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总是让人身心愉悦，现如今再没人想消灭吴三桂，吴三桂也不想消灭任何人。这么多年了，不容易啊！该是好好享受人生的时候啦。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军人总是觉得终生遗憾，但经历过战争的军人，往往感到遗憾的是和平年代的太平日子太少太少。婚姻如同围城，战争又何尝不是。

在大顺政权及南明的弘光政权相继被消灭后，清廷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可以说基本控制了全国。但“基本”不等同于“完全”，在许多“清占区”，原本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及官员屡屡反水。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十二日，南京城内百姓与城外反清力量合谋起事，消息泄露，为首者三十人被擒斩。至十八日夜，以明潞安王、瑞昌王为首，率兵二万余人，分三路进攻南京，被清军击退。

屡屡发生的“反叛”事件，让敏感的清政权嗅到了不祥的味道。在弘光政权灭亡之后，明朝宗室相继又成立了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稍后又成立了永历政权，他们继续在各地与清政权对抗。而散落在各地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及官员，出于各种原因也相继开始反清。这些都给清廷的地方政权带来极大的压力。李自成虽死，大顺政权虽亡，但农民军并没被彻底消灭。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李自成的余部还在残存的根据地继续抵抗着。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部分地区都还在这些清政权的“敌人”手里。

所有的抗清活动，集中发生在顺治二年到八年之间。客观来看，这些活动还是较为分散的，没能形成集中统一的力量，给清廷以重大打击。但这种局势仍然是清廷极为担心的，这些抵抗者一日不被剿灭，清廷的统治便一日不得安宁。多尔衮决心改变这种情况，清军一定要尽快夺取未占领地区，消灭各支抗清力量。从顺治二年下半年开始，多尔衮不断挑选得力干将，率部出征，前往各地区进行军事打击。

此时的吴三桂虽然仍然过着悠闲的日子，但他敏锐的军事嗅觉已经提醒他，这种好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他又将投入到腥风血雨的战场上。顺治五年初，清廷向他下达了携家西征的命令。他立即上报启程赴京的日期，二月十五日，他又向清廷上了一份奏折，请示他走后家事如何处理。

清廷倒也深知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对于吴三桂要求留下哥哥吴三凤和一名部下督率百余人看守庄田，祭扫祖坟的要求欣然同意。

解决了后顾之忧，吴三桂迅速料理好家事，打点行装，携带家眷，率骑兵先行赶往北京，步兵随后进发。

要让一个人给你卖命，最重要的是什么？

暖他的心！

四月二十二日，顺治皇帝召见吴三桂，当面慰劳，赐宴一次。吴三桂在北京期间，一边做出征的准备，一边等待自己的后续部队。至闰四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即将离京西行，顺治帝在他新建成的居所位育宫，赐吴三桂宴，为他饯行。宴后，又赐他蟒袍一袭、凉帽一顶、金黄带一围、玲珑撒袋一副、一套弓矢、鞍马一匹。

宴席上，多尔衮对吴三桂透了个底，原来此次要他出征，并不是让他去打谁，而是去护地盘。要他镇守的地方是陕西汉中、驻地南郑，即与四川北部相毗邻的地区。为了配合他的工作，清廷特地在陕西设“辽学教官”一员，每科中举人两名、岁贡两名。同时，考虑到永平府还有一大批辽人（指原本驻守关外的明军及其眷属）定居，特将永平府寓学改为“辽学”，裁教官一人，留一人，每科取举人三名，岁贡三名。看来清廷考虑得还是挺周到的，吴三桂带着一大帮子人去那里安家落户，将来这些人的后代总要面临一个出路问题，朝廷解决了他们子弟的就学和应试，自然便于这些人安下心来在此扎根。

此次对吴三桂的安排，出乎吴三桂自己的意料。但多尔衮这么安排，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陕西地处西北边塞，北邻内蒙古，南接四川，西接甘肃，东靠山西，汉、蒙、回等民族广布此地。此地情况较为复杂，又因地势算得上是穷山恶水，所以一直民风剽悍，历来为多事之地。明末农民军起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与它邻近的四川、甘肃、山西等省，也常有农民军活动。李自成虽死，但他的余部还存在于这一广大地区。当地民众有杀气而无降心，反抗精神高涨，他们与周边各省积极联络，随时准备起事。而一些并无政治目的，只为钱财的地方武装集团也纷纷自立山头，对抗官府。这让清廷大为震惊，急忙加派军队进剿。但每次剿完，大部队刚一撤出，各派力量便又纷纷起来对抗清廷。

四月，当吴三桂进京陛见，接受西征命令时，又从陕西传来坏消息：凉州（甘肃武威）回民举行暴动，与甘肃兰州的回民相呼应，向巩昌（甘肃陇西）进攻。此次回民起义，陕甘震动。四月底，吴三桂刚离京赴任，多尔衮便急忙任命固山贝子吞齐为“平西大将军”，统领八旗兵及外调蒙古兵开赴陕西。

顺治五年十二月初，山西大同总兵、原明朝降将姜瓖反水，“其附近十一城皆叛”。姜瓖在当地名头很大，他的反水具有很大的示范意义，山西、陕西各地纷纷响应。明遗臣宿将，多起兵配合。原明军参将王永强据延安，刘登楼据榆林，甘肃回民领袖丁国栋连陷河西洮泯诸州县，原明朝官员李建泰也据太平（山西襄汾西）起事。山西、陕西的反清斗争与东南地区出现的大反复遥相呼应，好不热闹。

汉中地当甘肃、四川与陕西之冲要，守住此便可控制住三省。对于此地战略地位的重要，双方都很清楚，反清的武装力量都多次在此与清军展开殊死拼杀。陕西及汉中地区的反复无常，严重动摇了清廷的统治。为了彻底解决当前这种形势，牢牢控制住此地区，多尔衮一方面不断派出大部队剿杀反清势力，另一方面，派出能征善战、威望高的将领率部长期驻扎此地，以起到威慑作用。这就是派出吴三桂的主要原因。有吴三桂在，守可稳定山、陕形势，进可抵川，阻止反清势力东进。

此次在吴三桂到京前，多尔衮已任命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为“定西将军”，率右翼汉军官兵出征，先赴汉中。这李国翰是辽东人，早在天命六年（1621年），其父便降了后金。待其父年老时，他世袭了父亲的职务，清帝授予他侍卫之职，赐号“墨尔根”。此人有勇有谋，颇得多尔衮赏识。因他当年与吴三桂进剿陕西时，双方合作较好，所以此次多尔衮安排他配合吴三桂驻守战略要地汉中。

用了一个月，吴三桂把一切准备妥当，除了长子吴应熊留在京师外，其余家眷随他一同离京启程。

此次陈圆圆也随侍军中，虽是在行军中，但吴三桂能与此等美人终日相伴，倒也颇有情趣。有诗《圆圆曲》曰：

专征箫鼓向泰川，

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

散关月落开妆镜。

行军的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向着陕西进发。

部队自华北平原向西行，穿越太行山，渡过黄河，翻越秦岭，晓行夜住，行军速度颇快。

满洲、蒙古八旗兵善于平原旷野高速突袭冲杀，在平原地带很难有敌手，但进入丘陵、山区地带，他们的优势就无法发挥出来。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乃至江南、江西、福建等省，多山丘、林壑，在这些地区作战，单靠满洲、蒙古八旗部队，往往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往往会使用汉族军事力量配以八旗部队，协同作战。

清廷一贯的宗旨就是“以汉制汉”。在历次大的战役中，清统治集团已很清楚地看出，吴、孔、耿、尚四位汉王的部队，绝对是一支劲旅，是维护清廷统治的重要力量。所以清廷对他们从来就不吝啬各种封赏，以图达到拉拢利用的目的。

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清廷改封恭顺王孔有德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各授予金册金印。

吴三桂此次镇守的汉中，与锦州大大的不同，这里绝不是可以安静度日的太平之地，可谓是危机四伏，在这里随时都会遭到各派反清力量的袭击。这是吴三桂第二次入陕，与顺治二年冬第一次入陕不同，那时是同大顺政权的正规部队作战，对手兵力集中，只要击败大顺军的主力，这仗就算是拿下了。而此次形势则复杂得多，大同总兵姜瓖反清，其“兵势甚盛，西连榆林、宁夏、甘肃，三总兵同时并起，全秦震动”。由于各支抗清力量活动范围较为分散，清军只能一地一地的清剿，每清剿完一处，再前往另一处时，原地必有反复，实在烦心。

吴三桂入陕后不久，清廷收到了他的战报。这次战斗是在汉中西部今属甘肃境内的阶州（武都）展开的，明宗室自封为王的朱金釜与定远侯赵荣贵率万余人马进攻阶州，吴三桂与李国翰分兵前后进击，大获全胜，共歼灭七千余人，朱金釜、赵荣贵被斩于阵中。

与此同时，清廷接报，延安营参将王永强“在榆林倡谋叛乱”，攻陷延安，领兵南下，目标直取西安。先后攻陷榆林以南十九州县，势力达于西安东北部的蒲城。清军地方部队损失惨重，绥德县（陕西绥德州）巡抚王正志、靖远道（甘肃靖远）夏时芳被杀，宜君县（陕西宜君）知县贾士璋全家自缢，总兵官沈朝华、中部县（陕西黄陵）知县许襄仓皇逃跑，鄜州（陕西富县）道王希舜、延安府知府宋心、鄜州知州李芳征被俘。而榆林（陕西榆林）道孙士宁、洛川（陕西洛川）知县左射斗等人投降了农民军，并接受了农民军的任命。接着，农民军又攻陷了同官（陕西铜川附近）、定边（陕西定边）、花马池（甘肃盐池）等地。

吴三桂的到来，使双方力量的天平产生了倾斜。

他会同李国翰、汉羌镇总兵张天福、兴安镇标游击盛嘉宝各统马步军北上，于顺治六年三月十三日抵达咸阳。这时陕西巡抚黄尔性与吏部侍郎哈哈木也来到此地，共同商定，兵分三路：一路由黄龙山（陕西黄龙），一路由同官县，一路由澄城（陕西澄城），三路会兵于洛川与鄜州，然后共同攻取延安。

当吴三桂进逼宜君时，得到王永强已南下的消息，便回师跟进，于二十二日赶到富平。此时王永强已在蒲城东北扎营，他立即挥师“连夜统兵”奔蒲城。谁知王永强已拔营西行，吴三桂忙下令火速追击，于二十三日赶至流曲镇以北，与王永强部突然遭遇。一场混战之后，实力高出一筹的吴三桂部击败农民军，而王永强则死于乱阵之中。

到了这年冬，在陕西与四川交界处，两省的农民军欲会师共图大事。在山西他们同驻守当地的清军作战，清军守备部队伤亡惨重。在陕西西南部，邻近河南的龙驹寨（今丹凤），此时已被农民军占领，而商雒道（指商州、雒南地区）清军则攻破此地，反清力量首领雷登高战死。而由刘登楼、任一贵、谢汝德等率领的农民军主力，则一直坚守榆林。但在吴三桂部猛攻多日的情况下，农民军最终还是支撑不住，弃城而逃。吴三桂部一路追剿，多次歼灭农民军各残部。农民军中有一个叫齐进才的部将，将首领谢汝德杀害，并割下首级向清军投降。农民军另一位首领任一贵，则死于清军冷箭之下。而农民军主要首领刘登楼，则被俘后被清军处死。

吴三桂因众多亲属被农民军杀害过，所以对农民军格外仇恨。他在占领榆林后，将城中大姓——尤姓、杜姓几乎全部杀光。后在清理农民军遗留的文件时，发现当地一些士大夫与姜瓖的往来书信，便按文件提供的姓名，又杀了数十家。真是够狠的！

此后吴三桂自榆林地区分兵渡过黄河，直奔陕西最北部。在与山西交界的地方，有两处重镇：保德、府谷，这两座城坐落在黄河南北两岸，遥相对应。吴三桂部与李国翰部包围两城后，一边猛攻，一边发布招抚令。恩威并施之下，黄河东岸附近的众多农民军都向清军投降，何保营的总兵张凤翼被杀。在保德北部，山西境内的偏关，守关主将万炼，由于部下集体哗变，无奈之下，自焚身亡。

经过多时征战，吴三桂部对各支抗清力量予以重创，基本消灭了其在陕西境内的根据地。而在山西，多尔衮曾两度亲率大军征讨，大战之后，山西基本上安定下来。这一时段内，陕西的回民也曾发起抗清斗争，但由于力量薄弱，很快便被“平西大将军”吞齐所率领的清军给消灭。

陕西的反清力量成分比较复杂，一些是各路农民军的余部，一些是明朝宗室领导的武装，还有些是明朝遗老遗少建立起来的民团性质的部队。再细分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人中有的原为明朝将领或官员，先是降了清，后又反水。有的原为农民军将领，先是被明朝招安，后又降了清，现在又扯起反清的旗帜。还有些原来是明朝的命官，降了农民军后眼见着农民军又败了，转而投向清，此时趁着乱也成了反清队伍的首领。

这些队伍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领导与纲领，很难拧成一股绳，形成强大的反清力量。在与清军交战中，虽偶有胜利，但很难形成气候。并且这些人反复无常，时常更换主子，自身在道德上就有缺陷，无法激起广大民众誓死抗清的民族激情。大多数民众此时对待这场战争已是观望态度，常年战争带来的痛苦，让许多民众已经麻木。更何况明朝末年本身统治就极为腐败，老百姓已是苦不堪言，反正都是被人统治，脑袋后面多根辫子少根辫子又怎样，很多民众已无较强的反清意识。

此时清驻陕西的封疆大吏，几乎都是汉人，从总督到巡抚，从总兵官到各支驻防军主将，皆为深受清廷考验的汉族官吏与将领。如巡抚黄尔性、宁夏总兵刘芳名、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镇守汉中的平西王吴三桂以及“平西将军”李国翰，这些都是让清廷使得颇为顺手的好工具。这些人在清廷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多次血战，终于把陕甘地区的大股抗清力量全部消灭。到顺治八年底，陕甘方面向朝廷奏报“一切巨寇俱已歼灭殆尽，其中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驻陕十年，破灭群盗，降其胁从，前后共达十七万六千余人。平西王吴三桂入陕西近两年，剿抚达四五万人”。此时在陕甘地区偏远的山区，还时不时的有反清武装活动，但因势力太小，已无可能掀起风浪，可以说清廷此时算是牢牢控制住了陕甘两地。

但此时清廷的统治层却发生较大变故，实际掌握朝政兵权的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于内蒙古喀喇城。多尔衮对于吴三桂来说，最多算是个生意场上的朋友，他死了，吴三桂并没有什么可难过的，但在明清两大官场混迹多年的吴三桂非常明白，此时清廷必将经历权力转移与斗争的震动。这一震动很难说会不会牵扯到他，不过这么多年来，由于自己手上这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他吴三桂始终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清廷不管是谁死了，都不会危及到他的性命。但为自己争取最大的生存资本，这是他极为关心的，他紧密注视着清廷上层的一举一动。

可以说清廷能打下这么一大片江山，多尔衮是有极大贡献的。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敢，也无人有实力挑战他的权威，但如今他死了，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他尸骨未寒之时，就有人站出控告他种种“谋逆”之罪。顺治帝也一反在这位皇叔父在世时的恭顺，毅然下诏，将多尔衮“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将其罪状布告天下”。而多尔衮的党羽，大学士刚林、祁光格等被判死刑，他们的家眷，凡有官职的，一律革职。此案牵涉了一大批人，就连死心塌地效忠清廷的大汉奸范文程也未能幸免。不过好在此人政治眼光高明，并未过深地涉入权力斗争，加上其能力超群，是清廷维护统治的“利器”，所以仅仅象征性地给予革职留任、以观后效的处罚。

由于远离京城权力中枢，吴三桂对于此次“事变”始终有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感。他觉得自己是时候进京探探虚实了。可以说吴三桂对于自己的分量还是很自信的，他料定此时进京，朝廷要动他虽很容易，可他却不是孤家寡人，他背后的那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足以让清廷有所顾忌。清廷还没有稳定全国形势，现在还不是“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的时候。他吴三桂的实力加上清廷的政治眼光足以让他来去自如。

吴三桂给顺治帝上了道折子，说自己非常眷念当今圣上，希望能允许他入京觐见。顺治帝看了折子后批复：“陕西战事已息，准允平西王进京。”

八月初，吴三桂到京。十日，此时已亲政的顺治帝召见了他，两人相见无非是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召见结束后，顺治帝赐宴慰劳吴三桂。

夜宴之后，吴三桂回到府中，一夜没有合眼，反复琢磨顺治帝召见他时的每一个细节，琢磨了一晚也没有个头绪。此后的日子，吴三桂不断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打探目前的政治情况。随着打探的进展，情况逐渐明朗：此番多尔衮事件，虽然一些大臣弹劾过他，但最高权力层还是判断吴三桂并非多尔衮权力集团中的人物，并且权衡再三，觉得他和他的部队对朝廷很重要，不但没有想搞掉他的意思，反而决定在多尔衮死后对他继续给予拉拢恩赐。

九月八日，顺治帝重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赐给金册金印。金册前半部是抄录顺治元年十月十三日册文内容，接着是概述吴三桂从封平西王到现在的功绩，这些都是他出镇汉中两年多的功绩记录。

统治者的赏赐从来都不是白给的，他给你是为了你更好地为他卖命，回报更多的东西给他。在给吴三桂颁发平西王金册金印的同一天，朝廷同时也向他下达了出征四川的命令。

为了让吴三桂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地处置军务大事，朝廷授予他比以往更多更大的权力。例如，奖惩、生杀皆由吴三桂自己决定，除特殊情况，不必请示朝廷。平定四川后，凡军事，皆由吴三桂定夺。

此次吴三桂与李国翰出征四川前，清军已多次进川剿抚。最早是在顺治二年十一月，在刚刚消灭大顺军和南明政权之后不久，多尔衮便迅速集结各支部队直取四川，命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与李国翰等“剿四川”，意图消灭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而在顺治三年正月，他又命和硕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大军发起猛攻。没几个月，大西政权便被消灭。清廷自此以为四川已被自己牢牢控制，不料两年后，张献忠余部在四川各地纷纷起义，同时明朝宗室各支也趁势起兵，意图恢复大明江山。

在四川告急的同时，山西大同姜瓖起兵反清，山陕两省大乱。山陕为京师肘腋之地，多尔衮只得把大批部队用于这两省，他自己也两度亲征大同。此时对于四川，清廷已是无暇顾及。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清军终以惨重的代价平定了山、陕，这才有精力腾出手来对付四川的各支反清力量，于是便有了吴三桂再次出征四川的一幕。

明末清初，这四川绝对算是个是非之地。

在明朝宗室中有一个叫朱由榔的人，他是明神宗的孙子，桂王朱常瀛的第四个儿子。原本他父亲的封国在衡州，但在崇祯十六年被张献忠攻破。他的大哥、二哥被俘后被处死，其余家人在其父亲的带领下逃到广西梧州。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这些宗室们，一下子受了这么大刺激，没扛得住，没多久朱由榔的父亲与三哥就去世了。

原本在家排行老四，长大了后没有资格世袭王位，只能当个游手好闲，闲散宗室的朱由榔，生逢乱世，如今一下子就成了堂堂的桂王。此时恰逢南明的第二个政权隆武朝被消灭，一些重要大臣如瞿式耜、吕大器、丁魁楚、李永茂等逃亡到广东肇庆，这些人考虑到国不可一日无君，经磋商后一致认为桂王朱由榔为神宗嫡孙，由他继承大统最为合适。1646年10月，这些人赶往梧州迎朱由榔即位。朱由榔的母亲王氏脑子颇为清醒，知道这时候做皇帝可不是什么好福气，现在是谁先出头谁倒霉，清廷必然枪打出头鸟，南明的前两个政权被消灭就是最好的例子。她对众大臣说：“此大事，恐不胜任，愿先生更择可者。”但群臣坚请，并且朱由榔自己也是很心仪这个皇帝宝座，最后在肇庆朱由榔举行了登基大典。这一年朱由榔二十四岁，该年，仍称隆武二年，表示与隆武政权的统续关系，以明年为永历元年。

张献忠战死后，清军大部队撤出四川。张献忠旧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率余部撤入贵州、云南。乘着这段真空，永历政权积极联络四川原明朝各势力，准备以四川为根据地，逐步向外扩展，恢复明朝统治。此时的永历朝什么都缺，但却顶着个明朝正统的光环，这便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现在是到了利用这“品牌价值”振兴“实业”的时候了。

各种爵位名号的赏赐是极为慷慨的，原明朝兵部右侍郎，总督川、陕军务的樊一蘅被封为太子太傅、户部、兵部尚书，驻四川，主持“全蜀收复计”。原四川巡抚钱邦芑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按四川。原川镇中军杨展以抗击张献忠、收复四川州县大为有功的名义，被封为“华阳伯”，驻嘉定。原四川巡抚陈士奇部将赵荣贵，从保宁（阆中）来归，被封为“定随侯”，屯龙安。

赏赐太多，不一一列举。

现在四川各势力名义上都是接受同一个皇帝的领导，但实际上都是各自为政的大小军阀。他们各拥兵分地自守，互相攻击，争城夺地，兵连祸结，四川是狼烟不断，战事连连。明宗室楚王后裔朱容藩是个“大活宝”，哪里好混，就往哪里钻。他先是混入明将左良玉军中，后来又投了李自成余部。混来混去，最后名声臭了，犹如丧家之犬，投奔了他堂兄弟朱由榔。因是同一个祖宗，又逢乱世，臭归臭，为了笼络人心，兄弟间的情意还是得拿出来亮一亮的。朱由榔不但收留了他，还给了他一个闲职，掌管宗人府事务。

明朝宗室这些年来被杀了很多，估计这南明小朝廷宗人府也确实没啥事儿好忙的，朱容藩大概是闲得太无聊了，没多久就露出他的活宝本色。他四处招摇撞骗，假称“楚王世子”，自封“天下兵马副元帅”，骗取了川中部分将领信任，向全川发号施令。接着又改称他所在的忠州（忠县）为“大定府”，号府门为“承运门”，称所居室为“行宫”，按朝廷规制，设祭酒、科道、鸿胪寺等官，凡依附于他的将领，都封以侯、伯。四川巡抚钱邦芑见此人竟如此嚣张，上疏永历帝，要求派兵讨伐。永历帝派钦差入川，当面斥责朱容藩无耻，令他撤去非法名号。“川东文武始知容藩名号之伪，多解散者。”

这时，督师吕大器来到涪州，所谓的“荡寇将军”李占春前来拜见。正巧，朱容藩令牌到，吕大器看到牌上所写朱容藩头衔，不禁失笑，说道：“除非是亲王、太子，谁敢称副元帅！有天子（永历）在，他何国可监？此人明明是反叛，你们受他的官，必不能免反叛的罪名！”李占春说：“我们赎罪如何？”吕大器同意。李占春调集兵马，赶到朱容藩所居“天字城”（夔州临长江附近），朱容藩不堪一击，只身逃跑，藏在一草舍中，被当地百姓捉住，送交军前，当即处死。

朱容藩这个活宝虽死，但他造出的麻烦却远未平息。

在四川，明朝旗号下的各路军阀，你打我杀，可谓好不热闹。一个叫袁韬的将领，原本是张献忠的部下，后来投了明军王应熊部，被任命为副将，负责顺庆的防务。有一回，他去见朱容藩，因不懂明朝的礼仪，冒犯了“朱大活宝”，让这厮很是恼火，便想治袁韬的罪。但他的想法未得到兵部右侍郎、总督川北的李乾德的支持。于是朱容藩恼羞成怒，唆使投靠他的将领李占春去攻打袁韬和李乾德。一时间刀光剑影，众多士卒血洒沙场。眼见这惨景，川南总督杨乔然、巡抚钱邦芑出面调解，好不容易才让双方罢兵言和。

谁知好景不长，没多久袁韬、武大定与李占春又发生冲突，大打出手。与此同时袁韬、武大定的部队又与杨展部火并。说起这杨展也是够倒霉的，他的地盘在嘉定，领有川西南各州县之地，粮饷充足，财用丰裕。而袁韬、武大定奉李乾德之令守重庆。先前朱容藩命令李占春攻打袁韬、武大定，虽未能占到便宜，但也给对方造成一定损失。袁韬、武大定眼红杨展的“阔绰”，打起他的主意。恰逢此时李乾德派人说服了杨展与袁韬、武大定等合作，这杨展竟然“缺心眼”地满心以为如今大家合兵一处，实力加强了，是件好事，竟与袁、武二人结拜为兄弟，并且慷慨地向他们供给粮饷。杨展的“富裕”本来就让人眼红，并且他一向又与李占春关系不错，这更引起李乾德、袁韬、武大定等人的不满。李乾德屡次建议杨展经营西北，但皆被杨展推辞。李乾德认为杨此举是有意怠慢自己，便下令袁韬、武大定见机行事，找个机会除掉杨展。袁韬、武大定设计将杨展杀死，袭取了嘉定，据为己有。永历帝接到报告，曾下旨严厉斥责李乾德、袁韬、武大定，但这三人根本不买账。不过此次除掉杨展虽是李乾德下的令，但具体办事的袁韬、武大定事后却瓜分了所有的好处，而让李乾德吃了个“哑巴亏”。

后来王祥派兵攻打袁韬，再后来他设计逮住了李占春，不过后来又让李占春跑了。而贵阳镇守将皮熊则又攻王祥，再约诸镇合攻，大小十余战，相持不下。最后永历帝派人四处游说，这些军阀眼见着这么打下去，谁也占不到大便宜，总算是给了永历帝点面子，各自罢兵休战。

永历朝川中诸将拥兵自重，互相攻讨。“二三年来，操戈同室”，搞得四川“全省分崩离析，号令各擅”，就连操巡抚四川之权的樊一蘅，所能号令的，仅叙州（宜宾地区）一府而已。

川中诸将自相为乱，招致孙可望挥师重回四川。顺治七年（永历四年）九月，孙可望自云南回到贵州，得知杨展被害的消息，欲乘机取蜀。他上疏，声讨袁韬、武大定、李乾德三人的罪行，并以此为借口，派遣刘文秀、王自奇率师自云南分道入川。先后破遵义、嘉定、涪州等地。他留下白文选守嘉定、刘镇国守雅州，便还师云南。

吴三桂的敌人中，南明的众多不入流军队根本算不得什么，倒是张献忠的部队战斗力不可小视。这支部队追随张献忠多年，历经无数次血战，实战经验极为丰富。孙可望、刘文秀等一批将领，有勇有谋，和他们交战绝不是件轻松的事。

吴三桂与李国翰部驻扎汉中，到了年底，正赶上顺治九年（1652年）元旦佳节，按传统习俗，家人团聚，欢度节日。二月，在春天刚刚来临之际，吴三桂与李国翰率部自汉中发兵，分东西两路入川。

四川与汉中由大巴山相隔，山南即是四川，剑门乃入川必经之地。进入四川后，清军首先面对的是由南明将领赵荣贵镇守的保宁府。此地兵力薄弱，吴三桂部轻易便攻取，赵荣贵城破战死。接着清军一鼓作气攻下嘉定（乐山），镇守此城的总兵龙名扬及七百余名部下，战败被俘。而川南巡抚范文光在得到嘉定失守的消息后，服毒自杀。白文选、刘镇国等自感无法挡住吴三桂部的攻势，自行撤往叙州（今宜宾市）。

就在吴三桂部入川、进逼云贵之时，定南王孔有德也已挥师挺进广西，而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仲明则发兵广东。南明永历朝四处迁徙，疲于奔命。孙可望请永历帝移跸安隆（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西）。永历帝应允，在孙可望的护送下，迁至安隆，改名安龙，暂时算是安下身来。孙可望因护驾有功，被封为秦王，李定国被封为安西王，白文选为巩昌王，刘文秀为抚南王，孙可望的众多部将也都被封为各等爵位。当吴三桂入川的消息传来，孙可望提议派李定国与冯双礼取湖南，出步骑八万，由武岗出全广，攻桂林，迎战孔有德军；遣刘文秀、白文选、王复臣率步骑六万，取叙州、重庆，合兵攻成都，迎战吴三桂部。

四月，吴三桂已由佛图关（重庆西）取重庆，击败南明总兵李廷明部，缴获大量战利品，后又分兵包围成都，迫使此地南明部队投降。此后吴三桂再派兵深入叙州。此时刘文秀兵未到，白文选、王复臣部只得退守靠近贵州的永宁（叙永附近）。南明的提学道任佩弦，向吴三桂部投降。到了六月，吴三桂部攻取石泉（茂州东北），川北巡抚詹天颜战败被俘。此人是永定人，贡生出身，历任安绵道、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此人颇有气节，因拒绝投降而被杀害。此时吴三桂部已势不可当，他恩威并施，招抚了漳腊（今仍名）、松潘（位川北、今仍名）等地，其他地区的南明将吏见大势已去，也纷纷接受招抚，投降清政权。

顺治帝下旨赞扬吴三桂的功绩，并以四川已平定，于六月二十八日向吴三桂和李国翰颁旨，命他们自四川移师，相机进取贵州。但殊不知就在此前不久，孔有德在广西作战失利，被李定国困于桂林，后城破，孔有德自缢身亡，令各抗清力量士气大振。此消息传到北京，顺治帝极感震惊，迅速指派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于七月二十日离北京，拟由湖南进入贵州。顺治帝的意图是命吴三桂由四川进军贵州，与尼堪部会合，夹击永历政权。但此命令刚发出没几天，顺治帝忽然想到南明攻下了桂林，孔有德兵败战死，这使广西的形势对清军大为不利，此时还是以先稳定广西的局势为上策。于是他连忙命尼堪停止进兵贵州，改为增援广西。同时从广西的形势他联想到清军刚刚拿下四川，局势还不稳，此时就调离吴三桂部，说不准会有什么闪失。于是他又给吴三桂部下达紧急命令，立刻停止向贵州进兵，相机安定四川地方。

后来的情况证明，顺治帝在军事上还是有些眼光的。七月，刘文秀与王复臣率领步骑，其中纠集云贵土司“猓猡”部众，共计六万，攻入四川。此番攻势极为凶猛，刘文秀给部下许下重赏的承诺，一时间战斗力忽的猛增起来。战场上的接连胜利也感染了众多的百姓、士绅，所到之地响应者众多。刘文秀部没多久便打到重庆，守卫重庆的吴三桂部将——总兵白广生、都统白含贞均被俘。攻取重庆后，刘文秀率主力，向吴三桂驻守的叙州发动总攻。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历经血战，无所畏惧的吴三桂部此番面对如此不要命的对手，也打得极为吃力。刘文秀部逐渐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成合围之势，将吴三桂围于阵中。吴三桂率部奋力突围，后终在心腹大将杨珅的接应下，突出重围向川北方向退去，撤往绵州。而刘文秀部乘胜追击，经嘉定，直取成都。吴三桂眼见绵州也是守不住的，便又退到了保宁。

刘文秀部此番大胜，犹如给南明永历小朝廷打了一剂强心针，反正给人戴高帽子不用付出什么成本，刘文秀很自然的又被封为所谓的南康王。

不知道是刘文秀确实劲儿还没用完，还是那顶高帽子起了作用，他歇息了没多久便又率部继续追击清军。“讨虏将军”王复臣还算清醒，他劝道：“吴三桂部的战斗力一向强劲，我们此番击败他们带有偶然性，还是见好就收为上策，若是再打一下去，难保不会有闪失。”但此时的刘文秀正处在胜利的兴头上，很难听进此番肺腑之言。他挥师北上，十月，直抵保宁城下。王复臣再次进言：“我方无论兵力还是粮草都不充裕，最好不要打围歼战，若是不能一鼓作气吃掉对方，反会被以逸待劳的对方所歼。”刘文秀听了这番话很不以为然，他打了个哈气对王复臣说：“吴逆坐守孤城，计日可下，将军为何如此胆怯！”见刘文秀如此说，王复臣便也不好再说什么啦。

攻城战很快打响，刘文秀首先命部将张先璧率部包围保宁城西南，而他本人则率主力列阵城东教场，以十三头大象领十三营，列阵四重：象列阵前，后面紧挨着的是使挨牌长枪的士卒，再后则是持匾刀的士卒，最后是持鸟铳的火枪兵。整个阵势，排成圆形如月，似坚不可摧。

面对敌方兵临城下，吴三桂大为头疼。他寻思着若是一味死守，终不是上策，但若就这么撤出保宁，逃往陕西，又实在无法向清廷交代。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不识相的四川巡按御史郝浴又上疏朝廷，弹劾他不能取蜀，更引敌兵入秦境，吴三桂直恨得咬牙切齿。此时恰逢都统杨珅上进兵之议，他说：“王威名震天下，今退走，威名一旦扫地以尽。今日之计，有进无退！”听罢此言，坐在吴三桂身旁的李国翰面露难色，说道：“此敌众我寡，坚守恐未是上策。”但杨珅很不客气地回道：“您若退兵，请自退，吾王独进，与敌誓不两立！”

杨珅的一番话，深深触动了吴三桂，虽然他并不傻，也想避战，保存己方实力，但权衡再三，他还是觉得此战必须要打，否则将来恐怕不会有什么出路。

决心已下，血战不可避免。吴三桂前往城头观察敌方态势。在城西南角，他看到张先璧“军容耀日，然未经大敌”。张先璧十分骁勇，号“黑神”，但他“勇而轻敌”。吴三桂不愧是老谋深算久经沙场的老将，当时他便放言道：“惟独此军可袭而破之。”十月十一日，吴三桂下令一部分部队出东路观音寺迎敌，而他则率主力到北路土地关，另派出精锐骑兵出城西门，攻击张先璧军营。果不出吴三桂所料，张部在被清军突然猛攻后，一时间乱了阵脚，不久便四处溃散。随即吴三桂的精锐骑兵又转攻王复臣所在的南营，王部为乱军所扰，乱了阵势，又受江水阻隔，不能展开战斗，很快就被击垮。

刘文秀所率的主力，在吴三桂及李国翰部主力的攻击下，也伤亡惨重。吴三桂此时更是亲自上阵，他的大将吴国贵也“血战而前”，战场上双方的呐喊声，震撼着天与地。刘文秀部因有象阵压住阵脚，清军一时倒也无法攻破他们的大营。见相持不下，吴三桂心生一计，他命部队假装败退，诱刘文秀部出阵。这刘文秀此行原本是准备围歼清军的，结果清军还未被他消灭，自己倒先被狠狠咬了一口，心里那叫一个窝火。此时他见清军后撤，阵势错乱，一种复仇的快感顿时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派出骑兵追击，圆阵开口丈余。就在这短时间内，吴三桂部数百骑兵忽然返身奋冲，一齐杀入阵内，弓矢齐发。刘文秀大营内虽有不少士卒持盾牌，且阵内设有御矢的战具，但面对清军突然而来的反冲锋，一时间还是有大量士卒被射杀。这震撼力无疑是极大的，营内士卒的战斗勇气一下子被射灭。士卒们开始慌乱起来，阵势开始大乱。此时又有大量清军杀入，刘文秀所布圆阵迅即崩溃，士卒溃逃，尽奔入河里，被清军追上砍杀不计其数，生者丢盔卸甲拼命奔逃。

吴三桂乘胜合击王复臣部，王复臣被包围后，连续击斩数十名清军，但仍然无法突出重围。清军越围越多，见自己已无突围可能，这员猛将不禁仰天长叹道：“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指三桂），岂可为敌所辱！”说罢挥刀自刎。

刘文秀被击败后，靠着兵力上的略微优势，侥幸逃脱。他率残部向云南方向逃去。吴三桂面对远去的敌军，不禁心有余悸地说道：“我平生还未尝遇过如此劲敌恶战！假如照王复臣所说，我军休矣！”

吴三桂也算是位福将，此次转危为安，且大获全胜，使四川的局势顿时改观。战罢他向朝廷报捷：“臣等亲往迎敌，我兵奋勇横冲，贼众大溃，擒斩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获伪印、象、马、器械无算。”

刘文秀屡次让吴三桂吃足苦头，所以吴三桂获胜后，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他向朝廷奏报：斩敌四万。但这其中不少是已放下武器的降兵。史书上多有记载吴三桂骄恣部下，淫杀不法。在川北时，吴三桂部劫掠保宁城；在永宁地区，吴军所过，“官民庐舍、仓库、典籍荡然一空，靡有孑遗矣！”四川巡按御史郝浴多次向朝廷举报此事，让吴三桂怀恨不已。此次趁着打了胜仗，朝廷高兴，他上疏，就郝浴对他的弹劾进行辩解：“臣之退走，所以引敌出险以歼之也。兵家之计，不可先传。按臣书生（指郝浴），不知兵事，妄言摇惑众人，几败大计。”要求朝廷对郝浴以严惩。皇帝并不傻，他当然知道真相是怎么一回事，但现在正是要大大利用吴三桂之际，少不得要哄哄他，让他心头爽快些。接到吴三桂的奏报后，他立即传旨谴责郝浴，严加审问。负责审讯的大臣秉承旨意，定为死罪。最后皇帝开恩，免去死刑，改为流徙盛京（沈阳）。在吴三桂未弹劾郝浴前，大学士冯铨等极力推荐郝浴可用。郝浴被惩罚后，冯铨也因荐举不实而获罪，被皇帝斥责，连降三级。从这些上面，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吴三桂是多么的炙手可热，他对清廷的价值不言而喻。

不管汉奸不汉奸，人家确实有能力！

经过吴三桂、李国翰大规模征剿，四川的反清武装力量基本上是被消灭了，清对四川的统治变得牢固起来。

搞定四川后，吴三桂奉命仍回汉中府镇守。这之后有四五年的时间他都没有重新踏上沙场。

封建社会向来是这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嘉奖完吴三桂，就轮到他儿子吴应熊。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十九日，皇帝钦命，将他父亲太宗的庶妃奇垒氏所生第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吴应熊。太宗有子十一人，女儿十四人。下嫁吴应熊的是太宗最小的女儿，此时方才十三岁。娶了公主，吴应熊便是“和硕额驸”，而吴家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此次顺治帝钦命赐婚，无疑是清廷对吴三桂赫赫战功的又一次崇高奖赏，吴家真是够威够显的啦！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顺治帝又授吴应熊为三等精奇尼哈番。顺治十四年六月，又同耿精忠、尚之信等人一起受钦命，升少保兼太子太保。同年，顺治帝又赐嫁给吴应熊的公主以金册。

顺治十四年（1657年）五月，顺治帝又给吴三桂增加了年俸一千两白银。六月，又册封吴三桂妻张氏为福晋。

与张氏同时受封的，还有平南王尚可喜妻舒氏、靖南王耿继茂妻周氏。给三人的册文完全相同，虽然册文并无实际意义，但毕竟是皇帝的钦命，象征着崇高的地位，所以还是很有分量的。说起来这位吴夫人，还真是个幸运儿。当年李自成在北京灭吴家的时候，她正在关外，同吴三桂厮守在一起，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这张氏姿色一般，为人“性妒强悍”，因是吴应熊的生母，所以有时吴三桂也会让着些她。

清廷对汉官如此礼遇有加，除了这些人确实出生入死为清廷打江山出了大气力以外，还有些其他因素。顺治帝在陕西总督孟乔芳的“追悼会”上就曾透露自己对汉官汉将的倚重之情，他说：“比年以来，朕之眷顾汉官，视满官有加。而满官自太祖、太宗时全力从征，生百死，方得今天之地位。朕之优待汉官者，岂以其有功而然？盖期其既受朕恩，必尽忠报国耳！”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顺治帝优待汉官，更优于太宗，倒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功劳比满官大，而是因为需要利用并笼络这些人更好地为清廷效力，以此巩固清廷对全国的统治。顺治帝很清楚，清廷所付出的一切都不会是白给的，这些汉官是猛虎是豺狼是良驹是恶犬，总之他们会不遗余力地为清廷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才能，为清廷千秋万代的统治美梦画上重重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