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战火燃烧到蒙古草原。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着吴三桂反清大业的兴起，也兴兵造反。布尔尼为林丹汗后裔，后林丹汗被剿，朝廷扶植其子额哲为亲王，并将一公主嫁给他。这布尔尼虽为公主所生，与朝廷却不亲。他煽动蒙古各部造反，只有奈曼王扎木山等不多的人响应。四月六日，康熙帝命多罗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以大学士都统图海为副将军，护军统领哈克山、副都统吴丹、洪世禄同为军务参赞，率满洲八旗兵和蒙古诸部兵马讨伐布尔尼。

吴三桂还真有本事，高原反应都阻挡不住他，西藏受到他的蛊惑与收买，竟然也跟他坐到了一条船上，不时挑起与清廷的军事摩擦。此时全国，除关外的辽东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等少数地区还较稳定，其他已是遍地狼烟。

局势越来越危险，康熙帝甚至动了御驾亲征的念头。他对几位大学士说：“朕欲亲至荆州，相机调遣，速灭贼首吴三桂。若吴三桂既灭，则所在贼党，不攻自息，生民得安。”他要求他们跟议政王大臣密议，大臣们认为京师为根本重地，若皇帝出外亲征，倘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康熙帝接受众臣的意见，继续留在京城，掌控全局。

国内闹也就罢了，连一些境外小国，竟然也来凑热闹。康熙十三年七月，两广总督金光祖密报：“交趾（越南）知孙延龄叛逆，乘机蠢动，陈兵边界，其情叵测，请加防御。”康熙帝不得不增兵，“防守险隘”。

交趾国的意图有二，一是怕中国内战蔓延到该国，所以事先封锁边界，以防万一。二是看到中国内乱，心中痒痒，很想试试手气，看能不能捞点好处。

除了实际的交趾人，还有骄傲的朝鲜人。朝鲜李氏王朝，原是明朝藩属，因受清廷武力胁迫，不得不称臣，但内心一直不服。吴三桂起兵后，朝鲜国内的一些大臣和知识分子（儒生）上疏国王，要求乘时起兵，摆脱清廷的控制。儒生罗硕佐、赵显期等，于康熙十三年（李氏显宗十五年）五月，相继上疏。大意是，吴三桂“既据南方，蒙古亦不亲附，天下事变，近在目前，乘此机会，练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

朝鲜国王深知清军的凶猛与清廷的厉害，若是翻脸，等清廷控制了局势，必不会给他们好果子吃，所以他想再观望一番。

内外交困，康熙帝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吴三桂最得意的时候。他起兵自云贵，开了一个好局。然后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湖北境内，长江南岸的松滋（今松滋北），隔江与清军大本营荆州对峙。吴三桂站在长江边，昂首北望，一片好风光已在眼前。

归纳起来就一个字：爽！

吴三桂大军随时可以渡江，江北百姓已经在盘算何时可以续起头发，恢复汉人衣冠。此时军事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吴三桂手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此时能立刻挥师北上，将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大都会顺应形势，加入到反清队伍中来。清廷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

但吴三桂大军进至松滋后，屯驻三个多月，却毫无渡江的迹象。集团内部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大惑不解，纷纷上书，要求打过江去。

吴三桂的看法却与众人不同，这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他认为虽然现在打了不少胜仗，但毕竟是以一隅之地云贵为根据地起兵，先天就有不足，各地响应者虽多，但目的并不一致，往往是各自为战，形成不了一个统一指挥的铁拳洪流。滇、黔、闽、两粤等取得主要胜利的地区，原本驻军就多属三藩的汉军、绿营兵，而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多集中在北方，也就是说决定性的较量并未开始。一旦渡江，随着战事的深入，吴军的不足与软肋，将会逐渐显现，而清廷的优势则将逐渐发挥。

吴三桂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原本他就只想要一块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地盘，眼下预期目标已经实现。云贵地区是他的根基所在，北上则意味着将老本全部押上，虽可开创一番新天地，风险却实在不小。若一旦战事不顺，后路被掐断，则陷入两头不着边的危险尴尬境地。而屯兵长江以南，靠着这半壁江山，也能与清廷相抗衡。划江而治，算是一个虽不完美，却相对保险的结果。

战争有时很难让人琢磨，吴三桂划江而治的想法是理性的，也是高明的。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否认，这给清军集结兵力、加强布防，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战无常理吧。战争的天平，究竟因何而倾斜，军事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从古至今，都未有人解开。

至康熙十四年四月，康熙帝已初步完成了对各战略要地的兵力部署。

清军总兵力大约二十万人，而吴三桂的兵力，大多集中于湖南一带，加上出征四川、两广、江西，及留守云贵的兵力，总共约三十万人。

考虑到双方总兵力、后勤补给、战略纵深、所控地区资源、人口、经济等综合因素，双方短时间内应该都不可能吃掉对方，形成了对峙局面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