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厚重的沉痛，莫过于英雄惨死于他自己的人手中，悲哉壮哉，令人扼腕长叹！为何就不去与之相搏？而只能冤屈的去死？“我只能如此！”仿佛从天边传来英雄声息。

刘伯温第二次解官还乡，心里非常平和。每日里他早早起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沿了屋后两旁都是竹林的一条小道，随心所欲地走上一刻钟。竹子还是他年轻时亲手栽下的，现如今已漫延有好几里，那逼人眼目的翠绿为刘伯温喜欢，那竹树独有高洁的韵味更令刘伯温所赞赏。他常常会一边散步，一边注视着某一株破土而出的竹笋，仔细地察看它，较前一日有什么变化。有时，他也会抬头仰望着竹子上的一只小巧玲珑而又非常美丽的翠鸟，可笑地学着它啁啾的脆鸣。一切都是这么的悠闲自在，一切都是这么安祥和谐，昔日的军师，安邦的勋臣，如今同那普普通通的乡间老人一样，静静地享受着自己淡泊的乡间生活。

这日刚从屋后的竹林散步出来，刘运等几个好友来邀，同去小镇逛了逛。刘伯温感觉精神很好，这日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抱着了解一下久违民情的愿望，刘伯温点头答应。小镇名叫“谈洋”，地盘虽不大，因地处周围几郡交界处，非常的热闹，是个盐贩子聚集的好场所。小镇离刘伯温的家虽然很近，只因刘伯温走南闯北，跑遍了差不多整个中国，什么名胜风景，大山大河，他都曾一一游览过，对近在咫尺的小镇，却有很多年也没有光顾了。

刘伯温与三五个好友，刚进小镇，便感受了小镇的繁华。喊价还价中，车来人往，诸多的盐商，不断地将大包小包的食盐推进拉出，买的卖的都忙着将这些食盐送往自己想送的地方。再往里走，突然听到大声地吵架，接着便见有两个汉子打了起来。然后是有人帮忙，接着是更多的人帮忙。倾刻间，酿成了较大的械斗，如同一场小小的战争。刘伯温与三五个好友，被退来的人群差点挤倒在地，他们只好赶紧退出小镇。社会秩序很乱，老百姓怎么能安心做生意？刘伯温这么想着，不由心里着急。

曾亲历元亡明兴的整个过程的刘伯温，深知小乱会酿成大乱，一处地方治安不好会影响多处地方治安失控。再加上，刘伯温还知道谈洋从元朝以来就是个盐盗聚集的地方，管理得好了，不仅能保地方平安，国家还能多收许多税银。

于是，“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的刘伯温，再也坐不住。从谈洋回来，又通过一番详细考查后，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三千多字的折子，请奏朝庭在谈洋设立巡检司，既可使国家增加税收，又可保地方稳定平安。他的好友刘运知道此事后劝他说：“而今在朝庭主事的胡惟庸、汪广洋对都你都不满，你不如呆在家过自己的快乐日子，不去管他这些闲事。”

刘伯温听了，沉思许久，最后，他还是将折子交给儿子刘琏，让他赶往京城，直接送给朱元璋。刘伯温万万没有想到，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知道此事，竟然会非常愤怒。

“这个刘伯温，还这样看不起我！”胡惟庸愤愤地想道，顿时萌发了再好好地整一整刘伯温的念头。为了谋求一个万全之策，胡惟庸特意去了李善长的家。

李善长离了丞相任后，虽说有时还要到金陵去走走，但比往日却清闲了许多。轰轰烈烈地办完儿子的婚事，又解决了杨宪，还扶起来了胡惟庸，心里非常得意。这胡惟庸似乎是很讲义气，上任右丞相之后尽管公务特忙，也还是忙里挤出时间到李善长处走一走。有一次胡惟庸又来看望李善长，刚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也在，从李善长对李佑的态度来看，胡惟庸感到李善长很喜欢李佑，于是心思一动，提出要把自己的女儿胡玖红嫁给李佑。李善长听了满心欢喜，好事一拍即成，半月后，李善长与胡惟庸便成了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李善长对胡惟庸更加信任，便将自己的旧属，都介绍给胡惟庸。一时间，胡惟庸感到做事顺手了许多。李善长是朱元璋的亲家，胡惟庸又是李善长的亲戚，一下子，大臣与皇上的关系近了许多，胡惟庸胆子也大了许多。就在这时候，在胡惟庸手下做事的刘伯温的儿子刘琏替父亲上了个折子。

“我今日来，是有一件关于刘伯温的事情，想请教丞相。”到了李善长家后，胡惟庸客客气气的对李善长说。看到李善长在认真地听，他就把刘伯温的儿子刘琏替他父亲直接向朱元璋上折子的事说了一遍，最后非常气愤地说：“原来，他刘伯温依仗自己是元老功勋，在皇上面前就一再说我的坏话，我都忍了。可是现如今，他还是这样目中无人，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这么做，只不过是性格使然。如今，他居乡里，年事又高，我看恐不能再给我们添乱子。所以我想，我们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李善长劝胡惟庸说。

“丞相是说这事就算了？”

李善长点点头，重复着说：“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

“我认为事情不是这样。”胡惟庸毕竟年青许多，坚持自己的看法，说：“刘伯温虽居乡里，皇上还是有事请教，常常召见；更有甚者，徐达等一干将帅，对他刘伯温佩服有佳，对我们却不怎么看得起。”

胡惟庸的后面一句话，李善长听进了心里，沉思着说：“情况确实如此，那些将帅，特别是徐达，对我从来都不太搭理，对刘伯温倒是言听计从的。这对你我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好事情。”

胡惟庸见李善长被自己说服了，非常高兴，只把眼睛期盼地望着李善长，那目光分明在说：还请你给我想一个好办法。

李善长读懂了他的意思，说：“好吧，我就帮你想个法子。要告刘伯温，得找个很好的理由，不能说他让儿子直接将折子交给皇上而看不起你，这不但没用，反而会让皇上责怪你。”

“是啊。”胡惟庸点点头，说：“这事，我也是这么想的。刘伯温虽然被皇上赶回乡下，但在皇上的心中，份量还是很重的。皇上不可能因为刘伯温不把折子直接交给我就治刘伯温的罪”

“你看到了这一点，很好。”李善长点着头说：“现在，要想再整一整刘伯温，就一定要找到一件他对皇上有什么威胁，或者是什么不利的事情。”

“可是，他刘伯温从不掌兵权，能对皇上有什么威胁？现在，刘伯温又告老还乡，听说他在青田从不与官府往来，连县令想见他一面也被他回绝了。若告他贪脏枉法，结党营私，更没有凭据，不可能让皇上相信。”

“可是，你应该也清楚，刘伯温精通占卜术数，占地观象是他的专长。”李善长有些得意地说。

胡惟庸听了，大惑不解地望着李善长，那目光分明在问：“刘伯温精通占卜术数，又有什么办法能整倒他？”

李善长见了，得意地一笑，往前欠了欠身子，故作神密地说：“你没有听说，刘伯温曾多次当众夸赞，他的故乡青田地有文气，故出文人。”

胡惟庸更加不解地望着李善长，不知他说这些对告刘伯温有什么用处。李善长见了，更加得意，忍不住哈哈大笑，笑毕说道：“你想想看，我们只要把刘伯温说过的话变一个字，他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胡惟庸听了，一时仍然弄不明白，不由着急地望着李善长，眼珠子瞪得快要鼓出来。李善长见了，这才差不多是揭了谜底说“皇上对于卜地观气，是非常讲究的。据我看来，现在的皇上比以往更信了。就在前不久，皇上还问起我民间流传他父母‘天葬’的事情。”

说到这里，李善长停了下来，静静地望着胡惟庸，见他一付又气又急、懵懵懂懂的可笑样子，忍不住说：“刘伯温夸他青田有文气，只要把文气的‘文’换一个字。”

“王气！”胡惟庸大声地喊起来。直到这时候，他总算明白过来，极佩服地望着李善长，想了想又说：“我就告他说谈洋之地有王气，想用来为自己作墓地。皇上知道了，岂能容他？”

亲戚两个商量着，谈得唾沫四溅，越谈越有劲。李善长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终是有些倦了，微微一笑，道：“你去办吧，只是谈这种事情，最好是能够找个适当的机会。如果是象闲谈一样给皇上说出来，效果会好得多。谈这种事情，特别要注意的是，千万别让皇上认为你是在故意整刘伯温。”

“我知道。”胡惟庸乐哈哈地说：“这个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很好办。如今，最多三天，皇上就要找我去问一问情况。”

李善长听了，放心地点点头，说：“如此，刘伯温休矣！”

胡惟庸欢天喜地地因到府里，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朱元璋果然差人来宣他去有事要问。回答了朱元璋要问的事情，趁闲聊时，胡惟庸如谈白一般将刘伯温夸他青田有王气的事情，说给朱元璋听。

“有王气之地，你刘伯温怎能用作自己的墓地呢？”朱元璋听后非常恼火，在心里愤愤地问到。如果换作其他人，朕一定要把他杀了。你这个刘伯温，朕就网开一面，夺了你的奉禄，让你也尝尝贫穷的滋味吧！

刘伯温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仰，他因为朱元璋的信任和尊重来帮衬朱元璋，也希望利用朱元璋对他的高度信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仰，由于他的智慧，他的许多想法都已经实现。他帮助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在朱元璋最关键最艰难之时，他挺身而出，甚至亲自指挥战争。大明皇朝建立以后，刘伯温本着儒家“仁政”的治国之道，融合了墨家“务实”的精神，引导和帮助朱元璋极力推行“生民之道，在于宽仁”的治国策略，在关心人民的疾苦，爱惜民财，减税、解困、修德省刑、宽猛相济、整顿官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刘伯温原本出生富有的地主家庭，从没有在乎身外的金钱物质。他为官多年，最后虽身为御史中丞，太史令显官，但为官清廉，以身作则，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始终是两袖清风。往日因为奉禄丰厚，倒也过得还算富裕。如今到了老年，全靠朝廷奉禄度日，奉禄被解除后，刘伯温一家上百口人，一下子陷入生活上的困境。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刘伯温知道：想占有王气之地建墓，在朱元璋看来是何等严重的罪名，朱元璋今天不杀你，保不准明天不杀，而且一旦开杀，可就是满门抄斩的事。刘伯温苦苦地思考着，该怎么办才能躲过这一劫，他现在既不能申辩，又不能躲避。于是，他决定赴京谢罪。

刘伯温到京的第一天，徐达刚好从北平回金陵，听说刘伯温的事情，赶忙前来看望。知道是胡惟庸的陷害，徐达气得虎眼圆睁，倏地起身，要去把这事给皇上讲讲明白。

刘伯温见了，招呼他坐下，说：“元帅的心，伯温领受了。只是你此去非但不能说服皇上，反而会害了伯温。为今之计，伯温只能留居京城，就生活在皇上的眼皮底下，方可解皇上的猜疑。到时候，他或许可以明白伯温的心。”

徐达听了，长长地一声叹息。

刘伯温在金陵住下，也不去为自己作任何的辩解，默默地忍受着，内心很是压抑，不久便病了，日子越发艰难起来。这一日，刘伯温的妻子朱氏正坐在塌前替刘伯温补一件破了的内衣，只见厨子张耙近来告说：“甕中粮尽，如之奈何？”

朱氏停下手中针线，往怀里掏钱，掏了许久，却掏不出一文钱来。苦着一张脸，正不知怎么办，有人来报，徐达及其他许多故友前来探望。朱氏听了，忙去迎了徐达等人，来到里屋。此时贫病交加、无药无医还无食的刘伯温，正挣扎着坐在书桌前，翻看自己往日里书写的《郁离子》，见徐达等故友进来，将书放在桌案上，抬头感谢地望着他们。看着刘伯温一时苍老了许多，徐达十分痛心，声音凄然的呼道：“军师！”

刘伯温想站起来，努力地挣扎了一下却不能起身，徐达上前扶住刘伯温：“军师就这么坐着，不用起身，我等来看看你！”说着深深一拜，同来的几位故友，也都对刘伯温深深一拜。

“我如今很好，请诸位今后不要再来。”刘伯温缓缓地说道。

徐达等听了，感慨万分，纷纷将准备好的物品钱财，拿了出来。刘伯温见了，原本苍白的一张脸，激动地乏出了红色，声音嘶哑地说：“你们不可以这样，还请一一都拿了回去！”

远远地跟在门外的厨子张耙听了，由于着急，竟然不顾自己的身份，说：“大人，甕中已经粮尽，夫人也拿不出钱来！”

刘伯温听了，并不去责怪厨子张耙，只是惭愧地闭上了眼睛，豆大的泪水，夺眶而出。徐达等故友见了，更是万分的伤心，齐声地呼道：“军师！军师！！”

良久，刘伯温睁开眼睛，不无伤感地说：“我如今这般下场，皆由我自己所为。现有你们的关心，已经知足了，心领了。甕中已经粮尽，是我刘伯温无能，让家人痛苦，更让我刘伯温伤心。你们带来的物品钱财，伯温就收下了。只是，伯温今生，恐怕再难还你们的情。你们就此请回，今后再不要来理我。如果让皇上知道了，恐怕对你们十分不利。”

刘伯温的一番话，说得徐达等心里凉凉的。回到府里后，徐达又派人给刘伯温送去了许多生活上需要的物品。徐达是个忠勇之人，与朱元璋又是布衣兄弟之交，他决定要给刘伯温讨回一点公平。一次同朱元璋对奕后，看到朱元璋高兴，徐达对朱元璋说起了他与几个故友去看刘伯温的事情，最后说道：“军师是个文人，只说谈洋有文气，哪里说什么王气。军师跟随陛下这么多年，从无野心，又怎会去争什么王气。就算他真想去争什么王气墓地，凭他的聪明，又怎么会当众说出来？”

朱元璋听了，认为徐达说得有理，很有些动心，沉默了一会对徐达说：“到时有了时间，我们一道去看看他。”

朱元璋虽然这么说了，他终是没有再去看刘伯温，可是，这事很快却被胡惟庸知道了。他不能容忍徐达对刘伯温的关心，更不能容忍刘伯温有翻身的机会。他这回没有去请求李善长，却奉朱元璋之命在金陵找来位医生，派他去给刘伯温看病，然后给了他一些致命的药品。刘伯温病情日益加重，终是只剩下一口气时，有人报告了朱元璋。

或许是想起了刘伯温为大明江山所作的贡献，或许是刘伯温对他的天下再没有半点影响，朱元璋派人送给刘伯温许多东西，还特意写了《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亲自派人护送刘伯温还乡。在《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中，朱元璋对刘伯温“受冤”后的做法表示充分的肯定，说：“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辩而趋朝，一则释他人之余论，况亲君之心甚切，此可谓不洁其名者欤，恶言不出者欤。”

可是，自从给胡惟庸派来的医生诊治后，刘伯温已再无病愈之时了，他回到青田刚刚才三天，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有后人谒刘伯温墓诗，曰：“卧龙名大终黄土”。再杰出的政治家，再智慧的谋略家，终究逃不脱让人陷害的命运，让皇上猜忌的下场，空留无尽憾事，使后人为之感慨。

关于刘伯温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医生供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刘伯温的，这成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后来在杀戮胡惟庸一家上百口人的刑场上，百姓指指点点地诅咒他，许多人就是骂他不该害了刘伯温，却不知，真正害了刘伯温的罪魁祸手，正是惩罚胡惟庸的皇上。

如果有人要抗议把猪送到屠宰场是残忍的行径，最后必然为受宠若惊跑出来的猪给踩死。一切智慧不足的为官者，差不多都会遇上这样的情况：要不被人杀掉，要不被人用脚也能踩死。

汪广洋是个很倒霉的丞相，早年为杨宪排挤，杨宪被处死，他回到中书省，又在胡惟庸的威势之下。汪广洋知道，胡惟庸之所以横行霸道，主要是因为有李善长势力的支持。他不愿长久屈居在胡惟庸的威势之下，便暗中收集李善长的不法证据。在汪广洋看来，只要把李善长彻底整垮，胡惟庸就横行不下去。为了做成此事，汪广洋考虑了很久很久，有了一些想法时，他邀来自己的密友御史大夫陈宁。

陈宁是个正人君子，平日里看到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就有气。汪广洋信心十足地对陈宁说：“只要我们一起，合疏参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皇上见了，一定会对他进行严加处治。”

“这胡惟庸对上卑恭倔膝，对下耀武扬威，你又怎么能收集到他有不敬之罪？”陈宁有些担心地问道。

“不管他胡惟庸怎么卑恭倔膝，我还是收集到了他的两条对上不敬之罪？”

“哦，快说给我听听。”

“一是皇上生病时，他胡惟庸不去探望；二是胡惟庸纵容儿子六日不上朝，也不去向皇上请罪。”

“这两条，要算也可以算得上是不敬之罪。”陈宁说：“只是，这胡惟庸深受皇上信任，就这么两条罪，能参倒他吗？”

汪广洋自信地点点头。自己经历了起起落落，汪广洋现在心里很清楚，只要是皇上想搬倒的人，你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参倒他。现如今，离职了的李善长与胡惟庸他们走得这么近，这肯定是朱元璋忌讳的，汪广洋看清了这一点，他要出面帮他的皇上一个忙，搬到了李善长，也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在汪广洋看来：胡惟庸之所以为所欲为，不把他这个左丞相放在眼里，是因为有李善长在替他撑腰。

1376年的一天，朱元璋的御案上，放了一份汪广洋与御史大夫陈宁共同上的折子。朱元璋久久地望着折子，汪广洋参李善长的“大不敬”，只说了两件事，这对朱元璋来说，已经是很够了。权力在他皇帝手上，就是不犯罪，也可以找个罪名来治你，何况你还犯了罪呢。只是，这李善长也还有很多让人想的地方，更何况又是亲家，要治，也不能治得太重了。经过一番考虑，朱元璋下令每年减去李善长一千八百石奉禄，也就是减去他李善长奉禄的一半。我“要不轻不重地敲你一下，让你明白，许多事情是不该做的。”朱元璋罚了李善长之后，得意地想着。

李善长果然立刻明白，关起门来，在家里静修静养，还吩咐儿女们，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凡事不可以张扬。可胡惟庸心里还不明白，跑到李善长家里，大发一通牢骚，跳起脚来要去跟皇上说说清楚。李善长忧郁地说：“这说明皇上不喜欢你我靠得太近，你再去替我说话，恐怕我们都只会大祸临头了。”

胡惟庸听了心中一惊，对朱元璋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有了一些伴君若伴虎的忧虑。既然对朱元璋无法，识事务的胡惟庸便将所有的恼怒都转向汪广洋，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他又去与李善长商量，怎么整倒汪广洋。可是，经过皇上的这一次不轻不重的敲打，又看到刘伯温的下场，已过古稀之年的李善长似乎感到事情有些不妙，隐约地发觉，这么相互搞下去，最后大家都不会好，到最后可能就只剩皇上了。于是说：“留着汪广洋，多有个人，热闹一点，这样才好一些。”

胡惟庸对李善长的话莫明其妙，李善长也不作解释，闭目养神，不愿就此事再与胡惟庸讨论下去。

胡惟庸没辙，坐了一会儿，只好告辞回府。想着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处理，他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对于朱元璋，自己又毫无办法，他又想到汪广洋，“我一定要除了汪广洋，方能出心中的这口恶气。”胡惟庸自言自语：“李善长，你既然不提供良策，我只好自己设法了。”

胡惟庸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以后的几天里，他都在一门心思地想：怎样除去汪广洋。

皇天不负有心人，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躺在床上的胡惟庸突然灵光一闪，想出了个可以置汪广洋于死地的万全之计。

胡惟庸算得上一个聪明透顶的人，如今他已经想好了可以置汪广洋于死地的万全之计，剩下来的事情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当的机会。所有的聪明人都知道，要做好一件事情，选择适合这件事情的各方面环境、条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做事情也和种庄稼一样，该是秋天里种植作物，如果在春天里下种，绝然是无所收获的。这一阵子，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确实很红，因为朱元璋离不开他。胡惟庸有许多事情要去请教朱元璋，朱元璋也有些事情要问胡惟庸。俩人常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虽然很多，但商议的都是国家大事，胡惟庸一直在寻找机会。

这一天，朱元璋与胡惟庸谈起了“国子监”的事情。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为了培养和提拔新的力量，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

“皇上为读书人提供了入仕、升迁的机会。真是一件于国于民功德无量的事情。”胡惟庸说。

“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我们倍加厚爱，要经常教育他们，尽忠至公，千万不要为私利所动！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一定要培养出一些象你们这样的人才。”朱元璋望着胡惟庸语重心长地说。

胡惟庸听了，连连点头称是，然后谦虚地说：“我们算不上什么人才，国子监有陛下的关怀，今后培养出的人才，一定会有刘伯温、李善长那么的大人才。”

朱元璋听了，想起刘伯温的种种好处，不由微微地叹了口气，说：“可惜刘伯温死了！”

“是啊，真可惜。如果刘伯温在地下知道陛下还在挂念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胡惟庸恭敬地望着朱元璋，稍停一会，又似乎是轻描淡写地说：“对于刘伯温的死，朝中有些说法。”

“什么样的说法？”朱元璋急急地问道。

“汪广洋，曾对人说刘伯温是我设计谋害的。”说这话时，胡惟庸声音很小。

朱元璋听了，却不啻是一颗炸雷。给刘伯温请医生治病，是朱元璋吩咐胡惟庸去办的。即使不是朱元璋授意结果了刘伯温，他也逃脱不了干系，因为事情非常明显：胡惟庸恨刘伯温，朱元璋清清楚楚。如果说是胡惟庸害死了刘伯温，这无异于是说朱元璋害死了刘伯温。象这种事情，当然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为妙，汪广洋你与胡惟庸怎么闹都无所谓，只是不要挑出可能扯到我身上的事来乱说。

朱元璋睁大眼睛望着胡惟庸，胡惟庸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望着朱元璋。

“你，没有错，无论是什么事，应该说给我听。”朱元璋一字一句地说：“只是，这汪广洋无事生非，实在可恨！”

象这样的事，当然又不便去查问，弄得人人皆知。可又事关大体，就只能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了。胡惟庸正因为清楚这一点，才敢走这一步险棋，如今听了朱元璋对汪广洋的指责，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由得轻轻地舒了口气。谁知一口气还没吐完，就看到朱元璋鹰一样的目光罩过来，心里又是一惊，却听到朱元璋征询地问他：“汪广洋的罪，到不了杀头的份上，你看怎么处理更适合些？”

“象汪广洋这样的重臣，应由皇上亲自罚办更为合适。”胡惟庸说。

朱元璋点点头，心想：广南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汪广洋到那里就是有胆量还要说什么，也没人去听，我也大可以放心了。这么想着，开口道：“贬去汪广洋的右丞相之职，放他到广南做一个小官吧。”

胡惟庸听了，满心的欢喜。胡惟庸是个阴毒的人，对于汪广洋的贬官，他虽然欢喜，却并不肯就此干休。他要痛打落水狗，要置汪广洋于死地而后快。这以后，他又不断地在皇上跟前进谗言，说汪广洋以前之所以从不讲杨宪的半句坏话，是因为许多坏事情是他与杨宪一起做的。

实际上，朱元璋从心里根本就不信胡惟庸说的话，之所以升了胡惟庸为左丞相后，又恢复汪广洋右丞相之职，目的是让汪广洋能牵制胡惟庸，不让出现胡惟庸独掌相位的局面。可惜汪广洋不能很好理解朱元璋的意思，官复相职后，错误地总结以前经验，变得更加胆小怕事，尸位素餐，遇事尽量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怎么敢与胡惟庸对抗，并没有起到牵制胡惟庸的作用，反使胡惟庸越来越坐大，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令朱元璋大失所望，这才把他贬往广南地区。

可是，经过胡惟庸不断地状告，朱元璋听说汪广洋许多事都与杨宪扯到一起，疑心还是一天天增大。“谎话传了十遍，也会成为真话。”更何况是有关大体之事，自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不得放过。基于这样的认识，终于有一天，朱元璋相信汪广洋就是与杨宪一起做了坏事。于是，再次追加诏书，将汪广洋就地处死。

1379年12月，倒霉的丞相汪广洋，这位早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曾两度出任右丞相的明初大臣，终于在流放途中，被他的皇帝赐死。

汪广洋本来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由于在那样的环境中，终只能成为大明王朝历史上，最懦弱无为的一介文臣。

中书省中，官员们都在各自忙碌着，胡惟庸捧了个茶杯，在忙碌的官员们中间悠闲地来回着。户部侍郎郭桓拿来一个地方缴纳朝廷课税的折子，匆匆忙忙地往外走去。胡惟庸见了，瞥了他一眼，问道：“手上拿得是什么？”

郭恒听了，忙停下来，将奏折恭恭敬敬地递给胡惟庸说：“这个，我现在是去呈交给皇上御阅。”

胡惟庸伸手拿过奏折，看了看说：“暂且就放在我这里。”

汪广洋被赐死以后，丞相位上，就只剩下了徐达与胡惟庸，而徐达又长期在北平镇守，胡惟庸在朝中便位居百官之首。小人得志，总是会忘乎所以的，胡惟庸越来越骄横，越来越跋扈，他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毫无半点顾忌。对于内外诸司奏章来，胡惟庸总是自己先阅，有对己不利的，就藏起来不上报。丞相如是，下面的更是争走其门，有喜好钻营之徒馈送金帛、名马，有热衷仕途之人恭维、奉迎，投其所好。如今这地方缴纳朝廷课税的奏折，关系到各地往朝廷缴纳课税的官员功过，事关重大，由胡惟庸自己来裁决，好处太多。

户部侍郎郭桓见胡惟庸不把奏折让他速给皇上，心里有些吃惊，却也很快明白胡惟庸的用意。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就主动去找胡惟庸。上行下效，一时间，很多地方官员只去讨好胡惟庸，反倒不怎么提起皇上。

作为皇上，朱元璋非常关心地方缴纳的事情。往日里，每到新春来临之前，朱元璋总会看到这样的奏折。今年有些奇怪，已经立春了，还没看到地方纳税的奏折。朱元璋立即派人暗中去查问，很快就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朱元璋心中虽然愤怒，对胡惟庸却并无半点指责，反而当着众人的面，不时地夸夸胡惟庸。胡惟庸于是胆子越来越大，踌躇满志地竟然觉得徐达有些碍眼。你这个徐达，自持是开国元勋，根本不把我胡惟庸放在眼里。在刘伯温的事情上，你明显地反对我，不把我的意见当回事情。现如今，满朝文武，除了你徐达，再没有人能够对我有什么威胁。胡惟庸心里这么想着，又鉴于徐达的力量太大，虽不在金陵，一直都挂着丞相的名，而且拥兵九路，威震四方。思之再三，胡惟庸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

经过一番周密地安排，胡惟庸让人悄悄地找来福寿，在他面前摆了满箱的银子，对福寿说：“我听说徐达正策划谋反，我想你一定也知道，只要你把这事告诉皇上，我在金陵南边给你留了一栋大房子，这些银子，也都是你的了。”

福寿是徐达家的老管事，胡惟庸试图买通福寿，来诬告徐达。谁知道物以类聚，兽以群分。这徐达家里的福寿，也是个忠直之人，不吃胡惟庸那一套，听了胡惟庸的话，他说：“不知丞相从那里得来的消息，我家大元帅是不可能谋反的阿！”

“这事你不知道？”胡惟庸故作惊讶。

福寿摇了摇头。

“不知道不要紧，现在跟你说了，你不就知道了。只要你按我的话去说，荣华富贵都是你的。”

福寿这时终于明白，胡惟庸是要自己去诬告徐达，便说：“我不知道的事，我不会去说的。”

胡惟庸听了，让大管家出来，劝说福寿，结果都无济于事，不管大管家答应给福寿多少好处，福寿就是不动心。福寿不愧是个人物，回家以后，立即派人去北平把这事告诉徐达，还在徐达未回金陵之前就设法将这事告诉了朱元璋。谁知道这么大的事情，朱元璋竟然不了了之，徐达回来问过情况，告诉福寿说：“此事到此为止，再不要声张，只当是没有发生过。”

“皇上怎么也没半点反映？”福寿有些茫然。

“皇上肯定有他的打算。”徐达说：“我们静观其变就行了。”

徐达不愧为朱元璋的知交，他这时把什么都看得透透的。朱元璋还真有自己的大算计。

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他早就有所察觉。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后，他的行政机构都是在刘伯温、李善长等人的谋划下建立起来的，是沿袭元朝的旧制。朱元璋在对他的大明皇朝的统治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臣下权力太大，在宋濂等文臣给他总结元末灭亡的原因中，也有“宰相专权”、“臣操威福”，从而削弱了元朝统治力量这一说法，这自然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早在1378年，朱元璋就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十一年，又命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进一步削弱了中书省权力。确切地说：

朱元璋此时对于相权的存在已经很反感。“天下是我打来的，我为什么还要容忍有超越我的权力存在？”这是朱元璋常在心里问自己的一句话。同时，朱元璋也非常清楚，要推翻旧制，建立新制，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得找到理由，找到机会。朱元璋已经想好了一切，他之所以对胡惟庸一忍再忍，只不过是在等待他需要的理由更充分一些，他渴望的机会更大一些。这样的话，当他行动起来的时候，就会少了许多风险，就会稳操胜券。

老谋深算的李善长，从朱元璋对胡惟庸的纵容中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什么，虽然不是很清楚，却闻到了朱元璋会来个大动作的气味，开始有意地疏远胡惟庸。此时风光无限的胡惟庸却浑然不知，对于李善长的疏远，心里很不高兴。殊不知，他就要大祸临头了，而且还牵连了数万人的生命！

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皇帝杀功臣这出闹剧，整个帝王的历史，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一个怪圈，“飞鸟尽，良弓藏”只是原因之一，根本原因还是帝王将心比心后的那份诚惶和恐惧。

1380年6月七日，火红的太阳早早的便挂在京城的上空，把它那炙热的气息弥漫在京城的闹市中。一辆马车在狂奔，沿途无论是做生意的人，还是过路的，大家都恐慌万状，争相躲避。驾车的章生见了，心中有些不忍，扭头问身边的胡文胜：“公子，街上人多，是不是慢些。”

胡文胜正是胡惟庸的儿子，平日里依仗他父亲的权势，骄横惯了，如今因事憋闷得慌，要狂奔一阵泄泄气。听了章生的话，胡文胜顺手就给章生一鞭子，口中骂道：“狗奴才，本公子要你快，你反而说要慢一些，误了本公子的事，砍下你脑袋来。”胡文胜说着，亲自挥鞭猛抽辕马。

那辕马受痛，更加拼命地狂奔。就在这时候，一个中年妇人，抱了生病的小孩，来不及躲避，被马车撞倒在地上。妇人倒没有什么大碍，手中的小孩却被撞到了地上，就这么活生生地给撞死了。妇子抱起孩子，爬起来发狂似的冲着车子追去，一边追、一边撕心裂肺地哭骂道：“还我儿子，还我儿子！恶有恶报，你们必招报应！”

没想到还真给这妇人骂着了，没过多久，那狂奔的马车撞在一家饭馆门前，车子毁了胡文胜也当场撞死，还伤及十余百姓。胡文胜只是因为失恋，为吐胸中闷气，他便逼着章生驾马车在闹市中狂奔，没想到竟丢了自己的性命。赶车的章生，满身是伤地活了下来。胡惟庸知道后，恼怒万分，要将章生处死。知情人替章生求情，说他曾苦劝胡文胜不听，最后还是胡文胜亲自挥鞭猛抽辕马，这才出了狂奔事故。胡惟庸终不作半点理会，还是杀了章生。

朱元璋知道此事，稍稍考虑，便有了主意。胡惟庸你让朕等的太久了，现在让朕来先敲打敲打你。朱元璋在心里想到。他之所以忍耐胡惟庸半年多，目的是在实施他的一个谋略。朱元璋就是要大臣们鹬蚌相争，弄得一塌糊涂，最后要让大家看了都来说：“设立丞相不好，弄得朝庭乌烟瘴气。”等到大家都反感丞相的时候，朕再来动手，这不就可以“顺应民心”了么？朱元璋想到这里，心中窃笑。

“市井之上，驾车狂奔，撞死小孩，又杀车夫，实在可恨！”当着满朝官员，朱元璋瞪着胡惟庸，一字一句地说。

胡惟庸听了，大惊失色，慌忙跪下，说：“臣教子无方，请陛下赐罪！”

“两条人命，全是你儿所为，如今他已经死了，你教子无方，该当何罪？自己说说！”

胡惟庸听了，无言以对。朱元璋将胡惟庸父子收押死牢，有臣子来为胡惟庸求情，朱元璋冷冷地对他们说：“皇子犯法，与遮民同罪。胡惟庸的公子撞死小孩，枉杀挽车者。胡惟庸身为宰相，纵容儿子枉死无辜，焉能无罪？”

听了朱元璋的这些话，再无大臣敢替胡惟庸求情。胡惟庸原本以为，朱元璋当朝斥责他，后来又关了他，不过是对大臣们做做样子。关了几日后，还不能够出来，又听说了朱元璋对为他说情大臣的话，心里一时惊恐万分，被逼无奈，花了大量金银帛缎，这才被放了出来。刚进家门，还没坐稳，就有总管来报，说：“占城有使来访。”

胡惟庸刚死了儿子，自己又被关了十多天才放出来，心情很是不好，根本没听清楚是谁来访，便挥挥手说：“你没见我还没坐稳吗？”

总管深知占城使者事关重大，于是建议说：“是不是让他们稍等一等。”

胡惟庸一听恼了，大声说：“无论是谁，今天都不见。”

总管听了，心中万分着急，却又毫无办法。原来，明初统治了越南，当时越南分三个小国，即安南、占城和越北。占城居三国的中南部，美丽富遮，军事力量相对却较弱，于是便只有向大明皇朝上贡以求得保护。朱元璋见其府首称臣，也就恩威并施。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后先后封了十五个不征之国，占城就是其中之一，目的是利用占城来牵制其他南亚国家。既如此，每当占城有使来金陵，自然格外礼遇，都受到很好的接待。可这一回，占城贡使见胡惟庸不理不采的，因有急事，就托人去找朱元璋。

对朱元璋来说，边关无小事，自己费尽心机笼络了一批占城这样的小国，胡惟庸竟敢如此怠慢，不由得龙颜大怒。上次胡惟庸就只有教子无方的罪过，就是严格治罪，也不能将他彻底打垮，这一次，差不多是可以了。胡惟庸啊！朕早就想拔掉丞相这一分朕权力机构，现在只能借助于你了！再狠狠地敲你一下，看能不能改变人们对丞相的看法。朱元璋这么想着，一下子就抓了许多人，胡惟庸首当其冲。这一次，尽管还是有不少大臣求情，胡惟庸一关就被关了几十天。放回来以后，胡惟庸这才感到很不对劲。

以前，别说自己怠慢了什么人，就是枉杀了人，就是唆使朱元璋的布衣兄弟徐达家人状告徐达的事，也不见皇上问一声，可现在……胡惟庸想到杨宪，想到汪广洋，不由得头上冒出冷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他已经分明地感觉到：朱元璋恐怕是要向自己动手了！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更何况胡惟庸是看着朱元璋这穷小子凭了武力，攻城掠地、击败群雄打出天下来的。你能夺别人的天下，为什么我就不能夺你的？

胡惟庸思前想后，决定要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他贵为一人之上，万人之下，手下本来就有不少亲信，为了胜算更多一点，他又不惜低声下气，千方百计地收买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这俩侯爷。他们，都因犯受贿罪受朱元璋罚办过。俩人受了胡惟庸的收买，忙着四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胡惟庸在匆忙而小心地准备着，朱元璋也在从容而大胆地准备着。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当那些聪明而强大的统治者消灭了外面的竞争对手之后，他的内部就会产生新的竞争，又一轮的内部残杀已经在开始安排。

胡惟庸与朱元璋，究竟鹿死谁手，全凭他们个人的智慧和所拥有的实力。

古往今来，有多少圣贤之士，都在劝说帝王实行王道，以德服人。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中，行王道的皇帝有之，但真正能以德服人的皇帝，却从未有过。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皇帝人品都极差，只不过帝制本身就不是因德而来的，皇帝更不是因德而产生的，要让一个个靠霸道得天下的人行王道，显然只能是天方夜谭。对于皇帝的霸道，感受最深的是他的重臣、勋臣、近臣，学习得最快的自然也是这种人。伴君如伴虎，伴得久了，无论是重臣、勋臣还是近臣，便渐渐地滋长出一些虎气或者竟也变成了虎。这时的胡惟庸，或许还没有变成一只虎，而只是一只沾上了些虎气的狼。然而，当虎要吞食狼的时候，浪总会拼死一搏，已求自己能够活下去。

在胡惟庸的丞相府中，有一株大榆树，离树不远处有一口井。此井水质甚好，清凉甘甜，非常可口。平时里，井水涓涓细流，每到冬时，反倒有大股泉水涌出。胡惟庸深知此泉的习性，早已想好了一个绝妙的计策，单等到这泉水大股涌出的时候，诱杀朱元璋。

1380年的冬月说来就来，胡惟庸望着井中那大股涌出的泉水，稍一犹豫，便换了朝服，乘车前去皇宫。见了朱元璋，跪伏在地，奏说：“启禀皇上，府中井里涌出了醴泉，请皇上前去观赏。”

宅井出醴泉，自是大明的祥瑞。朱元璋听了，龙颜大开，问道：“真有此事？”

胡惟庸点点头，回答说：“这种事情，臣怎敢隐瞒？皇上去了，一看便知。”

“果真如此，可是朕大明王朝的祥瑞。丞相快回去，朕即刻就来。”

胡惟庸听了，暗自高兴，拜谢回府。胡惟庸走后，朱元璋稍作安排，便带了几个近臣，高高兴兴地前去宰相府。走出皇宫时，朱元璋对身边的老太监挤挤眼，说：“这是大祥瑞呀！”

杨公公点点头，他心里清楚：朱元璋的意思是，终于有了个好机会，杀死胡惟庸，彻底解决丞相的事情。胡惟庸也同样的高兴，他在自家的墙道里藏了许多兵勇，只等朱元璋前来，他们就会冲出来杀了这位皇帝。这时候，等候在城外的吉安侯与平凉侯，就会带领他们的军队冲进皇宫，待一切朱元璋的死党清除干净后，他胡惟庸就成了当今的皇帝。这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天衣无缝，尽在掌控之中，胡惟庸越想越兴奋，忍不住爬上楼顶，他希望快一点见到朱元璋的金龙轿顶。就在这时候，他安插在朱元璋身边的一个暗探赶回来给他报信：“大事不好，皇上的銮驾后面，还有一支异常悍勇的卫队。”

胡惟庸听了，大惊失色，他这才知道，皇帝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这若大的天下，实在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于是，胡惟庸赶忙吩咐刘杰，将墙道里的兵勇疏散出去。待朱元璋到来时，胡惟庸热情迎接。朱元璋的卫队，查遍宅子内外，也找不到半个兵丁。回去之后，朱元璋很快就清楚，是因为有人给胡惟庸通风报信，由不得他更加恼怒，立即颁旨：必须马上查出这个人来。圣旨之下，这个人很快便查到了，不过已成了一具死尸。这报信的人，为了保全他的主子，能够果断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朱元璋在佩服胡惟庸的同时也下定了办他的决心。可是，现在说胡惟庸谋反，还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胡惟庸，算你狠！朱元璋在心里骂道。难道这一次朕还是治不了你，不行，绝对不行！朱元璋皱紧眉头，咬牙切齿。一旁的杨公公见了，凑近朱元璋轻声说：“要杀胡惟庸，非常容易。”

朱元璋狠狠地瞪着他，催问道：“有什么好主意，快说！”

“奴才知道，汪广洋原来有个美艳的小妾，被赐死时，胡惟庸占用了这个小妾。”

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这种事情，可大可小，一切尽在朱元璋的手中。这一回，朱元璋决定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他立即唤来宗人府的人，说：“没官女人只可以给有功的武臣，他胡惟庸一个文臣，怎么能够如此。胆大妄为地乱了朝廷的规矩，这怎么能行？你们一定要好好追查此事，定个罪来告诉我。”

经过宗人府彻查，此事属实，按严办之例，宗人府给判胡惟庸罢官回乡的处罚意见。朱元璋看了，也不肯声，只在判决书上打了个大叉，然后写下五个字：“腰斩，灭九族。”

就这么，因占了汪广洋的一个小妾，胡惟庸人成两截，九族遭灾。同时获罪的，还有六部堂属各官，有的罢官，有的关押，有的流放，有的斩首。然而，谁又曾料到，这仅仅只是更大更长久的杀戮的开始。

中书省的主持人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例数中书省存在的罪名，一鼓作气罢中书省，废除了丞相制，同时升六部尚书，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让他们统统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光辉宏大的金峦殿上，朱元璋咬牙切齿地说：“今后，有敢奏请说要设立丞相制的，杀无赦！”

到此为止，朱元璋借胡惟庸的一条命，终于取消了秦汉以后沿用了千余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政务，仅设大学士数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此外，朱元璋又设立监察御史，到各地“代天子巡狩”，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监督。

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朱元璋建立卫所编制，中央设大都督府，不久又取消大都督府，改立五军都督府，统率全国卫所。军队由皇帝亲自命将授印调遣，战事结束，将印归还，军队回到原来的卫所，从而使兵权集于朱元璋一人之手。朱元璋还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太监掌管，刺探大臣，清除异已。

朱元璋以胡惟庸的人头，再次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还需要大量的鲜血来维持和巩固。一是因为权力越集中，站在权力顶端的人也就越担心下面的反对；二是在集权的下面，必然会生出许多利用集权来相互攻击的派系来。

胡惟庸虽然已死，他的“价值”却并没有消逝。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得皇帝能够随心所欲。一切似乎应该理直气壮，属于理的东西，在皇权的面前，都变得那么可笑而不值一提。皇权的自我维护，皇帝的随心所欲，都成了名言至理。在以后十多年的日子里，开始走向老迈的朱元璋，在对极权的追求上越来越变得穷凶恶极，在对自己权威的维护上越来越变得歇斯底里。从治理一个国家而言，朱元璋知之甚少，开始还能依靠他人，随时请教不耻下问。当他一知半解时，就开始一意孤行起来。在许多事情上，他不断失误甚至犯罪，这之后他面对一切已是很分明的错，要么不去承认，要么推给他人。聪明的朱元璋，在胡惟庸死了很久以后，还一直抓住胡惟庸谋反“罪状”。只要是与他的集权有一丝儿悖逆的人与事，朱元璋就都把他放进胡惟庸案中，给他订一个万劫不复的死罪。于是，胡惟庸谋反的死党陆续被揭发出来，随着年岁的推移，胡惟庸增殖不少。

朝中的许多人，包括一些地方的官吏，认识与不认识胡惟庸的人，都因为胡惟庸的案子，牵连进来了。繁华的帝都金陵城，常年累月的，似乎天天都在杀人。一时间，弄得金陵腥风血雨，人人自危，当官的上朝之前，甚至要与亲人惜别，不知今日上朝，有什么人参自己一本，或者就不能回家也说不定。

朱元璋自己也没有想到，肃清胡惟庸“逆党”一案，竟然前后延续长达十多年，直接受到株连杀戮的人高达三万多，间接受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除的开国功臣就有：

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等一公、二十一侯，最后连皇上自己的亲家，一直感情颇深的李善长，他也没有放过。为了表示自己的这种屠杀是正确的，朱元璋还特别亲自做《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数说胡惟庸罪该万死，必须杀戮。

明代以前的君主制，有一个特点，就是宰相协助皇帝处置国事。各个时期，宰相的名称或不相同，人数或不固定，职权也有变化。然而，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作为对君权的制衡力量，宰相制无疑是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开国初期，残破之余，万事待理，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视。朱元璋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早在1364年，他刚称号为“吴王”的时候，便设立了左、右相国。此后，直到1380年，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先后拜相。这时，朱元璋对宰相制度还是能够接受的。

可是，随着宰相制度的实践，朱元璋感到有人在分他的权。他过于地认为天下就是他朱家的，是他朱元璋一手打下来的，他不能容忍有人来分他的权。多年的胜利，使他只相信他自己是天下第一，再不愿有任何削弱他个人权力的力量存在。因为宰相制毕竟分了他的权，他的四个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最后都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绝对的个人意志的为所欲为，所以，朱元璋决心要铲除这个制度，就只得让他的宰相们都不得善终了。不然，胡惟庸的“生杀黜陟”，有时“不奏径行”，这实际上是宰相份内的事，朱元璋却认为他们是专擅行政、司法之权，是罪不容赦，这不能不是朱元璋这个放牛娃皇帝心胸太过狭窄，或说太过自私所至。

世事本来就是这样，大凡能做到皇帝的人，似乎都将自己包装得非常大公无私，似乎他们就是民众的代表。从表面看来，好象也是这样，这些皇帝老儿们，他们什么都能舍弃，甚至是自己的至亲，包括老婆、孩子。然而有一点很能戳穿他们的假面貌，这就是他们不能舍弃自己丝毫，包括他们拥有的极大权力中的一点点权利。他们的成功使他们变得过份自信，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别人办不好事情。

强者的意志强加于民众，这是历史的幸事，也是历史的哀事。公允地说：朱元璋的集权统治，在推动全国统一，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发展经济等方面都起了些积极的作用，但从另方面说也起着更大的消极作用乃至对社会进步的破坏作用。

集权制禁固了人的创造力，厄杀了人的精神活力，泯灭了人的生存乐趣，对社会的文明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宦官擅权乱政廷臣倾轧争夺的现象，应该说是极端专制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这是后话。

皇后是最典型的女人，所谓母仪天下，只是这么说说。一个女人一旦成为皇后，这预示着她将再无自我，她从此只能生活在皇帝的阴影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南京宫殿，从城东侧钟山西趾之阳，坐北向南，后殿六宫，以此排序。开始，由于经济原因，朱元璋“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宫殿建筑较为简朴，摒去了雕琢奇丽的装饰。宫城的规模也较小，正殿之前仅有奉天门及午门二重门阙。

到1375年，朱元璋开始了大规模改建南京宫殿的工程。这次改造，首先加强了门的建设。午门翼以两观，形成阙门，中有三门，东西为左右掖门。奉天门左右建东西角门，奉天殿左曰中左门，右曰中右门。奉天门外两庑之间也有门，左曰左顺门，右曰右顺门，左顺门之外为东华门，右顺门之外为西华门。除去门的建设外，还增建一些殿宇，如东华门内建文华殿，为东宫视事之所；西华门内建武英殿，为斋戒时居住之地等。

后妃六宫，朱元璋按周礼，“天子后立六宫……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夫人虽不分六宫，变分主六宫之事，或二宫则一人也。”南京宫殿两次建立后妃六宫以交序列的形制，以趋合礼制的要求。

马秀英当了皇后之后，就一直转溜在六宫里，整日地操劳着。1382年，她终于一病不起了。

摧毁元朝的统治后，朱元璋胜利了。可是，由于他大权独揽，心痛分给他人半点权力，只能让自己更加的辛苦，朱元璋每日的工作量，甚至超过于战争时期，他每天要看上百份的文件，处理上百件的大小事情，终日地忙不休停。对马秀英的病，朱元璋早已传下圣旨：

遍访名医，多方求仙，一定要把马秀英给治好。

可是，马秀英一病不起，转眼已半年多了，就是治不好。久病的马秀英最后决定：既不让任何医生给她看病，也不吃任何药。这使朱元璋伤透脑筋，他终于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马秀英，坐在床前，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满脸憔悴的马秀英，那目光分明在问：“你为什么会病，为什么又不肯吃药？”

其实，马秀英的病是因朱元璋所至。

胡惟庸处死之后，谋反罪严重地威胁着朝庭的每一位官员，隔三差五地指不定又牵连了谁，结果给押到菜市口砍了。昔日战争，双方刀兵相见，马秀英从来没怕过，可如今这么不断地杀戮自己的臣子，许多都是拼了命替朱家打天下的臣子，马秀英受不了。她虽然深知朱元璋的脾气，忤逆不得，但还是常为了一些臣子，泪流满面地为他们向朱元璋求情。

早在1375年，刘伯温病时，朱元璋派胡惟庸去送医送药，马秀英就曾问朱元璋：“过去刘中丞说胡丞相不配做丞相，胡丞相是心胸狭窄之人，他能不乘机报复吗？”

朱元璋当时不理她，吱吱唔唔地走开了。后来，刘伯温果然暴毙，马秀英这才明白朱元璋在借刀杀人，不由得心惊肉跳，好几天吃不下饭。马秀英是个博古通今的人，见朱元璋这么红了眼滥杀功臣，自己又无法劝阻，为他心忧如焚，没多久就病倒了。

马秀英还刚过知天命之年，深知自己的病因，但她不想再说，这时被朱元璋的目光逼着，被迫开口讲了两个原因：“我这么做，是担心给我看病的医生，如果不能把我的病治好，你一定会重重地惩罚他们，所以，我宁愿自己病死，也不愿让一个好人为我受到冤枉。”

“这个好办，你只要安心看病，好好吃药，无论结果怎样，我不杀也不怪医生就是。”朱元璋说。

“是啊，这条你或许能办到，可是，还有……”

“还有什么，你快说！”

“你这么不停的杀人，而且都是有功之臣，这……”马秀英说着痛苦地摇摇头，眼泪汪汪的。朱元璋看了，格外心痛，他伸手给马秀英擦去眼角边的泪珠，动情地说：“我也不愿杀人啊。”

“既然不愿杀，为何又要杀？”

“我也是情不得已。”朱元璋叹口气说：“你想想，跟我一起打天下的这些人，大家都知根知底的，往日里大家称兄道弟，亲密如手足，而今我高高在上，他们俯首称臣。你想想看，他们中间难道就没有心里不服的？有的，有的，一定会有的。”

朱元璋痛苦地摇了摇头，接着缓缓地说：“他们这些人，久经沙场，才能出众，如果……”

“可是，你杀的许多人，根本都不可能谋反。”

“谁不可能谋反，你说，谁？”朱元璋目光逼视着马秀英。

“有许多。”马秀英声音很低，但却是坦然地迎着朱元璋的目光。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停了一会接着说：“可是，就算他们现在不谋反，也不能保他们以后不谋反。你能保吗？我不是只想着我自己，我还要想我们的儿子。”

“有的人，就算是到了我们孙子时，也不可能谋反。”马秀英顶撞说。

马秀英会这样来顶撞自己，朱元璋是没想到，他似乎要龙颜大怒了。这么多年来，那么多的文臣武将，有谁敢在自己面前说半个“不”字！

“马秀英，你……”朱元璋在心里喊到，愤怒之词正要冲口而出，忽然想起了她对他曾有的太多的好。是她在他最孤独的时候，让他得到了一个家的温馨；在他最危险的时候，是她毅然地留下为质，让郭子兴放心他去外面发展……作为一个女人，她温柔贤惠、大德大才、知事明理、善解人意，给予他的太多，却从没有什么要求。想到这些，皇上终于还是忍住了。如今已是年过半百的朱元璋，尽管十分忙碌，偶尔也会想起往事，在艰险的往事中，有太多她的影子，他不能把她当作一般人看待。往日的情谊使朱元璋冷静下来，愿意将心里话吐出来，说服她。

“是的。是有这样的人。我杀的人中，肯定有不会谋反的。”他缓缓地对马秀英说道：“可是，会谋反的是谁？这个人我们能知道吗？你说，知道吗？！”

马秀英低着头，不知是不能回答，还是不愿意回答，朱元璋见了，也不再去逼她，继续说道：“人心隔肚皮，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都不能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的人一定是有的，你说是不是？你读了许多史书，难道就不明白？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到我的大明朝也不会另外，一定会有这样的人！而我一时又不可能知道他是谁，也不可能等他跳出来谋反时再治他，因为到那时就迟了，或许我就对付不了他了，或许就该我们被杀了。你想想看，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他一口气说下来，耐心地解释着。这么多年了，他第一次对人解释，而且是对一个顶撞他的人，这么有耐心的解释。他说完时，甚至长长地舒了口气，然后坦然地望着马秀英。他认为，自己该说的都说了，她应该为此感动，应该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感谢他的格外恩遇，然后反省自己，按他的意思去做。

可是，皇帝这次没有如愿以偿。马秀英确实很感动，甚至在朱元璋说出了这番话后，伸出了她苍白的手。她紧紧地拉着他，泪流满面地望着他，朝他点了点头，然后就再不言语。皇上已经懂得了她的意思，因为这样的动作以前有过，他知道她这是激动，这是在感激自己。于是便静静地等着她，等着她对刚才自己一番“道理”的认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患难妻子，如今的皇后，虽然感激他一番掏心的话语，却仍然不去赞同。此刻，她不是没有了话说，而是她已经知道，朱元璋既然有杀人的理由，她怎么说也没有用处，但她还是绝望地问道：“你还要一直杀下去？”

朱元璋点点头说：“是的，如果不杀尽那些可能谋逆的乱臣贼子，朱家的江山是稳定不了的。

“徐达，李善长都不放过？”马秀英的声音颤抖着，双眼乞求地望着朱元璋。对于朱元璋的想法，马秀英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惊奇与恐惧。他同情徐达，同情李善长，同情差不多所有朱元璋已杀或者准备杀的人。在马秀英看来，这些人都是忠于朱元璋的，都是大明王朝的功臣。他们不该死，实在是不该杀死他们。如果可能的话，马秀英完全愿意跪下来向朱元璋求情。可是，她深深地知道，朱元璋决定了的事情，任何人求情都是没有用的。马秀英绝望了，就在她绝望时又听到朱元璋说：“他们确实都是功勋卓著，名声显赫的人。朕要杀他们，也得有足够的理由。当然，如果他们不首先谋反，我很难找到杀他们的理由……”

马秀英听着皇上的话，知道一切都完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话朱元璋曾经给她说过，如今可能已经忘记了，马秀英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楚。这么些年来，她不断地看见朱元璋就是这么杀人的。很明显，如今她的皇上，对杀人的事已经考虑了许久，也考虑了许多，为了朱家的天下，他是一定可以找出十分充足的理由来杀人的，看来，人是一定要杀的，而且还会要杀很多，或许要杀尽……

马秀英不愿再想下去，她也没有勇气再想下去。在当时，不仅诛杀功臣让马秀英受不了，就是对朱元璋重刑贪官，马秀英也很有看法：

这个人犯了法，杀死就成了，为什么还要让他受这么多苦呢？这，是马秀英与朱元璋的一个大分歧。这分歧，他们很早就有了。

那是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已经夜深了，朱元璋来找马秀英。她同样没有睡，正凭窗眺望皎洁的月亮。他来了，踏着祥和的银辉，脸上却有些怒色。

她匆忙迎上去，唤人端碗参汤来，他止住了：“我来，只想与你说说话。那个通州府真不是个东西，我让人将他枭首、剥皮示众。”

“他……所犯何罪？”

“贪脏六十两白银。”朱元璋发狠地说：“今后，我要明文规定：凡赃款达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将犯者枭首、剥皮示众。”

“为什么要枭首、剥皮？杀了不就行了？”马秀英嚅嚅地问道。

“哈哈，这你就不知道了，朕处乱世，不得不用重典。杀一儆百，不枭首、剥皮，怎么会让这些贪赃枉法的人害怕。朕还要下严旨，在县、卫附近都设一土地庙，作为剥皮行刑场所，就唤它作‘皮场庙’。朕要令人将剥下的案犯人皮，其中填满稻草，悬挂在官府公堂座旁，让那些地方官每日都看着，以示警戒。”

“这不是让他们办公时也心惊胆颤？”

“我就是要让这些官史在办公时，无不触目惊心。”朱元璋十分自豪地说：“为了使这些官吏害怕，朕最近还看了历朝历代的刑法，朕还想了许多妙法。除凌迟处死之外，朕还想到了洗刷之刑。一个就是，将犯人裸置在铁床上，沃以沸汤；另一个就是，将犯人裸置在铁床上，用铁扫帚扫去他的皮肉。另外还有枭令，就是用铁钩钩住犯人的脊骨悬挂起来。再还有就是称竿，名称很有味道。”朱元璋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看默然不语的马秀英，又继续说道：“这个称竿，就是将犯人捆绑在木竿的一头，让他半悬挂起，象称秤一样。再有就是抽肠，也是把犯人挂在架子上，但必须用铁钩钩入他的谷道挂起来。此外，还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去势等酷刑，朕都要一一用之，让那些贪官污吏，闻风丧胆，不敢再行贪枞之事。”

这一夜，马秀英一直默默地听着，再不言语。她并不是害怕，只是无话可说。朱元璋说话算话，没过多久，他就将这晚与马秀英所言的，都一一付诸于实行，而且做得有过之而不及。朱元璋的这些凌迟处死之外的洗刷、抽肠、剥皮以及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去势等酷刑，一时间，使得大明王朝的朝廷衙役如人间地狱一般。特别是天天到朝廷上的大臣们，久而久之，对于朱元璋的一些细节也研究得很透了。每日上朝之后，只要看一看朱元璋穿戴，就知道他心情好不好。朱元璋上朝的时候，如果把玉带系得高高的，这天他杀人就会少；如果他腰间的玉带被按得很低，这天他就一定会杀许多人。于是，这天来朝的大臣们，就会面如土色，惴惴不安。

对这样的状况，朱元璋生在其中，似乎浑然不知，久而久之，竟然还渐渐习惯起来。只可怜作为旁观者的马秀英，感到实在是受不了。她不知道朱元璋打下了天下，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马秀英已经深深地感到：对于皇上滥杀功臣，对于她的丈夫不断地造孽，她没有一点力量来阻止他。于是，她只有让自己远远地离去，去到那可以看不见血腥场面的地方。

马秀英有了这样的愿望之后，立刻就病倒了，她不愿意服药，更不要任何医生来替她看病，她一心一意的想离开，离开这血腥的朝廷，离开差不多每天都在造孽的朱元璋。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朱元璋当然是理直气壮的，他本想以自己认为的充分理由，来说服与他渐渐远去的皇后。他真心地希望这个唯一与他共患难了一生的妻子，能够就医服药，养好身子。然而，他根本无法了解，马秀英决定一死的念头是这么的坚定。

朱元璋离去以后，马秀英不但不就医服药，而且悄悄的拒饮拒食，病情迅速恶化。等到第二天朱元璋再来时，这位贤惠善良的皇后，已经离开了人世间，这一年她刚满五十一岁。朱元璋万分地伤心，在马秀英的卧塌前，他哭得悲悲切切，久久不肯离去。人生真是短暂，朱元璋明明白白的记起了他与皇后马秀英以往的经历：

马秀英是皖北宿州人，公元1332年八月初八出生，在家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到马秀英十二岁时，父亲因为支持郭子兴被元人杀死，郭子兴收养了她。到二十一岁时，就嫁给了朱元璋，与他渡过十五年艰难困苦的走向皇权的生涯。朱元璋称帝后，被册立为皇后。马秀英本是位极为智慧、博览群书、颇具反叛精神的女子。她出生乱世，胆识过人，在艰难险境中，从不畏惧，总是舍身忘己的帮助朱元璋成就帝业，数次救朱元璋于死地。马秀英做了皇后，虽富贵之极，仍不娇矜，不辞辛劳地忙乎于后宫，为朱元璋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序。“家有贤妻，犹国之良相”。朱元璋不止一次地向人称她。只可惜她对朱元璋的滥杀功臣反感之极，终忧郁至死。

在朱元璋悲痛之时，大臣们许多因曾得到皇后的恩惠，受到皇后的庇护，也在为失去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而感到难过和痛心。朱元璋发誓以后再也不立皇后，溢马秀英为孝慈高皇后，将她葬在钟山的东面，后来朱元璋死后，与马秀英合葬在这里，称为明孝陵。这是后话。

作为贫苦出生的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痛恶极，“人在政举”，他借助自己的崇高威望，想方设法，用了极其残酷的手段来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空前未有。曾经一时，也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在他统治的一段时间里，贪官污吏受到强烈震慑，也曾有所收敛。可是，在家天下的皇权制度下，做官只是从上面来的任命，这本身就是贪官污吏的温床，皇上再下决心，又如何能将贪官污吏消灭干净。这是皇权的宿命，也是皇帝的无奈。

朱元璋从建立大明王朝以后，他一直都在大搞“杀尽贪官”的运动。令人遗憾的是，一直到朱元璋寿终正寝，贪官污吏们还是比较猖狂。以至到朱元璋临终时，不得不哀叹说：“天啊！这是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一拨，晚上又生出一拨！”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