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束平洪杨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戡乱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叛乱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叛乱是：第一，南窜的洪杨余孽；第二是扰乱中原的捻匪；第三是荼毒生灵、为患西陲的回乱。

幸好人才之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叛乱。

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蒇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这所谓“贼”，便是捻匪。

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自经僧王全力攻剿，流窜到湖北、河南一带。张洛行虽死，他的侄子张总愚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由关中回窜，因为“天京”已破，成了丧家之犬，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流，大为猖獗。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匪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份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动，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敉平回乱的重任。回乱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

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旂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军，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副朝廷委任。”话说得很恳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

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窜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股，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清剿。

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既气又急，愤愤不平。

首先大失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复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两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

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绌，得要找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未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

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

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除开穷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江苏、安徽是两江辖区，曾李师弟的势力，根深蒂固，江西沈葆桢，对待曾军的前例，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京饷，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沈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与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征盐厘，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皆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取成都”。

“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与广东了。广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郭筠仙，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李少荃。此恨难消！”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马谷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又是李少荃的同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默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为左宗棠设谋划策，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

胡雪岩一向言词爽利，而且不管天大的难事，一诺无辞，像这样迟疑不答的情形，可说绝无仅有。左宗棠微感诧异，不免追问缘故。

“不瞒大人说，我很为难。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当然出在浙江，筹得少了不够用，筹得多了，苦了地方。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本乡本土，我不大好做人。”胡雪岩又说，“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我还可以出出主意，截长补短，见机行事，总还兼顾得到。现在换了马中丞，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大人一离浙江，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善后局的差使亦要交卸，何况其它？”

他一路说，左宗棠一路点头，等他说完，做个“少安毋躁”的手势答道：“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我完全清楚，我们要好好谈谈。万变不离的宗旨是：雪翁，你仍旧要帮我的忙。怎么个帮法，我们回头再商量，现在先谈你的难处，诚如所言，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而且要定一个确数，按月一定汇到，连日子都错不得一天。雪翁，凡事先讲理，后讲情，情理都站得住，还争不过人家，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

胡雪岩不知他最后这几句话，意何所指，只能就事论事，问一声：“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

“你看呢？”左宗棠放低了声音说，“我们自己人，我告诉你实话：我的兵，实数一万八千，不过筹饷要宽，照两万三千人算。”

胡雪岩的心算极快。士兵每人每月饷银、军粮、器械、弹药、加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平均要五两银子，两万三千人就是十一万五千两。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文案、委员的薪水伙食，送往迎来的应酬费用，每个月非十五万银子不可。

这笔巨数，由浙江独力负担，未免太重，胡雪岩便很婉转地说道：“闽浙一家。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前后总计，不下三百万两之多，如今福建有事，当然要帮忙。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理当由浙江支饷。不过，浙江的情形，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能够量出为入，事情就好办了。”

成语是量入为出，胡雪岩却反过来说，倒也新鲜，左宗棠便捻着八字胡子，含笑问道：“何以谓之量出为入？倒要请教。”

“譬如一碗汤，你也舀，他也舀，到嘴都有限。”

“啊！”左宗棠抢着说道，“我懂了！我亦本有此意。第一，陕甘的协饷，决不能答应；第二，广东解浙江的协饷，有名无实，我要奏请停拨。”说到这里，他眼珠打转，慢慢地笑了，笑得极其诡秘。

这一笑，大有文章。胡雪岩觉得非搞明白不可，便有意套问一句：“广东的协饷是个画饼，虽不能充饥，看看也是好的。”

“不然！奏请停拨，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这是个画饼。雪翁，”左宗棠突然兴奋了，“你看老夫的手段！画饼要把它变成个又大又厚，足供一饱的大面饼。你信不信？”

“怎么不信？”胡雪岩紧接着问，“大人变这套戏法，可要我做下手？”

“当然！少了你，我这套平地抠饼，外带大锯活人的戏法就变不成了。”

“大锯活人”四字，虽是戏言，却也刺耳，胡雪岩便用半开玩笑的语气问道：“大人，你要锯哪一个？”

“哪一个？”左宗棠有种狞笑的神色，“锯我那位亲家。”

胡雪岩骇然。他早知左宗棠跟郭嵩焘有心病，而此心病，不但未能由时光来冲淡，反有与日俱深之势，但何至于说出“大锯活人”这样的话来？因此一时愣在那里做声不得。

左宗棠的脸上，也收起嬉笑之态，变得相当认真，眼睁得好大，嘴闭得好紧，但眼神闪烁，嘴唇翕动，竟似心湖中起了极大的波澜似的。这就使得胡雪岩越发贯注全神，要听他如何“大锯活人”了。

“雪岩！”左宗棠第一次改口，以别字相呼，表示对胡雪岩以密友看待，“你的书读得不多，我是知道的，不过‘世事洞明皆学问’，照这一层来说，我佩服你。”

“不敢当。”胡雪岩有些局促，但也很率直，“大人有什么话要说，尽管吩咐，拿顶‘高帽子’套在我头上，就有点吃不消了。”

“你我之间，何用耍什么送高帽子的手段？我的意思是，我的为人，我的处世，只有你能明白五分，还有五分，你不但不明白，或许还会大不以为然。这就因为你少读书，如果你也多读过一点书，就会明白我那另外五分，而且谅解我不得不然，势所必然！”

原来如此，胡雪岩倒有些受宠若惊了，“大人，”他说，“你老跟我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是不懂的。”

“我不跟你谈经，我跟你谈史。雪岩，我先请问你两句成语，‘大义灭亲’、‘公而忘私’怎么讲？”

胡雪岩无以为答，觉得也不必答，老实回复：“大人不要考我了。就从这两句成语上头，谈你老的打算。”

“我不是考你，我的意思是，我的行事，照世俗之见，或许会大大地骂我。不过，我的行事，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这都非世俗之见所能谅解，而只有读过书的人，才会在心里说一声：左某人命世之英，不得不然。”

这段话很掉了几句文，不过胡雪岩也大致还能听得懂，而且听出意思，他对郭嵩焘要下辣手了！所想不通的是，他有何辣手可对郭嵩焘？

他的疑问，立刻得到了解答，左宗棠起身坐在书桌前面，伸毫铺纸，很快地画成一幅地图，在那些曲线、圆点之中，写上地名，胡雪岩看出是一幅闽粤交界的形势图。

“李世贤在漳州。漳州是九月十四沦陷的，总兵禄魁阵亡，汀漳龙道徐晓峰殉难。李世贤大概有八千多人，不可轻敌。”左宗棠又指着长汀、连城、上杭这三角地带说，“汪海洋在这一带，照我的看法，他比李世贤更凶悍。然而，不足为虑，贼不足平！雪岩，你这几年总也懂得一点兵法了！你看李、汪二贼的出路在哪里？”

这一下好像考倒了胡雪岩。他仔细看了半天，方始答说：“他们是由西面江西逃过来的，往东是出海，有好长一段路，再说没有船也出不了海。北面呢，大人带兵压了下来，啊，”胡雪岩恍然大悟，很有把握地说，“这两个长毛的出路，只有南面的广东，嘉应州首当其冲！”

左宗棠深深点头，拈髭微笑，“对，”他说，“嘉应州首当其冲！到了那时候充饥的就不是画饼了！”语中有深意。左宗棠没有说下去，胡雪岩不便问——怕自己猜错了，冒昧一问，是大大的失言。

谁知左宗棠毫不忌讳，真的拿胡雪岩当可共极端机密的心腹看待，“郭筠仙一直担心曾涤生‘驱寇入粤’，他没有想到‘驱寇入粤’的是他的亲家。”他说，“雪岩，到那时候，又另是一番局面了。”

胡雪岩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觉得左宗棠的手段真是太辣了些！虽然，这正是他所猜想到的，但测度是测度，听别人亲口证实，感觉又自不同。

“雪岩，”左宗棠问道，“你倒说说看到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番局面？”

“是。”胡雪岩想了想说，“到那时候，朝廷当然借重大人的威望，拜钦差大臣，节制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军务。郭中丞——”他没有再说下去，意思是郭嵩焘在左宗棠“大锯活人”的摆布之下，非吃足苦头不可。

“不错，此亦是势所必然之事。到那时候，雪岩，我不会再累浙江了，不怕郭筠仙不乖乖替我筹饷。不过，”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也说不定！郭筠仙愚而好自用，怕他仍旧执迷不悟。”

“果然如此，大人又怎么办？”

“那就不能怪我了！可惜！”

前后两句话不接气，胡雪岩再机敏也猜不透他的意思，只以此事于减轻浙江的负担，关系甚大，不能不追问：“大人，可惜些什么？”

“可惜，我夹袋里没有可以当巡抚的人物。”

这是说，如果将来郭嵩焘不能替左宗棠筹得足够的饷，他不惜攻倒他派人取而代之。这样做法，却真是“公而忘私”、“大义灭亲”了。

“到时候看吧！言之还早。”左宗棠对着他手绘的地图凝视了好一会，突然拍案而起，“对，就是这么办！”

接着，左宗棠谈了他的突如其来的灵感。他指着地图为胡雪岩解释，自己的兵力还不够，倘或想用三面包抄的办法，将长毛向广东方面挤，相当吃力。万一有个漏洞填塞不住，长毛一出了海，不管在福建或浙江的海面，自己都脱不了干系，岂不是弄巧成拙？

因此，左宗棠想请李鸿章的淮军助以一臂。克复湖州之役，彼此合作得还满意，如今再申前请，想来李鸿章不至于拒绝。

“不过，这话我不便开口。”左宗棠说，“如果是我出面相邀，就得替客军筹饷，譬如他派一万人，一个月起码就得五六万银子，再加上开拔的盘缠，第一笔就非拨十万银子不可，实在力有未逮。倘或朝廷有旨意，让淮军自备粮饷，来闽助剿，我们至多备五万银子作犒赏，面子上也就很好看了。雪岩，你说，我这把如意算盘如何？”

“是好算盘。不过淮军自备粮饷，恐怕李中丞不肯。他出饷，我们出粮，李中丞就没话好说了，因为他的军队闲摆在那里，一样也是要发饷的。至于请朝廷降旨，只有请福建的京官在京里活动。”

“那怕不行。”左宗棠摇摇头，“福建京官，目前没有身居高位的，说话不大有力量。闽浙唇齿相依。浙江在京的大老，雪岩你倒想想看，有什么人可托？”

“浙江在京的大老，自然要数许六大人，不过，他的吏部尚书交卸了。倒是他的大少爷，在南书房很红，还有他一位侄少爷，是小军机，专管军务——”

“对！对！”不等胡雪岩话完，左宗棠便抢着说，“这条路子再好都没有，请你替我进行。许家是杭州望族，你总有熟人吧？”

“他家的人很多，我倒认得几位，不过像这样的大事，也不好随便乱托人。”胡雪岩想了一会说，“大人，我想到上海去一趟，去看许七大人。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出面来办善后。”

左宗棠想了一下，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所谓“许七大人”就是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如今逃难在上海，他的胞兄，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许六大人”许乃普，以吏部尚书致仕，因为闹长毛不能南归，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家长”。而且科名前辈，久掌文衡，京中大老，颇加尊礼。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在“辛酉政变”中出过大力，如今是极红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领班之一，熟谙兵事，精于方略，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走这条路子，路路皆通，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

至于将许乃钊请回杭州来主持善后，这也是一着非下不可的好棋。因为马新贻一到任，胡雪岩有不得不走之势，而要找替手，最适当的人选就是许乃钊。第一，他做过封疆大吏，科名是翰林出身，名副其实的“缙绅先生”；第二，马新贻不仅是许乃钊的后辈，而且与他的胞侄许彭寿同榜，以“老世叔”的身份去看马新贻，照例应受“硬进硬出”——开中门迎送的礼遇，这样为地方讲话就有力量得多了；第三，许乃钊公正廉洁，德高望重，足以冠冕群伦。

因此，左宗棠欣然接纳胡雪岩的建议，而且自己表示，要亲笔写封很恳切的信，向许乃钊致意。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而私事也就是公事：胡雪岩的出处。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专驻上海，为他经理一切。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

从第二天起，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积极开始部署，除了战报以外，一连拜发了好几道奏折。第一道是，浙江的兵饷军需，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请饬户部另筹改拨；第二道是，请饬新任浙江巡抚马新贻，从速到任，至于马新贻未到任前，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护理”；第三道是，奉旨拨解杨岳斌的“行资”八万两，于无可设法之中，勉强设法筹拨半数。

第四道奏折与浙江无关——每到夏秋之交，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祀费用，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交进银”，无不出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催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

虽奉这样的严旨，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欠，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必须浙江接济。当然，欠有欠的方法，不是硬顶可以了事的，左宗棠的方法是，哭穷之外，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养廉银”一万两，由票号汇到户部，作为京饷报解。

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广东的协饷，对浙江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话，而“停止”以前的账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道，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

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戴花翎”、“请赏加巴图鲁称号”来得热闹起眼，其实是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道”改为“以道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按察使衔”，便可以署理臬司，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在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

不过左宗棠拜发这道奏折时，胡雪岩并不知道，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融洽。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劫后的西湖，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

“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一跳。洪杨之乱，浙江遭劫特深，满目疮痍，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入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拖，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

想了一会，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有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

“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

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首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而遗爱在民，久留在思的，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

浙江的水利重在浙西，浙西的水利又重在海塘。乾隆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须用石塘，洪杨作乱以来，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日渐坍圮，现在要及时修复，估计费用须上百万银子，迫不得已，只有先办土塘，暂且将就。

“就是办土塘，亦要三十万银子。土塘料不贵，人工贵，大乱之后，壮丁少了，就是人工贵。”蒋益澧说，“雪翁，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怎么得筹一笔款子，拿海塘修一修？万一海塘溃决，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一想起来，我真连觉都睡不着。”

听蒋益澧这样表示，即令是矫饰之词，胡雪岩亦觉得十分可敬。“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他的本心不必问。只听他的语气是想做好官，正不妨与人为善，趁此机会捧他一捧、扶他一扶，拿他逼到好官的路上，亦正是地方之福。

想到这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请放心。我来策划一下，大家量力捐办，不是难事。”

“那就再好没有。”蒋益澧很欣慰地，“还有西湖的疏浚，也不能再拖了。西湖水利，关乎杭州、海宁的水田灌溉，明年春天以前，一定要整理好，这也得好几万银子。雪翁，你倒想，我这个藩司难做不难做？有啥开源之道，真要好好向你请教。”

“如今只有在盐上动脑筋。”胡雪岩答说，“倘能照我的办法，可以救得一时之急，一年半载，福建军务，告个段落，浙江不必再负担协饷，那时候就轻松了。”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盐法我不大懂，大帅倒是内行。”

“左大人是内行？”胡雪岩很惊异地问。

“这也无足为怪的。雪翁，你莫非不知道？大帅是陶文毅公的儿女亲家。”

“啊！啊！原来如此！”

胡雪岩恍然大悟，左宗棠对盐法内行，渊源有自。在他廿六岁时，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事毕，请假顺道回湖南安化原籍扫墓，经过醴陵，县官照例“办差”，布置公馆时，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做了一副对联，陶澍一见，激赏不已，问知县官，出自左宗棠的手笔，当时便请来相见。

果然，一谈到浙江的盐务，左宗棠立即表示，在他交卸浙江巡抚兼职以前，有几件必办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整顿浙江盐务，改引行票，打算从同治四年正月起，先试办一年。

“我的办法，一共四款：第一是缉私，第二是革浮费，第三是减价，第四是清查煎盐的灶户。至于盐课收入，全数提为军饷，除去开销每个月至少有十万银子，够我一半的数目了。”

这就是说，左宗棠援闽之师，每个月要浙江负担二十万两的饷银。与蒋益澧的话，完全相符。胡雪岩很沉着，暂且放在心，先谈盐务。

“大人这四款办法，后面三条是办得到的，就是缉私有些难处。浙盐行销松江，松江是江苏地面，鞭长莫及。这一层可曾想过？”

“当然想过。”左宗棠答道，“我正要跟你商量，你不是跟我提过，有个松江漕帮的首脑，人很诚朴能干吗？他肯不肯帮帮浙江的忙？”

“此人姓尤，只要大人吩咐，他一定乐于效劳。”胡雪岩问道，“就不知道这个忙怎么帮法？”

“自然是带队伍缉私。”

胡雪岩是明知故问，等左宗棠有了答复，因话答话，故意摇摇头说：“这怕办不到。他本人是个‘运子’，不是官儿的身份，说到规矩，见了把总都要尊称一声‘总爷’。大人请想，他怎么带队伍？就算他肯带，分拨过去的官兵，也不服他的指挥。”

“这话倒也是。”左宗棠踌躇了，“不过，若非带队伍缉私，又有什么可以借重他之处？”

“漕帮的底蕴，大人向来深知。尤某的手下，都听他一句话，如果有个名义，对松江一带的缉私，成效是一定有的。”

“喔，我明白了。”左宗棠想了一会说，“这样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让尤某自己去招人，当然也不能太多，招个两三百人，保尤某一个官职，让他管带。这件事，我交代盐运使去办，尤某那里，请你去接头。至于饷银公费，一概照我营里的规矩，由盐务经费里面开支。”

胡雪岩很高兴，这不但为尤五找到了一条出路，而且于公事亦有裨益，所以欣然应诺。然后谈到蒋益澧所托之事，亦就是浙江按月协解福建饷银的数目。

“从前浙江靠福建协饷，前后用过三百万之多，如今浙师援闽，饷银自然应该由浙江接济。大人是怎么个主意，请交代下来，好趁早筹划。”

“我已经跟芗泉谈妥当了，浙江每个月接济我二十万。”

“二十万不多，只恨浙江的元气丧得太厉害！”胡雪岩故意沉吟了一会，然后突如其来地问说，“大人是不是打算到了福建，要奏调蒋杨两位去帮忙？”

这话问得左宗棠莫名其妙，立即答说：“我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而且蒋杨两位，也巴结到监司大员了，一则福建无可位置；二则，朝廷也未见得会准。再说，我又何苦为马谷山铺路，腾出这么两个紧要缺分，好方便他援引私人？”

这番回答，原在胡雪岩意料之中，尤其是最后一点，更有关系——蒋益澧留任浙江藩司，并保杨昌浚为浙江臬司，原是左宗棠所下的一着“先手棋”，用来钳制马新贻，保护他在浙江的饷源，岂肯自我退让？而胡雪岩所以明知故问，亦正是因话答话，好引入正题的一种手法。

“这就是了！但愿蒋杨二公，安于其位，就等于大人仍旧兼摄浙江抚篆一样。不过，大人，我有句话，只怕忠言逆耳。”

“不要紧，你我无话不可谈。而况你必是为我打算的好话。”

“是，我是替大人打算，细水长流，稳扎稳打。”胡雪岩很从容地答说，“浙江的收入不但有限，而且没有确数可以预估。地丁钱粮，已经奉旨豁免，盐课收入，总要明年春末夏初，才有起色，米捐要看邻省肯不肯帮忙。靠得住的，只有厘金，市面越来越兴旺，收数自然越来越多，但也要看经手人的操守。至于支出，第一是善后，第二是海塘，都要大把花银子。大小衙门，文武官员的经费俸禄，更不能不筹，地方上总也还要养些兵。大人倒想一想看，倘或每个月先凑二十万银子解粮台，藩库一清如洗，什么事都动不了，蒋芗泉这个藩司，怎么还当得下去？”

“这，”左宗棠呆了半晌，方始说下去，“这也不至于如你所说的那样子艰窘吧？”

“当然。我是说得过分了一点。不过，大人，请你也要替马中丞想一想，人家刚刚巴结到方面大员，自然也想做番事业。如果处处捉襟见肘，动弹不得，那时候怎么办？只有逼蒋芗泉，逼蒋芗泉就是逼大人。”胡雪岩停了一下又说，“从前江西沈中丞是曾中堂一手提拔的，本省的厘金说截留就截留，朝廷也不曾责备他耽误了曾家弟兄的‘东征’。马中丞为人虽不如沈中丞那样子刚烈，然而也不是肯得过且过的人。”

提到沈葆桢与曾国藩交恶的往事，左宗棠不能不起警惕之心。他最讲究利害关系，冷静思量，马新贻的脚步站得很稳，亦无弱点可攻，果然为此有所争执，自己不见得能占上风。而且一闹开来，蒋益澧首当其冲，他一调离了浙江，每月又何有二十万银子可得？

转念到此，便心平气和地问道：“那么，雪岩，你说呢？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率直答道：“只有减个数目。”

“减多少呢？”左宗棠问。

“这我就不敢说了。”胡雪岩答道，“唯有请大人交代下去，官兵弟兄先委屈些，只要局面一好转，必然补报。”

“好！”左宗棠点点头，“我也不忍太累浙江，就照你的意思，让粮台重新核算，减到减无可减为止。不过，雪岩，我的处境你是知道的，一直孤立无援，总要打开一条出路才好。”

“是！”胡雪岩毫无表情地应声。

“你要大大地帮我的忙！”左宗棠问道，“你看，我的出路该怎么打？”

“大人不是已有成算了吗？”

那是指谋取广东而言。左宗棠微微皱着眉说：“驱郭不难，难在孰可取代？芗泉的资望，当方面之任，总嫌不足。万一碰个钉子，我以后就难说话了。这一层关系很大，没有把握以前，我不便贸然动手。然而，这话又不能向芗泉透露。”

胡雪岩很用心地听着，细细体会，辨出味外之味，蒋益澧如果想当广东巡抚，还得另外去找一份助力。这也就是说，只要朝中有奥援，保证左宗棠将来举荐时不会驳回，他是乐于出奏的。

想到这里，便又自问：是不是该帮帮蒋益澧的忙？这个忙帮得上帮不上？前者无须多作考虑，能让蒋益澧调升广东巡抚，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至于帮得上忙、帮不上忙？此时言之过早，反正事在人为，只要尽力，就有希望。

想停当随即说道：“大人是朝廷柱石，圣眷一直优隆。我在上海听京里的人说起，恭王很看重大人，醇王尤其佩服。想当初，曾中堂可以保他督办军务有关省份的巡抚，如今大人又为什么不可以？至于说到芗泉的资望，由浙藩升粤抚，亦不算躐等，马中丞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当然，广东因为粤海关的收入与内务府很有关系，情形与他省不同，但是，只要京里有人照应，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

“就是这话啰，要京里有人照应！芗泉在这一层上头，比较吃亏。”

“就眼前烧起冷灶来，也还不晚。”

左宗棠深深看了他一眼，沉吟又沉吟，终于说了句：“你不妨与芗泉谈谈！”

“是！”

“他的事要靠你。”左宗棠又说，“我更少你不得。你在我这里，既不带兵，又不管粮台，可是比带兵管粮台更要紧。雪岩，等我一走，你也要赶紧动身，长驻上海，粮台接济不上，要饷要粮要军装，我就只靠你一个人了！”

这份责任太重，胡雪岩顿感双肩吃力，可是说什么也不能有所犹豫，便硬着头皮答一声：“是！大人请放心！”

“有你这句话，我真的可以放心了。”左宗棠舒了口气，然后问道，“你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办的？我预备月底动身，还有半个月的工夫。有话你趁早说。”

胡雪岩早就想过了，左宗棠一走，虽是蒋益澧护理巡抚的大印，有事仍旧可以商量得通，然而究竟不如托左宗棠来得简捷有力。这半年的相处，自己从无一事求他，如今却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更何况是他先开口相问，倘再不言，反显得矫饰虚伪，未免太不聪明。

有此了解，便决定“畅所欲言”，先使个以退为进的手法，“想求大人的事情很多，”他说，“又怕大人厌烦，不敢多说。”

“不要紧，不要紧！”左宗棠连连摆手，“一向都是我托你，欠你的情很多，你尽管说。”

“是！”胡雪岩说，“第一件，从前的王中丞，死得太惨。当时蒙大人主持公道，查明经过，据实参奏。不过这一案还没有了，想请大人始终成全。”

“喔，”左宗棠有些茫然，因为事隔两年有余，记忆不清，只好问说，“这一案怎么没有了？”

“就是同治元年四月里，大人所奏的‘讯明王履谦贻误情形’那一案——”

“啊，”左宗棠被提醒了，“你等一下。”

他掀开马褂，从腰带上去取钥匙——钥匙表示权威，大而至于“神机营”、“内务府”，被指定为“掌钥”，即表示赋予首脑之任，小而至于一家大户人家的管家——或者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都以掌管钥匙为实权在握的鲜明表示。只是钥匙甚小，不足以显示其权威的地位，所以多加上些附丽之物，通常都是“以多取胜”，弄些根本无用的钥匙拴在一起，甚至弄个大铁环串连，拎在手里“锵朗锵朗”地响，仿佛“牢头禁子”的用心，只要拎着那串钥匙一抖动，就足以慑服群囚。

可是，真正能见钥匙之重的，却往往只有一枚，左宗棠亦是如此，他只有一枚钥匙，用根丝绳子穿起，挂在腰带上，此时往外一拉，以身相就，凑近一个书箱，打开来取出一大叠红簿册，胡雪岩遥遥望去，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奏稿留底”。

检到同治元年四月的那一本，左宗棠戴上墨晶老花眼镜细看了一遍，方始发问：“雪岩，你说此案未了，未了的是什么？”

“请大人再检当时的批回，就知道了。”

批回一时无从检取，左宗棠答说：“想来你总清楚，说给我听吧！”

“是！”胡雪岩倒有些为难了。

因为当王有龄苦守杭州时，主要的饷源是在绍兴，而在籍团练大臣王履谦，却不甚合作。同时绍兴有些擅于刀笔的劣绅，包围王履谦，视王有龄以一省大吏征饷为不恤民困，勒索自肥，无形中官民之间竟成了敌对的局面。

因此，绍兴府知府廖宗元的处境极其困难，当长毛由萧山往绍兴进攻时，官军的炮船与团练竟发生了冲突。兵力悬殊，寡不敌众，廖宗元的亲兵被杀了十二个，廖宗元本人亦被打破了头。这本来是应该由王履谦去弹压排解的，而居然袖手旁观。不久，绍兴沦陷，廖宗元殉难，而王履谦则先期逃到宁波，出海避难在福建。绍兴不该失而失，以及王履谦的处处掣肘，不顾大局，使王有龄深恶痛绝，在危城中寄出来的血书，表示“死不瞑目”。胡雪岩亦就因为如此，耿耿于怀，一直想为王有龄报仇雪恨。

当然，就是胡雪岩不作此想，朝廷亦会追究杭州沦陷的责任，不容王履谦逍遥法外。第二年——同治元年春天，闽浙总督庆瑞奉旨逮捕王履谦，解送衢州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审问，复奏定拟了充军新疆的罪名。朝旨准如所讲，算是为王有龄出了一口气。

可是这一案中，首恶是绍兴的富绅张存浩，诬赖廖宗元所带的炮船通贼，以及杀亲兵、打知府，都是他带的头。左宗棠在复奏中说：“张存浩等因廖宗元催捐严紧，挟忿怀私，胆敢做出那些不法之事，罪不容赦。应俟复绍兴府后，严拿到案，尽法惩处。”

如今不但绍兴早已光复，而且全浙亦已肃清。可是严拿张存浩到案一节，却无下文。胡雪岩所说的“这一案未了”，即是指此而言。

而此刻他的为难，却是一念不忍。论到乱世中人与人的关系，谁负了谁，谁怎么亏欠谁？本就是难说的一件事。事隔数年，而彼此又都是大劫余生，似乎应该心平气和，看开一步了。

他这临时改变的心意，左宗棠当然不会猜得到，便催问着说：“既然你托我的事很多，就一件一件快说吧！不要耽误工夫。”

这一下他不能不说实话了。口中谈着，心中又涌现了新的主意，所以在谈完原来的想法以后，接着又说：“张存浩虽可以请大人宽恩饶他，可也不能太便宜他。我在想，他也应该将功赎罪，罚他为地方上做些公益。大人看，是不是可行？”

“当然可行。”左宗棠问道，“此人家道如何？”

“从前是富绅，现在的情况，听说也不坏。”

“那好！我来告诉芗泉，转知绍兴府，传他到案，责令他量力捐输，为地方上做件功德之事。”

“能这样，于公于私都过得去了。至于两次殉难的忠臣义士，善后局采访事迹，陆续禀报，亦要请大人早日出奏，安慰死者。”

“当然。这件事我在动身以前，亦是要做好的。”左宗棠又说，“你再讲第二件。”

第二件是公私牵连，彼此有关的大事，胡雪岩从马新贻的新命下达，浙江政局开始变动之初，就希望不再代理藩库，无奈蒋益澧不肯放他，略一提到，便连连拱手，要求“继续帮忙”。胡雪岩最重情面，不能不勉为其难。

“如今不同了。”胡雪岩谈过前半段的衷曲，接着又说，“大人命我长驻上海，要粮要饷要军械，缓急之际，唯我是问，这个责任太重，没有余力再为浙江藩库效劳了。”

所谓“效劳”，就是青黄不接之际，得要设法垫款。左宗棠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却有不同的看法，“雪岩，浙江藩库每个月要拨我十四万协饷，由你的钱庄转汇粮台。照这样子，你代理浙江藩库，等于左手交付右手，并不费事，何必坚拒呢？”他停了一下又说，“依我看，你代理浙江藩库，对我有利无害，有款子收入，随时可以拨解。如果前方有急用，你调度也方便。”

“不！”胡雪岩说，“第一，我既蒙大人奏调，归福建任用，就不便再代理浙江的藩库；其次，唯其管了大人这方面的供应，我要跟浙江划分得清清楚楚。万一将来有人说闲话，也不至于牵涉到大人的名誉。”

“承情之至！你真是处处为我打算。既然你一定坚持，我关照芗泉就是。”

得此一诺，胡雪岩如释重负。因为整个情况，只有他看得最清楚，援闽之师的协饷虽已减去六万，对浙江来说，仍是极重的负担。新任巡抚莅任后，自必有一番新猷展布，纵不能百废俱举，光是整修海塘，便需一笔极大的经费。眼前霜降已过，河工是“报安澜”的时候，一开了年，可就要立刻动手了！不然从“桃花泛”开始，春夏之交，洪水大涨，可能招致巨祸。那时的藩库，岂是容易代理的？

当然，海塘经费他可以表示无力代垫，但如马新贻说一句：“那么福建的协饷请胡道台的钱庄垫一垫”，不论于公于私，他总是义不容辞的吧？事实确是如此，而且即使不代理浙江藩库，他亦仍得为左宗棠垫款。只是同为一垫，说法不同。

在浙江来说，既是代理藩库，理当设法代垫，在左宗棠来说，胡雪岩是为浙江垫款，他不必见情。这一来落得两头不讨好。倘或浙江解不出协饷，跟他情商代垫，那是私人急公好义，马新贻会感激，左宗棠亦会说他够朋友。而最要紧的是，浙江藩库向他的钱庄借款，有担保、有利息，不会担什么风险。

“还有什么事？你索性此刻都说了吧？”

“不敢再麻烦大人了。”胡雪岩笑嘻嘻地说，“其余都是些小事，我自己料理得下来。”

话虽如此，胡雪岩经管的公事太多，自己的生意，除钱庄以外，还有丝茶，加上受人之托，有许多闲事不能不管。如今政局变动，又受左宗棠的重托，要长驻上海，在浙江的公私事务，必得趁左宗棠离浙，马新贻未到任这段期间内，作个妥善的安排。因而忙得饮食不时，起居失常，恨不得多生一张口，多长一双手，才能应付得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