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处理的，是魏忠贤的家属，比如他侄子魏良卿，屁都不懂的蠢人，也封到公爵了（宁国公），还有客氏的儿子候国兴（锦衣卫都指挥使），统统拉出去剁了。

接下来，是他的亲信太监，毕竟大家生理结构相似，且狼狈为奸，算半亲戚，优先处理。

这拨人总共有四个，分别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作为头等罪犯，这四位按说都该杀头，可到最后，却只死了两个，杀了一个。

第一个死的是李朝钦，他是跟着魏忠贤上吊的，并非他杀，算自杀。

唯一被他杀的，是李永贞。其实这位兄弟相当机灵，早在九月底，魏公公尚且得意的时候，他就嗅出了风声，连班都不上了，开始在家修碉堡，把院子封得严严实实，只留小洞送饭，每天窝在里面，打死也不出头。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李永贞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到了十月底，他听说魏忠贤走人了，顿时大喜，就把墙拆了，出来放风。

刚高兴几天，又听到消息，皇帝要收拾魏公公了，慌了，再修碉堡也没用了。

于是他使出了绝招——行贿。

当然，行贿崇祯是不管用的，他拿出十余万两银子（以当时市价，合人民币六千万至八千万），送给了崇祯身边的贴身太监，包括徐应元和王体乾。

这两人都收了。

不久后，他得到消息，徐应元被崇祯免了，而王体乾把他卖了。

在名列死亡名单的这四位死太监中，最神秘的，莫过于王体乾了。

此人是魏忠贤的铁杆，害死王安，迫害东林党，都有他忙碌的身影，是阉党的首脑人物。

但奇怪的是，当我翻阅几百年前那份阉党的最终定罪结果时，却惊奇地发现，以他的丰功劣迹，竟然只排七等（共有八等），罪名是谄附拥戴，连罚款都没交，就给放了。

伺候崇祯十几年的徐应元，光说了几句话，定罪比他还高（五等），这个看上去很难理解的现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王体乾叛变了。

据史料分析，王体乾可能很早就“起义”了，所以一直以来，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当了这么久卧底，也该歇歇了。

所以他钱照收，状照告，第二天就汇报了崇祯，李永贞得知后，决定逃跑。

跑吧，大明天下，还能跑去非洲不成？

十几天后，他被抓捕归案。

进了号子，李太监还不安分，打算自杀，他很有勇气地自杀了四次，却很蹊跷地四次都没死成，最后还是被拉到刑场，一刀了断。

名单上最后一位，就是刘若愚了。

这位仁兄，应该是最有死相的，早年加入阉党，一直是心腹，坏事全干过，不是卧底，不是叛徒，坦白交代，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一点没有，不死是不可能的。

可他没死。

因为刘若愚虽然罪大恶极，但这个人有个特点：能写。

在此之前，阉党的大部分文件，全部出于他手，换句话说，他算是个技术人员，而且他知道很多情况，所以崇祯把他留了下来，写交代材料。刘太监很敬业，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所写的《酌中志》，成为后代研究魏忠贤的最重要史料。

只要仔细阅读水浒传，就会发现，梁山好汉们招安后，宋江死了，最能打的李逵死了，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比如神医安道全之流。

以上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平时学一门技术是多么的重要。

处理完人妖后，接下来的就是人渣了，主要是“五虎”和“五彪”。

五虎是文臣，分别是（排名分先后）：兵部尚书崔呈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燮龙。

五彪是武官，分别是：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指挥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寰。

关于这十个人，就不多说了，其光辉事迹，不胜枚举，比如田尔耕，是迫害“六君子”的主谋，并杀害了左光斗等人，而许显纯大人，曾亲自把钉子钉进杨涟脑门。用今天的话说，足够枪毙几个来回。

因为此十人一贯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崇祯下令，将其逮捕，送交司法部门处理。

经刑部、都察院调查，并详细会审，结果如下：

崔呈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耕、许显纯曾参与调查杨涟、左光斗等人的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

这份判决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恬不知耻。

崇祯很不满意，随即下令，再审。

皇帝表态，不敢怠慢，经过再次认真细致的审讯，重新定罪如下：

以上十人，除崔呈秀已死外，田尔耕、许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是离其住处最近的卫所。

鉴于有群众反应，以上几人有贪污罪行，为显示威严，震慑罪犯，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五千两，吴淳夫三千两，李燮龙、田吉各一千两。结案。

报上去后，崇祯怒了。

拿钉子钉耳朵，打碎全身肋骨，是过失致人死亡，贪了这么多年，只罚五千、三千，你以为老子好哄是吧。

更奇怪的是，案子都判了，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没到案，比如田吉，每天还出去遛弯，十分逍遥。

其实案子审成这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审讯此案的，是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

苏茂相是阉党，曹思诚也是阉党。

让阉党审阉党，确实难为他了。

愤怒之余，崇祯换人了，他把查处阉党的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永光。

可王永光比前两位更逗，命令下来他死都不去，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任务。

因为王永光同志虽然不是阉党，也不想得罪阉党。

按苏茂相、曹思诚、王永光以及无数阉党们的想法，形势是很好的，朝廷内外都是阉党，案子没人敢审，对五虎、五彪的处理，可以慢慢拖，实在不行，就判田尔耕和许显纯死刑，其他的人能放就放，不能放，判个充军也就差不多了。

没错，司法部长、监察部长、人事部长都不审，那就只有皇帝审了。

几天后，崇祯直接宣布了对五虎五彪的裁定，相比前两次裁决，比较简单：

田吉，杀！吴淳夫，杀！倪文焕，杀！田尔耕，杀！许显纯，杀！崔应元，杀！孙云鹤，杀！杨寰，杀！李燮龙，杀！

崔呈秀，已死，挖出来，戳尸！

以上十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

什么致人死亡，什么入狱，什么充军，还他娘就近，什么追赃五千两，都去死吧！

曹思诚、苏茂相这帮等阉党本来还有点想法，打算说两句，才发现，原来崇祯还没说完。

“左都御史曹思诚，阉党，免职查办！”

“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

跟我玩，玩死你们！

随即，崇祯下令，由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旷、钱龙锡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错，不可放过。

挑出上面这几个人办事，也算煞费苦心，乔允升和阉党向来势不两立，韩旷这种老牌东林党，不往死里整，实在对不起自己。

扫荡，一个不留！

几天过去，经过清查，内阁上报了阉党名单，共计五十多人，成果极其丰硕。

然而这一次，崇祯先更为愤怒，他当即召集内阁，严厉训斥：人还不够数，老实点！

大臣们都很诧异，都五十多了，还不够吗？

既然皇上说不够，那就再捞几个吧。

第二天，内阁又送上了一份名单，这次是六十几个，该满意了吧。

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一拍桌子：人数不对，再敢糊弄我，以抗旨论处！

崇祯是正确的，内阁的这几位仁兄，确实糊弄了他。

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且皇帝支持，但阉党人数太多，毕竟是个得罪人的事，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

不管了，接着糊弄：

“我们是外臣，宫内的人事并不清楚。”

崇祯冷笑：

“我看不是不知道，是怕得罪人吧（特畏任怨耳）！”

怪事，崇祯初来乍到，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

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迷题。

他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扔到阁臣面前，说：

“看看吧。”

打开包裹的那一刻，大臣们明白，这次赖都赖不掉了。

包裹里的，是无数封跟魏忠贤勾搭的奏疏，很明显，崇祯不但看过，还数过。

混不过去，只能玩命干了。

就这样，自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一直到崇祯元年（1628）三月，足足折腾了四个月，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

最后的名单，共计二百六十一人，分为八等。

特等奖得主两人，魏忠贤，客氏，罪名：首逆，处理：凌迟。

一等奖得主六人，以崔呈秀为首，罪名：首逆同谋，处理：斩首。

二等奖得主十九人，罪名：结交近侍，处理：秋后处决。

三等奖得主十一人，罪名：结交近侍次等，处理：流放。

此外，还有四等奖得主（逆孽军犯）三十五人，五等奖得主（谄附拥戴军犯）十六人，六等奖得主（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七等奖得主（祠颂）四十四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

以上得奖结果，由大明北京市公证员朱由检同志公证，有效。

对此名单，许多史书都颇有微辞，说是人没抓够，放跑了某些阉党，讲这种话的人，脑袋是有问题的。

我算了一下，当时朝廷的编制，六部只有一个部长，两个副部长（兵部有四个），每个部有四个司（刑部和户部有十三个），每个司司长（郎中）一人，副司长（员外郎）一人，处长（主事）两人。

还有大衙门都察院，加上各地御史，才一百五十人，其余部门人数更少，总共（没算地方政府）大致不会超过八百人。

人就这么多，一下子刨走两百六十多，还不算多？

其实人家也是有苦衷的，毕竟魏公公当政，不说几句好话，是混不过去的，现在换了领导，承认了错误，也就拉倒了吧。

然而崇祯不肯拉倒，不只他不肯，某些人也不肯。

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

大家在朝廷里，平时你来我往，难免有点过节，现在笔在手上，说你是阉党，你就是阉党，大好挖坑机会，不整一下，难免有点说不过去。

比如大学士韩旷，清查阉党毫不积极，整人倒是毫不含糊，骂过魏公公的，不一定不是阉党，骂过他的，就一定是阉党，写进去！

更搞笑的是，由于人多文书多，某些兄弟被摆了乌龙，明明当年骂的是张居正，竟然被记成了东林党，两笔下去就成了阉党，只能认倒霉。

此外，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比如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屁官都不是，估计连魏忠贤都没见过，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订为二等，跟五虎五彪一起，被拉出去砍了。

那位第一个上疏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垣，由于举报有功，被定为三等，拉去充军。

而在案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翼、杨所修，也没能跑掉，根据情节，本来没他们什么事，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由皇帝特批六等奖，判处有期徒刑，免官为民。

复仇

总体说来，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问题，但是相当凑合，弘扬了正气，恶整了恶人，虽然没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史称“钦定逆案”。

其实崇祯和魏忠贤无仇，办案子，无非是魏公公挡道，皇帝看不顺眼，干掉了。

但某些人就不同了。干掉是不够的，死了的人挫骨扬灰，活着的人赶尽杀绝，才算够本！

黄宗羲就是某些人中的优秀代表。

作为“七君子”中黄遵素的长子，黄宗羲可谓天赋异禀，不但精通儒学，还懂得算术、天文。据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被称为三百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

更让人无语的是，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他经过研究发现，每次农业税法调整，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无论动机如何善良，最终都导致税收增加，农民负担加重，换句话说，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加。

这一原理后被社科院教授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

善莫大焉。

但这四个字放在当时的黄宗羲身上，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他既不善良，也不大度。

当时恰好朝廷审讯许显纯，要找人作证，就找来了黄宗羲。

事情就是这么闹起来的。

许显纯此人，说是死有余辜，还真是有余辜，拿锤子砸人的肋骨，用钉子钉人耳朵，钉人的脑袋，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为人恶毒，且有心理变态的倾向。

此人向来冷酷无情，没人敢惹，杨涟如此强硬，许先生毫不怯场，敢啃硬骨头，亲自上阵，很有几分硬汉色彩。

但让人失望的是，轮到这位变态硬汉入狱，当场就怂了，立即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

他全然没有之前杨涟的骨气，别说拿钉子顶脑门，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真是窝囊死了。

值得庆幸的是，崇祯的监狱还比较文明，至少比许显纯在的时候文明，打是打，但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是不用的，照此情形，审完后一刀了事，算是便宜了他。

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审讯开始，先传许显纯，以及同案犯“五彪”之一的崔应元，然后传黄宗羲。

黄宗羲上堂，看见仇人倒不生气，表现得相当平静，回话，作证，整套程序走完，人不走。

大家很奇怪，都看着他。

别急，先不走，好戏刚刚开场。

黄宗羲来的时候，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外，还带了一件东西——锥子。

审讯完毕，他二话不说，操起锥子，就奔许显纯来了。

这一刻，许显纯表现出了难得的单纯，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等待着他的答案。

答案是一声惨叫。

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手持锥子，疯狂地朝许显纯身上戳，而许显纯也不愧孬种本色，当场求饶，并满地打滚，开始放声惨叫。

许先生之所以大叫，是有如意算盘的：这里毕竟是刑部大堂，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

答案是能。

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没有一个人动手，也没有人上前阻拦，大家都饶有兴致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黄宗羲不停地扎，许显纯不停地喊，就如同电视剧里最老套的台词：你喊吧，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因为所有人都记得，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杨涟的耳朵和脑门，那时，没有人阻止他。

但形势开始变化了，许显纯的声音越来越小，鲜血横流，黄宗羲却越扎越起劲，如此下去，许先生被扎死，黄宗羲是过瘾了，黑锅得大家背。

于是许显纯被拉走，黄宗羲被拉开，他的锥子也被没收。

审完了，仇报了，气出了，该消停了。

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他转头，又奔着崔应元去了。

其实这次审讯，崔应元是陪审，无奈碰上了黄恶棍，虽然没挨锥子，却被一顿拳打脚踢，鼻青脸肿。

到此境地，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黄宗羲赶走了，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但黄宗羲打上了瘾，被人拉走之前，竟然抓住了崔应元的胡子，活生生地拔了下来！

当年在狱中狂施暴行的许显纯，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

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

如许显纯等人，都是钦定名单要死的，而那些没死的，似乎还不如死了的好。

比如阉党骨干，太仆寺少卿曹钦程，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家养老，结果所到之处，都是口水（民争唾其面），实在呆不下去，跑到异地他乡买了个房子住，结果被人打听出来，又是一顿猛打，赶走了。

还有老牌阉党顾秉谦，家乡人对他的感情可谓深厚，魏忠贤刚倒台，人民群众就冲进家门，烧光了他家，顾秉谦跑到外地，没人肯接待他，最后在唾骂声中死去。

而那些名单上没有，却又应该死的，也没有逃过去。比如黄宗羲，他痛殴许显纯后，又派人找到了当年杀死他父亲的两个看守，把他们干掉了。

大明是法制社会，但凡干掉某人，要么有司法部门批准，要么偿命，但黄宗羲自己找人干了这俩看守，似乎也没人管，真是没王法了。

黄宗羲这么一闹，接下来就热闹了，所谓“六君子”、“七君子”，都是有儿子的。

先是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上书，要为父亲魏大中伸冤，然后是杨涟的儿子杨之易上书，为父亲杨涟伸冤，几天后，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又上书，为父亲周顺昌伸冤。

顺便说一句，以上这几位的上书，所用的并非笔墨，而是一种特别的材料——血。

这也是有讲究的，自古以来，但凡奇冤都写血书，不用似乎不够分量。

但崇祯同志就不干了，拿上来都是血迹斑斑的东西，实在有点发怵，随即下令：你们的冤情我都知道，但上奏的文书是用墨写的，用血写不合规范，今后严禁再写血书。

但他还是讲道理的，崇祯二年（1629）九月，他下令，为殉难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追授官职，并加封谥号。

杨涟得到的谥号，是忠烈，以此二字，足以慨其一生。

至此，为祸七年之久的阉党之乱终于落下帷幕，大明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邪恶的势力就此倒台。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

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神灵、天命，对魏忠贤而言，都是放屁，在他的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迷信。

不信道德，不信仁义，不信报应，不信邪不胜正。

迷信自己，迷信力量，迷信权威，迷信可以为所欲为，迷信将取得永远的胜利。

而在遍览史书十余载后，我信了，至少信一样东西——天道。

自然界从诞生的那刻起，就有了永恒的规律，春天成长，冬天凋谢，周而复始。

人世间也一样，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规则恒久不变，是为天道。

在史书中无数的尸山血河、生生死死背后，我看到了它，它始终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

它告诉我，在这个污秽、混乱、肮脏的世界上，公道和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道有常，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恒久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