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那些弹劾吴三桂的官员虽然顺了吴三桂的心，但那只是做给这位平西王看的，清廷从来就没有，也没打算真正信任这些汉人王爷。归根结底，这些汉王们只是清廷手中的一柄利刃，清廷无时无刻不在提防这些利刃哪天一不小心就割到了自己。

在天下太平后，清廷便开始采取积极有效的步骤，不露声色地削弱汉王们的实力。其中云贵总督赵廷臣调任浙江总督，张勇调为宁夏提督，王辅臣调为固原提督，马宁调为山东提督，李本琛调为贵州提督，吴得功调为湖广提督，严自明调为广东提督，刘进忠调为潮州总兵，王进功调为福建提督。这些人原本都是吴三桂得力的心腹将领，他们的调离，对吴三桂不可不谓有重大影响。吴三桂的“眼珠子”——忠勇营、义勇营，在康熙四年五月，也被朝廷重新调整。云南广罗总兵赵良栋调任为贵州比喇总兵、云南“忠勇”右营总兵刘之复调为贵州大方总兵官，云南“忠勇”前营总兵李如碧调为贵州水西总兵，云南“义勇”中营总兵王会调为广罗总兵，“忠勇”后营总兵塔新策调为贵州定广总兵，贵州思南总王平调为安笼总兵。康熙五年九月，改乌撒土府为威宁府，六年二月，将塔新策调任为威宁总兵。康熙八年三月，贵州平远（比喇）总兵赵良栋远调任山西大同总兵。

康熙五年二月，朝廷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增设云南开化镇总兵官为名，裁去“忠勇”中营总兵官缺，所属官兵，归并到开化镇统辖，其总兵职务由原“忠勇”左营总高启隆担任，并将“忠勇”中营总兵马宝调任曲寻、武霑总兵。

几经朝廷调动，吴三桂所建的“忠勇”与“义勇”两营已属有名无实。

朝廷的这些举措，其真实用意，自然瞒不过吴三桂的眼睛，他心中很是不安。他手下有一名叫吕黍子的浙江人士献策：“亲王权尊势重，致使傅（弘烈）、李（棠）敢于参劾。何不营造园亭，多买歌童舞女，日夜欢娱，使朝廷勿疑。”这一计谋在熟读兵书的吴三桂看来并不新鲜，历史上用的人多了，不过此计虽不奇，但还是值得一试。当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抄了事，还需加点料配合一下。他清楚清廷之所以对他不放心，根源还在于他手中的军队。反正是要裁军，与其等着朝廷下令，被动的裁，不如自己主动一些，适当裁剪一些他认为可以裁的部队，一方面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朝廷的疑虑。

康熙四年五月，在平定水西、乌蒙之后，吴三桂上奏朝廷，请撤云南省的额兵，计划员额为七千二百人，其中将一千八百人调广罗、蒙景两镇和云州、马龙两营。除总兵官以下将领另行改任外，实裁将领副将一员、参将一员、游击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在奏折中，吴三桂同时提出，将“忠勇”等五营全部裁去。兵部在讨论了他的奏疏后，表示同意，康熙帝御准。

清朝的统治愈是牢固，对吴三桂等汉王的迁就幅度就愈是紧缩。过去平西王想提拔谁，只要他自己看中就行，到朝廷那儿无非就是走个过场，盖个章罢了。弄得很多官员心中只知有平西王，不知有朝廷。

清廷当然知道这种状况的危害性，但当时迫于全国形势还不是非常稳定，对这种现象也只能隐忍不发。而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清廷终于可以改改规矩，敲一敲被惯坏了的汉王爷们啦。从康熙五年开始，吴三桂发现，他要求提拔的官员，在朝廷那儿，竟然大多无法通过。恰逢此时，吴三桂安插在京城的心腹胡心水偏偏死了，失去了耳目，让吴三桂一时对朝廷的动态有些把握不住。胡心水的侄儿，同时也是吴三桂爱婿的胡国柱和谋臣方光琛向吴三桂建议：“朝廷明显已是不再信任王爷您，您该早做些准备。”吴三桂笑道：“朝廷又何时信任过我，以前只不过是需要用我，所以才对我恩宠有加，如今虽然还是需要用我，只不过对我的依赖没以前那么强了，所以有些规矩就得由朝廷来定。”

吴三桂可谓是老谋深算，他知道自己的底牌，也清楚对手的底牌。打牌最重要的是什么？“天胡”是每个牌手最向往的结局，但这得靠天运，若是就想靠这个“过活”，那么只能像“守株待兔”中的主人公一样愚蠢！该放的放，该舍的舍，才能走活自己的牌，才能在牌桌上占尽主动！而吴三桂就是这样一个高手。

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他上疏朝廷，自感“两目昏瞀，精力日减”，请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康熙帝未表任何挽留之意，御示：“王久镇疆，总理两省，勋劳茂著，倚毗方殷。览奏，知两目昏瞀，精力日销，皆因事繁过瘁，深轸朕怀。云贵两省事务，应作何管理，著该部（指吏部）议奏。”

十二天后，五月三十日，吏部议定：“应将该藩所管各项事务，照各省例，责令该督、抚管理，其大小官，亦照各省例，臣部题授。”康熙帝当即批准。

朝廷的态度当然不会让吴三桂痛快，但对于吴三桂来说，痛快那点儿事，算得了什么？他此番的做法可不是为了发泄点私人的小脾气，他的用意很明确，那就是彻底摸清朝廷的用意。见朝廷收了文官的选任权，吴三桂干脆又上奏朝廷，要求把武将的人事权一并上交。朝廷倒也痛快，很快便批准。

从理论上来说，吴三桂把这些权力一上交，他就基本什么都不剩了，只剩下了有名无实的平西王封号。吴三桂从不是一个莽撞的人，所有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他不慌不忙，很是撑得住。而他的部下，因不知他真实的想法，所以显得惶惶不安，他们暗自揣度，平西王莫不是真的老糊涂了，这样下去，他们吴氏利益集团的人怕是要末日来临了。这些资深将领深知无论官职多高，封号多尊贵，手上没有兵权，你便什么都不是，朝廷想怎么拿捏你就怎么拿捏你。方光琛等人急切地询问：“亲王还不明白朝廷的意图吗？”面对众将的急切询问，吴三桂并没有给出答复，只是说，老夫心里有数。

神奇的事情在九月底终于发生了！

云贵总督卞三元、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琛忽然联合上奏，力陈平西王的功劳，要求朝廷仍命吴三桂总管云贵事务。

在当时，这可是一件爆炸性的新闻！

在封建朝代，皇帝已做出的决定，臣子是断不敢再提出疑问的，如今这三位高官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不可谓不胆大至极。正常情况下，三位官员应当会丢官甚至危及性命。但很奇妙的是，康熙帝竟然语气很是温和地对此事做了一个解释：“该藩以精力日为消减奏请，故照所请允行。今地方已平，若令王复理事务，恐其过劳，以致精力大损。如边疆地方，遇有军机，王自应料理。”

即使对那段历史不熟悉的人，现在也可以看出，这三位官员的举动已很清楚地说明，他们是吴三桂的人，他们的命运与吴三桂是捆绑在一起的。他们的大胆举动，完全是吴三桂在背后支持的，他们的意思其实就是吴三桂的意思。

吴三桂在试探朝廷，朝廷也在试探吴三桂。这一时刻，无论是吴三桂，还是朝廷，都深知，要想局势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某种程度的妥协，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而康熙帝的解释，就是这种妥协结果在文字上的反映。首先朝廷的话说得很客气，从爱护关心吴三桂这位大功臣的身体出发，所以才批准了他的请求。同时又提出，虽然平时兵权已收回朝廷，但如果遇到战事，仍然还是由吴三桂统帅军队。

朝廷终于踏实地迈出了那一步，他们一直想迈，也必须要迈的第一步。吴三桂很清楚，朝廷的那一步是必然要走的，他拦不住那一步，他也不想拦。作为一个实用主义大师，他退了，退的很高明，看上去虽然他退了，但实际上他的双脚仍然还在他身后那条底线之内。

此时的这个结果，双方都很满意。

这进一步，退一步，道理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但毕竟不是我们和邻居为犄角旮旯争一争，让一让。进也好，退也罢。明规则，潜规则，阴谋，阳谋，好不热闹。一幕又一幕精彩的大戏不断上演。

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朝廷封吴三桂的儿子和硕额驸吴应熊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同时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将已故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聚忠、耿昭忠及平南王尚可喜三子尚之隆封为太子少师。虽是同时受封，但吴应熊的爵位比其他人要高，这是一种姿态，是做给吴三桂看的。在清廷的心目中，吴三桂仍然是有很大的价值。如果说先前朝廷杵了吴三桂一下，但现在就是在揉他。当然今天揉他吴三桂，也是为了明天能更好地杵他，甚至是用大棒对付他。吴三桂不傻，他很明白，他在心中微笑着，静观其变。

康熙九年，朝廷恩准吴应熊前往云南探望吴三桂，表现出朝廷“温情的一面”。而同年八月初，吴三桂向朝廷奏报：八月二十六日，仍遣吴应熊自滇赴京。哎呀，平西王很识大体啊！嘿嘿，双方场面上都做得很漂亮，这出戏越来越有看头了。

为了打消朝廷的猜忌，吴三桂此后一段时间，很少干预政事、军事。每天跟自己的侄儿、女婿等至亲在一起宴乐。闲来无事，就跟他们到“箭道”演武场比箭。远处悬一铁甲为目标，凡箭能射中、穿透铁甲的，“罪函人”；箭矢弯曲而不能穿透铁甲的，“罪矢人”。后又改为赏赐。此事不久便被朝廷知道，康熙帝派侍卫吴丹携带弓箭数千副，前往昆明，代表朝廷，赏赐给吴三桂的将士。其用意一方面是表示关怀，另一方面是暗示吴三桂，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朝廷的监控之下，你要老老实实，要听话。吴三桂心中暗笑，自从胡心水死后，他陆续又在京城安插了新的眼线，这朝廷的一举一动，又何尝不在他老吴的眼皮底下。

吴三桂陈兵于校场，率左右梅勒、固山、章京等将领，接受赏赐，遥向圣祖谢恩。仪式完毕后，吴三桂陪同吴丹检阅将士，比射箭法。老辣的吴三桂留了一手，将精壮士卒隐藏，专派老弱残兵上场比试。吴丹回京复命，朝廷自然不会完全相信这就是吴三桂的真实军力，但那些老弱残兵多少还是让朝廷心理舒服了些。

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三桂六十大寿，朝廷恩准吴应熊携妻儿前往昆明祝寿。吴三桂大感欣慰，对方光琛等人表示：“看样子朝廷短时间内是不会动我们的，不过我们自己还是要谨慎些。”

要说朝廷与吴三桂，双方都难。作为一个中央政权，地方上有这么大一个实力诸侯，如同一个独立王国，怎能不让人担心。而作为吴三桂，虽然实力雄厚，天高皇帝远，过得好不快活，可毕竟是臣子身份，无时无刻不在担忧，中央政权会裁撤自己的权力。

不过到目前为止，双方都在尽量克制自己，不激化矛盾，尽最大努力消除对方对自己的疑惑。但双方同时也明白，这种平衡关系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大家都在尽量拖延到对自己有利的时刻。

对于中央政权来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皇朝，始终对汉人的民族情结很有顾虑。他明白在广大汉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中，对清廷的统治还是很不心甘情愿的。而三位大兵在握的汉人王爷，无异于三颗定时炸弹，如果哪天他们顺应民意，那后果很难想象。所以对于三藩，清廷必然是有决心，最终一定要把他们清除的。而作为三藩来说，没有一个有做皇帝的野心，他们都十分满足自己目前的生活。虽然他们明白朝廷要撤他们的决心，虽然作为多年征战的职业军人，他们明白，最好的防守便是进攻，但他们并没有造反的决心，因为他们的理想从来便不是做皇帝，只是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让自己和子孙后代过上荣华富贵的好日子。于是乎在撤藩这个问题上，清廷是完全的攻方，而三藩则是完全的守方。

落水图命，上岸图财。这是人的本性！

艰苦时，危险时，汉王中，倒是有想撂挑子不干，回家享福的想法。可是如今天下基本平定了，他们的想法也悄悄开始改变，这完全可以理解。在他们心中，有着这天下便是老子打下的想法，好不容易战乱结束了，有谁能从容地扔下那诱人的荣华富贵呢？他们现在的想法很现实，那就是好好经营自己的藩地，好好享受这美丽的人生，将那荣华，将那富贵，一代代传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应该说康熙帝是位“很有料”的帝王，五百年才出一个。虽然一想到三藩，他便恨得牙痒，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在具体动作上，他还是慎之又慎。在撤藩前的一两年间，即从康熙十一年到十二年初，康熙帝有针对性地进行人事变动，多方笼络吴三桂的部属。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康熙帝突然决定“叙征缅甸，获伪永历朱由榔及进云南、贵州、征水西功”，大赏吴三桂属下有功将士：授予都统何进忠为一等精奇尼哈番；护军统领夏国相、副都统吴应正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都统吴国贵、副都统高得捷、高拱、参领傅其栋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杨珅之子杨延先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李天植、傅文元之子李廷璧、傅天柱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自护军参领杨奉元等以下一百二十七人，都各授给世职不等。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很想笑，因为此番封赏的理由其实发生在十几年前，过了这么多年，却突然拿出来说事儿，实在是很做作。这份做作康熙帝自然明白，被封赏的人也明白。不过在政治上，是不是做作，从来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所作所为是否能起到作用。

在笼络、分化吴三桂嫡系的同时，康熙帝也开始将自己的心腹安插进云贵。康熙十年（1671年）初，康熙帝任命吏部右侍郎曹申吉为贵州巡抚（不过讽刺的是，此人后来投靠了吴三桂）。调原贵州巡抚佟凤彩出任河南巡抚。同年四月，云南巡抚李天浴“疏请终养”，康熙帝批准。五月，另派原任江宁巡抚朱国治为云南巡抚。原云贵总督卞三元是吴三桂的人，现在他提出“终养”老母，朝廷也未慰留，而是马上提升直隶巡抚甘文焜为云贵总督，补了这个缺。康熙八年初，又加他兵部尚书衔，以重事权。康熙十一年五月，陕西陇右道，道台李兴元被提升为云南按察使司按察使。

为了控制最为关键的军队部分，朝廷开始调整云贵各总兵官人选。康熙十年二月，调广东右路水师总兵官杜辉取代“以病乞休”的陈德，任云南永北总兵官。康熙十一年十一月，广东饶平总兵官吴启丰被调为贵州安笼总兵官。十二月，云南前镇总兵官马宁被调出，升为湖广提督。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月，吴三桂藩下长史卫朴，被提拔为云南援剿后镇总兵官。

朝廷此番调动，引起了吴三桂的密切注意。这么多年来，由于年老或健康原因，吴三桂的许多部将都相继离开军队，而现在朝廷又如此频繁调动，不能不让吴三桂担忧。不过为了不过多地刺激到他，他身边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夏国相、方光琛以及他的亲属等都还没有触动。此时吴三桂敏锐地觉察出，自己该采取些行动，否则以后会越来越被动。康熙十一年六月，云贵总督甘文焜因母病故，准假回京处理丧事。吴三桂请以云南巡抚暂管总督事务，私自将总督所辖的标兵（总督及巡抚手下，都直接有一支部队，供其调用，总督手下的叫督标，巡抚手下的叫抚标）从贵州调到云南，受他节制。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康熙帝亲派一等侍卫吴丹、二等侍卫塞扈立前往云南，慰问吴三桂，并携带他御用的貂帽、团龙貂裘、青蟒狐腋袍各一袭，束带一条，赏给吴三桂。另派两名侍卫前往广东，向尚可喜颁赏，其赐物略比吴三桂低些。

就在康熙帝赏赐和慰问吴、尚两藩后的一个月后，即三月十二日，尚可喜突然提出撤藩申请。尚可喜在奏章中写道：

臣自奉命镇粤以来，家口日蕃。顺治十二年、曾具疏请解兵柄。部臣以地方未宁，俟后议。方今四海升平，臣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正退耕陇亩之日。伏念太宗皇帝时，曾赐臣以辽东海州（今辽宁海城市）及清阳堡等处地，今乞准臣仍归辽东，安插故土，以资养赡。计带两佐领甲兵及老闲丁，约二万四千有奇。沿途夫船口粮，请并议拨给。

其实尚可喜是很不情愿交出兵权的，但是他毕竟年纪大了，精力已大不如从前。看到朝廷对吴三桂的动作，他已经很明白，撤藩是大势所趋，要反叛，他已是力不从心，且以他自身实力，也没有这个能耐，其他两位藩王的真实想法他也摸不准。他最宠爱的长子尚之信被留在京城为人质，这尚之信为人向来有点“二”，在京城闯了不少祸，吓得尚可喜只得用其他儿子把他换了回来，但尚之信回来后却暴横日甚，招纳奸宄，布为爪牙，横行无忌，引得天怒人怨。他酗酒好杀人，常常在父亲面前持刀比画。尚可喜觉得自己已经管不住他了。他已是黄土埋半截的人，荣华富贵对他来说已没有太多意义，可偏偏自己的世子是这样子一个人，就算将来把王位传给他，只怕他也保不住富贵，且必祸及家人。与其这样，不如自己主动撤藩，讨得朝廷的欢心与安心，换全家人的平安。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尚可喜在未与其他两位藩王沟通的情况下，首先提出了撤藩的申请。看到老尚如此善解人意，康熙帝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他心中迫不及待地当即就想批准，但撤藩是大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他还是得和大臣们商议商议。

御前会议上，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绝大多数人，力主撤藩，唯独大学士图海持不同意见。见绝大部分重臣都力主撤藩，康熙帝当即拍板决定，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至于尚可喜在申请撤藩时提出的，让长子尚之信留守广州，由他承袭平南王爵位的建议，则被朝廷以“现有各藩王，子无移袭之例”，而被否决。

具体撤藩的计划中，吏部、兵部认为，尚可喜有十五佐领的兵员，可携带两佐领官兵家口迁居辽东。但尚之信统兵留镇，将使父子分离，况且藩下将士早年就与王共甘苦，如今因撤藩，造成他们两地离析，是不合适的，应全迁为便。兵部特别提出：平南王藩下有绿营官兵共六千名，原驻广州府，今平南王父子迁移，这六千绿营官兵仍留在广州，由广东提督统辖，至于一切夫马舟船，等尚藩开列人口、马匹确切实数，在离广东之时，即遣官拨给。

尚可喜这只老狐狸，原以为，以自己的温顺听话，积极配合朝廷的大政方针，还能让朝廷给自己点面子，所以才提出，自己要携带部分家口和兵丁撤回关外故乡，而把王爵传给长子尚之信，让他留镇广东，这样便可给他们尚家留些政治资本。现在让朝廷一口回绝，他不禁很有些失落感，但他同时也明白，政治上的事就是那么现实，以他的实力，朝廷给他面子固然好，不给，那也没有办法，他只是叹了叹气。

康熙帝派遣钦差持诏书，于同年五月三日到达广州。尚可喜遂陆续题报启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着手准备迁移事宜。

就尚可喜撤藩之事，朝廷向各省军政官员作了通报。吴三桂、耿精忠两藩得知这个消息，非常吃惊，虽然只是尚可喜撤藩，但朝廷的态度无疑是一个风向标。

在京城的吴应熊秘密派人前往昆明带去书信：“朝廷素来就怀疑父王，尚藩、耿藩都已提出撤藩疏奏（康熙十年春耿继茂曾经因病提出过撤藩），唯独父王从没有提出过撤藩，朝廷对父王必然会有所猜忌。若父王此时赶紧写奏疏，派遣使者送来，还来得及。”

吴三桂看到儿子的书信，极为生气。他只恨自己的儿子在这件事上竟是如此的糊涂，他理解儿子迷恋荣华富贵，但儿子恐怕并不明白，若不是吴氏家族还掌握着那么一支重量级的军队，只怕荣华富贵享受的也不安心。没有军队的权贵只是皇帝面前案板上的一块肉而已，什么时候想剁，全看皇帝的心情。手握军权，世守云南，便是他老吴家最可靠的保险。他召集亲信，商量此事，部下也都不同意撤藩。但大部分意见，认为此时不妨上一道请求撤藩的奏疏，试探一下朝廷的底线，也好早做打算。

吴三桂命幕僚刘玄初起草奏疏，刘玄初是四川人，原先在蜀王刘文秀府中担任幕僚，颇善谋划，刘文秀失败后，他投了吴三桂，其能力颇得吴三桂欣赏。这道奏疏是这么写的：

臣驻镇滇省，臣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迁移（指从汉中迁云南），至康熙三年迁完。虽家口到滇九载，而臣身在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难报，惟期尽瘁藩篱，安敢遽请息肩！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

在这道奏疏之后几天，七月九日，靖南王耿精忠也给朝廷写了一份撤藩的奏疏：

臣袭爵二载，心恋帝阙（他入侍北京多年，故有此说），祇以海氛叵测，未敢遽意罢兵。近见平南王尚可喜乞归一疏，已奉谕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余年，仰恳皇仁，撤回安插。

其实耿精忠也不是真心想要撤藩，只是见其他两藩，尤其是三藩中最有实力的吴三桂都提出撤，他也不得不被动地应付一下。若是吴三桂真心愿撤，那他耿藩也没什么好指望的，若是吴三桂此番只是权益之计，那日后他也可见机行事。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奏疏都写的很巧妙，都说自己原本并不曾想提出撤藩，一个说，要报答世受“天恩”，只想竭尽心力镇守疆，不敢贸然请求“息肩”引退；一个说，东南沿海形势捉摸不定，不敢猝然罢兵而闲居，并且特别强调，他们是在见到尚可喜撤藩的奏疏后，才敢提出撤藩的。奏疏虽然写的很恭顺，但其实态度却很鲜明，表达他们根本就不想撤藩。

朝廷从两藩的奏折中自然明白他们在想什么，但此番康熙帝权衡利弊，最终还是下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决心。

他下旨：

平西王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其满洲官兵，不必遣发。如有用满兵之处，该藩于起行时，另行奏请，然后遣发，俟官兵到后，王来亦不至迟误。余依议。

吴三桂所属绿旗援剿左右前后四镇官兵共一万二千人留下，分驻武定、曲靖、楚雄等地，令总督提督统辖。

撤藩的诏书到了云南，吴三桂怒不可遏，虽然是他主动请求撤藩的，但朝廷的决断还是让他很是意外。在他心中，朝廷撤藩无疑是一件极其愚蠢的行为，就像当年李自成的部下拷打他父亲，抢走他家产及爱妾一样可恶愚蠢。他吴氏家族从未有过要造反的野心，全家老小只是想过有安全保障的富裕生活罢了，可这些愚蠢的当权者却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他。不过对于自己主动提出撤藩的请求，他丝毫不后悔，现在早点摸清朝廷的底牌，对他吴家是有利的，以他的年纪和身体状况，还来得及为整个家族做好安排。

愤怒的不仅仅是吴三桂一个人，他的部将此时的感受是一样的，他们愤慨、怒吼：“王功高，今又夺滇！”这些人中，有的与吴三桂有血缘关系，有些虽无血缘关系，却有着分不开的利益纠葛，他们是吴三桂政治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其主要成员有：吴三枚，吴三桂的弟弟，在昆明城，很有势力，“探凡胠箧之徒”，都投靠在他的门下；吴应期，吴三桂的侄儿，骁勇善战，官至都统，是吴三桂的得力战将；胡国柱、夏相国、郭壮图、卫朴，这四人是吴三桂的乘龙快婿，他们颇具才干，文武兼备；吴国贵，吴三桂的大将，早在关外时，便追随他，军功颇多，官至都统，治军严，敢争战，很受吴三桂重用；方光琛，字献廷，原明礼部尚书方一藻之子，善谋略；刘茂遐，字玄初，吴三桂重要谋士之一；马宝，字城璧，山西人，为人反复无常，号“两张皮”，狡黠善战，以勇著称。

在吴氏集团中，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人之外，还有一批子弟，这些人虽名不见经传，但都在吴氏集团中占有一定地位，形成一股势力。而在外省，也有吴三桂的心腹，如固原提督王辅臣等。这批人中，绝大部分都正值青壮年，可谓人生的黄金期。撤藩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比死还要难过。除了权贵以外，反对撤藩其实还是颇有草根基础的，广大基层官民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辽东人，他们是跟随吴三桂降清的原班人马或其子弟，其中老的经三十年的转战流徙，已不剩多少。对于青壮年，当初离开辽东时，他们年纪还小，故土在他们的心目中，仅仅是模糊的概念。如今他们已适应了云南的生活。二是黄河以北的人，如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当年都是吴三桂战斗过或驻防过的地方，曾收编了大批农民军余部，这些人对辽东没有任何感情，去那块冰天雪地的地方，在他们眼里和充军发配没有什么区别。而那些四川、云贵等省的人，他们或是张献忠的余部，或是南明统治下的土著人，这里原本就是他们的故乡，让他们远离故土，自是很不合情理的事。康熙撤藩的圣旨就像一把利刃，无时无刻不捅戳着吴三桂部下们的心灵，火一般愤怒的情绪，飞速地在人群中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