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的努尔哈赤

风起云涌惊心动魄

世界史上的十六、七世纪之际，既为奠下现代文明基础的时刻，也是战争时起、新旧势力消长、国家重组的时刻，而成风起云涌、变动频仍的年代，历史的记载更是一页惊心动魄的篇章。

欧洲在地理发现、印刷术传播、民族国家兴起、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统一的破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发生变化，时代陷入动乱中，战火随处可见，人们在期待下一轮太平盛世到来的祷告声中度日；在亚洲，尽管变局与动乱形成的原因和形式与欧洲不同，而本质一致，人们活在等待“由剥而复”的契机中的情形更是一致的。

居亚洲中心的中国刻处明朝末年，于一五七三年以十岁冲龄即位的万历皇帝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却有三十来年的时间不上朝，不见大臣，不阅奏疏，不关心民生疾苦；这样的领导国家的方式，使他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败坏的记录，也使得明朝国势如江河之势般的快速步向衰乱。

昔日由张居正主政期间所达到的富强的情况不再，四海升平的情况也不再；宁夏的吧吧、西南的杨应龙都以叛变而起兵灾，援助朝鲜抵御日本的大规模战争耗去许多财力和人力，辽东的女真兴起以后，边境连年不宁，战祸频生；国中内部更因为战争而加重赋税，国君怠政而内政不修、吏治不清，于是民生凋敝，盗贼纷起；朝廷中大臣互斗，东林运动兴起后更且衍成激烈的政争，终至成为国家元气的大斲伤。

而皇宫中的败坏情形更比朝廷、民间、边疆严重，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都是精神畸形的人，所作所为不仅荒唐，甚且是荒谬。

万历以“不上朝”为一生的特点，又贪财好货，派出矿税太监横行民间，为他搜刮徵敛，充实内帑；同时，他又为立太子的事数度与大臣们失和，勉强册立了太子之后，竟而发生他所宠溺的郑贵妃暗中使人谋杀太子的“梃击”事件；他逝后，继立的泰昌更是荒唐，在位仅一个月就因为服“红丸”而寿终；于是“一年换三帝”，由天启继位，而“移宫”案又起，原本已经问题丛生的后宫又生变故与纷争。

但是，这三案发生过后，事情结束，却不代表问题不在——更坏的还在后头：天启不久就沉迷于做木工，一切大权都落到了太监魏忠贤的手里！

魏忠贤为所欲为，于是使明朝更加快脚步的走向无可挽救的灭亡之途。

而一向为明朝最严重的边防威胁的蒙古，却开始调整与明朝的关系。

打从元顺帝北走，明朝开国，蒙古就是明朝的“世敌”，双方攻伐不休；于明朝而言，既有多次大军出塞征讨蒙古的壮举，也加强修筑“九边”重镇，驻以重兵，防御蒙古南下；于蒙古而言，是百余年间曾多次纠集大军伐明，企图夺回中原，也几度功败垂成，脚步一直被限制在塞外，不得一酬壮志；却在十六世纪末叶，这对“世敌”的关系和情势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曾经率领蒙古铁骑包围北京，造成北京戒严的“庚戌之变”的阿勒坦可汗（俺答），晚年的心境既因三娘子事件的刺激，也因仰信佛教而有所改变；一五七一年，他接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双方的敌对之势大幅消减，其间，图们可汗（土蛮）虽然数度由辽东侵明，杀掠颇多，造成明朝的重大损失，却也受扼于李成梁的反击，始终未得遂进入中原之志；女真兴起后，大力交好蒙古诸部，科尔沁部、喀尔喀五部等都先后成为女真的盟邦，且助女真伐明；唯独察哈尔部在一六零四年即汗位的图们可汗之孙林丹汗的率领下，与明朝交好，与女真为敌。

林丹汗本负雄才大略，麾下兵强马壮，纵横大汉，当然怀有争霸之心；女真建后金国后，国势日强，遂成为他的竞争对象；他之选择交好明朝，更非真心成为明朝的友邦，而是“远交近攻”之略，企图先联合明朝，消灭后金，然后再图明朝。

然而，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错误的，他因为这个错误而付出重大的代价，成为蒙古最后一个大汗：他不但没有消灭后金，还反为后金所灭，兵马财物全归后金所有，大大增加了后金伐明、入主中原的实力。

明朝东邻的朝鲜则又是另一番光景。

朝鲜的历史源远流长，足以追溯千年以上，而李成桂建国，将王朝定名为“朝鲜”时是一三九零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到了明末，一样有两百年的历史；这两百年间，境内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农经、文教都有可观，外交上则向明朝通贡称属，往来密切，两相友好，除了朝中君主、勋臣与在士林之间偶有政治斗争的事件发生之外，一切都无大瑕疵，因而百姓安乐，府库充足。

然而，隔海的邻国日本也就因其“府库充足、朝臣内斗”而兴起征伐之心。

日本也有源远流长，足以追溯千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历史也一样在分裂与统一的反覆交替中前进。

在一三九二年之前，日本的历史处在两个朝廷、两个年号并存的“南北朝”时代，到了这一年，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完成了统一大业，开启“室町幕府”独揽军、政大权的时代——这彷佛是上天故意布下的安排，日本开始室町幕府时代与朝鲜李成桂建国、中国朱元璋称帝建元及蒙古北返大漠，重开历史新页的时间竟前后相去不远，四国竟有如“不约而同”的进行改朝换代；而后，两百年下来，步入衰微、动乱的情况也类似！

室町幕府没落，日本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大小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兼并，黎民百姓陷入苦难；而乱世往往是英雄发挥才能的时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亦因而名垂青史。

织田信长结束了“室町时代”本身却为叛将所弑，遂造成丰臣秀吉的兴起；一五八四年，他出任朝中最高官职“关白”，第二年又被天皇任命为太政大臣——以军、政大权而论，他已是实质的日本国王。

而本非池中之物的他并不以此自满——他一向向往中国的富丽繁华，而今，军权在握了，还能不出兵一偿夙愿吗？

更何况，出兵外国，既可解决国内的骄兵悍将，又可掠夺财物粮食来充实己国的民生经济——一举而多得，用兵之心确立不移。

而所规画的侵略路线，府库丰足、朝臣内斗、武备不修的朝鲜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后将越鸭绿江，长驱直入的占领中国——日本的入主中原之志也一如蒙古。

一五九二年，日军出发，登陆后势如破竹的占领各地，不久就攻陷朝鲜王京，国王李昖弃京而逃，唯一的希望是中国的救援。

中国的纪年乃是万历二十年，朝廷派出李如松率军救援；不料，李如松先胜后败，战事陷入胶着，议和亦多波折，拖延了七年，逢丰臣秀吉病逝，国中召回在朝鲜的日军，这场跨国战争才告结束；但是，险遭灭亡的朝鲜全国元气大伤，多年后才逐渐恢复；明朝的损失则不仅耗去军费近一千万两银，使原本已渐空的国库更虚，并且威望全失，被人视作“纸老虎”！

蒙古的图们可汗于是趁机再度入侵，李如松出剿，竟而阵亡——明朝的威望更是雪上加霜的下滑！

而这四国自身的情势演变和相互间的微妙关系，既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复杂、紧密、相互影响、牵制，同时形成大东亚地区的整体情势，在在都有利于原本实力薄弱的辽东女真的兴起。

辽东的女真族早从金王朝被蒙古消灭以后，就失去了统一的国家规模，退返于分裂的部落形态；生活退化到游牧渔猎，文字失传，政制组织解体，更且因为已退化到半原始的部落，各部间没有秩序可言，便彼此争战不休。

明朝建国之初，在辽东设立奴儿干都司，下辖三百八十四卫，但亦无善策治理，英宗时索性裁撤，情势也就更加混乱；而辽东且因地理位置居中，除女真人之外，汉人、蒙古人、朝鲜人也常入居，于是更形复杂。

发展到明末，建州女真逐渐兴起，而统称“扈伦四部”的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并立；而明朝的名将李成梁在穆宗隆庆年间即受到重用，出任辽东将职，大力压制女真各部。

李成梁祖籍朝鲜，世籍铁岭——生长辽东，因而熟知辽事，采“以夷制夷”的手法，使女真各部自相残杀，互相削减实力，而一旦出现特别优秀的人才，他便亲自出兵翦除，以使女真诸部永远无法统一，无法建国，无法具有威胁明朝的实力。

然而，时至一五八三年，他所一贯的施用于女真的手段却造成了一个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演变。

这一年，他出兵攻古勒、沙济两城，同时“误杀”了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觉昌安、塔克世父子。

他的原意当然一如以往，只是在剪除女真人的能人，削灭女真的实力；但是，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却因此被激起了奋斗的意志。

复仇的火焰熊熊燃烧，而远较寻常人优秀的努尔哈赤在火焰中既看清了父、祖惨死的真相，也从而思索出女真人过去的悲惨命运和未来所应追寻的方向，认清了自己的使命，开始勇敢的走出创造英雄事业的第一步。

他以父、祖所遗留的十三副甲起兵，以复仇为名，追杀表面上的仇家尼堪外兰，实则攻城略地，吞并各小部，扩增实力，一面且交好蒙古、暗通朝鲜；而后，他兼并扈伦四部，统一女真。

林丹汗一些错误的作为帮了他不少忙——林丹汗一心逐鹿，急于扩充实力，常强行或压制或欺凌或掠取其他的蒙古部落；这些部落为免为林丹汗所制所欺所有，常自动来投归或交好建州，甚至推举他为汗，接受他的保护，成为建州的盟邦。

原本强盛的扈伦四部实力日渐减弱，也使他得到不少可乘之机；他以通婚和征讨双重交替使用的方式，时而维持着关系，时而出兵翦除实力；最后，自己的实力累积得足够了，而敌方实力已弱，于是出兵一举铲除。

而朝鲜的遭逢日本侵略，也使得他得到不少收获；他既得到了“观摹”的机会，了解了这场跨国战争以及朝鲜内部的情形，复由李如松援朝军队路过辽东得时到不少实质利益，更因为这场战争的经过而使他再也无惧于明朝；日后，他更是巧妙的运用智谋，交结朝鲜朝中要人，不但使朝鲜将官率队来投归，更且使在萨尔浒战役中，奉明朝命令出援助战的朝鲜军心向于他，在战争过程中全数投降！

地理位置处乎于明朝、蒙古、朝鲜相夹的地方，面对着原本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东亚情势，在有了他的加入后，情势变得更加复杂，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相互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他不同于林丹汗，也不同于丰臣秀吉——林丹汗的选择、决策及行事方法都犯了错误，而他却走了正确的道路，准确的控制了方向与脚步；丰臣秀吉对于自己心目中所欲征服的中国所知不多，仅凭道听涂说而陷入“瞎子摸象”的褊浅，攻下朝鲜后即无善策治理，使打了胜仗的军队被困在所占领之地，动弹不得；而他却对自己所要用兵的对象力求深入了解，使自己既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也能在收归己有后善加治理；而更优于这两人的是，他对于自己所处身的这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作出了最适当、最有利于自己的掌握和运用，使自己成为这大变局中最具影响力与推动力的一员，乃至成为这个大变局的领导者，大时代的主人翁。

原本实力最弱、现实条件最劣的他，因为巧妙的运用了变迁中的情势，掌握复杂且瞬息万变的时代脉动，借力使力，充实、扩展、壮大，而后一步步的走向康庄大道，完成了原本比他强盛的其他诸雄所不能完成的雄图与霸业，名垂青史。

一六一六年，他正式建国，国号后金，年号天命；一六一八年，他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连下明朝的辽东各重要城镇——一六四四年，他的孙子福临入主北京，做了全中国的皇帝，中国的历史由明朝而更改为清朝。

由一五八三年到一六四四年，不过短短的六十二年，却完成了改朝变代的大事；以十三副甲，百名追随者而发展到数万铁骑，千万子民；过程的本身即是一页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史事，宛如奇迹，却有其导致成功的脉络可寻。

英雄创造了时势，而时势造就了英雄；努尔哈赤的英雄事业，既奠基于他个人独特的、优异的个性与才能，也奠基于他的际遇，以及他所处身的时代和环境——他既为一个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大变局时代的一员，也是创造、推动了时代的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重要人物。

开国之君·创业雄主

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过努尔哈赤对自己所处身的变动时代提出看法与评论，因而没有具体的实证能说明他心中的所思所想，惟有从他实际的所作所为来印证他对时代的正确而深入的洞察与了解，以及所采取的明智的因应方法和为自己规画出的成功之道。

他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之时，年方二十五岁，所拥有的建州左卫仅只弹丸之地，愿意追随他的部属只有百名，实力和当时拥有一亿人口、百万军队的明朝相比，简直是千牛一毛，和约有四十万军队的蒙古、乃至于朝鲜、日本，甚或是有几千人马的“扈伦四部”相比，也一样是悬殊的比数。

反对他起兵复仇的当然大有人在，理由是“飞蛾扑火”，而这个反对意见其实是低估了他的智慧——他焉会做出飞蛾扑火的蠢事？起兵为父、祖复仇是一定要做的事，而谋略已在他心中成形了。

他向明朝的边吏抗争，得到一个表面合理的解说以后，也在表面上采信了明朝所谓“误杀”的说法，接受了明朝给他的三十道敕书、三十匹马和建州左卫都督加龙虎将军的名衔，同时出兵攻打被明朝拿来当替死鬼的尼堪外兰——他何尝不知道，真正杀死他父、祖的是明朝的辽东政策？只是，在实力不足的时候，这么做才是上上之策。

见好就收，一段日子后再图进一步的收获；他每次的向明朝争取到的所得都不多，既不致引起敌人的刮目相看，带来祸害，而日积月累起来，成果却非常可观——以往，建州每有出类拔萃的人兴起就遭致明朝剿灭的史事，应是他重要的借镜，他以此而规画出正确的方法来对付明朝；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时间，他以自我隐藏实力、结交明朝在辽东的重要官员等方法来维持与明朝的良好关系，使明朝的朝廷深深的相信他是忠实的“看边小夷”而疏于防范他坐大，没有如以往对付女真能人般的出兵消灭他。

于是，他得以从容的扩充实力，壮大自己。

身为女真人，他当然别具一份使命感——几百年来的动乱、分裂、退化，使女真人陷于悲惨的命运中；各部之间的自相残杀，明朝的压制，蒙古的扰掠更使女真人濒临灭绝的危机；回顾过去，前瞻未来，他在在都立志率领女真人走向康庄大道。

这是“天命”，是与生俱来的使命；而欲完成这使命，先决的必行之事当然是统一女真各部。

而他当然也不会公然的大声疾呼，宣告自己的理想、责任和使命；他所采取的方法是默默的、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进行，一面避明耳目，一面得到实质的利益；追杀尼堪外兰的过程，使他逐步攻克了好几座城，援用这些征战经验，他逐一攻打邻近各小部，使为自己所有；对于可以以“和平”的方式收归己有的部落，他尽量以通婚或说服的方式来归附自己；几年下来，成绩着实可观。

但是，当他的实力扩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尽管能以各种手段瞒过明朝，不疑他有大志，但却瞒不了与他相熟的人。

扈伦四部之首的叶赫部，部长纳林布禄本是他的妻兄，既对他的壮大实力的作为一清二楚，也与他同样的怀有一统女真的大志，当然也就产生了“既生瑜，何生亮”的心理。

一五九三年，纳林布禄纠集了其他共九部的联军来攻建州；他的人马数量少，但是凭着平日训练精良、士气高扬而在古勒山一举大败九部联军，他从此而威名大震。

但是，他并不乘胜追击，也不以此向女真各部耀武扬威，而一本他“自我隐藏实力”的原则收兵；接下来，他继续闷不吭声的兼并其他各部，继续虚以委蛇的交好明朝。

而且，整个过程中，他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

原来，参加“九部联军”的蒙古科尔沁、喀尔喀两部与他并无深仇大恨，参战，只是受到了纳林布禄的诱唆而已，战后，心中便大生愧悔；而他却不但立刻宽怀大量的原谅了这两部，而且主动与之通好；于是，少了敌部，多了友邦，也种下了日后得到更多收获的善因——多年后，科尔沁、喀尔喀部与他结成通婚的亲家，关系密切，喀尔喀部的贝勒甚至主动发动蒙古各部，一起尊他为汗！

同一年，他在听到了日本发兵侵略朝鲜的消息时，主动的向明朝提出请求，愿率兵三千，渡江援朝；史书上一样没有记载，他在这件事发生的过程中，心里的所思所想，因而无由窥知他的意图；但是，关注与亟欲介入之情，即便只有简短的一小段文字，也已跃然而现；而后，当中、日、朝三方发生激烈血战的当儿，明军主帅李如松更是他向所熟悉的人，他的心神要不投注其间，也是不可能的——聪睿的他更不会不注意到战争的胜负与影响！

这场跨国战争究竟带给他多少实质的利益，多少抽象的启示，委实难以计算；但是，当时的大东亚历史舞台的主角万历皇帝、丰臣秀吉和李昖其实都是输家，都蒙受了损失——相形之下，观战的他竟成得利的渔翁！

当然，这场战也提醒了他朝鲜的重要，此后，出现于记载中的是他多方联络朝鲜；一五九五年十一月，他在费阿拉接见朝鲜通事河世国，且致书朝鲜国王，次月，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受命至费阿拉——而关于他第一次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的记载，赫然也是致朝鲜的文书！

他宏观周遭的全局，视野扩展，眼界高远，胸中的格局早已远远的超过了原本身为“部落之长”的范畴，他所率领的建州与建州的子民，当然全都有了大幅的提升。

自称为“国王”以后，他尚且得力于万历皇帝的疏懒，不上朝，明朝朝中注意、了解到辽东情势的人很少，唯一知道他底细的李成梁则年事已高，无力扑灭他这股新兴的势力了。

但他仍然秉持着一贯的自我隐藏实力、悄悄壮大自己的原则，继续逐步吞并他部，逐步削减扈伦四部的实力，作统一的准备，也继续与明朝维持良好关系，甚至，他在表面上对明朝恭敬之至；史籍上记载着，他曾多次亲自到北京“入贡”——这事“一石二鸟”，既能使明朝继续视他为为忠诚的“看边小夷”，也可以藉着赴北京之路增广见闻、多方了解明朝；在京逗留的时间，“知彼”的收获当然又更大了。

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在图来日——他的智慧是高人一等的，既掌握到了自己所处身的大变局的时代脉动，也很正确的制定出了自己应该进行的事与进行的方法；他彷佛预见了未来似的，确实知道现在的自己该做些什么。

一五九九年，他命臣子们制了文字；其后又制定了八旗制度，从此，建州的层级又上了一层楼，已隐隐是大国的基架了。

一六零一年，他出兵灭扈伦四部之一的哈达；一六零七年灭辉后，一六一三年灭乌拉，一六一九年灭叶赫——大部被消灭，小部被兼并，而他，完成了统一大业。

白手起家，以小搏大，逐步兼并，完成大业——过程虽然漫长、艰苦，但终究完成了心愿和使命。

一六一六年正式建国称帝后，他已非历史舞台的配角，而是大东亚整体情势变化的主导者之一，这整体的情势变化也深深的影响着他的发展。

他的实力和威胁力使得朝鲜明向明朝，暗倾后金，即使奉了明朝的命令，也不敢真正与他为敌；林丹汗不愿与他交好结盟，且曾举兵攻打他的盟邦科尔沁部，但却在遭遇他派军救援的当儿临阵退兵；明朝内部的情势更坏，也更有助于他快迅的吞并明朝在辽东的城池；魏忠贤独揽大权，诛杀异己，于残害东林诸人之际将朝中唯一能御守辽东的熊廷弼送上刑场——“后金国”的开国大功臣，除了努尔哈赤的文武大臣军队子民之外，还应该包括明朝君臣、朝鲜君臣、丰臣秀吉、林丹汗、李成梁、魏东贤等人吧！

李成梁逼他陷入绝境，激起他生命中所有的潜力，揭开他一生奋斗不懈、完成英雄事业的序幕；明朝、鲜鲜和日本一起合力砍锯明朝这棵大树，魏忠贤在最后加了把劲，使明朝陷入万劫不复；林丹汗以错误的选择和欺凌蒙古他部，促使蒙古诸部大都投归于他——絮果兰因，错综复杂，而历史上的兴亡大事于焉底定。

他优于其他人的个人条件也显露出耀眼的光芒来了，此后，他不再自我隐藏实力……

在一切都准备完善之后，他正式对明朝宣战，战略的制定也仍维持着他“宏观全局，微观细目”的思考习惯和原则，重视外国的情势变化和可能造成的牵制，朝鲜的态度、林丹汗的作为，在在都是要同时关注的重点；而明朝朝臣之间的内斗，远比战场上的厮杀还要惨烈，他更不曾忘了加紧深入了解；于是，他顺利的攻占城池，引为己有，使自己的国家规模更大，基础更坚，展望更好，远景更璀璨。

他成为成功的开国之君。

而尽管他于一六二六年以宁远之役战败，同年病逝，没能在生之年一酬壮志的入主中原，但是，后金的基业已坚，王气已兴，取代明朝的条件已备，趋势已成；继位的皇太极更是从小参与他的英雄事业的英才，日后将他的遗志与大业经营得更上一层楼——不久的未来，人们所期待的太平盛世终于降临人间。

后人尊他的庙号是“清太祖”，推崇他为清王朝奠立了雄厚坚实的基础，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朝代，领导时代，领导历史前进，成为人类历史上傲视千古的光芒。

古事今情·会流成海

阅读历史的波澜壮阔，澎湃回荡，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将有什么样的感触？作出什么样的思考？

逝者如斯，而过往的史事未必尽成云烟——但是，历史所留下的又是些什么？

历史诠释者每将古事今情相融，是以西方史家有所谓：“每一种历史写作都是当代史。”所指的既是以当代的历史眼光析论古事，当代的治学方法研究古事，所得的成果更是受当代观点和书写方式影响；同时也指出，历史写作者除了客观的思考、析论之外，还包含了主观的感情，以致下笔时总或多或少有“借古代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的成分。

这岂非类同于司马迁的历史书写观：

“究夫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波澜壮阔，澎湃回荡，而其中隐隐透出他个人的生命情怀、思考成果、研究心得和创作艺术；于是，自上古时代至秦汉之际，诸多史事和人物都成为他独特的诠释、书写方式下令人感动、震撼、悲叹的挥洒吐泻，直入读者的灵魂深处。

而十六、七世纪之际的史事，形式上固然与上古、与秦汉之际大不相同，其本质却是一致的：“人的故事”——微观者，人性的底层；宏观者，人与人的组合，如此而已。

努尔哈赤和他所处身的时代，是历史，是人的故事，是一部启人省思的籍册，也是一面足以照见今世的明镜。

十六、七世纪的变局固然已随风而逝，但是，此后的历史不又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生出多次的变局吗？

因此，我所诠释的英雄与英雄的时代，包含了多种的意义，既为我的历史研究与思考，也融合了我的情怀与感慨，并且隐藏、寄托着我对未来的太平盛世的期待。

一九九九年七月五日凌晨·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