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疯狂的开局之年 疯狂的房价

看来1911年开局不利,武汉刚平静,上海又闹腾了。

上海,这座远东的金融中心,无数冒险家的乐园,正轰轰烈烈地开展一场“金钱和人生观大讨论”。

没有无缘无故的问,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讨论。

这一年来,生活收入水平已远远跟不上物价指数攀高的幅度,幸福指数大打折扣。伴随着鞭炮声,每个人心里都默默地念叨着新年祝福词:鞭炮响一点,物价低一点;天天降一点,大家好一点。

农历腊月辛亥年还有二十几天就要到了,往年这是商家们最佳的商机,可是今年的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却很特别。大街上静悄悄的,再仔细一看,许多门面上贴着红纸条,上书四个大字:“此房招租”。

为什么大街上空荡荡的,鼠疫还远在东北啊?

为什么旺铺没有人租?

为什么偏偏是在生意最好的年底关门?

按惯例,年底一般不会退租房,因为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时刻才刚刚到来,难道大家都不想赚钱?可是这世道,玩政治,上面没人;玩刺激,兜里没钱,除了老老实实赚钱还能干什么呢?

想要答案,得去找一个人,刘保昌。

刘保昌是谁?一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男人,和武大郎是同行,卖烧饼的。他没有武大郎的幸运,找不到如花似玉的娇妻,家里只有黄脸婆;他却有着武大郎不曾有的幸福,家里红杏不会出墙。

一个卖烧饼的会对上海金融走向有发言权?不要急,听我慢慢道来。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刘保昌一直对这种生活很满意,好歹也在远东金融中心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窝,虽然很小很简陋,却很温馨。等把孩子熬大了就好,在上海的学堂读书,以后就在上海安家,成为地道的阿拉上海人,即使成不了富二代,也要摆脱烧饼二代的身份。

一次,小儿子喜滋滋地说:“爸爸,我要接过你手中的烧饼,以后就叫‘小刘烧饼’。”话音刚落,刘保昌一巴掌抡过去了:“没出息的东西,就知道卖烧饼。”儿子很纳闷,家里的烧饼又脆又香,大家都说好,为什么不让我做?

可现在刘保昌再做不下去了,准备关门大吉了,因为房租又涨了。半年时间,已翻了三番。

为什么要涨?因为租界里的洋行房租涨了,可刘保昌住的是华界,中国的地盘。不过房东给出了给力的理由:上海是开放的城市,根据国际惯例,它涨我也涨。

其实以前上海房租没这么贵的,一切都是因为那场战争,1900年和八国联军的战争。战争最让富人害怕,富人不仅怕丢命,更怕丢钱,战争前线京津地区政界、商界大佬纷纷携巨款来上海租界定居。人来多了,地价就上来了,房租自然也就跟上来了,租金从十元、二十元,一路飙涨到数百元。疯狂的租金远远超出了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欠租、逃租、赖租层出不穷。

房东不答应了,告到了官府,判决下来了:无故欠租金三个月以上者,房东可申请将房屋封掉,限期还清欠租;如果到时不还,那就对不起了,所有财物拍卖抵租。

房客不答应了,都是小本经营,这么高的租金,我确实承受不起,也告上去了,官府的判决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我们表示理解同情,可房子是房东的,他们说了算,我们没有产权,说的不算数。

双方正在暗战,一个人来了,一位大人物,两江总督张人骏来上海视察。房客们抓住这个机会,推举代表向华东片最高领导诉苦:物价高我们可以忍受,天天青菜萝卜;房租高我们无法忍受,总不能叫我们住大街上,也有碍大都市的国际影响。

房租一直涨,我们很受伤;租金降一降,大家笑呵呵。

在总督大人的亲自过问下,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上海道台亲自抓此事,立即成立了减租事务所,邀集房东、房客在一起磋商解决。大家态度都比较好,可一涉及钱的问题就谈不拢了,房客就是要降,房东就是不降。

上海道台说话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大家互相让让,理解万岁。

退一步?到时没饭吃找谁,你的道台衙门宽敞得很,怎么没想到让出一部分作为福利保障房、廉租房?

所以房租还是一个劲儿涨,房客还是一个劲儿告。

大人物谈的是理想,小人物谈的是生活。要生活就要行动,要行动就要趁早。

天刚蒙蒙亮,刘保昌雇了辆黄包车,车子上插了两面鲜红的小旗,一面写着“活命”;一面写着“减租”。手里还抱着一大沓传单,上面写着“减租有理,反对无效;不减租,就关门”。

人力车沿着上海最繁华的商业区,一圈又一圈地绕,车夫头都绕晕了,成果却不明显。街上的人都疑惑地望着刘保昌,这家伙,毛病啊。

第二天,刘保昌又来了,不过这一次他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边发传单边吆喝:“来一来,看一看,瞧一瞧,免费的烧饼任您尝。”这一招果然见效,人群蜂拥而至,左手拿烧饼,右手拿传单,边吃烧饼边看。看完了,正好拿传单包烧饼。

第三天,刘保昌雇了两辆车,一车是传单,一车是烧饼,看来他要扩大业务了。可没走多久,就被缉拿了,“非法散布小传单,居心不良,扰乱公共秩序”,去号子里待着吧。

刘保昌的被抓终于点燃了房客们的怒火,1911年1月6日晚,房客代表们开会决定第二天所有商铺关门罢市,以示抗议。

1911年1月7日,南京路、浙江路等繁华地带所有商铺一律关门罢市。当然开始也有不愿关门的,可刚开个小缝,愤怒的石块如雨点般扔过来,不关不行啊。

金融中心不做生意,影响可不小啊。上海道台好说歹说,大家要做守法的好公民,“劝谕开导”后,刘保昌也很快释放了。

刘保昌刚被放出来,又出现在南京路了。这次没坐车,也没带烧饼,手里举了块白布,上写“政府已经答应减租,商铺快快开门”。街上的人纳闷啊,前两天你还嚷着关门,怎么现在又开门?看来是真有毛病啊;道台也纳闷了,谁答应减租的?满嘴胡言,毛病。官府对刘保昌的结论是,疑似精神病患者,不负担民事责任,而且下了一道告示:如果继续关门,房租照样涨,损失我不管,即使精神病人也照样抓。

商铺又开张了,刘保昌继续烙着烧饼,晚上大家都洗洗睡了。

这就结束了?为什么没有口号、没有泪水,没有爱国的满腔豪言?

你以为是在演戏啊,老百姓不会那么多,只知道过好日子,暂时过不上,那就忍忍吧。

1911年第一场金融冲击波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