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希望自己一生顺风顺水、荣华富贵、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不过这永远只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梦想。人生总是起起伏伏，有福也有祸，谁都跑不掉的！

崇祯四年（1631年），吴襄还真就倒了一次霉，这年八月，后金发动了大凌河（辽宁锦县）战役，数万八旗兵包围了大凌河城。祖大寿坚守不出，皇太极围而不攻。皇太极命人掘壕筑墙，以重兵把城死死围住，并在城西设下一支伏兵，专等锦州方面的明朝援军。

明辽东巡抚丘禾嘉督率总兵官吴襄、宋伟及四万大军火速支援。行至离松山（辽宁锦县松山乡）约三十里处，与后金大军遭遇，双方展开大战，互有伤亡。明军见一时攻不破阻拦，便先行返回。

九月中旬，后金一方面继续围困大凌河城，一方面又出击锦州，吴襄、宋伟率部出城迎战，双方都没占到什么便宜。二十四日，太仆寺卿监军张春会同吴襄、宋伟再次奔赴大凌河城。明军渡过小凌河约五里后，因发现后金主力，为避人困马乏时被迫迎战，遂先行筑营，以待机会决战。

二十七日，皇太极亲自率领八旗骑兵，分作两翼，直扑明军大营。明军使用了弓箭以及当时最先进的火器，一时间飞矢如雨，弹子如雹。八旗兵倒也骁勇敢死，右翼首先冲入明军张春部，明军奋起还击，但终究未能抵挡住八旗兵的猛烈攻击，战场上一片混乱。吴襄眼看着战场形势对己方极为不利便先行撤退。八旗兵死死在后面追赶，追了约三四十里始终未能追上吴襄部。

这一战吴襄自己倒是毫发未伤，但是他违反战场纪律的行为却给明军带来了灭顶之灾，张春及部将三十余人被俘。从史料上分析此战吴三桂应该与其父亲在一起，吴氏父子都不是怂包，却为何有此行为？这颇令人深思。

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吴氏父子和祖大寿及其他一些将领早已看透了朝廷及当时的形势，他们的部队与其被称为明军，倒不如被称作祖军、吴军更为贴切。祖大寿也好、吴襄也好，很明显就是军阀，军阀打仗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朝廷或者说是皇帝的利益，只不过当时的环境使他们必须在名义上还得在明朝这面龙旗下战斗。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这支武装力量或者说是这股势力一边是后金一边是明朝，两边实力都强过自己，若是搞独立两边都能灭了自己。并且这关外的明军都是朝廷征来的兵，无论是从习惯上还是从内心上对军阀都谈不上什么忠与不忠。说的难听点，他们和祖大寿、吴襄一样都是出来混的，祖大寿、吴襄是大混混，他们是小混混。祖大寿、吴襄是为了混出荣华富贵，而这些普通士兵无非就是出来混口饭吃，让他们拿脑袋为祖大寿、吴襄独立当皇帝卖命那就如同痴人说梦一般。而且祖大寿、吴襄两家虽然有钱，这打仗说到底还是烧钱的营生，要想在这块危险的地方维持下去还真需要明朝这个冤大头来支撑。

他们之所以敢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逃跑撤退的大戏，就在于他们想得很明白自己是谁，自己需要什么，自己该干什么。其实朝廷和皇帝也不傻，祖大寿、吴襄在想什么，他们也能想到，所以历来对他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否则一拍两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现在朝廷在关外虽是一点面子都没有，但祖大寿、吴襄好歹还是会替他们守住这个大门的。毕竟这是祖大寿、吴襄的地盘，他们还得在这过日子。要是这块地方丢了，他们可真就没地方可混了，到哪儿都跟要饭的叫花子一般。祖大寿、吴襄再怎么跑怎么丢，也不会把他们的根基丢掉，这是他们的底线。要是后金真的把他们逼急了，他们就会变得非常凶狠，不是为明朝而是为自己。后金是头恶狼，地方军阀也是恶狼，只不过后金想灭了明朝，而地方军阀知足常乐只想在自己的地盘上撒点野而已。何况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明朝多少还是能对地方军阀们有所牵制的，所以朝廷也就理所当然地把赌注押在这些人身上了。

明军屡次增援大凌河城，不但无功而返，还损兵折将，败的实在不像样子，尤其张春、吴襄、宋伟等的损失最为惨重。消息传到京城，满朝震惊。败成这个样子总得有个说法，在追究兵败责任时，吴襄被撤了职。对此吴襄并不感到意外，虽然他知道朝廷并不敢怎么动他们这些军阀，但毕竟人家是名义上的董事长，这次事情也确实弄得太难看，总得给人家有个台阶下吧。给朝廷点面子，大家都有的混，可以说吴襄这次是没有任何抵触情绪地接受了朝廷的处分。

不过说穿了朝廷的这次所谓的处罚也就是放了一个华丽而体面的响屁，因为朝廷还需要吴襄，所以美其名曰：“任上思过，戴罪立功，立功自赎。”真是扯淡！

此时，离关外不是很远的山东爆发了以孔有德、李九成为首的兵变。孔有德原是山东登州参将，后金兵围大凌河城时，受巡抚孙元化派遣，率数百骑兵出关赴援。行至河北吴桥时孔有德与李九成商议，就这么点人出关作战跟送死也差不多了，自己死了不要紧，崇祯这个欺软怕硬有些心理不健康的皇帝不敢动关外那些军阀，肯定得拿他们出气，家人还得受牵连。现在朝廷既然已经混蛋到这种程度了，这山东又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田、有海，土地肥沃，人口也多，关内的官军又多以步兵为主，自己手上掌握的这支骑兵部队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战斗力强劲，不如搏一搏，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于是对天下宣布是明朝对不起自己，而不是自己对不起明朝，他们现在要为了自己的新生活，不再为明朝打工了，痛痛快快就两个字——造反。

骑兵到底快，他们以闪电战的方式率军回师山东，连下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城。次年（崇祯五年）正月，孔有德又回师攻下登州（山东蓬莱），册封了一批他自己的官员。他本人倒也谦虚只是自称“都元帅”，封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

山东靠近京城，这些人如今造了反，令崇祯皇帝十分恐慌，急令保定、天津、昌平诸镇官军会剿。不争气的官军连连惨败，朝野上下束手无策，一片大乱。

六月初，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象向朝廷奏请调战斗力较强的山海关与宁远的部队来对付“叛军”。崇祯皇帝与朝廷众臣商议后决定命监视关宁总监太监高起潜督率副将祖大弼、总兵官金国奇等带领数万兵马前往山东镇压。

宦官是皇帝的宫内奴仆，本不能参与政事。但自永乐朝时起用宦官，特别是到天启年间时，将宦官派出宫，置于军队之中，命他们监视各级将领的言行，凡军情必请示他们而后行，名曰：监军，高起潜就是其中的一个。崇祯即位后虽然镇压了魏忠贤集团，却继续指派太监监军。这次吴襄以“戴罪立功”的理由随总兵官出征，吴三桂也以游击将军的身份随大部队行动。

说老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有些不公平，不过在有些事上还真有点像。

八月十九日，吴襄部一上来就与孔有德部大打出手，战场位置在山东掖县城西，孔有德部不堪一击大败而逃。三十日，吴部推进至白马，双方又干了一仗，孔有德又输了，再次狼狈逃跑，躲到了登州。吴部乘胜追击，九月一日攻到登州城下，将该城迅速包围起来。孔有德抱着打出包围圈的幻想派兵突围，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两次亲自督战往外冲。结果不但没冲出去，还伤亡惨重。副元帅李九成身上被打成马蜂窝，中弹而亡。此时他们的处境可以说相当险恶。

此次因战场形势对吴襄极为有利，所以他也放手一搏，可以说是他有生以来打得最痛快的一次仗。关宁监军太监高起潜为他奏请朝廷恢复其总兵官职务，朝廷很快应允。

明军围城三个月的时候，城内孔有德部士气极其低落。孔有德看到再这么耗下去只能是坐以待毙，遂决定再冲一次，拼个鱼死网破。谁知十二月二日，一名叫洪成训的士卒，趁着夜色逃出城去，投了吴襄，将孔有德决定三日夜从城西门突围的消息作为见面礼送给了吴襄。

吴襄得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忙与监军高起潜、总兵官金国奇等人商议，决定分别埋伏，彻底解决孔有德部。还特地调来一个火器营埋伏于山前，专等孔有德的人马。

三日，天刚有些微亮，孔有德真的偷偷率军倾城而出，骑兵与步兵大约有七八千人，分作三股突围。孔有德此时还傻乎乎地根本不知道突围计划已泄露，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率部而出。等进入埋伏圈，明军一下子涌出，一时间喊杀声四起，枪炮声大作，交战双方士卒拼杀在一起，战场上血肉横飞。孔有德部知道是中了埋伏，但犹做困兽之斗，虽冲不出吴部的四面堵截，无法突围，但仍然费力地退回城内。吴部杀至城下，本想一举破城，但孔部在这生死关头也是拼了老命，将滚石、檑木、点了火的煤油，凡是能用的一股脑全抛了下来。吴部久攻不克，伤亡也开始大了起来，吴襄心疼不已，令鸣金收兵。不过孔有德的命是真大，登州北面恰巧临海，吴部无法围堵。趁着吴部暂时收兵的机会，孔有德率余部连同家眷约万余人，搭乘数百艘船只，渡海到了辽东，投奔了皇太极。

吴部很快占领了已是空城的登州。算起来关外的野战军镇压叛乱，历时将近一年，吴襄在此次战役中，好歹是打出了个样子，让朝廷和他自己的面子上都好看。他不但官复原职，七月还被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袭。当时吴三桂虽然年轻，资历较浅，但此次实战，为他以后的发展积累了经验也奠定了基础。

吴三桂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只会打打杀杀的粗人，他很勤奋也很好学。除了勤于练习骑射外，他还酷爱读书。从少年时起，他便养成了闻鸡鸣起床到半夜月亮高高升起才就寝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他很爱读史书，不断从古人那里汲取有用的思想与经验教训。他最喜欢史书中的这两句话：“仕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意思就是说当官应做皇帝身边的官，娶妻应得到像汉代阴丽华那样的美人。在封建时代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无非就是这些了，从吴三桂一生的经历来看，他的一生不但实现了这个梦想，并且远远超出。

有个好爸爸，再加上自己努力，想不春风得意都不行。崇祯八年（1635年），吴三桂二十三岁，被提为前锋右营参将，崇祯十一年（1638年）又被升为前锋右营副将，再差一步就能登上总兵官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