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坏蛋也起码得有三个帮，这个帮自然是帮凶。在康熙皇帝眼里，吴三桂以及即位的吴世璠虽然死了，但事情不能就这么算完。领头的自然是罪大恶极，可是没有那么一大批帮凶，他也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啊！

康熙帝不仅仅是皇帝，还是一位出色的影帝。他精彩的表演，为他赢得这场战争加分不少。战争期间，为了分化、瓦解和孤立吴三桂，康熙帝百般怀柔，百般宽大。吴三桂手下的那帮兄弟们，不管有多大的“罪”，不管你反了又降，降了又反，反反复复多少次，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康熙帝都只当以前什么都没发生过，只要你重新站回清廷这边，就仍当你是“好孩子”。康熙帝不止一次地表示：“朕决不食言，可昭之日月。”这些承诺，他并不仅仅是说说，而是统统白纸黑字，载入诏书之中。出来造反的，都不是“嫩货”，可谓个个老江湖。可就是这些老江湖，大多偏偏看不出年轻的康熙帝，竟是位手段辣狠的老千。要说这位老千，手段也并不高明。无非就是唱唱高调，说说好话，开出许多空头支票。

天上不会掉馅饼，这道理谁都知道，可为什么，当代社会，拙劣的电话诈骗，网络诈骗，能“麻翻”那么人？原因无外乎，这些骗术点中了人心的弱点——贪。当一个诱惑从天而降，人的潜意识便不由自主地排斥应有的怀疑，他们渴望，渴望这个诱惑是真实存在的，人们不愿意相信，那仅是个泡沫，不忍心把它亲手捏碎。那吴三桂的兄弟们贪的是什么呢？是荣华富贵，是功名利禄。康熙帝的谎言是那么美丽而又感性，比小S更具诱惑。参与三藩之乱，原本就是一场赌，可是赌徒输不起，愿赌却不愿服输。输便意味着死，多么可怕的噩梦。生活本应是那么美好，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应有尽有，可一转眼，发现结局却是黄粱一梦。

但康熙帝却给你编织了一个美丽的神话，你不但可以活下去，甚至还可以继续拥有原来的一切。输不起的赌徒，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吗？不，他们拒绝不了，他们更愿意相信美丽的谎言，因为至少，它看上去很美，而现实却是残酷得让人不敢想。二战美军名将巴顿并不了解中国历史，但他却一语命中生与死的真谛——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是的，说得没错，这才是真正的军人。那些相信神话的人不是军人，他们只是赌徒，他们没有勇气，也没有资格，像军人一样有尊严地死去。

康熙要大开杀戒了，君无戏言，他不能自食其言，不能让天下看到他自扇耳光。所以他继续表演，只不过换了一张脸。他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他仍然是那个宽宏大量的君主，他赦免过的罪，绝不会再重新追究，就像他说的那样，以前的事，一笔勾销。但是万能的康熙帝，又发现了新的罪行。他很为难，只能痛下杀手。这怪不得他，只能怪那些人咎由自取。

跟随吴三桂起兵的人中，最有资历，最大牌的莫过于靖南王耿精忠了。他在福建起兵，给吴三桂以军事及政治上的巨大支持。康熙十五年，他投身于美丽的泡沫中，降清。康熙帝没有治他的罪，还恢复其靖南王爵，他的属下官职照旧。他感动地主动要求随大军征剿台湾，并在收复福建沿海的泉州、漳州后，驻守潮州。次年（康熙十六年）四月，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的忠心，他把自己的儿子耿显祚送入京师侍奉皇帝，实则是做人质。

不过很遗憾，十一月，他藩下参领徐鸿弼、佐领刘延庆、护卫吕应晹、典仪陈良栋、护军苏云会等人联名向兵部揭发其“归顺后尚蓄逆谋”的罪行五款：（一）违背康亲王杰书之命，不全部供出“奸党”人员；（二）暗中勾结“海贼”（指台湾郑氏），互通音讯；（三）曾与叛将刘进忠“执手耳语”，说“乞降非所愿”；（四）暗令心腹储藏铅药，等待“异日取用”；（五）遣散旧兵归农，令他们各携武器走，不准留给征剿的清军。尤其是在投诚前杀死范承谟以灭口，足见其罪重大。

此时耿精忠的弟弟耿昭忠正在福州，得知此事后，为求自保，也以同样理由举报自己的兄长。

康熙帝演技高超，知道什么时候发力，什么时候隐忍。此时吴三桂集团还未剿灭，还不能对耿等人下手，所以他只当自己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最重要的是，他的泡泡还在等着更多的人一起来玩，所以他绝不能让别人看到那个泡泡爆了。他必须要稳住，那些有心降，但又怕秋后算账的那批人。

康熙十七年秋，皇帝给康亲王杰书发起一道密旨，说明不削耿精忠的王爵，是为了稳住他及其藩下之众。现在如下令让他进京，怕他生疑，变生意外。皇帝授意康亲王可暗示耿精忠，让他自己主动提出进京陛见。这样做，不仅耿本人，同时其部属也不会生疑。康熙帝估计的很准，耿精忠果然于康熙十九年三月上疏，请求入京觐见。康熙帝批准，命马九玉为福州将军，接管靖南王藩下部队。耿精忠到京不久，其弟耿阳忠、耿聚忠为自保，联名揭发其叛逆罪行。

此时正当时，康熙帝不再手软，耿精忠一案交由法司进行审问。耿极力辩解，自陈他“归顺后，绝无叛志”。这并非狡辩，而是实情。但黑与白全在皇帝一人之手，在其授意下，法司将他定成叛逆罪，议决严处：应革去王爵，与其子耿显祚及心腹曾养性等人俱应凌迟处死，家产籍没。康熙没有立即批复，因为他想把所有逆党要犯捉拿到京时，一并“核议”。耿精忠暂时被看押起来，老虎入了笼，随时可以拔虎牙。

耿精忠的亲属都归旗，旧部在浙、闽当官的都还京，马九玉被解除职务归本旗。耿藩的势力就此彻底瓦解。

耿的归宿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是另一位藩王尚之信。康熙十九年三月，他的护卫张永祥、张士选也赴京举报其“谋叛事”。康熙帝命刑部侍郎宜昌阿等人，以巡视海疆的名义前往广东，调查尚之信的罪状。同时带张永祥、张士选同回广东，秘密询问总督金光祖。都督王国栋、尚之信的弟弟副都统尚之璋等人，也一并参与了揭发。有意思的是，揭发尚之信的还有他父亲的两位夫人舒氏、胡氏。大概她们认为是尚之信害死了自己的老公，让自己当了寡妇吧。此时，尚之信还在广西平叛，他要求撤回广州。康熙帝指示，宜昌阿等抵广州后，可详察具体情况，如应撤还，即报告说广州“不可无尚之信”，可以将他一人调还广州。嘱宜昌阿不要过多株连，如发生意外，可“酌便行事”。宜昌阿等钦差按上述旨意，离京南下。他们到了广州后，发现城内无满兵，便在半夜密调赖塔部满兵二千入广州，以防意外。

尚之信因为自觉三藩之乱，自己罪责其实并不大，并且重回清廷后，也是忠心耿耿，所以并没想到朝廷会对他动手。为了平叛广西，他提议会同镇南将军舒恕所部从贵县（广西贵县）、他同总督、提督由浔州（桂平）水陆进取武宣（广西武宣）。康熙帝批准了他的计划。尚之信很快夺取了武宣。

宜昌阿与王国栋等密谋，密令总督金光祖、提督折尔肯、总兵官班际盛、副都统金榜选等赴武宣逮捕尚之信。当尚之信听完金光祖宣读圣旨后，很是吃惊，但没有丝毫反抗，对拘捕很是配合。

尚之信被抓，其藩下都统王国栋为了捞一把，擅自行动，查封王府库藏，恣取资财，肆行无忌。藩下长史李天植等很鄙视这种落井下石之举，大斥此人：“你陷身旗奴，要不是先王（指尚可喜）赏识，破格提拔，岂能有今天？如今你既不替公（尚之信）辩白冤屈，又不遵旨将公送入京师听候勘问，却如此恣意妄为，是将图谋不轨。”随即将王国栋乱刀砍死。王国栋刚死，暗中监视尚之信的赖塔趁机动手，将尚之孝、李天植等一并逮捕。

李天植在审讯中敢做担当，坚称此事系自己一人所为，与尚之信等无关。但案件的性质，康熙帝早已定好调。最后判决：“同谋者”尚可喜之妻舒氏、胡氏从宽免死，并免家产籍没。尚之孝、尚之璋、尚之隆等都从宽，革职枷责。尚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恶极，法应立斩，姑念曾授亲王，从宽赐死。其余如李天植、尚之信弟尚之孝等都按律就地正法。

闰八月十七日，钦差奉命至广州，向尚之信宣读圣旨后，赐一条帛，令其自尽。上午七时许，尚之信气绝身亡，葬于广州城西报资寺后山下。他的弟弟尚之孝、长史李天植等人被押赴刑场斩首。尚之信等人的妻子都籍没入官。康熙又指示，尚之信所有资财，用来充作军饷。

尚之信死后，其平南王藩亦随之撤去。他所属的部队被编为十五佐领，划入“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驻守广东。还有三总兵标下官兵，裁去一部，其余留下镇守广州。康熙二十年冬，又将其属下旗员，撤还京师，另行安插。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九日，康熙帝和他的议政王大臣们，讨论对耿精忠及其心腹的处置。议政王大臣们先拟了一个意见：将耿精忠，包括他的儿子在内，共十人凌迟处死，同党黄国瑞等十九人斩首。

康熙帝表示：“耿精忠身造罪孽，应当极刑。其子等都处以凌迟，亦有可怜悯之处，可否改为斩首？”

大学士明珠说：“耿精忠之罪，较尚之信尤为重大。尚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妄言，耿精忠负恩谋反，且与安亲王书内，多有狂悖之语，甚为可恶。”

康熙帝没有立即下决定，而是着议政王大臣，会同九卿、詹事、科道，各部门官员共议。

二十日，议政王等大臣商量后表示：按康熙帝的意思办，最为妥当。具体如下：

革去耿精忠王爵，凌迟处死，其子耿显祚革去散佚大臣，处斩，部属徐文耀、王世瑜、白显中、江元勋、曾养性、王振帮、蒋得、刘进忠等均凌迟处死，黄国瑞、林芳孙、廖廷云、李似桂、夏季旺、吕应斗、武灏、司定猷、沈伟、郭景汾、罗万里、祖弘勋、陈仪、陈斌、吕八斩首。

耿精忠、刘进忠两人在处决后，被割下首级示众。

耿藩、尚藩死得窝囊。论名气与实力，紧随其后的要算王辅臣了。

这是一条汉子，他并没有什么野心，叛清实属偶然与无奈。他虽是个粗人，但却看得明白，对于自己的归宿没抱任何幻想。可谓死得响当当，从容而又壮烈。

当康熙二十年七月，清军正围困昆明时，康熙帝下诏，令他随经略图海进京“陛见”。他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命人从库中取出银两，分成许多份，每份都写上部下姓名。剩下二万两，放在库中，封上印条，留下账簿一册，记载银两、杂物等项及数目，其余旧账全部烧掉。然后召集诸部属，他说：“你们随我很久，东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受了很多苦，现在我即将跟你们分别，你们都远走高飞吧！愿归田的归田，愿入伍的，速投别的军镇，谁也不要说曾在我这里待过。我之所以留了二万两银子，是因为朝廷必是知道我有些积蓄的，若一文不剩，朝廷必追查，以致牵连于你们，故我如此安排。”

在自己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还能如此细心体贴地为部下着想，部下们无不感动痛哭。在大部分下属都离开后，仍有数十人不愿离去。王辅臣见苦劝无用，便不再提这事。他们日夜饮酒，八月二十九日，他照旧同属下饮酒。饮到半夜，王辅臣突然摔掉酒杯说道：“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贵已极，前迫于众人，做了不义事，又做不成，今虽反正，但朝廷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僇于刑场，何如自己死去！可用刀自刎、自绳自缢、用药毒死，都会留下痕迹，将连累经略图海，还连累总督、巡抚和你们。我已想好，待我喝得极醉，不省人事，你们捆住我手脚，用一张纸蒙着我的脸，再用冷水噀之便立死，跟病死的完全一样。你们就以‘痰厥暴死’报告，可保无事。”属下跪在他面前，苦劝。王辅臣表示，如他们不从，就拔剑自刎。属下这才同意，依其法行事。到天亮时，就以“厥死”上报。朝廷的眼线最终还是知其真正死因，康熙帝考虑再三，觉得他这样死法也好，对他，对朝廷都有利，便没有再追究。

清廷放过死人王辅臣一马，但对他的遗属，却没有宽容，令停其世袭之职。他的儿子王继贞在父亲归降后，不仅官复原职，还被提拔为太仆寺卿，这时也被罢官，其家属归旗。

祖泽清，是明末辽东明将祖大寿第四子，他在广东高州响应吴三桂起兵。康熙十六年“归正”，次年又叛。尚之信奉命率部迎击，曾一夜驰行一百八十里抵高州。祖泽清携家口遁入山中。十八年四月，康熙帝明示：凡从属吴三桂叛的各处大小官员，不管出于何种情况，只要归降一概宽免。唯祖泽清父子受国家厚养，前叛时以为出于不得已，而降后复叛，可知他们父子“甘心从逆”，情罪重大，国法难容，不许招抚，亦不许其投诚，务令各路大军搜山擒获。

康熙帝这会儿不演戏了，显出自己的真性情？

非也！表示出宽宏仁慈是演戏，表现出疾恶如仇同样是演戏。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表现不同的东西，那是好演员的基本功。形势变了，康熙帝需要表现出杀伐决断，大义凛然。有了这杀伐决断，大义凛然，他先前的宽宏仁慈，那才叫宽宏仁慈。如果没有这杀伐决断，大义凛然，那只能叫无能与懦弱。平了三藩，他康熙还要做老大，混很多年，你叫他面子往哪儿搁？玩政治的无常性，一会儿鸽派，一会儿鹰派，说到底既不是鸽子也不是老鹰，而是真龙天子。现在知道皇帝是个嘛玩意儿了吧？

到了八月，祖泽清和他的儿子祖良梗等被清军搜出，押送京师。康熙十九年二月，父子都被凌迟处死，他几个儿子的家口也都被籍没为奴。

从康熙二十年年底攻下昆明后，至次年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康熙帝逐批处决了吴三桂属下已投降的将吏，他们是：原任贵州提督李本琛，以“从逆”论处，判磔刑。他的孙子李象乾、李象坤和民籍亲弟之子李济善、李济民一律处斩。

吴三桂任命的将军王公良、王仲礼、巡抚吴谠、侍郎刘国祥、太仆寺卿肖应秀、员外郎刘之延等，即行处斩。原任清镇远副将、被吴三桂封为将军、镇远伯江义，以“情罪甚重”凌迟处死。以上被处死者的首级皆“悬示”。他们各自的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一并处斩，家产籍没，其妻及未成年之子，查交内务府，其余一般人员可分发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安插。

胡国柱、王绪、李匡已自缢、自焚死，他们的家属投降。康熙帝以胡国柱三人情罪重大，伊等子弟法难宽宥，悉行处斩，妻女、家口、财物籍没，送交内务府。

彭时亨、谭天秘先叛于四川，后投诚，复叛，情急归降，以罪恶重大，即凌迟正法，割首级示众。

按照康熙帝的旨意：凡逆属旧人，及副将以上，悉令进京。参将以下，分插四省（河南、湖广、江西、山东）。又补充规定：其云南或别省后投靠到藩下的，释放为民。吴三桂属下，副将以上的将官多达千名以上。而“逆属旧人”，是指吴三桂镇守东北时期，或入关为清廷打天下时期，投靠跟随他的那批人。这批人跟随吴三桂时间长，也较为忠心，所以对这些人，朝廷要格外予以警惕监管。

除了官员将领，清廷对吴三桂属下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也不放心。认为他们虽未直接领兵打仗，但他们的工作同样是为吴三桂效力。并且这些能工巧匠，留在地方，未免浪费，所以将他们全部迁移北京，为朝廷及皇家服务。

从以上事例，大家应该可以料到，被调往京城的原吴三桂属下副将以上的将领，结局应该是怎样的。他们没有被安排旅游，也没有被安排学习，最后统统人间蒸发。

对于吴三桂原来的属下，无论官职大小，甚至没有官职，也许死是一种更好的结局，一了百了。而活着却是生不如死，一辈子都是贱民，子子孙孙都是如此。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直至清末辛亥革命的炮声响起，铐在他们身上几百年的枷锁才被击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