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年间巨变之前“歌舞升平”的西晋政局

皇后贾南风擅权，贾家人当然吃香。

贾谧是贾南风皇后的亲侄子，自然大受宠幸。加之他承袭其外祖贾充之爵，又有皇后椒房之亲，权过人主，威福无比。“（贾）谧好学，有才思”，是个文学青年，虽然“器物珍丽，歌僮美女，选极一时”，仍然不满足于奢侈。有人谀称贾谧文章华美，可与汉代大才子贾谊比肩，这一拍正中下怀，浮华小伙儿立刻“开门延宾”，一时间“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当时声名赫赫的这个文学小圈子共有二十四人，号为“文章二十四友”，其中不仅有刚刚幸免于杨骏之难的美男子潘岳，还有中国文学史上数位名人——陆机、陆云、左思、刘琨以及那位因富而流名后世的石崇等人。

言及贾谧，不得不交待一下他的外祖父、当朝皇后贾南风之父贾充。“杀人放火富贵终，修桥补路贫贱死”。贾充正是这样一个一生坏事做尽，却安享荣华富贵，幸福老死于床上的典型人物。

贾充，本来是曹魏朝大臣，司马氏掌权后，他马上见风使舵，倾心附和司马氏。魏帝曹髦在喊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的著名历史口号后，小伙子持剑登车，亲自从宫中杀出，讨伐权臣司马昭。贾充率军士与曹髦拒战。由于皇帝亲自出马，司马氏私军从情从理处于下风，将有奔溃散逃之险。关键时刻，贾充对太子舍人成济说：“司马公豢养汝辈，正为今日之急，你还等什么！”经过此番“激励”，傻里巴叽的成济纵马而出，一戈就把二十岁的俊美善丹青的皇帝曹髦捅个透心凉，死于马下。不久，司马昭虽然假惺惺诛杀成济三族以表示自己与“谋弑”无关，心中却对贾充这位保全了司马家族、杀掉魏帝曹髦的“幕后黑手”非常感激，对他封侯增邑，列为亲密心腹。司马昭临死，本想传位给司马攸，又是贾充盛称司马炎宽仁嫡长，力保立司马炎为世子。司马炎篡魏后，感念贾充推荐力保的“建明”大恩，封其为鲁国公，转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

贾充家门贵幸，其前妻李氏之女为齐王司马攸的王妃，其后妻郭槐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贾充自以为对司马父子有推立深恩大功，常常肆无忌惮，恃功倨傲。当然，他也有遭受尴尬下不了台的时候。吴主孙皓被俘，晋武帝大会群臣引见孙皓及吴国诸降官，对孙皓说：“朕设此座已待卿久矣！”孙皓虽然是淫暴之君，还是有南蛮的锐气英武，回答说：“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晋武帝大度一笑（现又有说法认为孙皓是谄媚晋武帝，指自己在南方设帝座待晋武帝，完全是误读史书。）。贾充想当众斥责孙皓给自己长威风，就咄咄逼人地问：“听说你在南方凿人眼睛，剥人面皮，这是什么名目的刑罚啊？”孙皓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直视贾充说：“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贾充闻言，知道孙皓话里有话，默然有愧色。一次朝士宴饮，河南尹庾纯醉酒，与贾充争吵，贾充大怒，斥责说：“父亲老病，你却贪官位不归家奉养，真是无天无地，不忠不孝啊！”庾纯也反口相讥：“高贵乡公何在！”（曹髦遇弑后，被贬封为高贵乡公。）贾充惭怒，也无可奈何。

古人以忠孝治天下，宋、明、清历朝历代更是如此，堂堂赫赫如明朝权臣张居正，父死不守丧，虽然是以皇帝名义让其“夺情”理政，仍导致天下汹汹之议。晋朝篡魏，写《陈情表》的李密开宗名义地便讲“圣朝以孝治天下”，其实是委婉地表达晋朝不能以忠为首，因为司马氏本身就是以下篡上。封建社会对忠孝之义极其看重，有时甚至是孝在忠上，因为不为孝子，肯定枉作忠臣。“极左”风潮正盛时，常常有编造的感人宣传事迹，某某劳动模范父母病重将死，模范为了炼好一炉钢、割完一垄麦、站好一班岗，往往坚守岗位，化悲痛为力量，就是不给父母看最后一眼的机会。如此表现，在封建社会肯定会被世人唾骂不已，且再无任何进仕的机会，因为这种“表现”有悖人情孝道。

贾充后妻郭槐奇妒。贾、郭二人原有两个儿子，皆因郭槐奇妒而死。长子贾黎民三岁时，乳母抱于怀中，贾充从外面进来，小孩子见到爸爸乐得手舞足蹈，贾充走近前逗孩子玩耍。郭槐望见，以为贾充与乳母有一腿，当庭就抢下孩子，把乳母鞭打而死。“（贾）黎民恋念，发病而死。”小孩子整日和乳母吃住在一起，感情极深。眼见奶娘被打死，又惊恐又想念，很快便死掉了。后来，郭槐又生一男孩，已有一岁多时，贾充爱儿子，用手抚摸乳母怀抱中的小孩子的光脑袋。“郭（槐）疑乳母，又杀之，儿亦思慕而死。”好好两个儿子，因郭槐奇妒，皆幼小时就暴死，贾充因之没有了继承人。贾家奶娘也真不好做，动辄就会被女主人弄死。

贾充与侍中任恺不睦。任恺便在一次朝会时，借口关中氐羌反叛，劝说武帝派“德高望重”的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拟外派做官。京官做久，外派虽然又增加了几个虚衔，其实和被贬差不多。只要远离了政治核心和皇帝，疏于走动，很快就会被人遗忘。贾充愤懑之间，其私交甚好的朋友荀毷给他出主意，劝他嫁女与太子。皇储结婚，丈人肯定得留居京师办大事，这样，既无推辞之名，又可因故不行。贾充老婆郭槐也四处活动，杨皇后又使劲吹枕边风，贾充亲信等人也不断向武帝讲贾家女儿“才质令淑”，果然最终事成，贾南风成为傻太子的正妃。所以，好多大事的缘起，往往是件八杆子也不打着的小事。假使当初贾充不被外派，他也不会动起把女儿嫁给傻帽儿太子的念头。这样倒好，自己的老身子骨是留在京城了，安乐床箦而死，但身死数年后，数宗数族皆被杀个溜光，鸡犬不留。

贾谧是贾充小女儿贾午（当时差点嫁给惠帝）的儿子，其父亲是南阳人韩寿。“窃玉偷香”一典，正是来自贾谧的这位美男子爸爸。韩寿“美姿容，善容止”，也是贵族子弟，其曾祖父韩暨曾为魏国司徒。小伙子二十岁左右，即被贾充辟为司空掾，成日与贾充一帮僚属在府中宴饮论事。贾午少女思春，曾于窗户间窥见美貌郎君韩寿，就遣一婢女往韩寿处，充当红娘。这婢女伶牙俐齿，说贾午“光丽艳逸，端美绝伦”。韩寿心动，小伙子身体又好，“劲捷过人，逾垣而至”，那么高大的府墙，竟也能跳过，这韩寿轻功真是了得。丑姑娘食髓知味，云雨数番后畅爽得不得了，把晋武帝御赐给老爸的西域异香也偷出来赠送给韩小伙。贾充的僚属报称，韩寿身上奇香扑鼻，经月不歇。贾充大惊，深知这种异香武帝只赐给自己和大司马陈骞。又联想小女儿近来“悦畅异于常人”，明白是女儿偷汉，便也顺坡下驴，把贾午嫁予韩寿为妻。韩寿命好，惠帝即位后不久的元康初年就病死，但他的四个兄弟和老婆贾午后来均被族诛，贾午更是被大棍乱捶而死。可见，男欢女爱的故事虽美好动人，但应该只观高潮大团圆处即可止歇，再往下看，就是鲜血淋漓，血肉横飞了。

因此，贾谧原姓韩，应为韩谧才对。正是因其外祖贾充无子绝后，他才以外孙入继贾家，改姓为贾。贾充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病死，博士秦秀还认为他“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指其以外孙为后嗣之事），请上谥曰“荒公”。武帝感激贾充拥立之功，不从，更谥为“武”。

风波过后，西晋上层歌舞升平，高官士族聚敛无度，不理政事，多以清谈为乐。王戎为司徒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政事皆委任僚属，自己做撒手大掌柜，天天出外猎饮宴乐。“（王戎）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其家有品种优良的李树，出卖赢利，又怕别人取李树种仿植，便用细针在售出前把李子核钻透，财迷到了神经病的地步。尚书令王衍、河南尹乐广以及王衍弟弟王澄等人，“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这帮人成天手执麈尾，宽衣大袖，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以政事为“俗务”，玩命地钻研老庄玄言，而且举国若狂，以他们为为人处世的仪准，上行下效，想不亡国却也难呀！阮咸、阮修、胡毋辅之、谢鲲、毕卓等士族名士，“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裸体，不以为非”。魏晋交迭之际，阮籍、嵇康等人为了逃避政治杀戮，醉酒佯狂，疯疯癫癫，还有情可原。晋武帝中后期，政局稳定，四边无大征伐，本来正是励精图治之时，这些朝廷精英们却一反常态，个个变成了大哲学家和大诗人。吏部郎毕卓（字世茂）有首诗最能表达这些人的“精神境界”：“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贾南风这边，更是荒淫放恣，一爽到底。她先是借看病为名，与太医令程据搞在一起，肆无忌惮，“乱彰内外”。而后还觉得不过瘾，天天派人从宫外哄取美少年俊小伙入宫，败火过后，常常是杀人灭口，把这些“药渣”统统做掉。洛阳城南有个管治安的小吏，“端丽美容止”，平时工资微薄，忽然身上穿戴奇异，所佩珠玉皆罕见内廷之物。他周围的同事察觉其事可疑，禀报上司，派人马上把他拘押审问。这个漂亮小伙辩称：“先前遇见一个老婆子，说她家里有人得病，巫师卜卦说要一位居于城南的年青男人至家禳解，并有重酬。我贪财心切，就随她前往。中途换车，我被藏在盛放衣物的箱笼里，走了十几里，过六七道大门，箱笼一开，忽然见到壮丽精致的楼台殿阁。我问老妇人这是哪里，她回答是天上。马上有人过来伺候我沐浴熏香，好吃好喝过后，又给我换上华美的衣服，带入室内。屋里有一个妇人，大概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矮小，皮肤青黑，眉间有痣。我和她欢度数晚，共寝欢宴。临别时，这矮胖黑妇人赠我这些衣物饰品。”大概这个小吏床上功夫好，人又美貌温存，深得贾南风喜爱，故而留其一命。堂上堂下人听小吏辩说，纷纷窃笑，皆明白了事情原委，知道这位同事和当今傻帽儿圣上是“同情兄”，是替惠帝出汗出力。

众人昏昏之间，也不是没有清醒之人。南阳人鲁褒作《钱神论》以讥时世：“钱之为体，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纷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拨，怨仇非钱不解，今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除此讥讽之论以外，还有对国家大事切忧于心并泱泱作论上表朝廷的正人直士。太子洗马江统见迁居关中的匈奴等少数民族时有纷乱，便上《徙戎论》，以警朝廷。他先是旁征博引，历述先世夷狄，“怪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的旧事，又讲东汉马援、魏武帝曹操迁移羌戎于关中的弊害，指出东汉以来的种种迁移政策皆是“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关中土沃物丰，殷实富足，帝王常以此为都城，“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且，当时乘其部族衰弊，迁徙这么多戎狄之人于关中，汉族士庶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况随时间推移，繁衍众盛，“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伺隙乘便，辄为横逆”。因此，朝廷应该凭借当今兵威方盛之时，把北地、京兆等地的羌、氐各族，迁移至其原来居住的旧地，“各附本种，返其旧土……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虽然并州胡人（匈奴）、氐、羌等族“天性骁勇，弓马便利”，但大晋一统后这些族属正处于“势穷道尽”的状态，“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这些措施得以执行，必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否则，“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最后，江统又明白深刻地指出：“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芥之忧。惠此中国，经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江统论上，朝廷不用。不到十年，江统的忧虑皆成现实。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杀入中原，大地板荡，黎民涂炭，一发不可收拾。公元216年，大英雄曹孟德把降附的匈奴人分为五部，立单于呼韩邪（魏朝当时改姓刘）为部帅，在当时的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和祁县、新兴（忻县）等地居住，渐渐与汉人混居杂处，许多人从事农业生产。但匈奴屠各族的刘姓贵族仍持有旧时声威，又有现成的五部军事组织，一呼百应。此外，散居上党的还有匈奴别种羯族许多人，他们也常常遭受当地汉族地主的歧视与欺压，加上居于并州附近虎视眈眈的鲜卑、扶风等地的氐族，以及自东汉以来散居关中诸郡的羌族，数股势力都蠢蠢欲动，只要有机可乘，“仇恨的怒火”终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当其时也，有识之士皆早已看出离乱战杀之征。“关内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索靖的《出师颂》书帖于2003年由嘉德公司拍出2200万人民币，由故宫博物院拍得。当然，此帖真伪很值得怀疑。）

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宠任属下孙秀，在西北地区与雍州刺史解系交恶，互相攻讦，更相上表朝廷。晋廷朝议后，以梁王司马肜接替赵王司马伦职务，征司马伦入朝为车骑将军。解系的弟弟解结时任朝中御史中丞，就在司空张华前力陈孙秀祸乱氐、羌的事情。张华闻知后，就让梁王司马肜到任后诛杀孙秀。孙秀惊惧，派好友辛冉携带大批珍宝到梁王处说好话，表示“氐、羌自反，非（孙）秀之罪”。梁王司马肜与赵王司马伦和孙秀没什么过结，又收到一大笔好东西，自然不了了之。

赵王司马伦入朝后，依照孙秀的谋划，大散珍宝，与贾氏亲族深相结纳，“贾后大爱信之”。与贾后搞好关系后，司马伦上表请求录尚书事，参预中央朝政，廷议时，张华与裴NFDA6“固执以为不可”，由此，司马伦与孙秀深恨张、裴二人。

赵王司马伦与孙秀入朝，为日后的祸乱埋下了一大伏笔。