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元年十二月，清廷把贵州也交给吴三桂全权打理。康熙（实即上是四位辅政大臣）指示吏部：“贵州接址云南，皆系边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其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

由此便形成了吴三桂据云贵、尚可喜据广东、耿继茂据福建的所谓“三藩”并立的局面。这“三藩”中，以吴三桂控制地域最大，军力最强。

整个清朝除了封了两位异姓汉人亲王外，另外还有三位“非亲之王”，合称“五王”。其中最先受封的是“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这三人被称为“三顺王”。他们是在清入关前天聪七年、八年间先后降清，而受封为王的。顺治六年，“三顺王”改封号，尚可喜为“平南王”，平定两广，藩守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在南下途中死于江南，其子耿继茂袭爵，后病死，其孙（耿继茂之子）耿精忠嗣继。孔有德为“定南王”，进军广西，于顺治九年兵败桂林，死后因无子承袭，爵除。而吴三桂则于顺治元年，在山海关降清，被封为“平西王”，后被晋封为亲王。原封爵四王，孔有德死后，剩下的“三王”各据藩地，称为“三藩”。最后一位是孙可望，他于顺治十四年降清，被封为“义王”，但这位王爷没有自己的领地，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作为。

生逢乱世，只能用实力说话。这些王爷们得到的一切，全靠自己挣来。虽然在历史上都被叫作降清，但“此降非彼降”。“三顺王”既不是战败被俘而降，也不是被清（后金）军包围，无路可逃而乞降，他们来降时都带着兵精马壮的部队、家口及大批物资，这是极有分量的。

这些王爷们虽然功劳颇大，但他们所领之地，却并不是封地。朝廷在给吴三桂晋封亲王的册印中说：“朕登大宝，特仿古制，视诸臣功德差等，授以册印，俾荣及前人，福流后嗣。”这意思就很明白，本朝的封王与诸多前朝的分封制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朝仅在封王的名称上“特仿古制”。周朝以后的分封诸王，多各有自己的领地，王爷们在自己领地上拥有很多特权，王国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说是国中之国一点也不为过。但清朝之封王，虽地位崇高，但王爷们却没有封地，在政治上也没什么特权。当年皇太极所封三王分驻辽阳与海州（今辽宁海城），但此仅为军事意义上的驻地，并非封地。顺治帝时，仍然沿袭这一体制，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当大规模战争逐渐结束时，朝廷便把这些人陆续调往关外各自的家乡驻防。尚可喜于顺治二年自江西班师，还镇海州。孔有德与耿仲明还镇辽阳。与此同时，吴三桂灭了李自成后也班师回京，后出镇锦州，所部屯宁（远）、锦（州）、中右、中后、中前、前屯等清军入关后没有设防的遗弃城镇。

这之后，由于反清力量仍然非常活跃，使清廷越来越意识到，作为一个外来政权，单靠满人要想牢牢统治住这片令人神往的热土，是极不现实的。他们需要一个了解当地情况，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能够担当此重任的自然是非这些汉人王爷们莫属了。

顺治三年，回到关外不过一年多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奉命再次南征。同年，吴三桂也接到西征的命令。后清廷命吴三桂留镇云南，并授予他兵权、财权，同时民事庶务、地方官员考核、甄别荐举、弹劾、罢斥及赏罚等权力，及其他地方一切事务，均授予裁决权，就连本省的督抚大员也置于他的监督之下。朝廷在授予汉人王爷们权力时，还特别规定：中央“内外各衙门不得掣肘”。吴三桂只对皇帝一人直接负责，“遵奉”皇帝的旨意行事。中央各部门对吴三桂所为只能是履行必要的手续，而不能干涉，更不许随便阻止。康熙帝即位之后，更是把贵州也交给了他，规定了享有同云南一样的权力。而对尚可喜、耿继茂二王也作了同吴三桂类似的规定。客观地说，这并非清朝统治集团的失误，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为了维护清廷的统治，这么做应该说还是有着很积极的意义的，但作为一柄双刃剑，这些汉人王爷手上的巨大权力，也给日后他们的反叛创造了条件。

清廷在授予汉人王爷们这些特权时，始终都强调此系临时办法，主要是考虑到云贵、两广、福建新近开辟，情况复杂，局势还不够稳定，不得已而行此暂时办法，希图借助他们的威望和兵力来尽快恢复和确保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也说明清廷对于手握重兵与大权的汉王们还是很有所顾忌的。

清廷虽顾忌，但迫于当时的形势没有办法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而吴三桂作为“实用主义大师”则绝对不会放弃这大好机会。笔者查阅史料，推测吴三桂当时应该还没有反意，但他有加强自己实力的想法必是无疑的。吴三桂有生以来几乎都生活在动荡之中，残酷的现实使他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自己够强大，别人才不能吃掉你，才能更好地活下去。他留镇云南不久，便积极开始部署，他首先提出请设“云南援剿四镇”，顺治十七年十月，他的请求被批准，以朝廷的名义正式下达了任命。这“援剿四镇”及其将帅分别是：

云南援剿前镇总兵官，以四川右路总兵官、右都督马宁充任。

云南援剿左镇总兵官，以四川左路总兵官、署都督佥事沈应时充任。

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以湖广益阳总兵官、署都督同知王辅臣充任。

云南援剿后镇总兵官、以都督同知杨武充任。

这四镇并不驻扎在昆明，而是分驻于云南四个重要地区：左镇驻武定府（武定）、右镇驻曲靖府（曲靖）、前镇驻楚雄府（楚雄）、后镇驻洱海卫，即云南县（祥云）。各镇的军事建制，在总兵官之下，设中、左、右游击三员、守备三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二员，计有骑兵六百人、步兵一千五百人、守兵八百人，此即为一镇之兵，共三千人，四镇为一万二千人。这四镇也是后来吴三桂叛清的主力之一。

在批准设四镇的同一天，清廷又批准了一批武官的任命。他们是：

原任经略洪承畴右标提督总兵官、左都督张勇，为镇守云南临安（建水）、元江（今仍名）、广西州（沪西）等处总兵官。

原任湖广左路总兵官、右都督张国柱，为镇守云南永昌（保山）、顺宁（凤庆）等处总兵官。

原任湖广中路总兵官、署都督佥事阎镇，为镇守云南大理、鹤庆（今仍名）、丽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永北（永胜）等处总兵官。

云南团练火器总兵官王永祚，为镇守云南蒙化、景东、楚雄、姚安（今仍名）等处总兵官。

抒城侯狄三品为镇守云南广南、罗平（今仍名）等处总兵官。

祁阳总兵官、都督佥事刘文进，为云南镇守曲靖、寻甸、武定、沾益等处总兵官。

这援剿四镇的将官及云南各地将官，多是由吴三桂提名后，获得清廷批准。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将官们的背景，四镇和云南各地区军事长官，多是原明朝和农民军的将领。四镇将领中，马宁原是明朝参将，于顺治二年降清，隶属汉军正白旗，官至四川右路总兵官。王辅臣曾参加农民军，后于顺治六年降清，隶属汉军正白旗，顺治十年，任湖广总兵官。沈应时降清后，以四川左路总兵官充任后镇总兵。此后，四镇总兵官又有所变动。前镇总兵于康熙十二年七月换成平西藩下护军参领陶继智充任，左镇总兵于康熙八年七月改由王屏藩充任，右镇总兵于康熙九年十一月改由云南副将王景充任，至十一年五月又撤换，以平西藩下参领张足法充任。后镇总兵在顺治十八年七月改由李定国部将祁三升充任，至康熙十二年正月再改由平西藩下长史、吴三桂的女婿卫朴充任。吴三桂起初任命的四镇总兵官，也算是他的“人马”。但后来吴三桂还是换上了与自己最贴心的人，很显然吴三桂是深信“刀把子下出政权”这句名言的，部队便是命根子，必须时刻牢牢捏在自己手中。

历次战役中，投降的明朝各路官军及李自成的部下为数不少，这些人中不乏作战经验丰富者。吴三桂决定整编这些人，为己所用。他拟设立两大营，分别命名为“忠勇营”、“义勇营”。这两大营中，各分设中、前、后、左、右五营，总共计十营，每营设骑、步兵共计一千二百人。十营中每营有总兵官一名、守备一名、千总二名、把总四名。

吴三桂另提名将领为各营总兵官，另增补中军、游击、守备等各军职。

吴三桂的报告送到北京后，吏部及兵部立即进行讨论，没有提出任何疑义，“悉如所请”，一致通过，然后奏请皇帝，皇帝大笔一挥，这事也就定了下来。

这支一万二千人的部队，不但普通士卒是由投降者组成，连各营的各级军官，也皆是由所谓的“投诚将官”担任。总兵马宝、塔新策、马惟兴，游击曹福德等人，是在顺治十二年五月率众四千余、马一千余匹，自澜沧江外降清。马宝、马惟兴都是孙可望信赖的战将，在永历政权中被封为公爵，他们在李定国、白文选与孙可望的内斗中，支持了李定国，致使孙可望失败，在永历政权穷途末路时他们投向了吴三桂。总兵李如碧，高启隆、吴子圣、王会、杨威，游击邓望功、韩天福、王朝兴等人，原本都是明朝的将领，如吴子圣曾被封为“怀仁侯”，他们与马宝等几乎同时率部投了吴三桂。总兵刘之复和塔新策原是永历赐封的巩昌王白文选的部下，在吴三桂南下云贵时投降。十营总兵官中，除了刘称外，其余九名和上述提到的四名游击，原都是李定国和白文选的部下。“忠勇”和“义勇”两大营从普通士卒到将官，都是原明与农民军的余部，经吴三桂之手，经过重新包装，又被重新组织起来，投入到历史的舞台中。史书上称：“盖云南之兵，皆系孙可望旧人，非随征员也。此辈在明朝为积贼，在逆藩为叛党……”

吴三桂所属的部队，除了援剿四镇和“忠勇”、“义勇”两大营外，还有一直归他指挥的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为“藩下”或“藩属”，也就是平西王属下之意。这支部队，按佐领制组织：“计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设一佐领”，共五十三名佐领。该部队由左右两都统管辖。

吴三桂并不是一个没脑子的武夫，他可谓“两手硬”，一边牢牢控制着军队，一边直接插手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吴三桂如此大的势力，引起清廷中一些大臣的警觉，四川道御使杨素蕴首先提出异议。

清廷并不傻，书呆子杨素蕴都懂的道理，他们能不明白？

只是没办法，正是用人之际，没吴三桂，这大清还真玩不太转，只能将这位爷先用着。将来的事将来再说，总会有办法的。

原本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吴三桂并不这么想。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他也明白此时对自己最有力的做法就是把这事搞到底，一来是试探朝廷对自己的态度，二来他要在政治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省得将来被动。他摘录杨素蕴奏章中“防微杜渐”等词语，“请旨诘问”杨素蕴，要求杨素蕴作出解释。杨素蕴遵旨回奏：“臣官御使时，见平西王吴三桂题补方面官，不论内外远近，一例坐缺定衔，有碍国体，是以具疏驳正，至于防微杜渐等语，原属概论古今通义，未尝专指该藩。臣与该藩素不识面，有何嫌隙？不过据理而陈，非别有意见。”虽然杨素蕴出于一个臣子的本分，所作所为并无问题，但是清廷为了安抚吴三桂，最终还是准备以杨素蕴回奏中“含糊巧饰”为理由，给其降职，另调他用的处分。但是这么一做，虽然起到了安抚吴三桂的作用，却寒了其他臣子的心。更何况若是将来吴三桂真的有一天反了，这朝廷的脸可就没地方搁了。所以在这个处分正式公布之前，杨素蕴便“异常巧合”地辞官回了陕西宜君老家，闭门不出十余年，直到吴三桂叛清后，才重获录用。

吴三桂确实不是一般的武将，他很有政治头脑，一方面他将自己的嫡系或是看中的人从外省调来充实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的心腹派往其他各省任职。他直接给吏部、兵部批文，要求任命他提出的人选。吏部、兵部所任命的云南、贵州文武官员，凡不合吴三桂心意的，必须撤回，而外省的官缺，凡是吴三桂认为有必要的，也都要安插上他看中的人。这种事搞多了，很多官员在私下，便戏称此举为“西选”，即平西王选用的官员。康熙五年十月，兵部实在不堪其扰，只得向皇帝提议干脆把云贵两省武官的任免权交给吴三桂算了。奏折自然是写得很含蓄，但意思很明白：兵部抱怨说他们新任命的云贵武官，往往还未到任，吴三桂已另推出人选，以致兵部推选的官员只好中途返回，如此不断重复，实在有损朝廷颜面。请求不如“照吏部例”，将此两省武职员缺，悉听该藩题补，如无可补之人，由吴三桂题明，然后兵部给予确认。这种情况执掌朝政的四位辅政大臣自然是心知肚明，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自然是表示同意，康熙帝尚年幼，还未亲政，这事也就这么定了下来。从此以后就有了“西选之官几满天下”的说法。

吴三桂还是一个很关心下一代的人，他通过把持地方科举考试，把自己的藩属子弟选入为官。光康熙五年，云南乡试，他的属下中举的就达一百六十三人之多。吴三桂自夸：“藩下子弟彬彬多文学之才。”主持考试的官员和地方大吏，不敢也不便得罪他，此时的科举在这里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有这位平西王给安排锦绣前程，这些藩属子弟自是感激不尽，在吴三桂的安排下，这些人个个得以飞黄腾达，日后反清时，这些人也成了吴三桂集团的骨干力量。

吴三桂虽然此时势力已非常大，但是他并没有得意忘形，他还是很会把握度的。云贵两省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级别的职务，吴三桂从来不指手画脚，一切听从朝廷安排。对这些高级官员，他一向也是礼遇有加。这些大员们都知吴三桂在朝廷的分量，他们对吴三桂无不“改容加礼，惟恐得罪藩府”。吴三桂很给督抚们面子，督抚们也很给吴三桂面子，面子之外，吴三桂还要牢牢抓住里子。他向朝廷请旨，为了便于更好地治理地方，要求督抚们均受他“节制”。朝廷同意了他的要求，为了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原来贵州总督驻安顺，云南总督驻曲靖，被吴三桂合并为云贵总督，驻地改为贵阳。此之前，在他的安排下云南提督已移驻云南永昌府，贵州提督则移驻安顺府。

多年危险动荡的军旅生涯让吴三桂极为看重兵权，可能只有这东西才能让他有安全感。在他出征云贵时，清帝授其“大将军印”，节制各路大军，本来按朝廷的规定，战事结束后，即应上缴“大将军印”，但吴三桂却迟迟未曾上交。康熙二年（1668年），一位内大臣对留在京师，名为额驸（驸马），实为人质的吴三桂长子吴应熊说：“以前，伪帝永历在缅甸，边疆事多，所以才给你父王‘大将军’印，为的是重事权，便于集中号令。如今天下大定，还据有不还，这是为什么？”吴应熊是聪明人，听出这背后必是辅佐年幼的康熙帝的四位辅政大臣的意思。这四人碍于吴三桂的实力与面子，不方便以皇帝的名义下旨强行索要，于是才采取了这番变通之策。吴应熊忙将此事向父亲汇报，除了一字不差地复述了那位内大臣的话外，他还把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一并附上，吴应熊认为这“大将军印”虽然留在父亲手上今后也许会有很大用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朝廷是铁了心要收回这枚印，且朝廷现在已给足面子，若是父亲未打算就此与朝廷交恶，还是将印上交为上策。吴三桂看了儿子的来信，考虑了几天，决定将这枚“大将军印”交回朝廷，但心中却颇为不快。

“大将军印”虽交回，但巩固加强自己实力的步伐，吴三桂从未放缓。自从他降清征讨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剿灭永历政权，南征北战，已过去二十余年。当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一大批将领，老的老，死的死，病的病。吴三桂自己虽然仍然健壮，但毕竟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为长远计，他开始大量从部下的子侄，及从四面八方投他而来的人中选拔人才，委以重用。他极其看重军队的训练，视其为长远立足的根本。他以《黄石素书》、《武侯（诸葛亮）阵法》等兵书为教材，培养自己麾下的年轻将领，以备将帅之选，对于其中勤奋优秀者，在提拔任用上，吴三桂从来不吝啬，他的举动，大大激励了那些渴望建功立业，封官加爵的年轻人们，整个军队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向上之势。

考虑到战后农民恢复农业生产有许多现实困难，吴三桂特请朝廷恩准发放军中饷银三万余两，买耕牛、种子散发给当地农民，又发下军中用米一万五千石，赈济贫民，以便督令他们乘时耕种。这些请求因符合朝廷的根本利益，很快便得到批准。

吴三桂此时的思路很清晰，那就是让民众休养生息，提高生产力，最终达到加强他所辖地方的实力。云南虽偏远，但地产丰富。自元明以来，开采不断，已形成金、银、铜、铁、铅等采矿中心，各有矿厂。这些矿厂可谓遍布省内各地，后多数为吴三桂治云南时所开采。他向矿厂征收高额税，部分矿厂则直接由藩府经营，获利更多。

除了开矿外，盐井的税收也是十分可观的。云南有黑、白、琅三种盐井，至明末时，黑井盐税九万余两，每斤征银一分六厘；白井盐税两万八千两，每斤征银八厘；琅井盐税九千余两，每斤征银六厘，吴三桂以此数为准征收。

要不是为了写吴三桂的一生，笔者也不知道，历史上这位赫赫有名的平西王竟然还是一个颇有生意头脑的人。他把钱贷给商人，称为“藩本”，从中取高额利息，不断增厚“藩本”，从中牟利。

这吴三桂不但放高利贷，而且还做边贸生意。顺治十八年三月，恰巧有西藏的喇嘛领袖与蒙古干都台吉派遣使者前来云南，一来祝贺平定云南，二来要求在北胜州（地在云南北部与西藏接界之处）互市茶马。吴三桂见有利可图很高兴。

互市项目，以茶叶、马匹互易，即云南以茶易马，西藏以马易茶。

如果吴三桂不搞军事，肯定也会是位成功的商人，他的贸易足迹不止限于西藏，更远至辽东。辽东地区盛产人参，人参作为名贵药材，被称为关东一宝，各地需求量极大。吴三桂看准时机，将人参大量运往各地发售。四川巴蜀地产黄连、附子，也都是名贵药材。吴三桂则通过自己的权力加以垄断，不准私人贩卖，设官衙严禁，违禁者以死论处。没有了竞争，这些药材的价格一路狂长，让吴三桂赚得个盆满钵满。他还利用疏通渠道、筑城为名，征收重税。在云贵各水陆要冲，派遣心腹把守，“榷敛市货”。

吴三桂到底弄了多少钱？云贵的土地、贸易、高利贷、商业、手工业、采矿、关税、盐铁金银等所有能来钱的事儿，都牢牢掌握在他手中。手中有兵，再加上这些经济支持，足可以和清廷叫叫板。

这应该算是吴三桂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了，愉快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他时常换上幅巾便服，召集一些文人名士到安阜园宴会，弹琴赋诗，徜徉其间。有一次，他借西寺落成，大宴文武诸官。宴会中，他命盐道官赵廷标作诗，指金刚为题，令赋咏金刚。赵廷标平时好作诗，也不谦让，随口咏出四句：

金刚本是一团泥，

张拳鼓掌把人欺。

你说你是硬汉子，

你敢同我洗澡去！

此诗脱口而出，全场皆惊，不过吴三桂心情极好，加上极端的自信，所以他反倒无任何怪罪之意，哈哈大笑，表现得如孩童般开心。

只要不是重大庆典，吴三桂出行一般都不乘辇，而是骑马，间或安步当车，悠然自得。一年中，屡屡携众出郊外狩猎。他在关外时，已养成狩猎的习惯，昆明郊外多山林，更兼四季如春，禽鸟无处不有。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吴三桂好不轻松快活。他感叹道：“若余生每日如此，此生无憾矣！”

那个年头只要跟吴三桂稍稍搭上点关系都是件极为幸福的事。吴三桂有一女婿名叫王永宁，当年，吴三桂与王永宁之父为同僚，两家结为亲家，吴三桂答应如有女，必许以为妻，此时王永宁尚在襁褓中。王永宁的父亲去世后，家中生活失去依靠，把他寄养在邻家。等他长大了，漂流无依，到三十岁也未娶亲。后得知吴三桂已发迹，此人在家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出当年吴家与自家缔姻的帖子，于是远赴云南求亲。到了平西王府他将“子婿帖”通过守门卫士转达，吴三桂看到这帖子，不禁吃了一惊。他倒没忘当年的这件事，只是惊讶于经过多年兵荒马乱，这位贤婿竟还能找到自己。他倒颇有气度，一点都没嫌弃自己这位穷女婿，只是笑称：“这小子真是好福气！”当即命备一公馆，作为居室，授为三品官，供应衣食，备办了一切生活用品和结婚用的器具，择日成亲，另给女儿一套极为丰厚的妆奁。同时，给江苏巡抚发了一个文件，令其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巡抚大人不敢怠慢，遵嘱照办，选定苏州城齐门内拙政园作为府第。

这世间，在极度权力的笼罩下，总是不断复制出一幕幕荒诞离奇的闹剧。

吴三桂有一手下，是个丘八，史书上已经查不到他的名字，不过他的“业绩”倒是流传了下来，也算不枉此生。他看中城内一阔佬，便上门无比诚恳地同人家商量，说自己是个孤儿，可怜的很，觉着这位阔佬长的面善，无比慈祥，让自己心怀向往，想认他做干老子。平白无故跑来一满脸络腮胡子的“干儿”，阔佬吃惊不小。不过转念一想，既然人家铁了心要认自己做“爸爸”，坚辞不要怕是不可能，反而得罪了人，以后难免不受打击报复。阔佬之所以能成为阔佬，自然脑子不至于太笨，他也明白这丘八跑上门来主动要当干儿，自不会是因他自己所说的那套狗屁理由，阔佬做了半辈子生意，少不得与三教九流各大小衙门打交道，这么多年来各方面的打点自然也是不少，既然这次躲不过去，那不如爽快点收了这“儿子”，就算是感情投资，毕竟此人是吴三桂的手下，搭上王府这条线，以后终究是好办事。

选了良辰吉日，行了拜父大礼，这事就算是定了下来。别人开口管自己叫爹，“叫钱”自然是少不得的，阔佬拿出不少银两给这新收的儿子。过了些日子，这好儿子又把媳妇领来，媳妇见公爹，自然也少不得给些钱，且吃喝穿用，全由干爹供给。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干儿子把自己七大姑八大姨，阿猫阿狗，但凡跟自己有点关系的都领进门来，吃喝嫖赌，全都由府中供给。这下阔佬觉得不对劲了，虽然他从前做生意，也一直给各方面打点，但总有个限度，而如今这干儿子的举动已是明显的“不上路子”。这世间最精明最有眼光的便是生意人，阔佬认定这干儿子是个无底洞，若是再留下来，自家总有一天被折腾光，还是赶紧想办法送走这瘟神才是上策。他赶紧托人花了大价钱和自己干儿子的上级搭上关系，又主动许诺给这干儿自立门户一笔安家费，费了一番周折，最终才了结此事。

此事虽了，但却传遍整个昆明城，一时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话归笑话，但阔佬干儿子的同僚们却从“干爹门”中发现无限的商机。军中各色人等纷纷要求昆明的富户们当自己的干爹，一时间昆民的干爹数量成几何级的增长，阔佬们叫苦不迭。但凡想做干儿的丘八上门，直接谈妥银两，礼送出门了事。不过也不是每一个阔佬都有那么好运气，一次就能摆平此事，有时碰上那种“骨灰级”想当干儿子的“发烧友”，就得托些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人从中调和，这也就催生了一门新的职业，管人家婚娶的叫“说媒”，而这管人家认干爹的则叫“说爹”，这恐怕也算是古今中外最有创意最优雅的抢劫了！

结束了战乱，搏命暂告一段落，自然也该谈谈吴三桂的家庭生活了。

吴三桂的原配张氏，是辽东人。其家境一般，史书上记载：张氏在夫贵妻荣后，常叹曰：“昔作嫁衣裳，吾母尝吝一红裠，今若此，岂非命耶！”意思就是说自己出嫁时，母亲还舍不得给她一件红衣裳！而现在富贵了，跟以前相比，不禁感叹，难道这是命运。从史书上的蛛丝马迹推测，这个女人应该并不算漂亮。不过她命好，身为吴三桂的第一个女人，她抢占先机，为吴三桂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堂堂的额驸吴应熊。这个吴应熊是吴三桂唯一的儿子，当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和吴三桂翻脸后，杀光了吴家在京城的所有眷属，而吴应熊此时正和母亲在宁远，与吴三桂在一起，侥幸逃生。

不漂亮的女人往往妒忌心会更强些，这个张氏便是如此。其实吴三桂很烦她，不过母以子贵，看在自己唯一的儿子吴应熊的面子上，吴三桂表面上对张氏还是蛮客气的，算得上是相敬如宾吧。日常生活中张氏时不时弄出点事来烦吴三桂，吴三桂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好不烦恼。

好在聪明的女人必是懂得体贴男人的女人，陈圆圆的贤淑，足以宽慰吴三桂那颗受伤的心。吴三桂越发宠爱她，自然也就爱屋及乌。一次，吴三桂与陈圆圆聊天中谈到家乡亲属，陈圆圆随口说到自己还有一个叔父，叫陈玉汝。吴三桂记住此人名字，事后派人前往陈圆圆家乡武进县，寻找此人，打算把他带回云南，共享福贵。费了一番周折人倒是找到了，不过这陈玉汝很有些骨气，对差官说道：“我是前明的老孝廉，怎么可以当人家宠姬的叔父呢！”断然拒绝去往云南。办差的人可不敢把实情告诉吴三桂，回去禀报说：“陈老爷在家乡住惯了，怕不习惯云南的天气，便不想来云南，不过他老人家对王爷的厚恩大为感动，特地要小人代他给王爷多磕几个头。”吴三桂原本也就是想讨陈圆圆的欢心，见人家叔父不愿意来，也就作罢。不过他见了陈圆圆后，还是把此事叙说了一番，为自己表功。陈圆圆听后，心中暗笑，她熟知叔父的脾气秉性，自知叔父不可能说出磕头之类的话，不愿意来的原因，她也猜出八九分，不过表面上还是装出很高兴的样子，夸吴三桂对她家人厚爱有加。

其时吴三桂身边不止陈圆圆一个女人，同样受他宠爱的，还有“八面观音”、“四面观音”。这两位美人原是明礼部侍郎李明睿的家妓。李有侍妓十数人，声色极一时之选，而以此两女长得最美，楚楚动人。后这两位美女被给事高安得到，献给了三桂。如果说吴三桂对陈圆圆的宠爱是出于真情流露的话，这两女则是以貌美和善歌舞而受宠，这两女被安置于丽宫金屋。

与吴三桂齐名的另外两位王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在风流方面一点都不比吴三桂差。他们妻妾成群，极尽声色之乐。平南王尚可喜先后共有二十四个妻子，一半是到了广东后续娶的。妻妾多，子女也多，他有三十二个儿子、二十四个女儿，儿子娶妻，女儿出嫁，在广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尚氏家族。

吴三桂虽妻妾众多，不过因受灭门之祸，子女却很少。他只有一个儿子吴应熊。吴应熊在北京成家，有子四人。吴三桂的女儿有六个，女婿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卫朴，也是他的心腹干将。吴三桂还有一个侄子，名叫吴应期。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对吴三桂的评价可谓是骂声一片，把吴哥说得是一文不值。对此笔者并不感到奇怪，历史向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嘛，不过吴哥若真的是那么不堪，那后来清廷又怎么会跟他打了那么多年才搞定？所以笔者推断吴哥还是应该有点“成色”的。应该在他的那个时代，他还是会有些“粉丝”，乃至坚定的支持者。胜利者书写历史，但不能完全掩盖历史，笔者幸运地在史料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据记载，吴三桂对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还是较为厚爱的。对于那些能为他所用的，往往千方百计罗致到自己门下，赏以重金。在这方面，可谓挥金如土，非常舍得花钱。中国的文人穷酸了几千年，如今碰上这么位如此给面子的爷，自然会有那么些人，出于知遇之恩，对他颇有好感。据说那个时代吴三桂在一些文人心目中，地位还是蛮崇高的，一些人在书中称其“轻财好士”。

原明朝大将傅宗龙曾是吴三桂的上级，吴三桂在他手下做事的时候，这位领导估计是待他不薄，后来吴三桂富贵发达了，便把他的儿子傅汝如召至云南，供养在府中，待他如自己的亲兄弟。平西王府禁卫森严，但傅汝如却可随便出入，侍卫从不敢盘问。

宁都（江西宁都）人曾应遴曾对吴三桂有恩，他的儿子到云南漫游，吴三桂待之如上宾。离开云南时，吴三桂赠以十四万两巨额白银，让世间震惊！

自云贵督抚以下，至守令等地方官员，有公事拜谒三桂，他一定备酒席招待，并不时地馈赠巨金。云南巡抚袁懋功职务调动，吴三桂一出手就是十万两白银。康熙九年，云南巡抚李天溶上任，吴三桂赠银三万两。李天溶谢绝，吴三桂也不勉强。及至抵达镇远，侍卫仍以原三万两银送至他的船中，然后疾驰而去。有一次，李天溶生病，吴三桂亲自探问，说：“李先生清贫，不以吃饭扰累你。”自带茶和午饭去看他。

吴三桂平日里较为厚待自己的部下，王辅臣是他的心腹大将之一。他原姓李，河南人，小时为官宦家奴，后参加了农民起义军，骁勇善战，勇冠三军。后来他投了明朝官军，有一个将官叫王朝进，膝下无子，见王辅臣是块好料，便收他做了义子。成年后的王辅臣身长七尺余，面白皙，少胡须，髯眉如卧蚕，据说样子颇有些三国吕布的遗风。因为他善骑射，马上如飞，所以同僚给他起了“马鹞子”的外号。

守大同时，王辅臣降了清，后调入京师，被授予御前一等侍卫。洪承畴经略河南时，清帝命他跟随效力。他处事谨慎，对洪承畴毕恭毕敬。洪承畴不说吃饭，他不敢先吃；洪承畴不说穿衣，他不敢先穿。无论洪承畴走到哪，他必寸步不离左右。遇有险阻，他必下马，亲手为洪承畴牵马。遇冈峦泥滑之处，不便行走，他必背洪承畴而过从不以御前侍卫自居。他对周围同僚也是非常和气，令洪承畴大为赞许。洪承畴率三路大军平定云南后，特奏请朝廷授王辅臣为右营总兵，辖云南以东地区，驻曲靖府。洪承畴回京后，他便归吴三桂节制。吴三桂也算是个爱才，懂得笼络人心之人。他对王辅臣有如长辈待晚辈一般，凡有美食美衣、贵重器用之物，别人得不到的，他王辅臣能得到。王辅臣自是感激不尽，对吴三桂忠心耿耿。

有一年，王辅臣奉命征云南土司乌撒，途中受邀到一名外号叫“马一棍”的将领营中赴宴。这“马一棍”之所以有这样的外号，则是因为此人生性残忍，对待下属极为残酷，常因为一些小的过失，便责以棍棒，还常常一棍就把人打死。席间大家都喝了不少酒，已有醉意。这时，开始上饭。王辅臣端起一碗饭，正要张口吃，旁边的一位王总兵眼尖，发现他碗里有一只死苍蝇，连喊：“饭里有苍蝇！饭里有苍蝇！”王辅臣倒是个厚道人，怕“马一棍”为此事杀了厨子，便打圆场道：“我们是亲身矢石只知打仗的人，有饭吃就行了，哪有闲心去挑食！倥偬之际，死蝇我也吃过！”王总兵没有明白王辅臣的善意，趁着酒兴说道：“你要真敢吃苍蝇，我便把自己的坐骑赠送与你。”王辅臣心中暗骂：“真是个不懂事的东西，不会说人话。”骂归骂，但刚才自己已经说出的话，又不便反悔，何况那位王总兵的马也确实不错，他早前便已相中，但王总兵一直未肯割爱。于是乎王辅臣便真的吞下了那只苍蝇。此时吴三桂的侄子吴应期也在席间，他平时与王辅臣关系还不错，见此情景颇为有趣，便开玩笑道：“王总兵的马怎么这么好骑呢？人与兄（指王辅臣）赌食死蝇，兄就吃，如与兄赌食粪便，兄也要吃粪吗？”这王辅臣原本吃苍蝇是出于好心，现在却弄成了这样子，心中已是十分的冒火，而吴应期的话，更是火上浇油。王辅臣趁着酒兴，半醉半真地怒骂道：“吴应期！你自恃平西王待你如子，敢当众辱我。别人怕你王子王孙，我不怕！我敢吃王子王孙的脑髓，嚼你的心肝，挖你的眼睛！”说完，挥动铁拳，猛击饭桌，只听“咔嚓”一声，桌子四条腿当即折断，桌上十二个磁簋、菜碟、饭碗、酒杯全部打碎。左右侍从数百人没有一个敢上前，纷纷后退。见王辅臣如此动怒，吴应期也觉刚才玩笑开过了火，忙向王辅臣作揖赔罪。

第二天王辅臣酒醒后，部下劝他：“昨日虽是吴应期不对，但您怒骂他的话还是颇为犯忌讳的，何况他已当场向您赔了罪，您是不是也应该高姿态些，向他打个招呼，好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王辅臣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他刚要出门，却见吴应期已飞马而来。吴应期诚恳地对他说：“昨日因多灌了几杯猫尿，无心出语伤害了兄长，心中愧疚不已，今日特登门负荆请罪，还望兄长能宽恕。”王辅臣说：“兄弟言重了，昨日我也是醉了，才说出那些狠话，您不怪罪我就好，怎么反而如此自责呢！”

两人言归于好，王辅臣格外高兴，他召集诸将，摆了一桌和合酒。大家开怀痛饮，算是了结了前嫌。

王辅臣与吴应期倒是重归于好，但却有好事者将此事禀报给了吴三桂。吴三桂对于王辅臣的言论很吃惊，便派人到下面了解情况。根据了解的情况，吴三桂虽然知道此事系自己侄子挑起，王辅臣的话多半是气话，但心里对这事还是有些耿耿于怀的。

此时适逢曲靖的差官前来省里领取饷银，办完公事，特向吴三桂辞行。吴三桂慰劳说：“你回去替我问好各营将士，还要特别转告你们的主帅王辅臣，前不久征乌撒时，跟吴应期酒后争吵，都是少年兄弟，喝醉骂座，这也是常事，就是以拳头相击，又有何妨！打架也罢了，何必把老夫也牵扯进去？甚至说：‘你是王子，我敢吃王的脑髓心肝！’这是什么话？让别人听了，都会笑话我，说：‘吴三桂老子平日爱惜王辅臣如珍宝，现在却想吃他的脑髓！’这岂不令人寒心！你回去告诉王辅臣，今后不要再说这类话。”

听了吴三桂的话，王辅臣心中有些不快。这王辅臣虽是个厚道人，却不是那种甘心当奴才的。虽然他跟不同的政权都干过，但那只是从现实利益出发考虑。在洪承畴及吴三桂手下兢兢业业做事，也是出于本分。老实说在心里他从没觉得自己欠了谁的，他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玩命换来的。他吴三桂对自己是不错，可那也是因为自己办事得力所致，并不是他吴三桂大发善心白给的。他和吴三桂都是朝廷的臣子，都是给清廷打工的，而吴三桂却把自己视为家长，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来对待他，这让他觉得在吴三桂手下绝非长久之计，他应该像吴三桂那样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做一个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冕之王”。

此时正好固原提督空缺，他秘派人携带重金前往京师，买通朝廷重臣，将其调离云南，补了这个缺。

朝廷调令下至昆明，吴三桂很吃惊，他没想到王辅臣会来这一手。王辅臣接到新任命后，来昆明向吴三桂辞行。吴三桂的表现颇令人吃惊，他拉着王辅臣的手，涕泣不止，说：“你到了平凉，不要忘了老夫。你家里穷，人口多，万里迢迢，怎么受得了！”当即令人取出两万两白银，赠给王辅臣做路费。

吴三桂为何会有如此表现，难道是真情流露？应该说是对了一半，说对是因为吴三桂对王辅臣的离开，确实是感到伤感；说只对了一半，则是因为，吴三桂难过，不是他个人感情上有多么离不开王辅臣，他难过，是因为王辅臣是个人才，是一员猛将，有他在，吴三桂便如虎添翼，如此的“利器”如今不能为他所用，作为一个久经战阵的职业军人来说，该是多么的遗憾！当然遗憾归遗憾，以吴三桂的人生经历来说，克制住自己的这点感情，是完全做得到的。但是他没有选择克制，而是毫无保留地流露出来，他相信这是足以感动人心的。加上那两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可见他的高明之处。

吴三桂重视对人心的笼络，在日常中无处不体现。他虽然对外骄横，但对自己的部下却往往很谦和。据见过他的人说，吴三桂每与人议事，相对如家人父子。对方如提出诘难，他不仅不生气，而且更喜欢，往复谈论，娓娓不倦。他平生如非盛怒，从不疾言厉色。

吴三桂在云贵抛赠巨金，广招四方豪杰之士，凡有才望素著者，及仪表伟岸者，百计罗致，命投藩下，蓄为私人。按惯例，凡新到任云贵的七品以上官员，先进谒平西王府，拜见吴三桂。他当面细问家世、履历，察言观色，一经发现该人有才能，立即优礼款待，备酒宴，待以上宾。然后，派人向对方说明，他已被收为王府的“私人”，并出具手续，确定隶属关系，最后给本人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

军中有句戏言：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清朝那会儿没有参谋长这个官职，但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亲王来说，手上要是没有兵权，那就如同森林之王老虎没有牙齿一样寒碜。但现在战事已结束，朝廷裁撤军队、收回兵权是必然的，也是吴三桂最不愿意看到的。他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洪承畴离开云南时，曾告诫他：要想保住兵权，就必须让云贵两地永远不可有长久的太平，这样朝廷就永远也离不开他。此时云贵地区的南明及大顺军已被肃清，但苗、瑶、僮（壮）等少数民族武装却还比较活跃。这些少数民族的酋长、头人叛服无常，这给了吴三桂很好的机会。

吴三桂一边“卖力”地平叛着，一边向朝廷提出设郡的建议。吴三桂在奏折中，首先谈到水西地区的历史沿革，苗、瑶等少数民族难于治理，尤其明天启年间构乱不已，明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前后用兵二十年，仍没有解决问题，究其原因，是“边臣失策”，剿抚不得其法。而他却仅以一年的时间，彻底平定了水西的广大地区。虽然他强调这一成功实蒙皇上“天讨之灵”，但实质是向朝廷表个人之功。奏文的核心内容是，改革水西沿袭已久的土司酋长世袭一统制，置府州县，设“流官”，把行政权与财政权等收归朝廷，由朝廷任命官员，具体行使管辖权。

吴三桂的建议虽然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改土归流则在历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历朝历代，边疆虽然名义上是朝廷在统治，但实际上行使管制权的则是当地的头人、酋长、土司等，朝廷只不过象征性地册封个官职罢了。而设置府、州县，设流官，则是对几千年一统天下的土司制度的一个政治突破。不可不谓是一大进步，它发展和巩固了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对促进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民族的文化与经济交流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清廷意识到了这份奏折的战略价值，很快便批准了。

云南逐渐安定下来，朝廷是高兴了，可吴三桂却并不高兴。要是边疆一直如此安定下去，还要他这个平西王干吗？历史上“兔死狗烹”的例子还少吗？

吴三桂自然不会安心等着做被烹了的狗！于是兔子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

康熙六年三月，吴三桂向京师发出了蒙古入侵的警报！

据他陈奏：蒙古干都台吉聚兵丽江、北胜，“请移兵捍御”。五月，他又报：蒙古干都台吉遣人至北胜州，“乞赴滇通商”。至六月，蒙古已经占据丽江中甸地。这就是，蒙古先以兵压境，再求以通商，进而占地不走。九月间，吴三桂巡边，上疏请求亲征。

九月二十八日，吴三桂率部离开昆明，慢慢进军。十一月，行至大理驻扎。他在这里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疏，称：蒙古已从所占之地撤兵。现今隆冬，冰雪已深，料敌人不能再来，我已分布各营官兵固守明户，即暂回师。

其实，这只“兔子”完全是吴三桂人工制造的山寨版。人家只不过是想与他通商，并无想打仗的念头。而他正好借此制造危机。这之后，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如，康熙七年（1668年）七月，吴三桂报称：蒙古占据中甸，丽江土知府木懿被捉。而实际情况是，吴三桂私割中甸畀诸番屯牧，通商互市，却假报蒙古入侵。康熙十年（1671年），吴三桂率兵至北胜州，一位赵姓的将官向他禀报：“西番人入寇。”而实际上并无此事，只不过是吴三桂的部下看出了主子的心思，所以顺着他的思路，多制造几只“兔子”罢了。此后镇守边疆的各将领为迎合三桂，不时地虚报军情，故意夸大事态，吴三桂觉得他们很懂事，他很满意，时常给予奖励。他往往以“江外野贼”入侵等假情报欺瞒地方属吏大员，进而欺瞒朝廷。

其实吴三桂的小算盘也并不过分，人家倒也确实没想谋反，将清朝皇帝取而代之。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深知谋反该有多辛苦、多危险，多么的具有不可预测性。他所想的仅仅是保住自己的这份荣华富贵，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让“兔死狗烹”的下场永远不要落在自己头上。他一心想让他老吴家成为清朝的黔国公沐氏家族，世代镇守云贵，富贵永远。

在明朝时，云贵为黔国公沐氏家族的藩地。早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沐氏始祖沐英即受命镇守云南。沐英，定远（安徽宁远）人，十余岁时，被明太祖朱元璋收养，一度曾改姓朱。长大后，随军出征，屡立功勋，深得朱元璋信任。洪武十年，封西平侯。洪武十四年（1381年），南征云南，从元军手中夺下云南。后被朱元璋留镇云南。元朝余部及当地一些少数民族武装不时进行反抗活动，都被沐英一一平定，沐英声威大镇。云贵局势的稳定，令朱元璋非常满意。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冬，沐英入朝南京，朱元璋赐宴奉天殿，赏赐大量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临别时，朱元璋用手亲抚沐英的肩背，亲切地说：“使我高枕无南顾之忧的，就是你沐英啊！”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病故，追封黔宁王。自沐英死后，其子沐春袭爵，沐春死，无子，其弟沐晟袭爵，始封黔国公。从沐晟后，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准许他们的子孙世袭黔国公爵位。从朱元璋在世时的第一代沐英，到崇祯、南明永历两朝的沐天波，经历十二代。直到沐天波最后在缅甸遇害。

吴三桂真的是以云贵为家。他苦心经营，积敛财富，广置田产，大建宫室，他的部将及亲属也都大建府宅，准备在此扎根。

吴三桂的梦是那么的美好，做美梦的人最害怕，也是最忌讳自己的美梦被人打破的。他对清廷始终抱有戒心，不是他多疑，而是历史从来就是那么残酷，功勋权贵，要想世代传下去，不是那么容易的。

客观地说，吴三桂与清廷之间，并没有好坏黑白之分。从清廷的动向看，吴三桂的举动可以说是完全合情合理。清廷的“统战工作”从来只是“看上去很美”。看上去汉人只要替清廷卖命，同样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但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兵、吏、户、工、礼，这些要害部门，一把手皆是满人。对于那些手握重兵的汉人，都必须将儿子留在京城作为人质。只不过清廷对于这些人质，往往封官加爵。这些人虽然面子是足了，但其人质的性质并无任何改变。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尚可喜的三子尚之隆、长子尚之信、耿继茂的二子耿昭忠、三子耿聚忠便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这几位公子都被招为额驸。

吴三桂是诸王中最有政治头脑的，但并没有被动地让儿子仅仅作为人质。既然儿子留在京城，那么正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探听京城权力核心的消息。他将心腹胡心水安排在吴应熊身边，特别嘱咐：“吾子年少，不懂事，烦你代为照料一切事。”胡心水精明能干，将额驸府中各项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挥金如土，上下左右无不相得”。朝中凡是与吴三桂有关的事务，都能买通朝廷重臣为其说话。吴应熊平日里也极为留心朝廷举动，“多聚奸人，散金钱，交通四方”，凡大小事，都派“飞骑”报闻吴三桂。可以说吴三桂虽远在云南，但朝中动静，了如指掌。

战乱时期，也是清廷与几位汉王的蜜月期，但蜜月再美好，总有结束的一天。随着国内战乱的逐步平定，清廷愈来愈觉得，这些汉王的存在，已严重影响到清廷的统治根基。早在顺治十八年，四川道御使杨素蕴就首先揭发吴三桂擅自用权，随便选任云南官吏，“有碍国体”。继杨素蕴之后，康熙七年，又有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弘烈参劾吴三桂，称吴三桂“必有异志，宜早为防备”。但那时，除掉吴三桂的时机显然还未成熟，所以清廷只能牺牲这几位官员，其中傅弘烈，经部议，认定其“越职言事，劾奏亲王”，犯有诬告罪，被判斩刑。康熙九年，予以减刑，发充广西梧州军中效力。后来御史李棠，也因参劾吴三桂而受到革职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