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娶了甄宓，刘氏也跟着沾光，本来可能一死，现在可以保住一条命了。《后汉书袁绍传》的记载可以印证这一点，曹操“全尚母妻子，还其财宝”，曹操保全了袁尚的母亲、妻子和儿女，把私有财产还给他们。袁尚的母亲应该指的就是刘氏。

但同是《后汉书》，《孔融传》的记载却大为不同，它认为曹操攻破邺县后实施了屠城，袁家的妇人、子女们都受到了侵害（袁氏妇子多见侵略）。

这两处记载也许并不矛盾，袁家在邺县里的亲属可能很多，一部分像刘氏、甄宓以及袁尚的妻子那样幸运地躲过了屠杀，另一部分则未能幸免，这倒不一定是曹操特意下的命令，而是在乱哄哄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分辨，有的就糊里糊涂地死了。

曹操不喜欢袁绍，但也不至于恨之入骨，作为相识多年的朋友，他对袁绍一直有着复杂的感情，不是简单的爱或恨就可以概括的。

安顿下来之后，曹操决定到这个老朋友的墓前亲自祭奠一番。

现在一般认为，袁绍的墓位于如今的河北省沧州市，即当时的渤海郡境内。曹操不可能从邺县跑到千里之外的渤海郡祭奠袁绍，只有一种可能，袁绍开始是葬在邺县附近的，后来才迁葬到渤海郡。迁葬在那时很普遍，而给袁绍迁葬的，可能是袁家的人，也可能是曹操。

曹操到了袁绍墓前，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这些眼泪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的。曹操是性情中人，所以他能成为一位优秀诗人。睹物思人，见景生情，是诗人的本性，而眼前这堆土里埋葬的是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在这一刻，仇恨敌不过生死，恩怨敌不过感伤，斯人已逝，再多的恩怨情仇也都随风而散了。应该相信，曹操哭得很真诚。

但以晋代孙盛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认为，曹操此举并不明智。

因为此时仍然是敌我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统一本集团内部的意志比抒发个人感情更重要。袁绍作为敌人，理应得到仇恨、诅咒和惩罚，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起自己人的斗志，统一起本集团内部的思想。所以，孙盛等人认为曹操祭奠袁绍是“百虑之一失”。

这种看法未必全对，但也有一定道理。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因素除了训练、后勤等方面，还体现在思想工作和政治发动上，只有具备明确的目标、清晰的敌人和准确的打击方向，一支军队才能真正称得上强大。

但是，曹操就是曹操，他没有想那么多，此时此刻他只是想看看老朋友，感怀一下过去而已。

做完这件事，曹操不忘给献帝上了一份奏章，报告此次征讨袁尚、占领邺县的情况：

“袁尚要回邺县，我激励着大军前去征讨。袁尚军心动摇，丢掉阵地逃跑，我立刻进军，摆下阵势，士卒们披坚执锐，勇士们呐喊，旌旗飘扬，杀声震天。敌人闻风丧胆，扔了武器，丢弃盔甲，迅速崩溃。袁尚单人匹马逃走（尚单骑迸走），丢掉了节钺以及大将军和乡侯的印信各一枚，头盔一万九千六百二十顶，还有矛、盾、弓、戟等武器不计其数。”

曹操派人回许县递上这封奏折，同时还有两项新的人事调整请献帝发布。献帝刘协这个月刚刚在许县北郊操演了迎冬大礼，同时恢复了一种叫八佾舞的宫廷舞蹈。在孔融等一帮朝廷旧臣的拥戴下，刘协慢慢消除了董承事件在心里留下的阴影，这一阵子曹操出征在外，总理后方事务的荀处理问题又十分周到，让刘协稍觉放松了一些。

曹操又打了大胜仗，他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他能做的就是照例下诏对曹操嘉勉一番，同时批准了曹操提出的人事任命事项。

第一项是任命贾诩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禄勋卿的属官，品秩不算太高，通常为一千石，是个司局级干部，职能是“掌议论”，多数情况下属于顾问、高级研究员一类的角色，是个闲差。曹操为何此时突然想起来给贾诩安排这么个差事？这与后一项人事任命有关，后一项是任命曹操为新的冀州牧。冀州长期是敌占区，冀州牧只剩下了象征意义，此前董昭担任过冀州牧，后来他改任徐州牧，冀州牧让曹操给了刚加入本阵营的贾诩。

如今冀州大部分地区已被占领，冀州牧也成了实职，曹操决定亲自担任这一职务，所以先给贾诩安排了个新职务。但贾诩不用到许县上班，仍然跟随自己左右，对于这个闻名天下的智囊，曹操一直都寄予着厚望。

曹操在邺县正式以司空兼冀州牧的身份处理公务，他首先给自己找了一个得力助手，名叫崔琰，让他担任别驾从事，相当于州政府的秘书长。曹操让崔秘书长把冀州的户籍、土地等方面的档案材料找出来，整整看了一个晚上，看完之后他大为兴奋，第二天对崔琰说：“昨天晚上我察看了冀州的户籍，按照我的推算这里可以征调三十万甲士（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真不愧是个大州呀！”

曹操说的“可得三十万众”，也有不少人理解为“可以得到三十万老百姓”，但这个理解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冀州有九个郡国、约一百个县，根据东汉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不说魏郡、渤海郡这样的人口大郡，就连安平国、河间国、清河郡这样的中等郡国，人口也都在六十万以上。虽然连年战乱，人口数量下降得很快，但还不至于整个冀州只有三十万人了。能让曹操激动的是，冀州人口远不止几个三十万，应该是能抽出来打仗的就有三十万。

面对心花怒放的领导，新上任的崔秘书长毫不客气地给他泼了盆冷水：“现在天下分崩，九州割裂，袁氏兄弟大动干戈，冀州百姓生灵涂炭，您领着大军而来，不见您先施行仁政，整顿风俗，救民于水火，反而计算甲兵多少，这岂是冀州百姓对您的期望吗？”

旁边的人听到崔秘书长这番话都吓傻了，领导刚上任你就这么不给面子。大家在等着崔琰会受到什么处罚，但没想到的是，曹操立刻收敛起笑容，以一脸严肃的样子郑重向崔琰道歉（改容谢之）。

曹操这样做不是装样子，他的长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虚心接受批评，只要你批评得对。不存在当面接受批评，背后给人穿小鞋的情况。从此之后他更喜欢崔琰了，不仅冀州的事务更加依赖于他，后来还跟他结成了儿女亲家，这个崔秘书长后来成为曹植的老丈人。

崔琰也是冀州本地的大名士，他字季，清河郡人，年轻时尚武，二十三岁时开始发愤读书，二十九岁时拜郑玄为师，跟着郑玄到如今山东省即墨市附近的不其山里一边避难，一边研习学问。当时黄巾军闹得很厉害，郑老师无法给学生们提供伙食，大家只好散了。

崔琰在外面漂泊了四年才回到家乡。袁绍听说他是郑大师的弟子，于是征他为下属。当时袁绍部队的军纪很差，特别喜欢干盗墓的勾当，崔琰对此有过劝谏，袁绍多少也能听进去一些。袁绍发现崔琰不仅能文而且能武，就委任了一个预备役部队骑兵师长（骑都尉）给他，让他在黄河边上的黎阳、延津一带训练部队。

据《三国志崔琰传》记载，袁绍南下官渡与曹军决战，崔琰也曾劝袁绍不要发兵，以避免与朝廷公开宣战，袁绍不听。袁绍死后，袁谭、袁尚都试图拉拢崔琰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但崔琰对袁氏彻底失望，称病不出来，因此获罪，被关进了监狱，幸亏阴夔、陈琳等人相救，才保住一条命。

曹操担任冀州牧后，采纳了郭嘉等人的建议，大量狂揽人才，不断征召本地知名之士出来工作，除崔琰外，还有刚才提到的崔琰的好朋友陈琳，以及牵招、崔林、高柔等人。

早在十几年前，曹操在洛阳时就认识了陈琳。陈琳当时是大将军何进的办公室主任（主簿）。后来陈琳到冀州避难，被袁绍招到身边来当笔杆子（使典文章）。干这个差事陈琳很称职，因为他的文笔实在太好了。

陈琳最出名的一篇文章就是替袁绍草拟的讨伐曹操的檄文。曹操当时正犯头疼病，疼得不轻，即使那时候有止疼片估计吃了也没用，但一看到陈琳的檄文他的头马上就不疼了，脊背上直冒冷汗，可见陈琳骂人的本事太强悍了。

邺县被攻破后，陈琳也做了俘虏。曹操又见到了这个老朋友，并没有怪罪他，不过曹操对那篇文章还是有点念念不忘，他说：“你当初替袁绍写骂我的文章，列举我一个人的罪状也就够了，干吗还加上我的祖父和父亲（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赶紧赔罪。

曹操也欣赏陈琳的文采，让他继续发挥特长，在司空府主办来往公文。后来，在曹操司空府里慢慢汇聚了阮、应、刘桢等文人，他们成为著名的文学团体“建安七子”的成员。

牵招字子经，冀州刺史部安平国人，曾在何进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府里任职，因为有这个经历，他可能那个时候就认识袁绍和曹操。袁绍曾任命他为乌桓骑兵指挥官（乌桓突骑）。袁绍死后，牵招跟着袁尚，负责上党郡与邺县之间的后勤运输工作。

袁尚逃到中山国后，牵招一度到并州投奔高干，牵招劝高干把袁尚接过来，依托太行山区的有利地形以及黄河天险继续与曹军抗衡。但此时高干正谋划投降曹操的事，不仅没听牵招的建议，还准备加害于他。

牵招一看情况不妙，赶紧逃了出来，想追随袁尚，但道路不通，无奈之下又到了邺县，最后投奔了曹操。牵招长期跟乌桓人打交道，以后在曹操北征乌桓的战斗中立下了大功。

崔林字德儒，冀州刺史部清河郡人，是崔琰的堂弟，史书上说他大器晚成，一般人不知道他的才能，只有崔琰知道。曹操启用崔琰后，又征召崔林担任邬县（今山西介休东北）县长，此后崔林长期担任地方行政官，很有政绩。崔林任职时间很长，直到正始五年（244年）才去世，去世前担任的是曹魏的司空。

高柔字文惠，他不是冀州本地人，而是豫州刺史部陈留郡人，但他有一个特殊身份，高干的堂弟，袁绍的外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出自《陈留耆旧传》以及谢承所著的《后汉书》，认为高干不是高柔的堂兄，而是他的叔父。

高干先到袁绍身边任职，后来被袁绍委以重任，高干让人捎话给在家乡的高柔让他到冀州来。

曹操占领了冀州，委任高柔为菅县（今山东章丘西北）县长。高柔工作很敬业，尤其擅长司法工作，后来长期担任曹魏司法系统的负责人。他任职的时间很长，直到景元四年（263年）才去世，终年九十岁，在那个时代堪称长寿冠军，去世前担任的职务是曹魏的太尉。

得了地盘，得了人才，曹操获得了大丰收。冀州平定之后，他的目光自然停在了袁谭所在的青州、袁熙和袁尚所在的幽州以及高干所在的并州上，开始盘算着先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