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得了陈圆圆，也不免侠骨柔情，但关外警报不断，崇祯又催促吴三桂从速离京返宁远。他只得别了娇妾，赶赴关外。

松山决战，明军大败，清军连克松山、杏山、塔山、锦州四城，明朝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宁（远）锦（州）防线因此瓦解。锦州作为这条防线的中枢一节现已落入敌手，而宁远则孤零零地面对着清军的直接威胁。如今清军手中距宁远最近的城池是塔山，两城相距不过百里，骑兵奔袭用不了几个时辰，清军攻打宁远，已是不可避免。清军攻取锦州四城后，对明军已无顾忌，他们不但自由来往于四城之间，而且可以沿着大道，越过宁远，直达山海关。在山海关与宁远之间，明朝还有前屯卫、中前所、中后所三城，但这三座城池兵力薄弱，防卫空虚，自保尚难，更谈不上对宁远的增援，宁远在事实上已成为一座孤城，它的命运似乎已被清军牢牢掌控。这是宁远自天启六年（1626年）以来，近二十年中最危险的时期，它能逃过此劫吗？

松山决战后，宁远已成为清军必攻的目标。但奇怪的是，此时辽西走廊呈现出极其反常的平静，未发现清军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任何迹象。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吴三桂隐约觉得这种平静很可能是一场更大规模战斗的前兆。

吴三桂非常明白宁远的危险境地，但多年浴血沙场的经历使他在任何时候都临危不惧。他虽处孤危之地，但毕竟城池是易守难攻的，如今宁远还在他的手上，而朝廷也已全力加强宁远的防御。崇祯十五年四月初，在松山失守两个月后，崇祯任命原兵部左侍郎范志完为督师，总督辽东宁锦军务兼巡抚以收拾残局，稳住阵脚。四月十二日，崇祯更是亲自发下手谕，指示范志完“宁远守御以积峙粮饷”最为重要。松山战役后，明在关外仅剩前屯卫、中前所、中后所及宁远四城，若宁远失守，其他三城根本无可能守住，而若其他三城失守，宁远也很难独力支撑。因此，崇祯特别强调对宁远的防御，要兼顾其他三城，多积贮粮饷，做固守的准备。崇祯发帑金十二万，户部发银三十万两，再调天津漕米、钱粮陆续运至宁远。依指示这些钱粮将“酌量分贮各城，俾处处有备，庶保无虞”。四城原存贮的粮食，七成给三桂，三成给白广恩、李辅明所部。如吴三桂能招募到新兵，可按户给食。

在钱粮充足的情况下，吴三桂等将又向朝廷请示增拨弓箭、枪炮、盔甲等军需物资。四月二十日崇祯批示兵部：“即速察发。”兵部不敢迟缓，令兵杖局迅速筹办，由兵部差官“速解赴军前，以资援剿之需，万勿延缓”。

在短时间内，宁远就集结兵力三万余人，军需物资等也得到根本保障，防御能力自是大大增强。崇祯很清楚守住宁远的战略意义，凡是吴三桂所奏请，无不允准，他视吴三桂为辽西安危的保障。尽管此时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也闹得很凶，明朝廷的危机日益加深，但崇祯宁可调白广恩等将进关增援，也不让吴三桂离宁远一步，同时朝廷尽全力加强宁远的战备。

松山战役后到皇太极去世前，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中，清军对宁远一直没有发动像样的进攻。原因有多种，其一，皇太极希望利用祖大寿及其他降将与三桂的亲故关系劝其投降，可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宁远。另外他的父亲和他本人曾两次攻打宁远，都以失败告终，宁远的城坚炮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强攻宁远在他看来绝非上策。在袁崇焕死后，吴三桂是他遇到的最难缠的对手，对于这样的硬茬，逼急了反而会激起对方死拼的决心，所以他宁可多花些时间苦口婆心地劝降，只要能劝降成功，花点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其二，松山决战后，他派自己的弟弟阿巴泰等为“奉命大将军”率军进关作战，此时若发动对宁远的进攻，兵力怕是捉襟见肘；其三，皇太极本人这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太好，总是生病，而他深为宠爱的宸妃又刚刚去世，他的情绪一落千丈，这些都大大削减了他在军事上大干一场的兴趣；其四，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崇德八年）八月，皇太极突然病逝，他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第二年改元顺治。因新皇帝年纪太小，众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同时为皇太极大办丧事，清军在这一时期基本停止了军事行动。宁远算是过了一段安静的好日子，这点和平安宁的时间就像是捡来的。

但捡来的东西又总是容易失去的，在皇太极死后仅一个月左右，济尔哈朗、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便做出了攻打宁远的决策，凡出征的将领大臣均先除丧服，为出征做准备。清军此次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是攻取宁远以西至山海关之间的中前所、中后所、前屯卫三城，以切断宁远与大本营山海关的联系，从而把宁远彻底孤立起来，再集中力量发动决定性攻击。

崇德八年九月十一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统领大军，带着红衣大炮及各种火器自沈阳出发，直奔宁远。

九月二十四日傍晚，清军越过宁远，首先攻击中后所城。清军先填平壕堑，蜂拥至城下，用云梯、捱牌攻城，后又用红衣大炮轰击城墙，激战一夜后于次日攻下此城，生擒明军游击吴良弼、都司王国安等，并斩杀于城楼之上。此战清军歼灭明军马步兵约四千五百余人，俘虏约四千余人。接着，九月二十九日清军转攻前屯卫，十月一日破城，明军总兵李辅明、袁尚仁等战死，明军损失约四千余人，被俘约二千余人。

济尔哈朗想乘胜扩大战果，派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率部攻击中前所。守城的明军总兵黄色在得知前屯卫已陷落后，竟弃城而逃。清军轻松拿下中前所。

吴三桂的挂名舅父祖大寿在降清后，曾建议先取中后所，俘获吴三桂的家眷做人质，以胁迫他投降。但吴三桂远比祖大寿想的聪明，在清军攻城前，他已命人将其家眷撤离中后所，不久后他的父亲便携着家眷进京享福去了。

前屯卫等三城失陷后，从锦州至山海关四百里间只剩下宁远这座孤城。虽然济尔哈朗、阿济格在夺取三城后并没有立刻向宁远发起攻势，但宁远毫无疑问已处在清军的包围之中。城内人心惶惶，不断有逃跑及降清的事发生。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守备孙友白从宁远逃出，向清军投降，受到优待。宁远城和吴三桂的处境更加凶险。

吴三桂很无奈，那三城的命运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他眼睁睁地看着清军把它们一一攻克。他常登上城楼，举目远眺，观察清军动态。在大道上，清军的哨探不断出现，远处山峦上的烽火台、哨所、台堡等都已被清军夺下。吴三桂常不由自主地想，将来会是什么样，他该往何处去？他开始有些迷茫起来。他依然谨慎地关注着局势的变化，同时他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三城失守后，继续死守宁远已无实际意义，硬要死战下去，最多只能在死后博个忠臣的虚名，这绝不是他想要的。

吴三桂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在历史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

农历大年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封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丞相，封宋献策为军师。设置尚书、直指使、统会、从政、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文谕院、弘文馆、谏议、书写房等官职，并以五等爵位大封功臣。李自成称帝改元，标志着农民军已从一支单纯的军事组织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组织，表明它已成为一个新兴的政权，具有了改朝换代的能力和准备。大年初八，农民军将士在痛痛快快度过一个“黄金周”后，在李自成的率领下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分两路向北京进军。一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杀向居庸关；一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杀向保定。然后准备两路大军会师于北京城下。

农民军打得很顺利，势如破竹，“近逼畿甸”。农民军在进军途中，不断散发讨明檄文，并向明兵部转送通牒，表明他们决心与明朝“非你死，即我亡”的坚定立场。

其实这已经不是明朝第一次领教李自成的狠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农民军攻克河南洛阳，这是明朝福王府所在地。福王是崇祯皇帝的亲叔父，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他原本早已准备好了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只怪他自己太贪吃，硬是给吃出来三百来斤的分量。那年头老百姓不饿肚子就算不错了，谁能有他那么大块头啊，他想装穷都装不像。

福王跑出城没多远，便让农民军追上认出，押回城内时正遇到被俘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即将被处斩。吕尚书见福王垂头丧气的样子，忙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同时不断高喊：“李闯，逆贼！”英勇就死。吕尚书人头落地，身首异处，福王吓得尿了裤子。

福王被带到李自成处，吓得立刻跪倒在地，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李自成放声大笑，看着堂下跪地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厌恶至极，心想这猪狗不如的东西一刀劈了算了。但从小挨饿吃苦长大的李闯爷，觉得就这么把这肥猪杀了、扔了太可惜，这一身肉可不能浪费了。他让手下先将福王囚禁起来，又命人找来几个入伍前曾做过庖厨的士卒，命他们好好料理这上等原料。这几个庖厨估计见过点世面，不像是乡下小饭店混出来的，可能在某省城的大饭庄干过，他们在农民军里是最底层的士兵，如今得了闯王的命令，能亲自为闯王效命，那真是受宠若惊。可能是过于激动或是踊跃积极得过了头，他们的做法极大地颠覆了常人的想象。他们先将福王剥光洗净，再用小刀将其毛发尽数刮干净，连阴毛都没放过，然后拔去指甲，以药水灌肠，不到两日就让福王彻底排去肚中粪便，福王多年来患有便秘，没想到临死前却让人家给根治了。

这几个厨子把福王里里外外弄干净后，又宰杀了几头鹿，将鹿肉与活的福王放在一口巨锅中慢炖。巨锅下烈焰腾腾，这烧火用的柴火也是现成的，都是王府中用各种上好木料做成的精美家具，这锅据说也颇有来历，是从洛阳郊外迎恩寺运来的“千人锅”，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光着头还有屁股的福王在锅中不停地扑腾，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每当他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时，大锅旁围观的众多农民军士兵就立刻用长矛刺其胳膊，福王便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热汤中游泳，与鹿肉齐飞，与汤水、花椒共一色。约一个时辰后，福王朱常洵以及锅中数只梅花鹿已被煮得烂熟，众人忙将闯王请出，为拍马屁，那几个庖厨请闯王为这道菜赐名，闯王想了想说道：“朕就给此菜赐名——福禄宴！”话音刚落，底下一片欢呼声，农民军将士高呼：“闯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闯王来了吃福王！”

当晚众多农民军士兵们饱餐了一顿，度过了他们有生以来最愉快也是最激动的一个夜晚。更加令人感动的是，闯王为了体现他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竟然不肯吃这等美味，说是要留给老百姓和普通士卒吃，后在众人极力劝说下才勉强喝了两小碗汤。

第二天一大清早，李自成命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人拉车载，数日不绝。

农民军一路上近乎疯狂的举动，让明朝政权感到震惊与恐慌。崇祯上朝时，对众臣不住地叹气道：“卿等能无分忧哉！内帑如洗，一毫无措，民穷财尽。”崇祯说出这番话，说明在他自己心中，也对这个政权感到深深的失望与无奈。

万般无奈下，明朝廷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调京候用，吴襄得旨后即携带家眷进京。从表面看，此次调动是因为“秦寇势迫，调襄入京协守”，实际上远没有这么简单。此次调吴襄入京之前，他作为“老干部”已退居二线，在家赋闲多年，并且因朝廷财政紧张，就连他的“俸廪”也就是离休金都给取消了。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奏请崇祯，说那吴老干部虽不缺那点离休金，可毕竟人家是为朝廷奋斗多年的人，这么干实在是让人寒心，以后还会有谁为朝廷卖命，更何况吴三桂还替朝廷守着大门，责任重大，在这种情况下更是不能这么对待人家老子，朝廷财政再紧张也不缺老干部那点离休金啊。

王永吉跟皇帝说的话自然是极为含蓄委婉，不会像笔者说的这么直白，但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崇祯听后觉得有理，并且停掉吴老干部离休金的事并不是他主使的，这事他甚至都不知道。他当即批准给吴襄恢复“俸廪”，不但是恢复，而且把以前停发的“俸廪”一次性全部补上。并且在给吴襄的旨意中还特别提到停发“俸廪”并不是他的旨意，他已责成相关部门彻查此事，一定要给相关责任人严厉处分。这次事情后，朝廷官员中就开始流传着一个笑话——再穷不能穷干部。

吴襄进京后被授予提督御营的要职，崇祯很清楚吴三桂手握重兵，关外军务全靠他，这次重用其父，一是笼络他，二为牵制他。吴三桂的亲朋故交很多已降清，难保吴三桂不受这些人影响被清廷招降，但如果他的父亲及家眷都在京城，吴三桂做任何事前都得掂量掂量。

吴襄进京后，局势仍然在朝坏的方面发展，崇祯和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都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对策。每天君臣问答，章疏虽不少，但要么是不切实际的坐而论道，纸上谈兵，要么就是相互扯皮，敷衍塞责。有一天一个叫李明睿的官员上了道密折提议：“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虽然崇祯早有此想法，但都城南迁，事关国家根本，他担心遭群臣反对，于是举行廷议，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最后众臣中有不少持异议，崇祯又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这迁都的事也就无限期推迟下来。

这时崇祯想到，是不是到了调边防军进关与农民军作战的时候了，但他有顾虑，对李明睿说：“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表示：“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他建议就在近京八府处招募士卒，但在“府库殚竭”的情况下，招募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

招不到足够的新兵，而各地官军几乎每天都在打败仗，看到这种情形，崇祯感觉到自己快要崩溃了，他想来想去，朝廷里还能打打的似乎也只有吴三桂了，吴三桂年轻有为，肩负重任，守边多年，实战经验丰富，若调此将入关兴许能力挽狂澜。崇祯的想法并不高明，不过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倒也算务实。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他在廷议中提出这个想法，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吴三桂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还是有些名气的，大家都知道他还算是比较能打的，他的部队更是被美名为“关宁铁骑”，原本调他进关与农民军作战应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但让崇祯意外的是这件事进行得并不顺利。

把吴三桂及其部队调入关内作战，事实上也就等于把宁远放弃给清军，崇祯这个死要面子的皇帝，很怕在史书上落下个不战而弃祖宗之地的骂名，不过一向很有点小聪明的他希望把这个“弃地”的责任推诿给诸臣，让他们来共同承担。他很虚伪地和大臣们讲，此次只调吴三桂和五千兵马，关外余兵尚多，尚可维持局面，但又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崇祯两句话，就把这样的军国大事轻飘飘地推给了诸臣。

在调不调吴三桂部这个关系到宁远是否放弃，涉及朝廷安危的重大问题上，崇祯作为皇帝本应拿出一个帝王应有的勇气、智慧与魄力乾纲独断，但现在他却有意推卸掉这个责任，让自己的大臣们来负责。不过这些大臣久经官场，能混到现在的高位，能混到这把年纪，个个都是人精，这些官油子们深知这位圣上的险恶心术，所以谁都不愿冒杀身之祸来随皇帝的心愿。他们与皇帝玩起了太极推手，唱足高调来应付此事，巧妙地把这个能烫死人的火球又踢给了崇祯。

首先发言的是首辅陈演，他冠冕堂皇地声称：“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寸土也不能丢弃。”强烈表示不同意放弃宁远。他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他表面上并不与皇帝直接对抗，反而称赞崇祯的主意可取，但同时又婉转地表示：“第关（山海关）宁（远）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清兵）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实未敢轻议也。”最后，他诚惶诚恐地表示：“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反正绕来绕去说了半天，还是要皇帝自己拿主意。

而兵部尚书张缙彦说的话则更高明：“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话很简短，点到要害，但他自己并不表态到底该不该调吴三桂部入关。看见这些智商并不比自己差的大臣们的精彩表演，崇祯在心里气得直发抖，最后只得亲口说出自己的决定：“收守关（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好歹皇帝自己终于做出了决定。不过陈演仍然担心崇祯到时翻脸不认账，他又召集阁臣们会议，大臣们浮议一通，没一个说真话，有主张不可调的，有持两可的，有主张南迁的，意见歧出，莫衷一是。陈演看此情形，又继续把责任下推：“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山海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崇祯看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只得下达谕旨：“差官前去，及取回奏。”

二十多天宝贵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调吴三桂的事还是没定下来，但农民军却已于二月八日攻下山西首府太原。消息传来，京师为之震动。边镇各督抚得到征求撤宁远意见的谕旨后正在琢磨这事该怎么回奏，军人在关键时刻往往还是有别于政客的，蓟辽总督王永吉对杨鹗叹道：“上（崇祯）倚吾蓟门一旅，今所调习整练者几何？而可以御贼计，莫若搬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帅三桂之兵亟入，以卫京师。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其何可以不请！”杨鹗对他的话表示赞成，他们以两人的名义给崇祯上了一份奏疏，建议请撤关外四城。奏折是这样写：“前后屯失守，宁远孤悬二百里外，四面阻敌，防御极难，且寇氛日迫，三辅震惊，宜撤宁远，令吴三桂统边兵守山海关，即京师有警，关门之援可旦夕而至也。不独宁远军民欲入关内以图存，即山海军民，亦欲借宁远兵力以自助。请敕镇臣吴三桂料理。”

崇祯将王永吉的奏疏拿出来给大臣陈演、魏澡德等人看。陈演、魏澡德既感到惊讶，又在心中暗笑王永吉、杨鹗的迂腐。他们一如既往地不发表意见，但为了表示自己老成稳健及对朝廷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又可笑地提出，此议应征求各抚镇将的意见后再定夺。两人出宫后私下窃议：“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还算清醒，向崇祯奏道：“此何时而可顾后患！”他表示完全赞同王永吉的建议。崇祯见仍没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又在德政殿召集科道九卿诸臣会议，讨论到底该不该放弃宁远。在诸多大臣中，只有大学士范景文、倪元路、朱元俊等少数几人支持王永吉的意见。吴麟征说：“宁远孤城，其势必弃，今日弃之为弃地，明日弃之为弃人。弃地已不可，弃地兼弃人更不可。吴三桂勇将宜收用，（不可）委之敌人。今寇旦夕至，若使来捍京师，一举两得。”他要求六科共同署名，却无人响应。吴麟征不禁哀叹，只得独自署名，将这一奏疏交于崇祯，但崇祯却扣下这道奏疏，既不批示，也不下发。见此情形，吴麟征又补充一疏，写道：“边臣不可令有惧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读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惧心，始以裹尸自任，终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势方张，不早徙近，捍卫京师，何所恃乎！”

放弃宁远对于朝廷来说，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毕竟利大于弊，并且皇帝心中也是这样打算的，但弄到最后竟然搞出这么一出闹剧，其实并非偶然。

中国人爱面子是出了名的，中国的皇帝爱面子自是更甚。崇祯在众多皇帝同行中算是个虚荣心极强的人，总怕被后人揭短。爱惜自己的羽毛原本是件值得赞扬的事，但崇祯这个人混蛋就混蛋在他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不顾一切，当有什么事出了问题时，他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责任全都推到经办大臣的身上，甚至不惜陷人于死地。

其实崇祯这个人智商上是没什么问题的，他主要是心理有问题。可惜那时候既没有心理咨询师也没有心理医生，就算有，出于怕掉脑袋的顾虑，恐怕也没人敢给他治，所以崇祯的心理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越来越重。

有句老话叫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崇祯在皇帝的岗位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打仗的事多多少少他是知道一些的。目前的形势其实也很明朗，将吴三桂所部从宁远撤出，然后集结于山海关至北京近郊一带，这是最合适的。吴麟征的奏折中也写得很清楚。但是那些狡猾的大臣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死抱成规不放，以所谓弃地为耻，而不顾农民军已日益逼近京师的现实，顽固反对放弃宁远。有趣的是这些人还特别介意别人尤其是崇祯看出他们的自私，这时又想出一个新花样，让崇祯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看看他对这个问题怎么说。

崇祯很正式地在中左门召见户兵两部和吴襄，征询“弃地守关策”。

吴襄操着一口东北话一本正经地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

崇祯心中暗自苦笑，他知道老吴是因为害怕承担责任所以才这么说。他非常诚恳地解释说：“此朕为国家大计，非谓卿父子弃地也。”同时又提到农民军的问题：“贼势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吴襄把胸脯一挺，高声说：“臣揣贼据秦晋未必来，即来亦遣先驱尝我耳。若逆闯（指李自成）自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陛下！”

崇祯有些晕，苦笑着说：“逆闯已百万，卿何言之易？”

吴襄一脸正气地分辩道：“贼声言百万，实不过数万耳。中原乌合，未遇边兵交手战。”又说以往诸将所部都没啥战斗力，与农民军交手非溃即降，带多少人去就差不多给对方增加多少兵员，朝廷反倒成了农民军的运输大队长，农民军越来越多，所占城池也越来越多，而各地官军却是越来越衰落，失地不断增加。他还提到李自成之所以这么狂妄，手下连福王的肉都敢吃，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他向崇祯拍胸脯保证：“若以臣子之兵当之，直成擒耳！”说完这话，吴襄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因为提到惨死的福王，好像不能就这么一晃而过，于是他装作很悲伤的样子，泣道：“福王殿下真是死的好惨！”接着又用衣袖使劲擦了擦脸。

最是无情帝王家，其实崇祯对这个被人吃掉的胖叔叔并没有啥感情，甚至对他的印象都很模糊，此时他可没有兴致看吴襄拙劣的表演，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如果农民军真的打进北京，就得轮到他自己被吃掉了。他急着询问吴氏父子的兵力：“卿父子之兵几何？”吴襄忙顿首请罪：“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也。”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这老滑头吴襄今天怎么老实起来，其实道理很简单，军中这点破事其实皇帝心里完全明白，只是皇帝与边将之间心照不宣罢了。而现在到了要他父子玩命的时候，自然要把实情说出来，一是要让皇帝明白，老子手下就那么点人，你对我期望值不要太高。二是要让皇帝明白现在形势的危急，好与皇帝讨价还价。崇祯又问：“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吴襄说：“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崇祯张大了嘴巴几乎合不上，军队里那点猫腻，他一向是知道的，只是现在吴襄说出的情况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崇祯有些结巴地问。

“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看吴襄说得这么自信，崇祯虽将信将疑，但心稍微放宽了些。不过崇祯也知道，这世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干什么都是要钱的。

他又问：“需饷几何？”

“百万！”吴襄干脆利落地答道。

崇祯一听“百万”，差点没从龙椅上蹦了起来。忙惊问：“即论三万（人），何用多饷？”

吴襄也不含糊：“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庄田，今舍之入内，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个）月，作何法请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今驱以同入（关），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论，百万（两）恐不足以济，臣何敢妄言！”

崇祯坐在龙椅上无可奈何地想了想，如今国库空虚，如何能拿出百万两白花花的现银呢？他有气无力地说道：“国库只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二三十万耳。”

吴襄这个大忽悠竟然把一向疑神疑鬼的崇祯都给说动了心。这些年剿杀农民军，崇祯没少花钱花心思，但农民军不但没给剿灭，反而日益发展壮大，到了如今不可收拾的地步。吴襄所述官军之窝囊，倒也是实情。吴氏父子所部没同农民军交过手，也就没有任何败绩，他吹嘘自己所部如何英勇善战，甚至能活捉李自成，这就如同给崇祯打了强心剂，燃起生的希望。不过在是否放弃宁远这一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上，吴襄始终不愿坦率而言，这让崇祯也很无奈。

虽然崇祯心中更偏向于放弃宁远，同时这也是京外大多数督抚的主张，但朝中众多重臣们仍抱定“弃地非策”的意见。这件事折腾了一个多月，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