，任务是把那里的雅典海军拉到寡头派这边来。然而他被迎接他的阿基比亚德说服，还作为其副将参加了海战。海战期间，他把当初的任务完全忘到脑后，可见他这个寡头派并不坚定。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末期，爱琴海的东面成为战场，雅典在与斯巴达海战的初期连战连胜。在整个海战中，本应是寡头派的塞拉门尼斯一直在帮助民主派的阿基比亚德。

还有一位叫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os）的寡头派人士，在这个时期和塞拉门尼斯一道被雅典的“四百人会议”派往萨摩斯岛。他也明确表态要留在民主派的萨摩斯岛雅典海军里。在阿基比亚德的指挥下，塞拉门尼斯负责阵形的右翼，色拉西布洛斯率军在左翼战斗，为祖国雅典带来了胜利。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公元前404年形成的“三十僭主”中，塞拉门尼斯榜上有名。色拉西布洛斯没有参加其中，他在“三十僭主”变为“三十暴君”的征兆刚刚出现的时候就离开雅典逃往底比斯。这倒不见得是因为他对民主政治恢复了信心，也许只是他对雅典寡头政体的未来不再抱有希望吧。

持续30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完败告终。在雅典被彻底打垮的这一时期，雅典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有很多人像色拉西布洛斯一样选择离开。所以如果采取的方法得当，“三十僭主”也有成功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曾经与色拉西布洛斯共同战斗的塞拉门尼斯对寡头政治抱有幻想，他企图通过加入“三十僭主”，在内部使之刹车。

然而，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在修昔底德之后书写希腊人历史的色诺芬笔下，塞拉门尼斯与克里提阿的对立甚至没有发展到论战的地步。前者道理说尽，后者面对责难只是一味地暴跳如雷。

根据现代研究者的说法，克里提阿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但我认为他的内心已经被一种不安搅得痛苦不堪。那是担心“三十僭主”政权也会同“四百人会议”一样归于失败的不安感。将不安转嫁给别人就是愤怒。这种愤怒使人盲目，让冷静的人变得疯狂。在克里提阿看来，塞拉门尼斯在同党中属于很有能力的人。这使塞拉门尼斯成了克里提阿憎恨的对象，而且恨到只想杀掉的程度。

克里提阿检举塞拉门尼斯并把他推上被告席，理由是怎么都能编造出来的。在雅典，喝毒酒似乎已经成了实施死刑的固定方法。塞拉门尼斯被定为反国家罪，喝下了毒酒。死前他叫喊着要把杯中剩下的几滴毒酒“留给美男子克里提阿”。

这为逃亡底比斯的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同党起义创造了契机。

当初色拉西布洛斯离开底比斯南下雅典时，跟随他的雅典人不过70人。随着离首都越来越近，人数不断增加，最终发展为数千人的规模。与其说这些市民对寡头政治感到失望，不如说他们对恐怖政治感到绝望。

克里提阿可靠同党的数量不及对手一半，于是他开始向斯巴达求援，也许他认为斯巴达同为寡头政体，定会伸出援手。

斯巴达回应了这个请求，他们出动了由二王之一的帕萨尼亚斯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

如果斯巴达军与色拉西布洛斯率领的雅典民主派发生冲突，消灭后者将不费吹灰之力。

可是，帕萨尼亚斯刚展现了一下斯巴达的军力便立刻撤退，回到了斯巴达。斯巴达以此表态不愿介入雅典内部争斗。

为什么会这样，其内情容后再叙。既然斯巴达把手缩了回去，雅典的寡头派与民主派之间的争斗就成了一场内乱。

起初是规模略大的示威队伍与警察的冲突。双方都拿着武器，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随后在比雷埃夫斯港附近展开的已不能称为冲突，得叫作战斗了。结果寡头派失败，克里提阿在激战中战死，战死的还有另外两位大人物。

“三十僭主”就这样匆匆垮台，这时政权建立刚过半年。

统率民主派获胜的色拉西布洛斯宣布特赦，不再追究克里提阿追随者的一切罪过。这也表现出人们对“三十暴君”的恐怖政治已经有了过敏反应。

雅典的民主政治回来了，但它的功能并未回来。

城邦国家雅典的民主政体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是与下述事项密切相关的。

雅典海军不仅在爱琴海，在整个地中海都是最为强大的。

首都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一体化使雅典的经济实力位列希腊世界之首。

提洛同盟使各方面的知识、物资交流越发活跃。

虽然民主政体回来了，但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年后的雅典尚不具备这一切条件。

另外，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也减少了，正是他们使雅典成了希腊城邦中唯一的国际化都市。

说是外国人，其实他们是从希腊其他城邦来雅典定居的人，都是希腊人，都讲希腊语。

雅典虽然一直向这些人敞开门户，但不论他们在雅典居住多少年，都不会取得公民权，即不被允许参与国家政治，其不动产所有权也不会得到确认。但这些外国人却被要求加入防卫军，尽管仅限于辅助战斗。这些人在上述情况下还会选择居住在雅典，是因为那时的雅典充满了商业机会。

由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雅典变得一穷二白，失去了这种魅力。恐怖政治又使人们面临被剥夺生命和财产的境遇。外国人继续居住在雅典的好处越来越少。为扭转这种状况，雅典人改变了方针，授予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以雅典公民权。但这并未能阻止居留外国人的进一步减少。这种情况对雅典市民中的传统中间阶层形成了直接的打击。

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原本不能获得不动产。所以雅典有很多住宅都租给了定居在此或因临时来访开展商务活动的外国人。

公元前480年，雅典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之后，外国人的流入开始增多。此后的七十多年中，外国人支付的房租在许多雅典市民的收入中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的状态。

如同突然战败一样，外国人的撤离也来得突然，让人没了任何希望。

其他打击接踵而至。恢复了民主政治的政府开征不动产税。房主们没有了房租收入还不得不缴纳这种新税。

可能因为这个新税种是临时性的，人们居然不知道税率是多少。政府以国库空虚为由，试图用税金来填补窟窿，这种政策显然不可能得到市民的好评。如果这种恶评如潮的政策得以延续，市民对政权的信任度会越来越低。

人才外流

更糟糕的现象是人员流动发生了变化。

过去，人才总是从其他国家流入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人才转而从雅典流向了其他国家。

这些人员可以分为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两大类。

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欧里庇得斯应马其顿国王之邀前往马其顿，抛弃了雅典。前途可期的年轻悲剧作家、苏格拉底的学生阿伽通也前往马其顿久矣。不过，这两人去了别的国家后再没有杰作问世。

这意味着，雅典有某种东西能让这些知识精英创造出杰作。至此，留在雅典的名人只剩下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两人。苏格拉底安然若素，阿里斯托芬在这个时期几乎没有发表过作品。他连以辛辣的批判引人发笑也做不到了，这位绝代喜剧作家和欣赏他喜剧的雅典人，恐怕都消沉到了极点。

精英以外的人员大多到其他国家当了佣兵。雇主并不是希腊的其他城邦，而是80年前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波斯。

我倒真心希望，雇主既为大帝国波斯，所付薪水应该高些。然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使人悲哀。这些雅典人作为重装步兵参战，可雇主付给他们的薪水只相当于当年伯里克利付给三层桨战船桨手的1.5倍。如能保证高薪，他们必定不会跑去外国挣钱。可他们如今在雅典已经生活不下去，只能出国挣钱。

更加悲哀的是，就像艺术家去了别国创作不出杰作一样，这些佣兵根本没参加过什么划时代的战斗，只被用于波斯帝国内部的势力斗争。

这些在雅典过不下去的人到了别国也没能施展才华，这是精英和非精英的共同之处，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即使在“斯巴达霸权时代”也没有想过要建设一座可与帕特农神殿相媲美的壮丽神殿。

所谓“先有雅典，再有希腊”，这话绝非夸张和过誉。

抛弃祖国远走海外的雅典市民中，有一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色诺芬（Xenophon）。

根据梭伦改革的等级划分方法，色诺芬出身于被称作骑士阶层的第二等，若他留在雅典不会生活不下去。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师徒二人的邂逅也是苏格拉底式的。

一天，色诺芬走在一条小路上，苏格拉底从对面走来。路太窄，无论怎么走两个人终会碰面。于是苏格拉底问道：

“去哪里才能得到新鲜的鱼呢？”

年轻的色诺芬面对声名远扬的哲学家恭敬地回答道：“去鱼市就能买到。”

苏格拉底接着问：“去哪里才能得到知识呢？”

23岁的年轻人答不上来，沉默不语。66岁的老者对他说：

“请跟我来。”

就这样，色诺芬加入了苏格拉底学生的行列。他与师出同门又年龄相仿的柏拉图不同，虽然这两人都倾向于寡头派。柏拉图和寡头派领袖克里提阿是甥舅关系，但柏拉图始终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距离，而色诺芬积极地参与政治。在色拉西布洛斯率领的民主派与克里提阿率领的寡头派的内战中，色诺芬站在寡头派一边参加了战斗。

所幸色诺芬没有丢掉性命，后来又遇到特赦，他留在了雅典。不过，面对民主派回归的雅典，他恐怕对未来也不抱什么希望。

在那段时间，一个朋友传来消息，说斯巴达接到波斯国王的弟弟居鲁士的求援，正在征召派往波斯的军队。

他们派到波斯去的军队并不是国王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军队虽由斯巴达的将军指挥，却是从别国雇来为别国利益而战的雇佣军。加入这样的军队的人就是为钱而战，与为祖国而战的市民兵相比，会被社会看低。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色诺芬没有轻易地做出决定，他去找苏格拉底商量这事。

苏格拉底有个怪癖，问他问题他不直接回答。

当时他的回答只是“你可以去德尔斐祈求阿波罗的神谕”，这只能理解为让色诺芬自己思考、自己决定。不过这话里有话。人即使自己通过思考已经有了决定，也要有神祇的同意才会放心前行。苏格拉底参透了这点才给出这样的忠告。

色诺芬似乎真的去了德尔斐，结果是自己思考自己决定去波斯当佣兵。

和这个时期离开祖国的很多雅典人一样，色诺芬并非暂时出国。他26岁离开祖国后，直到72岁去世都没有再踏上祖国的土地。他数量众多的著作没有一部写于雅典。

色诺芬的全部著作都流传到了现代，这在古代作家中是罕见的幸运。《希腊史》和《长征记》这两部书应该是他的代表作。

修昔底德不知何故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便中断了写作，《希腊史》正好从这一战争的末期开始，一直写到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终结的公元前362年。同修昔底德的作品相比，色诺芬的《希腊史》无论在观察力、洞察力还是文章表现力等各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尽管该书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但我认为，作为运用史料讲述历史的史学家，色诺芬不及修昔底德。

然而，色诺芬描写亲身经历的《长征记》，成就确实与世界第一部非虚构作品的地位相称。

顺便一说，《长征记》的原书名在希腊语中是“上”的意思。我想，恐怕古希腊人与日本人相似，认为从地方去首都是“上”京，从首都去地方是“下”吧。

虽然书名为“上”，但色诺芬《长征记》叙述的主要部分并不是希腊佣兵从小亚细亚去美索不达米亚的“上”。尽管佣兵在那里打了胜仗，但因波斯国王的弟弟战死，他们被迫滞留在敌营中。毋宁说《长征记》主要叙述的是这些希腊佣兵历经艰险，跨越6000公里的路程回到故国的逃离过程，也就是所谓的“下”。

率领一万人摆脱波斯国王发起的一波波追击，这可是难中之难的事。而28岁的色诺芬正是完成这一难事的指挥官之一。

色诺芬撤回希腊的路线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此14年前发生的事情。那年，远征西西里的雅典军队进攻西西里第一强国叙拉古失败，而且未能从那里逃出，竟至全军覆没。

当时雅典军队试图从叙拉古向北逃往60公里外的卡塔尼亚，其距离只有色诺芬指挥军队成功逃离敌营的百分之一。

前往叙拉古的雅典军全军覆没，而14年后同样由雅典人率领的希腊佣兵，虽然在与敌人一波波的交锋中耗时两年，但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最终踏上了故国的土地。

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却未能成为哲学家。作为史学家他远不及修昔底德，但作为军队领袖，他率领一万士兵撤回希腊，完成了难中之难的事，我认为他具有卓越的能力。

色诺芬5年后被祖国雅典判处流放国外。他曾追随斯巴达引弓射向雅典，所以流放并非事出无因。当初雅典并未把他视为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可是32年后才解除了对他的流放。对色诺芬来说，这可是他从33岁到65岁的几乎全部的人生。

无论政体如何，作为居民共同体的国家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高效利用自己具有的力量。对于自然资源匮乏的雅典而言，“人”就是资源。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此后雅典的实力便以断崖般的趋势下降，那情形令人感慨万千。

城邦国家雅典在所有方面都丧失了主导权，从此再也未能恢复。

让整个雅典为之颤抖的“三十僭主”政权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于民主派的回归而成为过去。

拜斯巴达国王帕萨尼亚斯所赐，雅典民主政体得以复活。帕萨尼亚斯应“三十僭主”的要求出兵雅典，却又在关键时刻撤军。

这证明了雅典人已经无力自行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色拉西布洛斯虽然有勇气靠70个人起事，但没有那种狡诈的智慧，那种能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不可或缺的智慧。

最重要的是，雅典人一直下意识地拒绝在认识上有所醒悟，他们不承认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领袖人物的不可或缺性。

伯里克利的聪明之处在于，虽然实际上他实施的是一人统治，但他能让大家觉得最终做决定的是民众自己。雅典民众没有领悟这种“一人统治”的必要性。伯里克利之后的所有领袖都没有发挥出作用便垮台就是明证。因为民众不想培养“一人统治”的领袖，所以这种人刚崭露头角便会被拿下。

“民主”并非集合更多人的头脑便能搞好政治那么简单。

雅典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能够领导众人的人了，人们也没有理由认可这种领导人的存在。对雅典人来说，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本身也许已经成为重负。

然而，这里还是希腊人的国度，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休战还是必要的。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平静了10年，或者说是不得不平静了10年。但它并没有同战争这个魔物绝缘。

它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一会儿参加反斯巴达的城邦联盟与斯巴达为敌，一会儿又与斯巴达联手对其他城邦发起战争。

尚未明白为什么要把人送上战场，人已经实实在在地死亡。每到这时雅典都国库空虚，为填补空虚便乱征新税，结果当然是经济进一步恶化。

这个时期上演了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打破10年沉默创作的《吕西斯特拉忒》。

故事情节是雅典女人绝望于把一切交给男人来摆脱自身的惨状，便采取了占领议会的过激行动。

她们断言没有资格执掌政权的男人中，包括恢复民主政体的有功之臣色拉西布洛斯。

在雅典社会，女人不被看作完整的人，自然也没有公民的权利。

被这样的女人嫌弃，这已经不是“讽刺喜剧”，而是“悲剧”了。

无力决定自己命运的冷酷现实，对于曾认定自己能够主宰命运的雅典人来说，也许更加难以忍受。这是一种令人愤懑的心情。

在这样的气氛中，苏格拉底事件爆发了。

审判苏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春，学生色诺芬在遥远的波斯率军步入撤回希腊6000公里行程的最后一程。此时在希腊的雅典，70岁的苏格拉底被押上了被告席。

告发他的人叫美勒托。仅告发苏格拉底这一件事就足以让这无赖历史留名了。阿尼托斯和另一位民主政府的大人物在背后操纵着这个想在文学界出名但并不顺利的年轻人。

逼死苏格拉底的不是“寡头政体”这个少数人领导的政体，而是以全体市民的决定为决策基础的“民主政体”。

诉因有两个，即苏格拉底缺少对希腊传统神祇的信仰，以及给雅典青年讲授哲学从而对他们施加恶劣影响。

我这个对法律一窍不通的人也会对此产生朴素的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信仰不可能存在客观标准，而法律以有无证据为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有关信仰的事能用法律来审判吗？

对年轻人施加了恶劣影响是第二个诉因。当时的雅典人听到这条会立刻想到阿基比亚德和克里提阿。这两个人都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学生，而且都被认为给城邦国家雅典带来了祸害。

阿基比亚德的罪名是罔顾法庭的出庭令逃往斯巴达，向敌人斯巴达提供了危害祖国雅典的战略计划。

而克里提阿建立了名为“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权，造成了雅典的恐怖政治，被视为民主政体的敌人。

此时这两个人都已经不在人世。阿基比亚德于5年前被暗杀，克里提阿也在4年前战死。

那为什么现在这两人会被拿来说事呢？

有现代研究者主张，因为审判苏格拉底的雅典民主政府对民主政体能否存续没有自信。

我认为这两人确实有罪。可是，雅典规定担任要职的人必须年满30岁。阿基比亚德35岁亡命斯巴达，克里提阿56岁那年实施恐怖政治。

他们青少年时代的老师，还要为成人已久的学生的行为负责吗？

我认为，苏格拉底教给他们的是思考的重要性。至于他们后来是民主派还是寡头派，这不是哲学问题，是政治问题。

苏格拉底曾应征入伍打过仗，也被抽中当过国家公务员。他做这些并非因为拥护雅典的民主政体，而是要尽到他作为雅典公民的义务，是出于极其自然的爱国心。

自己的学生是民主派也好，有寡头派的同情者也罢，对他而言都不是问题。

同样，学生属于上流社会也好，属于社会底层也罢，这些也都不是问题。哪怕是不能成为公民的奴隶，只要他有热爱知识之心，苏格拉底都会满心欢喜地把他纳为弟子。而且，他对谁都不收取报酬。雅典的法律是参照绝大多数人的情况制订的，雅典人能以这样的法律来审判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吗？

按照民主政体的雅典的惯例，审判苏格拉底的责任落到了抽签决定的500位市民身上。

告发者美勒托在这500人面前担任检察官的角色。他历数并谴责了苏格拉底的罪行，主张应该叛他死刑。

在检方发言之后500名市民进行了第一轮投票，即裁决投票。

有罪250票，无罪220票，弃权30票。

由此看来，也许这500位审判员中有不少人对苏格拉底被起诉的诉因抱有疑问。

此外，在有罪和无罪的票差很小的情况下，被告缴些数额不大的罚金或自己逃往国外便可结案。雅典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然而，苏格拉底不打算接受这两种妥协方案中的任何一种。

随后开始的辩方辩护是他自己进行的。当时雅典的通行做法是要么委托专业辩护人辩护，要么在法庭上念这些人写的辩辞。但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些做法。

当时雅典的法庭上经常出现另一种做法，即带来恸哭的妻儿以博取审判员的同情。苏格拉底也没有采取这种战术。

他断然拒绝了酌情减刑，采用正面作战的方法展开了一场“申辩”。

有些古希腊研究主要都集中在哲学上，让人感到有些片面。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柏拉图，更准确地说是通过柏拉图的对话集研究苏格拉底。

说到柏拉图著作的译本，不同时代、不同译者做了大量翻译，众多出版社出版了很多译本，数量多到令人难以选择。

这些书中，关于审判苏格拉底的大致有以下三种。

《苏格拉底的申辩》：以审判现场为舞台，叙述了原告起诉、被告辩护和500位审判员的反应等审判的全过程。

《克力同》：以判刑后监狱里的单人牢房为舞台，学生克力同劝苏格拉底说，只要苏格拉底愿意，他可以从监狱逃出去保全生命。苏格拉底说，这样做会违背自己历经多年建立起来的想法，不可为之。他娓娓道来，说尽了道理。

《斐多》：舞台也是监狱里的单人牢房。

离别的时间一点点逼近，苏格拉底盛有毒芹饮料的酒杯就要被喝干了。单人牢房里挤满了赶来的学生。他们坐立不安，有的抱着头，有的绝望地薅着自己的头发。苏格拉底反倒安慰起大家。情节的展开非常符合苏格拉底临终时应有的景象。不同的是苏格拉底还要扮演安慰别人的角色。

在恩师临终时赶来的学生们，是要从面对死亡的苏格拉底口里聆听其哲学的真髓，聆听阿基比亚德曾经说过的“令人泪水泉涌不止”的真髓。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这三部作品就像一出三幕戏剧。

三部作品洋溢着28岁的柏拉图对恩师的敬慕之情，闪耀着柏拉图的文学才华，让人感到顶尖作家之杰作的魅力。

我们阅读这些作品，就像坐在观众席的最前排，屏住呼吸观看舞台上剧情展开的戏剧。

我认为西方哲学始于古希腊终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世界里的最大明星。

顺便一说，罗马人没有取得什么哲学成就，但在他们仿制的古希腊时代的希腊人雕像中，苏格拉底的雕像是最多的。那些仿制品都是真人大小的半身像，让人很有亲切感，就像是为了摆放在公共图书馆或自家书斋而做，并非要大模大样地放在广场上。

500位审判员最初做出的判决是250人认为有罪，220人认为无罪。但听了苏格拉底的申辩后，他们的最终判决是360人认为有罪，140人认为无罪，和第一次有巨大的差距。这使付点罚款就能了事的情况一下子变为死刑判决了。

人们读了《苏格拉底的申辩》便会了解情况为何会变成这样。一言以蔽之，苏格拉底激怒了原本想差不多就收场的审判员们。

苏格拉底不承认所有罪状，他的话很明确：“我过去曾两度应征入伍上战场，还当过一次公务员，并未少尽一点雅典公民的义务，既然你们用雅典的法律审判我，那我服从这个法律。”

这是苏格拉底向全体审判员发起的激烈挑战，他等于声称他们正以违反雅典公民应尽义务为由审判他。

听了苏格拉底的这番申辩，仍有审判员投了无罪票，也许他们对苏格拉底陈述的思想抱有同感。然而剩下的360人不这么想。

这360人为何愤怒呢？

我想是由于这时雅典人处于不能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状态，内心焦虑。

这时苏格拉底出现了。他明确说不用交罚金或自行流亡的方法收场，他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市民们认为，他们能做的事只有焦虑，而苏格拉底一点也不焦虑。于是他们把怒火发泄在苏格拉底身上，结果便是以多数赞成票判苏格拉底死刑。

如果不做这样的想象，我们就无法解释投有罪票的人数为何从第一天的250人变为第二天的360人。

不过，在苏格拉底看来，他的挑衅战术获得了成功。

苏格拉底已年届七旬，接近了人生终点。

伯里克利死的那年他41岁，他属于饱享了雅典黄金时代的一代人。

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给伯里克利死后的雅典带来了巨大灾难。那年，这位哲学家57岁。

他66岁时又经历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混乱而悲惨的时光。

苏格拉底在70年的生涯中体验了民主政体下雅典的所有荣耀和屈辱。

对他而言，学生比家庭更重要。但他们不是被暗杀就是战死，活着的年轻学生又像阿伽通和色诺芬一样，抛弃雅典去了他国。

苏格拉底及其学生们的祖国雅典虽然恢复了民主政体，但并未恢复自信。人们找不到可以一以贯之的政策，只是焦虑地一个劲儿把责任推给别人。

苏格拉底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下来。虽然他没有成文的作品，但他的一生就是作品。

于是，如何结束一生便如同如何写完作品。

我认为，苏格拉底思考过如何结束自己的一生。

雅典人创造了思想、言行和表达自由这些理念，苏格拉底不但贯彻了这些理念，还思考了人生如何谢幕。

把自己的死法从头到尾展现出来，是他能够给予学生们的最好教诲。

由衷敬佩苏格拉底的柏拉图正确地领会了恩师的这一想法。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三部作品写得就像一出三幕戏剧，读后使人感到这才是苏格拉底哲学的集大成。

此外，我们认为，正如《斐多》描写的那样，苏格拉底喝干掺有毒芹的饮料之后，并没有表现出痛苦的样子。

首先，他的四肢末端开始麻痹变凉。然后这种症状一点点逼近心脏。这期间他的头脑仍然十分清醒。

然而，毒素不停地侵入他的身体中心，让他犯困。这期间他也一直不觉得疼痛，完全没有痛苦的样子。

苏格拉底最后说：“请代我向阿斯克勒庇乌斯神献上一只鸡作为供品！”

也许这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安乐死方法。

至少毒酒是他自己喝下去的，虽然同样是死刑，但这与绞刑等不同。这种方法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人的尊严。

苏格拉底没有做出任何难看的动作，他自己拉下了人生的大幕。

尽管苏格拉底以那样站不住脚的罪名不得不赴死，但这反而成就了他的哲学。雅典因处死最后留在雅典的爱国者，证明了它此后绝无力量走出迷茫。

审判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个哲学题目，也是一个历史题目。

我以为，苏格拉底与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一样，是“真正的雅典人”，他们不可能诞生在希腊的其他城邦。

他们都具有一种才能，能使别人动摇而自己绝不动摇，并能安抚变得不安的人们。

正因为如此，他们即使遭遇一时的失败，也终将成为永远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