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日子里，刘邦的军队正在向秦的腹地关中运动，但远不如北方的项羽军进展神速。

首先，两军士卒有强弱之分。项羽军以楚人为中坚，他们属于使用原始泰语的种族。张良到了晚年，已当了皇帝的刘邦为平定东部的叛乱而御驾亲征之时，这位著名的刘邦军师曾讲过一句名言：楚人剝疾，愿勿与楚人争锋。

这是在提醒刘邦，意思是说楚人敏捷强悍，最好还是避免与楚人直接交战。身材矮小的楚人在战场上驰骋纵横，根本不顾死活。这不仅是张良对于楚人种族的印象，也是当时人们共有的看法。

这一时期，对秦而言，无论项羽军还是刘邦军，一律都称之为“楚军”。

不过，项羽军中纯粹的楚人占绝大多数，从这一点来讲，刘邦的军队是支杂牌军。其士兵大部分都是先前追随陈胜的流民或已故项梁的属下，他们各失其主，流落各地，也可以说，这些人只是为找到食物才集聚到刘邦麾下的。

“这员大将有本事吗？”

这是那些极易改换门庭的士兵们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所说的本事，其内容十分具体，主要不是指作战能力，而是指主将要有魔怪般的身躯和臂力，或者具有那种胆小的人一看就会吓得魂飞魄散的堂堂仪表。从这一点上讲，项羽就对士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刘邦虽然是个超凡脱俗的大丈夫，能给士卒们一种安全感，却没有亲自跃马挥戈、上阵杀敌的本事。因此，尽管刘邦军一路上不断地收拢流民和残兵败将，队伍不断壮大，却没有项羽军那样迅速扩大的能力。

不过，刘邦军也自有其长处。

刘邦在军营里创造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动活泼的景象。人们都说：“沛公真是位少见的长者。”

所谓长者，指的是能容人的人，从不计较别人的细小过失和缺点，而是充分肯定每个人的长处和功绩，总能使之各得其所。人们若有机会与长者本人接触，就会感到他那种无与伦比的博大胸怀和慈悲心肠。把这片大地上人人都在讲，但又很难具体说明的德，用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来表示，就是人们心目中的长者，而刘邦就属于这样一种人。

换句话说，刘邦的本事也仅此而已。

一般情况下，一股势力的形成都以同一血统的庞大家族的经济实力和人员为核心，而生于沛县偏僻农家的刘邦却不具备这种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讲，刘邦家也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家庭，有兄弟，也有相应的经济力量。可是，刘邦被父兄视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而遭到疏远，根本不可能把本家族拖人乱世之中，作为势力的中坚，从一开始，他就不得不寻求族外人来组成势力核心。

可以说，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刘邦成为刘邦的。刘邦从没想过要在自已家族扎根，从年轻时起就到社会上找出路，是以社会为家成长起来的，靠着知心朋友的帮助才填饱肚皮，年届四十还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应该说，这种状况对他在为人处事上培育“德”是大有裨益的。

刘邦生于战国时期，深受时代的影响，快到三十岁时才亲眼看到秦的统一。所谓战国这种叫法，本身就意味着各诸侯国之间征战不休，然而也表示社会在各方面均已走向成熟。

而在日本列岛上，很久以后才有众多人口居住在这里，因此比中国晚七八百年才出现统一的国家，故而日本战国时期的出现也要晚许多。然而，尽管跨越了相隔久远的历史年代，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却依然很多。

必须看到，战国时代的出现有其先决性的条件，即与古代社会相比，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自耕农的数量猛增，人们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并趁势迸发出一种自主精神，由此，又形成了亚洲地域意义上的个体的人。

随着这种个体的人的出现涌现出各种思想和诸多发明。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便出现了包括战国前的春秋时代在内的诸子百家，他们犹如雨后春笋般陆续问世，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灿烂时代。

而具有从战国到秦灭亡这一历史时期特征的“士”，也产生于上述土壤。这一时代的士，并不是指日本江户时期那种承袭世禄的人。他们是从农民中自立而生的一种自由人，自己的知识和精神若能派上用场，便入世做官，不如意便隐匿于市井之间，或云游四海而为游士，有时也寄食于权势之家充当食客，不过，其生存方式却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靠自己的德和义而决定进退或生死，全然没有过去那种奴隶般的隶属性。在本书中，笔者很快就要提到张良这个人物，他即是继承了早先战国时期那种士的浓厚特质。投靠项羽成为军师的范增也属于同一出身，乃是一位一言一行均浸透了这种特质的代表人物。

将刘邦这个人说成是出身于士，又当如何呢？

士乃是有知识的人。就这一点来说，刘邦并不属于这种人。写成文字的“士”，正如“仕”这个字是由其派生出来一样，本是指尽力为人做事的人，但刘邦却是从年轻时起就从没想过要为别人效力。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他并不属于拥有万亩良田、支配众多农民的豪门贵族，除了德与侠义之外，再没有任何本事。从这点来看，刘邦还是近于游侠。

后来的太平时期，游侠是作为一种特立独行的人而存在的，不过，从战国到文中所说的这个时代，在乡村和市井之间具有某种势力的人，却都明显具有侠的气概。

在秦强盛时期，地方官府所雇用的当地出身的官吏之中，具有某种社会势力的人便不仅仅是一个办事的平庸之辈，而要具有俠的气概，竭力保护他在当地的那些朋友。

本来，在中国的农耕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带有古代色彩的无政府主义氛围，民间社会的状态也大抵如此。存在于民间的里，都会筑起护卫全里的藩墙，推举称为父老的居民代表来自我管理，只要存在这种情况，就不需要朝廷一类的东西；朝廷纵然作为一种必要体制建立起来，也尽量不给各个里或村落施加压力，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尧舜之世。然而，实际上从未有过这种轻如鸿毛、柔若慈母的朝廷。苛敛诛求乃是王朝的常态，王朝的这种祸害比被朝廷视为“贼”的草寇之害更甚。

农民们一直煞费苦心，想方设法摆脱或是尽量减少所受的王朝之害。这种煞费苦心的代表就是“父老”，这些父老依赖的对象并不是朝廷派来的“官”，而是当地出身的“吏”。虽说是吏，也必须具有侠义心肠。比如身在沛城的这种吏，便是刘邦的党羽萧何、曹参，或是刘邦极为喜欢的夏侯婴以及任敖等人。他们不是后代的那种吏，而是一种以抑强扶弱为己任，如同游侠头领的隐蔽身份。他们都拥有几个暗地里帮忙的农民团体，也掌握了这些农民团体所在的整个村落。

刘邦就位于这一体系的最顶端。

本来连立锥之地都没有的刘邦，为什么会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呢？进一步讲，虽说刘邦军远不如项羽军，却也是仅次于其的一支军队，并在滚雪球般地不断壮大，且眼下正在向西挺进，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呢？

此事实在令人费解。这个问题甚至常常成为学术上探讨的课题。西屿定生氏的论文《中国古代帝国建立的考察一汉高祖及其功臣们》（1949年，日本，《历史学研究》141号），可以说就是这种学术研究的开端。

对此，守屋美都雄氏曾在《关于汉高祖集团的性格》（1952年，日本，《历史学研究》158、159号）一文中予以批判，并颇有建树。

有关这两篇文章的介绍，及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我们在此不作赘述，但西屿氏关注到刘邦初期其内部组织的称呼，却可以说是一个功缋。中涓、舍人、卒、客其隶属关系就是以这样一种称呼来划分的。所谓中涓，也称之为涓人。

本来是侍奉国王，并在其身边负责清扫一类工作的人，还兼任传达君命与转呈奏章的任务。

所谓家臣，原本是豪门贵族家内的奴隶，而豪门贵族一旦得势，伺候在身边的奴隶便作为其意志的代言人，对外界也同样拥有很大的权力。这即是中涓本来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而刘邦既不是豪门贵族，也不是富户出身，他身边所用的中涓一语的意义及内容，笔者认为似乎是从本来的中涓派生出来的。

舍人也同样。这是古代周王室的一个官职名称，似乎是侍奉在王的身边负责财务的人。以后，这个词又走出王室，指那些在豪门贵族身边负责庶务的人，到战国时期，也被用来指寄食于豪门贵族门下之类的意思。

卒本来是指仆人。但在战国时被称为“卒”的人，却指受到豪门贵族扶持的士。

客也是士，却是指寄身于豪门贵族的那些人，豪门贵族有时也会称其为先生，并对其学识、精神和技能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战国或战国之前，这些用语是用来称呼负责王侯日常生活的各种执事的，但在刘邦那个时代，却被用来称呼刘邦这类游侠首领的随从了。

总之，刘邦是在沛城及其附近以侠义度日，游手好闲一直混到了年近四十，因而加入他的侠义组织的人很多，这就有必要按着这些人的亲疏程度和任职现状，像上面所讲的那样，给他们挂上古已有之的职务名称，把他们组织起来。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游侠首领的随从，并非只刘邦一家独有，很可能是普天之下尽皆如此。

顺便联想到日本的战国时代，譬如称霸三河的德川家的情况，所谓中涓、舍人和卒，总的来说，恐怕就相当于世代臣事于德川家的家臣。当德川家康前几代在三河的松平乡时，土地是山林，既没有开辟水田的水源，也几乎没有田，他们靠山林养兵来到下面的平川，历经数代才将势力扩大到水田地区。那时德川家的政务便是由具有“老中”、“若年寄”这种独特职位名称的人全权负责的。担任这些职务的仅限于世代臣事德川家的人，虽然能代行主人的权力，俸禄却很低。随着松平家族势力的扩大及不断并吞土地，又出现了新加人进来的世袭家臣，并获得了与老资格的家臣不相上下的尊重，被冠以“安城以来”、“冈崎以来”等称呼。但当德川家康最终取得天下之时，又将许多固有诸侯（大名）列人自己一伙，称之为旁系诸侯（“外样大名”）。这些人即相当于刘邦军里的宾客。而德川家在完全取得天下之后，也依旧原封不动地使用三河土豪时代行政上的职务名称。

德川家康临死时曾留下遗言，不准改变三河以来的传统习惯，行政上的权力交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中涓、舍人和卒”来掌管，而对相当于“客”的旁系诸侯，尽管给予了大片封地，却不让其参与政治。

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到，德川家康对那些可说是家奴后裔的家臣们十分信赖和重视。不过，日本战国时代，三河国世袭家臣们的忠心，是以对主人盲目的隶属心态为内涵而形成的。中国战国时期到秦灭亡期间存在的刘邦及其嫡系的关系，则是以侠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中国已不复存在——为纽带而形成的，这些人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觉醒的。但并非说侠义就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在古代那种动荡不安，王朝不足以信赖，甚或具有虎狼之害的社会里，下层民众为了生存，只有靠侠义之心求得相互救助。可以说，侠义精神正是来源于此。

刘邦组织体系里的这些中涓、舍人和卒等，随着这个组织的发展壮大，又分别用战国时期各诸侯王国所使用的官职名称——将军、都尉、骑都尉、左司马、车司马、骑司马、御史及太仆等——来加以称呼，如同车轮旋转一样，通过不同的职务来使这一军事组织运转。这件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面还是来讲张良。

张良，字子房。刘邦和跟前的那些人全都出身卑贱，唯独张良是个例外。张良很快就成了刘邦的“客”，担任军师，总算使不善战的刘邦军开始有模有样地朝着胜利转变。

张良原本是韩国人。

所谓韩国，乃是战国七雄之一，领土包括现在的山西省东南部至河南省中部这一片肥沃的中原，但到战国末期却成了最难防守的一个国家。由于国界一边与不断扩张的强秦接壤，另一边又与颇有蛮性遗风的楚国相邻，外交上多苦涩艰难，战事不断，常常陷于苦战，因这些先天注定的外患压力，其内政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韩所处的这种环境，制造出了一种思想上的土壤，即令人思索“国家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比张良早半个世纪，这个诸侯国的王族中就出了一个叫韩非子的人。

尽人皆知，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可以说，他的思想及国家学说就是从韩内部的现实中产生的。

不仅是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家权力也都是建筑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上，各种势力费尽心机地你争我夺，而这些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又错综复杂到了极点。韩非子认为，如果能一扫那些如同动物内脏般的活生生的现实，并只靠法制和能力来行使君主权，韩也就根本不存在亡国的问题了。

自然，他把儒家当成了思想上的敌人。

在当时，这片大地上的社会结构与十八十九世纪建立的近代国家当然大不相同。首先，君主之侧有中涓、舍人等近臣，他们哄骗君主，以一己私利为准则，操纵君主的权力。大臣们都有自己的势力，从自身势力的利害关系出发来判断事物，从事工商的人（当时被视为非生产性的游民）与这些势力相勾结以牟取私利，以十九世纪以后的观点来说，整个国家仿佛都成了一个贪污渎职的集团。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自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秩序和伦理，对于父母兄弟、血缘亲族及乡里长老而言，毋宁说这种秩序和伦理既合于礼，又合于孝。儒家学派就是在对此大加肯定的基础上建立起伦理学说的。

韩非子认为，在协调血统和乡里关系的基础上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君主权力，其功能甚小，危急时刻，命令权和指挥权都很难下达到所有角落。

从这种怀疑的观点出发，他才创立了以简洁明快的法治理天下的法家思想。他的思想建立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之上。无论在哲学方面，还是政治方面，老子的思想都可以说是一种虚无思想。老子在政治上讲求无为而治，韩非子恰恰将老子思想推向了政治学说。不过，即这种思想尚停留在坐而论道的阶段。老子也好，韩非子也好，都给自己的思想设置了一个绝对的前提条件，即民必须永远是无知无欲的，被看做自然物的民，感觉不到君存在及统治是沉重的压力，老子和韩非子认为，让民感到沉重压力的政治是不可取的。作为一种思想，这才是其最具魅力的部分。不过也可以说这种政治宛如无底的壶一样，在现实中是毫无用处的。

本来，秦王政（后来的始皇帝）乃是一位法家的信奉者，据说在读过韩非子的《孤愤》、《五蠹》等著作之后，他十分激动，甚至兴奋地说：“若得见此著者，死而足矣。”

从秦王政的气质来看，他感受至深的部分大概有这样两点：一是按韩非子的思想去做，民就会转化为自然物；一是君主权力并不建立在调整各种势力的关系之上，而是直接触及天下每一个百姓。事实上，秦王政建立秦帝国后就果断地实行了韩非子的思想，甚至起用了法家学者李斯来当大臣。不过，始皇帝在视民为自然物这一点上做过了头，毫不留情地驱使民去服劳役，导致在其死后，自然物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叛乱。

顺便说一句，韩非子的学说在其故国韩并未被接受，他曾出使秦，在咸阳的宫殿里见到了始皇帝。始皇帝对韩非子十分崇敬，但崇敬之余又考虑到留下此人的危险，就像抛弃废物一样将其杀掉了。

在人们对韩非户还有所记忆的年代，张良就在韩降生了。

张良的父亲张平是一位侍奉过两代国王的宰相，其袓父张开地也作为宰相为三代韩王效力。张良作为韩的遗民，乃是典型的旧贵族出身。

张良的父亲张平是一位侍奉韩末代之王悼惠王的名臣。对于秦施加的强大压力，他在和与战两方面都费尽了心机，终因过度劳累而死去。张平死后，韩也随即灭亡，那位末代之王——安也成了秦的俘虏，国名消失，韩的故地便成了统一中国的秦的颍川郡。其时为公元前230年。

作为诸侯王国的韩灭亡之时，张良还是位弱冠之人，尚未人世为官，他紧张地望着蜂拥而至的秦军肆意践踏国土，心中燃起的对秦的强烈仇恨，绝非一般人可比。他发誓要用一生来报仇雪恨，从他的外貌上，很难想象得到他有这么刻骨铭心的愿望。他身材痩小，体弱多病，面颊白白净净，吹弹可破，倘若扮上女装，就是位绝代佳人。

韩灭亡后，张良的弟弟紧跟着就离开了人世。张良尽管年方弱冠，却已成为家长，得主持弟弟的葬礼。但他却说：“不愿为葬礼而耗费钱财。”

因此他不举行正式葬礼，而是散尽家财以招揽四方宾客。这里的客是指剌客，目标就是刺杀秦王。在当时，人们十分重视感情，周游各地的侠义之士很多，这些侠义之士有一条最基本的信念，一旦感受到知遇之恩，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所以，决不能说张良的这种做法是荒唐之举。不过，秦王成为秦帝国的始皇帝后，护卫也森严起来，剌客已很难接近他。

张良便赴淮阳（河南省境内），从师学礼去了。

在当时，所说的礼并非是儒家所倡导的那套礼的体系，而是接触贵人时那些进退有度的礼仪做法，张良打算先把必要的礼仪学到手，将来采取某种欺骗策略亲自接近始皇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良一直在专心致志地思考这种策略。

用什么办法才能掩人耳目呢？

这位仿佛浑身都是头脑的年轻人不停地思考，像磨刀一样在磨炼自己，无法说清这究竟是一种悲怆还是别的什么。

“东夷有位力大无比的人。”有人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张良。

在当，称为东夷一东方蛮夷之地——的地区，地理上的概念很模糊，可能会令人想到渤海湾沿岸一带。张良千里迢迢地跑到那个地方，见过一位被称为仓海君的酋长，也看到了自己要寻找的大力士一他有着一副铁塔般的身躯。张良请求仓海君把这位大力士送给自己，仓海君应允了。

这位大力士与张良语言不通，但对张良那明澈透骨般的品格却佩服得五体投地，不断重复着一句话，那意思是说：“只要是您的吩咐，什么我都听从。”

这位大力士虽然身为蛮地的夷人，却有一颗与这个沸腾的时代共同跳动的心，具有后世少见的俠肝义胆，愿为知己而死。

张良和大力士一路上走了好几个月。力士愈发为张良的为人所吸引，尊敬与爱戴之情有增无减，甚至冒出过这样的想法：这个人该不会是神仙吧？张良身上确有令人如此想象之处。

他从年少之时就迷上了老子的思想，一直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修炼，一点一点地消除了内心深处那些世俗的野心、出入头地的欲望以及沽名钓誉之类俗不可耐的东西。他以思想来规诫自己，每天都要长时间地修炼被称为道引的道家呼吸之术。道引也可以写作导引，即运用固定的方法进行深呼吸，也就是将大气导入身体内部，借此达到与宇宙合一、平定心绪及去除诸种欲望的目的。像张良这样聪明的人竟一直在认真地进行这种修炼。老子的教诲并不像后来的禅家那样，甚至要求达到“悟”这种至难的境界。

老子是要让幼儿最大限度地接近宇宙。因此，日常的生活态度以幼儿的最为理想，主张要像幼儿那样柔弱，只要反复进行道引，很快就能将自己带到近乎幼儿般的透明状志。

张良仅仅为了向秦复仇，就像后世的数学家一样，只为了求得一个答案而考虑出多种数学算式，反反复复地寻找蒙蔽人的策略。这种古怪的热情说不定会导致人格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他始终身体力行地追求那种使自己透明化的思想境界，才得以摆脱这种危险。顺便提一句，张良在过早到来的晚年，不仅仅是坚持道引，甚至还断绝了谷物，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要使身体轻如鸿毛，方能成为神仙。”最终因体质衰弱而离开人世。由此也可以看出，张良身上具有一种极端执著于与生俱来之物的气质，他能深深吸引住东夷的那位大力士，肯定也是由于他具有某种孜孜以求的坚定信念，使力士感受到了仙风道骨般的神韵。

张良这位年轻人，后来被誉为卓越的军事家。

张良一半的能力，肯定是在与东夷那位大力士共同流浪时培养出来的。为了探知唯一的敌人始皇帝的动态，张良供养了许多刺探情报的人，将他们撒向四面八方，连续不断地把纷繁杂乱的情报收集到手边，从瓦砾堆中寻找璞玉一般挑选出准确的情报。除了始皇帝的亲信之外，普天之下也许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张良这样详细掌握始皇帝的动态了。

始皇帝从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的第二年起，便开始了他最喜欢的外出巡幸。第四年春天，他到山东一带巡幸，经过一处叫博浪沙的地方时，终于发生了一件大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此有简明的记载。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

上面所说的盗，就是张良和东夷那位大力士。

博浪沙地处河南省。自太古以来，黄河就连年泛滥不绝，博浪沙的奇景就是黄河泛滥所留下的遗迹，泛滥过后留下黄沙，形成如波浪般起伏的沙漠，附近地区也荒无人烟。

向山东行进的始皇帝，其出行仪仗队列及护卫队伍将通过这片沙漠中的道路。张良得知此事，便与那位大力士一同潜伏在沙丘背后。

那位大力士手持张良让铁匠给打制的重一百二十斤（合现在的二十七公斤）、拴着链条的大铁锤。不久，当始皇帝的仪仗队列走近时，力士猛然站起身来，抡转铁锤，向始皇帝砸去。出手很漂亮，可惜并未击中始皇帝的车，而是命中了紧随其后的车辆，把车轮砸得粉碎。

“糟了！”

知道事情不妙，张良赶紧逃走。按照和力士事先的约定，两人分头朝不同的方向逃去，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始皇帝大怒，传令天下搜捕刺客，张良遂更名改姓四处逃避，最后到下邳（江苏省境内）藏匿起来。

下邳是古代下邳国的都城，秦时也曾变成下邳县县衙所在地，在这一带称得上是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城池。城中细流如网，小桥比比皆是。

有一天早晨，张良的心情异常地好，信步走到一座桥头之时，有个衣衫襤褛的老人走近，故意将鞋子丢到桥下，回过头来望着张良喊了一声“小子（孺子）”，努着下巴吩咐道，“给我捡回来！”

张良一时间深感不快，然而抱着复仇的念头潜伏于此地，与人公开争执就会带来不利的后果。更何况，在中国这片大地之上，在以敬老为重要道德内容的儒家学说诞生之前，尊重老人就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了。张良转变念头，放下身架，两眼望着老人。只见这位老人身体痩弱，容貌丑陋，脸上毫无表情，一张嘴便露出几颗残存的牙齿，每颗牙都焦黄焦黄的，简直像某种矿物质一般。

张良走到桥下拾起鞋子，刚要递给老人，老人却抬起一只脚说：“给我穿上！”

张良很有心术，面对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仍能心平气和。他的教祖老子教导，要采取如柳枝随风摇摆般柔和的态度。张良极其自然地弯下身去，将鞋子穿到老人的一只脚上，这种表现可能就是道引中修炼出来的所谓呼吸吧！

老人很可能是当时尚处于原始阶段的老庄的信徒。老庄崇尚无为。老人似乎感受到张良的举动和表情上都有一种训练有素的无为，便心满意足地离去了。

没过一会儿，他又返了回来。

“小子！”老人再一次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道，“教给你点东西。五天后，天一亮就到这儿来！”

当对方展现出这种说来就是“阳”的态度，张良随即敏捷地变成“阴”，长跪在地上，为避害只好如此。

“遵命。”

见张良垂下头去，老人似乎感到十分满意。

张良遵照命令，于五天后的一大早如期来到桥头，一眼就看到老人早已等在那里，得到的只是老人怒目圆睁的呵斥。

“和老人见面竟然迟到，成何体统！”

随后又听老人说道：再重来一次！五天之后，张良半夜里就动身到桥头守候。不大工夫老人就赶来了，交给张良一个包袱，据说这是一部兵书。以上就是司马迁访问下邳时，从熟悉当地历史掌故的老者或张良子孙口里得到的有关张良的传说之一。

据说这部书上题有四个大字：《太公兵法》。

所谓太公，就是因垂钓而闻名的太公望吕尚，是周文王发现的名将。当时，他已经是一位相当模糊的古代人物了，不过，在传说中似乎仍然非常有名气。

传说中张良从老人那里得到的《太公兵法》，是不是真的存在，人们并不十分清楚。

顺便说明一下，《六韬》这部据说为太公望吕尚所著的兵书还是有的。这部兵书不是当时的产物，是到汉以后许久，才被人假托太公望之名编写而成的。即使有关张良的这个传说是真实的，这部兵书也不会是《六韬》。

“读了这部书，日后你就能成为王者之师。”

老人在桥头说道。当张良想问老人的大名及住址时，老人不慌不忙地说道：十三年之后你会见到我。老人的预言是：十三年后，你将经过济北的谷城山（山东省境内），在山脚下会看到一块黄色的石头，那块黄石就是我。

据说，张良十三年后经过济北的谷城山，真的看到了那块黄石。张良将其带回汉都城的宅邸，十分敬重地供奉起来。据说，张良死后，其家人曾将黄石与他那小小遗骸葬在一处。今天若能发现张良的墓葬，进行发掘，黄石是否真的存在即可大白于天下。但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即这个黄石之说，或许是张良自己编造出来的瞒天过海的手段。

以后张良便一直住在下邳，投身于游侠的行列，预先组织起自己的势力，以备他日之需。然而他并不像刘邦那样是个能当头领的材料，只能指望得到那些有实力的侠义之徒的信任，与之结下肝胆相照的兄弟之盟。不过，仅从一件事上就能看出张良具有相应的势力和侠义心肠——他搭救了一个突然跑来的楚人逃犯的性命，将其窝藏起来。

后来才知道，这位楚人竟是项羽的一位叔父。在众多的叔伯父当中，项羽只得到了项梁的抚养，后来随之一同举兵起事，此外他还有几位叔伯父，其中有一位叫项伯的十分忠厚的人，在项羽形成一股势力之后，他就寄身于楚军，再也没有离开过。张良在下邳搭救的逃犯正是这位项伯。项伯不忘此次救命之恩，为了向张良报恩，后来还引出一段极具戏剧性的故事，连刘邦也跟着捡了一条命。考虑到当时的侠义之心、人们的日常习惯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说侠义精神本身就具有戏剧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张良光辉灿烂的一生，很可能正是源于侠义这种非同寻常的伦理观。

不久，始皇帝驾崩，加上陈胜起义，天下顿时陷入了烽烟四起的混乱局面。

四处漂泊的苦役和流民很快就聚集在陈胜的旗下，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直到自称陈王的时候，张良都未能作出迅速的反应。从对秦复仇的志向来说，他本应即刻起兵的，但他却没有足以吸收流民的实力，好不容易才将下邳一带的百余名年轻人聚拢到一起。

张良率领这支小部队一路行军，想投奔到陈胜的麾下，但中途却得知陈胜已被秦军击败战死，还得知一个叫景驹的人取代陈胜，被推为首领。

“真是无路可走了。要么就到景驹那儿去？”

张良内心曾冒出这个想法，却提不起兴致。在这段时间里，连张良这样的人也和普通人一样，情绪波动得十分厉害。尽管伐秦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他却无法跟上急速发展的时势。秦帝国的根基如同一口锅底已经破裂的大锅，完全丧失了元气。陈胜战死之后，失去主帅的反叛军犹如破缸里冲出来的水，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流动，战国时期的旧王国也开始在各自的故地复活，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王族后代。当时最为关键的，是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

张良一时间也曾想过自立旗号，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不是那块材料。”

在这件事上，张良早就把自已看透了，实在是令人惋惜。他如饥似渴地想找到的，就是一位可以为之出谋划策的、能成大器的人物。

说句实在活，张良推迟出山，很可能就是奔走四方、见过太多人的缘故。每听到什么地方有率领几百几千游民的首领，他就要前去会上一会，谁知竟都是些徒有虚名的无耻之徒。张良认为，哪怕对方是酒襄饭袋也无妨，只要能听取采纳自己的意见即可，但是，哪一个头领都是靠雕虫小技把头脑填塞得犹如粪桶一般，根本没有听取他人意见的雅量，只图眼前的粮食和人马。

“我愿授你兵法。”

尽管张良这样讲，也没有一个人肯听。

“方才我所说的兵法，并不是出自我个人的才学。”

大概就是在各地和这些首领接触的过程中，张良才不得不讲出兵法乃为神授之说的吧！张良过于年轻英俊，身材也痩小，更尚无名气，盘踞在哪座城池的首领，都不肯把命运寄托在这类无名者的说教上。

出于无奈，张良只好聚集少年，组织起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开始行动。但他无法解决吃饭问题，结果只好投奔陈胜的继任人景驹。

有一座叫留的小城。

这是自春秋以来就有的一座小城，位于现在江苏省沛县的东南，跟刘邦出身的沛差不多。当时，景驹正在这座小城里。

张良在直奔留城的途中路过沛地。这时刘邦已被称为“沛公”，不过仍旧是一支只有数千人的小股势力，正在不断地进攻这一带势单力薄的秦朝势力。

“且慢，这位刘某的名字过去听到过。”虽然张良只了解这么一点点情况，还是主动派人，请求见上一面。

刘邦是个性情爽快的人，不仅马上答应会见，还敬张良为上宾，听取了他的意见。

“所谓听，竟是这么一回事吗？”张良望着正在洗耳恭听的刘邦，顿时有一种新鲜感，备感欣慰。

刘邦满面春风，一直注视着张良，将高大的身躯倾向这位年轻人，对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用心地听着，仿佛要吞进肚子里去。这不是在故作姿态。刘邦有一个长处，早在出生之前，他似乎就把小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以虚怀若谷之心望着眼前的张良，而且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听着听着，刘邦就明白了：“这个人有真才实学。”虚心大概会使人变得聪明。

其实，要说刘邦的可取之处，也就仅此一点。张良侃侃而谈，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仿佛正在向一个巨大无比的容器里灌水一样。

最后，刘邦说：“我是一个粗人，先生若不嫌弃，可以做我的宾客吗？”

话音中略带一点乡土味，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的请求。

“十分荣幸。”

张良红着脸说道。内心不禁感到一丝狼狈，因为他已经向景驹提出了申请，希望投靠到他的旗下。

“景驹之流，有什么本事！”张良把自己狠骂了一通。侠义之士从无二言，然而眼前就有个刘邦，要让这位刘邦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在如此宏图大志面前，对景驹的不义就是小事一桩了。

刘邦给张良“宾客”的待遇，还在军事建制上暂时给了他一个厩将的官衔。所谓厩将，本是旧楚国的官名，并不直接参加打仗，但可作为将领出席最高军事会议。这真可谓是正中张良下怀，第一次见面就能给予一个恰如其分的职务，刘邦的眼力应当受到充分肯定。

在这段时间里，刘邦只能算是初起阶段，还是一小股盗贼的头目，也还没有见过项梁。

之后刘邦才去薛（山东省境内）跟项梁会面，并投入他的麾下。不久，项梁就根据范增的建议，找到一个亡楚的王孙——尽管其来历十分令人怀疑，立为与亡楚末代君王称号相同的怀王，使楚国得以复兴，此时刘邦已等于成了楚的一员部将。

张良则是这一员部将的幕僚。

“沛公若只当一员部将，势必难成大事。”

当时，张良有过这个想法。

本来，刘邦投到项梁旗下时，最多也不过带来两三千人。后来，虽然凭着项梁的好意又借了一些人马，但实力仍然有限。既然要依据直接指挥的人数来确定刘邦在楚军中的地位，那就只有大量招兵买马了。

“楚已经再次复兴了。”张良给刘邦出主意说，“也应当让韩再次复兴。如果把韩的势力置于公的指挥之下，公就能在楚军中占据更大的席位。”

刘邦知道张良出身于亡韩的宰相之家，心想，若把这个人放回韩的故地——秦的颍川郡，让他立韩的王孙为韩王，再把那些遗民吸收过来，岂不就可以得到巨大的战斗力了吗？

“是吗？”

刘邦显得很高兴。

“不过，这件事需要以楚的名义公开进行。”张良这样说，是因为他担心如果刘邦背地里做这种事情，一旦泄露出去就会遭到记恨，刘邦在楚军中的地位反而会变得更加无足轻重。

“如果私下里进行，就变成私人军队了。”

“说得对。”

刘邦原本就不是那种人。

刘邦将这项策略讲给项梁，项梁颇为高兴，并答应尽楚之全力，积极支持这项计划。

张良潜人韩故地颍川郡。他家曾是一个拥有三百名家丁的豪门望族，即使只靠一家一族的组织力量，结果也是很可观的。

有一位亡韩公子，人称横阳君成，此吋就隐藏在民间。张良找出这位成公子，与刘邦取得联系，刘邦当即如实向项梁报告。项梁十分高兴，立即以楚的名义立这位成为韩王，并任命张良为申徒（韩的官名，即大臣）。

张良打着韩王成的旗号得到一千余人，又灵活机动地运用这支小部队，攻占了旧韩的数座城池。这位看上去显得可怜兮兮的书生，此乃头一遭经历打仗。

岂料，真正打起仗来却并不那么顺利。起初，攻击目标是秦军的空白之地，故而获得成功，而当秦的官军摆开阵式赶过来之后，如同掌中流沙一般，所有攻占的城池又都丢掉了。

“张良受挫了吗？”

刘邦接到这项战报后曾泛起疑问，对张良的信任却丝毫没有动摇，反倒说了这样一句话：“让他干这种武将的事，实在是于心不忍哪！”

而另一方面，张良则接受这场战斗的教训，改变了方针，选拔有才干的、能孤军作战的指挥官，把部队分为几个独立的战斗队，进行游动作战。

在中国的战史上，一般认为张良在旧韩土地上的这次行动，可能就是后世所谓建立在明确战略意识上的游击战最早的先例。

张良的此种战法，对于秦军来说，犹如眼前有无数火花在飞舞一般。他们只能疲于奔命。张良用这种战法把秦军的大量部队拖在颍川郡，使之动弹不得。

这件事也提高了刘邦在楚军中的身价。

不过，项梁之死却使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称得上是常胜将军的项梁突然在定陶城战败而死，韩王成马上慌了手脚，甚至以为作为后盾的楚军已完全崩溃，便把张良丢弃在游击战的战场上，自己逃之夭夭，不久即出现在楚怀王跟前。当时他简直就像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从此再也派不上用场，最后成了一个在怀王营中吃闲饭的人。

那以后，项羽杀死宋义做了上将军，楚军内部的混乱局面方得到收拾，进入了由项羽代表楚军的时代。

“向西进军，先人关中者为关中王。”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怀王这项约定之下，楚军被分成了两路（项羽的主力军和刘邦的特别行动部队）。因为项羽率领的是主力军，所以在这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然而，在不得不转向北方与秦章邯将军作战这一点上，对项羽十分不利。项羽在北方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迫使章邯将军投降，消除了长期阻碍他西进的绊脚石。与此相应的是，项羽晚了一步迸人关中。

在此期间，向西挺进的刘邦军也未必算得上进展顺利。对于刘邦来说，怀王选他为西进军的统帅，真可谓天赐之福，虽说如此，却并不等于怀王及其亲信就对刘邦怀有善意，他们害怕项羽的暴虐，理由仅此而已。

“如果让项羽最先进入秦地，他就会像先前干过的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杀戮，天下对楚的期望岂不就丧失殆尽了吗？”

也就是说，人们心中都有这样一种疑虑。

“若是刘邦，他既有长者风度，又不会干出像项羽那样暴虐的勾当来。”

他只是由于这个，才被选为西进统帅的。

说是天赐，但刘邦军中兵马的数量却比项羽军要少许多，简直难以称得上是一支军队；从士兵的素质来看，也近乎是乌合之众。所谓西进，即是沿着现在的陇海铁路线一路向西进军，前进途中有无数秦的坚固城池像念珠一样排成一长串，每一座城池都让刘邦军感到棘手。这种作战纯属徒劳无功，简直就如以卵击石。尽管如此，刘邦仍不屈不挠，沿途不断吸收陈胜等的残兵败将，有时被打败，有时大获全胜，其作战的轨迹恰似醉汉的脚步，真让人捏一把汗。

“刘邦太弱了。”张良内心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只是他这段时间不在刘邦军营之中，而是在韩地四处奔跑，忙着打游击战。说到他的功劳，最多也只不过是把阻挡刘邦前进的秦兵尽可能多地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总之，张良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充分展示其才干的阶段，尚未到来。

让我们先放下笔，在此观看一下地图。

“西进关中！”

尽管用这个口号来鼓舞全军的士气，但在地图上仔细一瞧，刘邦军一会儿北进一会儿南进的行军路线，凸现出来的竟像是一幅剪影画。

本来刘邦军的出发地点是怀王所在的彭城（现在江苏省的徐州），但一开始并没有直接向西前进。首先，他被彭城西北方向的昌邑（山东省金乡县）所吸引，开始进攻这座小城。城里屯聚着大量秦兵，武器粮草也十分充足。眼下正值天寒地冻之时，和北上的项羽军一样，整个楚军都在为取暖用的烧柴而发愁。自天下发生叛乱以来，秦军的状况也在不断改变，也有重整旗鼓的时候，而反叛军无论是肚皮也好，士气也好，目前都处在最低落的时期。总之，楚军并不是乘胜前进直指关中的，纵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却也开始露出一点败迹，若不着手进行这种争夺粮食的作战，反叛军说不定就会自消自灭。

“倘若连个昌邑都攻不下来，就将一事无成了。”

刘邦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直奔西北方向企图夺取昌邑，这种做法并不是正规军的战略，而是流寇的本色。目标不是城池，而是希望得到粮食、兵器以及御寒的衣物。

哪里知道，围攻又遭到了失败。

昌邑的秦兵不仅牢牢地守住城池，甚至还打开城门出击。面临这种局势，刘邦也无路可走了。士兵如鸟兽散，刘邦本人也溜之大吉。

“还是先取栗（河南省境内）才对。”

刘邦并没有特别的主意，逃跑途中想起当初曾认为还是取栗城为好，于是收拾残兵败将，长途跋涉向南方奔去。

赶到栗城时，早有军队围住城池，一打探才知道原来是友军，又派人仔细了解，原来是怀王派出的另外一支军队。探问军中主将为何人时，方得知是一位叫“刚武侯”的人。

“怀王怎么会干出这种言而无信的事！”刘邦心中甚是不满。此次西进的统帅明明是自己，怎么又会另外派出一支素不相识的军队呢？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嘛！

“什么刚武侯，无非是讨了个冠冕堂皇的头衔而已，不过是什么地方的江洋大盗头子罢了！索性将他赶走，把手下的兵将全都合并过来。”

有人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刘邦拍了一下大腿，认为有道理，当即表示赞成，高声说道：就这样决定了！刘邦的嗓门之大，连进言者都感到十分意外。派人前去邀请，刚武侯竟欣然而至，刘邦当场将其拿下，郑重地送回怀王驾前，同时收编了他的四千人马。

“扩大了。”刘邦十分高兴。

不过，必须要让他们吃上饱饭。攻占眼前的栗城，方能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可靠这支杂牌军的力量是难以攻陷的。

不久，其他系统的流民军听说栗城十分富足，也奔了过来。为首的叫皇欣，号称是魏国的将军。

刘邦及其幕僚均非军事上的行家，极易改变主意。

“既然有了这么大的兵力，与其攻打栗这样的小城，还不如再次回头向北，把昌邑夺下来呢！”

于是，就像丢下刚要到嘴的肥肉一样，刘邦又从栗城撒退北上，各路兵马一块儿包围了昌邑。

不过，依然未能拔下昌邑。

“怎么办？向西进吗？”

刘邦和他那伙幕僚主意又改变了。

结果，还是向西开进。这种情形恰似一只钻不进粮仓的老鼠，把散落在墙外的米这里吃一粒，那里叼一口，再跑到别的仓库去。

途中经过一个叫高阳（河南省境内）的小城。这座小城在流民的势力范围内。

高阳城里住着一位怪人。城里人都称其为“狂生”。

“狂”这个词，后世的思想家和文人常常用来表达自己超脱现实的心情，成了一个时髦的漂亮词，而在当时，城里人送的这个称呼，肯定是一个朴素的贬义词：这位“狂生”的大名叫郦食其。郦是个难读的汉字，只用于地名和姓氏上，文字本身没有意义。他的名字叫食其，将食特地发音为“乂”的例子还很少见，只是在人名上偶尔有这种用法。这个音后来就消失了，在现代汉语和日本的汉字读音里都没有继承下来。郦食其，仅从其姓名来看，就已经带有一股性情古怪的味道。

郦食其世世代代为高阳人士，家境贫寒。他自幼喜欢读书，很有口才，无论对谁，态度都十分高傲。他的学派属于儒家。在与诸子百家时代相距不甚遥远的当时，百家的思想都分别以学派的形式被继承下来，以孔子为鼻祖的儒家学派也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还没有如后世那样成为全国性的信仰。儒者都有一个毛病，总爱絮絮叨叨地对人的服饰、仪容及行为举止进行挑剔，因而常常会令人避之唯恐不及，或产生厌恶的心理。

郦食其是这座小城的守门人。他虽然对被称为礼的宫中礼仪都很精通，但身份却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门官，或许可以说，这种境遇也使他成了一个性情古怪的人。

他看守的城门口，经常有各式各样的流民军通过。他总是逐一打量那些将军，给予一番苛刻的评价。当正要西进的刘邦从城门下通过时，郦食其不禁吃了一惊。

“唯沛公与众不同。”

他又说道：只有沛公具有宽宏大量的长者风范，看上去能听取他人的意见。听取他人意见确实是刘邦的一大长处，但竟能对此一眼看穿，恐怕也说明郦食其决非等闲之辈吧！

当天下午，刘邦在另外一座小城安营扎寨。

郦食其准备向这位刘邦指教一番，便找到刘邦卫队里一个高阳城出身的小官，请他牵线搭桥帮助见面。

“哎呀，这可是白费劲哪！”

同乡的小官对衣着虽然粗糙却穿戴整齐、一派懦者风度的郦食其说了这么一句，又告诉他，沛公讨厌儒生是远近闻名的，纵然能获得接见，也不会谈出什么名堂。

“我是为沛公着想，才要见他的。”

他又说：我并非是为自己而求见，你若阻拦，就等于不为沛公办事，这样还行吗？那人一听，只好答应引见。

刘邦住在当地一家富户的宅院里，刚刚结束一天的行军，一心只盼着一件乐事：“接下来就是吃饭啦！”这位生性不知愁滋味的汉子从来就没有吃不下饭的时候，他就是有这么个优点，即使不趁此乱世出外闯荡，单凭大饱口福这一乐趣，也不会百无聊赖地度过一生。他对女人的欲望也很强烈，行军路上总是带着几个中意的女人，由她们打理自己身边的事情。当时，女人一旦为男人所亲近，就总是叽叽呱呱地吵得人心烦，有时还会变得凶悍异常，成为沉重的包袱。但刘邦可以听得下去，根本没有什么厌烦的样子，有时还会露出喜欢她们那样做的神态。

到了傍晚，刘邦坐在廊檐下，地上放着一个水盆，左右各有一名女人在给他洗脚。

“今晚该谁陪我啦？”

听到刘邦这么一问，两个女人互相看了一眼，好像还没有确定下来。

“那就抽个签吧！”

刘邦命令道。如果由自己指定其中一个，另一个心里肯定会不舒服。让她们以随便抽个签的方式来决定，确实很像刘邦做出来的事。

郦食其恰好在这时走了进来。刘邦并没有因为这位高阳门官走进来就停止洗脚。

“噢，这就是刚才有人引见的那个人吗？”

刘邦带着这种漫不经心的表情，朝郦食其看了一眼。

在这种场合，儒家的礼节是很烦人的。刘邦已经是高高在上的人了。郦食其必须要行符合身份的跪拜之礼。但他却故意采用了会见同辈友人时的礼节，只是站在原地两手抱了抱拳。因为郦食其对刘邦的无礼十分恼火。

“沛公！”他厉声说道，“足下正想诛灭无道的秦国。果真如此吗？”

“果真如此。”

刘邦说着，仍在爱抚着两个女人的肩头。

“我比足下还要年长，还准备向足下传授点东西。立于此地的郦食其并非高阳门官，而是一位长者。足下若打定主意真想灭秦，还是不要坐在廊檐下一动不动地会见长者为好。”

“啊！”

刘邦慌忙从两个女人手里把布夺过来，自己擦完脚，马上到里面更换礼服。

他重新引领郦食其坐到上座，自己则退到下手压低身段，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

“此人果然不出我所料。”

郦食其十分满意，为刘邦献出了秘策。

“这一带有一座叫陈留的城，足下可知道？”

“只知道这座城的名字。”

“那里有粮食。”郦食其说。

陈留有座官仓，秦将全县收缴的谷物都储藏在这座粮仓里。如果把这座小城攻下来，士卒就可以免受饥饿了。老儒生讲出了自己的计策，还说自己熟悉陈留城内的情况，有信心从内部使陈留瓦解，并讲明了具体做法。

“这条计策太宝贵了，承蒙赐教。”

刘邦用词十分谦恭，又邀请郦食其做自己的宾客。郦食其来时也有这个打算。

自此以后，刘邦就把他当成一位幕僚，经过几天的观察，发现这个人能言善辩，其能力远——超过一直追随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亲信，心想日后可以让他掌管外交，于是决定将郦食其称为“广野君”，这是一个贵族式的称呼。因他的弟弟郦商也颇有点本事，刘邦便将其任命为将军，给他一部分兵力负责攻打陈留。郦氏兄弟大显身手，一面攻打陈留，一面进行策反，终使守军全部归顺。刘邦将陈留归顺过来的士兵全部交由郦商将军指挥，并命人把谷物都屯放到刘邦军的兵站里。

有一种叫木天寥的树木，入夏时开出五个瓣的白花，夏末则结出黄色果实。据说，将这种树木晒干后再点燃，一股香味就会随着阵阵清风向四处飘散，立时会把四面八方的猫儿全部招来。刘邦这支军队新囤积了一大批粮食的消息传向四面八方，转眼间就有成百上千的流民投奔过来。

刘邦在西进途中，所到之处都会得到像郦食其这样具有奇才的人士，全靠让他们建立奇功而不断扩张势力。对于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他不惜给予重赏。刘邦的特点是宽宏大量、慷慨大方，足可以弥补他自身的无能。尽管关键的战事一向不甚顺利，但这支军队却始终士气高昂。

顺便说一句，郦食其为刘邦在外交上大显身手还是稍后的事。他出使各方，最后终因欺骗齐的田广而落得个在大锅里被煮死的下场。应该说，作为一位身处乱世的外交家，这才是光辉灿烂的结局。

张良仍然留在韩地。

他在那里独当一面，不仅负责游击战，还不断向各地派出侦探搜集情报，对整个局势比任何人都了然于胸。

项羽在北方大败秦章邯将军，又开始向关中进军，与刘邦军竞争，张良也很快知道这些情况了。

“若项羽先进入关中，沛公就只有居其下风。如果沛公是个甘居下风的人还好说，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肯任人摆布的人。拥戴沛公的人心里都只有沛公，如此一来，日后必将形成与项羽抗争的局面。为了和项羽抗争，沛公必须首先建立拥有雄厚实力的地盘。为此就要提前下手，将关中的要害之地、关中的财富，还有关中的士兵，统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些就是张良内心的盘算。一般认为张良思想的基础都是来自《太公兵法》，上述的盘算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他总是考虑到长远的未来，提前采取措施作出周密安排，一步一步地打下基础，做到防患于未然。张良一生始终不渝地固守这一信条。这也是后世假托于太公望的《六韬》的基本思想方法。

在张良看来，刘邦打仗用兵之道一不仅是刘邦，在当时几乎所有将军都是如此一也只不过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法而已。

到了阳春三月，刘邦鼓足勇气包围了开封。开封并不是一座大的城池，但自开封向西，有许多座秦设有官仓的重要都市。因此，秦就以开封城为最前线集结了大量军队，至于开封以西地区，可以说山山水水都构成了要塞。开封的守卫自然也是固若金汤。尽管发动了强攻，但看样子很难拔下。

这些事全都一件件传到了张良的耳朵里。

“靠他一个人的本事，实在是成不了大事。”

张良开始形成这样的概念，而且在北方又出现了对刘邦军十分不利的消息。

在中原的北部，将亡赵重新扶植起来的流民军中，有一个叫司马卬的主将带领一支单独部队，不知他是出于何种考虑，竟然显露出要南下直奔关中的势头。流民军都以秦为共同敌人，基本上是通力合作的，都对怀王表现出敬重之意，将其视为各路反叛军的代表。即使赵司马卬向关中进军，刘邦也不能将其称为异己，还必须为友军的灵活机动而高兴。然而，一旦司马卬进入关中，刘邦就将无法以信昭告于天下。

“还是去辅佐沛公吧？”张良想。但是，一时又无法从韩地的游击战中脱身，他本来体质就很虚弱，最终还是没敢高估自己，打消了前去牵着刘邦鼻子走的念头。

“说起来……”张良仍在思索，“还是沛公的基本方针不对。”

不过张良又想，为了让刘邦能认识到自身的失误，心甘情愿地听从自己的意见，现在还必须让他多吃一些苦头。就在这期间，刘邦军的情况越发不妙了。

“还是得过去！”张良终于下了决心。

为了不使在韩地打游击的部队因自己的离去而陷入困境，张良作了周密部署，又派出使者送信给刘邦，说明自己主动参战的愿望，得到对方的充分理解之后，这才动身前往关中。

张良悄悄地抽身离开了韩地的战场。

他挑选了几名强悍的人同行，骑上一头毛驴开始长途跋涉。当时，走远路是很危险的，纵使碰到作为友军的流民军，有时也会被剥光衣服，甚至还会被杀掉。张良无论路过什么地方，都要用心良苦地使当地人顺服，在能够安全通过之前，决不敢轻举妄动。

他很快就到达了开封城外，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刘邦的营寨。

“是子房先生吗？”

平素从不轻易起身的刘邦像条狗一样跑了出来。在众多的宾客之中，刘邦最喜欢张良，就是整天把张良放在身边，也没有看够的时候。再加上如今两人身处不同的战场，没见面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刘邦高兴地拉着张良的手，把他让到屋内。

“沛公能这样就足够啦！”张良心里也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