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热闹街市相国寺以南、龙津桥以东的市区中心地区内，却有一片幽静的庠序之地的太学以及与它毗邻的贡院。当初礼部和主管城市设计的官员们决定把太学放在这里是否含有对太学生进行考验，要他们在这五光十色、目不暇给的闹市中修炼得像个目不旁瞬、心不旁鹜的入定老憎一样，固然不得而知，但是事实是。部分或者竟是大部分的太学生没有能经得起这样严峻的考验，经常要冒犯严厉的禁条在宿舍以外过夜。按照规定太学生在外过夜，要在一本名为“感风簿”的记事簿上登记，表示他感受风寒，在外治疗。奇怪的是这所煌煌学府竟成为风寒传染所，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每夜都感受风寒，要到勾栏瓦舍去治疗，而另外的三分之一学生则更加干脆了，他们不用登记，每到黄昏就自动离开斋舍，黎明以前，逾垣而入，装得没事儿一样，也没有人敢去过问。至于白天黄昏，约几名友好，袖笼一锭白银，鹅行鸭步般地走到丰乐楼、会仙楼正店以及近在咫尺的仁和店去浅斟细酌一番的更是不乏其人。这些高级酒楼中的各级服务人员都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接待顾客，喜气迎人，说两句话都有谱儿，叫人酒未落肚，胃口先已大开。酒楼中还有些身怀绝技的技术人员，例如传酒送菜的男工称为“行菜”，他一次行莱，从双手到胳膊直到肩膀下可以摆上二十碗菜肴，随着顾客传点，一份份送上，决不会发生一点差错，否则顾客一有意见，与店主嘀咕几句，这个“行菜”就有按照当时形式被扣罚工资，甚至被开革出店的危险。有了这样一套齐整的班子，再加上豪华的气派，精美的酒肴，当然可以广为招徕顾客，日进斗金，使得一部分太学生趋之如鹜了。

虽然从广泛的意义来说，太学生都可以算为“天子门生”，但实际上，太学生也并非个个都是这样的“天之骄子”。等而下之的太学生只好到中等的酒楼以至到最低级的酒店去用酒饭。最节约的办法是花十文钱吃一碗用肉末拌作料的炸酱面，当时称为“合羹”。如果嫌合羹吃不饱，还可以来个轻料重面的“单羹”，那已接近于“阳春面”之流，只消付五文钱就可以了，即使再加五文钱的白酒，统共也不过十文钱，同样也酒醉饭饱，吃得醉醺醺地回到宿舍。所有这些，太学生早习以为常，虽然竖在太学门口的一块禁碑上写得明白，未经学官同意，擅自出去酒饭，也在禁例之中。总之，太学生的逾规越矩，由来已久，连官家、大臣也目有所闻，只好闭着一只眼睛，塞住半边耳朵，装聋作哑，区区几位学官，当然更没有必要雷厉风行地来整顿学风了。

可是太学生可以在哪个等级的酒楼、勾栏中吃饭闹事、闲游狂荡，也有严格的区分。这决定于他们本身的社会阶层、经济条件，也要看他们经常过从、密切往来的友好是属于哪个等级。太学虽然聚几千名学生于一堂，分子却也非常复杂，各式人等都有。他们有的出身于名宦之家，父兄身居高职。是在朝或在野的名官儿，他们礼让为先，把祖辈的恩荫让给长兄，自己退居到太学来，混他一年半载，凭着父兄的关系，照样可以找到应试中选的方便之门、仕宦的终南捷径；有的来自外路，在本乡本地也算是富厚之宗，到得京师来，与上面的一档同舍生相比较，权势财力，都有所不逮，与他们交往，常有自惭形秽之感，这等人一时还爬不上高台，又放不落面子，成为夹心饼的馅子，处境很苦；有的出身寒素，几亩薄田，养活家口已感拮据，他们本身的花销，全靠官家供给的饩廪，这号人虽然清苦，学业成绩，却往往斐然出众，考试起来总是名列前茅，再加上家世耕读，算得是出身清白，只要高中进士，也有他们的前途；还有一等出身子富商大贾之家的子弟，富而不贵，也成为夹心馅子，处境不见得好。例如李邦彦的父亲开一家银铺，发了大财，一心结交官府，把儿子弄进太学。李邦彦在学里出手阔绰，到处笼络，同舍学生看在银子面上，当面与他敷衍一番，心里不免以他的出身微贱而加以鄙视。他在学里已得到“浪子”的绰号，这一方面是说他外貌虽美，缺乏真才实学，一方面也讽刺他虽然家私富足，却终究根基浅薄，只好与些街混儿为伍。有的同学则因他品行不端，直斥之为“政类”。

太学里有上舍、中舍、下台之分，那是划分年资、班次的标准，要划分人的等级，另外还有着一种无形的标准。虽然如此，太学毕竟是一所培育人材的黉宫，是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把个人私利与政治完全联系起来的士子集体。除了少数败类以外，太学生基本上持有相同的政治观点、道德观点。他们忠君爱国，要求清白贤明的统治，对人们的爱憎，也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譬如说，他们强烈憎恨宣和的权贵集团，敬爱有节操又能实心办事的官员。还有，他们对同学陈东都非常尊敬，大家愿意听他的话，干起正经事来，唯他的马首是瞻，并且公认他是他们共同的领袖。在一个集体中能取得这样的地位，而且为大家所公认，又不是由官方指派，那一定有着不简单的理由。陈东确是具备被同学尊敬的理由，而大家之所以尊敬陈东则因为他们共同持有一个超乎个人利益的客观是非标准，这个标准只存在于青年纯洁的“莘莘学子”中间。

陈东出身于中等家庭——按照宋朝纳税标准的九等民产，他家正好排列在第五等，但到他的一代已完全败落，家境十分清寒。这个家旅绝不是显赫的，五服以内，并无一人做到知州、通判一级的普通官吏。他本人貌不惊人，口才也不太好，碰到紧要关头，说话有些口吃，期期艾艾，竟然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太学生猎取功名的看家本领，诸如做诗填词、善于写对仗工整的四六文、专一经之长等等，他都没有学到手。只有写政论文章，议论风发，词锋锐利，才是擅长的。有些太学生也善于写这类文章，但笔墨多有含蓄，泛论时政，涉及到当权人物时就十分谨慎，有时笔锋一转，似贬实褒，因而以此取得富贵的也有人在。偏偏这个陈东，不懂得这些诀窍，往往指姓道名地攻击当道，抨论时弊，不留一点余地，因此半生蹭蹬，目前已近四十岁，仍然是一介诸生。这个年龄对学生来讲已嫌过大，真已有了一些“太”的味道了。别人为他着急，替他叫屈，还有人出点子，替他代筹出身之道，他一概笑笑地拒绝了，毫不在意。

陈东并不是依靠本身以外的条件，而是依靠他本身的条件——直道行事、直道做人而博得人们对他的尊敬和信任的。他的交游范围并不限于太学，三教九流都有池的朋友，其中有些人与他缔交甚深，往来频密，他们也都尊欹他之为人，信任他，愿意常来和他谈谈。

经常到太学斋舍来找他谈天的有太医邢倞和江湖朋友何宏。三个人挤在小房间里，由陈东作东，大家各吃一份“合羹”，虽然只花了三十个大钱，吃起来倒也津津有味。邢倞每次来都要带一斤白干，他自己养生有道，每喝不过两把，其余都让另两人包干了。三人喝得痛快，每次喝上酒，就要喝过半夜。

邢太医是陈东多年好友，他兼着太学“舍医”的职务，经常来太学为师生们治病，但在师生中间可以做到不拘形迹，随便坐下来就可喝酒谈心的，只有陈东等少数几个人。何宏是市井小民，也是江湖豪侠，他就是李师师的精神上的义父何老爹。陈东是通过邢倞与他结识的。他们缔交后，彼此顿慕，常相约见面，后来索性成为常规，每隔三天就见一次面，有时在邢太医的寓所，吃一顿比较讲究的酒菜，多数就在陈东的斋舍里见面。他们见面后喝酒聊天，无所不谈，从军国大事，边疆安危、宦海黜陟、社会动态，一直到市井细闻等等，包罗万象。不谈则已，一谈就到半夜，甚至直达黎明，这在太学里也是有干禁例的。太学和官府一样，特别强调一个“静”字，在众目睽睽的处所，都要竖起一方“静”字木牌，以促使大家注意。可是陈东才不在乎这个哩！他的并不流畅的议论却出之以洪亮的嗓音，往往盖过两位来客而声振邻室。左邻右舍的太学生都是陈东的密友，他们也会听到陈东他们的议论而击节称赏。这是因为陈东常常要发表别人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又有种种顾虑未敢形之于色，出之于口的议论。这些议论可能会给陈东和他的朋友们带来麻烦，因为太学当局对陈东的行动早已密切关注，包括目前已经掌握了太学的行政大权因而也日益暴露其本来面目的太学正秦桧在内。这些学官都要旁敲侧击地向别人打听陈东近来与哪些人往来最频繁，发表过什么奇谈怪论。陈东曾经对这些人存过幻想，因而吃了不少亏，付出过一定的代阶，现在算是把他们的心肠都看透了，口头上的蜜糖，掩盖不住内心的刀剑，他对他们是一不害怕，二不避忌，还是我行我索，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贬褒得中，公道自在人心，何必为了顾忌这些以整人害人甚至借刀杀人为专业的学官而隐讳自己的看法。

一天——那是在宣和七年春夏之交，又到了约定之期。邢倞、何宏二位先后来到他的斋舍，他的“合羹”也早已准备好了。邢倞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地携来一斤老白干，这是一个老年人的习惯。他们只肯做他们已经做惯了的事情，不肯换换花样。而另一位——也是个老头，却很有点“革新”精神，勇于打破陈规。何老爹平日携来的酒菜，虽然价钿不贵，可常常有点新花样。今天他特别带来两个荷叶包，一包盐水鸭，另一包白煮牛肚根，两样都是下酒的俊物。白煮牛肚根专取牛肚厚实的部分，嚼在口中，又鲜又嫩，特别受到欢迎。

在酒食方面，邢太医相形见绌，自叹不如，只好用他带来的一个不寻常的消息，作为补偿。他知道这肯定会引起他们二人的兴趣。

“东京城里出了一件大大的新闻，二位听说过没有？”他故作惊人之笔，“陇右副都护刘四厢离开了东京二年，不日即将回京述职，听说官家有意把他留下，另有任用。”

这倒真是个好消息。刘锜也是陈东的故旧，刘锜在京时。二人过往甚密，彼此厮散，并不因为身份地位的悬殊而有所隔阂。当下他欣然说，“刘四厢铁铮铮的一条汉子，受到高俅排挤出外，两年不见他，思念得紧。这番如得回来，邢太医可要把他邀来畅叙一番！”

说到刘锜受高俅的排挤，出守陇右，这还是皮相之见，心直口快的何宏一针见血地提出来问：

“刘四厢是在那年龙舟竞渡后，奉了官家手诏，贬到陇右去的，如非官家点头，怎得回来？邢太医所闻可是真实的？”

“不错”，何老爹的一句话提醒了陈东，他进一层推理道，“官家为李师师之故把刘四厢调走，如今李师师仍在京师，官家怎肯放刘四厢回来？”

两年前刘锜外调陇右，此中奥秘，东京人大都知道，此番刘锜内调的消息如果属实，那在一百万的东京人中肯定会有九十万人产生同样的疑问，同样的惊讶，这就是邢太医认为这条耸人听闻的新闻一定可以打动他们二人的理由。但对于他俩提出来的问题，他也不能够作出满意的解释。

“御药监黄经臣昨晚来俺处求诊，说了这个消息，还说童贯那厮被命复任燕山宣抚使后，装模作样，不肯就任，官家派木脚去说了两三次，好说歹说，童贯才提出条件，要钱粮金帛，要调拨用人的全权，还要马子充回宣抚司供职，说是一条不依，他就不肯北上就职。官家不得已都依了他，童贯才肯走马上任。马子充原是官家留在京师的，被童贯索回后，官家在军事上变成个没脚蟹，无人可备咨询，所以想到调刘四厢来京仍当他的顾问。还说这些话都是张押班告诉他的。黄经臣为人老实，倒不肯无中生有，只是那张迪经常海阔天空地乱扯乱弹，听到风，就是雨，俺也不大相信他的话果真属实。”

“刘四厢能不能回来，还在未定之天，只不知李师师现下如何，二位想知其详。”陈东问道。

“自从刘四厢外调后，师师闭门谢客，也不让官家与她见面。年来周学士、刘大使等相继谢世，师师感伤益甚，郁结不欢。上月问俺去为她诊脉，形容憔悴，气血两衰，只怕十剂八剂草药也医不好她的心病。”

“师师闭门谢客，断了李姥的财路，李姥恼怒寻事，给师师呕了多少气！上月间病倒了，邢太医劝她去江南小住散散心，她本来也想南游，只是如今北道胡氛目紧，她说一旦战争打开了，她在南方还回得了京师？偌大的一座东京城容不得一个李师师，李师师却还舍不得离开京华呢！”何老爹补充道。

“王黼、蔡京迭为更替，”对朝政十分熟悉的陈东慨然道，“他们高官厚禄，勾心斗角，都只为一人之利，一家之利，哪里顾得上什么国家生民？一旦有警，忧国忧民者不在庙堂之上，而在于这个小小的女子身上，天下事怎得不坏？”

“勾心斗角，不仅在庙堂之上。北疆边防要地，国家安危所系，也闹得乌烟瘴气。少旸可知道童贯再次出山后，与郭药师的斗法吗？”

“地不分南北，人不论中外，只要做个芝麻绿豆官，就会欺压善良，朘刻百姓。即如做了多年开封尹的盛章下台后，继任的王革、蔡懋横行霸道，与当年的盛章有什么两样？这等人如何能承望他们做些好事？俺可早就把他们看穿了！”

何老爹阐述的正好是李师师的观点。他们两人直接或间接都吃过开封尹的苦头，因而形成以开封尹为出发点进而扩大至许多官员都是一丘之貉的激烈观点。这个观点的形成，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很可能就是两人互相影响的。

他们从朝政腐败讲到边疆危机，从边疆危机又回到朝政腐败，讲来讲去，都是一片漆黑，令人沮丧。这时陈东又说，蔡京再柄国政后，借口老病，把政府文书都捧到家里去裁决，声势较前更为煊赫。他重用蜀人王时雍为吏部郎，通过他卖官鬻爵，只要金帛花到家，你要买什么官职，都可以商量。王时雍以居间人的身份，两面说合，内外交通，不多时，就发了大财。他又特别照顾乡人，太学中也有他的两个同乡，与他作成了交易，得肥缺而去。如今太学生都称王时雍为“三川牙郎”，他听到后大骂太学生无知，说经我之手做到大官的各路都有，何止家乡三川而已，称我为“四海牙郎”，倒还不离谱儿，称我为“三川牙郎”，却未免小看我了。

“少旸年近四十，官位犹虚，”邢倞趁机打趣陈东道，“何不就走了那牙郎的门路，弄个一官半职，也好衣锦回乡去风光风光！”

“哎呀！”陈东摇晃着手里的酒盅，哈哈笑起来，“想俺陈东既非蜀人，手中又无有多金，你说凭着这些瓦盏陶碗，王时雍就把官职卖与我不成？看来，这个牙郎休想在俺身上赚取这笔佣金。”

这番诙谐，总算略略冲淡些黯淡的气氛。这时，每人一份“合羹”，早在肚里化掉了，牛肚、盐水鸭也早已化为乌有，大家憋着一口闷气喝寡酒，眼看半斤多的白干也将喝完，忽然墙外传来一声节奏感很强，但听起来却很有点凄凉味的“五香……兔……安肉啊！卖五香兔安肉”的叫卖声。原来东京附近多产野兔，因此每夜都有不少小贩，头顶一只装满兔肉的五屉竹篮，手中摇晃着一盏标明自己姓氏以示区别的灯笼，在大街小巷中往来兜卖。对市声很有讲究的专家们指出，“兔”字发音太平，无法拖长，一定要在它下面加个过渡音“安”字，把这一声延长，在空中长时间地荡漾着，才合于叫卖之用。这一声果然十分中听，比“三川牙郎”的卖通判、卖知州的叫卖声要中听得多，陈东、何老爹都喜欢吃野兔肉，二人争着去买，这时坐在外档的何老爹就占了便宜，他把食桌轻轻一拖，挡住了二位的出路，自己手脚便捷地奔出学宫大门，买了二大包兔肉回来。三人相对，连得那邢老头也不再说什么消化不消化的话，自己一块接着一块地放进嘴里大嚼。

他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刚才的那番话可能使他们在脑子里构成了一幅兵荒马乱，京畿四郊，荠麦青青，野兔狡狐，到处出没横行的场景，他们此刻在嘴里咀嚼的，大约就是这一缕凄京的味儿。在赋性正直刚强，万事乐观，还有不同程度的诙谐上。三个人有不少的共同点，可是在此时此地，触目惊心，他们也难免有点东京人普遍存在的末日感，这种性格上共同存在的弱点要放到更大的灾难中去接受考验，才能锻炼得更加坚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