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阻遏蒙古骑兵南下，明廷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修缮加固长城，将原先不相连接的关隘和长城连接起来。明朝全线连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一时期修筑的长城，同明朝建国之初沿边修建关隘的性质完全不同，已经退化为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长城也未能起到有效的阻遏作用。

红梅落月去年花，爆竹声中易岁华。萍梗一身常是客，关河万里未还家。

桃符新换门前句，柏酒微生脸上霞。顷刻马蹄催就道，丹山碧水又天涯。

——于谦《元日寓中写怀》

朱骥见杨铭横尸床上，一时呆住。杨埙倒是大着胆子上前，到床前嗅了嗅，道：“人都臭了，应该死了很久了。”

朱骥忙出去找人报官，再进来时，杨埙正蹲在庭院墙根下大吐黄水。

朱骥忙过去问道：“杨兄怎么了？”

杨埙摇了摇头，道：“我没事，没中毒。只是想到前晚我遇到杨铭时，他人还是好好的，而今……”又吐了两口黄水。

朱骥道：“要不杨兄先回去。我得留在这里等仵作。杨铭虽然死了，他身上应该还有许多线索。”

杨埙道：“我也留下来。”极是懊悔，道：“要不是我前晚喝醉了酒，杨铭将线索告诉了我，也许早就抓到了那些蒙古人，他也不会死。”

朱骥道：“这不怪杨兄，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

杨铭明确问过袁彬是谁在管蒯玉珠的案子，那么他发现的重大线索一定是跟玉珠有关了。朱骥之前只是派杨铭携带强盗画像到金桂楼例行询问，看有无证人，他到底是如何找到了重大线索呢？

朱骥苦思一番，也没有任何结果，便道：“杨兄，你才智远在我之上，你好好想想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是我们遗漏了的？”

杨埙道：“玉珠就像我妹妹，我发誓要竭尽全力救她出来。这件案子我日思夜想，所有经过情形在我脑子里盘桓了不下千百回，自觉没有任何遗漏。那日我抱着侥幸心理去找算命先生仝寅，受他一语启发，这才回味过来，其实阮浪才是最重要的线索。于是我去了南内，设法探到歹人是蒙古人的消息，但还来不及着手处置，便遇到孙老过世。唉，我……我实不该贪杯醉酒，而今误了大事……”

朱骥劝道：“事情都过去了，后悔也是无用。不过杨兄刚才一番话提醒了我，最明显的线索反而最容易被人忽略。”

杨铭本是蒙古人，太上皇北狩期间曾充任朱祁镇与蒙古达官贵人之间的翻译，想来跟蒙古上上下下也混得极熟。蒙古现任可汗也先派了精干人手到北京，欲营救太上皇朱祁镇并助其复辟，势必需要内应。而杨铭既是朱祁镇心腹，又一度充当过明蒙的中间人角色，蒙古人会不会主动跟他联系？

杨埙听了朱骥分析，沉吟道：“确实，也先手下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图谋的又不是小事，需要有内应从旁协助。但这个内应一定不是杨铭。他为人忠厚，胸无城府，喜怒均写在脸上，本来就不是合适的内应人选，也想不出从蒯老爷子手里索取南内地图的主意。加上他只是锦衣卫百户，无法接近南内太上皇。另外，蒙古人早就知杨铭对大明忠心耿耿，当年喜宁还要将他五马分尸。若不是太上皇用自己的身体扑上去遮挡，他人早就被碎尸了。”

朱骥道：“我当然不会怀疑杨铭是内应。我是说，正因为太上皇曾舍身相护，杨铭才格外忠心于太上皇。太上皇复辟，对杨铭当然是有利的。从这点上来说，杨铭跟蒙古人有一致的目标和利益。玉珠事件后，官府追捕搜索甚严，蒯匠官又中风失忆——对了，我得多说一句，这是个极妙的主意——蒙古人也许是想利用杨铭在锦衣卫做官的便利，打听一些案子内幕，好提前应付。”

杨埙登时眼前一亮，道：“朱兄是说，蒙古人在玉珠一案后，曾主动联络杨铭，他由此才发现了重大线索？这倒是极有可能。嗯，一定是这样，杨铭一定是从蒙古人那里发现了关于内应的重大线索。”

杨铭并没有立即将蒙古人意图营救太上皇一事上报，倒不是他顾念同族之情，而是因为事情牵涉到太上皇，一旦事泄，明景帝必以铁腕手段对付太上皇。既然蒙古人深知杨铭对太上皇的忠心，杀死他灭口的可能性便不大，而最有可能下毒手的，便是那主谋内应了。

或许内应不愿意事成前泄露身份。或许他不想冒一点风险——即使杨铭感激太上皇救命之恩，可景帝朱祁钰也是名正言顺接受臣民拥戴即位的皇帝，杨铭做着本朝景帝的官，若与蒙古人勾结拥护太上皇复辟，即便有一千个理由，但一条“谋逆”的罪名，便足以令他无颜存世。这一点迟疑即便微不足道，很可能导致杨铭向朝廷告发。而杨铭先后急着找朱骥、杨埙，愈发证明这种可能性很大，是以内应抢在杨铭说出线索前，将其杀死灭口。

那么主谋内应到底是谁呢？

中国工匠自古位轻，多不扬名。就算蒙古人知道蒯祥是紫禁城的设计者，但南内独处一隅，跟皇宫并非一体，且建于宣德年间，不是真正了解明宫内幕的人，不会知道蒯祥是那片建筑的主建筑师。

再从杨铭死前行踪来看，他称发现了重大线索，先找顶头上司朱骥，后来又只找杨埙，无论如何都不肯对曾患难与共的袁彬透露半点口风，表明事关重大，多半涉及位高权重之人。而这个人，正是蒙古人的内应。想出凭借南内图纸秘密进入南内营救太上皇计划的，是这个人。指点蒙古人藏身北城二条胡同一带的，也是这个人。他是这次计划的核心主谋，蒙古可汗也先出人出力，但也只是为这个人跑腿而已。

朱骥也赞同杨埙的推测，道：“这个内应一定能从太上皇复位得到最大好处，会是谁呢？”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今重臣要么是明景帝所信任的，要么是明景帝所提拔的，而正统旧臣绝大多数都死在了土木堡之变中。也就是说，朝中文武大臣都是得益者，一旦太上皇复辟，反倒有失宠丢官的危险。

如果太上皇复位成功，得利最大者自然是朱祁镇父子，朱祁镇重新当上皇帝，朱见深则又成为太子。但朱祁镇被关在南内，与外界不通气息，朱见深还是个小孩子，父子二人均不成气候，不可能在明景帝眼皮底下策划复辟之事。

再从之前蒙古人到金桂楼找阮浪及其后阮浪的反应来看，他事先并不知道瓦剌也先派了人手到京师营救太上皇。阮浪是唯一能自由出入南内的内侍，南内供应极差，阮浪常常替钱皇后将刺绣带出去售卖，再换些必需的日用品送入南内，太上皇夫妇都对他极为依赖。阮氏都不知情，朱祁镇又如何能知情呢？

这内应既能令杨铭对袁彬绝口不提，想必身份非同小可，但既已位高权重，又为何要再扶太上皇登位呢？毕竟这是拿身家性命在冒险，稍有不慎，便会人头落地。既愿意铤而走险，只能说他有更大的图谋，扶助太上皇复辟只是幌子，真正要满足的是他个人的野心，就跟当年郭信打着建文帝太子的招牌一样。

满朝大臣，谁又有这样的野心呢？自明太祖、明成祖两朝以高压手段统治以来，文人士大夫战战兢兢，文武大臣气节全无，所以才有宦官王振横行朝野，才有明景帝肆意废立太子。有勇气有胆量挺身而出的只有寥寥几人，如之前之刘球、林聪，又如现今之钟同、章纶，均是世所公认的正直奇男子。实在难以想象，在皇帝放个屁都吓得直哆嗦的大臣中，隐藏着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竟然一心想要掌握朱家王朝。

朱、杨二人商议一番，始终想不出这个人会是谁。杨埙总认为自己对杨铭被杀多少负有责任，不禁有些焦躁起来。

朱骥安慰道：“着急也没用。等仵作到了，验过尸，也许会有线索。”又有意转移话题，问道：“杨兄新生儿子取了名字没有？”

杨埙果然一改萎靡神色，精神一振，笑道：“还没有呢。我说叫杨国忠，苏台直骂我。后来又想了好几个名字，她都不满意，说让我到了京城再好好想。”又问道：“你和夫人还没孩子吗？”

朱骥道：“璚英身子弱，前年小产过一回，后来再没怀上。”

又想到于家近年流年不利，先是于冕妻子邵氏难产而死，后是自己妻子于璚英小产，而今于康妻子蒯氏又遭人绑架，生死难卜，不免有些叹息，生出流年不利的感慨来。

杨埙安慰道：“你夫妇二人都还年轻，日后还有机会。实在不行，朱兄再多纳几房小妾。”

朱骥勉强笑了一下，正待答话，本地总甲已引着官府的人到了。

仵作平二先进去验尸，出来后告道：“杨百户应该是死在前晚。他后背衣衫被刺破，且有新伤，但真正致命的是胸口那一刀。似乎是被一人从背后用刀制住，另有一人当胸刺了他一刀。床上没多少血，应该是在别处被杀后才移尸这里。”

朱骥见仵作喝报简明扼要，几句话便描述得一清二楚，极是惊奇，特意记下了他的名字。

杨埙沉吟道：“这可奇怪了。”

朱骥道：“奇怪什么？是说凶手杀人移尸吗？也许凶手知道杨铭一个人住，有意将他搬回家中，如此便可以延缓尸体被发现的时间。”

杨埙道：“不，我们重新来捋一遍。朱兄，你在锦衣卫官署问了不少人，有的说好几日没见过杨铭，有的说前日见过他，我则是前晚天黑时分见过他，那么我算是最后一个见过他的目击证人，对不对？杨铭因为发现了重大线索，而你又中毒未醒，他便赶来找我商议，这是因为他知道我是朱兄你信任的人。然他在御河边找到我时，我人已经醉了。那时御河边有不少行人，且对面就是皇城根，不断有禁军来回巡逻，凶手不可能在那里杀人。也就是说，那时杨铭一定还活着，对不对？然后呢？”

朱骥道：“什么然后呢？”

杨埙道：“然后杨铭会怎么做？我醉了，他是专程去找我的，估计跑了不少路，费了不少劲，好不容易才在御河边找到我，然后他会怎么做？”

朱骥道：“应该是先找个地方将你安顿下来，再设法弄醒你，好将重大线索告诉你。”

杨埙道：“对呀。但我醒来，时间已过了一日，而且人在客栈，店家说是源西河前晚送我去的。杨铭则在前晚就被杀了，尸体还被送回了他自己家中。这不是不合情理吗？”

朱骥亦想不明白究竟，道：“我们赶紧去找源西河。”

正好恭顺侯吴瑾进来，见朱骥、杨埙在此，很是惊讶。原来他去京营时路过这里，见巷口挤满了人，议论出了杀人命案，便过来看看。

朱骥一时顾不得更多，忙告知是瓦剌可汗也先派人绑架了蒯玉珠，请吴瑾利用自己也是蒙古人的优势，设法调查那些蒙古人的下落。

刚好差役抬着尸体出来，吴瑾问道：“杨铭被杀，也是因为玉珠这件案子吗？”

朱骥道：“嗯。我们怀疑蒙古人想利用杨铭，主动联络过他，他因为知悉了什么秘密，而遭人灭口。”

吴瑾道：“那好，我这就回营调集一队蒙古心腹卫士，命他们到市井间蒙古人开的商铺去打探，看最近有没有眼生的蒙古人出现。”

杨埙道：“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法子？这个法子最有效呀。对，要找苏州同乡，只需去苏州人开的店铺，那是排排站啊。”

朱骥道：“杨兄，多谢你。”

杨埙道：“谢我犯了这么多错吗？”

朱骥道：“这几天杨兄一个人承担了那么多事。要不是你……”

杨埙忙道：“别婆婆妈妈，快去找源西河吧。”

二人赶来衍圣公府。源西河迎出堂来，笑道：“二位大驾光临衍圣公府，可真是难得。”

杨埙道：“源公子，前晚我喝醉了酒，在御河边发酒疯，锦衣卫百户杨铭赶来寻我，你可还记得？”

源西河道：“当然。怎么了？”朱骥问道：“杨铭后来人呢？”

源西河道：“他说他有急事找杨匠官，本来是要设法弄醒你的，但他忽然看到了什么人，转身走了。我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回来，又因为只是代管衍圣公府，不便留杨匠官住宿，又不知你住在何处，便将你送去客栈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朱指挥，你脸色似乎也不大好。”

朱骥不愿意多谈，道：“叨扰了。我二人还有事，改日再来拜访。”

匆匆出来，赶来前晚杨埙遇到杨铭的地方，在附近搜索了一遍，却没有发现血迹等可疑之处。而当时天色已黑，亦没有人看到杨铭去了哪里。

朱骥道：“杨铭赶来找你，着急将重大线索告知，按理不会轻易离开，除非他看到的那个人十分重要，甚至极可能跟他掌握的重大线索有直接关联。”

杨埙忽然转头往御河方向看了一眼，道：“朱兄，你也认为那内应一定是地位显赫，对不对？”

朱骥道：“当然了。不然为何杨铭如此紧张神秘。”

杨埙道：“也许内应人不在朝堂，而在宫中呢。”

朱骥一怔，正待接话，有军士奔过来叫道：“朱指挥，兵部尚书于少保有急事找你，命你速速赶去兵部衙门。”

杨埙道：“既是于少保找朱兄，朱兄这就去忙吧。我走一趟宫中，去打听个事。”

朱骥应了一声，就此与杨埙分手。走出数步，心中忽尔有些不放心起来，转头望去，杨埙早已急急奔过皇恩桥去了，遂又随军士前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刚才那一眼，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见到杨埙。

兵部官署中，兵部尚书于谦正与京营副总兵范广议事，见朱骥到来，便命范广先行退出。显然，他将要谈的事，比军情更要紧。

朱骥上前见礼，问道：“于少保召下官前来，可是为了郑和宝图一事？”

于谦点了点头，道：“于康已禀报了事情大致经过，我设法从宫中取出了郑和宝图，已收藏妥当。虽然我也爱惜玉珠，甚至可以用我自己的性命去换她，但郑和宝图关系国家安危，绝不能交出去。我已经对于康交代过这番话，他亦没有异议，表示能够理解。”

顿了顿，又道：“不过这样的话，那些日本人无法取到宝图，怕是会对玉珠不利，你要尽快设法救出她才行。”

朱骥料想于康没有将有蒙古人卷入营救太上皇一事告知，于谦只以为是日本人绑架了蒯玉珠，略微迟疑，仍然没有说实话，只道：“是，下官一定尽力而为。”

于谦又道：“我召你来，还有一件事告知，目下有一队日本使团来京师朝贡。早几年日本贼人混入兵部官署，意图不轨时，便有日本使团有意与兀良哈使者大打出手，以吸引外人的注意力，掩护贼人行踪。而今贼人再度图谋宝图，甚至不惜绑架了玉珠，又有日本使者来京朝贡，应该不是巧合。”

朱骥道：“于少保是说，这次来朝贡的日本使团极可能与贼人有所勾结？”

于谦点了点头，道：“使团应该是特意赶来接应的。你想想看，贼人在京师公然绑人，闹得满城风雨，官府一定会大举搜捕。就算他们得到了郑和宝图，如何能平安离开京师？”

朱骥恍然大悟，道：“是了，使团是贼人抽身逃离京师的最好掩护。”

于谦道：“你派人严密监视会同馆，如果我料得不错，贼人一定会与日本使者联系。”又道：“杨匠官不是回来了？他聪明绝顶，又总能想常人之所不能想，你不妨找他帮忙。”

朱骥应了一声，又见书吏拿着厚厚一摞文书，候在外面，大概是要给于谦过目签署，便辞了出来。出大门时，正好遇到恭顺侯吴瑾。

之前朱骥曾托吴瑾以蒙古人的身份协助追查绑架蒯玉珠歹人下落，他见吴氏一脸焦躁，忙问道：“可是有了玉珠的下落？”

吴瑾摇头道：“暂时还没有。不过，我手下从新来京师的蒙古商人那里打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不，也算不上不好，而是消息重大，所以我专程赶来兵部禀报于少保。”

朱骥心中莫名其妙一紧，忙问道：“什么重大消息？”

吴瑾道：“漠北发生了内讧，蒙古可汗也先被杀了。”

朱骥闻言大吃一惊，问道：“这消息可信吗？”

吴瑾道：“可信，是第一手消息。那商人名叫阿蛮，常来大明做生意，我也认得他。这次他运货南下途中，歇宿在某部落，正好当晚可汗也先仅率数十骑逃来此处。原来也先跟阿剌知院大起内讧，阿剌知院偷袭了也先，也先战败逃脱。当地部民不满也先杀害了蒙古第一勇士锡古苏台，趁也先势单力孤，联合起来，一举将他杀死。也先虽然狂妄自大，擅自称汗，还逼死了前蒙古可汗脱脱不花，但他毕竟统一了全蒙古，威名赫赫，算是不世出的英雄人物。阿蛮亲眼见到也先被暴怒的部民杀死，很是害怕，料想蒙古从此再无宁日，说不定也先部下还会赶来报复屠杀部民，便连夜动身上路，甚至抛弃了大批货物，只带了少许皮货轻骑南下。”

原来也先并非黄金家族成员，按照蒙古惯例，他并没有当蒙古可汗的资格。为了稳定蒙古内部政局，也先即大汗位以后，一面设法取得大明实质性的支持，一面有计划地开始了一系列铲除异己的动作。

蒙古部落中，科尔沁锡古苏台部拥有很强的实力。科尔沁部落始祖哈撒尔是成吉思汗二弟，锡古苏台则是哈撒尔的十一世孙，曾经砍杀了卫拉特部神箭手圭林齐，号称“第一勇士”，在蒙古部落中威望很高。他对也先自行称汗一事，一直公开表示谴责。也先担心锡古苏台会威胁自己的汗位，决定抢先将其铲除。他派人通知锡古苏台前来汗廷议事。锡古苏台自恃骁勇，不疑有他，同其弟兀鲁灰墨尔根仅带领三十名随从前来。

锡古苏台抵达汗廷后，也先以可汗身份命令他交出当年砍死圭林齐的那把刀。锡古苏台认为也先不怀好意，想要动手，被弟弟兀鲁灰墨尔根劝阻。结果，锡古苏台交出那把大刀后，也先果断下令杀死了锡古苏台兄弟及其随从人员。但由于锡古苏台威名远扬，也先这一举动对巩固权势毫无益处，反而造成了恶劣影响。

而瓦剌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也先当上可汗后，阿剌知院想当太师，请求道：“主人穿新衣，希望您能以旧衣赐臣。”但也先拒绝了阿剌知院的要求，任命自己的次子阿马桑赤为太师，阿剌知院因而怀恨在心。也先为了削弱阿剌知院的势力，将对方的两个儿子派往西部边境驻守，同时派自己的一个儿子跟随前往。

途中，阿剌知院次子突然中毒身死。阿剌知院猜想这是也先所为，立即要求调回长子。结果在回来的途中，其长子又被也先派人毒死。阿剌知院痛失二子，勃然大怒，勒其部落兵三万攻击也先，数其三罪，并道：“汉儿血在汝身上，脱脱不花血在汝身上，兀良哈血在汝身上。天道好还，血在我矣。”

也先无以对答，只派人与阿剌知院约好再战。阿剌知院趁也先出猎时，率部众突然袭击。也先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率骑兵数十人仓皇逃走。逃到蒙古商人阿蛮歇宿的部落时，凑巧当地部落首领是锡古苏台的狂热崇拜者，遂发动部民刺死了也先。足见也先攻杀脱脱不花大汗及铲除异己等一系列举动，相当不得人心。

蒙古商人阿蛮亲眼见到也先被杀，随即丢弃货物，骑马南奔，如同逃命般进入大明之境，亦不敢轻易声张。而漠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也先被杀后，消息并未立即传开。大明边军竟不知曾经纵横漠北的英雄人物，已经落了个悲情凄惨的结局。最终，明廷竟是从蒙古商人阿蛮口中辗转得知了也先被杀的消息。

也先一死，瓦剌部立即丧失了对蒙古诸部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退居西北旧地。此后，活动在明长城防御线以外的主要是鞑靼部和兀良哈三卫部众。

蒙古东部最强大的孛来、毛里孩鞑靼两部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夺也先母妻及传国玉玺，立脱脱不花之子麻儿可儿为汗，因其年幼，被称为“小王子”。后来孛来杀小王子，毛里孩又杀了孛来。时隔不久，毛里孩又为朵颜部所杀。蒙古重新陷入互相攻讦仇杀的分裂状态。

蒙古各部落进行内讧的同时，并未停止对大明边境的侵扰，屡犯明边辽东、宣府、大同等镇。毛里孩、孛来等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可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可以扰关中。明廷称占据河套地区的这部分蒙古部众为“套寇”，逐渐成为大明的心腹之患。

为了阻遏蒙古骑兵南下，明廷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修缮加固长城，明朝全线连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即后世所称“万里长城”。

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为防御北方边患，就对已经破烂不堪的长城开始进行补修。建文帝朱允炆时，明廷修筑了山西大同境内的长城，称之为“极边”。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敕边将治壕垣，自长安岭堡迤西，至洗马林，皆筑石垣，深壕堑，以固防御”。明英宗朱祁镇执政之初，下令从河北龙关经独石口至蓟县北，修筑了墩台、烟墩二十二座，用来加强瞭望警戒。不过，这些基本上还是修修补补的工程。

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明廷发动军队和民夫，对东起山海关西至雁门关一段长城进行了全面修筑，将原先不相连接的关隘和长城连接起来，防止蒙古利用空隙山坡小径渗透入关。这一时期修筑长城，同明朝建国之初沿边修建关隘的性质完全不同，已经蜕化为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

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负责陕北边防的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发动军民修建了东起清水营，西到花马池长约一千七百多里的长城和十一个城堡，以及上百个烽火台。工程十分浩大，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

明武宗正德年间，修筑宣府镇及大同镇所管辖的长城一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明穆宗隆庆年间，名将戚继光担任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军务总管时，组织人力，花费三年时间，重修从山海关到昌平的长城线，修筑敌台一千零七座。

可以说，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的万里长城，在秦始皇手中连成了一气，但一直到明朝才算完成。彼时工程技术较之从前也有了很大改进，长城结构更加坚固。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长城仍然未能起到有效的阻遏作用。这一现象并非人力因素，而是由形势决定的。从军事角度而言，长城长逾万里，如此漫长的边防线，明军军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军队通常是突袭而至，来去如风。由于通信手段有限，明军即使能够做到常备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准确预料蒙古军队攻击的时间及地点，因而对规模较大的突袭难以有效阻挡和防御。

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蒙古东部鞑靼势力再次兴起，其首领巴图孟克先在鞑靼内部实现了统一，随即开始实现他统一蒙古的雄心壮志。巴图孟克首先击败了瓦剌，接着又收服了土默特，并于弘治元年（1488年）在成吉思汗大庙前，向全蒙古宣布称达延汗。巴图孟克称汗后，又兼并了兀良哈部，最终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部三大部落基本统一。在达延汗统治初期，由于他主要集中力量统一蒙古，无暇骚扰明边境，所以和明廷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的关系。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达延汗死，其子孙争权夺利，重新开始分裂。达延汗的第三个儿子阿勒坦势力日盛，成为蒙古部落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即中原史书所称的俺答汗。俺答势力的崛起，对明廷重新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隆庆初年（1567年），明廷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俺答的应变措施。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巩固边防的工作。自从明成祖朱棣放弃大宁，大明朝就没有恢复三卫的决心，于是拱卫京师的重心便着落在蓟州和大同。嘉靖年间，名将戚继光受命抗倭，功绩显著。到嘉靖末年，倭寇之患基本消除。因北方蒙古俺答势力大增，经常侵扰中原，戚继光又被调至北方抗击俺答，被授为神机营副将，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从此，戚继光到北边练兵，北部边防大大得到加强。

隆庆四年（1570年），鞑靼内部发生矛盾，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子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到大同请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府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

原来，俺答第三子死时留有遗孤，即把汉那吉，为俺答正妻一克哈屯所育。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三娘子蒙古名为钟金哈屯，是卫拉特蒙古奇喇古特部落首领哲恒阿哈之女，为俺答长女所生，依名分上论来，是俺答的外孙女，把汉那吉的表妹。表哥娶表妹，也算是近亲结婚，亲上加亲了。

然三娘子美丽出众，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打算据为己有，把汉那吉大为不满，于是祖孙之间为此结怨。把汉那吉到底争不过祖父，便上演了失恋青年离家出走的一幕。在明廷看来，把汉那吉算是弃暗投明了。

大明朝可从来没有碰上过这等事。加上当时俺答从嘉靖朝开始就是明廷最大的敌人，把汉那吉是其嫡子，身份特殊，大同巡抚方逢时不敢擅作主张，转报总督王崇古。王崇古认为可以收留把汉那吉一行。

部将谏阻道：“一个孤竖，何足重轻，不如勿纳为是。”

王崇古道：“这是奇货可居，为什么不收留呢？倘若俺答前来索还，我军有叛徒赵全等人，尚在鞑靼处，可叫俺答送来互易。我们还可以学习汉朝质子的故例，让把汉那吉招引旧部，寓居近塞。俺答年纪老迈，去死不远，他的儿子都不及俺答，到时我们可命把汉那吉出塞，前去与辛爱相抗。彼为蚌鹬，我作渔人，岂非一条好计？”

王崇古的计策固然不错，但也不过是个有些见识但并无远见的人。何况把汉那吉的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还很难判断将来会有什么结果。但王崇古的运气好极了，因为整个事件的起因——三娘子，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巾帼人物，只是她的作用暂时还未显露出来。

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再次写信给王崇古：“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要王崇古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并命王崇古、方逢时上奏，请明穆宗纳降。

明廷得知把汉那吉投降一事后，很多大臣极力反对纳降，认为敌情叵测。只有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认为王崇古的处理很得控边要策，力主照行。明穆宗朱载垕也赞同内阁意见，连称外人慕义，前来降顺，应加优抚。于是，明廷正式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紵丝衣一袭。

俺答正妻一克哈屯生怕大明诱杀爱孙把汉那吉，日夜与俺答吵闹。俺答也有些后悔起来，立即召集十万军队，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气势汹汹地要找明朝要回孙子。

王崇古早有准备，飞书传檄各镇，坚壁清野，严兵戒备。俺答攻无可攻，掠无可掠，弄得进退两难，不得已遣使请和。王崇古早得张居正授意，公然以其孙要挟，称不退兵就杀了把汉那吉。俺答虽然夺走了孙媳妇，但依旧爱惜孙子的性命，终于被迫妥协。张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明朝叛臣绑送明军大营。

把汉那吉穿着大明皇帝钦赐的大红丝袍回到鞑靼，俺答见到后非常感动，称以后绝不再侵犯大明，要与明朝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1571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蒙古进行贸易，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

把汉那吉回去蒙古后，俺答依旧将三娘子霸占。祖孙二人在一克哈屯的调停下，倒也相安无事。蒙古人性情爽直，他们那时还没有发达的文化，亦没有太深的城府，不善于互相勾心斗角，和好了就是彻底和好了。三娘子似乎无所谓，就此正式嫁给了俺答。但她非常渴慕中原文化，所以力主和平。由于三娘子精明能干，逐渐在蒙古军政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俺答对她非常宠爱，“事无巨细，咸听取裁”。

万历九年（1581年）十月，七十五岁的俺答汗病死，俺答长子黄台吉任鞑靼首领。按照蒙古族习俗，黄台吉可以娶继母三娘子为妻。但时年三十二岁的三娘子嫌黄台吉年纪太老，容貌又丑，不愿意接受，带着部众往西出走。黄台吉垂涎三娘子的美丽已久，认定继母也是父亲的遗产，自己当然有继承的权利。加上继母地位非凡，没有她的支持，自己很难入承王位，于是带着轻骑向西追赶。

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想用三娘子来羁绊黄台吉，以对明廷有利，连忙派人劝说三娘子。识大体的三娘子这才重新回头，嫁给黄台吉，成为第二代顺义王夫人。此时的三娘子已经成为鞑靼的核心人物，“群情依为向背”。当时奉表称谢者，皆以三娘子为主名。凡赴内地，均须携带三娘子签发的文书，方准通行。

黄台吉在位仅四年便死了。顺义王王篆和兵符都在三娘子手中，她一度打算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卜他失礼。但黄台吉长子扯力克很不满意，欲自立为王。三娘子权衡利害后，最终将王篆交给了扯力克。扯力克也娶三娘子为妻。三娘子的年纪比扯力克要大许多，但扯力克丝毫不介意。为了娶到继祖母，他事先将所有的姬妾都赶走。扯力克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三月袭封顺义王，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王崇古、方逢时卸任后，吴兑继任宣府巡抚。三娘子经常到吴兑的军营中来。吴兑待她如亲生女儿一般，关系十分亲昵，曾经赠她明朝贵妇穿戴的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裙等物。吴兑好友徐渭当时也在军营做客，有《边词》记录了三娘子来到吴兑军营中的情形：

汉军争看绣裲裆，十万弯弧一女郎。唤起木兰亲与较，看他用箭是谁长？

当看惯了逐敌千里的壮志、立功塞外的豪情，“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之类的慷慨，以及久戍不归的忧伤和马革裹尸的惨烈，再来看徐渭的这首《边词》，无疑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因三娘子貌美不衰，三代鞑靼首领都对她非常宠爱，言听计从。数十年中，三娘子“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她参与掌握兵权，主持贡市，为维护鞑靼和明朝和平友好的局面，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自“隆庆和议”之后，从宣府、大同至甘肃，边陲晏然，数十年不用兵革，其实三娘子个人的功劳占了相当大一部分。

这段时期，也是明朝历史上与蒙古相处最好的时期。大明从建国以来，不断受到蒙古的骚扰，持续了二百余年。明廷一直视蒙古为大敌，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无论是北征，还是防备，都没有消除祸患。然俺答封贡后，“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为此，清人魏源评价说：“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扯力克病死。按照惯例，应当由扯力克孙卜石兔台吉即位，但三娘子之孙素囊台吉也窥觑王位，一心想从祖母手中得到王篆。因为俺答汗生前与明廷达成的“世代相传为王，以长部落归心”的约定，三娘子不徇私情，毅然将顺义王印移交给卜石兔。为此，素囊台吉多次咒骂三娘子，憎恨她不将王篆授予自己。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三娘子病逝，终年六十四岁。当地人为了纪念她，将她居住过的归化城叫作三娘子城。这之后，原俺答汗所统治地区逐渐分裂成许多小的独立领地。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女真族杰出领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族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努尔哈赤对蒙古族采取联合的政策，先将女儿、侄女等许嫁给蒙古族一些首领为妻，又让自己的儿子娶蒙古部落首领的女儿，对来降的蒙古各部均给以很好的接待，分散的蒙古族各部便相继臣服于努尔哈赤。后来大清立国，康熙皇帝将北方蒙古视为长城，推行满蒙一家，总算彻底解决了边防问题。这是后话，不再赘述。

朱骥听到吴瑾转述蒙古可汗也先被杀的情形后，心中一沉，失声道：“这下可糟了。”

也先在蒙古大肆铲除异己的同时，也派了心腹人手来到北京，在明廷内应的协助下，积极策划营救太上皇朱祁镇，欲助其重登皇位。事情一旦成功，朱祁镇感激涕零之下，必然全力支持也先称汗，大明遂成为也先强有力的外援。

但目下也先因内讧被杀，他派到的北京手下应该很快就会得知消息，他们会如何应对呢？

按照常理来说，他们会半途而废，放弃营救太上皇的计划，即刻动身返回蒙古本土，以应对后面的局面。只是他们又会如何处理蒯玉珠呢？若仅仅是蒙古人参与其中，还有可能就此释放蒯玉珠，但既有明廷内应牵涉其中，事情便变得复杂起来。那内应已经杀了锦衣卫百户杨铭灭口，为了保护自己，稳妥起见，多半也会就此杀了蒯玉珠。

也先被杀属于重大突发事件，吴瑾立即禀报了兵部尚书于谦。朱骥不得已，只得说了是也先手下绑架蒯玉珠一事。

于谦倒也没有责怪女婿之前隐瞒真相，沉吟半晌，交代道：“杨埙之前不是已经查到蒙古人栖身的大致位置了吗？你速速带人到那一带，严密搜索。”又对吴瑾道：“吴将军是蒙古人，有同族的便利，你不妨先行去散布消息，只要那些人肯释放玉珠并速速离开京师，他们图谋之事，就当没发生过。”显然于谦也是不欲张扬蒙古人欲助太上皇复辟一事，以免进一步激化太上皇、明景帝兄弟的矛盾。

朱骥和吴瑾商议一番——如果朱骥立即公然搜捕二条胡同一带，很可能促使蒙古人伤害蒯玉珠，遂决意由吴瑾先行动，给蒙古人预留一个缓冲期。朱骥回来官署，命千户白琦点一队精干人手，全部换上便衣。

尚未动身赶去北城，便见校尉引着教坊司舞姬李惜儿匆匆进来。朱骥大为惊讶，忙迎上前问道：“惜儿，你怎么来了这里？”

李惜儿问道：“朱指挥最近见过蒋姊姊吗？”朱骥道：“没有啊。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琼娘了。”

李惜儿道：“那么蒋姊姊一定是失踪了。那日我遇到她行色匆匆，说要赶去锦衣卫官署找朱指挥你，结果再也没有回来。”

朱骥道：“之前我人一直在蒯匠官府上。琼娘倒是寻去过那里，只是我当时……当时凑巧人不在，所以未曾遇到。我内兄于康问她找我是不是有事，但她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心中陡然一紧，暗道：“莫非琼娘无意中从某处知道了什么秘密，特意赶来告知，却没有见到我人。她离开蒯府后，即被人先行下手除去了？”

李惜儿眼泪夺眶而出，道：“我遇到蒋姊姊时，感觉就不大对，劝她不要出门，她却不听，说有很重要的事要找朱指挥。”

朱骥忙问道：“可是琼娘提到了什么，所以你才会感觉不好？”

李惜儿摇了摇头，道：“是之前仝寅到教坊司找我时，撞到了蒋姊姊，说她身上有煞气，让她最近不要外出行走，不然有性命之虞。当时蒋姊姊还挺当回事，表示会认真遵守仝寅的嘱咐，结果那日她还是坚持要外出……”料想仝寅预言多半已成事实，登时嘤嘤哭出声来。

朱骥亦是焦灼无比，一时顾不上抚慰李惜儿，也无法脱身去打探蒋琼琼下落，忙招手叫过百户袁彬，命他到南城蒯府一带打探，看是否有人见过蒋琼琼。蒋琼琼虽然年纪已大，且刻意布衣素面，但仍然是美貌惊人，见过她的路人，必定留有深刻印象。

朱骥又道：“我目下还有事要去办，惜儿你先回去。我这边一有消息，就会派人到教坊司通知你。”

李惜儿一屁股往交椅上坐下，摇头道：“我不想回去，我就在这里等消息。”又流露出一副小女孩的脾性来。

朱骥为难地道：“可是我得马上离开……”

忽有一阵喧哗声，却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兴安率一群小黄门到了。兴安目下是明景帝眼前的大红人，执掌司礼监，权势显赫，不在昔日王振之下。朱骥不知对方为何而来，忙迎上前问道：“兴司礼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兴安却不大理会朱骥，只“嗯”了一声。

锦衣卫长官卢忠紧跟进来，大概是闻风赶来拜见兴安，又苦着脸告道：“阮浪、王瑶无论如何不肯招承出太上皇来。”

兴安重重咳嗽了一声，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卢忠退开，自己走到李惜儿面前，弯下腰去，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李惜儿摇头道：“蒋姊姊失踪了，我得在这里等她消息。”

兴安本以为李惜儿是找理由拒绝入宫，但见她梨花带雨，泪眼涟涟，这才信以为真，忙招手叫过朱骥，问道：“蒋琼琼失踪了吗？这是怎么回事？”

朱骥道：“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兴安当即板起脸，尖声斥道：“你们锦衣卫干什么吃的，一个大活人失踪几日，你们竟然不知道。”劈头盖脑一顿臭骂，又道：“朱指挥，你立即亲自带队，全力寻找蒋琼琼，生要见人，死要……”忽觉得提到“死”不吉利，便改口道：“总之，一定要找到人。”

朱骥大为头疼，道：“可是……”

兴安面色一沉，道：“可是什么？莫非朱指挥认为我的话不作数，非要等皇上颁下诏令？”

卢忠忙跟过来道：“兴司礼，这件案子就交给下官来处置，下官一定……”

兴安不客气地打断了对方，蛮横地道：“卢指挥使不是正忙金刀案吗？你还是专心忙那起案子的好。”又转过头来道，“朱指挥，你有意推诿搪塞……”

朱骥亦不敢轻易开罪这位司礼监大宦官，只得实话告道：“并非我有意推诿搪塞，而是目下有了蒯匠官之女蒯玉珠被绑一案的线索，我得立即赶去。”

兴安道：“哦？”语气之中，竟充满了质疑，似不大相信朱骥的解释。

朱骥料想不说清楚，兴安必定要到皇帝面前告上一状，遂上前一步，低声告道：“之前蒋琼琼曾找过我，后来便莫名失踪，我怀疑亦跟蒯玉珠一案有关。”

兴安“啊”了一声，一向深沉肃穆的他竟微微张嘴，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望着手下一名太监。那太监以为兴安招呼自己，忙急步过来，躬身问道：“兴司礼有何吩咐？”

兴安道：“那个……”微一踌躇，便转头道：“那朱指挥还是先忙手头的案子吧。”

朱骥见兴安不停地瞟向李惜儿，多少能猜到对方是为她而来。他在锦衣卫任职，消息灵通，已听到一些风声，说是明景帝为求子嗣，荒废朝事，日夜忙碌于后妃床上，甚至饥不择食，爱恋上了教坊司的李惜儿。本来传闻不乏子虚乌有之事，然此刻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现在此，望向李惜儿的眉眼之间尽是谄媚讨好之色，再愚笨的人，也知确有其事。但瞧李惜儿神色，似乎并不以被皇帝宠幸为荣，不大情愿。朱骥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劝慰，便干脆就此离去。

兴安又劝李惜儿动身。李惜儿道：“我好饿。”

兴安道：“皇宫里面山珍海味，娘子想吃什么都有。”

李惜儿摇头道：“我只想吃炒红果。”忆及初入教坊司时，蒋琼琼用一盘炒红果抚慰自己的情形，泪水再度涔涔而下。

兴安忙吩咐道：“李发，你快去正阳门东大街果子市，给惜儿娘子买些炒红果。”

朱骥刚要跨出门槛，闻言心中一动，暗道：“杨埙曾提及有太监暗中监视孙国丈府邸，那太监不正是叫李发吗？”

再联想到适才兴安听到“蒋琼琼失踪跟蒯玉珠一案有关”一句时，不由自主转向李发的神色，不由得疑云大起——

兴安其实并不如何在意蒋琼琼失踪一案，他之所以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命朱骥立即侦缉，全是要讨好圣宠正浓的李惜儿。从兴安神情及反应来看，他之前并不知道蒋琼琼失踪一事。而蒯玉珠被当街绑架一案，官府虽未张扬，但兴安执掌司礼监，早已知悉详情。他愕然色变，应该是听到朱骥认为蒋琼琼失踪与蒯玉珠案有关。但兴安之前对蒋琼琼之事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关注的重点是蒯玉珠案。会不会是兴安知道些什么内幕，听到蒋琼琼亦牵连进蒯玉珠案，出乎意料，所以才吃了一惊？

之前杨埙曾推测蒙古人内应不是本朝大臣，而是处于宫中。宫中有能力做蒙古内应者，无非得宠嫔妃及当权宦官，以景帝一朝局势来看，显然后者可能性更大了。杨埙人随即赶去宫中，至今未归，应该是打听到了重要线索。

即便兴安果真与蒯玉珠一案有关，他也不大可能是内应，因为他是明景帝朱祁钰眼前的大红人，正得宠幸，地位权势远远超过了明英宗朱祁镇执政时。世人皆趋利避害，他又有什么理由冒险支持蒙古人营救太上皇朱祁镇呢？

反倒是司礼监另一位大宦官金英远比他更有动机。明英宗时，金英是司礼监仅次于王振的第二号人物。明景帝即位后，金英本已升为领衔宦官，却因易立太子一事得罪了明景帝，之后情况便急转直下，反倒让资历不如他的兴安坐了司礼监头把交椅。

会不会是金英与瓦剌也先联络，支持对方营救太上皇并助其复辟？而兴安多少有所觉察，猜到蒯玉珠被绑架一案不是那么简单，疑心金英与之有关，却苦无证据。金英手握明宣宗亲赐的免死诏书，可不是那种能随随便便扳倒的小人物，要在明景帝面前举报他，非得拿出铁证不可。兴安料想金英的最终目的仍是太上皇，为取得更多援助，势必会与孙太后联络，所以派了心腹李发暗中监视国丈孙忠府邸。如此，李发便也是知情者了。

朱骥疾步出来官署，却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等在门边，见到李发出来，便上前拦下，径直道：“我听说李公公曾在孙国丈府外监视，公公可是知道些什么？”

李发一惊，连连摇头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朱骥道：“李公公，人命关天。公公如肯实话告知，我保证只有你我知道此事，且朱骥感激不尽，来日必有后报。”

如此，等于承认欠了李发一个大大的人情。朱骥是锦衣卫长官，能办到的事不少，将来李发总有用得上的时候。这一承诺，不可谓没有吸引力。不料李发毫不心动，连连摇头道：“我知道的，不久前都已经告诉了杨匠官。朱指挥不妨直接去找他。”

朱骥又问道：“不久，杨匠官去了皇宫，原来他是去找你？”

李发道：“是。当时我正好随兴司礼出宫，杨匠官拦住我问东问西，若不是着急打发他走，我也不会透露那些话给他。”

朱骥大奇，还待再问，李发却绕开两步，匆匆走了。朱骥一时无法可想，又不见杨埙踪影，只得先与千户白琦率人往北城而来。

都察院监察御史林鹗刚好也在东二条一带巡视。他眼睛中充满红红的血丝，看上去十分疲惫，大概连续多日没有休息好。见朱骥带人赶来，忙过来问道：“可是打探到了玉珠具体关押之地？”

朱骥道：“不是。”大致说了蒙古人绑架了蒯玉珠，而今也先已因内讧被杀一事。

林鹗惊道：“如此，玉珠岂不是命悬一线？”朱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带人赶来。”

林鹗道：“之前我们没有严密搜索这一带，是因为投鼠忌器。而今既然知道玉珠有生命危险，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朱骥却不同意，道：“我们只将这一带出口封锁，等到吴将军人到后，再具体采取行动。”

林鹗大是不解，道：“为什么要等吴瑾？”

朱骥未及解释，那曾给杨埙通风报信的烧饼铺店家引着一人过来，讪讪叫道：“林御史，这位是……”

那人等不及店家介绍，直接取下帽兜，露出一脸络腮胡子来。朱骥、林鹗同时认出对方便是当街绑走蒯玉珠的歹人首领，齐声惊叫道：“是你！”

那人丝毫没有惧色，大大咧咧地道：“我叫穆沙。你们谁是头领？”

林鹗忙喝令手下擒拿穆沙。朱骥道：“等一下！”上前两步，问道：“你肯主动出来见面，可是想要谈判？”

穆沙道：“阁下是……”朱骥道：“我是锦衣卫指挥朱骥。”见对方不大相信，这才想到自己换了便衣，便出示腰牌。

穆沙又问道：“你做得了主？”朱骥点了点头，道：“你有什么条件，不妨直接说出来。”

穆沙便道：“想必朱指挥已经得到消息，我国大汗遇害了。”

朱骥奇道：“消息尚未传开，连本朝朝廷都未收到正式讣告。你正被官方通缉，不能露面，又是如何知道的？”

穆沙道：“我自有我的渠道，你们恭顺侯吴瑾收到消息的时候，我同时也收到了。朱指挥，你是军人，该知道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且也不是要与南朝为敌。你若肯就此放我们离去，我就把蒯玉珠完整无缺地还给你。本来她是必死无疑的，非但有人坚持要除掉她，而且另外有人愿意花大价钱买她。只是我国大汗既死，我们一行人急着赶回蒙古本土，不欲再节外生枝。”又问道：“朱指挥，你意下如何？”

之前兵部尚书于谦曾有交代：“只要那些人肯释放玉珠并速速离开京师，他们图谋之事，就当没发生过。”朱骥见穆沙主动出来谈判，也乐得尽快救出蒯玉珠，就此息事宁人，遂点头道：“那好，我们一言为定。”一旁林鹗虽有异议，却也未多说什么。

那穆沙便转身离开。朱骥非但不阻拦，也没有派人跟踪。过了大约一刻工夫，穆沙带着数名大汉簇拥着一名女子出来。那女子双手反剪，头上套了个粗布袋子，从身形衣着来看，赫然便是失踪几日的蒯玉珠了。

朱骥忙迎上前去，揭开头上袋子，取出塞口的毛巾，解开绑缚，问道：“玉珠你有没有受伤？”

蒯玉珠摇了摇头，活动了几下手腕，转头问道：“就是这些坏人绑架了我吗？”

朱骥道：“是。”见蒯玉珠要冲上前动手，忙扯住她，低声告道：“我已经跟他们私下达成协议，答应放他们走。”

蒯玉珠极为愕然，问道：“这是何故？难道是为了救我吗？骥哥哥，你我一起长大，你该知道我的性子，我宁可自己死了，也不要你向坏人屈服。”又问道：“于少保一定不会为了我做出有损朝廷利益的事，他老人家知道你跟坏人私自达成协议了吗？”

朱骥不便当众谈及此事，便道：“这件事，不止于你一人安危，而是牵涉重大，容我慢慢跟你解释。”一面安抚蒯玉珠，一面挥手命手下让开，放穆沙等人离去。穆沙也不多言，只以蒙古人的礼节深深鞠了个躬，表示谢意，随即扬长而去。

正好京营恭顺侯吴瑾率人赶来，其妹吴珊瑚也跟在后面。朱骥忙告道：“事情已经解决了。”向吴瑾使了个眼色，吴瑾便命妹妹先送蒯玉珠回娘家，好与家人团聚。

朱骥告道：“适才穆沙提及还有人在打玉珠的主意，这次怕是针对于少保。”

吴瑾忙道：“放心，有我在，一定尽全力保护于少保家人安然无恙。”顿了顿，又道：“你自己也要当心。”

朱骥点点头，送走吴瑾，忽觉得眼前一阵昏黑，脚下一个趔趄，险些站立不住，幸亏一旁的林鹗及时伸手扶住。

林鹗问道：“朱兄，你脸色十分难看，是不是生病了？”

朱骥料想是体内毒性发作，却不便宣扬，只道：“我没事。”

林鹗道：“玉珠一案虽已解决，但朱兄预备如何上报？”朱骥道：“事已至此，只能据实而言了。”大致说了内里情由。

林鹗这才知道穆沙一伙蒙古人的真正目的在于太上皇，不由得骇然色变，道：“钟同已因复储一事遭杀身之祸，章纶亦是濒死，足见太上皇父子是当今皇帝的心头刺，提都不能提上一句。穆沙这件事，虽则太上皇并不知情，但若皇帝知道蒙古人竟意图助太上皇复辟，怕是不会就此甘休。一旦手足相残，将是自本朝靖难之役以来的第二大悲剧。而且极有可能皇帝因发怒而对蒙古用兵，兵衅再起，非黎民之福。”

朱骥亦是极感为难，道：“我一开始便深知其中利害，所以一直刻意隐瞒内幕，连我岳父于少保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真相。然目下玉珠全身而退，安然无恙，而歹人竟无一人就擒，实再难编一套谎话自圆其说。”

林鹗沉吟半晌，也没有好的办法，便问道：“杨埙人呢？他脑子活，主意多，也许会有办法。”朱骥道：“他去追索内应线索，一直没有回来。”

话音刚落，司礼监大宦官金英便匆匆赶到。他虽竭力保持一贯气定神闲的姿态，但仍然难掩焦灼之情，急迫问道：“听说是日本人绑架了蒯匠官之女蒯玉珠，意图要挟于少保拿郑和宝图交换，可有这回事？”

朱骥道：“唔，这个……确实有歹人联络过我，约我在白塔会面，称玉珠在他们手中，要我拿郑和宝图去交换，但并没有表明身份。最终还是杨埙杨匠官从蛛丝马迹中推测出他们是日本人。”

金英长舒一口气，道：“原来是这样！杨匠官到过日本，熟悉日本人情，他既然说歹人是日本人，应该是没错的了。”

金氏一到场便称听闻是日本人行绑架之事，语气甚是肯定，然听到朱骥的对答后，神色、语气大为舒缓，好像是很欣慰终于找到了人证、物证。朱骥心如明镜，愈发肯定金英便是蒙古人的内应，料想对方已经得知日本人图谋郑和宝图一事，竟异想天开地想要将罪名嫁祸到日本头上，如此，旁人便不会再怀疑事情与太上皇有关，可谓十分高明的说辞。朱骥因为此事牵涉重大，也不能轻易揭破金英牵涉其中，试想连司礼监头号大宦官兴安都没有找到金英的把柄和证据，他又如何能捅穿这层纸？

但金英亦是胆大之极，明知道极可能遭到怀疑，仍然赶来与朱骥当面议论蒯玉珠一案。虽然二人各有立场，且目的不同，但仍然有串通证词的嫌疑。或许金英以为曾经将禁中机密透露给于谦，算是对朱骥有恩。又或许他猜及于谦、朱骥这对翁婿心怀忠义，不忍见到太上皇处境雪上加霜，即便猜到真相，也不会就此揭露出来，更何况牵涉进案子的直接当事人是于府儿媳。

金英又饶有深意地看了朱骥一眼，道：“圣上已经得知此事，很是震怒，决意停止日本使团朝贡，命他们立即动身返国。”

言外之意，无非是明景帝已经相信了日本人绑架蒯玉珠以换取郑和宝图的说法，让锦衣卫不要再节外生枝，以此上报便是了。

朱骥明知这是最好的解释，但还是难以轻易释怀，尤其是锦衣卫百户杨铭因此而遭灭口，案子却草草了之，真凶逍遥法外，他又如何向死者在天之灵交代？

金英见朱骥沉默不应，料想他已经默认，便拱手辞去。

林鹗不知日本人卷入并联络朱骥一事，问道：“当真有日本人牵涉进来吗？”朱骥点了点头，道：“据杨埙推测，这些人跟数年前闯入兵部官署盗取机密文书的是同一伙人。”

林鹗道：“如此，金英这套说辞倒是最好的交代了。”压低声音，不无忧心道，“虽然玉珠这件案子算是揭过了，没有牵连太上皇。但那起金刀案，如果阮浪、王瑶挺不过酷刑，扯出太上皇，只怕南宫内外都难逃一死。”无奈地摇了摇头，又道，“这几日午夜梦醒，我常恨自己没有钟同那样的胆识和勇气……”双眼晶晶发亮，语音也哽咽了起来，不忍说完，怅叹一声，亦拱手辞去。

蒯玉珠一案竟如此轻易解决，除了杨铭死得冤枉外，还算是比较圆满的结局。然朱骥心中仍有诸多顾虑及疑问——

譬如金英不惜勾结外番，与蒙古人结盟以营救太上皇，而今事已难成，且正如林鹗所言，即便蒯玉珠一案息事宁人，但还有金刀案，太上皇亦是处境堪忧，金英是否还会有别的计划，甚至铤而走险？

又譬如穆沙提及还有人将蒯玉珠当作一件奇货，愿以高价购买，联想到之前紫苏曾谎称手中握有蒯玉珠，出价者多半也是这伙日本人。这些人在北京潜伏多年，知道蒯玉珠被绑不足为奇，但他们又是如何与穆沙这伙人联络上的呢？还是说，大明内应非但外通蒙古，甚至与日本也有所交结？

还有蒋琼琼失踪一案，她当日着急找朱骥，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因为她入宫方便，知悉了金英秘事，亦被金氏杀人灭口？

仓促之间，朱骥难以想明白究竟，不由又念叨起杨埙的机智聪明来，苦闷他不在身边。只是自皇恩桥一别后，杨埙竟再无消息。朱骥派了人到处寻找，均没有找到。他心中隐约感到不妙，亲自去找太监李发，想问问当日他到底对杨埙说了什么。然李发竟也在当日离开神秘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就此人间蒸发了。司礼监大宦官兴安还为此亲自到锦衣卫报案，暗指李发失踪是另一大宦官金英所为。

朱骥心道：“李发是兴安的心腹，曾受命监视孙国丈府邸，多半是要拿捏孙太后一方或是金英的短处。前者多半是为了奉承当今皇帝，最终将太上皇拖下水。后者则是为了铲除对手。此刻李发失踪，极可能是被金英灭了口。之前杨埙全力追查内应线索，去找过李发后，大概也猜到金英便是内应，说不定一时情急，直接去质问金英，竟被他……”

他不敢想象杨埙被金英灭口的情形，料想一时无法找到指证金氏的证据，遂干脆直接来找金英，开诚布公地问是不是对方杀了杨铭和杨埙。

金英愕然道：“杨铭是太上皇最喜欢的人，我怎么会杀他？杨埙更谈不上了，我都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听说他好不容易才娶到心仪的女子，一直陪着妻儿待在苏州老家。”

朱骥却是不信，道：“难道金司礼不知道杨埙奉诏回来京城了吗？”

金英道：“我倒是知道皇上欲修缮太庙，所以召杨埙回京了，但一直没有机会碰面。朱指挥，你我都是明白人，明人不说暗话，杨埙是个聪明人，我怎么会杀他？”又问道：“到底是什么缘由，促使朱指挥怀疑我是凶手？”

朱骥不答，又问道：“那么李发呢？”金英料想不说实话，难以轻易打发走对方，便颔首道：“李发或许跟我有点儿干系，但杨铭、杨埙二人决计不是我下的手。我可以对天起誓，若有虚言，就让我来世仍然做不得男人。”

对于身体残缺、心理屈辱的太监，这算是最毒最重的誓言了。朱骥遂点了点头，道：“好，我相信金司礼。”又问道：“会不会是穆沙那些人下的手？”

金英道：“决计不是。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目的是要救人，不是来杀人。”想了想，问道：“会不会是日本人下的手？”

朱骥摇头道：“杨埙还有这个可能，可杨铭跟日本人扯不上半点儿干系。”

金英道：“或许本来就是两起案子呢？”

朱骥道：“应该不会。当日杨铭赶着去找杨埙，当晚即遭毒手。而杨埙赶来皇宫见过李发后，便就此消失不见。我有一种直觉，感觉这两件案子是同一凶手所为。”

杨铭受命到金桂楼一带盘问证人，他所发现的线索，一定跟蒯玉珠一案有关。依照杨埙推测，极可能事关内应。即使到现在，这一推测仍然最有可能。目下已能肯定蒙古人内应便是金英，但他肯以毒誓表明自己没有杀人。可除了金英之外，还有谁有杀杨铭灭口的动机呢？

杨埙也是同理。当日他赶往皇宫面见李发，也是因为追查内应，而金英也没有杀他，又有谁还想杀死一个漆匠呢？虽则日本人倒有可能，因为杨埙屡屡坏了他们的事，但朱骥却感到杨埙一案一定与杨铭被杀有关，他隐约中觉得有一根线能将这两件案子串连起来，却始终理不清楚。

尽管猜到杨埙多半已遭不幸，但朱骥仍心存侥幸，期待好友某一日会重新出现在自己面前，依然带着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幸运的是，朱骥预料自己将毒发身亡并未如期到来。有人投了一包药给礼部尚书胡濙，称是朱骥所中之毒的解药。胡濙本是良医，仔细检验后，认为可信，朱骥遂一口服下，身上奇毒果然因此而解。但由此再度引发了一桩迷案——

这解药当然来自日本一方，可他们未能取得郑和宝图，亦未进一步联络朱骥，为何肯轻易交出解药，从而失去了唯一的筹码？

最关键的是，知道朱骥中毒且由胡濙救治者，不过寥寥几人，胡濙、于康均未对旁人透露，且对解药来由一无所知，那么就只剩下杨埙了。会不会是他设法从日本人手中取得了解药，又托人带给胡濙？那么取得解药之后，情形又如何呢，杨埙是被杀了，还是遭人囚禁？

然联络过朱骥的紫苏及其同党再未露面，线索中断。日本使团亦因卷入蒯玉珠一案而被明廷驱逐离京，但明景帝仍客气对待使者，且按照惯例给予赏赐。

彼时除贡物外，使者所携私物增了十倍。礼部官员上言道：“宣德年间，凡使臣所携私物，俱按时价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不多，却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应大减其值。”

明景帝也觉得二十一万太多，下令给银三万五千七。日本使臣极为不悦，当场甩了黑脸。明景帝不愿意得罪邻国，下诏增钱一万。日本使者犹以为少，要求增赐他物。明景帝只求这些人快点离去，不惜讨好，又下诏赠布帛一千五百匹，日本使臣这才怏怏而去。

日本一行人离开中国时，路过山东临清，见当地富庶繁华，动了贼心，公然大掠居民财货。驻守临清的明军指挥前往诘责，反而被日本使臣殴打致死。有司请朝廷处置日本使团，明景帝口称恐失远人之心，反而下诏礼送日本使团离去。

至于郑和宝图，仍有后话。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知道父皇生前念念不忘重下西洋，意欲替父皇实现心愿，命宦官传令兵部，将郑和宝图奉上。掌管兵部文书的车驾郎中刘大夏先行得知消息，认为重开西洋劳民伤财，而下西洋所带回之物只是一些奢侈品，对普通百姓没有任何用处。他思虑之后，料想无力谏阻皇帝，干脆利用职务之便，将国家机密文档郑和宝图私下取出烧毁。

兵部尚书项忠接到明宪宗诏令后，亲自赶来车驾司寻找郑和宝图，结果不见踪影。明宪宗遍索不得，只好不再提重开西洋之事。这是后话，不再赘述。

蒯玉珠一案未曾公开，常人并不了解，京师官民议论热切关注的是金刀案，几近轰动全城。因为都跟太上皇有关，人们难免将此案与之前钟同、章纶的上书联系起来。尤其出人意料的是，阮浪、王瑶虽只是宦官，却跟钟、章二位大臣一样，抵挡住了严刑拷打，极有骨气，始终只说金刀是太上皇朱祁镇送的生日礼物，并无其他。明景帝朱祁钰却不肯善罢甘休，穷治不已。大概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想找机会置兄长于死地，现在机会送上来门来，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因为反复审讯，这场大狱的始作俑者锦衣卫长官卢忠也不得不上堂作证。卢忠只是个草包，起初不过是猜到明景帝心思，想逢迎上意，借诬告升官发财，却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他见事情闹大了，又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开始害怕起来，希望能够早些脱身。

经人指点，卢忠找到了算命先生仝寅，跪地恳求对方为自己占卜。仝寅被纠缠不过，便为卢忠卜了一个天泽履卦，摇头道：“易言：‘履虎尾，咥人凶。’不咥人犹可，咥人则凶。”

卢忠吓了一跳，见对方果然大有能耐，连忙将金刀案实为诬告之实情相告，求化解之法。仝寅不耻卢忠为人，怒道：“是兆大凶，死不足赎。”将卢忠赶了出去。

卢忠恐惧之极，反复思量后，便开始装疯卖傻。这一法子相当奏效，他虽被免去了锦衣卫指挥的职务，但竟因此得以逃脱金刀案。

原告既然是个疯子，话自然不能相信，按理来说，阮浪和王瑶之狱应该得解，明景帝朱祁钰却还是不放心，将王瑶处死。阮浪年纪已大，又受到酷刑折磨，未等行刑便死在狱中。后来明英宗朱祁镇复辟，追封阮浪和王瑶二人，卢忠再装疯也无法自救，被凌迟处死，仝寅之卦果然应验。这是后话。

金刀案虽解，但明景帝朱祁钰多少还是听到了一些关于大宦官金英的流言。朱祁钰虽然怀疑金英意图与太上皇勾结，助其复辟，但却没有确凿证据。本来他是皇帝，握有生杀大权，可以随意操纵臣民生死，不需要证据便可以捏造罪名处死对方，但金英却大大不同，他手中有宣宗皇帝钦赐的免死诏。朱祁钰可以对不起兄长，但却不能忤逆生父，就算他再自私自利，再无情无义，也跨不过最后的底线。

金英仍然受到了惩处，被罢去司礼监官职，禁锢在浣衣局中。不久又被释放，有诏“命往南京安处，以就优闲”，升调为南京守备太监，后病殁，葬于南京。

这位历事五朝的传奇大太监，最终还是获得了圆满的结局。许多人揣度金英手中不仅仅有一纸免死诏书，还握有足以扭转乾坤的重大宫廷机密，如此才能几度死里逃生，其子孙亦始终荣华富贵。

卢忠及金英事件后，明景帝朱祁钰大为警惕，不仅加强了南内的守卫，禁止人出入，还派人将南内成片的树木全部砍掉，防止有人攀援树木越过高墙与明英宗联系。南内的大门也被上了锁，锁里还灌上了铅，这样，即便有钥匙也无法开门。朱祁镇的日常饮食衣物等物品，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为防止南内与外面联络，纸笔也极少供应。

尽管如此，明景帝还是不放心，生怕朝中大臣与明英宗暗中结纳，开始倚重锦衣卫官校。正统末年，大宦官王振乱政，王振党羽马顺任锦衣卫长官，亦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马顺既诛，廷臣极言官校缉事之弊，明景帝曾采纳，并切责官校首领，命其将所缉人犯悉送交法司察办，锦衣卫官校势焰稍稍收敛。而今情况又有所不同，明景帝欲暗察外事，遂提拔亲信毕旺为锦衣卫长官，专司侦访，暗中监视臣民言行。从此，锦衣卫官校又渐用事。这一切，都是明景帝针对亲兄长太上皇朱祁镇所采取的防范。

南内汤池仍蔓草。困顿中的朱祁镇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些事，有一天出屋晒太阳，突然发现南内的树木都没有了，变得光秃秃的，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明景帝派人伐掉了。朱祁镇大为惊恐，当即全身发软，跌坐在地上。

惨红如血的斜阳照射在高墙上，南宫满园残存的花草都饱含着凄凉的悲意。这个名义上的太上皇，终于明白他不但失去了自由，且完全丧失了尊严，甚至连生命也时刻处在危险当中。他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经历了明朝所有皇帝中最复杂的人世沧桑。

他曾经以为，自己是大明天子，主宰着中原大地，没有什么会让他心生恐惧。就算当初在土木堡血肉纷飞的战场，他也没有畏惧。而此时此刻，他浑身发冷，仿佛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冬日冰窟中。而最可怕的是，冰窟不只是寒气逼人，还有一股巨大的旋涡，不停地在他身边转呀转呀，时时刻刻要将他吞噬。他不知道那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但他知道一定会来，这才是他发自心底的恐惧，无时不刻，无处不在……

明英宗身上，生动地体现出皇权对人性的巨大扭曲。在最高权力的争夺中，父子和兄弟的亲情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世上最残酷和最惨烈的事情，大概要算这类皇家父子或兄弟之间为夺取权力互相残杀的斗争了。

中国自古有“心、态、习、性”的说法，意思是心变了，态度就变了；态度变了，习惯就变了；习惯变了，行为就变了；行为变了，人生就变了。明英宗的转变由内至外，从心开始——他强烈渴望重新恢复天子的荣耀。然而当他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挫折时，他又渐渐丧失了同情心和道德感，对人极其怀疑和冷漠。到他后来侥幸重新登上皇位，立即采取一系列残酷手段进行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闲庭草长，别院莺飞，南内的太上皇朱祁镇逐渐被人遗忘，而明景帝朱祁钰与李惜儿的恋情则在朝野之间传得沸沸扬扬。传闻皇帝为了解决子嗣问题，开始大肆纵情声色，甚至还将教坊司舞姬李惜儿公然召入宫中，而之前朱祁钰召教坊司蒋琼琼入宫，只是投石问路，其本意在李惜儿。

皇帝与名妓交往，在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宋徽宗赵佶与名妓李师师的故事。李师师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房的王寅的女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成人。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三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亢嘹亮，声震屋瓦。那老僧合十赞道：“这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作“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李师师四岁时，父亲因罪入狱，病死狱中，她无依无靠，只好入娼籍李家。长成后，因色艺双全，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且慷慨有侠名，有“飞将军”和“红妆季布”的称号。天下人上至朝廷命官、王孙公子之流，下到文人雅士、三山五岳之辈，无不以一登其门为荣耀。

宋徽宗听说李师师的大名后，十分仰慕。自政和以后，皇帝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有时还叫大学士王黼同去。为了方便寻欢作乐，宋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负责出行事宜。行幸局的官员还负责帮皇帝圆谎：如果宋徽宗因淫乐当日不能上朝，就说宫中有宴饮，次日仍未回宫，就传旨称皇帝染病。

李师师渐渐也知道了宋徽宗的真实身份，自然百般奉承。宋徽宗霸占了李师师后，其他人哪敢与天子争美，只能望“师”兴叹。武功员外郎贾奕以前与李师师交情甚厚，有一天喝醉了酒，醋意大发，写了一首词讽刺宋徽宗。宋徽宗听说后大怒，差点儿杀了贾奕，最后还是看在李师师的面子上，将他贬到琼州做参军。

后宫嫔妃对宋徽宗如此迷恋一个妓女感到不可理解，受宠的韦贤妃私下问宋徽宗道：“何物李娃儿，陛下悦之如此？”宋徽宗答道：“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装，服玄素，命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可见李师师令宋徽宗着迷的地方在于风韵别样。

明景帝朱祁钰之爱李惜儿，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比起后宫其他嫔妃，李惜儿风情大不相同，婀娜曼妙，聪慧而有个性，因而备受朱祁钰喜爱，宠赐优渥。皇帝为了讨她欢心，甚至下诏为前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平反，赦免王氏亲眷家人，李惜儿亦得以脱籍。甚至连向朱祁钰推荐李惜儿的钟鼓司内官陈义、教坊司左司乐晋荣都得到了厚赏。

看到皇帝被美人迷得神魂颠倒，人们甚至暗自揣测，以朱祁钰之一意孤行及不顾体面的个性，一旦李惜儿生下儿子，她会不会成为大明开国以来第一位妓女出身的皇后？

为锦衣卫故校尉王永心平反诏令下达后不久，李惜儿便亲身来到锦衣卫，当面向朱骥道谢。朱骥惭愧极了，道：“不敢当，我实无尺寸之功。”

李惜儿道：“如果不是朱指挥你命蒋姊姊将我带入教坊司学舞，我便不能吸引到皇帝，更无法替亲人平反了。”又想到蒋琼琼就此下落不明，不觉黯然神伤。忽见兵部尚书于谦大踏步进来，慌忙拭泪起身，预备辞去。于谦叫道：“惜儿慢走，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李惜儿愕然道：“于少保找小女子何事？”

于谦道：“之前我一直没有提过，不是有意瞒你，而是为安全计。目下王永心一案已然平反，便再无忌讳。事关你表弟王安。”

王安是李惜儿舅父王永心唯一爱子。王永心被杀后，家产抄没，家眷被逮，李惜儿便是因此而入教坊司，但独有王安漏网——有人抢在官兵出动前，从王家带走了他。

李惜儿亦曾多方打探表弟王安下落，但没有任何进展。此刻听了于谦一番话，瞪大了眼睛，颤声问道：“难道……是于少保派人救走了安儿？”又不由自主地转头去看朱骥。朱骥忙道：“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于谦道：“这件事，除了我和具体办事的心腹，再无旁人知道。”

李惜儿忙问道：“安儿人在哪里？他还好吗？”于谦道：“他在我家乡杭州，过得很好。”

李惜儿这才知道于谦钦佩王永心忠义，想保住他唯一血脉，暗中托人救走了王安。一时热泪盈眶，当即朝于谦盈盈下拜。

于谦忙双手扶住她，又谆谆劝道：“你是一个有勇气的女子，只是你以色事君，意在谋事，未免风险太大。”言外之意，无非指李惜儿有意接近迷惑皇帝，好换来为舅父平反的机缘。

李惜儿居然也不否认，应道：“是，多谢于少保提醒。小女子早得高人指点，自有良策全身而退。”

于谦一怔，但也未过多询问。朱骥几次看到李惜儿与仝寅在一起，疑心她口中的高人即是有“神算”之称的仝寅。

事隔不久，李惜儿不知如何忤逆了明景帝朱祁钰，竟被驱赶出宫，自此不知所踪。朱骥等知情者料想她已经离开京师是非之地，到杭州去寻表弟王安了。

朱祁钰荒淫无耻，公然迎妓女入宫，人们不敢指责皇帝，便改口咒骂李惜儿红颜祸水，到今日方知真相——原来李惜儿并不求荣华富贵，刻意接近皇帝，只为替其舅王永心平反昭雪，而目的一旦达到，便生出去意。

自古妇人以色事君者，一旦失宠，不被处死，也要被打入冷宫，任凭容颜年华空耗老去。李惜儿从明景帝身上得到了她最想要的，还能够全身而退，可谓一件大奇事。

有小道消息称，李惜儿得了算命先生仝寅的指点，且未花费过一文钱，盖因仝氏同情其遭遇。还有一种说法是，瞎子仝寅亦钟爱美貌女子，对倾城倾国的李惜儿倾心不已，甘愿为她出谋划策，殚精竭虑。

后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将带李惜儿入宫的钟鼓司内官陈义、教坊司左司乐晋荣杖杀，称：“奸邪小人，逢迎以图富贵乃如此！”但却未进一步追索李惜儿下落。

而神算仝寅更有奇遇。他在景泰一朝成名，在天顺一朝反而眷宠更甚。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听说仝寅曾预言他将要复辟，连复辟的时间都丝毫不差，大为称奇，打算授官给仝寅，仝寅坚决推辞不要。后来仝寅父亲仝清官任锦衣卫指挥佥事，将赴徐州上任。朱祁镇听说后，生怕仝寅会跟父亲一起去徐州，连忙改仝清为锦衣卫百户，在京师供职。皇帝对仝寅的信重，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日，源西河来到锦衣卫官署，专程向朱骥告别。第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彦缙新近辞世，他要即刻返回山东操办恩师后事。

二人说了一番客套话后，忽各自莫名伤感起来。源西河道：“当初我答应琼娘，等到师尊过世、我尽完弟子孝道后，便与她一道远走高飞。可而今她下落不明，当日承诺，竟成一句空言……”

之前朱骥调查蒋琼琼失踪一案时，听不少人提到蒋氏与源西河走得极近，甚至源西河有意为她脱籍赎身。只是教坊司隶属于礼部，妓女都是官妓，从良并不容易，不是有钱就行，还要取得一整套官方文书。蒋琼琼也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坏了源西河衍圣公弟子的名头，事情就此拖了下来。谁想蒋氏后来莫名失踪，迄今杳无音讯，甚至不知道她到底卷入了什么事。

对于蒋琼琼，朱骥自有一番难言的情愫。虽然近年来他们极少会面，但她在他心目中，始终有一席之地，且不同于妻子于璚英及儿时玩伴吴珊瑚的感觉。每每回忆起初遇时她的艳光四射、惊若天人，都会感觉做了个不可思议的梦。她缥缈，却不虚幻，她只是静静在那个位置，若有若无，风轻云淡。

自从朱骥看到蒋琼琼与源西河在教坊司门前交谈的那一刻起，他便从蒋氏的眼神知道了她心之所系，心中虽觉涩楚，却也为她高兴。她终于有了可以托付终身的心上人，而源西河一表人才，又是名门子弟，身份尊贵，堪可配她。孰料世事无端，命运难测，她竟然就此失了踪，再也不见芳迹。

即便朱骥不愿意承认，亦清楚蒋琼琼已经遇难。在他心目中，总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她，如果她不是发现了什么，赶着来告诉他，便不会遭人灭口。而今这么长时间过去，他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到底是对头太高明，还是他自己太愚笨？她在天之灵，可愿意给他一点指引？

源西河见朱骥黯然神伤，便起身告辞，又顺便问及杨埙失踪的案子。朱骥摇头道：“跟琼娘失踪案一样，完全没有头绪。”

源西河便劝慰了几句，抬脚欲行时，忽转身问道：“朱指挥可认识杨国忠这个人？”

朱骥先是一怔，随即点头道：“当然认得。他就是……”忽扬声叫道：“来人，将源西河拿下了。”

百户袁彬闻声率领校尉进来，听长官下令擒拿衍圣公大弟子，颇为惊异。

源西河倒保持了名门子弟的风度，毫不惊慌，问道：“朱指挥为何拿我？”

朱骥道：“是不是你捉了杨埙，他是不是还活着？人在哪里？还有杨铭和琼娘，也都是你下的手，对不对？”

源西河神色渐渐严肃起来，皱眉问道：“这话从何说起？”

朱骥道：“那日杨铭去找杨埙，因杨埙醉酒，未及深入交谈，当晚杨铭即遇害。后几日，杨埙去找太监李发，之后便莫名失踪。这两起案子都跟你源西河有关。前一起你人就在场。后一起杨埙找的虽是李发，但李发曾受命监视国丈府，你居住的衍圣公府就在孙府对面，李发一定看到了你的什么秘事，将之告诉了杨埙。杨埙素来极赞赏你的仪表风度，大概不能相信你竟是个龌龊伪君子，所以当面去找你对质，结果反而被你加害。”

源西河双手一摊，道：“我是衍圣公大弟子，要名有名，要利有利，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杀人行凶，总该有个动机。”朱骥道：“因为你是日本人。”

杨铭因意外发现蒯玉珠的重大线索，急找杨埙商议，蒙古人穆沙及内应两方均没有动手，杨铭却在关键时刻被灭口，真凶势必是跟蒯玉珠一案有相关利益的人。再联想之前日本人紫苏冒充绑架了蒯玉珠的歹人，试图渔翁得利，后又想出价买下蒙古人手中的蒯玉珠作为人质，就不难猜到日本人便是这利益相关方了。

这些是朱骥早已想通的问题，他只是弄不明白日本人是如何与蒙古人联络上的。之所以立即怀疑到源西河身上，除了那句关键的“杨国忠”外，还因为对方在杨铭被杀之前，差不多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且其证词有矛盾之处——

按照源西河的说法，杨铭本来要设法弄醒醉酒的杨埙，却因为临时看到了什么人而迅疾离去。如此，对方一定是涉及案情的人物，杨铭才会抛下杨埙离开。他既是跟踪，应该相当警觉，又是武艺不凡的武官，就算被杀，也要经过一番搏斗，如何会被人从背后轻而易举地举刀制住，再被凶手从前面一刀杀死呢？

既然证词有疑点，那么源西河其人就相当可疑了。但正如他所言，杀人要有动机，他杀杨铭的唯一动机，只能是他是日本人。而数年前闯入兵部官署盗取文书的男女贼人被通缉多年，始终未曾擒获，多半便是藏身在衍圣公府中，亦能从旁佐证这一点。

除此之外，还有郭信手下林海被杀一案。郭信设下杀人嫁祸之计对付杨埙时，正好被路过的源西河撞见。朱公子发现后，不知源西河看到了多少，遂命林海去追杀源氏灭口。源西河一路狂奔，自称直接逃回了衍圣公府。真正的经过应该是：林海在途中即被源西河制住，带入衍圣公府，交由手下拷问，想弄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又在图谋什么事。后来林海被杀，源西河不愿意被尸体玷污，遂命手下也就是那对武功高强的男女贼人弃尸，结果被巡城御史邢宥发现。恶战一场后，二人竟仗恃武功精绝再度逃逸。

源西河是唯一能将林海和男女贼人联系起来的人，男女贼人既是日本人，他也必是日本人无疑了。之前诸人因他衍圣公弟子身份，从未起过疑心。而今朱骥被“杨国忠”一语警醒，立即想到源氏实有太多可疑之处。

当日杨铭被杀，大致情形应该是——杨埙因伤痛国丈孙忠过世，邀请源西河对饮，喝得酩酊大醉。刚好杨铭发现了关于蒙古内应金英的线索，当时朱骥已中毒昏迷，杨铭便赶来找杨埙商议。发现杨埙喝醉后，便要设法弄醒他。

源西河既是日本人，是蒯玉珠一案的最早知情者，亦相当关注，甚至还派了手下紫苏诓骗朱骥，妄称蒯玉珠在其手中。他见到杨铭匆忙来找杨埙，大概猜到多半是有了与蒯玉珠案有关的线索，便假意提出先带杨埙回衍圣公府醒酒。因为衍圣公府就在附近，源西河又是身份显赫之人，杨铭乐得从其便，与他一道将杨埙扶来衍圣公府。然进门不久，杨铭便被人从后制住。他虽是武官，哪里想得到圣地竟会藏污纳垢，另有玄机？竟来不及反抗，便遭了毒手。

源西河杀死杨铭，当然是为了不令官府找到蒯玉珠，隐有讨好蒙古人之意，因为他也想得到蒯玉珠作人质。况且，在险情环生的京师，多一个盟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而杨埙在客栈昏睡了一日两夜才醒，多半是因为被人暗中下了药。源西河亦忌惮其人精明，有意令其多昏睡一日，好为己方赢得更多的时间。

至于日本人能与蒙古人联络上，大概也是因为源西河多有机会与杨埙在一起，无意中从他口中听到了什么，或是干脆暗中派人监视跟踪了杨埙。但杨埙只知穆沙等人藏身在二条胡同一带，源西河能设法寻到具体位置，也算十分有本领。

主谋即是源西河的话，蒋琼琼的失踪便完全顺理成章了。她与源氏亲近，偶尔知悉了他的一些秘密，尤其涉及朱骥等身边人时，便忍不住挺身相告。却不想朱骥中毒昏迷，她未能见到本人，即被源西河捉住。源西河既然爱她，大概也不会猝然下手害她。然蒋氏外柔内刚，不会轻易屈服。源西河见二人再无希望，便干脆杀了她灭口。

源西河听了朱骥指控，连连摇头道：“荒谬！荒谬！”朱骥便命道：“搜搜他身上。”

校尉往源西河身上摸索一番，搜出一柄扇子来。朱骥展开一看，那扇子上题着一首小令《春思》：“澄湖如镜，浓桃如锦。心惊俗客相邀，故倚绣帏称病。一心心待君，一心心待君。为君高韵，风流清俊。得随君半日桃花下，强如过一生。”立时认出这是蒋琼琼的笔迹，道：“这是琼娘的扇子。她……她人在哪里？”源西河不答。

朱骥只觉得胸中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命道：“来人，点一队人马，包围衍圣公府，细细搜查每一处角落，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找到杨埙和蒋琼琼下落。”

袁彬与校尉不由得面面相觑。朱骥怒道：“怎么了？”袁彬小心翼翼地答道：“朱指挥，那可是衍圣公府。”

朱骥指着源西河道：“这个人是日本人的间谍，隐伏在本朝多年，利用衍圣公弟子的身份，图谋不轨。就算皇帝知道后怪罪，一切由我一人承担。速去叫人包围衍圣公府，不要让一个人走脱。”

袁彬应了一声，急忙带人去办事。

当日，锦衣卫大队人马包围了东安门外的衍圣公府，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出人意料的是，锦衣卫入府搜查时遭遇了被兵部通缉多年的男女贼人。一时间，衍圣公府中血肉横飞。男女贼人武功了得，杀死杀伤十余名锦衣卫。然锦衣卫人多势众，最终以弩箭射伤二人，将二人围困在庭院一角。二人见无力逃脱，便调转刀头，自刺胸腹而死，情状甚为惨烈。

锦衣卫百户袁彬带人细细搜索，在后花园发现有新挖的痕迹，命人掘开，赫然是蒋琼琼的尸体。然来回翻查，始终没有找到杨埙的踪迹，当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朱骥听说后，亲自带人再去衍圣公府寻找，折腾了几天，仍是一无所获。朱骥认定杨埙失踪跟日本人有关，便再度提审源西河，直接询问他如何处置了杨埙。

源西河听说手下二人已自杀而死，颇为黯然，又对朱骥称呼以“贼人”极为不满，道：“他二人也有名字，兄长叫明镜，妹妹叫紫苏。”

朱骥道：“被你们杀死的杨铭等人，还有今日死在明镜、紫苏手下的校尉，也都是有名字的，曾是活生生的人。”

源西河沉默许久，才道：“事已至今，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只有一个问题，如果朱指挥肯据实回答我，我就招承所有罪名。”

朱骥道：“什么问题？”源西河道：“当日我来锦衣卫官署，朱指挥本没有任何头绪，如何会突然怀疑到我头上？”

朱骥道：“因为你不该在离开时多问了一句杨国忠是谁。”

这“杨国忠”，当然不是指唐玄宗执政时靠堂妹杨贵妃显贵的宰相杨国忠，而是杨埙戏言要为爱子取的名字。杨国忠祸国殃民，后世姓杨者耻于与其同名，绝不会用国忠当名字，就跟秦姓者因南宋奸相秦桧耻于姓秦一样，杨埙当然不是真的要给儿子取名叫杨国忠，只不过是跟妻子开个玩笑。而这件事，全京城只有杨埙和朱骥二人知道。源西河乍然问起杨国忠是谁，朱骥便立即将他与杨埙失踪联系了起来——

一定是杨埙知道有危险，且无法逃脱，故意以言语引诱源西河，期待他将来一时好奇，会向朱骥打听杨国忠是谁，朱骥自会听懂这一“暗号”。

而事实果亦如此，如果不是源西河多问了一句，他早已离开京师，亦决计不会有人怀疑这位衍圣公大弟子竟跟多起凶案有关。

源西河听完解释，这才明白究竟，对杨埙才智更是衷心叹服，道：“杨匠官不仅手巧，心思更妙。”

朱骥问道：“他人在哪里？如果你已经杀了他，尸首埋在哪里？”源西河摇头道：“我再无话说。”

朱骥再三喝问，源西河却闭口不言。源西河是日本人，既姓源，多半是镰仓幕府源氏后人，还顶着衍圣公弟子的头衔，明景帝已特意派人交代锦衣卫，要予以善待，朱骥也不便动刑拷问，只好就此作罢。

源西河被押解出堂时，忽转头道：“是我杀了琼琼，至于缘由，朱指挥猜也猜得到，我不想再多说。事实上，琼琼是因为你朱指挥而死。而且我派人下毒害你，并不是要拿你当筹码。我在京多年，深知于少保为人，绝不会为了保住亲人性命而牺牲国家利益。”

朱骥很是不解，问道：“那么你为何还要命人以淬毒袖箭害我，难道我曾得罪过你？”

源西河道：“不是。”长叹一声，道：“这是我心中一个结，不吐不快。朱指挥，我实话告诉你，我下毒害你，不是打算拿你来交换郑和宝图，而是因为琼琼心中还有你。”语言渐渐低沉了下去，又回忆起当日情形来：“我不是有意杀她。当日琼琼在大门外听到我和明镜对话，所幸我及时发现，将她拉了进来。她说她早已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只是想不到我会对朱指挥下手，求我拿解药救你。我自然不肯，她便高声呼救。我情急之下，扼住了她的咽喉，想不到用力过猛，竟让她窒息而死。我……我亲手杀了最爱的女子，亦因此而饱受折磨。”

朱骥道：“你真爱琼娘的话，又怎会下重手？”顿了顿，道：“那么你后来拿出解药救我，也是因为心中内疚吗？”

源西河道：“不，你的解药是杨埙用性命换来的。”

朱骥一怔，料想就算开口询问，对方也不会交代具体经过，怒道：“你杀了我手下杨铭，又害死我两个最好的朋友，我……”

源西河轻蔑地道：“朱指挥又能怎样？你们那位皇帝对内声色俱厉，对外软弱可欺，我是日本人，你实不能拿我怎样。”冷笑一声，昂然去了。

朱骥愣了半晌，竟无力反驳源西河示威性的言语，只颓然跌坐在交椅中。等到堂中无人的时候，泪水终于潸然滑落。

这一日，有客来武清侯石亨府上拜访神算仝寅。仝寅迎出来一看，竟是锦衣卫指挥朱骥，一时颇为惊异。

朱骥道：“怎么，仝先生算不到我要来吗？”仝寅笑道：“我又不是神仙，怎么什么都能算到？不过我倒是大致能猜到朱指挥的来意。恕我不能透露惜儿的下落，这是我答应过她的事。”

朱骥摇头道：“不，我不是为惜儿而来。”踌躇许久，才讪讪道：“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荒唐，我知道杨埙已经死了，但一日不找到他的尸首，我就不能安心，总觉得他有可能还活着。”

仝寅道：“这一点，我可以直接告诉朱指挥，我也为杨埙掐算过，他应该没有死。”

朱骥大喜过望，忙问道：“当真？”仝寅道：“信则有，不信则无。”

朱骥道：“那杨埙人去了哪里？”仝寅道：“这个嘛，我也不知道。朱指挥如此关心朋友下落，何不去问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朱骥摇头道：“源西河不肯说。而且因为他的身份特殊，皇帝已下诏释放他回国，不究前罪，他应该已经离开京师了。”

仝寅道：“你二人命运相系，一定会再见面的。”

朱骥一怔，问道：“仝先生说的是说我和杨埙，还是指源西河？”

仝寅却恍若未闻，起身往内堂去了。

朱骥怅然许久，始终不见仝寅再出来，只得怏怏离开。他翻身上马后，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官署，只信步走着，竟不知不觉来到城外蒋琼琼墓地处。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新坟茔前跪伏着一人，正是源西河。

朱骥先是一惊，随即满腔怒火，赶过去质问道：“你竟然还有脸来这里？”

源西河勉力抬起头来，招呼道：“朱指挥，你也来看琼琼了。”

朱骥一眼瞥见几丝黑血正从源氏嘴角、鼻孔、眼角沁出，大为骇异，忙上前扶住，问道：“你是中了毒吗？是谁下的手？”

源西河摇头道：“没人对我下毒，是我自己想留下来，跟琼琼在一起。”昔日白皙俊朗的脸庞虽因痛楚而扭曲得变了形，却仍然流露出凄凉的悲意来。又叹道：“我生在中国，长在山东，如果我不姓源，如果我不是日本人，只是衍圣公的弟子，该有多好。”

朱骥见他气息渐弱，慢慢软倒，忙问道：“你告诉我，杨埙人在哪里？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源西河断断续续地道：“这里……这里就是终点……”

朱骥见他命在旦夕，忙从怀里掏出扇子递过去，道：“这是之前在你身上搜出的琼娘的扇子，我现下还给你。我只要你告诉我，杨埙是不是还活着？”

源西河不答，只展开扇子，道：“一心心待君……为君高韵，风流清俊……可惜……”头一歪，就此死去。

朱骥慢慢站起身来，凝视着源西河狰狞扭曲的面孔，心绪万端，滋味复杂。

满地残阳，乱碧萋萋。伤怀念远，黯然情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明景帝朱祁钰对外只求息事宁人，未追究日本人图谋郑和宝图一事。甚至连源西河真正身份也未告知山东孔氏，称其因伤感恩师身故而骤逝，仍将他以衍圣公弟子身份下葬，以掩人耳目。

第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彦缙过世后，因其独生爱子孔承庆早逝，便由孔承庆之子孔宏绪继袭衍圣公之位。孔宏绪年纪虽小，天资秀异，聪明异常，于凡书典，过目成诵，所作诗文清新可观，字画端楷。

后来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十岁的孔宏绪以第六十代衍圣公身份入朝道贺。朱祁镇爱其进止有仪、应对得体，“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君臣极为欢悦。又因衍圣公府曾发生命案，便借口更换大第，专门为孔宏绪在皇城西太仆寺街造了一座新衍圣公府，规模更胜旧第。

京师接连发生蒙古、日本图谋不轨的重大事件，明景帝朱祁钰不知内幕，或许根本不关心真相到底如何，只终日沉溺于后宫嫔妃的温柔乡中。在李惜儿被赶出皇宫后，明景帝又纳妃唐氏，十分宠爱。而皇帝求子心切最直接的结果是纵欲过度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而老天爷始终不肯再赏给朱祁钰一个儿子。景泰七年（1456年）二月，皇后杭氏也得病而死。朱祁钰连受打击，加上酒色太过伤身，他的身子很快垮了下去，连行路都困难了。

到了这时候，朱祁钰不得不开始考虑立太子的问题，以作后备。前太子沂王朱见深肯定是不在考虑之列的，朱见深是明英宗朱祁镇之子，如果重新当上太子，朱祁镇的势力势必重燃。而朱祁钰是如何对待兄长的，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他还能指望兄长的儿子善待他身后之事吗？反复思虑之下，襄王朱瞻墡进入了明景帝的眼帘。

对于襄王朱瞻墡而言，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考虑立为皇嗣。明景帝考虑襄王朱瞻墡，自然是因为襄王朱瞻墡为外藩，如果继位，势必感激他，起码身后事是有保障了。然而，这其中却有一个难处。召襄王入京的金牌一直在孙太后手中，孙太后怎么可能放着孙子沂王朱见深不立，而去立襄王朱瞻墡呢？

种种顾虑中，事情便拖下来了。明景帝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子嗣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位处理政事极为幼稚的皇帝，丝毫没有料到一场惊天阴谋将要来临。

转眼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明景帝仍然在病中，好几日不能临朝。群臣到左顺门问安。宦官兴安走出来，愤而指责道：“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有何益处？”群臣哑口无言，只得退了出去。

在朝房中，众臣聚在一起悄悄商议，认为兴安之语大有意味，可能是在暗示大臣们商议立储之事。御史萧维祯等人提议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大学士萧镃认为沂王既退，不便再立，应该另选贤良。群臣意见不一，鉴于御史钟同的前车之鉴，没有人敢轻易上奏提重立沂王为储，于是拟定以“早建元良”请。

正月十四，群臣将奏疏递了上去，明景帝没有同意。且下发谕令道：“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表示皇帝将于正月十七临朝。

按照明朝惯例，正月十五，皇帝要在南郊主持典礼，大祀天地。群臣都认为这是明景帝身体好转的标志，于是各自退去，等待正月十七再议。

然而，深宫中的明景帝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原本计划正月十五亲自祭祀天地，正月十六回宫，正月十七临朝，哪知道刚刚站起身，就头昏眼花，摇摇欲坠。朱祁钰叹息了半天，最终决定放弃计划，选派一位可靠的大臣，秘密代替他去南郊祭祀。

按理来说，代为祭祀的大臣应该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应该从内阁或者六部中选取，但明景帝生怕自己的病情动摇人心，便决定选一位武将。于是，这重任就意外落在了武清侯石亨身上。

历史就因为这一意外而改写，不日，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即南宫复辟，实际上是因为明景帝病重，某些投机分子临时起意，事先并未有周密谋划。参加这一政变的人，主要有武清侯石亨、大宦官曹吉祥、靖远伯王骥、京营都督张軏、礼部左侍郎杨善，以及都御史徐有贞。其中，徐有贞是主谋首脑人物。

石亨，渭南人。出身军人世家，袭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善骑射。正统中，累官至都督同知，充参将，辅佐朱冕守大同。也先进犯大同时，明军兵败，石亨单骑奔还，被关进监狱等待处分。后来北京保卫战时，兵书尚书于谦认为石亨熟知兵事，力荐他掌管五军大营。石亨不负所望，立下大功，被封为武清侯。

由一个戴罪的败军之将，瞬间加官进爵，石亨难免受宠若惊。在他内心深处，相当感激于谦的知遇之恩。为了表达感谢，石亨特意上书，请求明景帝加封于谦之子于冕官职。

石亨当然知道于谦当初大胆起用他，仅仅是因为他熟悉军情，在公不在私，但他仍然不大了解于谦为人。于谦听说石亨举荐于冕后，一点也不领情，大声道：“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

于谦不但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石亨的好意，还当众指责他徇私。石亨十分难堪，又愧又恨。原先的一腔感恩戴德之心，立即化作了怨恨，发誓有朝一日要报复。

明景帝倒是十分信任石亨，恩宠有加，恩遇甚至超过了于谦。可笑的是，明景帝病重时，为挑选大臣代行祭祀大礼而费尽心机。皇帝反复权衡后，没有选择于谦，而是选择了石亨。而刚好是这个石亨，看见明景帝病重难起后起了异心，密谋拥立明英宗复辟，以立不世功勋。

大宦官曹吉祥是参与夺门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永平滦州人。早年曾依附于权倾当朝的大宦官王振，颇得明英宗宠信，参加过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讨邓茂七和叶宗留等，立有军功。明景帝即位后，王振同党马顺、毛贵等人均被杀死。曹吉祥却因长年在外监军而逃过了一劫，并很快调回京师，掌管禁军与内廷侍卫，成为新皇帝的新宠。后虽一度因出身于老太监阮浪门下而间接卷入金刀案，但他却棋高一着，抢先贿赂了司礼监大宦官兴安，又通过武清侯石亨居中向明景帝说项，由此未多受牵连，仅到锦衣卫官署转了一圈儿便被释放，且恩宠不衰。

王骥靠战功起家，封靖远伯，在明英宗一朝战功显赫，在明景帝一朝亦备受信任，负责看守囚禁太上皇的南内。

张軏是英国公张辅的幼弟，征苗时因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心中深恨于谦。明景帝时任前府右都督，总京营兵，是京师中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人物。

杨善，即完全靠自己的家当、口才迎回太上皇的礼部左侍郎。他自认为立有不世之功，却为明景帝所压抑，而今景帝病危，又无子嗣，理所当然想要将全部赌注下在南宫的明英宗身上。

徐有贞，即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而遭到于谦等人严正驳斥的徐珵。之后，徐珵名声大坏，屡为内外朝所讥笑，多年未得晋升。徐珵多次托门生杨宜出面，请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监祭酒一职。

因杨宜是于谦内姻，于谦碍于情面，便在明景帝面前提及此事。只是明景帝一听说是徐珵，便鄙夷地道：“徐珵虽有词华，然其存心奸邪，岂堪为祭酒？若从汝用之，将使后生秀才皆被他教坏了心术。”于谦无以应对，事情遂不了了之。

未能如愿的徐珵非常懊恼，非但不感激于谦，反而认为是对方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懊丧之余，徐珵转而奉承内阁大学士陈循。在陈循的建议下，他将名字改为徐有贞，之后果然顺利多了。

景泰三年（1452年），徐有贞任左佥部御史，到张秋治理黄河。当时，黄河在沙湾一段决口已有七年，难以治理。明英宗即位后，黄河屡次北决，威胁沙湾运道。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新乡八柳树决口，往东北方向狂泻，直冲山东张秋，毁坏堤岸，淤塞运道。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运河便成为大明的枢纽干线，钱粮均通过河道运往北京，不容有丝毫闪失。黄河决口后，明廷紧张万分，先后派王永和、洪英、王暹、石璞等人前去治理，但旋治旋决，均不见根本成效。

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黄河又冲决沙湾运道北岸，挟运河水东奔入海。景泰四年（1453年）五月，再次决开沙湾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舟尽阻”。

徐有贞到任后，即对河情水势进行实地勘查，“逾济、汶，沿卫、沁，循大河，道濮、范”，提出了置水闸、开支流、疏通运河三条措施，并积极组织大量民工，亲自督率工程建设，从景泰四年（1453年）底兴工，至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竣工，“凡费木铁竹石累万数，夫五万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寸余日”，终将沙湾决口堵截，消除了水患。

尽管徐有贞一生荣辱沉浮、功过掺杂，然他在山东治黄成功，在中国治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景泰七年（1456年），山东大水，“河堤多坏，惟有贞所筑如故”。张秋地区有歌谣唱道：“昔也，沙弯如地之狱；今也，沙弯如天之堂。”后徐有贞又奉命巡视漕河济宁等十三州县，督促修复河堤，因治河有功，进为左副都御史。

明景帝选中石亨为代祭大臣后，将他召到病榻前，亲自殷殷嘱咐。石亨当面满口允诺，但他亲眼看见明景帝的恹恹病态，知道天不假年，皇帝挺不了多久，内心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石亨出宫后，立即返回家中，请神算仝寅占卜储君之事。仝寅称明英宗必将复位。石亨立即派心腹找来与自己交好的前府右都督张軏和大宦官曹吉祥，告诉二人说明景帝已经不行了，得商议个法子，好为自己谋取后路。

此时，京师正有流言，称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明景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也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軏等武将身上。石亨道：“皇帝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太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

张軏、曹吉祥也表示赞同。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身上，拥立朱祁镇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

三人当场做了分工，大宦官曹吉祥利用职务之便，入宫拜见孙太后，密告复辟一事，以取得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軏自认智谋有限，一道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商议。

许彬曾代表明廷迎太上皇于宣府，其人心机极为深远。听说石、张二人来意后，当即以手加额，道：“这是不世之功！不过，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贞多计谋，你们可以去找他商议。”

石亨和张軏相信许彬的推荐，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件事，须得赶快下手。”

几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白天，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众人推举内阁大学士商辂主草奏疏。疏成时，已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明景帝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

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夺门之变。随之而来的便是诸多大臣被杀被贬，这其中也包括国之重臣于谦。倘若复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就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大明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正月十六晚，徐有贞换上朝服，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临行前对妻女交代道：“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是国家之福，办不成我徐家就是灭顶之灾。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出门后，徐有贞又顺路邀请了杨善和王骥作为同党。杨善和王骥二人都表示要以死报答太上皇。王骥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不但自己亲自披甲上马，还将儿子和孙子都带在了身边。三方人马会齐石亨叔侄、曹吉祥叔侄后，又等到了张軏率领的大队京营兵，这才一齐向皇城进发。

张軏调兵进城的借口是瓦剌骚扰边境，要保护京城安全。而石亨是最高武官，掌管皇城钥匙，所以能够通行无阻。

四鼓时分，大队人马从长安门直接进入皇城。进入紫禁城后，徐有贞重新将大门锁上，防止外面有援兵进来，并将钥匙投入水窦中。皇城内的守军见这伙人行踪诡秘怪异，不明所以，但由于领头的石亨、曹吉祥等人俱是本朝显贵，也不敢上前盘问究竟。

这时候，天气忽变，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怀疑此番作为有逆天意，会遭到天谴，都非常惶恐。精通天象的徐有贞挺身而出，劝大家不要退缩，说大事必济。众人料想事已至此，后退也来不及了，于是继续前进，顺利到达南宫。

王骥本是南宫守备，不费吹灰之力，便斥退守卫。然而，南宫宫门早已被明景帝锁闭封死，且大锁坚固异常，怎么弄也打不开。石亨既是武将，便将军事中攻城之术派上用场，命人用巨木悬于绳上，数十人一齐举木撞门。宫门没有撞开，门右边的墙反倒先被震坍了一个大洞。众人便从墙的破洞中一拥而入。

太上皇朱祁镇还没有就寝，正秉烛读书，突然看见一大堆人闯了进来，还以为是弟弟明景帝派人来杀自己，不禁有些惊慌失措。谁料众人一齐俯伏称万岁。朱祁镇心神略定，这才问道：“莫非你们要请我复位吗？这事须要审慎。”

此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朱祁镇直奔大内。路上，朱祁镇挨个儿问清诸人姓名，表示不忘功臣之意。

一行人来到东华门，守门卫士上前拦住盘问。朱祁镇主动站了出来，表明自己太上皇的身份。卫士顿时傻了眼，不知该如何是好，更不敢强行阻拦。

于是，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专门举行朝会的奉天门而去，并迅速将明英宗朱祁镇扶上了奉天殿宝座。殿上武士见变故忽起，挥舞金瓜，要打徐有贞等人，被朱祁镇厉声呵止。他到底做过十几年皇帝，威仪俱在，一声令下，武士便闻声退开。徐有贞等人一起叩拜，高呼“万岁”。石亨亲自敲响朝会钟鼓，召集群臣到来。

彼时天色已然微微发亮，众臣因为明景帝事先说明今天要临朝，都已经早早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后，众人按顺序走入奉天门。但眼前的一切令人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明景帝朱祁钰，而是八年前的英宗皇帝朱祁镇。

群臣面面相觑，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道：“太上皇复位了！”

明英宗朱祁镇便对百官宣布道：“景泰皇帝病重，群臣迎朕复位，你们各人仍担任原来的官职。”

众朝臣见事已至此，只好跪倒参拜。明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

明英宗朱祁镇重新坐上皇位时，明景帝朱祁钰已勉强起身，正在乾清宫西暖阁梳洗，准备临朝。突然听到前面撞钟擂鼓，立即问左右道：“莫非是于谦不成？”意思是，是不是兵部尚书于谦谋反篡位了。明景帝猜忌于谦之心已久，在这场可悲的政变中展露无遗。

左右惊愕万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明景帝的发问确实出人意料。于谦于社稷立有不世之功。尤其在辅佐明景帝登位、迅速安定局面上，于氏所起到的作用无人能及。可以说，没有于谦，明景帝的皇位不可能坐得安稳。而之后，明景帝也对于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信任。虽然皇帝一直没有让于谦进内阁，但恩宠有加，无出其右。谁也想不到，原来在明景帝的内心深处，竟然如此提防他表面所信重之人。帝王的薄情寡恩，亦由此可见一斑。

片刻后，大宦官兴安回奏是太上皇复位。明景帝连声道：“好，好，好。”然后喘了几口气，重新回到床上，面朝墙壁睡下。

表面镇定无事，心中却是唏嘘感叹，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失望之情。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完了，他所加在兄长身上的一切毒辣手段，都要被加倍回返到自己身上。

在中国历史上，报复和仇恨往往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悲痛总是无法完全忘却，伤害总是不可弥补，明英宗朱祁镇重新登上皇位后，清算旧账便成为与巩固政权头等重要的大事。

“夺门之变”成功后，明英宗先在奉天殿登位，随即到文华殿，命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入直内阁参预机务。不久，明英宗再登奉天殿，行即位典礼，此时刚好是正月十七日正午。

仪式完毕后，殿上传下圣旨，兵部尚书于谦、内阁大学士王文当庭被锦衣卫逮捕。内阁大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都督范广，以及景帝亲信宦官王诚、舒良、王勤、张永等人都相继被逮捕下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宦官兴安为景帝亲信，独幸免于难。据说主要是孙太后为他讲话，有功于社稷，加上兴安好佛，不贪财，更是难得。

于谦和王文被逮捕后，关在锦衣卫镇抚司，由新上任的锦衣卫长官门达审理。早在英宗一朝，门达便已经坐到了锦衣卫指挥同知的高位，曾扈从明英宗出征，“土木堡之变”后单骑逃回京师，被降为千户。其人后依附石亨，在锦衣卫长官卢忠罢职后再度升任指挥同知。明英宗即位后，听从石亨建议，罢免了明景帝亲信锦衣卫指挥毕旺及朱骥，改由门达担任锦衣卫长官。

门达性格机警沉鸷，名声却不坏。他手下有小吏名谢通，精通刑律，一直协助门达处理司事。谢通主张用法仁恕，平反了不少冤案，以致朝廷上上下下都夸奖门达能干。正因为如此，门达特别信任谢通，对其言听计从。

谢通料想于谦这次在劫难逃，明英宗一定会要他的命，但于少保不是普通人，如果死在锦衣卫镇抚司手中，门达身为长官，势必被天下人怨恨。于是，他出了个主意，以案情重大为名，将案子推了出去，交给三法司会审。门达虽然也想奉迎重新登位的明英宗，但仍然害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于是听从了谢通的建议。

三法司会审应该由刑部主审，但刑部尚书俞士悦一向与于谦交好，且已被逮捕下狱，案子辗转到了都察院都御史萧维祯手中。法司给于谦、王文二人定的罪名是“意欲”迎立外藩——欲立襄王朱瞻墡长子为帝——意图谋逆。虽无实迹，其意则有，同样可定罪，于谦、王文因此备受酷刑。

于谦冷静而从容，似乎早预料到一切。王文则不胜其愤，极力辩解道：“按照祖宗成法，迎立外藩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和符信；派遣使者，必须用兵部发的马牌。这些事只要到内府兵部一查便可明白，岂能平白无故地诬陷？”

兵部主管马牌的是车驾司主事沈敬。沈敬却是个硬汉子，不肯作伪证，当场指出兵部从未发出马牌。而内府所存召取襄王的金牌符信早就被孙太后拿去，一直在后宫中。大家心中有数，如果真的查验，反而应验了王文的话。

王文见占了上风，更加据理力争。堂上堂下吵得不可开交时，于谦却笑道：“石亨等罗织锻炼，辩之何益？”

萧维祯看见于谦是个明白人，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三法司只好加上“意欲”二字，给于谦和王文定的罪名为“意欲迎立藩王”，“坐以谋逆，处极刑”。所谓“极刑”，便是千刀万剐之刑，按例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沈敬被无辜牵扯进来，也跟着倒霉，被认为是于谦和王文的同谋，不过罪减一等，免死罪，充军铁岭。

当案子的审理结果递到明英宗朱祁镇手中时，皇帝见给于谦的定刑是一个“死”字，不禁犹豫起来，迟疑着道：“于谦实有功。”

在朱祁镇的心中，对于谦的恨意极重，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对他个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在当俘虏的北狩期间，他甚至有必杀于谦而后快的念头。但如今的朱祁镇，已经不是八年前的那个年轻皇帝了。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后，他逐渐明白，倘若当初不是于谦坚决抵抗瓦剌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非但他本人永远回不到京师，就连大明朝廷恐怕也早是风雨飘摇。所以，这一句“于谦实有功”很好地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于谦态度的转变。

徐有贞见明英宗迟疑，马上攘臂直前，大声道：“若不杀于谦等，夺门之变则无名，无以昭告天下。”

于是，明英宗下定决心，诏令将于谦和王文弃市，即公开斩首示众。这已经是一些正直大臣极力营救的结果，其中新入阁的阁臣薛瑄更是据理力争。按三法司的定罪，于谦应该被凌迟处死，改为弃市，已经是罪减一等。

正月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临刑前，于谦口占《辞世诗》云：

村庄居士老多磨，成就人间好事多。天顺已颁新日月，人臣应谢旧山河。

心同吕望扶周室，功迈张良散楚歌。顾我今朝归去也，白云堆里笑呵呵。

诗中无一冤字，只历数一生行状，旷达潇洒，笑对生死祸福，表达了以江山社稷为重的磊落胸怀，令人深为震撼。

此时的于谦，豪情与悲凉在心中反复交织回荡。自明景帝私心日益显露以来，他便感觉一只无形却密不透风的大网缠绕住了他，且愈匝愈紧。人们赞许他扭转了大明的命运，他却连自己的命运都操纵不了。

他又想起早已死去数年的前御史钟同来。他这几年的人生，有许多苍白无力之处，没能拯救许多他在意的人。而死去的人一直在他意识深处纠缠着他，他想要逃避，却始终避不开。他早已萌生退意，想要摆脱世俗杂务，辞官归返故乡，隐居于江南的青山绿水中。然到了他的地位，又怎能轻易摒弃一切，一走了之？

当日他到锦衣卫大狱与逆贼首领郭信会面。郭信称他功劳太大，功高震主，将来必会被皇帝所杀。他问郭信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郭信道：“这可不是废话。于公你是大明栋梁，全靠你支撑大局。我虽大事不成，却也要设法剪除大明羽翼，令它气数早尽。我请见于公，只是为了害你，别无其他。”

他很是不解，问道：“你刑具缠身，动一下都难，要如何害我？”

郭信笑道：“用皇帝的疑心害你。疑心是把刀子，也能杀人。”又进一步解释道：“因为我是逆贼，图谋改朝篡位。于公独自来见我，却不能将我一番话传出去。日后皇帝询问于公，你只能不答。但我既指名见于公，怎么会什么话都不说呢？如此，皇帝必然猜疑你。疑心这东西，一旦发芽出来，便会一直滋生下去。”

当时他以为郭信只是无稽之谈。明景帝倒是真问了郭信说了什么，他当然不能如实上奏，只好回答说对方什么都没说。后来人们纷传明景帝不让他带职入阁为大学士，已有猜忌他之心，他也未放在心上。但当他听说英宗皇帝复辟后，景帝第一句话竟是“莫非是于谦不成”，陡然又想到郭信当年在牢房中的那番话来。原来在皇帝心目中，疑忌已如此之深，竟将他当作了郭信一类的逆贼。他忠君爱国，殚精竭虑，仅此一句“莫非是于谦不成”，便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打击。

正郁郁满怀时，忽听到一声炮响，有人高叫道：“时辰到！”

于谦自知大限已到，遂慨然赴死，正色就刑，时年六十岁。

人们看不到英雄心底深处的悲怆与纠结，只看到他走向刑场的镇定。当他矗立的身影倒下时，大地深沉，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

岳飞的罪名是“莫须有”，被人称为三字狱。而于谦的罪名是“意欲”，时人称为二字狱。千古英雄共一心，却有着相同的悲剧命运。

自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独力支持危局，名满天下，成为全国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朝野上下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所以听闻他被杀的消息后，“行路嗟叹，天下冤之”。都人见者闻者，老幼无不垂泪。有举家号哭者，有合门私祭者，有暗地披麻戴孝者。边关军士闻之，莫不涕泣。

大宦官曹吉祥麾下有一指挥朵耳，一向很感激于谦。土木堡之变以后，北京军民对于城内的少数蒙古人很不放心，有人主张全部杀掉，有人主张收监，以防止他们作乱，与瓦剌军里应外合。于谦却力排众议，不同意这么做，还下令道：北京城里的蒙古人只要安分守己，一律保护；愿意从军立功的，与汉人同样受奖；敢于通敌内应的，杀无赦。北京城内的蒙古人都很感激于谦的深明大义。朵耳听说于谦被杀后，提着酒浆纸钱到刑场恸哭祭奠。曹吉祥得知后大怒，命人鞭打朵耳，以儆效尤。然而到了第二天，朵耳照旧前去哭祭。

有个姓裴的太监为于谦的莫名被杀而愤愤不平，秘密将于谦的孙子于广救出，抛弃到手的荣华富贵，只带着于广，逃往河南，隐居起来。

北京城内还出现了怀念于谦的童谣：“京都老米贵，那里得饭广；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饭广”即指与于谦一同遇害的副总兵范广，是于谦爱将。“鱼嗛”则是指于谦。就连孙太后听说于谦被杀后，也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于谦遇害，家属亦受到牵连：长子于冕充军山西龙门；于冕妻张氏发配山海关；义子于康、女婿朱骥发配辽东。所幸由于某些大臣力救，儿媳蒯玉珠及女儿于璚英没有按惯例配入军中为奴，否则所受凌辱难以想象。

当锦衣卫来抄家时，在于谦家中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只有正屋一间，大门紧闭，上面一把大锁牢牢锁着。锦衣卫大喜过望，急忙撞门进去。里面装的都是皇帝御赐物件，蟒袍、剑器、圣旨等，一件一件地摆着，并没有金钱宝物之类。见此情形，就连负责查抄的官吏也涕然泪下。

事情还不止于此，锦衣卫千户白琦上书请公告于谦之罪，“榜谦罪，镂板示天下”，“一时希旨取宠者，率以谦为口实”。倒是早先因赌博将朱家家产败光的朱骥舅舅杜平挺身而出，怒骂朝廷薄情寡义，杀害社稷功臣，还要令其身败名裂。明英宗心中多少有愧疚之意，下诏令勿要再论及于谦一案，这才阻止了这股虚浮的戾气。

在于谦一案中，锦衣卫千户白琦是关键证人，且在其后还有处处针对于谦、朱骥之举。他是带引朱骥入行的师傅，朱骥一直对他极为尊重，却想不到他在关键时刻从背后捅了人一刀，朱骥难免心中大惑不解。

这一日，朱骥将要被递解出京，远赴辽东戍边。出锦衣卫大狱时，正好遇到白琦，忍不住停下来，多问了一句：“我一直尊白大叔为师傅，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白琦道：“你想知道吗？”朱骥道：“如果是不相干的人，如何栽赃诬陷，倒也无所谓了。可白大叔你……”露出极为失望的神情来。

白琦挥手命校尉退开，上前一步，压低声音道：“实话告诉你，我倒也不是想讨好皇帝，可我杀了人，你是最有可能揭开真相的人，只有除掉你，我才能永保无事。”

朱骥大为惊讶，问道：“你杀了人？”微一凝思，便回味过来：“啊，是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

白琦道：“不错，是我杀了韩函。那日本是你在官署当值，偏偏你因私事外出，将钥匙和令牌交给了我。又偏偏那身份特殊的老僧杨行祥在这期间死去。狱卒韩函将实情告诉了我，他私放外人入狱，自是死罪，我作为当值官员，也要受到牵连。”

于是，白琦让韩函收买仵作伍汉，令他以自杀上报。事后，韩函因为太过害怕，再找白琦商议。白琦烦不胜烦，为绝后患，遂将对方诱出城外杀死，掩埋了尸体。

事情本就此了结，然后来风波再起，朱骥又被迫重新调查杨行祥一案。他在锦衣卫官署打听韩函住址时，正好被白琦听到。白氏立即起了警惕之心，料想朱骥对杨行祥案起了疑心，大概要重新调查，于是立即赶去仵作伍汉家中，将其杀死灭口。

之前仵作伍汉被买通以自杀上报，只有韩函出面，伍汉不知白琦也牵涉了进来。而一旦朱骥了解到杨行祥不是上吊自杀、而是他杀，仍能辗转查到白琦身上，所以伍汉也必须死。

不想伍汉没有立时毙命，想留下线索，试图写下白琦的名字，可惜只写了两笔便断了气。后来杨埙到场，留意到地上的笔划，认为是个“朱”字，因此而疑心是英宗皇帝要杀杨行祥，却绝未想到是个“白”字。

再后来郭信案发，朱骥一度以为是郭信杀了韩函、伍汉二人，却被郭氏当面否认，韩、伍之死由此成为无头悬案，想不到竟在今日由白琦亲口应承。

白琦又道：“塞外苦寒，寒风似刀。你这一去，怕是再也没命回来，所以我告诉你实话，让你死也死得安心。”

朱骥明白了究竟，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苦涩滋味，嘴唇动了两下，还待再说几句告别之语，白琦却挥手命校尉将他押走。他手足戴了重铐，无力反抗，被押送人员推着走了几步。勉力回过头来时，昔日谆谆教诲的师傅变得完全陌生起来，只看到了一张狞笑着的阴冷的脸。

翰林学士丘濬冒着巨大风险，赶来为朱骥、于康送别。又慨叹世事变幻无常，作《梁父吟》道：

浩歌梁父吟，视古犹视今。

世态屡翻覆，人心益崎崯。

争名竞利日无已，龙蛇走陆波涛起。

设谋无虑千万桃，杀人岂但二三子。

来今往古何憧憧，宵人心态今古同。

君不见，张道济嗾赵彦昭；

又不见，李文饶拔白敏中。

实当不祥公窃位，不畏天命悲人穷。

梁父吟，用意深，卧龙久已矣，谪仙亦消沉。

以我今日见，寄之前古音。

至于于谦后事——于谦被杀后，京营指挥同知陈逵感念其忠义，冒险收藏了其遗骸。天顺三年（1459年），于谦女婿朱骥因前下属逯杲营救，被赦免还乡。他设法取到岳父骸骨，将灵柩运回于谦故乡杭州，葬于西湖三台山麓，后人称为“于少保墓”。每年红男绿女，至墓前拜祷，络绎不绝，相传祈梦甚灵。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为西湖生色不少。清代文人袁枚有诗道：

江山也要伟人扶，

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

人间始觉重西湖。

南明抗清名将张煌言也有诗云：“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于谦与岳飞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抵御外侮、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岳飞“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到死抗金大业未竟，以致死不瞑目。而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间，备受明景帝信任，一战惊天下，从根本上改变了明朝与瓦剌强弱对峙的局面。相比于岳飞，于谦可谓已经建功立业。完全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结局——两位相隔三百年的英雄人物，最后都是被诬陷而冤死，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

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于谦之子于冕遇赦回乡后，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朱见深邃下诏为于谦昭雪，将裱褙胡同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祠中塑有于谦像，由朝廷按时派官吏祭奠英魂。故宅的西侧建有奎光楼，上悬“热血千秋”木匾。左右对联曰：“帝念有功群小谗谋冤太惨，公真不朽故居歆记地犹灵。”

弘治二年（1489年），明廷又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

于谦性格刚强，遇到不如意之事，每每拍胸道：“我这一腔热血，不知竟洒何地？”大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之叹，已极具悲壮色彩。又曾赋诗明志，写下一首《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时人及后世认为，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