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三年的春天无声无息地来临了，在这数月中，朝堂上的波澜愈发汹涌，甚至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感觉。先是门下侍郎安焘罢知河南府，安焘与章惇乃布衣之交，但同为执政后因各种政事而有隙，安焘最终不敌章惇，被贬离了朝廷中枢。而后，枢使韩忠彦罢知真定府，曾布虽和韩忠彦立场并不相同，但出于平衡的目的，向来和韩忠彦亲善，在赵煦面前也没少为他说话，可章惇终究还是寻了几个边事处置的错处将忠彦贬斥于外，至此，朝中大臣无不噤若寒蝉。

    而后宫诸嫔妃往慈德宫朝见之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身怀有孕的刘婕妤恃宠而骄，见孟座椅上有硃髹金饰，于是暗示自己的侍从也为自己换了同样规制的座椅。这就恼了其他不得宠的嫔妃，谒见向太后之后，众人回归己座，谁知竟有人撤了她的座，刘婕妤坐了一个空，这一摔立刻导致她腹痛不止，待到御医赶到之后，情势已经无可挽回。

    后宫争宠到了这种份上，赵煦自然是勃然大怒。毕竟，尽管刘婕妤擅自挪用座椅属于违制，但对有孕嫔妃做这种事情更令他无法容忍。在反复彻查无果之后，赵煦只得迁怒于当时在场的七位嫔妃，贬秩的贬秩罚俸的罚俸，孟更是受了一番声色俱厉的训斥，竟连争辩都有所不能。直到此时，赵煦方才后悔自己当日命澄心堕胎的举动，可如今早已时过境迁，纵使追悔莫及也毫无作用了。

    宫中这些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都通过伊容和赵佶传到了高俅耳中，尽管刘婕妤流产的事情并非他的手笔，但是他确实准备好了后招，只是还没等到用上就出了这件事。然而，经此一事，孟几乎等于已经被打入了冷宫，废后之举估计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眼看曾布好不容易取得的优势正逐渐被章惇一步步地扳转过来，他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隐约记得这位孟之后因为巫术餍镇之事导致被废，而且牵连了后宫无数内侍宫女。既然废后不可避免，为了不要株连更广，他只得暗示曾布上书废后。

    曾布深以为然，在得知章惇也在准备相同的奏折之后，他抢先一步上书进言，以孟不贤善妒的罪名奏请废后。这一道奏折一出，朝野顿时一片哗然，后宫先前发生的事人尽皆知，所有朝臣都心知肚明地等待着有人出头，但是，第一个进言的人不是章惇而是曾布，这不由得令人万分惊讶。被人抢去了先机，章惇在暴跳如雷之外也只得立刻上书，其党羽自然附和无数。时值朝中正人日少，除了后宫向太后多有嗟叹之外，竟少有人敢为孟这位国母说话，几位仗义直言的御史甚至没等到结果就被贬出了京城。

    绍圣三年四月初九，哲宗赵煦以孟氏善妒不贤，驭下无方等罪名，下诏废后。以仁宗废郭后之例，赐孟氏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废居瑶华宫。未几，赵煦又下诏进封婕妤刘珂为婉仪，至此，人人皆知皇帝属意这位才艺皆备容颜绝丽的嫔妃。

    由于曾布率先进言的缘故，再加上韩忠彦已经去职，因此曾布隆宠一时更盛。而另一个上书废后的功臣章惇却辞了进封，反而大力推荐蔡京，在这种情况下，赵煦便以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勉强也算两头得利。

    见曾布由于废后之事在朝堂上再度站稳了脚跟，高俅心下稍定，之后几乎日日不离端王府。现在看来，赵佶将来要想顺利即位，除了向太后这一头一定要牢牢抓住之外，另外还一定要找朝中大臣作为强援。自己和赵佶之前双双得罪了章惇，因此就惟有抓住曾布作为靠山了。毕竟，届时定立新君时，即便向太后再强势，也绝对需要朝中大臣的支持，曾布自然是最好的对象。当然，至于赵佶登基之后还是否要用这个借新政进身，而后又只专心致志于权位的宰相，那就要看朝堂上的情形了。

    为了掩人耳目，高俅又假托他人名义在汴京之中开设了一个平民私塾，学费极其低廉，贫困的可以费用全免，甚至连孤儿也照收不误，因此短短三天时间就收了两百名学生，把那座临时用来当学堂的数十间大瓦房占得满满的。当然，这里的塾师教的仍是四书五经，要知道，哲宗皇帝可没有乃父乃祖的气量，一旦被人参一本教授邪说，谁也吃罪不起。然而，约摸一个月后，那些表现比较突出的孤儿总会在学堂中消失，这也丝毫没有引起其他学生的疑心。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平平淡淡地过去，春去秋来日升日落，没有人注意到汴京一角发生的变化，百姓只知道这里出了一个有名的朱大善人，愿意用开办义塾让孩童读书，至于其他的，他们用不着关心，也根本懒得去关心。总而言之，有人愿意负担他们娃子的读书钱，那就什么都够了。

    在朱太妃的百般求恳下，赵煦终于点头为赵似遴选老师，并晋封其为简王。然而，赵似的顽劣汴京上下无人不知，听闻要教授他功课，那些受召的饱学大儒纷纷推托，而不少声名显赫的儒林又因党争入罪而不便相召，最后因朱太妃进言，赵煦只得令蔡京蔡卞兄弟权充教授，这才暂解困窘。尽管如此，赵似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蔡氏兄弟却惟有摇头而已。

    不同于赵似的少人问津，赵佶的名头却愈发响亮，无论诗词歌赋抑或是琴棋书画，这位十大王的交游广阔就连民间也都是好评如潮，就不用说士林学子了。高俅却知道历史上的徽宗皇帝就是因为沉迷于风花雪月而废了朝政，哪里再敢重蹈历史覆辙，因此借着手下管事在各地做生意的机会，他找到了不少籍籍无名而又有真材实学的人，拣了几个懂得经济之道的年轻人收入府中，又把几个孤儿和自己的弟弟高傑一并荐入王府作为伴读，好歹也让赵佶逐渐接触了民间疾苦。

    而高俅却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有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前，新旧之争的经验教训在后，高俅根本不敢再奢谈变法。哲宗赵煦看不见现在重新施行青苗法免役法的严重后果，他却能够看到。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味的下猛药只会更加病入膏肓，他不想再重蹈神宗用王安石变法的覆辙了。因此，在选择对赵佶灌输的各种治国理念上，他每次都是深思熟虑并和宗汉等人反复论证之后才说出来，并竭力引导赵佶自己思考。

    这一年年底，西夏再次兵犯延州，年幼的夏主乾顺与其母梁氏亲自督战，于金明砦与宋军展开激战。最后，因为粮草耗尽，城破之时宋军人人死战，金明守军二千八百人只有五人逃脱，其余全部殉难。夏人仍没有罢休之意，将一封给大宋君臣的信函系在宋人脖子上将人放回了延州，上头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吕惠卿将此事上报枢密院，曾布等人却刻意隐瞒而不让哲宗赵煦知晓，甚至不许吕惠卿叩阕奏事。

    当高俅辗转从曾布那里得知此事之后，回到端王府后，他再也难掩面上怒色。西夏为祸西北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可枢密院那些大老爷们又何尝在乎过前方将士的生死，足足两千八百人，就这么被轻飘飘地按了下来，甚至连上达天听的机会也没有，世事之道何其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