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帝亡后，汉将幼儿刘婴定为帝位继承人，却尚未举行即位大典。刘婴只被称为“孺子”。由于尚未登基，所以，相传传自秦始皇的“传国之玺”至今尚保存于长乐宫。在往昔的中国，这传国玺是皇统之证明。

长乐宫的主人是太皇太后王政君。年近八十的她是王莽之姑妈。这个人令王莽十分犯怵。她是王氏族人，嫁给汉皇室刘氏已六十年。

太皇太后果然暴怒如烈火。料到她会愤怒，所以，王莽特地派了姑妈最中意的王舜来传话。但纵然派来的使者是自己中意的人，她的怒意还是无法平息。

“王氏一族是靠汉家的权力才发迹的。不图报恩，更趁恩人力量薄弱时篡夺其位，这是人做的事情吗！这种人吃剩的东西，恐怕连猪狗都不吃吧？这个世界会有这种事吗？井啦、铜版啦……哀家知道那些都是王莽搞的鬼！他还变更正朔、更改服制。既然如此，他大可自己造出传国之玺啊！何必计较这个亡国的不祥玉玺呢！哀家是汉家老寡妇，余命无几。待哀家死后，这玉玺将与哀家埋葬在一起！”

听到她的这段话，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潸然落泪。

王舜也当场哭倒，泣不成声地说：

“可是……王大人志在得到传国玺……这一点……以太皇太后的力量也抗御不了他的……”

“说得也是——”

八十岁老寡妇深深叹了一口气，放弃了抗御念头。想要的东西使出任何手段都得取到——她对王莽个性知道得很清楚。王莽是为达成野心、连杀死自己两个儿子都狠得下心的人！为得到天下之主的证明物件——传国之玺，他还会在乎杀害一个姑妈吗？

太皇太后想起从家臣口中听到的处刑叛徒的场面。某次处刑时，王莽曾经让医生将叛徒活活解剖。他这样做，为的是要知道人体内脏的位置、大小、重量等，以供医疗上的参考。

——用细竹捞起时，那些脏器还在蠕动呢！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天，她整日都忍不住要作呕。倘若坚持不交出传国之玺，自己说不定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吧？

哀家什么都不管了！

太皇太后拿出传国之玺，掷到地板上说：“拿去吧！我已经衰老，很快就要撒手西归。我看，你们也活不久的！而且一定不得好死！”

翌年——由于正朔更新，这一年的十二月就是新年。王莽将原来预定继承汉王朝的六岁“孺子”刘婴封为“安定公”。

王莽朗读的“策”（诏书）内容如下：

咨尔婴。昔皇天右尔之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命运）在予之躬。诗（经）云：“（殷之子孙亦）为侯服周，天命无常。”兹封尔为安定公，永为新王室之宾（客）。于戏！

宜敬天之休，践乃（诸侯之）位，勿废予之命。

而后，他牵着六岁刘婴的手，流着眼泪道：“往昔，周公曾经以摄政身份辅佐年幼成王，于成王成长后，将大政奉还。我本来有意仿效周公，奈何迫于皇天威命，不得如愿以偿。我是于不得已情况之下成为天子的。”

宦官将刘婴一度带出宫殿外，然后使这名幼儿北面而坐，对王莽行臣下之礼。

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汉书·王莽传》如此记载这个场面。

意思是说，在场的百官没有一个不大为感动。可是，他们为何感动呢？

他们是因思及迫于皇天威命、不得不登基的王莽的苦衷而感动呢？抑或眼看不懂事的孺子刘婴改向往日臣属王莽执臣下之礼的情形，为其命运多舛而洒下同情之泪呢？

从高祖刘邦成为汉王的公元前206年算起，汉王朝算是于第二百一十四年，被王莽篡位而一度灭亡。

光武帝于十年后复兴汉王朝，以后的部分称为后汉，但这实应视为另一个王朝。

被王莽篡夺的汉王朝——即前汉，以长安为首都。后汉则以位于较东边的洛阳为国都。因此，前汉亦称西汉，后汉亦称东汉。

汉高祖刘邦于秦灭亡后，自项羽处拜领汉中之地而为汉王。汉王原本只是地方领主，于统一全国后，仍然以“汉”为国名。

以地方领主时代的领国名为全国政权之名的作风，后来被沿袭下来。以魏封侯的曹家、以隋封侯的杨家及以唐封侯的李家等，全都用领国名作为王朝之名。

王莽以复古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所谓的“复古”就是回到有圣代之称的周代。为此，他采取连官名也改为周代体制的形式主义。

例如：大司农改为“羲和”，后来又再度改为“纳言”。此外，太常之职改为“秩宗”，大鸿胪和少府则分别改为“典乐”和“共王”。这些都是周代职官之名。

不只职名，连宫殿名也有所更改：长乐宫改为常乐宫，未央宫改为寿成宫。首都长安也更改为常安。

由于王朝已变更，所以悉数收回汉王朝过去授予各地之王、诸侯以及百官的印绶，改授新王朝核发之信物。此际，王莽又搬出周之古制，基于“往昔之‘华’与‘夷’截然不同”的观念，打出了如下新方针：

以匈奴为“王”乃违反古制之举，因而将之降格为“侯”。

过去汉授予匈奴单于之印绶叫做“玺”，现在改为“章”，这是非常明显的降格。匈奴要求照旧给予“玺”，却为王莽所拒绝。匈奴在盛怒之下攻打边境之地，杀害官吏及住民，并大行掠夺。

王莽因此将匈奴单于之名称改为“降奴服于”。之所以避免直接使用“降服”之字眼，为的是怕激怒匈奴。

对于高句丽，则因其于攻打东胡之际未派援兵前来，乃将其名改为“下句丽”。

以将“高”改为“下”而乐，不是如同儿戏吗？

回归古代的倒行措施，在经济政策这最为现实的层面失败，是理所当然之事。

王莽将全国土地称为“王田”，将之归为朝廷所有，此外，称官奴以外的民间奴隶为“私属”，与王田一样，严禁买卖。触犯这项规定者，重则处以死刑，轻者则处以流刑。

而事实却是，土地与人身之兼并无处不在进行当中，王莽所发布的一切“禁令”，在莫之能御的状态之下，未有充分之准备或对策，仅以沿袭周制为理由，一想到就随便发布命令，这样的措置当然引起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为了作调整，就非将业已订定的法律修改不可。

这真的是“朝令夕改”。

政府发行新货币，并且禁止使用汉之五铢钱，而这项措施大大使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混乱。

私钱铸造和王田及私属买卖一样横行天下，使得王莽不得不予以承认。

酒、盐、铁等之国家统制，也由于措施过严，压迫了人民的生活。

在失政情形如此严重之下，社会若不陷于混乱才是怪事一桩。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他召集三十万壮丁，兵分十二路攻打匈奴。后来，攻打的对象不只匈奴而已，对西域以及西南，也屡次派遣远征军。

为掩饰失政，使人民的注意力移到国外，这是古今中外为政者惯常采用的策略。

为外征而扩大动员时，将有可能会造反的大批血气方刚年轻人带到边疆，使之在该地阵亡或饿死——这是最高妙的一石二鸟方法。

攻打西南之句町国时，被动员的二十万军队，十之六七不是饿死就是死于疫病。

各地频频发生农民暴动。

实际上，农民暴动在汉之政治开始紊乱的成帝时代就有。只是，那些暴乱都属局部性纷争，规模并不很大。

王莽之失政，使已经有此倾向的农民暴乱规模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