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石坊团” 6、贪吏激变,匪患四起的主要根源

赵国澍办团,是咸丰三年(1853年)的事情。

清末,朝纲沦丧,无官不贪。为了求得生存,农民铤而走险,纷纷投奔义军阵营。先是咸丰初年,洪秀全等在广西起事。接着,自1854年开始,黔省少数民族的起义此起彼伏,这风声鹤唳、动荡不安的局面,持续了整整二十年。

时任清廷重臣的胡林翼出身书香门第,在镇远主政期间,曾经写过一道不同凡响的奏折,并受到了道光帝旻宁的赞赏和嘉许。这道奏折,实际上是一篇详尽的、关于农民问题的考察报告,题为枟条陈东路可虑情形十五事枠。奏折云:黔为天下之最贫,贼亦天下之最劣,诸贼中如苗贼地广而众,然并无长技远志,意在争土田,隳城垣,掠食货耳。胜则群趋,败则各遁,无旗帜、营垒、行列、号令,此其短也。然不畏雨雪,不间昼夜,不虑险阻,裹粮而往,吹角而来,据险则攻坚为难,入箐则抄搜不易,故数服数叛,难在攻心而已!

咸丰帝奕继位后,曾采取措施来挽回人心,试图扭转大清王朝那摇摇欲坠的危局。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奕颁布上谕,令全国整顿吏治,反腐肃贪。

同年七月初六日,奕就全国“匪逆猖獗”的状况示谕各地总督、巡抚、提督等封疆大吏:“力加搜捕,严密查拿,以期消患未形,毋得因循坐误。”除此而外,奕还颁诏“征言”,要求大臣们就用人、行政、抚民诸务封章密奏各抒己见,为治理国家献计献策。

殊不知,在奕登基的同时,中国版图上出现了另一个政权:

太平天国。一道十万火急的密奏惊醒了他。这份奏折,是广西巡抚周天爵呈上的。此后,在官军整整一年的封剿中,洪秀全、杨秀清不但没被荡平,势力反而越来越大。为此,咸丰帝曾下过一道意味深长的“罪己诏”:……回思前任疆吏,粉饰因循,深堪痛恨!然劳师糜饷,俾么小丑,未能迅就荡平,皆予罪也!自惟薄德,时切忧勤,宵旰苦衷,原难共喻,亦不愿天下知,惟有自省愆尤,倍深刻责而已!

然而,正所谓“回天乏术”,奕整顿吏治也罢,“罪己刻责”也罢,尽皆于事无补。“剿围”战场,官军依旧节节败退,越来越多的城池落入了“洪、杨乱党”手中。先天体质羸弱的少年天子奕沮丧至极!

正当奕发愁的时候,云贵总督吴文和八旗兵将领、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同时呈上了建议“办团”的奏折。吴文和乌兰泰都建议咸丰帝打消对八旗、绿营的指望,放手让地方官员和缙绅自己去招兵买马,组织军队和太平军斗。

这个建议的实质就是四个字:下放皇权。

让私人拥有军队!自古以来就没有这个规矩。然而,除此之外,再没别的路子可走。思虑再三,奕接受吴文等人的建议,授曾国藩为“团练大臣”。曾国藩为礼部右侍郎,当时正在湖南老家为母亲“丁忧”(奔丧、守孝)。奕命令他立即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张亮基一道,就地招兵买马、创办团练。这支团练,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湘军”的前身。

咸丰三年正月初八,咸丰帝颁布“上谕”,号召各地乡绅组织团练、乡勇,堵截“长毛”保卫乡里。上谕着各省督、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

贵州巡抚蒋霨远接到奕关于办团的“上谕”后,立即传令,召见全省四镇总兵和各地知府、知县、知州、通判。镇远、黎平两府,因其早已办起了团练,故不在此列。

各地军政要员接到通知后,纷纷动身前往省城。正月十五日,即“元宵节”这一天,官员全部到齐,巡抚衙门召开紧急会议。蒋远首先传达“上谕”,接着又就贵州的办团事宜作了相应部署,他饬令知府、知州、通判们抓紧落实,勿得有误。

正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贵阳、安顺、都匀、思南、思州、铜仁、遵义、石阡、大定、兴义十府,以及平越直隶州和松桃、赤水、盘县三直隶厅,都逐一上报了办团的实施方案。这些方案大同小异,巡抚蒋远无心细阅,皆一一照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