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悲、何海鸣锒铛入狱，《大江报》被查封，惹得文学社革命同志群情激愤，各标营代表纷纷来小朝街机关探听消息，请求发难。刘复基急去各标营，叮咛各同志道：“现本社同志已达三千人，军队中除辎重八营及镇司令部不便发展，其余皆有文学社势力。现正与共进会联络，筹备大举。当前要特别冷静、慎重，对非社员要温和宽厚……”

此时，机关往来人多，要使长期保密，谈何容易？组织发展庞大，而又无法收缩，确成骑虎难下之势。唯一办法只有早日大举，一决雄雌。

星期日放假，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张廷辅均齐集小朝街机关，研究作战计划。楼下有人用暗号叫门，宪兵彭楚藩匆匆走上楼来，掏出一纸小条，说道：“刚得紧急消息，清廷着令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一营随端方入川。瑞澂下令调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开宜昌，第二营开岳州，马队八标开襄阳，第十九标第三营开郧阳。限令七月二十日前出发。如此突然情况，怎样应急？”

蒋翊武问：“消息确实？”

彭楚藩道：“确实无误，明日星期一下达命令。”

说着，把手头纸条置于桌上，让众人阅看。

众人看过调防标营番号，面面相觑，不知怎样应急才好。彭楚藩问道：“能否乘机起事？”

蒋翊武道：“刚刚着手研究计划。”

刘复基道：“先无准备，也未和共进会达成最后协议，怎能起事？”

彭楚藩忿然道：“为何和共进会联络进展如此迟缓？我说句直话，什么会呀！社呀！宗旨完全一致，就是湘、鄂两派在争领导。翊武，我的意见，责任分担，你和孙武都不当领袖，即可共图大举。否则拖延时日，坐失良机，一旦事泄，后悔莫及。”

蒋翊武道：“在湖北发动革命，当然该请湖北人担任领袖；但孙武一再想将文学社并入共进会，我不放心。况且，文学社是多数，共进会是少数……”

刘复基向彭楚藩解释道：“我和邓玉麟研究出一个方案，刘公、孙武、蒋翊武均不担任都督。都督位置虚位以待，他日有德者居之。话说回来，瑞澂此番调遣新军分赴各地，究竟意图何在？”

彭楚藩道：“川路风潮日益高涨，瑞澂不得不防患未然。”

刘复基道：“是否他发现新军不稳，而用调虎离山之计？”

彭楚藩道：“这也很有可能。”

众人收起作战计划，转而研究应急方案。此时，人人均有坐失良机之感，如果早有准备，乘新军分途待发之时，倒戈相向，必然所向披靡，何等快事？！

而现在，兵力一旦分散，干部随队出发，不仅影响发难，发难后清军南下，抵抗能力也必然减弱。研究再三，不得不决定干部随队出发，以掩人耳目。如果蒋翊武离开武昌，机关社务由王宪章、刘复基分担。一致同意刘复基加紧联络，求得与共进会实现合作。又决议：一旦武昌起事，调防各地同志应就地响应。

彭楚藩回头把调遣军队消息告诉孙武，共进会更想急进。第三十一标共进会员开会，决定在本标开差之日，以发子弹为起义地点；或者乘瑞澂为端方饯行时，把二人一起杀掉，高举义旗。标代表李绍白、黄元吉向总机关孙武写报告，请求批准实行。

共进会总机关闻讯大惊，认为时间太仓促，太冒险，与总机关计划不合，准备也来不及，万不可行。急由居正、杨玉如、邓玉麟、胡舜初等前往说服，极力劝阻。约定待武昌举义成功后，途中伺机杀掉端方，挥师凯旋。

只因四川铁路风潮日益炽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七月初一日起成都罢市，七月十五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指使卫兵开枪屠杀请愿民众数十人，发生“成都血案”，以致全省沸腾，各地揭竿而起，保路同志军二十余万包围成都，酿成天下大乱之势，清廷连忙电令端方带兵入川剿办。

七月十七日，瑞澂在督署内设宴为端方饯行。第二天端方一登上海军部派来的“楚同”舰，便立即发电报给摄政王之弟、度支部大臣载泽及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报告登船西进等情。

瑞澂调遣武昌新军分赴各地驻防。武昌兵营空虚，文学社、共进会均亟谋大举。蒋翊武不再坚持殊途同归主张，委托刘复基全权负责和共进会联络；共进会孙武派邓玉麟做代表，又有蔡济民、彭楚藩从中斡旋，意见逐渐趋向一致。其中最大问题是谁担任领袖？刘复基和邓玉麟商量结果，军、政大权由孙、蒋二人分担。怎样分担，尚待具体研究。

晚间，邓玉麟到孙武家中报告商谈结果。孙武沉吟片刻，说道：“我好办。咱共进会还有其他领袖呢？”

邓玉麟道：“先解决军事方面问题。居正和刘公以后再说。”

孙武道：“居正无所事事，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已无事可做。刘公不同，刘公是原先选定的湖北都督，联合后即便不出任都督，也该有相当职务。共进会的财政困难，还在等他设法解决呢！”

邓玉麟和孙武正在密谈，忽见杨玉如飘然而至，他身穿纺绸白褂，手中扇着芭蕉扇，一副悠闲模样。进门后诡秘说道：“摇清，仲文家中汇款已到。”

孙武差一点跳起身来，问道：“如何知道？”

杨玉如笑道：“仲文如夫人沔阳监学向我说的。”

孙武问：“汇款多少？”

杨玉如道：“五千两银子。这汇款事是昨晚仲文向如夫人说的，要如夫人看好门户。”

孙武道：“不知款项汇来好多日子？”

杨玉如道：“七八天前，仲文弟弟刘同到雄楚楼，专为汇款送信来。刘同在雄楚楼住了两天，便过江去汉口亲戚家。”

孙武忿然道：“现在为筹集经费，想尽办法而无结果。一切俱备，只欠东风，仲文接家中汇款，秘而不宣，是何居心？”

杨玉如道：“此事确实使人不解，我特来商量，看如何是好？”

孙武道：“仲文对同志保密，只告诉新婚夫人，其中肯定有不可告人之处。”

杨玉如问道：“有何不可告人之处呢？”

孙武道：“我看有两个可能：其一、携此款去北京捐道台；其二、携此款偕如夫人远走高飞，另筑新巢。”

杨玉如道：“对第一个可能，我不敢妄断；其第二个，绝对不可能。”

孙武反问道：“怎样绝对不可能？”

杨玉如道：“仲文如夫人贞清，是我一手拯救其母女出水火而登荏席，我且是证婚人，并早有布置。”

孙武恍然大悟，笑道：“兄施美人计矣，可谓老谋深算。”

杨玉如也得意地嘻嘻一笑。孙武继而说道：“目前事不宜迟，必须设法将此款弄出。”

邓玉麟道：“仲文不拿出来，有何办法？”

孙武道：“仲文如此瞒住我们，他不仁，我不义。反正弄出钱来并不进我个人腰包，实是为革命做经费。现在只有采取断然行动。”

正商量时，宪兵彭楚藩走进门来。孙武高兴道：“楚藩来得正好，今番有特别任务交你办理。”

彭楚藩问是么事？孙武便把刘公家中汇来五千两银子说过，最后道：“此事紧急，要当机立断，请兄率宪兵同志，去雄楚楼十号以搜查为名，把汇票弄出，一举成功。”

彭楚藩沉思良久，摇头说道：“非我胆小怕事，不肯用命；我意此事容易解决，不必大动干戈，除非不得已时，再采取这种行动。”

孙武问道：“你有何善策？”

彭楚藩反问道：“东京同盟会各种刊物，如革命方略等，仲文持有底本否？”

杨玉如道：“有。”

彭楚藩道：“如有甚好，即请玉如兄向仲文索底本，就说多抄几份，以便交各同志。明日星期六，晚间我即造访仲文，白金可取也。”

众人大喜，分途准备。

杨玉如回雄楚楼去，次日登楼问刘公道：“仲文，你带回的革命方略给我，以便复写几份使用。”

刘公也不介意，便从书箱底把革命方略找出交杨玉如带下楼去。晚间，孙武、邓玉麟、李作栋齐集杨玉如处。不久，彭楚藩轩然而至，众人略作商量，彭楚藩手持革命方略底本，借李作栋登楼见刘公。

饭后，刘公正与如夫人贞清饮茶，忽见彭楚藩等来访，贞清给客人斟茶后离去。略事寒暄，彭楚藩说道：“今日有要事相告。现在宪兵营得情报，有襄阳某人汇来汉口五千两银子，官厅对此已经注意。弟知君是襄阳人，故来通报，不知君与此款是否有关？”

刘公大惊失色，着实答道：“不错，我刚接到家中汇款五千两，尚未去取。”

彭楚藩道：“闻君将携款上北京纳官，不知是否属实？”

刘公拂然道：“我曾向同志们说过，纳官乃家父之意，我借纳官向家中索款，实为革命筹措经费。”

彭楚藩伸手说道：“如此请把汇票给我们，明天一同去取来应用。”

刘公道：“我想这笔款子，顶好由我保管，急需费用，当拿就拿，可缓的就缓，何必如此着急。”

彭楚藩正色道：“官厅已加注意，意外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再说，现各部门都选有负责人，自然会合理使用。你一人把钱管住，多少有些不便。”

刘公道：“哪里话，哪里话，我们都是共谋革命，有何不方便？”

彭楚藩跳起身，声色俱厉道：“奇怪得很，你一人把钱掌管，难道真要去北京捐道台不成？那好，”彭楚藩掏出刘公抄写的革命方略底本晃着，说道：“我持此证据向官厅告发，你所捐的红顶将先戴在我头上。”

楼下，杨玉如、孙武、邓玉麟均蹑手蹑手在楼梯口处静听。刘公和彭楚藩二人争执得面红耳赤。李作栋劝解道：“不必如此争执，有事可以商量。仲文既是总理，不管谁拿出来的钱，都有权过问。我们财政一项，有专人负责。如怕胡滥开支，是可防止的。汇票究该由谁保管，应该多请几位负责同志来商议决定。不必再争执了，有伤感情。”

刘公气恼，听李作栋言语才平静下来，说道：“保管问题不大，问题在监督方面，大家愿意受我监督，不滥开支，我乐意把汇票交出来。现在即可交给你们，也不必同大家商量，就这样决定。”

说着，刘公便打开木箱，取出汇票摊到桌上。

彭楚藩转换笑脸说道：“仲文兄如此放心，我们甚是高兴。作栋是公举的理财部长，汇条可由作栋保管。但是汇条上共有银子五千两，可兑七千块银元。我们已做估计，革命经费有五千元便足够。剩余两千元可留做你个人开支使用。适才纳官之事，是戏言，请原谅。”

说罢和李作栋便要告辞离去。刘公哪里肯放，扯住二人道：“夜已深，就在此过夜，明日一块儿过江。”

李作栋道：“嫂夫人不方便。”

刘公道：“内子可在楼下和母亲共榻。”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楼梯口下的杨玉如、孙武、邓玉麟等也走上楼来，众人哈哈一笑，皆大欢喜。

刘公过去和彭楚藩接触较少，不甚了解，经此番争执之后，深知彭楚藩急公好义，甚为钦佩。二人共榻而眠，谈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刘公、彭楚藩、李作栋一同过江，在汉口某山西票号换了兑条，向俄租界道胜银行办理存款手续。因为洋租界的外国银行，不受清官厅管辖，存取款项不致泄漏消息，引出麻烦。哪知，俄租界的道胜银行，不相信中国票号开出的兑条，非现款不可。于是，刘公等三人，又返回山西票号去提取现款。时间已是下午，他们赶紧请了几个挑夫，把五千两银子挑进道胜银行，才把存款手续办妥。

按当时市面通例，每枚银元合银重七钱二分。五千两银子折合银元六千九百四十余枚。取出五千元后，刘公在票号仍持有近两千元大洋存款。

经费问题解决后，各项工作迅速展开。共进会、文学社两团体于七月二十二日假雄楚楼召开联席会议。此次，两团体主要人物齐集，推刘公做会议主席，文学社蔡大辅为记录。

孙武精神抖擞，首先做报告道：“我们湖北革命已有十余年历史，在最近三四年间，完全由我们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经过我们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互相谅解，进行出生入死的冒险工作，才获得今日的成就。现在已到要摊牌的时候了。我们已由被动转为主动，要向敌人进攻了。几个月来，军队同志屡次催促我们发动起义，我们因湖北地处腹地，四面都有受敌人威胁的可能，武昌革命是生路，也是死路，万不可冒险作孤注一掷之举……现在我们秘密筹备工作，已经大体完成。尤其是仲文同志慷慨捐出五千元，我们的发动经费有了，准备及时动手。但武昌革命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双方的事，只有两团体联合一致，集中力量向敌人进攻，才能得到胜利。否则，互相观望，坐待时机，就会同归于尽。所以今天召集两团体负责同志会商，希望两团体在胜败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两团体的联合问题上，展开切实的讨论。”

文学社刘复基继起发言：“摇清兄所谈一切，可称老到精细，本人极表同情。武昌革命是共进会与文学社两团体的事业。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两团体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只能算消极地合作，现在我们要积极地合作了。现在革命形势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了。已到与清皇朝短兵相接的生死关头。本人建议：应该把以前双方团体名称，文学社、共进会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事成则卿，事败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冒险以赴，再不要存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

刘复基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赞赏，大家都认识到在此革命的重要关头，两团体一致对敌的必要性。刘公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会场说：“本人亦有建议：不仅团体名称要更改，就是从前所预拟的个人职务名义，也过了时效，都应一律作废，重新改选。即如本人前承蒙同志预推为湖北的大都督，刘英为副都督。现在刘英不在此地，我不敢代表他，我自量才识不能胜任起义时的领袖，请大家原谅。”

蒋翊武、王宪章紧接着发言，辞掉了文学社社长、副社长的职务，表示两团体合并之后，一切重要事情取决于会议。

会场情绪既热烈，又严肃。

杨玉如看看诸位卸任的同志，微笑说道：“从今日起消除原来团体的名义，我们武昌革命战线才算真正统一了。但是大家都取消已往的领袖头衔，那么我们湖北革命岂不成了群龙无首吗？谭人凤同志曾说过‘责任可以分担，事权必须统一’，这是中部同盟会的革命原则。我们今天还是要预选一个主帅出来，或称都督，或称总司令，以备起义时负责指挥，以免临时忙乱，请大家考虑。”

众人哑然，觉得杨玉如意见甚有道理。两团体领袖均卸任撒手，又无新领袖，岂不成乌合之众？将来又怎能克敌制胜？沉思片刻，众人又纷纷发言，赞成推选主帅，视线又重新回到刘公、蒋翊武身上。蒋翊武首先推荐刘公担任主帅，刘公剀切辞谢，一再谦让，自称不懂军事，才学不足胜任，转而要蒋翊武出任主帅。蒋翊武回答道：“我过去早有表白，在湖北革命，当请湖北同志为主帅。”

孙武过去领袖欲很强，现看两团体衮衮诸公，人才济济，当然领袖念头赶快收起。有人建议居正担当主帅。居正盗金佛一败涂地，处境尴尬，更是打拱作揖，拜辞谢绝。一时，出现冷场局面。

稍顷，居正发言道：“今日各同志都如此谦让，不争权力，较之太平天国洪、杨诸王自我相残强多了，实是大有进步，是我们革命的好现象。但绝不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事权仍须统一，组织要有重心。我们可否找中部同盟会，请黄克强、宋教仁、谭人凤等来帮助我们主持。名义待他们来后再说，如何？”

居正此番话，无疑绝妙上策。孙武首先附议赞同，说道：“我们两湖向来一家，此次武昌革命又是两湖同人领导的，但是发动地点在湖北。我们邀请湖南的黄、宋来做主帅；一则可以表示湖北人谦让，二则可以他们的声望，便于号召各省。”

刘公也道：“这是个解决主帅的好办法。不过克强今春广州起义失败，打击太大了，心灰意冷；教仁为人又甚谦慎。恐怕不是我们一纸相召，他们就即时命驾的。我们必须推举代表赴沪专邀，因为我们武昌的现状再也不能迟延了。”

与会众人全体赞成通过，并即席公推居正、杨玉如二人赴上海，专邀黄克强、宋教仁等克期来鄂，以便大举。

孙武又提议三项，也一致通过。（一）于武昌城内择要地多设旅馆，平时联络，有事为集合地点。（二）在汉口租界内租赁密室，制造炸弹及旗帜文告等。（三）随时拨款给杨洪胜，向楚望台修理军械的工人购买子弹。款项多少不限，子弹愈多愈好。

两团体联席会议开得十分成功。

会后，刘公、孙武打点居正、杨玉如启程去上海。孙武又建议他们带一千元前去，托同盟会陈其美代买手枪，准备发难时干部使用，也表示湖北革命党人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坚决发难的决心。

众人一致赞成，当由李作栋从存款中提取一千元，交居正、杨玉如。

居、杨打点行装，于联席会议后第二天，七月二十四日乘轮船顺流而下赴上海。

居正、杨玉如抵上海后，先去《民立报》馆访宋教仁，再去马霍路访陈其美，将携带一千元托陈其美购买手枪。又去北四川路拜访谭人凤，报告湖北共进会、文学社联合及武昌即将大举情况。

次日，陈其美在寓所召集中部同盟会会议。当时，山东、陕西、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各省均有同盟会代表驻沪，也列席会议。陈其美介绍居正、杨玉如与大家见面，由居正详细介绍武昌革命形势。与会人员深受鼓舞，中部同盟会提出武昌、南京、上海同时发动。居正、杨玉如代表湖北发言道：“武昌革命时机已成熟，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不是少数人所能控制得住的。不妨先让湖北发动，南京、上海继续响应，使清廷不能集中力量对付一隅，希望中部同盟会速作准备为好。”

最后，一致赞成湖北首先发动，与会各省代表迅速密报本省，准备即起响应。

恰在此时，谭人凤忽得黄兴由香港发来电报，并电汇三百元，约谭人凤同赴云南，做最后一掷。谭人凤五月间由港返沪，原以为黄兴业已去美洲，接电报、汇款始知黄兴仍在香港。宋教仁、谭人凤、居正会商后，三人急忙修书黄兴，述说湖北新军运动情况，转而邀请黄兴速来上海，赴武昌共谋大举。派吕天民携书送往香港。

黄兴八月十一日会见吕天民，见居正来函，慨然应邀。即修书正在海外温哥华的冯自由，转电同盟会总理孙文报告一切，并请其筹划款项。电文结尾称：“……弟本欲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中游，期与会合。”

居正、杨玉如留沪，正在等待黄兴消息。忽接湖北特急电报，敦促迅速返汉。而此时手枪尚未买到。不得已，杨玉如先行，居正暂留数日，等待手枪买到后，再带械回汉，他俩忧心忡忡，不知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