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恨的边缘

万历五年（1577）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以眼前这些小喽罗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越发有恃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就灭了谁，自从赶走高拱后，内阁中只剩他一人，为体现民主风格，他又陆续提拔几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是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

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对于这四个人，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

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

这句话看上去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摄也。

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

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

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

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

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也会不满的，毕竟他老人家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了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

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

说起这二位的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

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四十二年（1563）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六岁就立了太子，四年后又死了爹，直接当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三十多年王爷的爹来，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聪明勤奋的人。

万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他也知道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个人不容易，要想维持住这个家，就得靠张先生。

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对此深信不疑。

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高拱同志）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关键时刻，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的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

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

由于父亲死得早，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书》。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此书中，张居正特意挑选了一百一十七个历史事件，其中好事八十一件，坏事三十六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于小人书，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

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待遇，每到夏天热时，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时，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当然，别人是没有的），当旁边的诸位同僚擦汗打哆嗦时，张先生这里却是气定神闲，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

在万历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

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现在是太后了），对张居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

李太后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她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

从看到张居正的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他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那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虽说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很清楚，中国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自己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她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慈禧）不知要强多少倍。

关于后宫参政问题的调研

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纵观整个明代，什么事情都有，太监专权，大臣独裁，可偏偏老婆（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垂帘听政，压根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为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原因十分简单。

先介绍一下相关知识，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事的并不少见，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更是数不胜数，讲到这里，也请诸位女性同胞暂不要动手，容俺说完。

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是个生理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女性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往往会跟着感觉走，比如慈禧大妈，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就把人给废了，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她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不改革不行，只为了吐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实在太不理智。

冲动是魔鬼，这话一点不错。

当年秦孝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就找来几匹马把他给分了（五马分尸，学名车裂），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不耽误，相比而言，慈大妈的档次实在差得太远。

到后来，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她废掉光绪，且一直指手划脚，一怒之下，就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京城，估计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列强宣战（早干嘛去了），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就那么高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又慌了，赶紧撤除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回来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欢心。

说起这位慈大妈，真是一声叹息，不知从何讲起，国家被她搞得一团浆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她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

当然了，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那就真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步一个脚印，从宫女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部干掉，连儿子也不例外，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她在历史上的名声比慈禧实在好得太多。

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武则天在看公文，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她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她很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

所以慈禧只是个阴谋家，而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外，还要整国家。

而李太后就不同了，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

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

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在明代，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络腮胡子不算，在当时那是土匪特征），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随风飘扬，不但美观，沾点墨水就能写字，也很实用。张居正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既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要不喜欢他，那就真没天理了。

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

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比爹还爹。

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时万历正在读论语，张居正站在一边听，读到其中一句“色勃如也”的时候，小朋友一时大意，认了个白字，把勃读成了“背”音。

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身旁一声大吼：

“这字应该读勃！”

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会不高兴，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老子就爱读背，你怎么着？

但当时的万历，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

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他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

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绝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

三十年前，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

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情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

虽说这样也不错，但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谁来给他擦屁股？

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

万历，你就是我的目标，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我已不再年轻，也终将死去，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诵，青史流芳。

如此，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

事情似乎比想象得还要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朝政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很配合。

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

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简直嗜玩如命，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耍，于是经常旷课终于惹怒了老师，让他回家去了。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可在家住了两个月，死乞白赖地又回来了。我问：何以不玩？答：玩完，无趣。

万历皇帝的情况大致如此，刚即位时，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情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干，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疏，想写点批示，一看，上面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划勾盖章的权力他都没有，要知道，那是冯保的工作。

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干，那就找人玩，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太监玩。

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斗蛐蛐，他就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喜欢闹事（酒风不好）。

于是万历八年（1580），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了，有一天，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那位仁兄说：你唱个歌给我听吧。

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

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

换在其他朝代，这事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面还是有人管的。

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就得到了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

等他到地方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

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

然而李太后不肯干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

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

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

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异母兄弟是名人，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

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这里不多讲，但此时，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涵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

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

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

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

所谓皇帝的检讨，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也曾写过，但这玩意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毫无作用。

想当年我上初中时，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总有那么几个缺心眼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

而皇帝的“罪己诏”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

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

“我来写！”

无私志愿者，张居正。

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

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岗？

在他十八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兄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哭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八年的感情就此划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罪己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

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划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

这就是万历八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

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去。

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即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

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就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地，她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

小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是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

万历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或东西）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西方专用），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张文远来了！），再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滑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到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儿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利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平静与生机，边境除了李成梁先生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失去、得到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

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之悲痛，这是真的，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

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

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

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最为人忌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相当之铁，所以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

然而天就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

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

冯保同志敬请节哀，蠹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

自打掌权后，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打弹弓，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

在我小时候，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就成了奸贼，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是两说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

冯保闯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完蛋去也。

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万历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

这是冯保，张居正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张先生在朝中经营多年，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

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四维。

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张四维已隐忍了太久。

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看起来，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张四维的父亲，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

也就是说，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博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面还有。

后来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徽，一个叫张定徽，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杨博的两个孙女。

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博是兵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颇有微辞。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

当然，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三年（1575），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

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十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十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

但事实上，张四维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

五年之前的那一天，殷士儋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士儋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

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士儋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走他，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

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士儋的人，正是张四维。

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

好了，这起迷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四点：

1、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

2、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博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

3、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博的亲家。

4、高拱曾推荐张四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士儋。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

当然，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四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四维。

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万历十一年（1583），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唯恐落后于人。

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

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

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

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的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先生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三十二个人抬的轿子。

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

而在愤怒之后，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抄家正式开始。

其实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

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

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丘橓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有万人捶，对广大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

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争取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

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家里，又没有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丘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

没关系，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

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从张居正家中共抄出黄金上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如此看来，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老实人了。

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了二百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

自杀的人，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但在死前，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的控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所谓张凤盘，就是张四维，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还顺道拉上了万历。

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

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为了朝廷首辅。

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也感觉事情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

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张四维的心愿也已了结，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

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十年前，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记得，当时我碍于形势，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

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

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理，却很合法。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

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代嵩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