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所发动的侵朝战争，不但给两国人民都带来沉重的灾难，同时也一手埋葬了他自己创建的新的太平之世，导致丰臣一族的覆灭。在统一全日本的过程中，秀吉曾经表现出来的宽厚、仁慈的一面，也最终被他晚年的极端忌刻和残暴所彻底掩盖……

疯狂

公元1596年，也即明朝万历二十四年，日本文禄五年，九月一日，明朝册封使团进入大坂城。在四十多名诸侯的围观下，丰臣秀吉穿戴好明朝下赐的藩王衣冠，头顶折角乌纱，身披大红蟒袍，满面春风地前来接受明史杨方亨等人的册封。

杨方亨手捧诏旨，以中文宣读，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下赐金印。在座的日本大名们根本就听不懂，而就算两国文字基本相通，那些骈四俪六的深奥句子，也不是丰臣秀吉这类武人所能够理解的。等到第二天，秀吉让僧人西笑承兑以日语翻译诏书，并且加以解说，虽然小西行长事先关照承兑要改动一些句子，但承兑仓促间无法完成如此繁难之事，还是原样照读了。

秀吉听到诏书中全然不提割让朝鲜一半领土和派朝鲜王子赴日为质等问题，不禁勃然大怒，于是在恭送明使离开以后，骤然翻脸，下令再伐朝鲜。当年十月二十七日，后阳成天皇改年号为庆长，则本年既是文禄五年，又是庆长元年，侵朝战争开始了第二个阶段，日本史称“庆长之役”。

小西行长分辩说是明朝违约，不干自己的事情，舌绽莲花，好不容易才逃过了制裁，却被丰臣秀吉再度扔回朝鲜战场。至于那位居中联络的明人沈惟敬先生，据说他返回朝鲜后还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章，派人送回北京。然而花样不可一玩再玩，西洋镜终于被拆穿了，万历皇帝大怒，先把主和的兵部尚书石星下了大牢（最后死于狱中），然后传令驻朝明军捕拿沈惟敬，并于三年后斩首正法。

历来都以为此番谈判的破裂，都应归咎于小西行长和沈惟敬，行长急于停战，惟敬想立大功，于是欺上瞒下，甚至假造文件，最终阴谋败露。然而行长为秀吉爱将，或敢背主行事，沈惟敬又有什么倚仗，竟敢如此肆意妄为呢？他应该知道，一旦真相大白，行长或可免罪，他是必定会身首异处的呀。况且，惟敬原不过一介平民而已，如今所挂也不过是虚职，就算他有胆量伪造往来文书，甚至诏旨，但他有这份写伪书的才能吗？

所以很有可能，沈惟敬所作所为并没有史书上记载的那么不堪，也没有那么荒诞无稽，他或许搞了一些小动作，力促和议达成，但那也都是受到石星的指使。等到战事重开，石星下狱，失去靠山的沈惟敬也便只得成为替罪羔羊，遗臭万年了。

且说明朝使团离开日本，先乘船来到釜山。杨方亨察觉到了釜山日军不但不做退兵的准备，反似有秘密增兵的迹象，因此匆忙驰返北京，向朝廷汇报。沈惟敬则暂时滞留釜山，以监督日军的撤退行动。就在这种情况下，丰臣秀吉谢恩的表章递到了北京，随即战事重开。明朝当时并没有指斥此表为假，只是鸡蛋里挑骨头地斥以三罪：一，“不奉正朔”，也就是说没有使用明朝的年号；二，“无人臣礼”，行文用语不够恭敬；三，“用丰臣图书”，即加盖的是秀吉私章，而不是朝廷才刚下赐的日本国王金印。

朝廷不能明白承认自己上当受骗了，而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台阶来下。

那么，丰臣秀吉确实是因为受到小西行长的欺骗才勃然大怒，再度下令侵朝的吗？恐怕未必。所谓先伐朝而后侵明，再攻天竺、南蛮等语，固然狂悖，也可能只是一时的妄语而已。秀吉在继承了信长的事业，大踏步地进军统一日本的同时，为了提高声望，积聚财富，曾经遣使朝鲜，就如同当年足利义满和今川了俊那般，想要通过朝鲜为中介，联络明朝，重开勘合贸易。然而朝鲜君臣贪婪颟顸，一方面恐怕中日之间的贸易复兴，将会削弱朝鲜的财源，另一方面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肯居中说项。秀吉为此大怒，这才发兵侵朝。

当然，秀吉很清楚，明朝为朝鲜的宗主国，不可能不派兵援救，打朝鲜，其实就等于打明朝，因此才有了借道伐明的花招，实乃假途灭虢之计也。以秀吉想来，朝鲜文恬武嬉，明朝也好不了多少，以我百战之兵，想要取胜还不容易吗？即便明朝大军前来，我照样有机会吃掉朝鲜。

然而战事的发展却并不如意，因此他才起了和谈之念——若无秀吉的暗示，小西行长断不敢自行其是。然而此际已与平安时代不同，日本朝野上下皆以向明朝称臣为耻，足利义满当年便是顶着强大压力才得以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的，其子足利义持顶不住压力，干脆跟明朝一刀两断。丰臣秀吉逐渐意识到，成为明朝所册封的“日本国王”，不但无法提升自己的威望，反倒可能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而朝廷也不愿意再有一位足利义满般强势的武家领袖出现，因而才找借口突然翻脸。

若说丰臣秀吉疯狂，其实“文禄之役”初期还仅仅表现在伐朝侵明的言辞上，而到了这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彻底丧失理智了。因为丰臣政权的内部斗争不但没有因为对外作战而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丰臣秀吉也几乎威信扫地——倘若得不到足够的好处，他是断然不肯从朝鲜撤兵的。

太刀向天抛去

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给朝鲜人民带去了深重的灾难，而日本人也没能从中得到丝毫益处。被驱赶上前线的武士们陷身在朝鲜这个大泥沼中，缺衣少粮，而又必须成天提防朝鲜义军的袭击；留在后方的百姓、町人则被迫缴纳高额贡赋，担当劳役以支撑不义的并且看不到前途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当前线战事明显不利于己以后，连秀吉本人也开始悲观丧气，为了散心，他的生活更为奢靡腐化，放着好好的大坂城不待，还要修建更为宏伟的伏见城，便是一个例证。

就在“文禄之役”爆发的前一年，也即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元月，丰臣政权的最大栋梁、秀吉的弟弟丰臣秀长病逝了。秀长是丰臣政权的核心人物，他是著名的内政家，并且拥有很强的统合能力，在年轻的谱代众和老奸巨猾的外样中间一直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秀长去世以后，石田三成等秀吉亲信与德川家康等有力大名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并且逐渐滑向不可调和的深渊。

丰臣秀吉在他最后的统治期间，先后杀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死亡，给他的政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同时也使他的威信遭到极大损害——一个是茶道宗师千宗易，还有一个是他的养嗣子丰臣秀次。

先说千宗易，他本是堺市的豪商，师从武野绍鸥学习茶道，号抛筌斋、利休居士——故此俗称“千利秀”。天正十一年（公元1583年），也就是本能寺之变的次年，宗易被丰臣秀吉聘请为家中茶头，负责茶事。在当时，茶道并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因为很多知名武将都醉心于茶道，故此茶人也经常会扮演外交使节的角色，利用主持茶道仪式来折冲于诸侯之间。千宗易成为丰臣家的茶头，也就等同于进入了丰臣政权的统治核心，对秀吉协调与朝廷、大名乃至于豪商们的关系，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号称“天下第一茶人”的千宗易，最终却被秀吉勒令自杀，此事发生于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的二月，也即丰臣秀长去世后的次月。事实上，秀吉和宗易的和睦关系早就已经破裂了，当可以保护宗易的最后一道墙垣秀长倒塌后，宗易也便终于无可避免地迎来了他的死期。

从表面上来看，有两件事促成了千宗易的死亡。首先是大德寺山门事件，天正十七年（公元1589年），宗易资助修建了大德寺山门的金毛阁，大德寺住持古溪宗陈感念其恩，便在阁上安置了宗易的木像，此事引起了丰臣秀吉的嫉恨。另外一件事据说是因为宗易倒卖茶器，他早已出家为僧，如此贪图财富的恶性使秀吉异常愤怒。当然，这些都不过是借口和导火索而已，宗易与秀吉在茶道方面的认知全然不同，才是导致两人反目的重要原因。

千宗易开创了“千家流”的茶道流派，他主张“幽、寂”的茶道精髓，崇尚古朴简约；与此相反，丰臣秀吉则追求奢华绚丽的风格。天正十三年（公元1585年），秀吉开放了自己苦心设计的“黄金茶室”，这座茶室规模很小，这点可以说和宗易所追求的风格相通；然而茶室及其中布置的各种器物都由黄金铸造，并且可以拆卸运输，造价昂贵，恐怕除了“天下人”秀吉外谁都无法仿效，这却是使宗易瞠目结舌，并且大摇其头的。

在茶道方面的理念不同，其实正体现了千宗易和丰臣秀吉两人对世间的认知，以及对自身定位的不同。在宗易看来，茶道是超脱了世俗的、直指人心的艺术，更是支撑宇宙间的大道的体现，古朴简约，正是大道所规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而在秀吉看来，茶道是显示他所开创的太平盛世的工具，也是他个人权威的体现，宗易的茶道理论势必将超凡的艺术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势必导致天意掌握在艺术家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社会认同。

大德寺山门金毛阁的塑像，本身就是千宗易茶道思想的体现。这座木像所描绘的宗易的外貌是安详而平和的，他穿着木屐，拄着拐杖，有如儒家思想中的“玄圣”，有如道家传说中的“真人”，是完全超脱于世俗之外更脱离于世俗统治者所管辖的道德代表。如果不是因为如此，掌握整个日本的丰臣秀吉为何会对一座茶人的塑像而如此嫉恨和恼怒呢？

千宗易并不仅仅在茶道思想，更根本的是在社会道德教化思想上与丰臣秀吉背道而驰，他与反对侵略战争的蒲生氏乡等人站在同一立场上，甚至还预言侵朝战争必将失败，这更使丰臣秀吉忍无可忍。丰臣秀吉原本继承了织田信长在近畿的势力，对于近畿最大的贸易港口堺依赖甚深，等到他以九州为基地图谋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时候，逐渐倾向于利用北九州地区尤其是博多的豪商们，而把堺抛到了脑后。天正十五年（公元1587年），秀吉在征伐九州的过程中于箱崎召开了盛大的茶会，邀请了博多的豪商神谷宗湛和岛井宗室等人——对比千宗易“幽、寂”的茶道，神谷和岛井等人的茶道更温和，与秀吉的茶道风格并不那么格格不入。

天正十七年（公元1589年）四月，曾经继千宗易成为丰臣家茶头的、宗易最有天分的弟子山上宗二，因为屡屡忤逆丰臣秀吉，在小田原之阵中被秀吉处死了，这件事给宗易的刺激是非常巨大的。宗二为人执拗，他更明确地认识到，并且着意体现艺术家是无冕之王，不应屈从于世俗统治者，因此才会被杀。可以说，正是宗易本人的思想教导出了宗二，也导致了宗二的死亡。

就这样，山上宗二被杀后才过了不到两年，丰臣秀吉便以大德寺山门事件和倒卖茶器为借口，于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二月十三日，下令将千宗易幽禁在堺，并于二十五日将他召回京都，勒令自杀。宗易本是商人出身，商人总是要赚钱的，况且茶人养家之道，本就是鉴定和出售茶器，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

二月二十八日，千宗易在上杉武士的监督下，于聚乐第葭屋町的宅邸内切腹自尽，死前留下一偈：“人世七十，力围希咄，吾这宝剑，祖佛共杀。我着具足而提一太刀，即于今日向天抛去！”

杀生关白

相比千宗易之死来说，丰臣秀次的死亡其实更具有悲剧性，并且对丰臣政权的损害更为沉重。秀次本是丰臣秀吉的姐姐瑞龙院日秀之子，是秀吉的亲外甥。秀吉出身寒微，所以一般认为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农民，然而既然咱们已经分析过秀吉也并非普通农民出身，那么他的姐夫起码该是个低级的乡下武士吧。总之，因为瑞龙院早死，秀吉便把外甥领过来自己抚养，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秀次与其说是秀吉的亲戚，倒不如说是被亲舅舅频繁耍弄的一件政治道具。

丰臣秀吉还在织田信长麾下为将的时候，跟随信长鏖战江州，对抗浅井氏和北面的朝仓氏。为了立功，秀吉前往拉拢原属浅井氏的豪族宫部继润，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便把亲外甥送去宫部家做了养子兼人质——那是元龟二年（公元1571年）间的事情，这可怜的孩子年仅三岁。

灭亡浅井氏以后，宫部继润便将小人质送了回来。等到秀吉继承织田信长的事业，掌控了天下，还没有获赐“丰臣”之姓之时，为了抬高自己家族的地位，他首先要为穷亲戚们都找个高贵的靠山。想来想去，他让自己的姐夫去做名门三好氏的养子，改名为三好吉房，而吉房之子，也就是秀吉的那个亲外甥，就起名为三好信吉，又被送去了三好家。其后因为秀吉没有子嗣，便把信吉接回来做了自己的养子，赐以上字，这才被称为羽柴秀次，后改丰臣秀次。

丰臣秀次初次上阵，即为著名的“小牧·长久手合战”，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小孩子虽然名为总大将，但根本不具备军事指挥才能，更不具备总大将应有的威信，从而导致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吧，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成长价值。事实上，秀次此后屡次跟随丰臣秀长和丰臣秀吉南征北讨，先后参加过四国之阵和小田原之阵，表现也还算中规中矩。

据说丰臣秀次受其养祖父三好笑岩入道的影响很深。笑岩入道原名三好康长，是三好长庆的叔祖父，本为河内高屋城主，后归降织田信长而受封阿波一国。笑岩是著名的文化人，秀次十多岁的时候生活在三好家中，围绕在笑岩膝下，这对他性格和才能的养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天正十三年（公元1585年），因为从征四国有功，秀次受封近江四十三万石的领地，主城在八幡山，对于八幡山的内政建设，这个年轻人终于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

据说丰臣秀次很有商业头脑，他规划了八幡山城下町的格局，并且颁布《八幡山下町中掟书十三条》，包括乐市乐座、免税等举措，使市场变得非常繁荣。此外，他还开掘八幡堀，便利水路交通，在城下町设置了日本最早的排水道。他因为治理得法，加上从征小田原北条氏的功劳，天正十八年（公元1590年）被加封尾张国，主城移到清洲，领地年贡超过了一百万石。

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八月，丰臣秀吉唯一的儿子鹤松夭折了，秀吉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恐怕很难再有子嗣，便于十二月将关白之位让给了秀次，自己名义上退居二线——因为退位的关白习惯上被尊称为“太阁”，故而此后人们就尊称秀吉为“丰太阁”。这等于是确定了秀次的继承人地位，并且朝廷也下诏任命秀次为正二位内大臣。

当丰臣秀吉前往北九州名护屋，遥控侵朝战事的时候，丰臣秀次就留在大坂和京都处理政事，虽然国家的大政方针往往还要秀吉点头认同，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具傀儡而已，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傀儡只是暂时的，只要秀吉一咽气，秀次便将是新的“天下人”。这种格局本来很利于长治久安，然而变数终于出现了——

文禄二年（公元1593年），就在朝鲜战场上中日双方暂时停战，准备开始和谈的时候，丰臣秀吉竟然意外地又得到了一个嫡子——鹤松的母亲淀姬再度生产，孩子起名拾儿，也就是后来的丰臣秀赖。秀赖的诞生，使丰臣秀次的地位变得非常微妙，他虽然仍冠有关白的头衔，但很可能随时都会失去继承人的宝座。

日本历史上，仅室町晚期和战国时代，类似事件便屡有发生，一般情况下都是臣子们分裂为二，一派拥护嫡子，一派拥护养子，从此大打出手——“应仁之乱”即肇端于此。当然，丰臣秀吉非足利义政可比，他是不会让这种变乱真的在眼皮底下发生的，为此睁大了眼睛，紧盯着秀次究竟何去何从。

据说丰臣秀次对和歌、茶道、书法、将棋等艺术门类都深有研究，他还下令保护逐渐衰退的官学，将在战乱中遗失的书籍重新整理起来——作为深受三好笑岩熏陶的文化人秀次来说，做这些事情本是理所当然的吧，况且国家大政仍然控制在秀吉手中，他也有很多闲空可以做这些琐事。然而在秀吉看来，秀次这般举动，是想麻痹自己呢，还是想提升威望，收买人心呢？

况且，因为关白丰臣秀次即将成为下一位“天下人”，各地诸侯纷纷趋势逢迎，羽州的大名最上义光就把十五岁的爱女驹姬献给秀次为妾——秀次和他的亲舅舅丰臣秀吉只有一事相像，那便是极好女色，各处搜罗妻妾无数。然而大名们这种拍马屁的举动，反而更使秀次遭到秀吉的猜忌。

应该说，秀次对此也并非毫无察觉，但他天性软弱，并非斋藤义龙、大友宗麟、最上义光、伊达晴宗那般敢于向父亲挥舞刀剑的枭雄。秀次预感到自己终将身首异处，却又毫无办法禳解，愤懑之下，开始疏忽政事，耽于享乐，过一天就算一天。

当时的日本人，因为佛教氛围非常浓厚，因此人们普遍不肯食用飞禽和牲畜，即便贵族、武士，日常肉食也只有水产而已。武士们为了训练自己作战的技能，往往沉溺于狩猎，但除了偶尔烤些野味来开荤以外，多数猎获全都抛掷荒野。秀次同样醉心于狩猎，据说他曾在正亲町院驾崩之时，公然闯入禁止杀生的比睿山中院的领地去猎鹿，就此得到一个外号，叫“杀生关白”。

传言越来越邪，有说秀次把杀得的鹿带入寺中烧烤、食用，并且还把鹿肉投入僧侣的饭食中去，更有甚者，说秀次以铁砲射杀田间农夫、逮捕京中盲人处死、每夜徘徊街上袭击行人、剖开孕妇的肚腹并取出胎儿……

总之，秀次的恶名越传越广，但对照其过往的所作所为，和一贯的个性，猎鹿、食肉尚有可能，残杀平民之事，除非疯了，否则应该是做不出来的吧。这很可能是秀吉的阴谋，为了除去秀次而预造舆论。

文禄四年（公元1595年）七月，丰臣秀吉终于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下令将关白秀次流放到高野山中。十五日，正当秀次在青岩寺和僧人隆西堂下将棋的时候，突然接到石田三成、增田长盛等人带来的罪状书，被勒令自杀——享年仅二十八岁。

丰臣秀吉的刻毒残暴，在杀死养子秀次一事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秀次虽然切腹了，他仍下令将其首级割回，放在京都附近处决犯人的三条河原曝晒示众，不仅如此，还将秀次的妻妾子女三十余人也都押往彼处斩首。最上义光的爱女驹姬当然名列其中，据说义光请托了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很多人，还是未能救下女儿的性命。

驹姬临终前作绝命诗一首，大意是：“无罪之身，无辜受斩，前往彼世。弥陀之剑，慈悲为怀，指引往生。此身罪业、深重五障，随之消解。”年仅十九岁——丰臣秀吉此时残忍疯狂的行为，不亚于织田信长晚年，因此丰臣政权的末日，也便随之很快到来了。

手书退倭兵

庆长二年（公元1597年）二月，丰臣秀吉调集了十四万大军，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朝鲜，这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庆长之役”。

因为“文禄之役”实际上的失败，日本人吸取了部分教训，重新调整战略部署。首先，丰臣秀吉实施反间计，运用散播谣言等方法，使朝鲜李朝解除了李舜臣的职务，并将其逮捕下狱——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朝鲜君臣一定会为这种愚蠢行为付出代价，然而可怜的是，无辜的朝鲜人民也被迫要遭到同绑连坐。

七月十五日，以“海贼大名”九鬼嘉隆为首，庞大的日本舰队偷袭了停泊在漆川岛的朝鲜水军。此时双方仍处于停战状态，加上接替李舜臣指挥舰队的又是元均那个彻底的无能之辈，竟然误以为远远驶来的是日本的运输船团，等遭到猛烈攻击之时，再想抵抗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很快落下终幕，朝鲜水军几乎全部覆没，日军就此掌握了制海权，随即运送大量物资和兵源在半岛登陆。

在明朝方面，自从去年谈判破裂以后，对于日军随时可能发动突然袭击便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当年元月，朝鲜国王遣使入明，因为日军长期占据朝鲜沿海釜山等地，而请求明朝再次出兵，将其彻底驱逐出去。于是二月间，明朝再起援朝之议，任命麻贵为备倭总兵官，开始集合人马，整备物资。三月，又任命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以侍郎邢玠代替石星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协同御倭。

从这些人事安排来看，明朝并没有汲取第一次援朝战争获得惨胜的教训，邢玠等人的能力比宋应昌要差很多，而麻贵无论经验还是威望，也都比不上李如松，更重要的是，主要准备调动的仍是蓟辽等地善于平原作战的部队。

不过杨镐上任以后，立刻便给丰臣秀吉发了一道咨文，就其内容来看，明朝对日本的内情比过去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咨文中嘲笑并且警告秀吉说：“你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能再活几年？你的儿子还不到十岁，要靠谁来辅佐？听说日本列岛的酋长们都在等待时机，好趁机起兵报仇，一旦祸起萧墙，加藤清正等人也会个个都想当国王，谁肯屈居于你之下？将来又有谁肯屈居你儿子之下？”

然而这时候，丧心病狂的丰臣秀吉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他只能孤注一掷。朝鲜水军覆没以后，日本陆军立刻分兵两路北侵。左路由宇喜多秀家为主将，以小西行长为先锋，率四万九千人沿宜宁、晋州一线向全罗道挺进，目标是重镇南原；右路军由毛利辉元为主将，以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六万四千人沿密阳、大丘一线指向全州。日军步步为营，到处构筑日本式的城砦，以扼杀各地层出不穷的朝鲜义军。

日军的目标是稳固地占领朝鲜南部四道，然后左右两路大军合围京城。听闻日军开始行动的消息，朝鲜君臣这才慌了手脚，匆忙于七月二十二日把李舜臣从狱中放了出来，但仍不让他官复原职，而要其“白衣从军”，戴“罪”立功。李舜臣集合漆川岛海战中残留的舰船，只剩下十二艘而已，于是他暂时蛰伏，重新整合扩充兵力，寻找时机再次进攻日本水军。

日本陆军进展顺利，左路军先后攻克泗川、南海、光州，一直杀到南原城下。此时防守南原的只有明军和朝鲜官军各三千人，主将为明朝副总兵杨元，坚守数日后，杨元见损失惨重，遂弃城而走。南原西北方便是重镇全州，守备全州的明将陈愚衷见南原失陷，也立刻向北撤退。此后不久，日军又攻陷了忠清道的金州、公州等城。

就这样，开战仅两个月，朝鲜南方的全罗、庆尚、忠清三道就全部丢失了，京城再度裸露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然而就在这一危急时刻，扭转战局的仍是天神般的朝鲜水军大将李舜臣，还有已为阶下囚的沈惟敬。

先说李舜臣，他重整朝鲜水军的基地，是在半岛最西南端的右水营，由此地再往西南，通过一道狭窄而水流湍急的海峡，便是珍岛，这道海峡就称为“鸣梁”。日军在得知这一情报后，于九月初派出以藤堂高虎为主将的三百三十余艘战船，并两万陆军，准备趁鸣梁涨潮的时候快速突入，全歼朝鲜水军。

李舜臣早趁退潮的时候，派人在海峡中设置了铁索和木桩，以迟滞侵入敌军的进退速度。等到十六日日军攻来，他先将许多民船伪装成战船，排列在水营后面以迷惑敌军，然后亲率那十二条战船出而诱敌。一番大战，两艘日舰被击沉，日军主力直到退潮时候也没能靠近朝鲜水营。潮水向东退去的时候，日舰无法前进，原地打转，李舜臣趁机发起猛攻，先后击沉被铁索和木桩拦住的三十多艘日舰，击毙日军四千余人。连三岛水军的大将得居通年、来岛通总兄弟也中箭而亡——通总是这场战争中唯一被击毙的日本大名。

再说沈惟敬，他此前一直待在釜山日军军营之中，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仍然希望可以通过和谈而顺利归国，因而盛情款待，惟敬在明朝已成过街老鼠，在日军中却威望日益高涨。杨镐在进入朝鲜，抵达釜山以后，即以手书召惟敬来见，趁机派杨元将其在丹溪诱捕。

日军北上的时候，明军尚未聚齐，京城只有麻贵的一万七千兵马而已，杨镐、麻贵仓皇之下，想要放弃京城，撤退到鸭绿江边。海防使萧应宫闻讯，匆忙从平壤兼程驰至王京拦阻，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随即杨镐向参军李应试问计，李应试就问他朝廷究竟有何方略，杨镐凑在他耳边说：“阳战阴和，阳剿阴抚，此为政府八字方略，慎勿泄露。”

李应试说那就好办了，沈惟敬与倭人大将素有往来，你只要以活命为饵，让他去劝说，即可迟滞倭军。杨镐果然因此向沈惟敬索得手书，劝退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但是随即就变了脸，直接把沈惟敬押回北京定罪，麻贵也趁机上报说青山、稷山大捷。萧应宫查明内清以后，大怒道：“倭人是因为沈惟敬的书信才暂时退却的，青山、稷山并未接仗，怎敢论功？！”他上疏弹劾杨镐、麻贵，为沈惟敬鸣冤——这封书信在朝鲜史料上有所记载，大意是：

“沈惟敬之事，根据下官的调查，错不在他。朝鲜早就与日本有所勾结，开战之前，关白就向朝鲜索要王子和陪臣做人质，但朝鲜的臣僚有如妇人一般胆怯，就连陪臣都不敢前往日本，愚弄其主以求告中国，又愚弄中国以斗倭寇。开战以后，他们还隐匿粮饷、囤积货物，使我国千里迢迢运送粮草，三军饥寒，这才使战争久拖不决。你们想想这些事情，不觉得朝鲜人可恨，而沈惟敬可怜吗？我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沈惟敬，他虽有疏失，却并无大罪。”

然而萧应宫并未能救下沈惟敬的性命，不仅如此，他本人反倒被诬陷为“诓怯”，被逮捕下狱了。

海岸边的厮杀

因为鸣梁海战的败北，加上沈惟敬手书给画的和谈大饼，日军遂放弃了合围京城的计划，收缩防线，退至朝鲜南部沿海，凭借预先构筑的日式城砦，打算严密防守，积聚物资，熬至明春再发动新的攻势。当时其基本部署是，由西向东，小西行长在顺天，岛津义弘在泗川，黑田长政在梁山，加藤清正在蔚山。

而此时明朝大军已经陆续进入朝鲜，会聚京城，于是为了打破对峙的僵局，明军策划发动了蔚山战役，准备先击垮位于最东北方的加藤清正，然后再将剩余敌军各个击破。这一策略本来颇有道理，然而入朝的明军总兵力不过七万余，要对付超过十万的日本陆军，必须集中兵力击其一部，争取快速将其吃掉，可惜杨镐用兵却并没有那样雷厉风行。

当时杨镐、李如梅率左路军，麻贵、李芳春率右路军，高策明率中路军，三路合围蔚山，总兵力三万余。蔚山守敌兵力不过五千上下，大概杨镐认为以三万对五千，便可以稳操胜券了吧。

十二月二十三日，战斗正式打响。明游击摆砦首先率三千精骑前往诱敌，随即斩杀四百余敌，突进攻克了蔚山。加藤清正被迫后退到地势更为险要的岛山，连夜筑就三砦，以抵挡明军的进攻。此时日军后无退路，抵抗得极为顽强，相反，杨镐则分明显得决心不足，生怕损失过大，于是打打停停，迁延日久。仗打到翌年一月四日，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等将均率援兵赶到，前部一万三千人绕至明军侧后方，杨镐大惊失色，首先拨马落荒而逃，麻贵看到主将撤离，也立刻退兵，牵动全军，败得难看无比。

蔚山之战，日军损失近万，明军则估计在两万上下，辎重物资全都抛散。杨镐一口气逃回京城，越想越是担心，竟然和邢玠合谋串通，向北京发了大捷的伪报，并且声称明军损失只有百余人。

杨镐麾下的赞画主事丁应泰听说吃了败仗，跑去找杨镐，问他该怎样处理善后事宜，杨镐不但不自责，还拿出宰辅张位、沈一贯写来的信给丁应泰看，神情非常得意。原来杨镐在出征前父亲死了，按礼法本该回家守丧，但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就“夺情”派他来朝鲜指挥战斗。宰辅们都觉得对不起杨镐，准备颁旨奖勉，旨意还没有下，张位、沈一贯等人先写信来通知他这件事。杨镐的这副嘴脸使丁应泰恶心透了，于是愤而上书，把明军战败的真实情况汇报给朝廷。万历皇帝怒不可遏，当场就要下旨砍杨镐的脑袋，多亏首辅赵志皋的保护，才暂时免去杨镐职务，改由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为经略朝鲜军务。

万世德还没上任，此时身在朝鲜的明朝最高统帅是兵部尚书邢玠，此人还算有些头脑，他知道兵力不足是无法打垮日军的，于是急忙从江南招募水军，通过水路又运来了大批兵马。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二月，都督陈璘率广东兵、刘綎率四川兵、邓子龙率浙江兵，陆续赶赴朝鲜战场——这些都是惯于山地作战的步兵劲旅。

这个时候，日军的部署是分为三路，东路为蔚山的加藤清正，中路为岛津义弘据泗川，西路为小西行长，占据粟林、曳桥等地，行长配下水军往来三处联络支援。相应日军的三地拒防，邢玠也将明军分为三路，东路麻贵、西路刘綎、中路李如梅（后以董一元代之），加上陈璘所率水军，各守防区，相机进剿。

从蔚山之战以后，日明双方都暂时丧失了发动大举进攻的能力，因此一直对峙了大半年。直到当年九月，邢玠认为部队休整得差不多了，于是指挥水陆大军全面挺进。他的计划是各部齐头并进，使得日军不能互相支援，认为这样便可以避免蔚山之败的悲剧重演。然而明军总数此时仍比不上日军，再分兵而进，还有机会对敌军任何一部造成重大打击甚至是歼灭吗？

咱们分路来说，首先是西路军的刘綎所部两万余人逼近小西行长的营垒，首次进攻便斩敌九十二人。陈璘率领水军也来协攻，击沉行长部下舰船百余艘，打了个大胜仗。然而行长随即暗派千余精锐从侧翼攻击明军，刘綎吃了大亏，朝后败退，陈璘受他的连累也被迫弃舟登岸而走。

东路麻贵所部三万，杀至蔚山。加藤清正还未从年初的大战中缓过劲来，一开始被明军打得左支右绌，但他随即假装退却，引诱麻贵进入预先布设了伏兵的空砦，一声号响，伏兵四起，麻贵也只得掉头而逃。

中路董一元打得最好，他所部一万五千人攻克晋州，随即乘胜渡过南江，连续取下两座日砦，直插岛津义弘的大本营泗川。经过一番激战，义弘在泗川构筑的城砦也被明军攻克了，他被迫退至海边，凭借新砦艰苦防守。“岛津”的发音为“西妈兹”，当时写作“石曼子”，因为义弘能征善战，所以中朝军民都称其为“鬼石曼子”——这位鬼石曼子，这一日险些便真的成了明军刀下之鬼。

岛津义弘的新砦三面临江，一面通往陆地，就算这一面也挖了深深的战壕，并且灌入海水，可谓是金城汤池一般。此外，砦子周围的水面上塞满了战船，并且左右各筑一砦，名为金海、固城，以为掎角之势。

十月，董一元对新砦发起总攻，首先发射大炮打碎砦门，明军奋勇冲上，拔起周边的栅栏，眼看便要攻进砦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董一元的本营中突然不慎失火，点着了贮藏的火药，立刻火光冲天，烟焰腾起。岛津义弘抓住这个大好机会，亲自领兵冲杀出去，同时固城的援兵也从侧翼杀到，明军大溃，一路逃回晋州。

营中失火云云，应该不是董一元战败的主要原因，明军数量本就不如日军，开始靠着锐气连战连胜，但锐气是不可能过于持久的，一旦锐气受挫，同时遭受到正面和侧翼的敌军两面夹击，董一元就算是千古名将也很难再挽回败局了。这便是邢玠三路分兵的弊端所在，倘若只以两路牵制敌军，而将主力聚于一路，尤其是聚于董一元这一路，大概早就把日军的一部给彻底吃掉了。终究蔚山之败不是败在日军的增援，而是败在杨镐的攻势太缓，明明占据绝对优势，竟然一连十日都拿不下岛山，师老兵疲，敌军增援一到，自然溃退——邢玠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败报传到北京，万历皇帝大怒，命令当场斩杀两名游击以正军法，让董一元等人戴罪立功——其实董一元本人倒是颇为冤枉的。就在这个时候，福建都御史金学曾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一条惊天动地的情报，他立刻上奏朝廷说：“丰臣秀吉已经去世，各部日军正打算从朝鲜撤退，倘若不趁此机会予以重创，恐怕等其国内稳定后还会再来。”于是明廷立刻下令邢玠火速进兵，不得迟误。

最后的露梁

丰臣秀吉死于庆长三年（公元1598年）八月十八日凌晨，地点是在伏见城本丸的内室之中。死因不详，根据后人分析，有说是痢疾的，也有说是脚气病、尿毒症、肾病的，莫衷一是，最荒诞的传说是，他是被沈惟敬下毒害死的——开玩笑，沈惟敬离开日本都已经整整三年了……

临终前，秀吉召来德川家康等“五大老”，并前田玄以等“五奉行”，留下遗言共十一条，要他们签下血书，表态维持丰臣氏的固有秩序，善加辅佐其幼子丰臣秀赖。

秀吉的辞世句是：“如露降生，如露消逝，此即吾身。难波（指大坂城）之事，梦中之梦。”虽为人生无常的慨叹，却态度平和，并无张皇颓唐之感——虽然生前有来自朝鲜的败战消息，生后儿子尚幼，不知终将如何结局，但身为茶人的秀吉在其最后一刻，心态或许从一名独裁者回归为一位艺术家了吧。他若能以如此心态以对千宗易，宗易不会死，而秀吉也不会落到这般下场，真是可叹，更复可鄙。

此时朝鲜半岛上的日军虽然两次惨胜，却已疲惫不堪，加上德川家康等人实际上全都反对对外战争，因而秀吉才一咽气，“五大老”立刻会商拍板，派遣德永寿昌、宫木丰盛等人渡海前往朝鲜的泗川，下令各路日军即刻撤退归国。

而这时候，明朝已经通过民间途径得知了丰臣秀吉去世的消息，于是当年十一月，各路明军再度南下，果然发现日军正在陆续上船撤回国内。邢玠急命陈璘等将配合李舜臣的朝鲜水军遏阻日军撤退之路，陆军麻贵等部从后追击。日军的原计划是全都后撤至巨济岛，然后陆续登船归国，然而被中朝水师所阻，退得艰难无比——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最后的露梁海战。

当时岛津义弘、立花宗茂、宗义智等人统率一万余兵马，乘坐舰船五百余艘，进入连通朝鲜中南部大陆和南海岛的海峡——露梁，准备前往增援巨济岛，协助撤离。中朝水军事先得到情报，于是在此地设伏，先锋是陈璘的副将邓子龙。这位邓子龙年逾七旬，却性格豪迈，武艺娴熟，一点也不弱于少年人，他率三艘巨舰首先对日军发起进攻，并且亲将三百壮士跃入日船，奋勇杀敌，所向披靡。

战斗是在十一月十二日午夜时分打响的，正在恶战的重要关头，突然友舰误发火器，点燃了邓子龙所跃入的日舰，眼看船中火起，李舜臣急忙乘船来救，却不幸被日军的流弹打中，慷慨殉国——顺便提一句，李舜臣真是死得其所，他如果活到战后，那个专会自毁长城、鸟尽弓藏的朝鲜李氏王朝，还不知道会怎样对待他呢！

随着李舜臣的战死，老将邓子龙也终于倒下了。此时陈璘主力舰船已到，副将陈蚕、季金从侧翼夹击，杀得日军大败亏输。岛津义弘最后只率五十艘战船突围而去，其余日舰全被击沉，兵将死伤大半，残余逃到岸上的，也都被从陆路杀来的刘綎等部歼灭。此次援朝抗日战争中，可以称得上真正大捷的，也便只有李舜臣的鸣梁海战与这次露梁海战了，惨胜的平壤大捷等等，根本都排不上号。

战争在十二月份正式结束，日军败兵陆续突围遁回国内，小股残余藏入乙山，因为崖深道窄，明军不敢入内搜索。还是陈璘胆大，半夜潜入布置好火器，等天亮了枪炮齐发，日军吓得落荒而逃，陈璘从后追击，没有放走一个。

纵观整个抗倭援朝战争，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大致为一比一。明军胜在装备精良，败在主帅无能，将骄兵惰；日军胜在数量较多，素质较高，虽然缺乏统一指挥，但矛盾重重的各部间配合也还没出什么大问题，败在后勤运输跟不上。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日本发动的是非正义的战争，不得天时、地利、人和。这不是老生常谈的空话，李朝虽然烂到了极点，日军的残暴却更使朝鲜百姓深恶痛绝，日军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持不合作态度，甚至义军蜂起，搞得日军四下扑火，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本来后方的粮草便已经运不上来了，在占领区征粮又是千难万难，空着肚子可怎么打仗呀？日军被迫到处抢掠，所造成的后果是朝鲜百姓都把粮食藏了起来，并且义军的势头燃烧得更为旺盛，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日军不败，当真是没有天理了。

而对抗这样一支虽然悍勇顽强，却不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一个陷足泥沼之中，无法闪展腾挪的彪形大汉般的军队，明朝大军竟然屡次战败，就算获胜也多是惨胜，这实在是很丢脸的事情。抗倭援朝战争最终是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但并不能因此便吹嘘说我天朝军队如何强大，真正强大的军队不会打得那么难看。

明军所起的作用，其实仅仅能够保住朝鲜北方四道，以及竭力阻止日军向北挺进而已，只要不改变基本战略，不替换有能力的主帅，或者不继续增兵，明军根本就没有实力把日军彻底击垮。最终打垮日军的是日军自己，是丰臣秀吉的骤然辞世，以及李舜臣将军所部朝鲜水军的力量——在李将军面前，什么八幡海贼，什么三岛水军，什么铁甲船，都如同草芥一般。

侵朝战争使得本就还处在草创期的丰臣政权千疮百孔，秀吉一死，各方面矛盾立刻激化起来。首先是文治派和武断派的斗争，前者以石田三成、小西行长等人为代表，后者以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为代表。

这一切，老奸巨猾的德川家康全都看在眼中，乐在心头。家康乃因天下大势而被迫臣服于秀吉，倘若当日与后北条、伊达结成牢固同盟，与秀吉相抗，即便无法取胜，亦足割地自雄。如今秀吉既然已经不在了，家康放眼而望，自觉得天下无人是自己的对手，于是立刻便展开了下克上的阴谋盘算。

丰臣秀吉最后的主城是在伏见，彼处密植桃树，故此俗称“桃山”——“桃山时代”的称谓便因此而来。但是随着秀吉的去世，桃山时代也很快走向落幕，就像织田信长一亡，安土时代立刻终结一般。最终德川家康篡夺了日本的权柄，受封征夷大将军，日本迈入了江户幕府时期——在日本史学上，称平安后期到战国时代为“中世”，从织田信长进京到明治维新为“近世”，而“近世”的第一个小阶段，即为“织丰时代”，或称“安土桃山时代”。

番外篇 武士的切腹

日本武士在战败后习惯“自刃”，这里所谓的“自刃”并非以剑刎颈，而是指切腹。切腹又名割腹、剖腹，是日本古代所独有的一种自杀方式。这种方式并非古已有之，最早的记载是在永祚元年（公元989年），传说大盗藤原保辅在被捕前，用刀将自己的腹部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抛向搜捕他的官军。

切腹的开始盛行是在镰仓幕府以后，武士因丢失阵地而引咎切腹，或耻于被擒而阵前切腹，占了绝大多数，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但在江户时代以前，还不能算是武士自杀的主流方式。德川家康江户开幕以后，社会秩序相对平稳，因殉死而切腹，和作为刑罚的“诘腹”，这两种方式逐渐占据主流。虽然幕府严令禁止殉死，但是根本无法阻止这一历史性的趋势。

至于为什么选择切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现在普遍认为：古代许多国家和民族均主张人的灵魂是寄宿于肚腹中的，因此，武士便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的时候，采取切腹以示众人的方法和仪式。

切腹最常用的工具是胁差，即长约一尺的短刀。武士在从容切腹的时候，都会脱卸铠甲，身着代表死志的白衣，然后跪坐在整洁的坐席上，解开衣襟，露出肚腹，再将胁差插入腹中。切腹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是“一字形腹”，即用右手执胁差深刺入左侧肋骨下，然后刀刃稍微上翻，一字状横拉到右侧腹。还有所谓“二字形腹”和“三字形腹”，则是在一字形腹的伤口上方或下方，再横拉一刀或两刀。最罕见的是“十字形腹”，即在一字形腹的基础上，不拔出胁差，而直接将其抽回到靠近脐部处，先向脐下豁开，再从脐下向咽喉方向上划。

武士切腹，有很多经验和技巧。首先，为了表现自己的英勇气概，切腹的时候不能闭上眼睛；其次，身体倾倒的方向应该是正前方，因此整个切腹过程中，膝盖要并拢，身体要略微前倾，并且为了保证向前伏倒，可以将衣襟下摆压在双腿底下。胁差上一般也都裹以吸水性强的白纸，以免鲜血污秽了尸体。

然而割开腹部并不一定会死，更不会立刻就死，据说如果切腹不得法，人要长达七十二小时后才会断气。因此武士在完成整个切腹过程后，会将胁差从腹腔内拔出，然后直刺心脏。为了防止切腹后即脱力，没有能力再刺心脏，一般情况下都会配一名“介错”，在武士完成切腹动作后，从后挥刀斩断其头。介错的技术要求很高，首先，必须在武士切腹后前倾的一瞬间出刀，其次，虽说一刀断头，却不能全断，要在咽喉部位留下一点皮肉相连，以免头颅滚远。

切腹是非常痛苦并且很讲究技巧的自杀方式，因此非武士阶层都没有切腹的资格。而武家的女性、儿童自杀，一般是以胁差自刺咽喉，也不会采用甚至不被允许采用切腹的方式。

至于现代的日本法西斯作家三岛由纪夫切腹，用的竟然是长长的军刀，那实在是太不专业，也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