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史书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在安禄山谋反之前，李隆基几乎毫无作为，这种说法其实不对。

李隆基是有作为的，他不仅有作为，而且做了一件大事，正是这件大事引爆了安禄山的火药桶。

天宝十四年秋，李隆基下达了一纸诏书：

将河东战区从安禄山的势力范围中剥离出来。

然而，诡异的是，这么重大的事情，在《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中并没有提及，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史官故意隐瞒了李隆基下诏的事实，这样一来就会营造一个错觉：

朝廷从来没有辜负你安禄山，是你安禄山人面兽心辜负了朝廷。

事实上，李隆基剥离河东战区的事实必定是存在的，只是被湮没在历史的红尘之中。

有人会说，既然你说李隆基剥离河东战区在先，那么你的证据呢？

容我细细道来。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前对自己的势力范围作如下部署：

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安禄山对河东战区没有安排。

不久，安禄山派奇兵突袭河东战区总部所在地太原，掳走太原副留守杨光翙，而杨光翙原来的身份正是河东节度副使。

安禄山与杨光翙见面之后，痛斥杨光翙依附杨国忠，一番痛斥之后，将杨光翙斩首示众。

几件事整合到一起，可以得出结论：安禄山起兵之前，河东战区已经被剥离，原河东节度副使杨光翙已经倒向了杨国忠。河东战区不再为安禄山所有，这一下把安禄山逼到了墙角，安禄山酝酿已久的叛乱被迫提前。

不出天大意外，剥离河东战区一定是杨国忠的主意，这是杨国忠对安禄山底线的试探。如果安禄山就此谋反，那么正中杨国忠下怀：陛下，你看，他还是反了。如果安禄山不反，那么杨国忠还会继续剥离战区，等三个战区剥离完毕，安禄山就成了一只年画老虎，只有拍的必要，没有打的价值。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安禄山只能反了，在他看来，已别无选择。

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推而广之，世上从来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叛乱。

安禄山走到这一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中国历史总是喜欢脸谱化，把历史上的人物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其实好人、坏人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好人身上也有坏人的因素，坏人身上也不乏好人的优点，人注定是复杂的，很难定义为纯粹的好人或者坏人。

具体到安禄山，史家习惯性地指责他是胡人，所以人面兽心，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安禄山是胡人不假，但胡人不等于人面兽心，即使安禄山最终叛乱，那也不等于安禄山从一开始就人面兽心。

事实上，安禄山的欲望是被李隆基一点一点勾起，他的胃口随着位置的提升而不断扩大。

当安禄山刚刚升任平卢节度使时，他的内心之中，忠诚应该是主流；

当他同时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时，忠诚或许还是主流，但内心已经开始膨胀；

当他同时拥有范阳、平卢、河东时，他的所思所想，必定与初任节度使时有了很大不同。

不断提升，不断受宠，安禄山的眼界越来越宽，胃口越来越大，直到某一天他赫然发现，自己居然有了叛乱的资本。

很难说，从哪一天起，安禄山动了叛乱的心思，如果要划一个模糊的界限，或许就在他身兼三镇节度使之后。

即便身兼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也未必真的会反，但接下来，多种因素交织到一起，安禄山的叛乱思想便抬头了。

首先，他得罪过太子。

当年为了表示对李隆基的绝对忠诚，安禄山装疯卖傻，见了太子李亨故意不参拜，此举令李隆基喜上眉梢，但同时让太子李亨心中不悦，聪明人过招总是点到为止，李亨自然看得出安禄山的伎俩。这样安禄山取悦了皇帝，便得罪了太子。

不要小看“得罪太子”这几个字，这几个字足以让一个家族天翻地覆。最简单的例子是商鞅，在他推行改革时得罪过太子，等到太子登基，商鞅的悲剧就如约而至：五马分尸。

安禄山虽是胡人，但他同样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这就注定，他很难在太子手下做一个忠臣。

其次，中原与边境军事部署的本末倒置勾起了安禄山蠢蠢欲动的心。

每次从范阳前往长安，安禄山都会见识到中原防守的松懈，李隆基将王朝的重兵都布置到边境上，中原腹地却空了。深谙军事的安禄山自然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蠢蠢欲动的心便油然而生。这里面涉及一个犯罪门槛的问题，当犯罪的难度过低时，犯罪率就会相应提升，因为犯罪太简单了。

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如果ATM机的外壳是一敲即碎的玻璃，那么针对ATM机的犯罪恐怕要比现在多得多，因为诱惑摆在那里，而犯罪的难度又那么低。

最后，当安禄山拥有了与朝廷对抗的资本时，他的周围也在不经意中多了一批想入非非的小人。即使安禄山想继续当忠臣良将，想入非非的小人也会给他营造叛乱的环境。

围绕在安禄山身边的小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文书官、太仆丞严庄，一个是机要秘书、屯田员外郎高尚，正是这两个人的出现，把安禄山推进了遍布鳄鱼的鳄鱼池。

两人中，比较有故事的是高尚，这是一个不甘于平淡、一心想做大事的人。

高尚是幽州人，原本不叫高尚，而叫高不危。

高尚从小就怀揣远大理想，为了做大事，他离开家乡出外闯荡，他的母亲在家中无所依靠最后都到了靠乞讨度日的地步，而他依然不归，继续在外闯荡。

连老母的死活都不顾的人，注定是危险的。

高尚在前半生并不顺利，他虽有学问，同时不乏文采，但迟迟没有获得机会。命运不济的他有时会跟熟人感叹：“我宁可举大事不成而赴死，也不愿意终日咬着草根苟活。”

显然，这是一个极具投机心理、敢做大事的人，如果活在现代，有一项职业会很适合他——风险投资。

几番辗转，高尚来到安禄山身边，安禄山把他提拔为机要秘书。

安禄山本人肥胖，瞌睡说来就来，经常与高尚说着话便打起了瞌睡。在安禄山打瞌睡的同时，高尚则低头忙自己的事，等安禄山醒来，一切有条不紊。久而久之，高尚得到了安禄山的信任，可以随时进入安禄山的卧室。

后来，便出现了一道独特风景：

安禄山呼呼大睡，鼾声四起，高尚则在一旁从容不迫地办着公务，安禄山习以为常，高尚也习以为常。

宋太祖赵匡胤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相比之下，他不如安禄山，人家安禄山“卧榻之旁容许他人办公”。

渐渐地，高尚开始慢慢影响安禄山，他想做大事的心理也慢慢传递给了安禄山。

高尚知道，自己想做大事，可是没有资本。这没关系，安禄山有，只要把自己跟安禄山捆绑在一起，自己就能做成大事。

高尚很快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个人就是文书官严庄，他也想做大事。

两个想做大事的人就此萦绕在安禄山的身边，他们要跟安禄山一起，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久，高尚和严庄给安禄山拿来一件东西：神秘预言。

按照高尚和严庄的解释，安禄山与神秘预言非常符合，换言之，安禄山是有天命的人。安禄山被煽动得热血沸腾，他被高尚和严庄架上了高台，从此再也下不来了。

从此以后，安禄山开始有计划地准备。

首先，他从奚、同罗、契丹部落投降过来的士兵中挑选出八千人，给这八千人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曳落河”。“曳落河”即胡语中的“壮士”。

八千“曳落河”之外，安禄山还豢养了一百余名家僮，这一百余人都有一个特点：骁勇善战。据说可以以一敌百，看这个描述，相当于现代的兰博。

接着，安禄山储备了数万匹战马，无数件兵器。

其次，安禄山还做了经济上的准备，他派出众多商人到全国各地经商，每年的经商所得都被他储存了起来，留着将来做大事。

人、财、物基本准备就绪，安禄山的干部梯队也基本就位，核心层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孙孝哲等四人为主，紧挨核心层的是史思明、田承嗣这些跟随他征战多年的将军。

历时数年，安禄山在范阳打造了一只威力巨大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这只火药桶就会轰然爆炸。

从内心讲，安禄山并不想现在就让这只火药桶爆炸，因为扪心自问，李隆基对他不薄。指责安禄山人面兽心的史家自然不会承认安禄山有感情，事实上，安禄山有心有肝，也有感情。

他曾经的盟友吉温被杨国忠打落下马之后，他数次出手营救，最终没能营救成功，安禄山的内心非常不安。后来吉温被整死在狱中，安禄山痛心不已，几经周折，他找到了吉温的儿子，吉温的儿子当时只有六七岁，安禄山却给他大量金银，并且安排他当官，给予必要的照顾。

从这一点看，安禄山也有感情，并不是完全的人面兽心、纯粹的冷血动物。

安禄山对李隆基充满了复杂情感，他注定要背叛李隆基的王朝，但又想顾忌李隆基的感受，因此，《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本想等到李隆基驾崩后发动叛乱。我认为也是相对可信的。

然而，现在安禄山等不及了，因为杨国忠已经举起了火把，一步一步逼近了他的火药桶。

剥离河东战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会有第二步、第三步，等到第三步完成，安禄山的火药桶谁也炸不了，只会炸了他自己。

傻子才会等到第三步。

不想当傻子的安禄山自认别无选择。

既然别无选择，那就兵戎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