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往事知多少 第十三章 还乡和去国

也算是“胜利还都”

林文孙少校黯然地飞越驼峰,回到前途茫茫的祖国——这时已是四六年的初春,国共谈判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文孙被暂时送到一座设在成都郊外的军医院内。这座临时搭起的医院之脏、之乱、之挤,和驼峰那边的军医院相比,简直判若天壤,使他内心隐隐作痛。

最令文孙难以忍受的,则是他看到报章杂志上所载,国共两党和第三方面的政客争权夺位的言行。文孙想想同古、仁安羌、野人山和史迪威公路诸战役的惨烈情况,又回忆到他所敬佩的戴安澜师长和可爱的小马马志强,和亲眼目睹的血肉模糊的千万条死尸……再想想自己的遭遇……真的,这千万个纵横沙场的死尸,就是为这群哗啦哗啦的党棍官僚,制造祸国殃民的机会吗?文孙茫然了。

这时医院中因人数太多,也发出通知,凡愿出院、复员退役的,一律发饷三月遣散。至于如何取道还乡,则无明文规定。文孙正在踌躇之时,忽然收到通知,嘱往军需处请领三个月“中校薪饷”“自动退役”。

这样文孙才知道,自己因伤又晋升一级,但是他迄未收到“国防部人事处”的正式派令。

脏乱的病院既无可留恋,退役就退役吧!文孙思乡情切,想到父母妹妹和未婚妻,恨不得插翼东飞。

他从病院扶杖迁入一个悬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牌子的小客栈;再由小客栈而进入成都市区,一人在街头徘徊,想乘舟或搭车东下。谁知蜀道之难,固然难如上青天,而巴峡巫峡,千里江陵,结伴还乡,出蜀之难亦难如上青天。按时人估计,“下江人”如无特殊身份者,要想出川,恐怕还得再等两年!

文孙流浪街头,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谁知苍天有眼,一次在成都街头,忽有一群美国小兵向他问路:“如何到‘快活林’饭馆消夜?”文孙流利的英语,使这些大兵哥一见如故——他们乃约文孙一道来个“荷兰式”的消夜。文孙问起才知道他们是“美国十四航空队”的运输兵。当他们知道“林中校”急于东下,一位名叫卡尔曼的上士问文孙何不搭他的飞机东下,明天就走?

得来全不费工夫,文孙真喜出望外。第二天上午十时文孙依约赶到成都机场,向卫兵说明来意;那美国大兵乃向那几架装货待发的运输机一指。其后亦无人查问,文孙便走向一架飞机。当他扶杖挣扎上机时,机上下来两个美国小伙计,便把他架上去了。上机一问,才知此机果然直飞南京大校场。文孙问卡尔曼上士在何处,机中谁也不知道“卡尔曼”是老几。那两位扶他的小伙计则自我介绍:一个叫“毕尔”,一个叫“斯迪夫”。他们和“温斯顿”颇谈得来。

就这样文孙便糊里糊涂、嘻嘻哈哈地飞到南京大校场机场。斯迪夫又找到一部吉普车,把“温斯顿”送到市中心的“新街口”,才“拜拜”而去。

林文孙中校也算是“胜利还都”了。

“活着回来,就不错啦!”

一九四六年初春时的南京虽然显得有点残破,但毕竟是抗日新胜,国共和谈也得到似乎完满的结果,人心充满希望。加以高官富商的挥霍,市面也逐渐恢复繁荣。六朝金粉,看来居然余韵犹存。

文孙扶着个伤兵拐杖,在新街口踯躅些时,也无心欣赏街景,乃挤上开往下关的“小火车”;再由下关挤上轮船,由轮船换民船——循他中学时代暑假返乡的老路,便在柳和集的柳荫之下,颠颠簸簸地上岸了。

林文孙这个“林三少”,八年前在柳和集是无人不识的。可是这次返乡时,人家只把他当成一个过路的伤兵了。这伤兵左肩挂着个帆布袋,右腋下夹着个木拐杖,缓缓地向当年的林家庄方向走去。

他举目四望但见青山如旧,绿水长流,但那四周古木参天、楼阁巍峨的林家庄,却神秘地从地面上消失了。不但那些合抱的古木、榆、柏、松、栗等大树,一棵不存,连那庄前广袤数十亩的翠竹,也一竿无余。没有这些东西,文孙感到这地方太陌生。

这伤兵摸到池塘边,却见一排半茅半瓦的矮屋——那似乎是当年的“低仓房”,有几户人家。文孙问两个幼童:“林家在哪里?”幼童摇头不知。一位老大娘却自屋内走出,告诉伤兵说在“老马房后面”。文孙掉转头,自一摊摊猪粪的泥场上,转向“老马房”——这儿他还有点认得。

老马房前的主屋“演武厅”不见了。后面的马棚,却被加上一面墙,变成住宅。当文孙走近这座矮房时,只见一位白发老人坐在门外一只小摇椅之上,摇呀摇地抽着旱烟。文孙看他似乎是爸爸,乃高兴地努力走向前去;还未即叫出,那老人已站起来问道:“同志,你是哪里来的?”

文孙赶上前去,一把揪住他,眼泪潸潸而下,但却笑着说:“爸,我是文孙!”

“你是文孙,小三!?”爸爸几乎将信将疑,老人细看哭泣的“小三”,自己眼角也显得湿湿的。

“爸爸,我是小三!”小三抱住老人的两臂,又哭又笑地说。

“小三,你怎么搞成这样子?”老人也流下眼泪。他又回头向屋内大叫:“妈妈,小三回来了。”

屋内顿时有两位妇女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跑了出来,文孙一看前面跑来的是妈妈,乃一下把拐杖和帆布袋丢在地下,近上去和妈妈拥抱起来,号啕大哭,把那小女孩,也吓得哭起来。

“宝宝,”妈也哭成个泪老人,气喘吁吁地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说了又哭,哭了又说。

“周嫂,”爸爸向那中年妇人说,“你去烧点水,给少爷洗脸!”

周嫂去了。老人又转过脸来向他母子说:“别哭了。活着回来,就不错啦!”

死讯

八年抗战把中国的历史扭转了方向。它也扭转了一个抗战青年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抗战开始之日,林文孙这位青年还是个浑浑噩噩、不知人世艰难的“浊世佳公子”——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日子过得多么满足惬意!八年之后,百劫归来,他已变成个身负重创、步履艰难、囚头垢面、未老先衰的伤兵。瞻念前程,何择何从,也没个主意。

八年前他离家之日,林家庄还是个楼阁巍峨、庭院深邃、古木参天、花香四溢的地主大庄园。八年之后,那儿却变成一片荒烟蔓草、瓦砾遍地、狐居鼠宿的义冢孤丘。

但是正如俗语所说,“金窝、银窝,不如狗窝”。林文孙总算又回到父母身边。爸爸说:“活着回来,就不错啦!”文孙也的确为此而感到幸福和满足——今后的打算,也正如八年前未婚妻劝他的:“夫妻恩恩爱爱,当个小学教员,过一个平平安安的幸福生活……”

小莹那时这番话,对那位糊糊涂涂的林三少爷来说,未免太消极了一点。三少听了,口头赞成,耳朵上只是一阵风。如今百战归来,当年“为妻的忠告”,倒为腹中颇有哲学的林伤兵所梦想的归宿——这是未老先衰的征兆呢?还是九死一生的醒觉?

一阵冲动的“感情”过去了。爸爸在饭桌上也谈到“今后打算”的“理智”。文孙说他想找个“中学教职”,然后和未婚妻叶维莹结婚。

“你说那个姓叶的丫头吗?”爸爸惊奇地问,又接着说,“她是共产党派来做你工作的呢。”

“爸,”文孙郑重地说,“叶维莹不是共产党派的——她思想左倾倒是真的。”

“她不是共产党?”爸又反问,“她还是个共产党头头哩。我们的房子,就是她指使‘贫农团’拆掉的……”

“爸,不会的,小莹不会的!”文孙说得有点急促而惊异。

“不会的?”爸又说,“战区还通缉过她——我也被连累上呢!”

“不会的,不会的……”文孙将信将疑,但还坚持“不会的”。他又问小莹在什么地方。

“她死了呢!三啊。”妈从厨房取汤出来,也插句嘴。

“死啦?……”文孙不免一怔。“年纪轻轻,怎么死啦?”文孙问着,两泪盈眶。

“她舅舅朱光直,还来向我要去五十块钱,买棺材安葬呢。”爸说。

“她死在舅舅家?”文孙眼泪直流。

“她死在共产党山寨里,她舅舅抬回来的。”妈又插句嘴。

“死在共产党里?……怎么死的?”

“他们共产党,男女混杂,共产共妻!哪知道她怎么死的哩?”爸说着叹口长气。

那晚文孙发高烧,胸前伤口又流血,爸在房内来回踱方步。妈则坐在文孙床沿上,不时流着眼泪——二老也都一夜未睡。

无墓之哭

“小莹之死”使文孙把人生的意义,看得更淡,连个小学教员也不想当了。身上热度减退了之后,健康稍为改善,文孙自轿行叫了一顶轿子,到县城去,想看看小莹的舅舅朱光直,再到小莹墓上哭奠一番。

当他去百合药铺讯问时,才知朱朝奉已死,遗孀住在后街。文孙按址找到了“舅妈”,她住在一个草棚内像个乞丐,彼此都不认识了。解释清楚之后,舅妈先要文孙买点东西给她吃了,然后带文孙到北门外去“扫墓”——“也上上舅舅的坟”,因为朱朝奉也葬在那儿。

舅妈老了,眼睛不灵,脚也跛了,不良于行。文孙是个伤兵,也得扶杖而走,但他还得搀着舅妈,缓缓向北门外走去。沿途舅妈又吩咐文孙买点香烛纸马。文孙自己也买了些小莹生前喜欢吃的糖果点心。二人相扶,慢慢走出北门外义冢上去。

这义冢在一座丘陵之上,占地百余亩。新坟旧坟,相重相叠,不下数千冢。冢间除一些矮小的野树点缀其间之外,则是一片荒草。暴露的白木棺材,随处皆是。人骨骷髅也累累狼藉地上。有些掩埋不周的新葬处,则发出隐隐恶臭。

舅妈在出城之前,似乎很有做向导的信心,可是一入荒丘,她就完全迷失了方向。她东指西指,已不辨南北。慢说找不到小莹的孤坟,连舅舅葬在何处,她也茫然了。

二人在荒草残坟之间,踏来踏去——孤冢三千,卿藏何处?文孙环顾四周,知道小莹埋身之地就近在咫尺。“但是,莹妹,”文孙默念,泪从颊下,“你究竟在何处?……莹啊,文孙回来了……死而有知,指点一下嘛……”

文孙默念之下,且哭且找,找了数百处,痕迹全无,最后情难自持,乃瘫坐于一具枯棺之上,抱头放声痛哭。在这百亩荒坟之间,四顾除三两只野狗之外,无一个人影。文孙情不自禁,又扶杖起立,四向大声哭喊:“莹啊——莹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时舅妈也哭跪于地下,拍地哀号、大叫其“老头子,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带受苦的人一道去?”……

他二人一个哭爱人,一个哭老头子,各自尽情痛哭,彼此不相顾。哭了足足有两个钟头之久,心头才稍觉宽舒。

最后舅妈在一块断碑之上,铺开祭品,摊开纸箔,烧起来,二人又哭拜一番。这时天色已晚,不雨长阴的天气,也洒下三两滴微雨。文孙才搀着舅妈,送她回草棚去。

文孙留给舅妈两千元“关金券”,舅妈也交给文孙一件小莹遗物——一个小梳头盒和一个小木梳。文孙认识那是小莹演戏时化装的用具。文孙收下了,便独自走回街中,顺便往八年前他和小莹谈情说爱的“张家花园”一看。只见围墙已倒了数处,园内除那棵大柳树枝叶尚茂之外,一切景物全非。他二人当年的“洞房”,那个坚实的防空洞,却住了些乞丐;洞上的“一览亭”,也不见了。睹物思人,这位当年的林三公子,今日的伤兵,不禁悲从中来,一时颇有出世之心——人生竟是如此的空虚吗?

文孙沿街彳亍,看到一家小旅舍,乃投宿其中。只希望倦极而眠,魂梦之中,小莹能再度出现,携手话旧。可是他却失眠通宵。只一次,似乎蒙眬入梦,果见小莹踉跄走来;文孙忙抢上去,一把把她抱住,小莹抬头一笑,原来却是莉莉,文孙一惊便醒了——全身冷汗,再也不能入睡了。

靠在床上苦思数小时,还是披衣坐起,燃起菜油灯。在微弱灯光下,在自己的怀中日记里,写下一首纪念小莹的小词——那就是田军和李兰她们在电影上看到的那阕“一抔知何处,抆泪向黄昏”的悼亡词《临江仙》。

这一晚正是他二人订婚的第八周年啊。

喜听慈亲唤乳名

经过在义冢上几个小时的放声痛哭,文孙回家之后,心境安宁多了——因为这样发泄内心的痛苦,全世界上只有“北门义冢”这一处了。

文孙在家中住了个把月之后,在妈妈的悉心调护之下,健康逐渐恢复,伤兵拐杖也可不用了。住在这马房之内,文孙也有说不尽的怀旧之心,因为这马房里最后一位住客——“老打圈”,原是小莹最爱的良马。他二人每次送“老打圈”回房,小莹都依依不忍离去。因为“老打圈”爱上女主人,女主人也爱它,说它有灵性,文孙曾戏劝小莹住在马房里。如今人马俱杳,唯房独存,所以文孙对此房有特殊感情,住在里面心安理得。不过一家四口加周嫂,住三间马房,未免太狭隘了些。爸爸乃叫胡小茅匠在屋侧向阳之处,又增搭一茅草“披厦”,装上玻璃窗。窗外万顷水田飞白鹭,茅舍远近,炊烟袅袅,看来也颇赏心悦目。

林家马房外原是个百年有名的大花园,有异草奇花数十种之多。抗战被毁,名花无人照顾,多已变成野花。但是春深草长,仍是香满荒园。茶余饭后,文孙偶陪二老,散步其间,亦颇有田园之乐。有时敲针作钓钩,文孙携幼妹去大堰塘垂钓,亦每有鲜鳞佐膳。

地球如停止转动,人世如驻颜有术,则田家之趣,天伦之乐,也可说是还乡游子复何求了,何况是烽烟遍地的乱世!

妈把文孙的床铺搬入此窗明几净的新披厦,要他好好养息。爸爸也购回些线装书,并订了一份上海《大公报》。文孙如今身边既无一本专业书籍,每日读书阅报,有时也就和一些爸爸的朋友,谈诗论文,伤时忧国一番——此时华北烽烟再起,马歇尔元帅调停无功,尤为众心所系。老辈吟诗感叹,文孙亦颇喜诗文,赋闲乡居,也跟老辈写了些诗文寄慨。

四十年后,他还记得其中一首七律。诗曰:


又向田园策杖行,使君归与白鸥盟。

惭肩破笈还乡里,喜听慈亲唤乳名。

诗兴已因时乱减,病余翻觉此身轻。

遥看烽燧忘春意,窗外丛枝漫着英。


如果天下承平,归隐渔樵,不是人间之至乐吗?此诗亦写实也。

“古董参议”的愤慨

在恬静乡居的环境里,文孙住久了亦渐有所感,原来每次吃饭,二老都把肉食捡给文孙和小妹;二老自己,尤其是妈妈,简直整月素食。这样文孙才看出家中经济拮据,肉食维艰。

“爸爸,”文孙一次问老人道,“你和妈抗战八年怎样过来的呢?”

“做个‘古董参议’嘛。”老人微笑回答。据说抗战期间的“司令长官”和“总司令”,都是“儒将”,酷爱古董。他们知道林家多的是古董;林家主人破落堪悯,也需要他们保护。双方情投意合,一方捐古董、一方下聘书,这样林伯章就做了七整年的“古董参议”。直至日本投降,林参议再没古董可献,战区也不要人民来“参议”——参议头衔裁撤,林“参议”只好回老马房做林员外了。

“那时有人骂我热衷,”林前参议感慨地说,“用无价之宝的古董,换有名无实的参议。其实我们老‘京议员’,还稀罕什么省级‘参议’?只是找个名义抵挡抵挡那些横行霸道的乡镇干部,领点干薪过活罢了。”

文孙很奇怪,他爸爸有良田千顷,为什么还要靠一份参议的“干薪”过活呢?

老人说,抗战期间苛捐杂税多着呢,什么“汤粮”、“豫粮”、“省级公粮”、“县级公粮”、“大户余粮”、“保安公粮”、“教育公粮”……没止没尽的。那些混账乡镇干部,自己是暴发户地主,却为自己免粮免税,把一切税捐,都派在传统大户人家头上。

“我的百顷良田收一百年,也不够完他三两年之粮,”爸爸气愤地说,“你看这些东西混账不混账!?”

老人又说,交不了粮,他们就抓人。老人躲在省府招待处,他们就抓“佃户”——在农忙时抓佃户;佃户被抓,老婆孩子就来哭诉,没止没尽的。一次林参议火了,自己具备一件“捐献文书”,把家中所有的田契拿出,一起送给省府“田粮处”,把田地一齐捐献作“抗战军费”。谁知这些田契却被原封打回,说是“积欠未清,碍难接受”云云。

“你看国民党这些官僚党棍,有没有丝毫天理国法、人情良心?”爸爸气得把胡子直吹,又说,“以前我们当议员,总说袁世凯不如西太后;现在看来,蒋介石也不如袁世凯!”

“抗战后政府不是把欠税豁免了吗?”小三好奇地问。

“这是蒋介石,”爸爸说,“但是共产党又来了嘛!它鼓动佃农打倒地主,抗租抗税。我们的田,去年一粒米也未收到。”

“按理呢,耕者有其田,他们抗租抗税,也未可厚非。”文孙这位大学出身的地主儿子,态度倒颇为开明。

老人并举出个实例来,说,文孙的表姨父周道谨,交通大学毕业,一直住在上海。抗战胜利前夕,他怕美军在上海登陆、轰炸,乃举家溜回家乡无为避难,一回乡便被抓到了。话也没有问一声,便当着表姨妈面,用铅丝把表姨父勒死了。

“除了有几亩地之外,你表姨父犯了什么罪呢?”爸爸气愤地说,“这年头,不成个世界啊!”老人更是感叹不置。

这是文孙第一次听到表姨父被杀的消息。表姨父以前一直是文孙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是上海交大毕业的,而进上海交大则是小学时代文孙就有的“雄心壮志”。他这次为表姨父之惨死,也不禁欷歔流涕。

谢区长的威仪

“爸,我们现在靠什么收入过活呢?”文孙听了上面惊心动魄的故事,不免又补问一句。

“我们靠卖田嘛。”老人说。

“爸,你不是说地主收不到租米吗?”

“我们收不到,”爸说,“他们乡镇长收得到嘛——他们有枪,有‘保安队’。”

“贫农团不是抗租吗?”

“抗我们的租!抗他们的租,他们就活埋掉他……”

“保安队为什么不能保障我们收租人的利益呢?”

“他要保障我们,我们就不会卖田,他们也就没得便宜可捡了。”爸慨叹地说。

爸爸说,这些新地主阶级的乡镇长,都希望老地主破产,他们可以捡便宜田好买。祖父分给文孙那份“水旱无忧的长房长孙田”,便是被一位狡猾的谢乡长,“连骗带抢,软硬兼施,买去的”。

“爸,你说我那初中同学谢正彦吗?”

“正是那东西,”爸说,“混账至极。”

“谢正彦?……”文孙想起那白胖胖的小家伙。

“他强买我田之后,”爸说,“他又有点怕了,又问我要不要赎。”

“他怕什么呢?”

“他听说你在新六军当团长嘛。”

“哪来这谣言呢?”文孙笑了。

“你从成都来信,说在新六军任中校,中校不是团长嘛?”爸说,“我把你来信给他看了,他就问我要不要赎田……说不定他心里打算还想靠靠你呢!至少不能欺侮你爸爸。”爸说着大笑起来。文孙也觉得好笑。

天下事,真无巧不成书。就在他父子谈起谢正彦的翌日,谢忽然带了两个卫兵(挂着带刺刀的盒子炮),骑了匹枣红马,另带一担礼品,专程来林家拜访,真使林氏全家受宠若惊。

这时正彦已经知道文孙不是什么“团长”——团长云云只是林文孙爸爸“放的空气”。不过林文孙纵使不是团长,一员新六军的中校,也是值得巴结的,何况是老同学。

谢正彦现已升任西山东区“区长”,直辖几个“乡”,包括柳和集。他穿一套藏青色哔叽新西装,大红领带、金袖扣、金戒指、宝石胸针、亚米加金手表,显得珠光宝气。只是全新黑皮鞋上,满是灰尘,有点不调和——乡间土路灰尘大,不得已也。

老友重逢,二人相谈甚欢,谢区长招呼卫兵自礼品筐中取出两瓶“五加皮”,一条“强盗牌”。文孙不收,正彦强迫他为“老伯”收下,放在桌上。

“林文孙兄,恭喜你荣任团长。”正彦说。

“哪有那话,”文孙尴尬地说,“我在新六军任中校联络官,担任与盟军联络。现在抗战胜利,用不着联络,也退役了。”

“那你当盟军联络官,一定是蒋夫人选派的;将来还要东山再起,前途无限。”

“哪里,”文孙连忙否认说,“我是在学校读书被征调去的。”

正彦又问如今退役在家,作何打算呢?文孙反问他,听说母校“县中”缺一数理教员,不知确否?正彦说,纵使不确,他以“地方官”身份也可“保荐”。新校长岂敢不买账?

二人又谈了些同学间往事。正彦颇为文孙可惜。他认为三八年文孙如不去后方升学,准可跟他一样,进“省干训班”;今日至少也可做个“乡长”,甚或县府“科长”,何至冷落到做“数理教员”呢?“老婆孩子都养不活!”

不过正彦又说,现在“干训班”还在招生,文孙可以一试,他也可介绍。只是级别上吃点亏,将来他可运用“关系”,为文孙谋个“主任区员”,或“副乡长”,“总比教书匠强些”!

文孙谢谢他的关心。

正彦又取出打火机和“加立克”,问文孙是否抽烟。文孙说,既不抽烟又不喝酒。

“林文孙兄啊,”谢区长喷一口烟说,“我最初以为你又抽烟又喝酒,所以我才带了两份礼。你既不抽烟,又不喝酒,老伯用不了那么多,那我就收回一份吧。”

“谢谢你,谢区长,”文孙说,“我父亲也不喝酒,只抽旱烟;礼物您都带回去吧。”

“那,哪里讲得过去。”正彦说着取出个小童军刀,把一条“强盗牌”香烟划成两半,招呼卫兵连一瓶“五加皮”,又收回礼品筐中去了——文孙看那筐中还有两条“金华火腿”,和别的礼物。

文孙送老同学谢区长出门上了马。在马夫拉走之前,谢区长还关心老同学报考“干训班”的事。又说他因县府“主任秘书”家有喜事,需赶去吃喜酒,不能在此多留,下次再谈吧。

文孙眼看老同学去远了,才摇摇头、叹叹气,走回自己的马房。

郭保长的“小手钱”

区长访问后,不到几天,那久未露面的“郭保长”也出现了。他是来收“夫子钱”和“小手钱”。因为抗战胜利后,那些失修八年的公路,都次第修复了。修复的办法是就地征财、征夫。林参议父子既然不能亲自荷锹修路,那就得出“夫子钱”了。

文孙问郭保长,那什么又叫“小手钱”呢?

“打小手嘛。”郭保长笑笑说。原来公路修复了,还要省府“建设厅”和“公路局”派人“验收”。“验收人员”如不签名盖章,那公路修好也是枉然,所以要“打小手”(贿赂)。哪里来钱行贿呢?对不起,各乡镇公开摊派,这就叫“小手钱”了。

“这是什么话,”林中校气愤地说,“这不是贿赂公行吗?”

“现在好多了,”爸爸说,“抗战期间什么公粮不公粮,经过一层层无节制的贪污剥削,能有十分之一,真变成‘公’粮,就不错了——所以壮丁整批整批地饿死!”

“这太不像话了。”文孙简直气得面色发青。

“说老实话,”爸爸也气愤地说,“国民党这批贪官污吏,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对付他们。铜观音,铁扫帚!”

“……”文孙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老骂我们以前是‘北洋军阀’,”爸又感叹地说,“我们‘北洋军阀’没有坏到这步田地!”

“这位郭保长,我还未见过呢!”文孙说。

“他以前三天两夜就要来收费,”爸说,“后来听说你当了团长,乡公所就不要他来了。现在你团长退役了,他又来收‘费’了。”爸说着向门外坐在板上的保长冷笑笑。

“这是个什么世界!?”文孙咬牙切齿,哼了一声。

不谙“鬼扯”之道

为着减轻家庭负担,为着免受落泊乡居的闲气,不管这是什么个世界,文孙是决定非离开家乡不可了。

父亲鼓励他外出自闯天下。母亲舍不得受重伤的儿子离开,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四六年的初夏,提着简单的铺盖,林中校又回到嘈嘈杂杂的南京,住在一所大学实验室的阁楼之上——实验室的管理员是文孙的中学同班,主任则是大学同级。他二人对他都不错,因此他也可以和阁楼上的几条狐狸、数只老鼠,无限期和平共存下去。

当务之急,文孙要找个“啖饭之所”。他想恢复军职,但那时麇集南京的失业军人,正在闹一个“哭陵”的活剧——要死去的孙中山赏饭吃。恢复军职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

几位老同学劝他到一所市立中学去当数理教员,那儿有这个“缺”,新校长又是熟识的大学同级。文孙本不想去,因为他看不惯那位老同学的作风——大学里搞“党团”起家的小“党棍”,作风恶劣。但是为着燃眉之急,他还是去了。隔着校长室的大办公桌和穿着纺绸长衫的青年校长握个手。

“老林来此有何见教!?”校长问。

老林说明了来意。

“不行呢,”校长说,“南京是首都所在。当教师要‘教师考试’及格呢。先参加考试吧!”

老林回来问了一些老同学,都说那话是“鬼扯”,但是生活在一个“鬼扯”的城市里而不谙“鬼扯”之道,失业饿饭,不是活该吗?

文孙又试了十余处,处处碰壁。南京是首善之区嘛,谁不想来!?搞一个一官半职待下去,没有后台老板,行吗?这是大家的结论。

文孙注定失业了,绝望了。

“Strange, strange!”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老林一人漫无目标地在南京街头踯躅。

一次他在“中国青年会南京社会服务处”的布告栏前,看到一群青年在围观布告。老林也挤进去一看,原来是空军在招考五名英语翻译,“及格者,以空军少尉起用”。老林抄下地址,三步两步便赶到设在“小营”的空军总部去。那儿已有十余人在填表报名,等候问话。老林也就填了表,等候问话。

等到老林被叫进去时,只见问话的是中美军官各一人。他二人看了老林的表格,又要看一看老林的“证件”;老林乃交上一大包中英文证件,包括盟军后方医院“住院证”。

二人又看了一次,那美国军官乃向那中国军官说:“He isoverqualified!”

老林在一旁听到,乃用英语插嘴说:“I am now unemployed so I am willing to accept a lower offer.”

那美国军官又把老林的文件,全部详细看一遍,连说“Strange,strange!”……随着他又问文孙现在住在哪家病院。文孙说,早已离开病院了。现在是“退伍军人”,要找个工作糊口。

“你不能工作唉!中校。”这老美很诚恳地说。

“Why?”文孙有点不服。

“You are still under medical observation, sir.”老美说。

“I have been discharged not only from the hospital but also from the Chinese army!”老林理直气壮地说。

“They should not have done that!”那位中国军官插句嘴。

“Strange, strange……”那美国军官又说个不停。他随即要那中国军官和他一起走入内屋,和另外一些人又商议了半天才出来。

那中国军官乃改用汉语告诉老林说:“林中校,您的伤势并未复原,并且可能恶化。我们商议着要你继续住院,接受治疗!”

这对林中校倒是个突如其来的惊异。但那美国军官却写了一张条子,叫文孙去看“驻华美军顾问团”附设医疗室主任,特图中校。文孙如在五里雾中,然也只好道谢而别。

惺惺相惜

特图中校是个养着小胡子的中年军医。他看到文孙的证件,也连着说“Strange, strange”……他说文孙这个Case应该报到“顾问团总部”,甚或马歇尔元帅本人。

特图要文孙把他的文件——文孙本人也未详细看过的英文文件留下,他并要林中校也把电话号码留下,当他发现文孙没个可用的号码时,便招呼女秘书与林中校约一时间,下星期再见。

时过一星期文孙依约前往,只见特图中校已在室外相迎,并立刻带他到一宽敞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个将军。那将军见文孙进来,乃起立握手,并同往沙发边坐下——女秘书捧上咖啡。他们刚坐下之后,又见一个上校走了进来,四人乃一起喝咖啡。

“林中校,我已详细看过你的病历。”准将说着指指他办公桌上那堆尺多厚的文件。

文孙谢谢他。

“你这情况如发生在我们美军里,你可要拿我们的荣誉国会勋章呢!”将军说。

“将军,”文孙说,“您欢喜说笑话。”

“不是笑话呢,你看——”他站起来取下一份病历表,说,“你在同古之战受重伤!”

“受点轻伤,在同古。”文孙谦虚地说。

“同古之战,还有轻伤?”他拍拍文孙肩膀,并跷一跷拇指,又说,“你知道得清楚。”

“同古之战,相当激烈。”文孙说。

“我认识戴安澜将军呢!”准将又说,“林中校,您在仁安羌,再度受重伤。”

“特级重伤,”文孙说,“几乎死掉!”

“你在雷多公路争夺战,三度重伤。”

“我和约翰笙少校,一死一伤。”文孙说。

“你知道?”准将说,“约翰(约翰笙)生前和我是好朋友呢!”“我和约翰也很要好。”文孙说。

“约翰和我也很合得来。”那上校也插句嘴。

“哈!哈!你看,”准将说,“我们三个人却有个共同朋友呢,可惜他死了。”

“我们四个人!”特图中校也加入了。

“是的,迪克也是约翰的朋友!”上校说。

“温斯顿,我亲爱的朋友,”准将又说,“你是我们盟军里大大的英雄。但是你自己的同胞,却没有好好对待你。”

“我们实在伤员太多,这也难怪。”文孙也为“自己同胞”,稍为辩解。

“Winston, you are a gentleman, but they treated you really very badly!”说着准将直是摇头。

准将又告诉文孙说,你神经也被岩石压弯了,要由名医指点,长期作物理治疗,否则三五年后,你会瘫痪的——这对文孙倒是个新刺激,听后不寒而栗。

“By no means they should discharge you from the army hospital.”准将谴责中国军方之后,却希望林中校能让美国陆军有此光荣,好把他在印缅战场上所受的伤,治疗复原。

文孙为准将这番话,感动得眼泪汪汪。但他道歉,他是个退役军人,中国陆军不可能付出巨额的医疗费。

“我们不要他们为你付账,”那位上校接口说。“我们送你到华盛顿,你一切费用,按美军同级待遇,一概豁免——你的薪饷也按美军标准发,不过你得先恢复中国军籍。”

“恢复军籍不容易呢,”文孙说,“你听说失业军人在‘哭陵’吗?”

“Yes, I heard.”上校笑一笑说,“But count on us!”上校似乎颇有把握。

“中校,”准将说,“你如有意去美国接受治疗,一切手续,统由哈理逊上校负责。祝好运道,我们再见了。”

文孙辞出之后,就到哈理逊上校办公室去商讨中美之间的出入境手续了。

故国……明月中

听了文孙出国前那一番巧遇,李兰场长不禁叹息说,人的一生就是有那么多的“契机”,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你那时如果没有出国,你后半生的生活,又成个什么局面呢?也很难说啊。”李兰感叹地说。

“首先,据医生说,我在三年之内,会因神经受伤而瘫痪了的。”文孙说。

“不瘫痪,你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李兰肯定地说,“你的背景,不太好嘛。”

“地富反坏右,五毒俱全!”

“也没那么严重,”李说,“美国人有时也蛮有义气的呀。”李兰换个话题。

“他们工作效率很高,”林说,“那时国民党在南京公文旅行的速度,平均是每一个月穿一层地板——外交部有四层楼,你想想看!”

“你一个月就弄好了?”

“我?”文孙说,“我三天把一切手续都弄好了——第四天便上飞机,马歇尔的专机,直飞关岛,转机飞华盛顿。”

“这么快!”李说,“连办护照、照相的时间都不够。”

文孙说:“那天到哈理逊上校办公室,他说四天后有飞机飞关岛,要我赶那架专机去美国。我就说四天连照相的时间都不够。他便立刻找了个照相师,就洗出十来张照片备用。其后他又分别向外交部、国防部为我用电话约定时间,拿护照,拿恢复军籍派令,一天就办好了。哈理逊又发给我四百美金零用费、制装费;我制了些行头,分寄一半给父母,请几位好友吃一顿饭,话别一番。第四天傍晚,穿着新卡其军服,提着皮箱,翎顶辉煌地到了驻华美军顾问团,哈理逊派一部吉甫送我到机场,踏入马歇尔的专机;月色盈盈之下,在南京上空绕了一圈,和一些美国青年男女,嘻嘻哈哈,就这样一去四十年,真是不堪回首。”

“三哥,你还没告诉我,”李兰说,“你这样轻轻松松四天便飞出去了,为什么你那女朋友莉莉,费那么大的劲也弄不好呢?”

“唉,”文孙叹口气,说,“她以为她是美国公民,享有和白种公民一样的权利,摸老虎屁股嘛。”

“这话怎讲呢?”李兰有点奇怪。

“她要替我办‘移民’嘛,”文孙说,“那时美国人怎会让我们中国人向美移民呢?排华律排了我们六七十年了嘛——可怜的莉莉哪能冲得开这样严重的‘种族歧视’呢?”

“那你后来又怎么那样轻松地飞到美国去的呢?”李又问。

“他们给我一张‘访问’签证去看病,不是去移民。”

“那你后来又怎么变成移民了呢?”

“四十年来,他们移民法,变了多少次嘛,”文孙叹口气说,“说来话长!”

“你到美国去找过莉莉没有呢?”

“我一到华盛顿,就给她家打电话,她父母都激动得不得了……”

“莉莉呢?”

“莉莉马上带她新婚夫婿到华盛顿来看我,”文孙说,“他那时是个上士,刚退伍,现在是一位药剂医——爱尔兰裔的白人。”

“你和莉莉的关系,多么可惜!”

“我和田书记的关系,不是更可惜、更可悲吗?命运作弄人,有什么办法呢?”文孙叹息之余,也擦去一些眼泪。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你才好……”

“李场长,”文孙疲惫地说,“今天耽误你的时间太多了。”文孙又看一下那只忙碌的米老鼠,时间正是下午六点零三分。“关于我自己的事,不该说得那么长。”他又补一句。

“这是田军要我问你的,她要我问你,问得愈详细愈好呢!”李感叹地说,“少奶对我们的三少,真是四十年如一日呢!”

“说我问候她,爱她!……”文孙眼泪一溜而下。

“八点钟还有个累人的餐会,”李说,“三哥你就回宾馆去稍微休息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