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在云南起兵的时候，他在各地还有许多旧部。这些重要的力量，他自然不会放过。除了耿藩、尚藩、孙延龄等，还有两个重量级人物，分别是王辅臣和张勇。

王辅臣现在是陕西提督，驻守平凉（甘肃平凉）。张勇则是甘肃提督，驻守甘州（甘肃张掖）。其中王辅臣和吴三桂的个人关系更亲密些。云南援剿右营标下听用官汪士荣原为王辅臣部下，所以吴三桂就派他为特使，携带两封亲笔信和任命札二道，从间道赴平凉，都交给王辅臣，让他将其中的一封信和委任札转交张勇。

王辅臣、张勇可谓吴三桂布置在西北的两颗棋子。一旦他们响应，便可造成南北夹击清廷之势，具有深远的政治与军事意义。王与张手握重兵，其麾下部队有“西北狼”的别称。王与张驻防的地方，皆属战略要地和边防重镇。平凉为陕西与甘肃两省的适中之地。自明以来，山西、陕西向称京师“右臂”，与山海关外的辽东称为“左臂”，形成两个对应的战略区。王、张二人，足可以一举控制西北，而出平凉，举足便可进入陕、山，迅速逼近北京，从而对清廷构成巨大威胁。

此外王、张的兵力，又足以牵制住清军大批部队，让吴三桂在南方可以从容应战。而在东南沿海又有耿精忠的牵制，可谓东西、南北四面夹击。

吴三桂觉得，自己对这二人是有恩的，只要自己起兵，他们必然会响应。但事实并非他想的那么简单，吴三桂有恩于他们，无非就是功名利禄。为什么会对他们这么好？那是将来用得着他们。但知道这两人好用的，不仅仅是吴三桂。精明不输于他的康熙帝，也同样会对王、张二人施以恩宠，而且只会给的更多。

王辅臣三年前，在京准备赴平凉上任时，康熙帝对他说：“朕真想把你留在朝中，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你去不可。”特命钦天监为他选择一个好日子动身，日期选在年内，而时已近年底，康熙帝又说：“行期已近，朕舍不得你走。上元节就到了，你陪朕看过灯后再走。”又命钦天监再选择上元节后的吉日。

到临行这一天，康熙帝接见王辅臣，说了不少暖人心的话，又给了不少赏赐。御座前有条蟠龙豹尾枪，康熙帝指着枪说：“此枪是先帝留给朕的。朕每次外出，必将此枪列于马前，为的是不忘先帝。你是先帝之臣，朕是先帝之子。他物不足珍贵，唯把此枪赐给你。你持此枪往镇平凉，见此枪就如见到朕，朕想到留给你的这支枪就如见到你一样。”这话说的，把王辅臣感动得一塌糊涂，拜伏于地，痛哭流涕，久久不起，说：“圣恩深重，臣即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

这么说王辅臣，他是爱康熙胜过爱吴三桂？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请允许笔者批评您一声：幼稚！要知道吴三桂也同样说过类似感人的话，王辅臣也同样做过如此痛哭流涕感恩状。

王辅臣爱谁？他最爱的是他自己！吴三桂与康熙也一样！

这年头历史剧拍的像言情片，历史人物之间拍的像“断背”，各位千万不要中毒。历史中的大佬哪个都不简单！

王辅臣收了书信，先让汪士荣休息，然后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好想了几天。要论功名利禄，朝廷自然是给的更多，跟吴三桂一起干，将来胜利了，无非也就是达到现在这个标准，况且其中还有许多风险。如今老吴在南方倒是风生水起，这南中国，原本就是清廷靠汉人打下的，吴的兴旺，倒也不算奇怪。而北中国，吴未必就能玩的转。想来想去，他觉得和吴做买卖没什么前途。于是命人捆了汪士荣，连同信札，让儿子王继贞押解前往北京。

康熙十三年二月初，王继贞到了北京，面见康熙汇报，并把吴三桂的信札一并献上。康熙帝很高兴，连夸了他们父子忠心耿耿，随后将汪士荣处死。并指示兵部：

陕西提督王辅臣，久历戍行，劳绩素著，近举首反贼吴三桂所送伪劄，遣子奏闻，坚守臣节，益见忠贞，朕心深为嘉悦，前已有旨，事平之日，从优议叙。今应即行加恩，以彰激劝。

当即授给王辅臣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职，授其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

论做人，王辅臣这事做得不算漂亮，因为这事还牵扯到张勇。他没有和其通气，便向朝廷上奏。虽然也没有害张勇，但功劳却全是王的，让张失去一个表忠心的机会。

当然论做官，这事王辅臣做得漂亮。因为他并不知道张勇对这事的态度，与张勇通气，人情上倒是不缺，却给王自己带来风险。朝廷耳目众多，如果此事不直接向朝廷汇报，而是先跟张商量，这不是心怀不轨嘛？无论张勇选择站哪一边，他王辅臣都会很被动。张勇若为邀功，先向朝廷上奏，王辅臣的处境就会更危险。退一万步讲，即使归顺吴三桂，他张勇先给吴三桂打小报告，说你举棋不定，为这事还跟我商量，你说吴三桂会怎么想？

嘿嘿，做官与做人的标准竟然不一致！

王辅臣的苦衷，同为官员的张勇应该是可以想到的，但理解别人难，理解自己却很容易，这事让王辅臣与张勇之间自此有芥蒂。

恰逢此时，四川总兵官吴之茂叛清，他派人给张勇送去劝降信。张估计也把自己关在家里考虑来着，不过有王辅臣这样聪明的同僚为榜样，估计他考虑的时间会少很多。这回终于轮到他表忠心了，他把来使同“逆书”一并上交给康熙帝。康熙帝大为称赞，“命从优议叙”。

西北方向的王辅臣与张勇虽然没有反，但吴三桂的心思，却已很明显地展露在康熙帝面前。他觉得有必要派一得力大臣前去总揽一切事权，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最后他选中了刑部尚书莫洛，授以全权，经略陕西。康熙对兵部、吏部讲：陕西为边陲重地，西控番回，南通巴蜀，幅员辽阔，素称“疆”。“逆贼”吴三桂煽乱滇、黔，四川从逆，而山西“地处邻封”，恐有“奸徒”摇惑，以至人心不宁。虽有督抚、提镇等官各尽职守，但军务繁重，必须派遣一大臣，“假以便宜，相机行事，方可绥靖内外，保固边疆。”

之所以用莫洛，是因他曾任陕西总督，对当地情况较为了解，在官员与民众中也颇有威信。所以康熙帝决定特授经略，率领满兵驻扎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一起制定有效措施。他规定，巡抚、提镇以下各将官，悉听节制，兵马粮饷也都听他调发，一切应行事宜，不从中制，文武各官由他选用，兵部、吏部不得从中掣肘，邻省用兵，应当救援的，酌量策应。如有军事行动，将军、总督要领兵前去。等湖广、四川地方平定，即命莫洛还朝。

为了增强莫洛的威信，便于他令行禁止，康熙帝特加莫洛武英殿大学士，仍以刑部尚书管兵部尚书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任陕西经略，赐以敕印。

原本朝廷就驻有封疆大吏，这次再派莫洛前往，一是因此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不容有失。另一个原因却是台面下的。康熙帝何其精明，他知道王辅臣与张勇的“忠”所依赖的基础。有基础，自然也就是有前提的忠，这样的忠是要打问号的。

康熙帝对他们不放心，或者说得含蓄点、巧妙点，康熙帝是要辅导他们，帮助他们，做个名垂青史的忠臣，以防走错路，一失足成千古恨！

七月初，康熙帝给甘肃提督张勇发了一道指示：“秦省边陲重地，恐奸宄窃发，尔乃封疆大臣，朕所简任，可率所部总兵等官，固守地方，有为乱者，严行辑治，以副朕倚任股肱之意。”

请注意，张勇是甘肃提督，皇帝却让他关注陕西方面的形势，并给以指示，要其严防叛乱，这说明什么？尤其强调张勇是他亲自选任的，以示恩于他，这意思可就更耐人寻味了。

给了张勇密旨后，康熙帝命王辅臣同将军席卜臣等赴荆州增援。后因情况有变，指示王辅臣不必再去荆州，或者随将军赫叶等攻打四川保宁，或仍驻平凉，具体由莫洛酌遣。莫洛回奏，说四川“逆贼”正固守保宁，而广元所属百丈关诸处，有“贼众盘踞”，前往增援的兵力不足，拟将增援的副都统吴国正和马一宝的军队派往广元。

就在这时，情况突变，叛军分三路来袭，包围了宁羌州（陕西宁强）。此地为清军入川的后路，康熙帝命莫洛速派兵增援。莫洛得到命令，随即指令部队，务必在宁羌州城外击溃叛军，迫使他们撤退。康熙帝考虑到宁羌的重要性，唯恐有失，便命莫洛调副将雷继宗与王辅臣共同固守宁羌诸处。

随后莫洛率部进入四川，但在陕西汉中与四川保宁交界处受到阻击。四川叛军又攻占了七盘关与朝天关（两关在广元与宁羌州之间），切断了清军的补给线，驻广元的清军陷入困境，军心极其不稳。在略阳（今仍名），嘉陵江上的粮船又被叛军夺去。没了后勤支援，清军无法再向前推进，且处境危险。康熙急令莫洛与“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速从保宁回撤广元。并要莫洛等人亲自殿后，以便原驻广元的清军，安全撤回汉中，固守阳平（宁羌西北，略阳南）等处，歼除宁羌地区的叛军，整顿士马，再图恢复。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莫洛率部至宁羌州，驻南教场，与王辅臣兵营相距大约二里。初四日，王辅臣部突然发生骚乱，围攻莫洛大营。士兵们高喊要粮饷，要好马。莫洛只得命弓箭手击退兵变士兵，但这更加激怒了讨要粮饷的士兵。这一次，他们也使用了弓箭，还有火器。混战中，一颗火铳流弹击中莫洛，其当即倒地而亡。除莫洛外，其属下也大部分战死。剩下约两千多的后勤人员，均被王辅臣收降。

这场兵变来得非常突然，主要是因后勤方面的问题，导致军饷迟迟未到，拖欠了许多时日。军队的士气与忠诚是要靠钱来维系的，一旦拖欠军饷，必然发生兵变。王辅臣在军中还算是有威信的，因为有他在，所以才能拖到现在。要换个人带兵，估计早出事了。莫洛亲自统帅的部队大部分是旗人，而王辅臣的部下均是汉人，两者原本待遇就有所差别。其实，旗籍士兵断饷的日子并不比汉人士兵少，但八旗制度保证了旗籍士兵某种程度的信仰与忠诚。比如朝廷的制度明确了，旗人一辈子都有生活保障，所以一时的拖欠军饷，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打个比方，在清朝这个企业里，旗人好比是正式工，保险、养老金制度很完善，没有后顾之忧。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全员股份制的企业，旗籍士兵个个都是小股东，作为股东，他们自然更容易与企业风雨同舟。而汉人士兵就如同是临时工，做一天工拿一天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被解雇，对企业没有什么向心力。汉人部队早已军心不稳，而旗人部队似乎却没什么起伏，这让汉人士兵误以为旗人有军饷，唯独缺了他们。

起初，局面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汉人士兵们都是赤手空拳去讨要粮饷的，可能是对汉人天生的不信任感，旗人做出了过激反应，使用武力来对付汉人。这样一来，性质完全变了，局面也就不可收拾了。

面对这场突变，见过世面的王辅臣，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手底下的士兵就是他的本钱与筹码，面对愤怒的士兵，他也不得不选择，表示支持他们的举动（要是当兵的全都脱了军服，改当百姓去谋生，他王辅臣不管在清廷还是吴三桂那里都只是一个屁）。他率部兵自宁羌州撤至沔县（今陕西勉县西侧），一路上，刚收降的两千余人，几乎全部逃光。王辅臣又从沔县北上略阳，定西大将军董额随莫洛之后，撤至沔县，才得知王辅臣部哗变。他一边急忙退守汉中，一边迅速向朝廷奏报。但奏报上只提哗变之事，至于事出何因，以及莫洛的生死，他一无所知。

王辅臣部哗变，康熙怎么也想不到。虽然对于王的忠心，他多少是打一些问号的，但刚刚不久前王辅臣还向朝廷奏报了吴三桂联络其谋反之事，并抓了信使，让儿子亲自进京汇报。如果这些都是假的，是演戏，那他目的是什么？他儿子现在还在北京，这样做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康熙将王辅臣的儿子王继贞招来，告诉其父谋反的消息。王继贞愣在那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他回过神来，第一个反应就是，此消息会不是假的，是否是敌人的反间计。见他不信，康熙帝命人将陕西方面的奏报拿出来给他看。王继贞看罢，吓得直发抖，语无伦次地分辩些什么。康熙帝耐着性子听完，他大概的意思，其实和皇帝的疑惑也一样，那就是他老子实在没理由造反啊？

康熙帝其实召见他之前就想好了，见从王继贞那里确实问不出什么，便说：“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贞，决不至于做出谋反的事。大概是经略莫洛不善于调解和抚慰，才有平凉兵哗变，胁迫你父不得不从叛。你马上就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无罪，杀经略莫洛，罪在众人。你父应竭力约束部下，破贼立功，朕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

康熙对王辅臣最终的去向，心中并不是太有底。若王与四川叛军会合，便可北进中原，长驱北京。而清军此时正汇集荆州，北方空虚，清廷面临着致命的威胁。在王继贞之后，康熙帝又派科臣苏拜携带他的招抚谕旨前往陕西，会同总督哈占商酌，挑选干员，或亲去王辅臣处，或派他人代替，向王辅臣宣布朝廷旨意，招其归顺，并尽快安抚乱兵。

招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康熙帝也在做最坏的打算。首先加强了省会西安的兵力，以“保固秦省”。他把调往兴安等处的部队改调到西安，令他们“星夜奔赴”，不得迟误。但仍感兵力不足，而“京师禁旅，遣发颇多”，已无兵马可调。他决定再调蒙古兵，指示兵部：秦省重要，令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等三名官员，速征鄂尔多斯蒙古兵三千五百人，调归化城土默特兵七百人，皆赴西安驻守备征。

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归化城土默特二部、四子部落、毛（茂明安）、吴喇忒三部，计七旗兵已启行。鄂尔多斯因天寒马瘦，先行备装，等待调发。康熙帝很担忧驻守广元（四川广元）、保宁的清军遭到王辅臣部打击，为保证这支生力军安全撤退到汉中，他特遣驻北京的八旗兵（每佐领三名）“速催起程”，赴西安协守。进驻西安的各支大军，酌置留兵守西安，其余全部赴定西大将军董鄂军前，接应广元、保宁的清军撤回汉中。

在发出上述指令后，康熙帝发现陕西兴安州（今安康）实为一战略要地，便对议政王大臣等人说：“此地西近汉中，北接潼关，东南直逼郧阳（湖北郧县），最为要地。”他命副都统穆舒浑、已任命为云贵总督的鄂善、副都统希福等部队，及增援的蒙古兵，“驰赴兴安”，共同防守汉中各处战略据点。

在这些都部署妥当后，康熙帝又加紧对王辅臣的招抚。在派出招抚专使之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再给王辅臣发出一道长篇敕谕。

康熙帝真的是一个很会做思想工作的皇帝，与其说这是一道敕谕，不如说是洗脑。写得是异乎寻常的感人，充满了温情，似乎要将对方融化。全文中没有一句指责王辅臣的话，所有的责任都由他自己来扛，自责没有知人善任，没有事先了解他和莫洛之间的矛盾。而莫洛的死，或许是其他原因造成，与王辅臣并无直接联系。所以之前的事，一概不予追究。只希望他回心转意，不辜负以往君臣间的情谊和朝廷的重托。

康熙帝并非感情泛滥，此时莫洛已死，追究是谁的责任已无意义。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王辅臣跑到敌人那一边。看得出这是一位有眼光，做大事不拘小节的君主。

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十五日，王辅臣上了一份奏折，奏明兵变原因，表示自己还是忠于清廷的。他派遣莫洛部属，原任郎中祝表正携带，代为转达。而把儿子王继贞留下，没有让其再回北京。看样子，他虽没想反，但兵变却给他提了个醒，有些事情并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所以把儿子留下，以防万一。

同月二十四日，康熙帝做出批示：王辅臣率部回平凉驻防，一切事宜即照前已发谕旨执行，并且表示不追求王辅臣与部下的责任。康熙帝将此敕谕交祝表正，由他带回陕西，再向王辅臣招抚。

正在湖南指挥作战的吴三桂，一直盼着陕西王辅臣、张勇回信儿。如果他们能配合自己，必然会带动整个西北乃至中原响应，从而开辟新的战场，给清廷造成巨大的军事与政治压力！但一年过去了，他什么也没等到。他很纳闷，想不出这两人有什么理由不跟随自己，他甚至怀疑，清廷怕这两人有异心，已将他们除掉。但在康熙十三年底与次年正月之交，突然传来王辅臣兵变的消息，这对吴三桂来说，可谓是一个意外的利好消息。他赶紧拨出二十万两白银，铸“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印，交给投靠他的秦州知州巴三纲，由他转交王辅臣。

二十万两白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王辅臣可以不在乎（清廷完全可以出更高的价），但他手底下的大兵们，却很在乎这笔天上掉下的白花花银子。王辅臣所属部队驻扎的平凉地区，原本就属荒凉的边远地区，生活一向清苦的很。而如今朝廷又经常欠饷，吴三桂白银的到来，绝对比朝廷的空头支票更有诱惑力。吴三桂指示已入川的大将王屏藩和吴之茂由汉中出陇西，到处散布委以官职的文札，各种地方武装及回、蒙等少数民族纷纷响应。原本平静的西北地区，一下子热闹起来。

西北的热闹，对王辅臣的触动很大。此一时，彼一时。他原本就并非出自真情，效忠清廷，只是利益使然。如今吴三桂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日益增大，他就不得不重新掂量掂量。跟随吴三桂，同样是一条充满危险之路。但是忠于清廷，以眼下的形势看，未必就更有保证。

后勤不畅，粮饷经常得不到补充。别说打仗，连维持部队的稳定都会变得越来越难。吴三桂银子进军营的情形，王辅臣甚至都不敢回忆。士兵们恶狼般的眼神提醒他，只要价钱合适，时机合适，那帮大兵绝对不会对自己这位昔日老板留情。吴三桂想和他谈笔大买卖，自己如果不做，以吴三桂的魄力和财力，绝对可以在自己军中物色到合适的代理人。一想到这里，王辅臣就感到不寒而栗。上次兵变，皇帝的大度，确实令人感动。但这种大度，因何而起，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秋后算账的事，他不是没见过。郑成功的父亲就是这么上断头台的，他儿子还割据着沿海地区，这么有利用价值的人，说杀也就杀了。要是等天下太平了，他王辅臣还有多大价值？兵变身亡的莫洛，可不是只鸡，说杀就杀了。那可是朝廷的重臣，功勋贵戚，皇帝的左膀右臂。对于他的死，今后总得有个说法。到时自己能否逃脱干系，这又是一个问号。

王辅臣很想过太平日子，但时代却没有给他机会。他必须做出抉择，他只能在刀尖上讨生活。思来想去，他终于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但他还是尽可能地为自己留条后路，他不再为清廷效力，但也不公开叛清。他想做棵墙头草，看看风向再说。他联络了秦州（甘肃天水），由略阳移至秦州，并摧毁了陕甘两省边界的凤县（今凤县西南）偏桥。派其部将王好文率部把守栈道，以致清军粮道不通，使得入守凤县的清兵以粮竭突围而走。王辅臣留下部分兵力协守秦州，自己率主力回到平凉。

康熙帝得知粮道被断一事，下诏斥责“定西大将军”董鄂等人：你们到了西安，没有随经略莫洛取道秦州，却经由栈道绕路而进，托故马瘦，竟驻汉中，致使宁羌兵变，王辅臣回秦州时，你们又不跟踪追击，急忙回汉中，及至保宁军撤回，你们又仅留将军席卜臣守汉中，自统大军回了西安。已提醒你们，栈道险要，却不多留兵防守，竟让叛军据守，致使广元、朝天关等处又被叛军占领。这都是董鄂等人“退缩迟延”造成的，理应解除职务，但目前正临大敌之时，仍令董鄂平定秦州、平凉等地。

陕甘地区叛乱形势日益蔓延，清军节节败退。没有后勤补给，清军被迫退回西安。汉中、兴安等重镇已被王屏藩等占领。王辅臣向各地发出信函和任命文件，约会起兵。固原道（今宁夏固原）陈彭受巡抚之职，定边（陕西定边）副将朱龙受任为招抚总兵，还有巩昌（甘肃陇西）游击袁承梁以城叛，副将江有仓、参将潘瑀策动阶州（甘肃武都）、文县（甘肃今仍名）、洮州（甘肃临潭东）、岷州（甘肃岷县）叛变。临洮（今仍名）守备鲁文耀叛，甘肃省城兰州被游击董正巳策反，巡抚所属弁卒作乱，占据全城。

据甘肃提督张勇报告，甘肃方面最先跟吴三桂、王辅臣串通的就是董正巳。他差心腹先去秦州，跟知州巴三纲联络。其后，守备吴承印又串联鲁文耀、马洪，与王辅臣联系，表示愿同时起兵。兰州城千总杜士黄，充当马洪、吴承印的内应，煽动甘肃巡抚所属部队，密谋起事。秦州知州巴三纲派其弟巴五秘密潜入兰州，与任职布政司的笔帖式本家人巴锡密谋，白天在董正巳家，晚上居于巴锡家，逐个做巡抚所属游击、守备等军官的策反工作。

二月五日，王辅臣部向兰州进攻，董正巳等乘机夺占了全城，巡抚华善逃往凉州方向。兰州外控西垂，内接临（洮）、巩（昌），为秦中战略要地，此城一失，西北震动，许多城镇或叛或陷，还有一些城镇与乡村，被当地武装所把持。如三水、溶化、白水、浦城、韩城诸县，“土寇蜂起，掠劫乡村。”

陕西方面，各郡邑随之骚动，叛乱纷起。他们攻城略地，绥德、延安、花马池、靖边等相继失陷。

陕甘地区的多米诺骨牌，一倒而不可收拾。绝大多数地区的将吏都参加了叛乱，只有甘肃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西宁总兵王进宝、宁夏总兵陈福未叛。陕西全省只剩西安一府及邠、乾二州还在清军手中，甘肃仅保有辽西走廊一狭长地带。康熙十四年三月，康熙帝为表彰他们尽忠朝廷，特晋升张勇为“靖逆将军”、加孙思克左都督、加王进宝都督同知，提升陈福为陕西提督。四月，王辅臣派人带着吴三桂授给张勇的札印，再次前去劝降，授张勇为“陕西西路总管平远大将军”。张勇大怒，下令直接斩了来使。王辅臣给王进宝送去一封信，劝其归顺吴三桂，被王进宝断然拒绝。他们两人将此事上奏给康熙帝，康熙帝大悦，封张勇为“靖逆侯”、授王进宝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吴三桂又亲自发给王进宝札文，他把札文上交给朝廷。

王辅臣也曾表现得很是忠心，在他反后，康熙帝已对汉将没了信心。但陕甘地区只剩下区区几员大将可用，也只能暂时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通知兵部、吏部：甘肃省“凡总兵以下官员，听从张勇调遣、提拔、补授”。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制约，一切征剿事宜，均由张勇便宜行事。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宁夏突然发生兵变，张勇的心腹战将陈福被乱兵所杀。次年正月，康熙帝改调西宁总兵王进宝代替陈福，出任陕西提督，暂驻秦州，继续兼西宁总兵官。宁夏总兵官缺，责成张勇和巡抚华善推补。很快，张勇推荐他的旧部、现任天津总兵官的赵良栋担任此职。康熙帝应允，并把总兵官一职提为宁夏提督，考虑到军情吃紧，令他兼程上任。赵良栋卸任的天津总兵官，由陈福的弟弟、现任涿州参将陈奇，破格出任。赵良栋是甘肃宁夏人，勇猛过人，与张勇、王进宝并称为“河西三汉将”。后在张勇的统率下，与王辅臣反复激战，最终为清廷收复陕甘做出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