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查才知道，还好，鄢乾没办成这事，黄德也就放下心来。

这时成都府发出了第二张牌票，由杜廷玉前往催促彭县提人。彭县这边一看催票要到，陶、陈、刘几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久知蒋宗鲁的威名，知道自己若去了成都府，事情怕是要坏。他们商量不出结果，决定去找主簿王仲杰拿主意。

谁知这些人走在街上，无意中被杜山的老婆陈氏看到了。

陈氏对自家丈夫的官司很上心，一看牌票里要提的这些人居然还敢在街上闲逛，上前一把抓住刘本敖去王仲杰那里见官。王仲杰自然是偏袒自家小弟，把陈氏打了一顿，撵出公堂。杜山听说以后，心里更是恼怒，等着第二张牌票到彭县，有你们好看。

说话间，杜廷玉抵达了彭县。代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痛快地接了牌票，派出一个叫刘兴二的快手，赶往杜山家里。刘兴二先吆喝杜山请他吃了一顿酒肉，然后将其当场锁拿，送进了县狱里头。

等会儿，牌票上要提的不是陶、陈、刘、王四个人吗？抓杜山干吗？

因为杜山是整个案子的源头，必须先把他控制住，然后才好幕后操作。王仲杰老于宦海，深知关键所在。他明面上催促刘兴二继续去拘拿另外四个人，做做样子，暗地里却安排这四个人尽快脱罪。

怎么脱罪？

陶成、陈佐二人当晚找了本县的三个平头百姓，分别叫高汝冲、赵伟和段自成。陶、陈在赵伟家摆下一桌酒席，请三位吃饱喝足，然后说出了脱罪的计划。

首先陶、陈二人会设法说服杜山承认是诬告。既然是诬告，这个案子自然也就撤销了。

可是撤销之后，杜山所积欠的解粮和罪谷，还得如数交清。杜山显然出不起这个钱，接下来高、赵、段三人会站出来，说我们平日跟杜山关系良好，情愿替他缴纳解粮和罪谷，替他免罪。

这笔粮食，亦不用他们三人真出。陶成、陈佐各出十四石二斗五升，刘本敖、王廷用各出五石，凑出三十八石五斗，恰好可以抵消杜山积欠的二石五斗解粮和三十六石罪谷。

换句话说，这几个人打算花钱免灾，自己掏腰包把缺额补上，换杜山闭嘴。

这个方案代价不菲，可为了避免触怒蒋宗鲁这尊大神，他们也只得忍痛出血了。

杜山被关在彭县监牢里，吃了不少苦头。他听到陶成、陈佐提出的方案之后，虽然心中不爽，可这已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只好点头同意。几方面都疏通好了之后，陶、陈先去禀明主簿王仲杰，说杜山自承诬告，自愿销案。然后段自成出面，把杜山从监狱里保出来，表示愿意交粮赎罪。

这一套手续做得滴水不漏。王仲杰和刘兴二解释了几句，说案子是一场误会，县里已经解决，让他不必提人。一场危机就此弭平。

可让彭县小集团没想到的是，这边刚安排妥当，那边又出事了。

事情出在刘景高身上。

他贪恋赵氏八儿，一直滞留彭县不归，这引起了成都府的关注。当初发下牌票的直堂吏杨汉采一查记录，发现十月二十三日发出的牌票，到十一月中还未缴还，持票人刘景高也一直没回来。杨汉采当即又发出一张牌票，派出成都府直属的快手王童生，去拘刘景高的歇家张万益。

歇家在明代是个特别的职业，营业范围很宽泛，举凡生意买卖、说媒拉纤、荐工借贷、诉讼写状之类的都能做，可以说是一个代办各类业务的公司。尤其在官府事务上，歇家很重要。比如老百姓告状时，得有歇家作保，官府才收你的呈状；比如官府收押犯人，怕监狱条件太差囚犯死掉，就由歇家作保领回去关着；再比如官府要解送或提审人犯，歇家可以包当防夫或解户，为其押送犯人作保。

刘景高和张万益的关系，就是最后一种。张万益是解户歇家，是他推荐的刘景高担任防夫，负责官府的各种解送任务，张万益则为刘作保。现在刘景高迟迟不归，官府自然要找张万益的麻烦。

可惜张万益外出未归，于是成都府派了一个叫刘永敖的水夫，把他母亲章氏锁拿关入府仓。章氏在里头战战兢兢地待了好几天，直到蒋知府清理仓犯才放出来。张万益回来以后，看到母亲如此遭遇，吓得魂飞魄散，只好承诺要亲自去彭县找那个浑蛋。

经过这么一闹，成都府想起来了，怎么彭县要提的犯人还没到？本府第一次发牌票没到，是因为刘景高失踪，情有可原；可本府明明派刘兴二送去了第二道牌票，怎么还是寂静无声？

结果，成都府又发出了第三道牌票，由一个叫齐表的快手持票，会同张万益一起，迅速前往彭县查看刘景高的下落，兼提人犯。

这一次牌票，谁也躲不过去了。

张万益把刘景高从赵氏闺房里拎出来，气哼哼地往成都拽。齐表还要把涉案四人带走，可王仲杰出面解释，说案子已经销了，要不我派他们去成都府解释一下吧。

于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陶成和陈佐分别派了堂侄陶田、父亲陈春，会同张万益、齐表、刘景高先去成都。陶、陈、刘、王四人承诺晚一日即至。

这一行人抵达大安门内，陈春、陶田主动花了六分银子，在一户叫王台的酒家里买了一坛酒，请刘景高、齐表、张万益喝。喝完以后，这一行人来到铁五显庙街，寻了一处旅店投宿。到了二十七日，刘、齐、张三人来到承流坊下，等着陶成他们到来。

这时刘永敖，就是拘捕张万益母亲的那个水夫，跑过来，责问刘景高为何这么晚才回来，从成都到彭县也就一天路程，你拖延了整整一个月。刘景高面不改色地解释，说那些人犯俱各有事，我得等人凑齐了，才好回来缴牌。

刘永敖说我为了你这事，几次被上司责问，你得赔我点人情。刘景高本不想给，可是他的歇家张万益坚持让他给，他只好从陈佐贿赂自己的银两里分出四分，给了刘永敖。张万益表示为了你的事我妈也去牢里待了几天，你看着办。刘景高只好又吐出两钱五分，算是给章氏压惊。

刘景高打点完这些人，继续站在承流坊下等。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陶、陈、刘、王都不见踪影。他起了急，只好再返回彭县，继续催提。那四位却一点不急，反正杜山那边也打点好了，粮食都补缴了，再拖几日，一俟粮食入了府库，账簿一平，这事便能抹个干净。

摆平了刘景高，这几个人松了一口气，觉得有惊无险，这趟麻烦算遮过去了。可陶、陈二人万万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手下那两个闲汉却坏了事。

前面说了，他们四个人合资替杜山还了那笔粮食，其中刘本敖、王廷用各出了五石。这俩货平时只吃不吐，这次被迫割肉，简直心疼到不行，觉得必须从别处找补回来。于是他们俩又跑去恐吓王廷美，说他犯了侵收纸银的重罪，讹了三钱五分银子、价值六钱的十二斤茶叶、价值三钱七分的八斗黄豆。

要说王廷美也挺无辜的，好好在户房干着，只因为被人怀疑是杜山的幕后推手，便被打入监牢，吃了几天牢饭，还被刘本敖、王廷用几个宵小反复敲诈，出血甚多。

泥人也有土性。王廷美愤愤想到，你们不是怀疑我唆使杜山去告状吗？行，爷这次就亲自去告一回！他径直跑来成都府，把陶、陈二人强迫杜山承认诬告，又找了三个人替他补粮的勾当，一股脑全说了出来。

这次接状的，仍是直堂吏杨汉采。他一看，咦，这案子有点眼熟，好像是之前那桩久提人犯不到的杜山案后续。杨汉采觉得这事自己没法自专，上报给了知府蒋宗鲁。蒋知府一看，好嘛，钱粮这么大的事，你们都敢肆意篡改挪移，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简直视《大明律》如无物！

蒋知府异常震怒，亲自做了批示。仍由杨汉采写了一张牌票，派人再去彭县提人。这一次成都府派的是正经差吏，而且要即提即走，不得耽搁。

这么大动静，成都府内部先传了遍。鄢乾很快听说蒋知府震怒，非常惊慌。倘若刘本敖把行贿之事说出来，自己必然不保。他猛然想起，刘本敖给自己的贿银三两七钱还扔在办公室，赶紧跑回去拿。

拿到了银子之后，鄢乾不知该怎么处理。他思前想后，居然想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计策。他趁着晚上公廨无人，偷偷把这封银子扔到户房黄德的桌子上，要行栽赃嫁祸之事。

黄德原本出于好意，没去举报，却没想到农夫碰到了蛇，反而要被鄢乾陷害。好在黄家有一个亲戚黄春童恰在附近，看到有人影扔下银子在老爷桌上就走，心中生疑，紧追过去连问是谁。鄢乾不敢回答，只得闷头跑，跑到库楼下面时，一不小心，自己头上的吏巾掉落在地。

吏巾不是头巾，是吏员专用的软帽，平顶露额，正中一道折，背面一对乌纱帽翅。这种帽子的主体是庶民样式，但又多了一对官员用的帽翅，正好符合吏在官民之间的地位。

黄春童当即把这吏巾捡起来，连同那一封银子送到户房收好，然后把黄德叫过来。黄德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对鄢乾再无什么愧疚之心，把这两样东西直接交到了知府蒋宗鲁手里。

蒋知府闻言，立刻派人将鄢乾收押审问。这个鄢乾别看只有十六岁，心思却颇歹毒，自己都已经陷进来了，还要胡乱攀咬，说陈佐的父亲陈春送了杨汉采白银七钱五分云云，结果这谎话当场被揭穿。

蒋知府把鄢乾收在监狱里，又追了一道牌票到彭县，叮嘱务必拿涉案人员到府。

两道知府亲发牌票相继抵达，在彭县的影响力堪比炸弹。这一次再无侥幸，陶成、陈佐、刘本敖、王廷用以及陶田、陈春等人，乖乖被解到了成都府。

成都府调来杜山、王廷美的诉状，一一审问，很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审了个清楚。陶、陈、刘、王四人要挟杜山自承诬告之事；刘、王二人诬告讹诈王廷美之事；刘本敖贿赂鄢乾之事；刘本敖等贿赂刘景高阻挠公务之事；陶、陈将四个解户捏成一户欺骗胡知县之事；陶、陈二人敲诈六十二个解户之事；甚至连刘本敖、王廷用两人买闲，王廷美越次争参等旧事也被翻了出来。

蒋知府没想到，区区一件解粮案，牵扯出这么多隐情。若无上官庇护，这些人岂能在彭县如此嚣张？他立刻发下一道措辞严厉的文书，责令彭县主簿王仲杰来府上问话。

其实蒋宗鲁并没打算把案子办到主簿这一级，彭县知县、县丞一直空缺，主簿再落马，县里群龙无首了。所以他在文书里还特意说了一句“如查无干，即放供职”。

可王仲杰的心理素质实在太差了。陶、陈等四人被解往成都府以后，他惶惶不可终日。蒋宗鲁的文书一送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夜里二更时分，堂堂的彭县主簿王仲杰居然绕过成都府派来的耳目，翻过衙门后墙跑了。

这可真是多少年都没出过的奇闻。

成都府没奈何，只好先把其他相关人等拘押起来，解送府上。

又是一轮审下来，把陶、陈等人多年来敲诈勒索的一桩桩事情全抖搂出来，王仲杰庇护纵容刁吏的事情也被相继揭发。这个彭县小利益集团的积年龌龊，终于被完全掀开。

等到了这桩案子审结之时，一共有十八个人被判刑。除了陶、陈、刘、王四名主犯之外，还有那四个未完解粮的解户，那三个自愿替杜山赎买的百姓，彭县主簿手下的几个小吏，成都府先后派去彭县提人的几个防夫、快手、水夫，包括陪刘景高睡觉的赵氏八儿、受贿栽赃的鄢乾、被刘景高连累的歇家张万益，连苦主杜山与王廷美，都被关起来了——他们俩一个解粮未完，一个当初贿赂主犯越次进入户房，这些罪行不会因为他们是受害者而免除。

所有涉案人犯里，最无辜的要数那位户房老吏黄德。他虽然举报有功，可在审理中发现，他当初听见鄢乾徇私的要求，没有及时报官，也要判罪。

这件案子虽然涉事甚繁，但内情不算复杂。很快成都府推官便宣布了判决结果：陶成、陈佐两人，杖一百，徒三年，而且要先在衙门前站枷号一个月，以儆效尤；刘本敖罪减一等，杖八十，徒两年；王廷用再减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不过刘、王二人最终免去了杖刑，代价是发配到附近的卫所，终身充军。

赵氏八儿、杜山、刘景高、张万益等十几个人，分别判处杖八十，但允许用钱粮折免。只有王廷美和黄德，他们虽然犯律，但情节轻微，态度又好，蒋知府法外开恩，将他们无罪开释了。

至于鄢乾，他先被判杖八十，然后被褫夺了候缺吏的身份，革役为民，这辈子也别想做官吏了。

这个判决，应该说是很公允的。毕竟案子里没闹出人命，涉案金额也不大。人犯们忙来忙去，都是几分几钱地抠着银子，最大的一笔赃款，也不过陶、陈向那六十二个解户索要的四两九钱六分……

有意思的是，在这份档案后，还附了一份“照出”。

“照出”里开列的，是犯人需要承担的诉讼费用——术语叫纸银——以及各种赃银的最终去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比如鄢乾、黄德等人，得掏纸银二钱，其他彭县犯人要掏纸银一钱。“照出”里还特意写明，刘本敖贿赂鄢乾的那三两七钱银子，由黄德上缴，充入府库。

一干费用，算得清清楚楚。

唯一在逃的犯人，只有一个前彭县主簿王仲杰。这位腿脚挺灵便，比香港记者跑得还快，出逃之后，成都府一直没逮住他。蒋知府没办法，给王仲杰的原籍西安府行了一道公文，提请当地有关部门注意，一发现他的踪迹，立刻拘拿。至于后来到底王仲杰有无归案，这个就实在不知道了。

纵观这一桩彭县窝案，案情一点也不曲折离奇，也没什么诡谲凶残的情节，动静只限成都一府一县。但它相当具有代表性，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胥吏们的日常生态。

从户房的算手到府衙的防夫，从公堂上的皂隶到奔走乡间的快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权力在手，他们便会挖空心思，在每一个细处寻租，从每一件政务里讹诈。更可怕的是，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陈佐得知胡知县查侵欺案时，第一反应不是惶恐，而是借机敲诈杜山；刘景高奸宿之余，还不忘问刘本敖讨要零花钱；刘本敖、王廷用补交了赔款之后，一定要再勒索王廷美来找补；就连负责催促牌票的小角色刘永敖，见到刘景高回成都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他讨要辛苦费。

整个案子里，充满了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的身影。

胥吏之害、之贪，在这么一件普通案子里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种细致无声而又无处躲藏的恐怖，驱之不尽，挥之不去。你的生活，随时可能处于威胁之中；你辛苦积攒的钱粮，随时可能被啃噬。这个案子，被蒋知府雷霆万钧地打灭了，可陶成、陈佐这样的胥吏，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他们密密麻麻地攀附在各地府县的底层，肆无忌惮地剥害生民。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杜山那么好的运气。

所谓青之末，即指于此。

按照惯例，最后还是要说说史料来源。

这个案子，是我在《四川地方司法档案》里翻出来的，编号九十一号。这套资料特别有趣，它以《明嘉靖年钱粮册》和《四川各地勘案及其他事宜档册》为基础合编而成，里面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至三十年在四川布政司各地办理的案子，一共九十八件。按照规矩，地方办完的每一件案子，都要提交布政司留底，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图六·1 《四川各地勘案及其他事宜档册》书影（藏于国家图书馆）

档案里收录的，全是当时官府判决的司法文书原件。四川的司法官吏们的态度很严谨，每一份案卷记录都非常详尽，细节充实，很多案情经过跟写小说似的。本文里提及的细节，不是笔者脑补，而是皆来自这些记录。比如鄢乾在布政司衙门前的洗墨池街遇到黄德，有地点，有对话，有心理活动，看似小说，其实是出自当时的供状。

这些案子都不是大案，案情也不曲折，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四川官吏、平民的日常生活、经济物价、风土人情，甚至还能看到很多当时社会上的潜规则。不记得19世纪哪位法国小说家说过，想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形态，去法院里坐几天就够了，那里是最容易看到人生百态的地方。《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也有相同的功效。

感谢那些保留下《四川地方司法档案》并做了点校的学者，大明底层社会的鲜活，就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