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乾曜和张嘉贞的组合自开元八年初开始运转，李隆基本对这个组合寄予厚望，然而等这个组合真正开始运转之后，李隆基发现，这两个人离自己的要求还有点远。

源乾曜这个人从个人品格方面堪称完美，也具备一定的行政能力，但是缺乏姚崇和宋璟那样的大局观，别人一旦提出意见，他很少提出反对意见，这让李隆基有些失望。身为宰相，自然应该挑起大梁，承担起帝国的重任，而源乾曜道德过关，能力似乎还欠缺一点。

其实，这不能怪源乾曜，要怪只能怪李隆基。当初源乾曜第一次拜相，就是给姚崇搭班子，顶替已经去世的卢怀慎。从某种程度而言，源乾曜这个人适合给别人当副手，但不适合独当一面。当他给别人当副手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一旦让他当一把手，他就有些不知所措，表现反而不如当副手时出色。

这样的案例可以用鼎盛时期意大利AC米兰后卫科斯塔库塔来说明，科斯塔库塔跟巴雷西搭档时，表现非常好，一个根本原因是当科斯塔库塔出现漏洞时，巴雷西已经悄无声息地给他补上了，这样就弥补了科斯塔库塔的不足，两人组合也相得益彰。等到巴雷西退役后，科斯塔库塔成为后防核心，问题来了，他的失误越来越多，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多，其实科斯塔库塔没变，只是他身边的人变了，让他一个习惯当配角的人当主角，那就是赶鸭子上架了。

源乾曜跟科斯塔库塔如出一辙，龙套的底子，配角的命。

既然源乾曜不行，那么张嘉贞呢？

张嘉贞同样不行。

虽然张嘉贞在地方官任上风生水起，但一旦担任宰相，问题就暴露了出来。他长期在地方养成了“说一不二”的习惯，办事雷厉风行，这样的习惯和办事风格提高了他的工作效率，但也养成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的毛病，这便成了张嘉贞的软肋。

身为宰相，要有大量，识得大体，同时又能于无形中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宰相和风细雨润物无声，而不是动辄发怒，靠脾气解决问题。

无数的事实表明，仅靠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相反只会越来越糟。

心明眼亮的李隆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他并没有急于更换这个组合，而是耐心地寻找第三宰相人选，他想用这个人来给源乾曜和张嘉贞补漏，或许这个三人组合可以承担起帝国的重担。

李隆基的目光在全国上下来回逡巡，最终落到了张嘉贞发家的地方——并州、天兵军。

在张嘉贞出任宰相之后，接替他担任并州长史、天兵军大使的是一个熟人——张说。

此时已经是开元八年，距离张说被贬的开元元年已经过去了七个年头。这七年，张说过得非常不容易，如果做客《艺术人生》，不需要钢琴伴奏，就会哭得稀里哗啦。

这七年张说是怎么过来的呢？

开元元年末，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这个职位已经让张说的心中产生了巨大落差，没想到，这还不是最差的结果。

不久，更差的结果来了，他连相州刺史也做不成了，直接被流放到岳州，变成了一名流放犯人。

张说的人生到了前所未有的谷底。

然而，跌到谷底并非都是坏事，张说的诗歌水平在这一段时间里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或许正应了那句话，“诗人的不幸正是文化之大幸”。

此时的张说，心中充满了凄婉，所写的诗也充满了悲凉。

岳州守岁

夜风吹醉舞，庭户对酣歌。

愁逐前年少，欢迎今岁多。

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

歌舞留今夕，犹言惜旧年。

岳州夜坐

炎洲苦三伏，永日卧孤城。

赖此闲庭夜，萧条夜月明。

独歌还太息，幽感见余声。

江近鹤时叫，山深猿屡鸣。

息心观有欲，弃知返无名。

五十知天命，吾其达此生。

有人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张说却不，他要坚强地爬起来，绝不能就此认命。

此时的张说手中已经没有什么牌了，他又能拿什么翻身呢？

想了许久，张说自认找到了一件法宝：感情。

不久，张说写了一篇文章《五君咏》，然后托人将这篇文章送到了长安，张说特别嘱咐：一定要在某个特定日子把文章送进这个人家中，早了，晚了，都会误事。

张说委托的人按照他的指示将《五君咏》送进了一位官员的家中，在他转身离去的同时，便听到了主人的哭泣之声。

这正是张说想要的效果，他把时间、地点、人物全算计好了。

时间：故交苏瑰的忌日；

地点：苏瑰故宅；

人物：苏瑰的儿子苏颋；

情节：《五君咏》的开篇正是纪念苏瑰的文章。

所有因素集中在一起便形成了张说的计划：

他跟苏瑰是故交，现在苏瑰的儿子苏颋正担任宰相，张说在苏瑰的忌日送上纪念苏瑰的文章，就是为了让宰相苏颋念及两家的旧情拉自己一把。

整个计划环环相扣，缺一环，就会泡汤。

这个计划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苏颋是否念及旧情。

当苏颋打开《五君咏》时，他发现这是父亲故交张说写的五首诗。这五首诗是纪念五个故人：苏瑰（许国公）、郭元振、魏元忠、李峤、赵彦昭，而纪念苏瑰的诗放在最上面：

许公信国桢，克美具瞻情。

百事资朝问，三章广世程。

处高心不有，临节自为名。

朱户传新戟，青松拱旧茔。

凄凉丞相府，余庆在玄成。

情到深处，情不自已。

满含热泪读过《五君咏》之后，苏颋决定拉张说一把。

没过几天，苏颋便在李隆基的面前力陈张说“忠謇有勋”，这样一个对国家有功而且有能力的人，怎能弃之不用呢？

经过苏颋求情，李隆基决定再给张说一个机会。

不久，张说被委任为荆州长史，触底反弹开始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张说以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这就意味着张说将以右羽林将军的身份暂时担任幽州都督，相比于荆州长史，又向前迈了一步。

在幽州都督任上，张说的运气继续转好，一次正常的回京进见让他的触底反弹再次加速。

这次进见，张说事先做了设计，他没有穿着文官的官服，而是别出心裁地穿着戎装进见。看惯张说穿文官官服的李隆基顿时眼前一亮，他没想到，张说穿上戎装竟是别有一种风度，心中大喜，往日对张说的好感一瞬间又恢复了很多。

皇帝一高兴，张说的好运气便随之而来，李隆基随即将张说委任为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同时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修国史。

到这时，张说的触底反弹已经接近成功，因为李隆基的这个安排已经透露出对张说的喜爱。

并州长史、天兵军大使都是重臣担任的职务，而修国史更是皇帝信得过的文官才能参与，现在李隆基把这两项任务同时交给张说，这说明，李隆基对张说的恩宠已经恢复了。

李隆基只是在等，等张说再给自己一个惊喜，如果张说能在并州长史任上立一个大功，那么把他重新送上宰相之位就在情理之中了。

李隆基并没有等待太久，很快，张说立功的消息便源源不断地传来。

就在张说上任并州长史不久，北方边境发生了一件大事，时任朔方大总管的王晙设了一场鸿门宴，将参加宴会的仆固部落酋长勺磨等人一举诛杀，随后还出动大军，将河曲一带原本投降唐朝的部落几乎屠杀殆尽。

王晙为什么要设这场鸿门宴呢？

起因是双方的相互不信任。

仆固等部落原来投靠东突厥，东突厥势力弱了之后，他们便投降了唐朝，生活在中部受降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附近。仆固等部落虽然已经投降，但与东突厥还是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朔方大总管王晙担心仆固部落与突厥人里应外合，因此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就有了那场惨烈的鸿门宴。

鸿门宴的战果是显著的，恶果同样显著，那些同样原本投靠突厥后来又投降唐朝的部落一个个战战兢兢，生怕唐朝的屠刀下一个向他们砍去。居住在大同军（今山西省朔州市南）、横野军（今河北省蔚县）附近的拨曳固部落、同罗部落也吓破了胆，两个部落都徘徊在去和留的边缘，留就是大唐的朋友，去则意味着再度成为敌人。

在两个部落徘徊不定的时候，并州长史张说来了，他是“持节”代表皇帝来做安抚工作的。张说身后带了多少个人呢？仅仅二十名骑兵。

张说毫不畏惧，带着这二十名骑兵便进入各个部落进行安抚，天色晚了，索性就住到了这些部落的帐篷里。

张说不以为意，天兵军副使李宪却急坏了，连忙发急信敦促张说返回，然而李宪没有等来张说，却等来了张说的信：

我虽不是黄羊，但我不怕他们吃我的肉；我虽不是野马，但我不怕他们刺我的血。士见危致命，此正是我为国家效忠的时机。

张说的诚意最终打动了拨曳固和同罗部落，两个部落决定继续留下来，延续与唐朝来之不易的友谊。

消息传到长安，李隆基在心里为张说竖起了大拇指，入能为相，出能为将，张说不愧是一个“出将入相”的高手。

时间来到开元九年四月，一场由胡人发动的叛乱让张说又赢得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兰池州（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县）军区胡人康待宾引诱已经归降唐朝的六个部落发动叛乱，朔方大总管王晙与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奉命进行讨伐，不久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也加入到讨伐行列。

三个月之后，康待宾被王晙生擒，并被押解回长安斩首。

然而，由康待宾引起的叛乱并没有就此结束，还有一部分残余在做最后的坚持，这时张说出手了。他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余人出合河关（山西省兴县西北裴家川口）对叛乱残余进行攻击，一下便打得叛乱残余溃不成军。

张说一路追击，追到了骆驼堰（今陕西神木县北），在这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原本与胡人叛乱部队联盟的党项部落反戈一击，对胡人叛乱部队发起了猛攻。

胡人的叛乱部队彻底崩溃，残余逃入了附近的山中，剩下的党项部落则向张说的大军表示投降。

怎么办？

对这个曾经跟胡人一起叛乱的党项部落是杀还是留？

一些人提出了杀，但张说并不同意。张说说：“王者之师当讨伐叛逆，安抚忠顺，怎么可以杀降呢？”

随后张说向李隆基建议，在党项部落所在的地方设立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用来安抚已经投降的党项部落。

建议正中李隆基下怀，李隆基在心里又为张说记上了重重的一笔。

到这时，张说重新拜相只是时间的问题。

不过李隆基还在等，因为他心中还有顾虑，他还要给一位老臣最后的面子，只有到这个老臣离世后，他才会放心大胆地重新启用张说。

幸好，他不用等待太久，据他所知，这位老臣时日已经不多。

这位老臣便是张说的老冤家姚崇。当年正是因为张说与姚崇内斗，李隆基才把张说贬出长安为姚崇腾出了施展空间，现在李隆基准备重新起用张说，还要顾忌姚崇的面子，他不想让姚崇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厚此薄彼”。

开元九年九月三日，姚崇在家中病逝，张说重返宰相之位的障碍全部消失。

十六天后，并州长史张说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时隔近十年，张说又回来了。张说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做了一次从高峰到低谷、又从低谷到高峰的折返跑，其中有他自己的因素，同时也有老冤家姚崇的因素。

难道张说和姚崇的恩怨真的化解不开吗？

其实不是，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是李隆基。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太宗李世民时期，大臣之间的关系相对融洽，你死我活的争斗相对较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李世民有卓越的领导能力，他有能力将大臣掌握在股掌之间，不需要大臣们做“鹬蚌相争”，他坐收“渔翁之利”。

到武则天当国时代，她采用高压政策，大臣们也不敢拉帮结派，只能乖乖站到武则天一边。

到中宗李显时期，拉帮结派开始出现，而到睿宗李旦时期，这个现象更加明显，太平公主一派，太子李隆基一派。

那么到了李隆基时代呢？

他的能力明显超过了父亲和伯父，但是跟李世民和武则天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在他的治下，他允许大臣“鹬蚌相争”，而他坐收“渔翁之利”。

姚崇跟张说斗，宋璟被人用小品拆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李隆基。

李隆基的这一套并不新鲜，很多统治者都在沿用，20世纪著名政治家蒋介石就是此中高手。在他的手下，派系林立，争斗不已，然而各派谁也压不倒谁，最终都要听命于蒋介石这个总裁，这就是蒋介石的渔翁之利。

李隆基和蒋介石的这一套，在现在的很多企业、单位中也存在。

某个大型企业有一个海外分公司，一度海外分公司很团结，但是国内的上司很担心，如此下去，他们在外边做什么事家里都不知道。于是上司略施小计，在海外分公司同时树了两个领导核心，效果立竿见影，海外分公司马上分成两派，从此缠斗不已。不过国内的上司放心了，从此海外分公司的动态源源不断地传到国内，因为两派都想拆对方的台。

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是一条虫，不是一群中国人都想成虫，只是与人斗的历史，太悠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