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社会，人们都会有一定的信仰；在任何一个社会，统治者都会宣传一定的主张，使之成为人们必需的信仰。没有一个主流信仰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在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社会的主流信仰无非是儒、释（佛教）、道三家。在这三家中，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伦理思想，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基本主张，而不能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而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的影响程度则远远不及佛教。

清朝的乾隆皇帝崇奉佛教中的喇嘛教，这不仅是他个人选择的信仰，也是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的纽带。清王朝的皇帝通过喇嘛教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

无论皇帝信仰喇嘛教是出于何种目的，那对于和珅来说都不重要。他信奉的是：皇帝崇奉喇嘛教，于是我也要崇奉喇嘛教。共同的宗教信仰就成为了和珅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第三项基本条件。

乾隆皇帝不但崇奉喇嘛教，而且对喇嘛教的经典颇有研究。乾隆皇帝还曾主持翻译并刻印了《满文大藏经》。

中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中国都有其信徒、组织和活动场所。其中，佛教分汉语系佛教（公元前1世纪传入）、藏语系佛教（7世纪传入）和巴利语系佛教（13世纪传入）三大支。西藏佛教，指的就是这三大支系中的藏语系佛教，通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喇嘛教，属于佛教中的密宗，7世纪传入中国。15世纪初，青海人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改革了藏传佛教，把藏传佛教的教义与当地民间信仰相结合，创建了喇嘛教，称“格鲁派”，因格鲁派的喇嘛僧人头戴黄色法冠，身披黄色袈裟，故喇嘛教也称“黄教”。

喇嘛教作为佛教的一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与其他教派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与被称为“显教”的汉地佛教相比，“显教”以理论探索为主，而藏传佛教以“密教”为精髓，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主要特征，宣传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印契（身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结合的修行方式。

和珅知道乾隆皇帝崇奉喇嘛教，于是自己也认真研习喇嘛教的经典。很快，和珅就达到了能同乾隆皇帝一起“修持密宗”的程度。在这方面，他们能够做到心意相通。

不少清人笔记中记载着关于和珅同乾隆皇帝一起“修持密宗”的事。

乾隆皇帝当满60年的皇帝退位以后，湖北襄阳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传说是达摩祖师在中国所创立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实，中国的禅宗也传说是达摩所创立的。白莲教与禅宗，显然是两回事。然而白莲教的“莲”字含有佛教的意味甚浓。它的教义，简单说来是：天上的弥勒佛即将降生人世，成为人间的救世“明王”；奉他的人，须悔罪、祈祷、吞符、吃素，然后劫数可逃。

白莲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传入中国以后吸收了佛教许多因素。中国的唐朝政府一度对它宽容，不久又将它查禁，于是摩尼教成为“邪教”转入地下，变成了秘密结社。宋朝与元朝的政府也把摩尼教视为“邪教”。中国的摩尼教教徒于是改称其宗教为“明教”，而元朝末年的韩山童及其儿子韩林儿，便成了“明王”。

“白莲教”三个字，不是“明教”的别名，而只是教外人用以称它的一种绰号。韩山童父子的“反元”运动，到了朱元璋的手中获得成功。朱元璋受韩林儿之封做了“吴王”，也奉行了韩林儿的年号“龙凤”。朱元璋本是明教的一分子，因此在做了皇帝以后，定国号为“大明”。但是他不能容许一个有力量的秘密结社活动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于是又雷厉风行地禁止“明教”。他想不到，在他的帝国崩溃了一百多年以后，又有白莲教的教徒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想捧出一个小孩子来当皇帝，说这小孩子姓朱，是他的后裔。

这小孩子，据清朝的官吏说，不姓朱，姓王，名叫发生。时间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地点是河南鹿邑，策划的人是刘之协。他们的领袖，叫作刘松。刘松这时候已经因为曾经在家乡安徽北部传教而被捕，在甘肃充军。到了甘肃以后，他又传起教来，被陕甘总督勒保逮捕，于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刘之协、宋之清以及在湖北、四川、陕西的若干教徒的姓名。陕甘总督勒保慌忙将刘松处死，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便下旨有关各省的总督、巡抚捉拿白莲教教徒。小孩子“王发生”很快就被捉到，充军到伊犁。刘之协溜走。在湖北，武昌府的同知（副知府）常丹葵得到巡抚毕沅的命令以后，一捉便捉了几千人。

当然，常丹葵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替清朝扑灭白莲教，而是借此“大捞一笔”。在这几千个老百姓之中，真正是白莲教教徒的极少。常丹葵将他们一律严刑拷打，甚至用钉子钉在墙上。肯出钱的，不久便宣告无罪释放；不肯出钱，或是无钱可出的，便继续在牢里受罪或是砍头。武昌以外，各省、各县的地方官，像常丹葵这样的不在少数。结果是民怨沸腾，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清廷称之为“川楚教匪之乱”。

在随后的九年时间里，川楚白莲教起义军纵横驰骋于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五省，教号称“八大主力”，是为：达州（今达州市辖达县）青号徐天德，襄阳黄号姚之富、王聪儿（姚之师母），太平（今达州市万源县）黄号龙绍周，襄阳蓝号张汉潮，通江（今巴州市通江县）蓝号冉文俦，襄阳白号高均德，东乡（今达州市宣汉县）白号冷天录，巴州（今巴州市巴中县）白号罗其清。川楚白莲教起义军的所作所为，极大地震动了统治者。

这其中，直到乾隆皇帝去世前为止，达州青号首领徐天德和巴州白号的继任首领苟文明所部的两支白莲教起义军仍未被镇压下去。徐天德和苟文明这两支白莲教起义军的日益活跃，也让已经当上太上皇的乾隆皇帝整日寝食难安，耿耿于怀。即使在乾隆皇帝弥留之际，也念念不忘。话说乾隆皇帝禅位之后，忽然有一天，他单独传召了和珅入大内觐见。等到和珅进入后宫，发现乾隆皇帝面南而坐，而当时已登基称帝的嘉庆皇帝，则只坐在太上皇乾隆身边的一个小凳上。和珅跪在地上，过了很久也不见乾隆皇帝说话，乾隆皇帝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一样，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什么。嘉庆皇帝侧起耳朵，努力想听清楚，却终究无济于事，不明所以。过了一会儿，乾隆皇帝忽然睁开眼睛大喝道：“那人叫什么名字？”跪在地下的和珅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道：“徐天德、苟文明。”乾隆皇帝不再言语，继续闭起眼睛默默念诵着什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才打发和珅出来，期间没有同和珅说一句话。嘉庆皇帝大为惊愕，过了几天，秘密传见和珅，问他说：“上一次，父皇召你进宫，他说的是些什么？而你回答的那六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和珅应该是颇有些得意地说：“太上皇背诵的是喇嘛教中的一种秘密咒语，默诵这种咒语，被诅咒的人虽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也会突然死去。所以当时太上皇问及的时候，我用白莲教匪首徐天德和苟文明的名字来应对。”

这个故事很明显地说明了和珅与乾隆皇帝在信仰方面的默契程度。

说来也怪，就在乾隆皇帝死后不久，达州青号白莲教起义军首领徐天德于嘉庆六年（1801年）在陕西省紫阳县的渡河战役中溺水而死；巴州白号首领白莲教起义军苟文明也于嘉庆七年七月十七日（1802年8月14日）战死。到嘉庆九年（1804年），川楚白莲教起义被最终镇压下去。这也算是最终了却了已经死去的乾隆皇帝的一份心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