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多样世俗 转折时期

武宗是在王守仁修改报告之后离开南京的。

这时距离平叛已经一年两个月,皇帝自己和他的走狗们也获得或者说骗取了荣誉,没有理由再赖在这里。南京人民暗地里都额手称庆,因为这位威武大将军镇国公闹得帝国的副都鸡犬不宁,处女、寡妇和小猪都被江彬搜索。后一动作的原因是猪与朱谐音,大将军下令禁止养猪和杀猪。

帝王的荒唐从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不过,凡事都有谢幕的时候,武宗的游戏生涯则以悲剧告终。由于捕鱼他落入水中,差点让自己喂了鱼。此后皇帝作为病人回到北京,并在三四个月后孤独地死去。三十一岁的他没有留下儿子也没有遗嘱,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便奉太后懿旨抓捕江彬,迎武宗堂弟朱厚熜(读如聪)入京。

这就是明世宗,俗称嘉靖皇帝。

嘉靖继承皇位时十五岁,在位四十五年。死后三子朱载垕(读如厚)接班,是为隆庆皇帝明穆宗。六年后穆宗去世,儿子朱翊钧(翊读如议)继位,是为万历皇帝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这祖孙三代近百年,便构成了明中叶。

明中叶的政治特点,是皇帝不作为,阁臣窝里斗。嘉靖创造了二十年不见大臣的纪录,万历也数十年不上朝,朝廷成为严嵩和张居正等人依附太监,上演各种钩心斗角戏码的舞台。这当然是只能以后再说的话题,但那祖孙的惊人相似却让人好奇:难道他俩真的是一个修仙一个抽鸦片?

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前面闹够了。

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明代前期很折腾:朱棣夺皇位,宣德征越南,英宗伐蒙古,宁王反南昌,成化初年则民变不断,只有后面部分和弘治年间天下太平。

难怪,除了太祖和成祖,前期的皇帝都短命。

后期的则病态。光宗朱常洛干脆就是病人,甚至没能活到使用自己的年号泰昌,在位时间其实只有一个月。接班的两个儿子也都有心理问题。天启是什么事都不管,专心致志做木匠活,天下成为魏忠贤的。崇祯则什么人都不信,大权独揽疑神疑鬼刚愎自用,结果是北京又变成李自成的。

这叫什么呢?

前期闹哄哄,中期懒洋洋,后期病殃殃。

天启是等死的节奏,崇祯是找死的节奏。

这样看,正德皇帝明武宗便成为转折点。实际上到宪宗成化年间,帝国上层建筑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国家机器也能够自行运转,需要处理的只是历史遗留问题。难怪此后竟有三十多年无话可说,以至于做个大事年表都困难。

武宗的历史使命则是释放能量。这能量既是他的,也是帝国的。不要忘记,大明王朝乃依靠元末起义而建立,因此聚集了巨大的能量。但是获得政权之后,朱元璋便不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由,也不愿意像唐宋那样开放帝国。他和他的子孙甚至用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来重修长城,就像农村老地主修建庄园的土墙和栅栏,既防狼群入侵又防羊们出逃。

朱棣以后的皇帝,就是看守那份家业的。

看家护院其实乏味,百年老店更是寂寞,成为留守儿童的武宗只好自封为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但唯其荒诞,能量的释放才是井喷式和一次性的,以后便波澜不惊。

嘉靖和万历不问朝政,也恐怕因为没啥可问。

两位的享年倒很可观:嘉靖六十,万历五十八。考虑到后来的天启只活到二十三岁,他俩真的要算长寿,尽管是否健康实在难说,政绩更是无从谈起。要知道,就连一贯歌功颂德的正史在为他们立传时,都觉得无碑可树乏善可陈。

明代皇帝享年、即位年龄和在位时间一览表
姓名年号庙号享年即位年龄在位时间
朱元璋洪武太祖七十一岁四十一岁三十一年
朱允炆建文不详二十二岁四年
朱棣永乐成祖六十五岁四十三岁二十二年
朱高炽洪熙仁宗四十八岁四十七岁一年
朱瞻基宣德宣宗三十八岁二十八岁十年
朱祁镇正统英宗   
朱祁钰景泰三十岁二十二岁八年
朱祁镇天顺英宗三十八岁九岁二十二年
朱见深成化宪宗四十一岁十八岁二十三年
朱祐樘弘治孝宗三十六岁十八岁十八年
朱厚照正德武宗三十一岁十五岁十六年
朱厚熜嘉靖世宗六十岁十五岁四十五年
朱载垕隆庆穆宗三十六岁三十岁六年
朱翊钧万历神宗五十八岁十岁四十八年
朱常洛泰昌光宗三十九岁三十九岁一个月
朱由校天启熹宗二十三岁十六岁七年
朱由检崇祯思宗三十五岁十七岁十七年

明中叶,也成为转折时期。

变化是同时代人自己感觉出来的。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王可立,便在他所著《建业风俗记》中这样描述:正德以前南京的民居房屋矮小,厅堂大多在后面,即便有雕梁画栋也风格简约。嘉靖末年则不要说士大夫,就连普通百姓盖新房都要大兴土木豪华装修,奢侈程度令人瞠目。

文明礼貌则成为稀缺资源。过去在南京城,哪怕陋巷中或城乡接合部,也随处都能遇到质朴俊伟的忠厚长者、知书达理的翩翩少年。嘉靖末年却只见纨绔恶少飙车打马,即便路遇尊长也不避让致敬,全然不知礼数为何物。

女人也今不如昔。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说,正德之前南京民风淳朴。妇女深居简出,轻易不肯抛头露面,而以烧饭酿酒针线女红为常。嘉靖之后则纷纷浓妆艳抹招摇过市,着装无异于娼妓。她们对时尚的追求也由过去的十年一变,改为两三年就要花样翻新。

一言以蔽之:骄奢淫逸。

北京也好不到哪里去。万历二十年的进士谢肇淛(“浙”的异体字)在《五杂组》中不无讽刺地说,那个地方只有四种人多:宦官多于绅士,女人多于男人,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早已不复为慷慨悲歌的侠义之地。

这恐怕完全在朱元璋意料之外。

朱元璋是个发达后不忘本的人。他崇尚勤劳俭朴,厌恶奢靡和懒惰,反对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进贡奇珍异宝只能让他愤怒,穿新靴子在雨地里走则会挨骂。这位开国皇帝跟所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样,不希望身后出现败家子。

当然,更不允许有人偷他的钱。

实际上朱元璋父子发明和重用厂卫,尤其是让太监掌管特务机构,未尝没有反腐倡廉的初衷。他们认为,宦官没有子孙后代,皇宫就是自己的窝,哪有自家偷自家?可惜他们忘了,宦官是家奴不是家人,没有义务帮你省钱,帮你进行廉政建设。就算不敢贪污,难道还不能索贿受贿?

结果,那些牧羊犬变成薅羊毛最多的。

腐败总是与奢靡关联。何况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帝国已经相当富足,没必要大家都节衣缩食。毕竟,俭朴不等于简陋,清廉不等于清贫,排场却能体现官家的威严。只可惜什么叫合理消费,什么叫铺张浪费,从来没有界线。

新的理论开始产生。

正德和嘉靖年间的上海人陆辑就极力为奢侈辩诬。依照他的观点,消费不等于浪费,俭朴反倒多因贫穷。节约也并不能致富,最多只能保证贫困户不至于破产,富足天下却得靠拉动内需刺激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奢侈品消费恰恰有这种作用,富裕地区的人民则既会生产又会生活。

这当然可以从长计议。实际上,有张扬的恶俗,有低调的奢华,有无聊的铺张,有雅致的精细,奢与俭其实没那么简单。财富和资本没有去向,不能用于改善民生、科技创新和扩大再生产,只能用于穷奢极欲,才真是大问题。

观念变了,也才是最重要的。

民间用语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变化。比如宋元以来就已经有了的“营生”和“生计”等词汇,到明代便明确包括商业在内,“做生意”也逐渐成为贸易活动的专有名词。

这可是全民共识:生存是要经营和运作的。

难怪武宗要在皇宫里开个店铺了。

京师风气之变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正如谢肇淛自己说的:帝都所在,万国来朝,交易皆四远之货,奔走皆五方之民。本地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当然活成那个样子。

现在很清楚,农业帝国并不排斥商品经济,统治模式也非一成不变,因此生活方式和产业结构都可能改变,尤其是在最高当局不管事的时候,以及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比如长江三角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