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己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带着一腔愤懑，三十岁张愤青回到了家，说句实话，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

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三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

从神童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张居正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

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

同时他还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着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凹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

在看到那些倒毙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

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了门来。

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

作为一个藩王，呆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所以在他看来，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

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做诗，强颜欢笑。

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

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鱼肉着属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

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

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

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到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作一首什么样的诗。

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

面对着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已任。

所谓以天下为已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

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只要回家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人家还不领你的情。

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决不是乐观，而是——悲悯。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

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作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

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

在黑暗之中，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阴晦，十分邪恶，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

天赋，无与伦比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

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

在那年头，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为了生存，徐阶装了二十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且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标准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时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夜里，悄悄地进府，打枪的不要。

唯一的例外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坐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

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也经常走动。

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但在当时，连精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

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

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是个超级能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

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

可你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就错了。

在徐党中，张居正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

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时来、董传策、张翀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藩，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

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慢，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一转眼都十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

对此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得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当两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

嘉靖三十九年（1560），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管国子监司业。

右春坊右中允和国子监司业都是六品官，看上去无足轻重，也不起眼，但事实绝非如此：

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祭酒）。

现在明白了吧，成了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滴。

况且这两个职务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宜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算盘精到这个份上，徐阶兄，我服了你！

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一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极大的麻烦。

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得没了谱，嘉靖三十九年，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

照这个势头看，即使要去炸碉堡，徐大人也会自己扛炸药包。

而这一切，张居正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徐阶对自己的期望。

严嵩终究还是倒了，倒在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谕德。

右谕德是从五品，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四年之间，只提了半级，然而当他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因为这个右谕德的唯一工作，就是担任裕王的讲官。

裕王跟徐阶从来就不是一条线，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这样，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成为了裕王的四大讲官之一，说来有趣，其他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分别是：当年的老同事高拱，当年的老同学殷士儋，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高考时是他批的卷）。

这四位讲官就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教学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徐阶本打算让张居正再多磨砺几年，到时再入阁接班，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了。

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

他惊奇地发现，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

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

高拱这个人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很少能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且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

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吗，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我告诉你，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却很尊重老板（皇帝）。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徐阶都要靠边站。

更何况，他手里还捏着一个裕王，有如此雄厚的资源，鄙视也罢，骂也罢，你能怎样？

所以他的朋友很少，郭朴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

郭朴是他的同乡兼战友，就不多说了，而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靠实力。

高拱曾经对人说过，满朝文武，除叔大（张居正字叔大）外，尽为无能之辈。

刚到国子监的时候，高拱对自己的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人家到底是个副校长，这要换了个人，估计早就闹起来了。

然而张居正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就此对他刮目相看。

几年之后，当两人以裕王讲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器量，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居然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

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正是在那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感慨万千，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以君之材，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

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这也正是我的目标。

在那一刻，五十二岁的高拱与三十九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

天下英雄，尽出于我辈！

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遗憾的是，对徐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朝廷里，有一个叫胡应嘉的言官，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便干起了本职工作——弹劾，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副部长李登云。

他的本意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得实在太好，没过几天，消息传来，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

这下子胡应嘉懵了，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也算颇有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位李登云有个亲家，名叫高拱。

完喽，胡应嘉同志这下麻烦了，得罪了高拱，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他还由路边社得知，高拱大人对此事极为恼火，准备收拾他。

无奈之下，胡应嘉决定铤而走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博。他开始打探消息，准备先下手为强。

很快，他就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首先，嘉靖最近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

其次，高拱搬了家，住到了西安门。

最后，高拱曾把自己西苑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还经常回家住。

这三个情况看上去毫无关系，也无异常，但杀人的血刀却正隐藏其中，胡应嘉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并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弹章。

我曾整理过明代言官的奏疏，看过不下百封的弹章，骂法各异，精彩纷呈，但要论阴险毒辣之最，那还要算是胡应嘉的这封大作，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冷风刺骨。

“臣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身受陛下大恩，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擅自回家，并将其值庐（即值班房）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

毒，实在太毒了，要知道，嘉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大臣另有所图，当年徐阶提议立太子，都差点被他给废了，现在正值病重之时，高拱就开始收拾行李了，这不摆明了是要另起炉灶吗？

按照嘉靖的性格，如无意外，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日，即是高拱毙命之时。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胡应嘉已经看透了高拱与徐阶的矛盾，他知道，一旦此文上传内阁，挑起战火，高拱必定认为是徐阶所主使，到时全面开战，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徐阶，没准还能得到他的赏识。

顺便提一下，胡应嘉是徐阶的老乡。

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一石三鸟之计，胡应嘉布置完毕，便得意洋洋地等待着高拱的死讯，却没有想到他疏忽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病人是容易被激怒的，但要是病到一定程度，想怒也怒不了了。

此时的嘉靖同志已经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就等着去阎王那里报到，哪里还有精力去看胡应嘉的弹章？于是胡言官这份饱含杀人热情的文书就落入了高拱的手中。

当高拱看完这份奏疏之后，顿如五雷轰顶，冷汗直冒，他大为恼火，当即认定这是徐阶的阴谋，公开表示与首辅大人势不两立，并连夜找到郭朴，商量反击的对策。

内阁里被人排挤，张居正被人插足，现在又多了个胡应嘉，徐首辅恨不得去撞南墙，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

嘉靖死了。

终于还是死了，死并不奇怪，这么晚才死，那才是怪事。

要知道，这位仁兄几十年如一日，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修道中去，并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身品尝了据说吃了能长生不老的新型药品——金丹，据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金（Au）、银（Ag）、汞（Hg）以及多种重金属，矿物质。

嘉靖是个好同志，就这么些玩意，他一吃就是四十年，且毫无怨言，而他竟然还是坚强地活到了六十岁，奇迹，真是奇迹。

说实话，对于这位仁兄，我并不感冒，但没有办法，他当政四十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频发，不写也实在说不过去，而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天才皇帝的一生，实在令人感慨。

嘉靖是个聪明人，十六岁就能控制朝政，操纵群臣，而他的下属大都能力超强，文臣夏言、徐阶、胡宗宪全都权谋老到，武将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个个凶狠强悍，可谓是人才济济。

然而国家却变成了这样一副样子，正如海瑞所说，百姓穷困潦倒，家家干净，官场腐败横行贪诈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逐渐滑向崩溃的边缘。

出现如此之怪象，只是因为两个字——自私。

嘉靖很自私，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利，而为了享受，就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才能稳固。为了享受，就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鬼才去管。

总之一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朱厚熜——还是死了。

不过如此。

所以对他的死，也只有一个字可形容：

该！

不朽

在嘉靖崩掉的那一夜，第一个接到死讯的人，是徐阶。

当然，你要指望他号啕大哭，痛不欲生，那是不太现实的，但听到这个消息后，徐阶确实沉默了，并非默哀，只是因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反败为胜之机已经出现，就在这个死人的身上。

他立刻下达了命令：

“把张居正叫来！”

此时的张居正只是一个翰林院学士，还不是内阁成员，自然也没有值班的义务，所以当他从热被窝里被人叫出来，顶着北京十二月的寒风跑进宫时，还是一头雾水。

徐阶告诉他，皇帝死了。张居正却极为平静，不置可否。

死就死了吧，又不是我爹，有啥好激动的。

但他还是激动了，因为徐阶又说了一句话：

“要写一道遗诏，我来拟，你来写。”

张居正的手发抖了，因为兴奋而发抖。

在明代，皇帝活着的时候可能发布过无数文件，但最重要的一份却是他死后的遗诏，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总结，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将在这封文书中被确定。

而遗诏最关键的秘密在于，它根本就不是皇帝本人的遗嘱，却是由大臣代写的，所以大多数遗诏都被写成了检讨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连街头混混都不如的也不在少数。反正您已经死了，还能爬起来算账不成？

遗诏在手，天下在握。

所以能参与这份历史性文件的草拟，张居正极为兴奋，他知道按照规定，自己这个五品翰林院学士根本没有动笔的资格，但现在，他坐在桌前，手握着毛笔，和千千万万天下人的命运。

他抬起头，向站在身边忙着沉思造句的徐阶投去了感激的一瞥。

但他并不知道，当他埋头写作之时，徐阶也曾反复审视着他，眼光中充满了得意。

太好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这是徐阶政治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招，也是他政治智慧最为辉煌的闪光。

在这个夜里，他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将积蓄了二十多年的怒火全部发泄，彻底否定了几十年胡搞乱搞的嘉靖，痛斥他的乱政怠政，当然，从程序上看，这些话都是嘉靖同志自己说的，怪不得别人。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嘉靖遗诏》，据说全文刊出后，举国欢腾，许多文人纷纷写诗讴歌此文，个别不地道的，竟敢在大丧期间放鞭炮庆祝，皇帝干到这个份上，失败，太失败了。

凭借着这封遗诏（作者大家心里有数），徐阶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权势也如日中天，高拱的气焰被打压了下去。但事实上，在那个夜晚，这封遗诏并不是徐阶最为得意的成就。

真正的收获是张居正。

天真的张居正并不知道，当他提起笔，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他与高拱已经彻底决裂。

正是因为遗诏极为重要，所以根据惯例，其拟定必须由内阁大臣共同商议决定，但在那天夜晚，到达现场的人，却只有一个徐阶，高拱、郭朴、李春芳都不知道，统统被放了鸽子，这是大忌中的大忌。

李春芳是个老实人，也就算了，高拱和郭朴却不是好打发的。竟敢背着我们吃独食？饶不了你！

不久高拱得知，与徐阶一同草拟文件的还有一个人，而此人竟然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是什么级别？凭什么拟遗诏！

他大吃一惊，又怒不可遏，一颗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从此以后，张居正不再是他的朋友和伙伴。而对于张居正而言，在老师和朋友之间，他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姜还是老的辣，狐狸还是老的精。

一天之后，京城监狱的看守得知了嘉靖的死讯，他们商议了一下，便开始分配工作，买菜的买菜，买肉的买肉，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然后请牢里的一位犯人吃饭。

这个犯人名叫做海瑞。

自从骂完皇帝，海瑞先生的名气是一天大过一天了，无数官员把他当作榜样，有些老百姓甚至把他的相挂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不折不扣的偶像级人物。

现在皇帝死了，以海瑞的名头，自然是无罪开释，加官进爵，看守们也想求个进步，便打算投个机，请海大人吃一顿，将来也好有个照应。

饭菜送到牢房里，海瑞一看，有鱼有肉，再一算，太上老君的生日还差得远，自己的生日更不靠谱，明白了，这是断头饭。

所谓断头饭，就是杀头前吃的饭，一般说来都还不错，咱中国人仁义，坚决不给阎王增加负担，保证不让一个饿死鬼去报到。当然了，这顿饭一般人都吃不下去——心理压力太大。

可要搁到海瑞身上，那就是两说了，海猛人二话不说，提起筷子就刨，狼吞虎咽，吃完了还要添，等到盘子能够照出人影，他终于吃完了。

然后他坐了下来，看着看守，那意思是我吃完了，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看守被他那种找死的眼神看得发毛，便小心翼翼地对他说：

“海先生，你还不知道吧，皇上已经驾崩了，您很快就能出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写进了大大小小的史书，堪称史上之奇观。

在听到这句话后，海瑞呆了一会，然后突然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哭到喘不过去，然后就开始吐，先吐这顿的，再吐上顿的，最后是黄胆水。

看守呆住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魂不附体，紧紧贴着墙壁，一动也不敢动。

海瑞是真哭，嘉靖死了，他很悲伤，说来真有点讽刺意味，嘉靖信任严嵩、信任徐阶，给了他们高官厚禄，结果一个把他当工具，一个把他当傀儡，唯一为他的死而感到悲哀的人，竟然是那个痛骂过他，又被他关进监狱的海瑞。

嘉靖，原来你竟如此的孤独。

而对于海瑞的这一表现，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捧他的人刻意回避，压根不提，骂他的人说这是他愚昧与盲从的集中体现。

记得在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套连环画《说岳全传》，算是我的历史启蒙教材，在每本连环画的前言部分，会介绍本集故事梗概，但无论是哪一集，下面总会有这样一句话：请读者注意，岳飞的行为是封建忠君思想的体现，应该予以批判。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句相当无耻的话。

封建社会嘛，又没有民主推荐、差额选举，除非你自立门户，不然除了忠君还能忠谁，难不成去信上帝？

在封建时代，就做封建时代的事，说封建时代的话，别指望人家有多高的觉悟，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

海瑞没有看过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书，嘉靖活着的时候，海瑞骂他，是尽本分，嘉靖死的时候，海瑞哭他，也是尽本分。

本分，本分而已。

但哭是哭不死的，哭完了还得活，不出看守们所料，海瑞很快就被释放了，几年之后，他将再次出山，并闹出更大的事情。

十天之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皇帝的死讯，这其中也包括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的一个平民，对于这个消息，他表现得十分平静，因为十几年前，当他见到尚在壮年的嘉靖时，就已经料定，这位嗑药的皇帝是撑不了多久的。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写他的那本书。

三十年多前，作为一个想要考取功名的秀才，他曾三次参加乡试，不过运气不太好，总是考不上，于是一气之下，便干起了父亲的老本行。

虽说名落孙山总是一件悲痛的事，但这个人的落榜实在值得全人类放鞭炮庆祝，因为他的名字叫李时珍。

事实上，李时珍原本不想做医生，因为他的父亲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也有点钱，但在那年头，四书五经才是正道，医学算是杂学，那么医生就是杂人了。

杂人自然是不受待见的，有钱又如何，就是瞧不起你！所以李时珍的老爹千叮咛万嘱咐，将来千万不能从医。

李时珍是听话的，但就是考不上，你有什么办法？更为麻烦的是，二十岁的时候，他还染上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百般折腾，死去活来，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于是不久之后，久病初愈的他找到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我不考了，请将医术传给我。”

父亲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我所经历的痛苦与折磨，不想再让别人承受。

在我看来，这大致就是李时珍的行医动机。

虽说读书不在行，但摆弄药材，李时珍还是很有点天赋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见过的怪病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高。

这么看来，现在医院里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坐镇门诊，二三十岁的医生只能坐在一旁打苍蝇，也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医术如何暂且不说，人家毕竟多活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李时珍明显不是一个具备现代观念的医生，一点潮流意识都没有，他给穷人看病，竟敢不收上百万的医疗费，竟敢热情问诊嘘寒问暖，竟敢免除所有的检验费、治疗费，实在是“罪大恶极”！

行医十几年，不计成本，只求救人，李时珍就这么坚持了下来，他的积蓄越来越少，名声却越来越大。

于是到了嘉靖三十年（1551），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场大变，在这一年，几个人找到他，十分客气地把他请到了楚王府，希望他担任楚王的私人医生。

能吃饱饭，还有无数的医书和药材资源，李时珍不是傻瓜，他答应了。

在楚王府，李时珍干得很不错，治好了很多人，被称为神医，名震天下。

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尤其是嘉靖这样的人，所以在听说李时珍的大名后，他便告诉楚王，你另外找一个医生，把这个给我送过来。

就这样，李时珍进入了太医院，并见到了大明帝国最高级的病人嘉靖。

其实能进入太医院，李时珍是很高兴的，能做到太医，也算是医生中的成功人士了，不得意一下，实在也说不过去。

但没过多久，他就想走了。

具体原因并不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什么嫉恶如仇、厌恶庸医等等，李时珍不是海瑞，走南闯北混了那么多年，场面上的事情还是过得去的，他之所以要走，实在是因为力不从心。

李时珍是神医，在那个年头，只要不是天花、肺结核之类的绝症，他基本上都能搞定，可问题在于，他那位唯一的病人是没病找病。

嘉靖其实身体很好，只要能够坚持锻炼，每天早上跑跑步打打太极拳，活个七八十岁应该不成问题，可他的目标过于远大，七八十？至少也要活个七八百才够本。

于是他开始没事找抽，日复一日地吃重金属和水银，还美其名曰金丹，李时珍倒是劝过他，也想帮他，却毫无用处。

这实在怪不得李时珍，因为要从科学门类来分，嘉靖同志弄的这一套应该算是有机化学，隔行如隔山，李医生当年也没搞过化学，只能爱莫能助了。

太医院别的没有，医书和药材是不缺的，于是嘉靖接着磕他的药，李时珍接着搞他的研究，直到有一天，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不到更多东西了，便打起背包，收拾资料，离开了这个他曾无限向往的地方。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时珍回到了民间，这一年他三十五岁，见过最穷的贫民，也看过最富的天子，到过寒酸的茅舍，也走过金銮大殿，人世间的富贵、疾苦他已了然于胸。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爹就是被一堆奇形怪状的药材给治死的，在表示哀悼的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李时珍的那个年代，患了感冒开给你几剂砒霜应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没办法，咱中国地大物博，药材植物也多，到底哪种东西治什么病，谁都搞不清楚，被乱治胡吃搞死的人，也只有阎王才能数得清。

忆往昔，他此起彼伏，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写一本囊括所有植物药材以及正确用法的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本草纲目》。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起，李时珍开始写这本书，要知道，医书不是小说，你不但要写出药用植物的形状、外貌，还要详细描述它的特点、疗效。坐在家里胡编乱造，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

所以从决定写书的那一天起，李时珍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奇特而艰苦的生活。

作为曾经在太医院干过的医生，此时的李时珍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来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医术且不说，想想当初这人给皇帝都号过脉，那就是御医，说起来咱这辈子还看过御医，也够吹个三五十年的。

名声大了，收入自然也高了，李时珍就算闭着眼睛号脉，混个百万富翁也绝不成问题。然而他默默地收拾行囊，开始远行，足迹踏遍了全国十三省，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悬崖峭壁，凡是有药材的地方，就有他的踪影，为了弄清药物的疗效，他曾亲自品尝过许多药材植物，好几次差点植物中毒，一命呜呼。

为了写这本书，李时珍从一个名医变成了流浪汉，他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宽敞的诊所，也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生活。

但他依然执著地写了下去——为了更多人的幸福。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历经二十六年，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查遍了世上的所有医书，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医学著作。

《本草纲目》共计十六部，五十余卷，全书记载药物一千九百余种，还详细记载了这些药物的采集、制作、特性、治疗病症，并全部附有手绘插图（佩服），此外书中还收入经检验有效的方剂一万一千多则。

李时珍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去世，他没有能够看到此书的出版。

三年后，《本草纲目》正式印刷发行，很快脱销，并迅速传入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一带，几十年后又传入欧洲、北美，并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权威书籍，而李时珍也得以超越嘉靖、徐阶、张居正，成为被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

而对于《本草纲目》的意义，其实不需要用它的传播范围以及受到的夸赞加以肯定，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出现已经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直到现在仍然继续，这就够了。

鲁迅先生除了痛斥庸医外，自己也当过医生，当然，之后他又不干了，原因大家在课本里都学过，他觉得医人无用，“启发民智”才是正道。

对于这个判断，自然不能说错，但凑巧的是，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故事。

在很久以前（具体多久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医生，这位医生的医术很高明，很多人来找他看病。

当时恰逢战乱，打得你死我活，敌对双方的受伤士兵都来找他治疗，他来者不拒，悉心照料使他们很快康复。

很快，他就惊奇地发现，原先治好的人竟然又负伤了，还是来找他，没办法，战争年代刀剑无眼，其实我们也不想光荣负伤，您受累了。

看起来这场仗时间很长，不断有新伤员来找他，但让人高兴的是，老伤员似乎越来越少——战死了就不用治伤了。

如此周而复始，他终于崩溃了，我治好了他们，他们又去打，然后又负伤，我再去医治，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于是他丢掉了药箱，远离了诊所，跑到山区隐居起来。

但没过多久，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又回到了诊所，照旧开始医治那些负伤的士兵。

于是有人问他：

“为什么你会回来医治这些人？”

他笑着回答：

“因为我本就是个医生啊！”

这就是最终的答案。

无论徐阶是否斗倒了严嵩，无论张居正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改革家，都不关李时珍的事，他只是一个医生，他知道，生命很珍贵，也很柔弱，作为一个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生命的存在。

这就是明代医生李时珍的觉悟，以及他抛弃荣华富贵，历经困苦三十年著书救人的唯一动机与目的。

在我被吸收为医学事业中的一员时，我严肃地保证将我的一生奉献于为人类服务。

我将用我的良心和尊严来行使我的职业。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我将尊重病人所交给我的秘密。我将极尽所能来保持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可贵的传统。我的同道均是我的兄弟。

我不允许宗教、国籍、政治派别或地位来干扰我的职责和我与病人之间的关系。

我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下，我决不将我的医学知识用于违反人道主义规范的事情。

我出自内心和以我的荣誉，庄严地作此保证。

——1948年世界医学会《日内瓦宣言》

我知道，李时珍没有读过这一段宣言，但他做到了。

他告诉我们，最伟大的人是没有派系的，最伟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在我国漫长的你死我活斗争史中，我写下了这一节，并以不朽命名，以纪念这个医生，这个超越信仰与差别，以一己之力挽救无数人生命的伟大人物。

伟大的李时珍医生永垂不朽！

禁书

与上一节不同，这一节我考虑了很久才落笔，按说嘉靖都死了，追悼会也办完了，事情就完了，该他儿子出场了。

如果还要接着搞总结，相信会有人说我罗嗦，天地良心，我从来不管小事，问题不闹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嚎，是断然不会被写下来的，而这嘉靖年间的最终问题，如果不写，实在是对不起那几位光辉人物，于是我毅然决定，把这个最后的问题写完。

嘉靖年间是个多事的时代，嘉靖本人复杂，连带着他的大臣、子民跟着一起复杂，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忠臣、奸臣、骂臣、海盗、汉奸、英雄、还有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多国友人进来掺和，不热闹是不可能了。

对了，还漏了一个，文人。

嘉靖这四十五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时期，有人说是嘉靖中兴，也有人说是亡于嘉靖，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否认的——灿烂的文化。

除了杨慎、王世贞、徐渭等人的诗词书画外，更值得人们骄傲的是，在这个时期前后，伟大的明代四大名著已经全部诞生，并得以发扬光大，它们分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金瓶梅》。

由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老熟人，所以成书年代也差不多（明初），而到嘉靖年间，由于市民文化普及，这两本书已经家喻户晓，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至于《西游记》，我们目前得知的是，其作者为吴承恩，江苏淮安人，其它情况不是不详，就是存在争议，吴先生就如同孙猴子一样，神出鬼没，难以捉摸。

而《金瓶梅》，应该是争议最多的一本书了，连成书时间都存在争议，不过大抵也就是嘉靖后期到万历之前的这一段，跑不了多远。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金瓶梅》是一本具有伟大意义的杰出著作，它应该被堂而皇之地与其他三本书摆在一起，被后人顶礼膜拜。

《金瓶梅》的作者以其精湛的笔法，深刻的思想，勾勒出了西门庆、潘金莲等知名人物（拜水浒所赐）的形象，并以这些鲜活的人物描述了明代中期的市民生活、被冲击得千疮百孔的封建礼教，以及不可遏制的思想解放与性解放潮流（拜王守仁心学所赐）。

即使从文学体裁上讲，它也是杰出的，连一些红学家也认为，《红楼梦》关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写作，是承继自《金瓶梅》的。

疑问最多的，大概就是此文的作者了，那个所谓的“兰陵笑笑生”如果要列出嫌疑名单，是可以另写一本书的，其实作者不留名倒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书里还有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专用名词：糟粕），咱们到底是礼仪之邦，有些事情上不得台面，写了这么个玩意，总还是有点不良影响，要顾及脸面。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作者嫌疑人，说起来还和严世藩先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金瓶梅中的这位西门庆是有原型的，而原型就是严世藩。

其实就生活腐化而论，西门庆和严世藩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西门庆的老婆说起来也就潘金莲那么几位，严世藩那就多了去了，基本都是两位数起算，要谈贪污的钱财数目，更是无从说起，西门大官人才什么级别，严侍郎可不是吃素的。

当然，说他们两人有关系，那也不是凭空讲白话，人家还是有证据的，比如严世藩同志又叫东楼，东楼和西门似乎还对得上，再比如严世藩同志有个小名，叫做庆儿，这种类似猜谜类的玩意数不胜数，就不多说了。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扣上这个帽子，实在是因为他和严嵩有仇，且名声太大，文章写得太好，大家觉得如此精彩的一本小说，不是寻常村夫或是文学青年能写出来的，思来想去，就是他了。

当然现在也有许多人说王世贞不是作者，并列举了很多证据，我不搞考证，也就不写了。

不管有多少争议，但至少我们知道，明代曾有过怎样辉煌的文化，伟大的四大名著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成为了经典，此后的五百年中，除了一部《红楼梦》，无人可望其项背，不知道后面那帮人都干嘛去了。

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当时，四大名著之中，有一本是禁书，如果藏有此书，是要惹麻烦的。

我大致知道许多人的答案，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那一本。

真正被禁的，是《西游记》。

如果你还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唐僧师徒四人曾经到过一个叫车迟国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皇帝推崇道教，迷信成仙，还搞出了几个虎力大师之类的邪门道士，最后被孙猴子一顿收拾，见阎王去了。

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它会被禁了，这种骂人不吐脏字的把戏历来就不少见。还有那句著名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除了孙猴子外，估计也没人敢说。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至少我认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